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举

毛岸英不同于蒋经国 作者：独行者 来源：作者赐稿 来源日期：2011-12-6 本站发布时间：2011-12-6 19:34:44 阅读量：284次 　　近日我看到有乌有之乡的朋友怀恋毛岸英，认为如果毛岸英还在中国就不会有文革，毛岸英能够制衡江青，更有人反问：毛岸英至于大陆怎么就不会成为蒋经国至于台湾呢? 　　首先我想先回顾一下两人的个人经历和家庭背景，蒋经国幼年受过严格的家庭教育，是在一个相对稳定的环境下成长的，而毛岸英不同1930年其母杨开慧被杀后就几经漂泊，寄养在被称为“王牧师”的董健吾家中。据师哲回忆，毛岸英后来告诉他，他们经常要做家务，并常挨打，由此可见毛岸英没有受过完整的家庭教育，对于这个社会他更多的是恨。有人回忆，朝鲜战争时期志愿军召开军事会议，毛岸英常常指指点点，全然不把彭德怀等统帅放在眼里，对于毛岸英的参军彭德怀等将领一直持反对意见，他的乖张性格和蒋经国的深沉完全不同。蒋经国和毛岸英虽然都曾长期远离父母，但是和父亲的关系也不同。蒋介石对于儿子的思想教育很重视，据学者杨天石的研究，蒋介石定期给儿子写信，父子两通信不断，蒋经国的很多读物都是由蒋介石亲自指定的。毛泽东对于毛岸英的教育，起码是阅读的资料里很少提及。当然不是说蒋介石比毛泽东更高明些，这和客观历史条件有关系，但是在孩子的培养上就其成果看，蒋介石是胜者。 　　我认为毛岸英和江青的关系上，我不认为他对江青会有牵制。江青对毛岸英视若己出，疼爱有加，让毛泽东很受感动，这也是毛泽东对江青纵容的一个原因，文革的悲剧是制度弊端的总爆发，不是一两个人能够左右的。毛左常常提及毛岸英的政绩，就是他带康生去山西临县发动土改的经历并对于土改中的一些做法提出改进意见，我认为这件事根本就不能体现出一个人的政治才能，他没有直接参与地区的行政与建设，他的建议，我认为不是党内别人看不出来，只是经过1942年的整风之后没人敢提。相对的，早些时候，蒋经国在赣南地区政绩显赫。 　　最关键的是两者所在的体制环境不同，这是决定因素。蒋经国的威权政治是建立在三民主义的体系上，以私有制为基础，随着经济的发展，私有经济的壮大，对于自己的财产的保护要求限制政府权力，从而产生了内部对于民主化的强烈诉求，加之迁台后的国民政府属于外来政权，统治基础不牢，这种诉求就更加强烈，因此蒋经国能够说服党内大佬，开始民主化。毛岸英所在的体制则不然，建立在马列主义基础上的俄式社会主义以公有制为基础，国家主导社会资源的分配，政府的权力没有任何威胁，也就没有产生权力限制的经济基础了，毛岸英如果真的能父死子继，他也只能向金正日一样，依靠集权手段强化自己的权威弥补自己的威信不足，他想改革阻力都是巨大的，因为他自己就是构筑在父辈的权威之下的，中国不可避免的朝鲜化。         (转载本文请注明“中国选举与治理网”首发，以上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本网立场和观点。)

如何重建中国社会道德体系 作者：郑永年 来源：联合早报 来源日期：2011-12-6 本站发布时间：2011-12-6 9:29:12 阅读量：679次 　　社会道德解体了，而社会必须具有道德才能生存，这表明道德必须得到重建。如何重建道德是中国社会面临的一个最为严峻的挑战。 　　如何重建道德?道德重建首先必须跳出目前的左右争论。本栏上周已经论述左右派在道德问题的意识形态倾向性。实际上，在它们各自的意识形态背后的则是利益，特殊阶级的利益。要重建道德，首先必须认识到道德的普世性，道德是普世价值。 　　换句话说，道德重建必须去阶级化。在这方面，中国应当对接受了近一个世纪的马克思主义重新评估。马克思科学地分析了市场对社会道德的负面影响，但并没有找到道德重建的有效方式。马克思提倡的是阶级斗争，把道德分解成资产阶级的道德和无产阶级的道德。但那么长的历史已经说明，阶级斗争不仅无助于道德重建，反而会造成新形式的道德衰败。阶级斗争表明社会的对立，而一个不同阶级间高度对立的社会，很难进行道德建设。 　　阶级论也不仅仅是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很多自由主义者尽管不强调阶级，甚至因为马克思所提倡的阶级论，对资本主义或者市场经济不利而反对阶级论，但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资本主义实际上是阶级形成的一种主要根源。如果自由主义者没有能力来缓解或者调和由资本主义产生的阶级，那么资本主义和市场经济就会发生重大社会危机。 　　实际上，在道德面前，所有社会成员是平等的，无论贵贱，无论贫富，他们都是人，都是需要道德而生存的。这似乎类似一种宗教解释，但实际上人们不需要用宗教来解释社会存在物的道德需要。很自然，不管哪种文明，开始之初，人们都用普遍的人性来解释道德的需要。 　　社会分化导致道德解体 　　市场经济必然导致社会分化。在市场经济产生之前，尽管也不存在绝对平等的社会，但社会成员之间的差异，尤其是经济差异并不很大，这是因为大多数社会成员都生活在很低的生活水平上，用学术的话来说，是一种生存(或者生计)经济。市场经济是人类创造财富的最有效的机制，但也导致了收入分配差异拉大，财富分配不均。社会分化导致社会道德解体。 　　怎么办?历史上有两种方法。一是马克思路线，即消灭资本主义，消灭人剥削人的社会现象。但历史证明这种方式已经失败。从马克思主义演变到最后斯大林版本的贫穷社会主义，等到消灭了市场经济，社会就没有发展的动力。国家通过政权动员来发展经济，可以持续一段时间，但没有可持续性。最终社会变成了普遍贫穷社会。在人人贫穷的状况下，只能产生虚假的道德。毛泽东时代的中国其实也并无道德可言。 　　另一种方式就是用社会主义，来遏制和消化资本主义和市场经济对社会道德的冲击。这是西欧发达社会的经验。通过长期的社会主义运动，欧洲社会从早期马克思和狄更斯所描述的“悲惨世界”式的原始资本主义，过渡到福利资本主义。没有欧洲的社会主义运动，很难想象资本主义和市场经济能够生存到现在。社会主义运动的一个主要贡献，就是确立了一个社会领域。当市场经济或者资本主义仍然在经济领域发挥其作用的同时，通过提供保护社会的机制，避免社会领域的过度市场化和货币化，从而保护了社会领域。尽管人们非常强调宗教在提供西方社会道德资源方面的作用，但如果没有近代以来的种种保护社会的机制，很难保证社会道德体的生存和发展。 　　回到中国，要重建道德，人们也不得不在这些方面做文章。很难想象通过消灭市场经济而能重建道德。这已经被证明为失败。实际上，消灭市场经济本身需要一场深刻的社会革命，而这个过程本身就会制造出无穷的非道德。 　　道德重建，谁是主体? 　　道德的重建，谁是主体呢?既然道德的解体是资本力量、政治力量和社会力量三者互动的结果，那么道德的重建也离不开这三个角色。在西方的道德重建过程中，政治和社会的力量扮演了最为重要的作用。资本尽管是道德解体的主要根源，但道德的重建还是需要资本的力量。道德重建包含经济成本，这种成本必须是由资本来承担的。西方福利社会的基础还是市场经济，没有足够的财富，就不会有福利的可能性。 　　在中国，政治权力或者政府能够在道德重建过程中做什么呢?至少可以从两方面来看。首先政府需要构建一个有利于道德产生和发展的结构，那就是经济、社会和政治三者之间的平衡。任何社会具有三种力量，即经济力量(钱)，政治力量(权力)和社会力量(人口)。这三者的相对平衡有助于社会道德的产生和发展;反之，一旦这三者之间失去平衡，道德就会面临解体。 　　从这个角度来看，中国的各级政府没有在资本和社会之间做好平衡的角色。现在政府大都是站在资本这一边的，包括民营资本、国有资本和外来资本等等。一个严酷的现实是，在任何社会，不管其实行怎样的政治制度，较之于资本力量和政治力量，社会力量总是最弱小的。这也就是为什么，在任何社会，一旦社会起而反抗其它两种力量，往往表现为暴力性。很显然，暴力往往成为社会保护自己的最终的手段。在中国，因为缺乏民主政治机制，社会力量本来远比其它社会弱小，一旦当资本和政治两种力量结合在一起的时候，社会力量变得更加微不足道。中国社会对资本和政治力量的高度不信任、敌视，甚至暴力化，就是权钱结合的必然结果。在这样的情况下，道德就荡然无存。 　　在中国，政治力量和资本力量相结合还产生了其它两个结构的失衡，那就是国有部门和民营部门的失衡，大型企业和中小型企业的失衡。当政治权力和国有企业合而为一的时候，民营资本的力量就显得微不足道。在西方，私人资本对政治力量是一种有效制约，中国的私人资本极其微弱，对政治权力不仅没有任何制约性，反而高度依赖于政治力量。因为在中国，国营企业是大型企业，而民营企业大都是中小型企业，结果也必然造成大型企业和中小型企业之间的失衡。在任何社会，中小型企业是社会的大部分人生存的经济空间。中小企业弱小，表明中国社会的大部分所拥有的经济空间极其微小。也很显然，这些关系的失衡，对社会道德的生产和发展构成了结构性制约。或者说，道德没有社会经济基础。 　　如果说经济领域和社会领域的分离是经济发展所必需，那么政府就要提供足够的保护社会的机制。这就要求政治领域和经济领域的相对分离。只有当这两个领域相对分离的时候，政治力量才有可能在社会和资本力量之间作为一个仲裁者，平衡两者的力量。在当今世界，西方世界因为有大众民主，政治倾向于和社会力量结合;中国因为缺少民主，政治力量和资本成为天然的联盟。这两种极端都产生着很多的问题。西方的民主经常成为民粹主义，民主政治成为福利政策“拍卖会”，使得其经济体系不堪负担。中国资本和政治力量的紧密结合，正在有效地破坏着社会基础。自由派经常忽视第一个问题，左派经常忽视第二个问题。 　　政府可以做也必须做的另一方面的努力，就是要为社会道德提供有效和足够的制度保障，这方面主要体现在法治和法制建设上。只要有人的地方，道德必然在某种程度上存在。尽管人们谈论中国社会道德体系的解体，但道德还是存在的。问题在于，不好的制度在遏制着道德，而在弘扬着非道德。制度必须扬善遏恶，而不是相反。要扬善遏恶，就需要制度的根本性变革。这尤其是健全的法制。那些不愿意接受艾滋病(爱之病)人的医院，那些因为病人的钱不够而中途中断了手术的医生，那些诬告扶起倒地老人的人……所有这些行为都必须受到法律的惩罚。 　　如果法律不能惩罚这些，那么就无异于鼓励非道德。实际上，在GDP主义指导下，中国的法律现状就是这种情形。中国的立法者有太多的事情需要做。中国已经宣布建成了“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但是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是需要保护社会的。现在的法律体系保护不了社会，名实很不相符。在权和钱合为一体的情况下，保护社会很难成为法律的目标。 　　政府无法提供道德力量 　　政府可以提供一种有助于道德产生的经济结构，也可以提供一个有助于道德产生的法律结构，但很难提供一种道德力量。传统中国社会由政府提供道德，主要表现为儒家。但是这种传统模式已经不再可行。当农业社会不再的时候，作为一种政治意识形态的儒家就失去了政治道德舞台。当然，儒家可以作为一个私人道德基础存在于社会。 　　如同任何社会，政府必须在公民教育方面扮演重要作用，但绝非政治教育。中国长时期的、由政府主导的政治教育包括爱国主义教育，往往适得其反。要思考一下，在爱国主义教育运动下，培养出多少毫无爱国主义的个人来。清朝末年，当八国联军攻入北京的时候，中国百姓帮八国联军搭梯子攻入紫禁城。没有人可以肯定地说，现在这种情况完全不存在了，人们比当时更爱国了。改革开放以来的其它种种道德运动也毫无所获。 　　在上世纪30年代，蒋介石曾经发起一场近似法西斯主义的“新生活运动”，即一场道德重建运动。尽管有多种因素干扰了这场运动，但运动的失败是必然的。原因很简单，道德是社会成员互动的产物，很难通过自上而下的力量来施加于社会。 　　中国社会道德的建设还是需要社会的作用，通过自下而上的途径。从社会力量来说，要拯救道德，必须有两个前提。一是公民社会建设。社会必须具有足够的空间，才能发展起来。改革开放以来，社会空间有了很大的增加，各种非政府组织也在涌现。不过，社会空间的增长，主要在那些不敏感或者少敏感的领域，在关键的道德领域(尤其是宗教)，社会空间还是非常有限。政府实际上已经没有能力提供道德力量，但还是继续假装着能够提供。这就出现了道德真空。政府到最后必须意识到这一点，逐步正式从道德领域退出，让社会来承担提供道德资源。但必须强调的，如上所说，政府必须在公民教育方面起到关键作用。 　　其次，道德重建还需要一场持久的全社会的公民社会运动。公民社会运动在西方社会道德转型和重建过程中，扮演了极其重要的作用。道德的重建和每一个社会个体息息相关，因为没有道德，社会就难以生存和发展。中国公民社会在发展，但对道德重建的意识还相当淡薄。这并不是说没有。从社会对诸多非道德事件的反应来看，道德意识还是存在的。但潜藏在社会成员中间的道德意识需要被动员起来，才能形成气候。作为整体，中国公民社会的道德意识远较其他社会薄弱。这主要是因为长期的高度政治的道德教育，或者高度道德化的政治教育所致。公民社会的道德运动，有望可以建设公共空间的道德，也就是公德，这是中国最需要的。 　　因为道德的解体，中国社会个体已经面临生存危机。一个没有道德的社会，无论你有多大的权力还是多大的财富，也难以生存。没有道德、没有信任，社会到处就会是陷阱。因此，重建道德也就是社会的自救。要不自我毁灭，要不自我拯救，人们所面临的选择并不多。任何社会在社会经济现代化过程中，都要经历道德重建的过程，中国也应当是行动的时候了。 　　政府实际上已经没有能力提供道德力量，但还是继续假装着能够提供。这就出现了道德真空。

丁咚：选票为什么重要？ 作者：丁咚 来源：作者赐稿 来源日期：2011-12-6 本站发布时间：2011-12-6 9:42:27 阅读量：108次     透过刚刚结束的杜马选举，俄罗斯人民应当感念其首任总统叶利钦的伟大历史功绩。昔日政治强人或许不是一个治理经济的好手，但他所开创的民主制度，却足以使他彪炳千秋。在时隔多年以后才日益凸显民主制度的重大意义，俄罗斯人民由此获得了尊严，并有机会向当权者表达自己的意志。 　　否则，在普京的强悍领导下，俄罗斯人民无论如何难以体会到今天的某种愉悦。 　　在对95%以上的选票进行统计后显示，俄罗斯最大政党统一俄罗斯党获得49.67%的选票，虽然仍居于首位，但比2007年的杜马选举下降高达14个百分点还多。俄罗斯此次杜马选举具有十分特殊的意义，因为明年即将迎来大选年，而俄罗斯第二任总统普京铁定卷土重来，因此某种程度上这次选举结果成为俄罗斯民心的晴雨表。 　　俄罗斯人民通过选票强有力地表达了自己的心情和意志，正如选前民调所表明的，俄罗斯人民已经对强人统治和政府腐败开始厌倦。虽然这种表达还不能尽兴——西方媒体普遍指责俄罗斯当局操控选举，但即使是强大的统一俄罗斯党和强悍的普京，也难以彻底抵挡民心的汹涌怒涛。 　　民心还是通过选票比例尽情展现了。选举结果基本揭晓后，俄罗斯总理普京显得神情落寞。他把此次选举看得极重，当作自己明年重登总统宝座前的民意测试。如今的结果显然在他心中形成了巨大的落差。 　　俄罗斯人民通过杜马选举，向当权者展示了选票的力量：你可以荣光地居于高位，享受统御万方的快感，但如果背离人民的利益，那么我们依靠手中的选票，随时可以将一个春风得意的政治强人变得灰头土脸。你的确拥有势力，可以玩弄权术高居台上，但我们也可以动用选票，让你不那么称心如意。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俄罗斯前总统叶利钦才是居功至伟的。是的，他曾将俄罗斯人民带入了噩梦，然而在他之后，俄罗斯民主制度深入人心，稳如磐石，即使是普京也不敢轻易撼动它。 　　由此我们可以说，普京使俄罗斯重新变得强大，社会趋于稳定，民生有所改善，但叶利钦为俄罗斯人民奠定了尊严的基础。俄罗斯人民无须借助任何政治势力，仅仅依靠国家制度，依靠发挥手中选票的作用，就可以参与治理国家、监督政府、敲打政客，令其利益永远居于不可侵犯的地位。 (转载本文请注明“中国选举与治理网”首发，以上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本网立场和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