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举

法国将海外地区一共划分为11个选区，当中包括150万个法国海外侨民，每一个区都拥有自己在巴黎的国会代表。香港属于第11选区，是各海外选区中最大的一个，从乌克兰一直延伸到日本，包括了49个国家，当中有中国、印度和俄罗斯。 第11选区目前有11万5000名法国侨民，当中超过25%居住在中国、香港、台湾以及澳门。在此之前，法国海外侨民只能透过非直接的投票，选出参议院代表海外的12个参议员。法国宪法于2008年7月通过修正，法国的国民议会增补11个代表海外侨民的议席。 上海的法国总领事馆同样也忙着帮侨民登记为选民，而31日晚上6点就是最后截止登记时间。 目前住在越南的维拉尔（Villard），是法国社会党的第11区下议院候选人，他说，第11区面积实在太大了，根本就不可能走遍整个选区与所有选民见面沟通。维拉尔已经计划在1月10日在香港举行一场政纲发表会，到时希望能够与港澳地区的选民交谈。他的对手是德斯蒙（Desmonts），一个在广州工作的人力资源顾问。 香港的侨民最关心的议题，就是社会安全保障、税务以及侨民子女学校的设施。在香港的法国国际学校，近年来获得快速发展，但法侨对学校能否维持一个学费合理但又维持高水平的法语教育，表示关注。  

（维权网信息员姚立法报道） 2011 年 12 月 20 日 ，是河北省邯郸武安市康二城镇洞上村农民选举该镇第十六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选举日。 28 岁、初中文化的农民杜全兵，当选为该镇第十六届人大代表，在当地是一个大新闻。 选票上没有杜全兵的名字。他在选票上的另选他人栏获赞成票 290 张，超过选区参加投票选民二分之一的选票，即获得了法定的当选票数而当选。 两位选票上的中共党员身份的正式候选人，一位获赞成票 133 张，另一位获赞成票 18 张而落选。杜全兵所在的第 28 选区的选民是由两个村民小组的农民组成的。 选举日，发出选票 478 张。 杜全兵的竞选方式是到各家各户拜票。选民们对他知根知底，不是看着他长大的，就是和他一起长大的。 此前，杜全兵曾是村里争取村务公开、民主理财和公平选举的骨干。 2006 年底，他曾竞选过村官，以失败告终。 2007 年，他曾竞选过镇人大代表。在被 10 人以上的选民联名推选为初步候选人并张榜公告后，未能被确定为正式候选人。 上一次换届选举时，杜全兵同村不同选区的李海顺也是在另选他人栏获得法定的赞成票而当选镇人大代表的。 在中国，像杜全兵、李海顺他们这样当选为人大代表的，有一个形象的说法——叫做——从票箱里跳出来的人大代表。 在他们之先，有四川的工人曾建余、湖北的教师姚立法、重庆的教师姚少凡、湖北的农民吕邦列和广东的教师王亮。他们五位都是县级人大代表。 从选票箱里面跳出来的人大代表，在中国称得上如凤毛麟角。 今年 5 月份，杜全兵曾到江西新余渝水区，准备观察独立候选人刘萍所在选区的投票过程，但未亲临会场就被人送出“境”。 今年 9 月份，杜全兵还曾到湖北潜江姚立法家，但未见到人。因姚立法被当局控制着。杜也是被人送出“境”的。 今年河北邯郸著名的网络作家田奇庄竞选区代表，其遭遇比其 07 年竞选时更难应对。 07 年暑期田奇庄、李海顺、杜全兵等人竞选时，姚立法长住邯郸，给他们这些独立候选人“出谋献计”。其经历的惊险和遭遇的荒唐够作家写一篇报告文学作品。

胡锦涛：我们必须在深化改革开放上取得新突破 作者： 来源：新华网 来源日期：2012-1-2 本站发布时间：2012-1-2 13:38:15 阅读量：397次     胡锦涛说，我们必须坚定信心、攻坚克难、开拓前进，始终不渝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信心百倍向着既定目标不断前进，奋力攻克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难关，坚决战胜国内外各种风险挑战，努力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上取得新进展、在深化改革开放上取得新突破、在改善民生上取得新成效，不断把党和国家各项事业推向前进。 　　 （全文）1月1日，全国政协在北京举行新年茶话会。胡锦涛、吴邦国、温家宝、贾庆林、李长春、习近平、李克强、贺国强、周 永康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出席茶话会并观看演出。新华社发 　　新华社北京1月1日电　（记者徐京跃、张宗堂）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1日上午在全国政协礼堂举行新年茶话会。胡锦涛、吴邦国、温家宝、贾庆林、李长春、习近平、李克强、贺国强、周永康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同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领导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方面负责人以及首都各族各界人士代表欢聚一堂，共庆2012年元旦。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胡锦涛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我们必须坚定信心、攻坚克难、开拓前进，始终不渝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信心百倍向着既定目标不断前进，奋力攻克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难关，坚决战胜国内外各种风险挑战，努力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上取得新进展、在深化改革开放上取得新突破、在改善民生上取得新成效，不断把党和国家各项事业推向前进。 　　全国政协礼堂三楼大厅鲜花吐艳，春意融融。火红的灯笼、吉祥的彩绘和“新年好”等大字，衬托出浓郁的节日氛围。 　　胡锦涛在讲话中代表中共中央、国务院和中央军委，向各民主党派、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各人民团体，向全国广大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干部和各界人士，向人民解放军指战员、武警官兵和公安民警，向香港特别行政区同胞、澳门特别行政区同胞、台湾同胞和海外侨胞，向关心和支持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国际友人，致以节日的祝福。 　　胡锦涛指出，刚刚过去的2011年，是“十二五”时期开局之年。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和艰巨繁重的国内改革发展稳定任务，全国各族人民同心协力、锐意进取，推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以及生态文明建设和党的建设取得新的成就，实现了“十二五”时期良好开局。这是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结果，为我们做好今年各项工作、继续实施“十二五”规划奠定了良好基础。 　　胡锦涛强调，2012年是实施“十二五”规划承上启下的重要一年，中国共产党将召开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做好今年党和国家各项工作，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我们要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全面贯彻党的十七大和十七届三中、四中、五中、六中全会精神，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勇于战胜前进道路上的各种艰难险阻，把党和国家各项事业继续推向前进，以经济社会发展的优异成绩迎接党的十八大胜利召开。 　　胡锦涛指出，在新的一年里，我们要坚持“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的方针，保持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我们要坚持“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方针，在“九二共识”的基础上继续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 　　胡锦涛强调，在新的一年里，我们要高举和平、发展、合作旗帜，坚持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积极发展同各国的友好合作，同各国人民一道推动建设和谐亚洲、和谐世界。 　　胡锦涛指出，我们要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坚持思想上同心同德、目标上同心同向、行动上同心同行，巩固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多党合作事业。人民政协要紧紧围绕党和国家工作大局，认真履行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职能，提高议政建言质量，突出社会服务成效，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中更好发挥协调关系、汇聚力量、建言献策、服务大局的重要作用。 　　茶话会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贾庆林主持。他指出，胡锦涛同志在讲话中总结了过去一年中共中央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深入推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的卓越成就，提出了今年做好党和国家各项工作的要求。这对于我们在新的一年里巩固和发展“十二五”时期良好开局，全面做好改革发展稳定各项工作，奋力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胜利，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讲话充分肯定了过去一年人民政协服务大局、履行职能的各项工作，并从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出发，结合新的形势和任务，对做好今年政协工作提出了希望和要求，充分体现了中共中央对人民政协事业的高度重视和大力支持，为人民政协事业发展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我们一定要全面学习领会和深入贯彻落实，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央的决策部署上来，更好地发挥协调关系、汇聚力量、建言献策、服务大局的重要作用，不断把人民政协事业推向前进。 　　台盟中央主席林文漪代表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讲话，表示要继续传承与中国共产党同心同德的政治信念，推动多党合作事业薪火相传；要坚守与中国共产党同心同向的奋斗目标，开创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局面；要凝聚与中国共产党同心同行的团结力量，共同书写中华民族复兴史上自强不息的华彩篇章。 　　茶话会上，胡锦涛等领导同志来到各界人士中间，同大家亲切握手，互致问候。文艺工作者表演了精彩的歌舞、戏曲等节目。

    乌坎村的维权，自十一月二十一日开始传遍海内外。在一些国际媒体笔下，这里是当代的「巴黎公社」，是新时代的「民主起义」。而在中国当局官方的话语中，这里一如既往的是「广大善良群众」被「境外势力」和「犯罪分子」利用。而十二月中旬以来的武警包围网，更让这个村庄蒙上了神秘的面纱。 　　乌坎的今天，是什么样的状态？所谓「挑头者」「犯罪分子」，到底是什么人呢？ 　　在汕尾市政府发布的消息中，「林祖恋」被当作「乌坎事件组织者和挑头者」「违法犯罪的首要分子」。当记者向中外媒体聚集的「媒体中心」负责人林先生询问谁是这个「挑头者」时，引来他的大笑：「哈哈，林祖銮就是我，但我不是林祖恋。」 　　原来他的本名其实是「林祖銮」，因为潮汕方言中「銮」和「恋」发音相近，所以就被误写成「恋」，有时候又写成「峦」。 　　乌坎村「军师」林祖銮 　　林祖銮原来在外地工作，十六年前退休後回到乌坎养老。他有三个儿子都在外工作，家境在乌坎村属於先富起来的一部分，盖起了气派的三层楼。现在这座小楼成了乌坎的「司令部」，一楼是村民交流的大厅，二楼和三楼除了提供给来采访的记者居住外，还分别有中控室和档案室。 　　林祖銮的长子在东莞市建设委员会工作，任职高级工程师，乌坎事件爆发後多次回乡替有关部门传话，成了封锁中的乌坎村和政府联系的两个渠道之一。 　　在乌坎村的集会上，经常可以看到林祖銮发言的场景。年过古稀的他，说话虽然语速不快，却中气十足、铿锵有力，并配以手势，每次都能引起台下村民热情的鼓掌和呼应。比如在十一月份的一次集会上，他这样开始自己的演讲：「乌坎的事情，发展到今天，用一个字概括，就是『黑，黑，黑！』」 　　优秀的口才，加上在外工作累计的丰富社会经验，使得他在村民心目中享有很高的威望，既是出谋划策的智多星，也是对外联络的发言人。现在他在乌坎的「头衔」是「临时代表理事会顾问」，在西方媒体他被称为「spokesman」，在村民心目中是「老先生」。 　　他瘦小精干，言谈中，还是可以看出潮汕人坚毅而又达观的个性。十九日，政府通过联系的另一渠道–一位在市府工作的乌坎人–带来口信，让林祖銮配合政府。林手书了一张纸条作为答覆，开头就说：「等乌坎的事情解决，我自会去自首，绝不逃避……」 　　同被列为「挑头者」的杨色茂是乌坎村「临时代表理事会」的会长。和大部分乌坎人一样，没有多少田地的他也一直在外打工，做过很多行业，收入还算小康，却也算不上很富裕。 　　「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这个道理我懂。所以之前看到许多不公平的事，想回家来斗争，又觉得心有余而力不足。」他说。 　　诗人会长杨色茂 　　一直到二零一零年，他看到乌坎村民上访被拒被打被忽略，一万五千亩土地没经过村民允许就被贩卖了，他觉得再忍下去，土地没了，对不起後代，不管家人反对毅然辞职回到了乌坎。 　　二零一一年「九二一」事件後，市、镇政府让乌坎村推选代表去协商，他主动报名参加，後来部分代表退缩，他又在村民自发组织的选举中获得最高票当选临时代表理事会的会长。面对这个位置，家人很担心，劝他放弃算了；同宗的一个叔叔也劝他不要管这么多，但他最後还是决定坚持下来。「如果村里人觉得我干的不好，我就退出，如果觉得我干的好，我就继续。」 　　在原村委会和派出所都撤出後，杨色茂就成了村里的头领，每天要处理各种事务：分派人员值班巡逻，分发食物，主持村民大会…… 　　他还得小心提防来自村外的威胁。就在前不久，有一位在市府工作的远方亲戚偷偷跑来找他，神秘兮兮地说：政府有人放话，要派军队来，抓到林祖銮、杨色茂就地枪决！ 　　「我才不信呢。」杨色茂对记者说：「我对中央有信心，不会采取这么不人道的做法！」 　　和林祖銮一样，杨色茂也有另外一个名字：杨茂，这个名字也是他在外打工几十年惯用的，也是他工作之余写诗的名字。在记者的笔记本上，他用端庄的繁体字写下了自己一零年回乌坎前写的《咏怀（一）》： 　　「碌碌无为奔四方，回头长望旧乡关。思潮流涌路丰港，梦步登临大虎山。西圃秋凉寻栓子，东礁春暖钓鲈鱼。今日物泥累商贾，他年意畅柴渔樵。」 　　两眼充满血丝，皮肤黝黑，皱纹横生，这是庄烈宏那个做了一辈子渔民的父亲庄松坤。他的儿子庄烈宏十二月初被汕尾警方逮捕。 　　庄松坤：我相信党中央 　　庄伯打渔多年身体也日益老迈，他和老伴对二十八岁的庄烈宏寄予希望。在零九年以前，庄烈宏一直在顺德开服装店，但是随著家乡抗争的扩大，他日益频繁的跑回来参与，生意也就渐渐萧条了，到一一年更是索性放弃了。 　　他的这种热情，其实是有遗传的。庄松坤告诉记者，他在二十年前就因为分地和村干部斗争，「差点被抓了」！到现在，他当初挑战的村干部还是村干部，而他家和许多村民都没有一分田了，甚至宅基地都要向别人买。 　　十二月三日，身在深圳的庄烈宏第一个被捕，家人也没有得到任何通知。薛锦波的死讯传出後，庄松坤大哭了一场，更加担心儿子的安危。直到十二月十三日，庄伯才被接到广州，和关押在那里的庄烈宏简短地见了一面。让他欣慰的是，儿子状态不错，看上去没有被打。 　　「我们就对著哭，不知道说什么，有几个警察站在旁边，也不敢说太多。」他说。 　　而在回来的路上，有陪同的警察透露了儿子被捕的细节：他们也曾参加抓捕庄烈宏，结果在他身上只搜出二元八角钱，「都忍不住落泪了，这哪里是暴民啊」。 　　此後庄伯没有要求再去探望儿子，他觉得应该不用再去看守所看望儿子了。「他就快要放出来了吧，中央会来处理的。」即使今天，他仍然认为，汕尾市、陆丰市这些领导表面是共产党，心里都是黑社会，「党中央会来救我们的」。 　　在乌坎被捕的四名村民中，庄烈宏是唯一并非村民代表的，他的身份是「热血青年团」。这是一个QQ群组，以八零、九零後的青年人为主，张建兴就是青年团的组织者之一。 　　人多地少的乌坎，许多青年高中甚至初中没有毕业就得到珠三角去打工，在广州、深圳的磨练增加了他们的阅历，也对故乡有著更多的牵挂，在维权活动开始後，他们中的一些人就跑回来以自己的方式参与，张建兴就是其中一个。除了参加集会、上访，任务主要是在网络上介绍乌坎的现状，为每次活动录像、制作视频等等。他们制作的MTV《情系乌坎》在网络上风行一时。 　　张建兴：热血青年 　　说到未来，张建兴有点无奈：「我本来以为十月底问题就能解决。」而等问题解决後，他希望能去香港或者北方打工，「跑得远远的，谁知道他们会不会秋後算帐」。 　　相比之下，倒是和张建兴一起坐在宣传中心兼监控室的小吴更慨然：「只要做的是对的事，就不用怕！」不过私下里他又说，这样每天呆在屋里有点闷，虽然比上课好点。他才十五岁，本应该在上学，因为老师总是让他去开会「学习」，才「罢课」回家。 　　采访完几个青少年，走在夜色下的村庄小巷，周围一片静寂，连狗叫声也没有。杨色茂说，自从派出所撤走後，村里没有发生任何治安或刑事事件。这是一个官方所说「犯罪分子」管理下的村庄吗？

陈志武：中国到了非民主不可的时候 作者：陈志武 来源：作者博客 来源日期：2012-12-30 本站发布时间：2012-1-2 11:32:18 阅读量：2145次 　　没有人会相信“民主和法治是经济增长的充分条件”，没有人说“只要有民主，经济就会快速增长，就无忧无虑了”，难以相信把民主和法治制度搬到毫无人烟的沙漠王国上，那沙漠王国的经济就会自然快速增长了。 　　民主将提高我们的生活质量 　　中国的经济增长是靠人们没日没夜地工作、不分周中周末地勤劳而挣出来的，是勤劳战胜制度障碍才有的，来得很辛苦。试想，如果制度成本能大大减少，如果每天为对冲制度障碍而要勤劳的时间能减少几小时，那么，中国人的勤劳所能创造的收入会高多少呢？ 　　可以从三方面来理解。 　　第一，有形的制度成本很高。众所周知，去年国家财政收入3.9万亿，占GDP的19.5%，虽然这百分比只比美国联邦财政收入占GDP的16%高出3.5个百分点，但美国政府财政开支的73%用于社会保障、医疗卫生、教育文化等公共产品，行政开支只占10%，而中共政府开支只有25.5%用于社会保障、医疗卫生、文教和科研事业，行政开支却占了38%，养着庞大的官僚队伍。 　　因此，政府机构庞大，加上从北京到乡一级各层政府的奢侈官方办公大楼、形象工程，浪费全国公民的财富，而不是把这些收入用在老百姓福利上，这些制度成本不低。 　　第二是各类行政管制、审批，逼着企业、个体户、大小单位、个人，甚至大学教授，都去跑关系，“跑部钱进”和事事要审批迫使体制内外、大官小官、是官非官每天要花几小时泡饭局，耗费青春，拖延企业发展。 　　第三是由于对契约权益、对私人产权保护不可靠，执法机构缺乏公信力，要么使许多创业和交易无法做，要么就交易成本特高，抑制民间创业倾向。 　　为了对付这些制度成本和制度障碍，中国人只好每天多勤劳几小时，先为制度成本打工，然后才是为自己的收入工作。这就是为什么中国人一年的工作时间在全世界属最高之列，平均大约为2200小时。其它国家中，阿根廷一年人均工作1903小时，巴西人工作1841小时，日本人1758小时，美国人1610小时，英国人1489小时，而荷兰人工作得最少，一年才1389小时；但是，跟这些国家比，中国的人均收入却最低。 　　只要中国人比任何其他国家更愿意勤劳、更愿意干苦力活，那当然是有没有民主、法治，中国经济照样能利用经济全球化增长。但是，如果我们想生活质量高一些并有更多时间跟家人在一起，那么就必须降低制度成本、减少制度障碍。所以，勤劳决定碗里是否有饭吃，而民主和法治决定生活品质，决定是否能付出更少的勤劳但照样能增加收入。 　　民主使提高收入机会增多 　　今天中国也的确到了非民主不可的时候。从实际利益看，从明中期到晚清，中国的财政税收基本是国民收入的3%左右，乾隆中期朝廷的财政收入在5000万两银子上下，相当于今天的 95亿元；到晚清，朝廷收入是8000万至9000万两银子，不到今天的200亿元，跟今天国家一年3.9万亿的财政收入比，当年的朝廷开支还抵不上零头。那时候的朝廷的确糟蹋不了什么东西，充其量几千万两银子。 　　可是，虽然现在一年的财政开支4万亿，但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还欠缺，行政开支、形象工程占绝大头，花在国民福利上的钱只占小头。为什么是这样呢？归根结底还是缺乏对行政权力、对政府预算的问责机制。在财政预算不透明又没有公开听证的情况下，政府开支当然不会注重人民的福利。全国人大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对行政权力没有任何问责。 　　也有人认为，民主只是中国一部分精英和知识分子的诉求，一般老百姓可能对反腐败和社会公正有更强烈的诉求，而要达到这些目的，可能不一定需要民主，那么对老百姓来说，民主有什么用？ 　　腐败盛行，社会不公，地区间、城乡间以及不同群体间收入机会不平等，这些现象越来越严重。之所以如此，一是权力不受民主监督制约，二是通过国有制与行政管制让政府控制的资源权力太多，这两者加在一起形成了最有利于腐败、有利于不平等的温床。 　　既然政府权力不受监督制约，而我们同时又通过国有制让政府直接代替市场进行资源配置，这就等于把全国老百姓的钱和前途都交给不会被问责的当权者去支配，你说，他们会先把这些集中控制起来的资源和发展机会分配给谁呢？当然是给那些有权力、有关系的地区和个人，给他们的亲戚朋友，哪个地区有更多权力，哪里就得到更多的固定资产投资。 　　中国连老百姓的金融储蓄都全掌控在国有银行的手里，结果也是谁有权力、谁有关系，谁就能融到资金发财。土地在国有制的名义下由官员支配，结果也是谁有关系，谁就能做一夜暴富的房地产 开发商。 　　另一方面，权力关系也决定了谁能、谁不能找到高收入的工作。由于行政权力掌握了所有的资源和审批权，这也逼着每个想发财的人只能走官商勾结的道路。如果说中国有以官为本的传统，那么，这些年的国有制加政府管制使“官本位”上升到史无前例的高度。 　　这就是说，当政府掌握所有资源的同时行政权力又不受制约的时候，政府在代替市场分配资源时，资源的配置就会既不符合效率原则（因为不是按市场规则分配），又不符合公平原则（因为没有代表民意的民主问责机制），而只会符合权力原则，这样的经济是权力经济，不是市场经济，更不是乌托邦式的福利经济。 　　所以，民主不是什么抽象的价值诉求，而是涉及到普通大众切身利益的务实选择，涉及到收入机会是否能平等的问题，一点不抽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