选举

“镇压抗议甚至在中国都不能成功” 美国著名政治活动家和社会批评家娜奥米 · 沃尔夫在《世界报》（1月5日）撰文断言，2012年全球的社会抗议运动会”迅速加剧”。 她认为，正如乌坎的百姓所显示的那样，对抗议运动的镇压”甚至在中国都不能得胜。””即使村民抗议地方政府征用土地的结果仍然悬而未决，这个冲突表明草根阶层的新权力：社会传媒让更为有效、协调更好的集会成为可能，也让没有被官媒过滤的消息迅速传播成为可能，通过互联网也能传播一个真正民主的蓝图，在全球范围并且是以极快的速度。” 她指出：”绝大多数人想要的只是民主和经济自决。这些目标与全球康采恩和习惯于没有公民监督的政府的利益形成直接的矛盾。只要示威者的目标赢得更多的凝聚力，这个冲突就将在2012年迅速激化……。 “结果如何？世界要么将会更像中国那样对公司友好、敌视民主，要么更像丹麦。” 中国领导人更换决定方向 《世界报》1月5日的另一篇分析文章认为，一系列亚洲国家2012年更换领导人会有”出乎意料的深远影响”。 文章说，”几天之后就会开始，1月14日台湾人选举新议会和新总统。目前看来是对中国相当友好的执政的国民党和反对党民进党之间针锋相对的竞赛，后者其实奉行台湾独立的路线。 “民进党人已经在2000年至2008年出任过总统，那时一再导致与大陆的紧张气氛。可是，该党当时在议会没有占据多数，所以不能全力以赴地追求其目标。 “可是，这一次将是第一次同时选举总统和议会。所以，如果民进党领先，很可能出任国家元首并且同时获得议会多数，任何后果都会有的。因为，与中国的关系就会很快地迅速恶化。” 文章说，韩国今年也有两次大选，选举议会也选总统。此外，”朝鲜独裁者金正日死后，朝鲜半岛的局势很不明朗。””最后轮到秋季中共决定新的领导人，这是最重要的方向性决定。干部们当然不会询问老百姓，而是自己内部分配职位。可是，不要以为在准备阶段不会有竞选，不同的候选人争取得到主席、总理和政治局的职位。 “一些人指望复兴毛的原则，其他人想要推动经济和社会开放，都在现有的统治范围内通过个别行动强调自己的地位。” 文章指出，”虽然秋天的决定已经有了人选，然而并非板上钉钉。而且要看是谁胜出，对于未来的经济政策会有不同的后果，保护主义措施会强化也会放松，货币增值会加快也会受阻，金融市场的开放会更快也会更慢。 “凡此种种都会对资本市场有着直接影响，所以，至少在中国决定之前，资本市场都会保持紧张敏感。” 摘译：林泉 责编：洪沙 以上内容摘译自其它媒体，不代表德国之声观点

    一个小镇上即将进行大选，候选人有 m ≥ 3 个，选民一共有 n 人。选举时，每个选民在选票上写下一个候选人的名字，然后由计算机根据某种选举机制算出大选的获胜者来。如果把 n 个选民的选票依次记为 x 1 , x 2 , …, x n 的话，那么选举机制的算法其实就是一个映射到 {1, 2, …, m} 的函数 f(x 1 , x 2 , …, x n ) 。     为了保证选举程序的公平性，让每个人手中的选票都能发挥作用，政府提出了“差异性原则”：如果每个人的选票都变了，那么竞选的获胜者也应当改变。也就是说，如果对于所有的 i 都有 x i ≠ y i ，那么必有 f(x 1 , x 2 , …, x n ) ≠ f(y 1 , y 2 , …, y n ) 。选票系统的算法虽然不是透明的，但政府保证，这个算法满足差异性原则。     差异性原则真的能够保证，每个选民的选票都有足够的权力吗？不是。差异性原则看似很强，但实际情况则是，它不但不能保证每张选票都能影响选举结果，甚至还无法避免有选民独裁选举结果的现象发生。更不可思议的是，事实上独裁现象是必然会发生的——独裁是差异性原则的必然推论！下面我们将证明，对于任意一种满足差异性原则的选票算法，我们都能找到这样一个选民，他的选票独裁了选举结果，获胜者是谁完全由他的选票决定，与其他人的选票无关。     为了便于叙述，我们假设有 6 个选民，有 4 个候选人。因此，选票算法相当于是一个把所有仅由数字 1 到 4 组成的全部 4 6 个 6 位数映射到 {1, 2, 3, 4} 的一个函数。我们不妨把这些 6 位数看作是由所有可能的前 5 位数加上最后一位数得来的。     让我们先来考虑这样一种情形：在所有可能的前 5 位数中，存在一个 5 位数，它后面加上 1 、 2 、 3 、 4 后所对应的获胜者各不相同。不妨假设这个前 5 位数是 14232 吧。也就是说，当 i 取 1 到 4 时， 14232i 正好对应了所有可能的获胜者。下面，我们任意选取另外一个 5 位数组合 x 1 x 2 x 3 x 4 x 5 ， 使得它的每一位数字正好都和 14232 上对应位置的数字不同。考虑 x 1 x 2 x 3 x 4 x 5 1 所对应的获胜者，它必然和 142321 、 142322 、 142323 、 142324 之一相同；但根据差异性原则，它和 142322 、 142323 、 142324 都不同，因而只可能是和 142321 相同。同理， x 1 x 2 x 3 x 4 x 5 2 所对应的获胜者也就和 142322 相同，事实上对于每个 i ， x 1 x 2 x 3 x 4 x 5 i 所对应的获胜者与 14232i 都完全一致。     我们还可以继续推出，事实上，对于任意的前 5 位数组合 y 1 y 2 y 3 y 4 y 5 都有，对于每个 i ， y 1 y 2 y 3 y 4 y 5 i 所对应的获胜者都与 14232i 完全一致。为了看出这一点，我们只需要精心选取一个适当的前 5 位数 x 1 x 2 x 3 x 4 x 5 ，使得它和 14232 、 y 1 y 2 y 3 y 4 y 5 对应位置上的数字都不相同。由前面的推理， x 1 x 2 x 3 x 4 x 5 i 所对应的获胜者已经与 14232i 一致了，根据同样的道理，y 1 y 2 y 3 y 4 y 5 i 所对应的获胜者又依次与 x 1 x 2 x 3 x 4 x 5 i 相同，如此一“传递”便证明了任意 5 位数 y 1 y 2 y 3 y 4 y 5 都与 14232 拥有完全相同的效力。     也就是说，选举结果与前 5 个人的选票无关，完全被最后一个人的选票独裁了。       接下来，我们来考虑另一种情形：对于所有可能的前 5 位数 x 1 x 2 x 3 x 4 x 5 ，当 i 从 1 取到 4 时，在 x 1 x 2 x 3 x 4 x 5 i 当中都至少有两个相同的获胜者。下面，我们任选一个前 5 位数组合，比方说 12314 吧，然后给前 5 个人定义 4 个新的选票算法 g k （这里 k 可以取 1 、 2 、 3 、 4 中的任意一个）：当 y 1 y 2 y 3 y 4 y 5 ≠ 12314 时， g k (y 1 y 2 y 3 y 4 y 5 ) 就等于 y 1 y 2 y 3 y 4 y 5 i 当中重复出现的那个获胜者；当 y 1 y 2 y 3 y 4 y 5 = 12314 时，就让 g k (y 1 y 2 y 3 y 4 y 5 ) 等于 y 1 y 2 y 3 y 4 y 5 k 所对应的获胜者。注意到，每一个选票算法 g k 同样满足差异性原则。这是因为，任取每位数字都不相同的两组选票 a 1 a 2 a 3 a 4 a 5 和 b 1 b 2 b 3 b 4 b 5 ，我们可以假设 a 1 a 2 a 3 a 4 a 5 在 g k 中所对应的获胜者也就是原来的选票算法中 a 1 a 2 a 3 a 4 a 5 m 所对应的获胜者（即使 a 1 a 2 a 3 a 4 a 5 恰好等于 12314 ），其中 m 是某个 1 到 4 之间的数。那么， b 1 b 2 b 3 b 4 b 5 就不可能再等于 12314 了，因而，一定存在某个 p 和 q ，使得 b 1 b 2 b 3 b 4 b 5 在 g k 中对应的获胜者和原选票算法中的 b 1 b 2 b 3 b 4 b 5 p 、 b 1 b 2 b 3 b 4 b 5 q 都相等。其中， p 和 q 必有一个与 m 不同，比如说 p 吧。那么在原选票算法中，由差异性原则， b 1 b 2 b 3 b 4 b 5 p 和 a 1 a 2 a 3 a 4 a 5 m 对应了不同的获胜者。因而在 g k 中， b 1 b 2 b 3 b 4 b 5 和 a 1 a 2 a 3 a 4 a 5 也对应了不同的获胜者。     但是 g 1 、 g 2 、 g 3 、 g 4 这四个选票算法其实只有一个差别： 12314 所对应的获胜者不同。两个满足差异性原则的选票算法怎么可能å

新年献词：为下个世代点亮蜡烛 作者：马英九 来源：中华民国政府网站 来源日期：2012-1-3 本站发布时间：2012-1-3 8:24:20 阅读量：23次 马英九总统今天在总统府大礼堂主持中华民国101年开国纪念典礼暨元旦团拜，并以「为下个世代点亮蜡烛」为题发表元旦祝词。 　　总统元旦祝词全文内容为： 　　今天是民国101年的第一天，两个多小时前，中华民国第二个一百年的第一道曙光照射在玉山主峰。百年交会这几天，英九的心境非常清澈，自己像是站在一个历史的分水岭上，过去一百年，历程清晰在目；未来一百年，理路明确可循。 　　回首后望，我看见先人筚路蓝缕，以血泪缔造今日的中华民国；引颈前瞻，我想像一百年后的国人，也将检验着我们这一代，我们替国家创造了什麽、引领了什麽、解决了什麽、留下了什麽？ 　　今日我们所做的一切，都将决定未来的历史。 　　身为中华民国总统，深感责任重大；当一百年后的国人回顾我们这一代，会不会像我们想起林献堂、蒋渭水、胡适、孙运璿、李国鼎等人一样，发自内心由衷地说：「台湾有你们，真好」。 　　我们这一代人，要让下一代记住什麽呢？ 　　在此，我想引用严长寿先生写的《教育应该不一样》书中的一段话：「教育不是装满一壶水，而是点亮每个孩子心中的蜡烛，让他发光、发亮」；领导一个国家亦复如此。一个民主国家总统的挑战，不只是如何去实现自己的理想，更是如何能丰富人民的选项，如何点燃下个世代人民心中的蜡烛，让他们发光、发亮。 　　百年前民国初创之际，胡适倡导的「新文化运动」，以理性精神引导国家发展方向，从此自由、民主、科学，以及容忍的精神，成为这一百年来的指引。 　　日据时期，林献堂曾经向梁启超请教日本统治下台湾反抗运动的方向。后来林献堂依循梁启超的建议，以非武力方式，提倡「台湾议会设置请愿运动」，历时14年不辍，1921年并与蒋渭水等先贤成立「台湾文化协会」，以出版报刊、启蒙思想、教育民众、破除迷信等，推动进步观念。他们要求民主议会的愿望，延续至台湾光复以后，成为台湾民主运动的源头。 　　在上世纪五○年代，李万居、吴三连、郭雨新等人率先投入地方选举，雷震因倡议台湾成立反对党而入狱10年。他们当时喊出「国会改革」、「解除戒严」、「解除报禁」、「确保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的真正自由」等政见，他们的理想在九○年代终于实现。六○年代，殷海光、柏杨即使遭到软禁或身陷囹圄，依旧笔耕不辍。我们也不会忘记不畏权势、敢说真话的陶百川，毕生为人权、法治呼号。所谓「大病文人医」，他们身为文化人，对社会国家做出了如此积极的贡献。 　　在学术界，台大校长傅斯年挺身捍卫学术自由，身影从未离开大学校园。北一女中校长江学珠推动全人教育，以校为家，人格风范至今让人怀念。新竹中学校长辛志平生活简朴，退休后，将自己一生积蓄全部捐做奖学金；他用身教告诉学生，什麽才是人格的榜样。每天比学生早到校的高雄中学校长王家骥，总是亲身实践着自强不息、实事求是与精益求精。杨日松博士一生没有离开过法医的工作，用科学寻找正义，直到病重期间，还要大家别来看他，继续坚守岗位。 　　我们要点燃下个世代人民心中文明的蜡烛，就像百年来赖和、杨逵、锺理和、邓雨贤、吕泉生、钱穆、林怀民、侯孝贤等人，燃起台湾人民心中美丽的文明之火。锺理和记录在这片土地上踏实生活的勇者；林怀民的《薪传》让噙着中美断交眼泪的人们，重拾唐山过台湾的勇气。我们跟着侯孝贤的《悲情城市》，省思台湾的过去，拂去历史的尘埃，走出悲情的阴影。而李双泽的《美丽岛》恰是这片土地生命的伴奏。我们小时候，唱着吕泉生替台湾人留下的《丢丢铜仔》民谣，长大后，唱着他写的《阮若打开心内的门窗》，或更早前邓雨贤写的《望春风》，心中充满了纯朴的温情。如今，我们的孩子在创新的乐音中成长，  活泼而充满鲜活的创造力。 　　我们也要点燃下个世代人民心中慈悲的蜡烛，一如一百年来北台湾的圣严法师、东台湾的证严法师、南台湾的星云法师、兰大弼传教士、单国玺枢机主教、急公好义的身障英雄罗重盛、捐出毕生积蓄的荣民伯伯胡寿宏，以及法鼓山、中台禅寺、一贯道与天主教、基督教等教会团体在救灾与济贫的长期贡献。他们的点点滴滴，唤起了台湾人民心中不灭的慈悲心。 　　在民国一百年的最后三年，中华民国跟全球都遭遇了上世纪大萧条以来最大的金融海啸。下一个百年的初始，我们也得在欧债危机的威胁下颠簸上路。英九不愿粉饰太平，而选择诚实面对人民，民国101年将是关键的一年，我们必须加倍努力。40年前，在台湾经济正值转型之际，孙运璿与李国鼎为我们打下了厚实的基础。今天，在金融风暴后、世界经济重整之时，我们当然也要效法前贤，替下一代强化他们的实力。 　　儘管外在环境严峻，但英九还是对台湾人民有信心，对我们应变调整的能力有信心，对中华民国的经济实力与文化深度有信心。过去一百年，我们经历了漫长的战乱与动盪，在承平时期则努力追赶。在台湾人民的努力下，不论在科技研发、艺术文化、体育竞赛、设计创新、人道援助等各方面，台湾的表现都令全世界刮目相看。各位先生女士，我们的运动员、发明家、设计师、艺术家、科学家、国际志工，甚至于大学、专科与高中、高职的学生，最近几年在国际舞台上，都拿出了亮丽的成绩。不知不觉中，我们已经从学习者蜕变成创新者；由风潮的跟随者转变为文化的领航者；由爱心的输入者变成援助的输出者；从拼命追求效率，走向灵活运用创新。这些转变与成熟，值得国人欢喜骄傲，也是我们走向下个一百年最好的凭藉。 　　从三年多前英九就任总统以来，念兹在兹的都是国家建设，都是社会公义；所思所愿的莫非安和乐利，莫非土地人民。三年多来的执政团队，有些事也许做得不够好、不够快。为了点亮下世代人民心中的蜡烛，不够好的，我们要更加努力；不够快的，我们将加速脚步。过去一百年，先人为中华民国奠定坚实的民主基础；展望未来，我们能不能为下个世代，奠定和平、繁荣、和谐、进步的基础呢？ 　　下个一百年的台湾人民，有权利期待一个和平而非战乱的年代，一个繁荣而非萧条的年代，一个和谐而非对立的年代，一个进步而非倒退的年代。我们该努力的，就是要实践他们的期待，让他们在下个民国一百年裡，也能以我们今日同样的心情，欢喜感怀。 　　站在百年与百年的分水岭上，我深深体认到一己的微小、短暂，只愿更谦卑地面对下个一百年。在历史的长河裡，每个人、每一代都是沧海一粟，都是感念的后辈，都是谦虚的学生。我们要让一百年来中华民国自由、民主、正义、文明、慈悲的烛火，持续在下一代心中发光、发亮。我们有信心，将来，下一代提及亚洲崛起、中国大陆崛起的惊歎，也必然感受台湾崛起、中华民国崛起的光荣。再一百年后，当那时的国人回想起我们，如果能说一句「曾经有你们，真好」，那该有多好！ 　　在民国101年元旦，我想与全国人民一齐许愿，让我们共同努力，为中华民国下一世代点亮蜡烛。 　　祝大家新年快乐，谢谢大家！

方绍伟：毛泽东与“党和政权永不变质” —-评李慎明先生对“探索中错误”的误读 作者：方绍伟 来源：作者赐稿 来源日期：2012-1-3 本站发布时间：2012-1-3 12:40:40 阅读量：482次 相关链接： 李慎明：文化大革命与永不变质战略思想的起源 (一) ； 文化大革命与永不变质战略思想的起源 (二)        核心提示：我也认为不能把毛泽东的“文革错误”归结为“个人权力之争”，但那是因为我更进一步地认为，“个人权力之争”只是“领袖终身制”等制度惯性的表象，其背后更深刻的矛盾，其实是“共产意识形态”的“新道统”对“权力终身制”的“旧法统”的冲击，这个冲击给毛泽东本人带来了极大的“法统焦虑症”。李慎明先生的“永不变质论”的根本错误，是不承认“领袖权力最大化”的逻辑，所以不去分析“追求领袖权力最大化”必然首先“追求党权最大化”。李慎明先生把毛泽东的错误看成了“探索中的错误”而不是“维护领袖权力及相关制度”所造成的错误，所以，他只看到毛泽东的错误中存在“维护党权”的“正确”，却看不清毛泽东的一意孤行极大地危害了“党权最大化”，更看不到毛泽东的“学费”一直是邓小平和后邓小平时代的“负担”而不是“财富”。毛泽东的错误使当代中国的“党权最大化”陷入了“彻底否定和不彻底否定毛泽东都有党权麻烦”的“两头尴尬”。 　　李慎明先生在“毛泽东关于保持党和政权永不变质战略思想产生的渊源、发展脉络及相关思考”（《马克思主义研究》2011年第10期）一文中提出：“毛泽东在建立新中国后所做的所有事情，包括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出发点，都是为了确保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后党和政权不被腐蚀、不改变颜色的问题，这不但是毛泽东晚年思考并力图解决的一个战略问题，也是今天我们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必须高度重视的重大战略问题。邓小平在晚年念念不忘’中国要出问题，还是出在共产党内部’，从一定意义上说，这与毛泽东晚年的思考在本质上有高度的一致性”。 　　本文认为，在“政权永不变质”的问题上，李慎明先生混淆了“领袖权力”和“政党权力”的根本区别，把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出发点，从“确保毛泽东的个人权力意志及背后的终身制问题”误读为“确保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后党和政权不被腐蚀、不改变颜色的问题”；而邓小平晚年念念不忘的“乱子出在共产党内”则是戈尔巴乔夫式的用“领袖权力”瓦解“政党权力”的问题，它与毛泽东以“领袖权力”凌驾“政党权力”的模式毫无共同之处。 　　本文进一步认为，李慎明先生的上述误断，本质上是对“一党领导”的“党和政权永不变质”逻辑的误解。“党和政权永不变质”的逻辑就是“党权最大化”的逻辑，它本质上包含一个“双重逻辑”：一是“领袖终身制”之下的“领袖权力崇拜”和“领袖路线风险”，二是“领袖限任制”之下的“中央权力崇拜”和“中央路线风险”。毛泽东的个人专断是“领袖权力崇拜”的表现，赵紫阳和戈尔巴乔夫则是“领袖路线风险”的例子。中国目前的“领袖限任制”是突出了“中常委权威” 的“中央权力崇拜”，其“中央路线风险”已经不是过去的“个人变质”而是潜在的“集体变质”，而如果“集体变质”的可能性很低，这个“中央路线风险”则表现为“精英政治”导致的社会结构矛盾和“权贵文化”危机。本文下面将具体分析六个问题。 　　第一是“权力意志”与“变质的标准”问题。 　　李慎明先生说：“毛泽东关于保持党和政权永不变质战略思想这一概念提法本身是否完全科学准确，当然还可以探讨，但这一战略思想是客观存在的，并且是毛泽东思想的一个十分重要的组成部分，是我们党、国家和人民军队的一笔十分宝贵的精神财富。《决议》在’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部分中明确指出’建国前夕和建国以后，鉴于我们党成为领导全国政权的党，毛泽东同志多次提出要继续保持谦虚谨慎、戒骄戒躁、艰苦奋斗的作风，警惕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蚀，反对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这个表述实质就是毛泽东关于保持党和政权永不变质战略思想的具体体现。” 　　在“领袖终身制”之下的“领袖权力崇拜”中，所谓的“保持党和政权永不变质战略思想”其实是由领袖个人的“权力意志”所规定的，这里根本不存在一种连贯和可公度的“变质标准”。我毛泽东说你高岗变质你高岗就是变质，我毛泽东说你彭德怀变质你彭德怀就是变质，我毛泽东说你刘少奇变质你刘少奇就是变质，我毛泽东说你林彪变质你林彪就是变质，我毛泽东说你邓小平变质你邓小平就是变质。 　　所以，“永不变质提法本身是否完全科学准确”就只是个假问题，“变质标准”才是真问题。而“警惕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蚀”和“反对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则是操作层次的问题，不能与原则层次的“变质标准”相混淆。在毛泽东那里，关键是不能犯不忠诚的“组织错误”，资产阶级思想和官僚主义的“思想错误”只是小节。“宁犯思想错误，不犯组织错误”说的就是这个道理。当然，在道理无法明说的情况下，毛泽东也经常用“资产阶级思想和官僚主义”来指称那些不听话的人。 　　第二是“权力意志”与“背离的标准”问题。 　　李慎明先生提出“毛泽东’文化大革命’的理论亦即毛泽东晚年探索中的失误”这一概念，认为毛泽东的错误“是在探索确保党和政权永不变质战略思想中的失误”，所以我们应该划清“与苏共赫鲁晓夫领导集团全盘否定斯大林进而逐渐脱离、背离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根本界限”。 　　在我看来，李慎明先生这里混淆了领袖个人的“权力意志”同具体政策的“认识能力”的不同，服从领袖个人的“权力意志”是政治的本质，探索具体政治经济路线则只是“认识能力”问题。毛泽东的错误，本质上是“自己有那个权力却没那个能力，别人要服从他的权力却不得才高盖主”的错误。赫鲁晓夫与斯大林在个人“领袖权力崇拜”上并没有本质差别，所以，赫鲁晓夫实际上并没有“全盘否定斯大林”，更谈不上“背离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因为“背离的标准”同“变质的标准”一样，都是当权的领袖个人主观意志的产物。 　　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理论或 “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也是他个人主观意志的产物，所谓“在社会主义条件下进行’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政治大革命”正是他的“权力意志”受阻的反弹；这才是毛泽东“他在犯严重错误的时候，还多次要求全党认真学习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著作，还始终认为自己的理论和实践是马克思主义的，是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所必需的”的真正原因，关键的问题是毛泽东拥有对马列主义的“唯一解读权”。 　　所以，把毛泽东的错误看成“探索中的失误”本身就是一种严重失误，问题的本质是“权力的独断”而不是“能力的不足”。权力和能力当然也有统一的时候，但“专权者无能”不是一种“探索中的失误”。毛泽东的问题是硬要把“革命时期的威望”兑换成“建设时期的威望”而造成的问题。 　　第三是“党权连续性”和“个人权力之争”问题。 　　李慎明先生特别强调，邓小平认为：“搞’文化大革命’，就毛主席本身的愿望来说，是出于避免资本主义复辟的考虑”。“我们不会像赫鲁晓夫对待斯大林那样对待毛主席” 。李慎明先生由此认为：“若是当年我们党像赫鲁晓夫评价斯大林一样对待毛泽东，很难想象今日之中国，会是什么局面。实践也已经证明，那些关于发动’文化大革命’是所谓’个人权力之争’甚至’个人品质问题’的说法是完全站不住脚的”。 　　从“党和政权永不变质”或“党权最大化”的“双重逻辑”（即“领袖终身制”之下的“领袖权力崇拜”和“领袖路线风险”以及“领袖限任制”之下的“中央权力崇拜”和“中央路线风险”）看，推崇“领袖限任制”的邓小平，考虑的显然是从否定“领袖权力崇拜”到否定“中央权力崇拜”的危胁，他考虑的是“党权连续性”这个核心问题。在大搞改革开放的邓小平那里，“避免资本主义复辟”的标准已经完全不同于毛泽东的标准，只是“党权连续性”的考虑并不妨碍他“借用概念、转换标准”。 　　李慎明先生把毛泽东的“文革错误”从“个人权力之争”转化为“探索中的失误”则是一种“认识的倒退”。我也认为不能把毛泽东的“文革错误”归结为“个人权力之争”，但那是因为我更进一步地认为，“个人权力之争”只是“领袖终身制”等制度惯性的表象，其背后更深刻的矛盾，其实是“共产意识形态”的“新道统”对“权力终身制”的“旧法统”的冲击，这个冲击给毛泽东本人带来了极大的“法统焦虑症”。所以，“个人权力之争”和“个人品质问题”都是表象，制度矛盾才是“换了谁谁都会那样干”的真相，更大的真相则当然是“领袖权力最大化”和“党权最大化”背后的制度保障问题。 　　第四是“兴衰更替的周期率”和“人人起来负责的机制”问题。 　　李慎明先生认为：“无产阶级和社会主义民主的本质，是绝大多数人起来自己为自己负责，从而实现自己为自己当家作主；而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民主的本质则是绝大多数人通过选举把权力让渡给极少数’精英’，让他们为绝大多数人负责和当家作主。前者的本质是人民当家作主，后者的本质是资本当家作主。民主的名字相同，但其实质的不同却泾渭分明。但是，在无产阶级和社会主义民主中，如何才能唤起人人都有起来负责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如何才能建立保证让人人起来负责的机制与制度，防止党永不变质呢？” 　　李慎明先生提出了这个尖刻的问题，可他通篇文章却没有回答这个问题，以至于让读者觉得他所说的“无产阶级和社会主义民主”与“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民主”其实都是“被当家作主”，区别只是“让人人起来负责的机制”有程序上的不同。所以李慎明先生不得不承认：“毛泽东异常清楚，兴衰更替的周期率问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结果必然是：“得到重视的是支部建在连上。忽视的是士兵委员会”。 　　在这个关键问题上，有人认为社会主义民主是“实质民主”对“程序民主”的取代，可在我看来，所谓的社会主义民主其实只是中国传统的“书面文化”对“现实文化”的粉饰和遮盖，中国的政治文化决定了中国的“书面民主”。 　　第五是“所有制社会主义改造”和“不搞私有化”问题。 　　李慎明先生还说：“笔者又重温了党史，更加感到我们党特别是毛泽东同志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伟大，在新中国成立后到1956年基本完成所有制社会主义改造的伟大；以及从这时开始探索本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伟大。……吴邦国委员长在2011年3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中明确重申’不搞多党轮流执政，不搞指导思想多元化，不搞三权鼎立和两院制，不搞联邦制，不搞私有化’，其中最为基础的是不搞私有化。不搞私有化是不搞多党轮流执政，不搞指导思想多元化，不搞”三权鼎立“和两院制，不搞联邦制的根本经济基础和物质条件”。 　　如果毛泽东的“所有制社会主义改造”依然“伟大”，邓小平的“发展多种所有制形式”就必然只能是“资本主义复辟”，毛泽东的确也曾因此把邓小平打成“走资派”。所以，一个诚实的学者不能“同一个逻辑两头玩”，最后把自己给陷进去而不能自拔。要特别提醒的是，本文根本不关心具体历史事件的“好坏对错”，本文只关心事件的真相和本质。“所有制社会主义改造”的真相就是共产意识形态狂热，李慎明先生可以说“共产意识形态狂热好得很”，但却无法说它不是“共产意识形态狂热”。“不搞私有化是’五不搞’的经济基础”也不是诚实的判断，邓小平的“发展多种所有制形式”早就使大部分国有经济私有化了，“不搞私有化”其实只是对还没有私有化的土地和大型国有企业的“不再搞私有化”。 　　第六是“探索中的学费”及“和平演变”问题。 　　李慎明先生坚持认为：“毛泽东就逐渐把防止党内变质与帝国主义的和平演变战略结合起来进行思考，逐渐推动着毛泽东关于保持党和政权永不变质战略思想的最终形成。……毛泽东晚年犯了’文化大革命’这一全局性的、长时间的’左’倾严重错误，但包括他提出的理论观点、采取的各种办法与措施，应该说都是为推进保持党和政权永不变质这一重大战略进行曲折探索中的失误。从一定意义上讲，这也是为保持党和政权永不变质的探索和实践中付出的代价，是我们党在探索和实践中交纳的’学费’，是我们党拥有的另一种形式的很可宝贵的’财富’”。 　　由于混淆了本文提出的“党和政权永不变质”或“党权最大化”的“双重逻辑”（即“领袖终身制”之下的“领袖权力崇拜”和“领袖路线风险”以及“领袖限任制”之下的“中央权力崇拜”和“中央路线风险”），李慎明先生始终未能把“维护领袖权力”与“维护党的权力”区别开来，始终拿毛泽东为“维护党权”的“正确”去混淆和掩盖他为“维护领袖权力”所造成的错误。 　　李慎明先生还引用茅于轼的话说：“事实证明，那时我们党内和社会上确有右派。当年被打成右派者有的如今公开承认：自己’是准确地被打成了右派，一点也不冤枉’；’因为我当时确实是想走资本主义道路’，且至今并不以为非”。 李慎明先生以此证明反右的正确，可这正好表明，为了确立“永不变质战略”的破碎逻辑，李慎明先生不惜把“领袖终身制”造成的错误当成了正确，把制度的错误当成了“反右扩大化”的政策错误。 　　最后再次重申，本文关心的不是“维护党权”等具体事实的“好坏”，本文关心的是“现实的必然逻辑和真相”以及对具体事实看法的“对错”。“一党领导”必然追求“党权最大化”，李慎明先生的“永不变质论”的根本错误，是不承认“领袖权力最大化”的逻辑，所以不去分析“追求领袖权力最大化”必然首先“追求党权最大化”。李慎明先生把毛泽东的错误看成了“探索中的错误”而不是“维护领袖权力及相关制度”所造成的错误，所以，他只看到毛泽东的错误中存在“维护党权”的“正确”，却看不清毛泽东的一意孤行极大地危害了“党权最大化”，更看不到毛泽东的“学费”一直是邓小平和后邓小平时代的“负担”而不是“财富”。 　　毛泽东的错误使当代中国的“党权最大化”陷入了“彻底否定和不彻底否定毛泽东都有党权麻烦”的“两头尴尬”。只是，选择了“不彻底否定毛泽东”这种麻烦的李慎明先生，必然要另外多得一些理论逻辑上的麻烦。 （方绍伟：“中国选举与治理网”专栏作家；作者文集： http://blog.sina.com.cn/fangshaowei ） (转载本文请注明“中国选举与治理网”首发，以上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本网立场和观点。)

    2008年，中国和美国相距并不遥远，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彼此需要。布什总统据说度过了他作为总统以来在国外，一个国家，呆的最长的一段时间，就是在北京奥运会期间。菲尔普斯在那儿拿到了八块金牌，而他的家人都陪伴在他的身边，所有的中国人都为这样一个特殊的家庭祝福。当然，任何一个这样的梦想都会转眼过去。在这样的一个年份里头，中美两国历史上几乎是第一次同时发出了“我有一个新的梦想”，这样的时候，如此的巧合，如此的应该。　　    （全文）白岩松向耶鲁大学师生演讲及回答问题全程文字实录 　　2009年3月30日，中央电视台主持人白岩松和央视摄制组赴美国拍摄专题片《岩松看美国》，3月31日白岩松及摄制组从纽约驱车赶往耶鲁大学，白岩松向耶鲁师生发表了题为《我的故事以及背后的中国梦》的演讲 　　《我的故事以及背后的中国梦》 　　—-白岩松 　　过去的二十年，中国一直在跟美国的三任总统打交道，但是今天到了耶鲁我才知道，其实他只跟一所学校打交道。(笑)但是透过这三位总统我也明白了，耶鲁大学的毕业生的水准也并不很平均。(热烈鼓掌)接下来就进入我们这个主题，或许要起个题目的话应该叫《我的故事以及背后的中国梦》。 　　央视著名主持人白岩松 　　我要讲五个年份，第一要讲的年份是1968年。那一年我出生了。(众笑)但是那一年世界非常乱，在法国有它的这个，巨大的街头的骚乱……在美国也有，然后美国的总统肯尼迪遇刺了……但是的确这一切的原因都与我无关。(哄堂大笑)但是那一年我们更应该记住的是马丁路德金先生遇刺，虽然那一年他倒下了，但是“我有一个梦想”的这句话却真正地站了起来，不仅在美国站起来，也在全世界站起来。 　　但是当时很遗憾，不仅仅是我，几乎很多的中国人并不知道这个梦想，因为当时中国人，每一个个人很难说拥有自己的梦想。因为梦想变成了一个国家的梦想甚至是领袖的一个梦想。中国与美国的距离非常遥远，不亚于月亮与地球之间的距离。但是我并不关心这一切，我只关系我是否可以吃饱。因为我刚出生两个月之后就跟随父母被关进了文化大革命特有的一种牛棚。因此我的爷爷为了给我送进牛奶吃要跟看守进行非常激烈的搏斗。(众笑) 　　很显然，我的出生非常不是时候，不仅对于当时的中国来说，对于世界来说，似乎都有些问题。(众笑)接下来要讲的故事就是1978年，十年之后。我十岁，我依然生活在我出生的时候，那个只有二十万人口，你要知道，在中国的话它是一个非常非常小的城市里。它离北京的距离有两千公里，它要想了解北京出的报纸的话，要在三天之后才能看见，所以对于我们来说，是不存在新闻这个说法的。(众笑) 　　那一年我的爷爷去世了，而在两年前的时候我的父亲去世了，所以只剩下我母亲一个人要抚养我们哥儿俩，那么只有我母亲是挣钱的人，她一个月的工资不到十美元。因此在这样的即使十岁了，梦想这个词对我来说，依然是一个非常陌生的词汇，我从来不会去想它。我母亲一直到现在都没有再建立一个新的这个。。。。婚姻，是她一个人把我们哥俩抚养大。我看不到这个家庭的希望，因为只是会感觉，那个时候的每一个冬天都很寒冷，因为我所生活的那个城市离苏联更近。(众笑) 　　但是就在我看不到希望的1978年的时候，不管是中国这个国家，还有中国与美国这两个国家之间，发生了非常巨大的变化，那是一个我们在座的所有人，今天都该记住的年份。1978年的12月16号，中国与美国正式建交，那是一个大事件。而在中美建交两天之后，12月18号，中国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了，今天你们知道，那是中国改革开放三十一年的开始。历史，两个伟大的国家，一个非常可怜的家庭，就如此戏剧性地交织在一起，不管是小的家庭，还是大的国家，其实当时谁都没有把握知道未来是什么样的。 　　接下来的年份该讲1988年了，那一年我二十岁。这个时候我已经从边疆的小城市来到了北京，成为一个大学生。虽然我们今天在中国依然有很多的人在抨击中国的高考的制度，认为它有很多很多的缺陷，但是必须承认正是高考的存在，让我们这样一个又一个非常普通的孩子，拥有了改变命运的机会。 　　当然，这个时候美国已经不再是一个很遥远的国家，它变得很具体，它也不再是那个过去口号当中的“美帝国主义”(众大笑，鼓掌)，而是变成了生活中很多的细节。这个时候我已经第一次地尝试过可口可乐，而且喝完可口可乐之后会觉得中美两个国家真的是如此接近(众笑)，因为它几乎就跟中国的中药是一样的。(众大笑)那个时候我已经开始非常狂热地去喜欢摇滚乐。那个时候正是迈克尔杰克逊还长得比较漂亮的时候。(哄堂大笑) 　　更重要的是，这个时候的中国，已经开始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因为改革已经进行了十年。那一年中国开始尝试放开很多商品的价格。这在你们觉得是非常不可思议的事情，但是在中国当时是一个很大的迈进，因为过去的价格都是由政府来决定的。 　　但是，就在那一年，因为放开了价格，引起了全国疯狂地抢购，大家都觉得这个时候会有多久，于是要把一辈子都用的食品和用品，买回到家里头。这一年也就标志之着中国离市场经济越来越近了。当然那个时候没有人知道市场经济也会有次贷危机。(众笑) 　　当然我知道那一年1988年对于耶鲁大学来说格外的重要，因为你们耶鲁的校友又一次成为美国的总统。好，接下来又是一个新的年份，1998年，那一年我三十岁。我已经成为中央电视台的一个新闻节目主持人。更重要的是，我已经成为一个一岁孩子的父亲。 　　我开始明白我所做的很多的事情不仅要考虑我自己，还要考虑孩子及他们的未来。那一年在中美之间发生了非常重要的一个事件，因为那一年的主角就是克林顿。也许在美国你记住的是性丑闻(众笑)。但是在中国记住的，是他那一年访问了中国。在六月份的时候，他访问中国的时候，在人民大会堂和江泽民主席进行了一个开放的记者招待会，然后又在北京大学进行了一个开放的演讲，这两场活动的直播的主持人都是我。在他与江泽民主席的记者招待会上，在直播的状况下，他们讨论了人权、宗教、六四等等很多非常敏感的问题。 　　当然，在北京大学的演讲当中，他也是非常自由和开放地谈美国的梦想以及他的很多看法。这所有的活动都是电视直播的。当克林顿总统即将离开中国在上海的时候，他接受了一次记者的采访，当记者问道：“这次访问中国，你印象最深的是什么?”他说：“我最想不到的是居然那两场活动都直播了”(众笑)，不过直播让中国受到了表扬，而美国却受到了批评。(众笑)。当然只是一个很小的批评。在北大的克林顿的演讲当中，由于整个的克林顿总统的演讲，用的全是美方所提供的这个翻译，因此他当时这个翻译的水准远远达不到今天我们翻译的水准，(众大笑并热烈鼓掌表示对现场翻译的感谢)。 　　我猜想有很多的中国观众，是一直知道克林顿的确，在说话，但是说的是什么，不太清楚。(众笑)所以我在直播结束的时候，说了这样的一番话，我说 “看样子美国需要对中国有更多的了解，有的时候要从语言开始”，美国包括美联社在内的很多媒体都报道了我的这句话，但是我说的另外一句话不知道他们有没有报道，我说了这样的一句话，“对于中美这两个国家来说，面对面永远要好过背对背”。当然也是在这一年的时候，年底的时候，哦，年初的时候，也正是在这一年的时候，我开上了我人生的第一辆车。这是我在我过去从来不会想到的，中国人有一天也可以开自己的车。因此个人的喜悦，也会让你印象很久，因为往往第一次才是最难忘的。 　　接下来我们要讲述的年份是2008年这一年，这一年我四十岁。我相信在美国，也许很多年大家不再谈论的“我有一个梦想”这句话，在这一年我听到太多的美国人在讲。看样子奥巴马的确不想再接受耶鲁占领美国二十年这样的事实了(注：耶鲁大学一直盛产总统，而出身哈佛大学的奥巴马终结了这一事实)。他用“改变”以及“梦想”这样的词汇，甚至让耶鲁大学的师生在为他当选总统之后，听说你们举行了游戏，甚至庆祝。看样子在这个细节中让我看到了耶鲁师生的一种超越。 　　但是这一年也是中国梦非常明显的一年。它就像全世界所有的伟大的梦想都要注定要遭受很多的挫折一样，显现出来。无论是期待了很久的北京奥运会，还是神舟七号中国人第一次在太空当中行走，那都是很多年前我们期待了很久的一个梦想。但是，突如其来的四川大地震，让这一切都变得没有我们期待中的那么美好。因为这个时候的中国人对于生命的看待，我相信跟美国人跟全世界所有的善待生命的民族都是一样的。八万个生命的离开，让整个2008年，中国人度日如年。 　　不说我都猜得到在耶鲁校园里头，在每一个网页、电视以及报纸的前面，也有很多的来自中国的人，以及世界各地的人们，为这些生命流下眼泪。但是就像四十年前马丁路德金先生倒下，却让“我有一个梦想”这句话站得更高，站得更久，站得更加让人觉得极其有价值一样，更多的中国人，也明白了，梦想很重要，但是生命更重要。在北京奥运会期间，我度过了自己的四十岁的生日。那一天我感慨万千，虽然周围的人不会知道。(众笑)【美国女翻译用汉语问“感慨万千。。。。?” 　　白解译：“对，就是感慨万千，就是心里的活动非常复杂，对。” (众笑)】因为时间进入到我的生日那一天的时候，我一直在直播精彩的比赛。二十四小时之后，当这个时间要走出我生日这一天的时候，我也依然在直播。但是这一天我觉得我非常的幸运。 　　因为正是这样一个特殊的，在北京奥运会期间的四十岁，让我意识到了我的故事背后的中国梦。正是在这样的四十年的时间里头，我从一个根本不可能有梦想的，一个遥远边疆的一个小城市里的孩子，变成了一个可以在全人类欢聚的一个大的节日里头，去分享以及传播这种快乐(的新闻人)，这是一个在中国发生的故事。 　　而在这一年，中国和美国相距并不遥远，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彼此需要。布什总统据说度过了他作为总统以来在国外，一个国家，呆的最长的一段时间，就是在北京奥运会期间。菲尔普斯在那儿拿到了八块金牌，而他的家人都陪伴在他的身边，所有的中国人都为这样一个特殊的家庭祝福。当然，任何一个这样的梦想都会转眼过去。在这样的一个年份里头，中美两国历史上几乎是第一次同时发出了“我有一个新的梦想”，这样的时候，如此的巧合，如此的应该。 　　 美国面临了一次非常非常艰难的金融危机，当然不仅仅是美国的事情，也对全世界有重大的影响。昨天我到达纽约，刚下了飞机，我去的第一站就是华尔街，我看到了华盛顿总统的雕像，他的视线是那么永久不变地在盯着证券交易所上那面巨大的美国国旗。(众笑)。而非常奇妙的是，在这个雕像后面的展览馆里正在举行“林肯总统在纽约”这样的一个展览，因此林肯总统的大幅的画像也挂在那上面，看那面国旗。(众笑)。我读出了非常悲壮的一种历史感。 　　在离开那个地方的时候，我对我的同事说了这样一句话。“我说，很多很多年前如果美国发生了这样状况的时候，也许中国人会感到很开心”，因为(大家会说)“你看，美国又糟糕了”。(众大笑)但是今天中国人会格外地希望美国尽早地好起来，因为我们有几千亿的钱在美国。(鼓掌，众大笑) 　　我们还有大量的产品等待着装上货船，送到美国来，如果美国的经济进一步好的话，在这些货品的背后，就是一个又一个中国人增长的工资，是他重新拥有的就业岗位，以及家庭的幸福。因此，你明白，这不是一个口号的宣传。 　　这就是今天我特别要讲的事。在过去的三十年里头，你们是否注意到了，与一个又一个普通的中国人紧密相关的中国梦。我不知道世界上还有哪个国家，在过去这三十年的时间里头，让个人的命运发生了这么大的变化。一个边远小城市里的孩子，一个绝望中的孩子，今天有机会在耶鲁跟各位同学交流，当然也包括很多老师和教授。中国经历了这三十年，有无数个这样的家庭。他们的爷爷和奶奶依然在农村，依然守候在土地上，依然去拥有很微薄的收入，千辛万苦。 　　他们的父亲母亲，已经离开了农村，通过考大学，现在在中国很多大的城市里头拥有了很好的工作，而这个家庭的孙子孙女也许此刻就在美国留学，三代人，像经历了三个时代。但是在目前的中国，你随时能找到这样的家庭。如果我没有说错的话，现场就会有很多的来自中国的留学生，他们的家庭构成就是这样。对么?(鼓掌)那么，在我们去观察中国的时候，你会，也许经常会听到的像“主义”、像“政治”像“社会主义”或其他庞大的词汇，但是，或许该换一个视角。 　　去看十三亿个非常普通的中国人。他们并不宏大的梦想、改变命运的那种冲动、依然善良的性格和勤奋的那种品质。今天的中国是由刚才的这些词汇构成。在过去的很多年里头，中国人看美国，似乎在用望远镜看。美国所有的美好的东西，都被这个望远镜给放大了。经常有人说美国怎么怎么样，美国怎么怎么样，你看我们这儿什么时候能这样。(众大笑) 　　在过去的好多年里头，美国人似乎也在用望远镜在看中国，但是我猜测可能拿反了。(哄堂大笑热烈鼓掌) 因为他们看到的是一个缩小了的、错误不断的、有众多问题的一个中国。他们忽视了十三亿非常普通的中国人，改变命运的这种冲动和欲望，使这个国家发生了如此巨大的变化。(鼓掌) 　　但是我也一直有一个梦想。为什么要用望远镜来看彼此?我相信现场在座的很多个来自中国的留学生，他们会用自己的眼睛看到了最真实的美国，会用自己的耳朵听到了最真实的来自美国人内心的想法。无论再有什么样的文字都很难改变他们对美国最真实的看法，因为这来自于他们内心的感受。当然我也希望非常多的美国人，有机会去看看中国。而不是在媒体当中去看到中国。 　　你知道我并不太信任我的所有的同行。(众笑，鼓掌)开一个玩笑。其实美国的同行是我非常尊敬的同行。我只是希望越来越多的美国的朋友去看一个真实的中国。因为我起码敢确定一件事情：即使在美国你吃到的被公认为最好的中国菜，在中国都很难卖出好价钱。(众笑) 　　就像很多很多年之前，在中国所有的城市里流行着一种叫加州牛肉面，加利福尼亚牛肉面。相当多的中国人都认为，噢，美国来的东西一定非常非常好吃。所以他们都去吃了。即使没那么好吃的话由于觉得这是美国来的也没有批评。(大笑) 　　这个连锁的快餐店在中国存在了很多年，直到有越来越多的中国人来到美国，在加州四处寻找加州牛肉面，(众笑) 　　但是一家都没有找到的时候，终于回到中国，让越来越多的中国人知道，加州是没有这种牛肉面的。(笑) 　　于是这个连锁店在中国，现在处于陆续消失的过程当中。你看这就是一种差异。但是当人来人往之后，这样的一种误读就会越来越少。所以最后我只想再说一句。四十年前，当马丁路德金先生倒下的时候，他的那句话“我有一个梦想”传遍了全世界。但是，一定要知道，不仅仅有一个英文版的“我有一个梦想”。在遥远的东方，在一个几千年延续下来的中国，也有一个梦想。它不是宏大的口号，并不是在政府那里存在，它是属于每一个非常普通的中国人。而它用中文写成 “我有一个梦想”。 　　好，谢谢各位!(热烈鼓掌) 　　【问答】 　　大家的掌声，大家的掌声大约持续了40秒，头5秒钟是属于我的，后35秒是属于她的(指着翻译)，呵呵呵。。。。(热烈鼓掌)呵呵呵。。。。 　　好，接下来随意，大家可以提任何的问题，如果哪个回答不满意的话你也可以扔鞋。(众笑，热烈鼓掌)但是我必须告诉你，我的鞋号是43，(众笑)你要是扔的话最好是两只一起扔。 (众笑)呵呵呵。。。。 　　OKOK(举左手示意左边二楼上提问者可以提问) 米尔军事论坛 bbs.junshijia.com 　　男亚裔听众A：问一下，就是最后总结说，中国人的梦想和美国人的梦想，是同样一个梦想吗? 　　白：首先如果世界上只有不管是什么样的人都只有一个梦想的话，我们的梦想显得有些单调，但是，请注意，但凡被记入历史的梦想，最基础的部分一定是相同的。每一个生命该被尊重，民主自由的权利该得以保障，任何一个个体都可能在制度的保障下，创造一种想象不到的奇迹，最后所有个体的梦想汇集在一起，让一个民族，让一个国家变得更加强大。但是强大了之后也能够不伤害别人。(众笑，鼓掌) 　　(男)耶鲁大学中亚系中文老师：好，我也有个问题，我是耶鲁大学中亚系的中文老师，也就是说，开始语言教学的，从语言开始从事这样工作的人。呃，首先我先感谢你这个讲话，我觉得帮助我们回忆了过去四十年的历史和个人的生命走过来，呃，我想补充一个，68年你出生的时候，耶鲁大学当时也作了一个决定，从第二年开始。。。。。 　　白抢答：招收女生，哈哈哈哈。。。。 　　耶鲁大学中亚系中文老师：一半的学生我想和您的诞生联系在一起(众笑，鼓掌) 　　第二个问题是78年，您讲到中美建交，还有这个克林顿。。。。。 　　白：不是，是中国改革开放开始 　　耶鲁大学中亚系中文老师：两天之后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我想再补充一点，1978年，有两届学生走进了第一次走进了大学，77级，78级， 　　白：(鼻音)唔唔，中国文革之后又有了大学生，对 　　耶鲁大学中亚系中文老师：对，就是您常说的，因为我是77级的， 　　白：哈哈哈哈。。。。(鼓掌) 　　耶鲁大学中亚系中文老师：我当时在农村劳动的时候，1976年，听到毛泽东的逝世，您的十年把这一段给跃过去了。 　　白：不，我只讲每一个十年。 　　耶鲁大学中亚系中文老师：我想补充一点儿，让您的梦更丰富一点。(笑，鼓掌)我当时在地里劳动的时候，听到哀乐，毛泽东去世了，那天晚上，我爸爸说，你可能有希望了。(众笑，鼓掌)因为当时我被农村那地方派回去买一面国旗，给毛泽东准备葬礼。 　　白：(鼻音)唔唔 　　耶鲁大学中亚系的中文老师：所以当时我能记得这个梦，我的梦是从那时候开始，当时我不相信我爸爸的话，但是两年之后，变成了现实，这是78年。到了88年，你刚才讲物价飞涨，我的问题是，88年，您那时候已经成为一个大学生， 　　白：对 　　耶鲁大学中亚系中文老师：当然89年我们暂时不提了，更敏感一些， 　　白：也可以提，呵呵。。。 　　耶鲁大学中亚系的中文老师：88年(你)进入电视台的时候，大学毕业之后进入电视台，当时是自己找工作还是分配? 　　白：唔唔，(用英语)非常感谢你的提问 　　耶鲁大学中亚系中文老师：再提最后一个问题，一块儿回答。就是刚才你说也可以提的89年这个历史。当时已经有你的十年又跃过去了，能不能简单谈一谈这一段历史。中央电视台什么时候能够公开的。 　　白：呵呵呵呵，很高兴你给我这样的一个问题。可以让我补充我的梦。我在北京没有任何的亲属，我也不认识中央电视台以及北京任何有权势的人。我没有因为我的工作或者说进入中央电视台送过任何礼。(鼓掌)我是1989年离开大学校园毕业，然后分到了广播电台，在四年之后，进入到中央电视台，都是朋友推荐的。而为了离开电台进入中央电视台，我当时决定辞职，这在中国是非常重要的事情，后来我如愿了，实现了自己的愿望。(众笑) 　　你也注意到了，我刚才说1989年我离开大学校园，我正作为一个大学生在校园里头，请注意我当时在北京读的大学，我当然知道，作为一个大学生参与到这样一个运动当中去的时候，我的内心充满了最单纯的对这个国家的热爱和对这个国家未来的一种期待，我也知道我身边的同学也都是这样的，但是1989年这个事情结束之后，当时我是失去了所有的希望，我不知道这个国家还有没有希望。 　　但是十几年过后，你突然发现，这一个事件没有终止中国的改革的进程，这可能是中国最幸运的地方，但是我非常相信，在89年的时候我们所有的人对这个国家改革的期待，它也会一步一步地变成现实，包括政治体制改革，包括民主的进程。我想对此我们彼此可以共同去期待。(热烈鼓掌) 　　白：(举左手示意左边二楼上听众提问者可以提问) 　　男亚裔听众C：刚才讲到您对美国的同行特别地尊敬，所以我想问一下，您认为中国的新闻工作者可以从美国的同行那儿学到什么呢?反之，美国的新闻工作者了解中国的同行而中国的同行了不了解美国同行呢? 　　白：我曾经在中国的一次新闻的同行聚会的时刻讲过这样一段话，我说我们过去讲述跟其他的包括美国在内的很多国家，在新闻方面不同的地方讲得太多了，我认为作为中国的新闻人和美国的新闻人，更多的地方是相同的地方，比如说必须尊重事实本身，一定要尊重事实，不能虚假，要关注新闻当中的人，对社会要承担责任，所以我认为这一切都是相同的，也因此正是在这些领域里头，很多先行一步的美国同行，给了我重要的启示。 　　在我的身上，在很多的中国新闻人的身上，你都能找到但丹*拉瑟、克朗*凯特、普利策、查普曼等等这些人的影子。所以这一切都是我觉得都是美国的同行我要学习的地方。但是美国的同行有没有向我们学习的的地方呢?我认为有，而且还不少。 　　美国的同行不会象我们这样面对一个如此复杂的国家，你用两百年所走过的道路，中国要用三十年，四十年，五十年这样非常短的时间也要把它走完。中国很多偏远的贫困的山区，可能更像非洲。上海、北京等很多城市甚至超过美国，我说的是硬件，(众笑)当然服务态度似乎更相像，都不是怎么好。(众笑)因此对于中国新闻人来说，在这么复杂的前进的过程当中，去做出很多的判断，美国的同行，恐怕要向我们学习，呵呵。 　　我们也会面对很多美国的同行可能不会遇到的限制，虽然这种限制越来越少，但是我依然有勇气有智慧地在向前走，并且有相当强的使命感，目标感和责任感。经常有受伤的时候，却依然要坚持继续向前走，而且工资要比你低很多，呵呵呵呵，恐怕这也是需要向我们学习的地方，呵呵呵呵，但是任何一个国度，新闻人，好与不好的，都非常非常的多，怎么说呢，都有。中国的新闻跟美国的新闻发展比较起来依然是一个小弟弟，我们要学习的地方还是更多一点。但是我们也希望这两个国家的同行之间能有更多的面对面的交流，因为我们是所在国家的国民了解对方国家的最重要的载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