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举

刘学伟讨论“带路党”的结束语 作者：刘学伟 来源：作者赐稿 来源日期：2011-12-7 本站发布时间：2011-12-7 7:54:39 阅读量：937次 我的那篇《论带路党》，在网上引起热议。有不下 10 家海内外的华文网站转载，有好些家放了头条，有好些家都有很多的留言，甚至在《选举网》之外，也有人著文和批评我的人（赵进斌）论战。

   [ 导读 ]北大一些学生干部后来到西南参加土改工作团，仍然带有在校时的霸气和优越感，最爱炫耀的是“我们如何在北大整倒一大批教授的威风”，颇令当地农村干部吃惊和反感。 北京高校五十年代对教授入党的态度 随着新政权的建立和巩固，上世纪五十年代北京市高校不少高级知识分子对于执政党有一个尊崇、追求而又步履艰难的政治化过程，其间弥漫着思想斗争的激烈挣扎和徘徊不止的不确定性。高级知识分子在这十年间陷于从未有过的被动和跌宕之中。 50年代初高校党组织对教授入党的态度 老教授在学校工作中遭鄙视和嘲讽，青年教师擅自修改教授的讲稿，学生对教师也不尊重，讲课稍有问题就当堂递条子提意见。 在这十年间，新政权及学校当局对知识分子，尤其是高级知识分子的应对政策是“改造教育、团结利用”，但在具体时间阶段上又是变化难测，随机而变，具有极强的收缩、纠错能力。 从源头上说，1950年后中共高校党组织对发展高级知识分子入党是有意回避，低调应付。 在一系列思想改造运动和1952年前后的院系调整中，高级知识分子属于整顿规范的重点目标群。五十年代前三四年，教授们大都灰头土脸，生存有一种异样感，想合群但不被容纳，入党简直就是天方夜谭式的奢望了。1950年确实有十几位左派教授提出入党，但大都望而无果，只能作为其个人政治履历的淡淡一笔，称之为“1950年申请入党”。 翻开五十年代初期的北京内部党刊，一涉及到学校工作，对教授们的批判随处可见，教授的卑微和胆怯此刻被历史性地放大。1953年8月14日，市高校党委在总结1953年上半年工作时曾用“心虚胆怯，束手束脚”来形容挨批后的老教授处境，而党团员则“轻视鄙弃”那些“思想落后、不学无术”的老教师，老教授们普遍感到“没有前进感”。1954年3月北京高校党委统战部在一份总结中用了较多的笔墨谈及这种“不正常”“不团结”的现象： 青年教师认为老教师“政治上落后，业务不行”，不屑理睬，常常笼统轻率地批判他们的学术观点，甚至擅自修改教授的讲稿。学生对教师也不尊重，讲课稍有问题就当堂递条子提意见，因而老教师感觉压力甚大，不少人有前途没落之感，认为“自古以来未见教师地位像今天这么低”。有些人发牢骚，闹脾气，说不愿干。（见《一九五四年执行知识分子政策的情况》） 一向地位受宠的老教授们在短短几年间身价大变，在诸多方面都落入“情何以堪”的境地，全面陷于守势，而且一时看不到出路。北大一些学生干部后来到西南参加土改工作团，仍然带有在校时的霸气和优越感，最爱炫耀的是“我们如何在北大整倒一大批教授的威风”，颇令当地农村干部吃惊和反感。 五十年代初期整个教育口对教授入党之所以持不屑的态度，这与当年原有的教授党员的不良状况有直接关系。在1949年前后北京高校共有十位教授党员，几年间先后有1948年秘密入党的清华李广田、燕京于世胄等调离原校，而北大化学系袁翰青因历史不清竟被开除党籍，北大经济系樊弘被认定在学术思想上存在比较严重的问题，清华的杨曾芝也被视为觉悟较差。资格最老的是早年参加八路军宣传工作的中央美术学院油画教授冯法祀，但他独立特行，长期不为领导喜欢，曾作为他上级的中宣部长陆定一甚至公开在会上批评他：“对当前政治任务不管，党的话不听。”冯法祀1957年划为右派，再一次成为十位党员教授之中的反面标本。 早期教授党员的境遇，促使高校基层党组织对发展教授入党有一种本能的恐惧。1953年高校党委会在《北京市高等学校建党工作总结》承认：“教授年纪大，觉悟低，受旧影响深，有些人历史复杂，建党是很困难的，不应作为学校建党工作的重点。”由此提出对教授入党要严加控制，不宜按百分比规定发展任务。 从1952年5月到1953年1月，整整九个月间全市高校共接收新党员一千余人，其中学生就有911人，讲师助教42人，而教授才仅仅发展了一人。 规模宏大的高校政治学习 各校整理了大量的学习汇报，有名望老教授的思想变化成为发现和挖掘入党发展对象的有用线索和佐证。 对于教授们来说，1952、1953年先后展开的“三反”及思想改造运动是一个脱胎换骨、不堪回首的惨淡过程。最重要的一点是，以往多数老教师对于马列主义采取冷淡、甚至是对立的态度，不愿学习，现在多采取欢迎的态度，而且视为当务之急，对党的信赖大为提高。 1953年3月30日市高校党委硬性规定，先学习毛泽东的《实践论》和《矛盾论》四个月，然后要在四年内组织教师依次学习《中国革命史》、《马列主义基础》、《政治经济学》、《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四门课程，每门暂定一年，每周集体学习两次，每次三小时，另外又强调每人需自学文件十五个小时。 市高校党委此刻操作的最大手笔是，组织全市高校教师学习《实践论》和《矛盾论》，竟能让全市六千多名教师周六下午集体听大课，光中共资深理论家艾思奇一人就连续做了四次报告，其场面之壮观让阅历丰富的老教授们叹为观止。听完大课后，再由各校分头讨论。各校整理了大量的学习汇报，有名望的老教授的言行往往是被关注的重点，他们点滴的思想变化都被记录在册，这很容易成为发现和挖掘入党发展对象的有用线索和佐证。 各校教授们的言行动态即时地收录，并加以注意和分析，这是五六十年代各高校党委投入最多、用力最勤的常态性工作内容，又带有内部、参考式的隐蔽性质。如果后人有时间认真去梳理这些浩荡的卷宗，足可寻摸出不少有名或无名的知识分子十几年间的思想纠结之痕迹。这些动态简报约有四分之一是正面的内容，四分之三的内容是负面的、争议的或是需引起上级部门关注的动向，如批评一些研究自然科学的教授急于求成的做法：“学了《矛盾论》，一些教授马上要把《矛盾论》的原理去套自然现象，去联系函数与变数的关系，如果不能解释便感到不满意。” 这种规模宏大、强力灌输的政治学习活动，必然触及了高级知识分子渐变麻木、惶恐的思想深处，趋安避祸，形成了身不由己的漩涡气场，对主流思想的认可和吸纳变为一大部分进步教授生存和发展的本能需求。 大门向教授倾斜开放 各高校普遍缺乏师资，党团员教员人数既少，业务能力又差，连基础较好的清华大学电机系也有将近三分之二的课程没有人教。 1953年至1955年间，北京高校遵照中央的指示，先后几次有意把工作重点向教学改革转移，提倡党团员要树立起学习苏联、保证教学的新鲜空气。在不时刮政治风暴的同时，这个转移过程拖延得缓慢和不得力。许多党员干部在多年从事政治运动的惯性下，如何跟上这个工作转变竟然“摸不着边”。 1953年3月，市高校党委在为市委起草的致中央、华北局的“高校工作总结报告”中承认：“由于党的工作方法尚未转变过来，政治社会活动仍然过多，学生总想‘当家作主’，各校是或多或少地处在不正常的状态中，忙乱现象很严重，不少教师情绪不安。” 最令人焦虑的是，各高校普遍缺乏师资，党团员教员人数既少，业务能力又差，连基础较好的清华大学电机系也有将近三分之二的课程没有人教。市高校党委不得不号召所有党团员一定要努力学习苏联先进的科学知识，钻研教学，提高自己的业务水平。但事后市里派人到北大、地质学院等校摸情况，发现许多党团员教学员工不是钻不进去，就是钻得不对头。有的搞惯了政治运动，搞业务不习惯。市委由此向中央提出： “必须培养出大批政治与业务都优秀的共产党员教授专家来，党必须经常用极大的关心来培养党团员教师，帮助他们克服钻研业务的障碍……目前高等学校中的党员数量少，质量不高，在教师中党的力量尤其薄弱，远不能适应学校工作的需要。从长远看，没有一个强大的有战斗力的党，则难以实现高等学校的根本改造。因此，必须积极地发展党的组织，扩大党的队伍。”（见1953年9月北京市委致中央关于高校工作的报告草稿） 这份著名的报告内容还有两点值得关注，一是首次提出要纠正理论学习中沿用多年的“三反”式思想批判的做法，二是在动员学生“大闹天宫”之后，罕见地表明要把党的工作重点由学生转向教师，在教学工作中起主导作用的应是教师而不是学生。这就为神经紧绷的教授们拧松了阀门，原本“号召与命令”、粗暴的教学环境也因此得以些许的改善，而且党的大门也稍稍地、不经意一般地向教授们倾斜开放。 1953年8月13日市高校党委会曾出过一份内部工作评价报告，他们分析从解放前地下领导学生反蒋反美，解放后依然领导校内历次政治运动，似乎从来就没有很好地关注过教学工作，许多党的干部对教学十分生疏，不知道应该做什么以及如何去做。市高校党委会对此决定，各级领导今后不要布置过多的社会工作，明确全体党团员在学校中教好学好就是做了最主要的政治工作，摒弃了企图依靠学生自下而上地推动教授教学改革的做法。 市里严令，再也不能允许学生在课堂上稍有不适，当场就向教师递条子提意见。由此企望改变学生“主力军包打天下”的强悍作风。 教师申请入党仍然困难 审查入党的前期过程成了教授们一道难过的关口。到1955年3月，全市教授党员只有79人，占全体教授的百分之六点九。 1952、1953年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之后，高校党员教师队伍中新党员占了绝大多数，市高校党委组织部在1953年9月的《上半年建党工作报告》中，曾经高调形容这批新党员“确是解放以来历次运动中新涌现出来的具有共产主义觉悟的优秀分子”。但让校方棘手的是，新党员几年来过于投身政治运动，业务水平普遍较差，钻研时又怕困难，又不愿去接近老教授请教受益。 1953年市委组织工作会议提出高校在半年内应发展900人入党，分摊到北大、农大等校每个支部平均在四个月内要发展三十至五十人入党。北大党委为了完成建党的硬任务，抽调了十一个正式党员、二十二个候补党员，成立了五个临时支部，就是专门为了通过新党员入党。在这样狂热入党风潮之中，教授依旧没有作为发展重点。 市高校党委曾经发文提及，目前在学校中有一些教授要求进步，有的已提出申请入党，这些人和党靠拢，有事找党商量。但根据过去经验，应注意审查其历史，应着重批判这些人存在着比较严重的个人主义、自私自利、自高自大、强调个人作用等问题，必须估计到资产阶级教育给他们在学术上带来的影响。（见1953年高校党委《北京市高等学校建党工作总结》）这就实际上摆出教授入党的操作难度，甚至像清华副校长刘仙洲“积极靠拢党”是校内外公认的，只因为上岁数的他说了一句“党是正派人的党”，就被认为对党认识很差而一度婉拒。 院系调整后，先后从地方、部队调来不少党员干部到北京各高校，高校党委统计约为350多人。这些从老区来的农村干部占据人事、党办等要害部门，对学校环境不熟悉，对知识分子不深入了解，因而往往过分强调知识分子出身坏，小资产阶级气味太浓厚，锻炼少，用“不保险”为借口不敢在教授中进行建党工作。对一些历史或家庭社会关系比较复杂的申请人，这些干部就采取简单放弃的态度，不进行必要的调查对证，他们给出的说法是“愈简单，愈保险”、“沾边不要”。 审查入党的前期过程也成了教授们一道难过的关口，花样之多、费时之长都令人恐慌。各高校普遍要求申请人要写数万言自传，交待自己的入党动机、思想转变过程等等。连有的入党介绍人撰写审查报告，也得花费十几小时。支部大会上党员不切实际地要申请人挖思想根源，甚至要求分析父亲的朋友对父亲的影响等，挖不好就挂起来。 1954年北京高校系统只完成建党任务百分之六十三点五，是全市完成最差的党政系统之一。1954年3月市委又给高校系统布置新的一年建党任务指标为两千人，高校党委看作艰巨，视为畏途，就是因为教授、讲师入党标准繁琐苛刻，自缚手脚，无从展开。实际上，他们知道校内党的力量很弱，按教研室为单位建立支部的只有中国人民大学一校，触角伸延得很困难，大量的群众思想情况收集不上来。到1955年3月，全市教授党员只有79人，占全体教授的百分之六点九。在北大、清华、航空、师大、北医、农大等重点六校中，664名教授中仅有党员22名，占百分之三。比例之低，与政策执行过于苛求有关，也与各校主政者不适当的谨慎相关，因为他们“对旧教授中一部分接受无产阶级思想领导变为共产党员的可能性估计过低。”（高校党委1955年11月21日报告评语）        

普金时代已接近尾声 作者：姜草子 来源：作者赐稿 来源日期：2011-12-7 本站发布时间：2011-12-7 9:16:26 阅读量：957次 　　第六届俄罗斯国家杜马(议会下院)选举计票结果已经明朗。根据已完成统计的96%选票，普金领导的统俄党，预计将在下届国家杜马450个席位中占据238席。而在上届国家杜马选举中，统俄党赢得315个席位。,本届议会选举所获席位可能直落77席，意味着统俄党的大幅失分。 　　这是一个信号，或者说是普金国内政治影响力的一个拐点。它标志着普金的政治声望已经由盛转衰，普金时代已经接近尾声。 　　有人或许会问，统一俄罗斯党在此次选举中虽然大幅失分，但好歹在国家杜马中仍是第一大党，而且很可能保住过半席次，怎么能用由盛转衰来判断呢?再说这次是议会选举，失分的是统俄党而不是普金本人。普金虽然是统一俄罗斯党的头儿，统俄党选票的丢失，虽然也在一定程度上标志着普金声望的下降，但统俄党与普金，杜马与总统选举毕竟不能划等号，统俄党遭人厌恶了，普金却自有其个人“魅力”，怎么能以一场杜马选举的结果，来断定普金个人的时代已接近尾声了呢? 　　如果有人提出这样的疑问，那老姜只能说，提问的的人太不了解俄罗斯的政治生态，也不大熟悉俄罗斯人的民族性格。我在《俄罗斯注定是个二流国家》中，曾列举了俄罗斯人的一些性格特征，现在再重复其中的一点，这就是俄罗斯人性格中的极端性。俄罗斯人有足够的毅力和耐性，长期忍受严寒、苦难、毒菜威权者的统治，可一旦他们失去了这份耐心，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又会以摧枯拉朽之势抛弃这一切。俄罗斯人的这种性格，使得他们成了一个喜欢在政治上玩过山车的民族，它的不算长的历史中，已经屡次出现政治硬着陆的现象。十月革命是硬着陆，苏联解体同样是硬着陆，其社会改变之快，无不令外界跌破眼镜。 　　这一次杜马选举的结果，是否意味着俄罗斯又出现了政治硬着陆的征兆呢?我以为这种征兆已经出现。而正在俄罗斯上空自由落体的那件重物，就是普金的政治生命。在上一届杜马中，普金的统俄党占据着315席，时隔不过四年，这个党的席次就丢了将近80席，由将近2/3的席次降到了勉强过半(我还没有看到正式结果，也许过不了一半)，这还不是硬着陆的迹象吗? 　　重要的是，即使这次统俄党的席次过了半，也是一种饱含水分的过半。原因是这次的杜马选举，舞弊违规现象非常严重，而作弊者就是统一俄罗斯党。普金的统俄党在这次选举中的种种小动作，就连他的一些党内同志也看不顺眼。其中最令他的党内同志烦不胜烦的事，就是统俄党竟然利用自己执政的地位，通过行政系统向党内的执政官员下达任务，强制性地要求他们完成多少拉票指标。这种前苏联时期才有的政治怪相，竟然出现在如今俄罗斯的民主选举中。俄罗斯这次杜马选举的舞弊现象是如此明显，以致选举刚结束，多地就出现了谴责选举舞弊的示威活动。 　　把这些水票拿走，统俄党还剩下多少支持度?具体数字我不知道。我能肯定的是，统俄党的得票数绝对过不了半。以选前多次的民调结果判断，普金的统俄党，如今在俄罗斯选民中的支持率，充其量也就三成左右。统俄党的这种支持率，大体反映了普金个人在俄罗斯民众中的真实声望。 　　至于统俄党的支持度，为何要与普金个人的声望扯在一起，这就与俄罗斯人的另一个特点有关了，这就是他们的强人崇拜心理。俄罗斯是这样一个民族：它不是先有强大的政党，才有强势的政党领袖，而是有了强势的领袖，才能制造出强大的政党;它的政党的声望来自领袖，而领袖的声望却不依赖政党。表现在统俄党与普金的关系上，是普金给了统俄党生命力，而不是统俄党造就了普金。但这只是硬币的一面，它还有另一面，那就是统俄党支持者的大量流失，并不意味着这个党自身做错了什么，而是领袖普金的影响力已经下降。考虑到这种情况，说统俄党如今约三成的支持率，大体反映了普金在民众心目中的地位，绝非太离谱的事。即使把普金魅力的余温考虑进来，普金个人的真实支持度，如今也就剩下五成不到而已。 　　这是一个危险的信号，意味着俄罗斯明年的总统选举，普金将可能遇到前所未有的挑战。不是说普金不会当选，而是指他的当选之路远不如从前那样风光，必定会把他已经走下坡路的事实，昭示在俄罗斯民众的眼前。最坏的情况是：在第一轮的投票中，连普金的得票率也未能过半，他不得不进入第二轮投票，才能坐上总统宝座。而只要普金需通过两轮投票才能胜选，就足以表明他的政治生涯已步入颓势。 　　普金当然仍有最大的可能在明年重当总统，甚至任职六年后，他仍有可能再续任六年。但不管他的总统梦再做六年，还是十二年，或者明年就美梦破灭，普金时代却无疑已接近尾声。梅德韦杰夫之前的普金总统，一段时间众望所归，名实相副，那些年的俄罗斯，的确是普金时代。梅德韦杰夫之后的普金，即使他又坐在了总统的位置上，甚至一坐就是十二年，这个时代却很难说再属于普金了。因为这时的俄罗斯民众，将会有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转过身子，背朝向他，离他而远去。他仍可能是俄罗斯的无冕之王，但此时人心已散，他在俄罗斯民众心中的光环不再。这种再回锅的俄罗斯总统，将更多地以负面形象出现，并成为人们厌恶、嘲弄和攻击的对象。 　　2011-12-6         (转载本文请注明“中国选举与治理网”首发，以上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本网立场和观点。)

[15] 回复：方绍伟：民主难、中国民主更难？ http://blog.sina.com.cn/s/blog_5563a64d0100ksxj.html 菲律宾等所谓的“美式民主” 菲律宾“特别没用部队”和德国KSK精锐的洋相 东南亚社会是家族寡头世袭特权的“中式民主” 东南亚社会类似罗马共和国，“独裁者”未必不适合东南亚 美式民主是分治地区的普选民主 http://cid-36d976e82bb7123d.spaces.live.com/blog/cns!36D976E82BB7123D!1715.entry 在马来“东”亚时，对于菲律宾游客事件一知半解。当地的广播连英文电视也不多，也没怎么留意。刚回来才知道出这种事，家里人都后怕：万一发生就马来亚，说不定就是咱们遭殃。菲律宾“特别没用部队”的表演，倒让笔者想起德国反恐怖突击队KSK的“特别没用”的成长史。当时以色列代表队给巴勒斯坦组织劫持为人质，KSK成员非常勇猛地一轮突击，把恐怖分子全部消灭，自已无一伤亡。唯一美中不足的就是人质一个都没有活下来。在全世界面前出尽洋相，德国KSK痛定思痛，今天已经是反恐怖部队的典范。 发生在菲律宾的悲剧并不在于“特别没用部队”的表演，给笔者印象更深的是上一次的省长争位屠杀事件，充分说明了菲律宾宪法执行的软弱。乌有毛左们喜欢称菲律宾为美式民主，不知是以何为据？菲律宾固然是分治的社会，没有中央集权造成大规模崩溃死亡的危险。但是菲律宾显然不符合美式民主的人权宪法，否则不存在地区家庭世袭。 地区家族世袭广泛存在于除印支三国以外的几乎所有东南亚国家。所以印尼曾经发生过华人受害的暴行，并不能说明是印尼后苏哈托政府反华。除了泰国和马来亚比较类中国的中央集权，可以控制地方外，菲马缅等国对于地方政阀，按目前的宪法是无法奈何的。因此在这些地方，马科斯和苏哈托这些独裁者，并非完全是不合理的。在菲律宾这类父权依附的社会里，全国一盘的民主确实是会乱的。 美式民主的人权宪法以分治为基础，但是要求分治地区或者选择低一级的地区分治，（如美国州以下的县市级），而最末一级地区自治体，必须符合一人一票的民主选举。即使在美国，铲除地方世袭政治团体，也是西部电影中行侠仗义的永恒主题。在人身依附型的社会里不存在美式民主，菲律宾就是一个证明。 在美式民主的人权宪法下，分治地区如果是军政阀的专政，人权大于政权，人民可以合法推翻地方暴政，联邦和别的地区也可以依据宪法干预地方违宪事务。这是美国南北战争北方干涉南方的法律依据，而不是因为南方宣布脱离合众国。菲律宾中央宪法对于地方侵犯人权行为干涉的软弱，恰恰说明菲律宾这样的国家，并非美式民主，没有成功通过民主实现公共集权。 菲律宾社会更接近于古希腊罗马时代的父权家庭寡头联盟社会。或者说类似于没有实行军事化的斯巴达政制。菲律宾与其说是美式民主，不如说是中式民主，因为两国都是在类似父权依附制下的0.4%控制着整个国家的政权，压迫着其余绝大多数的民众。这些地方和中央的0.4%控制着地方选举和国家议会，用武力铲除异已甚至异已整个家族，是省长选举屠杀案发生的原因。 独裁者马科斯和苏哈托，只不过是依靠各自在当时最有影响力的父权家庭登基的“罗马皇帝”。在这种类似罗马共和国父权寡头的社会里，赶走一个马科斯，十个八个马科斯站起来，站不起来也在台底下较劲。人身依附的家族制作为社会的主要组织机制，所谓的多党制美式民主不过是JOKE。这就是菲律宾和印尼，其实也是马来亚的，所谓的美式民主。 菲律宾的民主之路，应该首先在力所能及的地区象马尼拉真正实现美式民主，然后借助本身的优势和国际的支持，在尊重地方自治权的前提下铲除脆弱的政阀，自然水到渠成。必要时，可以让马尼拉先“独立”出被各地操纵的菲律宾全国大选。美式民主不是一人一票，不是三权分立，……美式民主是体现人权和乡土利益相联的分治地区的普选民主。 《黄衫军代表自由“既得利益者”;红衫军打算“游击战”;泰政府越是克制越主动;泰王室可能成为西哈努克》 《泰国不是美式民主；泰国基本情况非常类似中国；地方世袭割据，没有地方自治》 《泰国内乱于“多数人暴政”；他信均贫富政策；黄衫军是受害者；香港民主不是美式民主是中世纪封建制度》 《社区自治之户籍制度与民主人权的关系》 《民主就是”民众自主本身事务”》 《科学就是民主！人权普世价值观是左右派的金标准》 《民主中多数人对少数人的暴政的制度》 《为什么中产者为主的社会很稳定》 《观察泰式民主》 《法式民主的三权分立可能成为暴政》 用户： 请看这些文章 发表于：2011-12-7 22:08:45 支持 (0) 反对 (0) [14] 回复：方绍伟：民主难、中国民主更难？ http://blog.sina.com.cn/s/blog_5563a64d0100ijgn.html 泰国不是美式民主，难免动乱 准确预测了泰国动乱 泰国不是美式民主 泰国基本情况非常类似中国 泰国菲律宾有地方世袭割据，没有地方自治 http://cid-36d976e82bb7123d.spaces.live.com/blog/cns!36D976E82BB7123D!1275.entry 泰国评论是时事速评。笔者对于泰国、菲律宾等东南亚国家，除了对沙巴远胜三亚的美景流连忘返，基本不感兴趣。如非泰国红衫党两评引起毛左怪胎思维方式的强烈反响，笔者不打算再浪费时间，目前也不打算花更多的时间研究这几个地方的详细社会环境。笔者仅仅知道，这几个地方的社会演变，没有超出人权法学和经济学的知识范围，也没有违反其社会客观规律。以下仅仅是介绍笔者对泰国为主菲律宾为副的时事观点的由来。 笔者最早发表对泰国时事的评论恰好是在澄清怪左思维的“《法式民主的三权分立可能形成多数人对少数人的暴政(2009-06-16》”和“户籍制度是民主的基石合理性和必要性专题讨论目录(2009-09-29）”，重点说明美式民主根本不是全国范围一人一票，否则必定是动乱。就在此时，泰国发生了红黄两衫的示威，笔者几乎就已经知道后面九个月将以发生的“未来”了，所以写下前文，《观察泰式民主缺陷，思考中国末来(2008-09-03  ）》。 笔提早九个月“预言”铺陈只不过是因为它是客观规律，也是以怪胎民主派为主体的“中国民主人士”最经常出现的对民主的错误理解。而且，这种理解几乎是必然导致混乱的进一步的奴役之路。仅仅是在理论上论证其演绎，只不过是让怪胎民主派反目，或充其量是“又一种意识形态”。泰国的局势提供了简单的“错误的民主模式将会出现的逻辑结局”的实验品，这就是笔者写下前文的原因。本泰国时政行列链接文章，无一针对泰国而早于泰事件的发生。 另一方面，泰式和韩式，实际上还有俄国式的“民主”，一直被毛左类卫道士故意曲解为“美式民主”而口诛笔伐。使用民主是有“地区条件限制的”则正中卫道士的下怀，因为人家要的不是否定美国的强大，而是强调中国有“非常的特色”。中国当然有中国的特点，但显然并不是拒绝美式民主的理由，而前述国家的失败，恰恰是因为他们并非“美式民主”。毛左卫道士必定会利用泰国动乱攻击中国的民主进程，这是笔者预作预言再作分析的原因。 毛左强调的美式民主的失败，与怪胎民主派反户籍制度为目的的鼓吹“美式民主”，在共同的“中国特色”的旗帜后，得到了“和谐”的统一。正是预见到毛左和怪左在泰国时局上反应，笔者先行八个月作预测性的分析，留待日后慢慢跟踪。笔者注意到泰国的情况是一个类似中国的高度地区差距的社会，曼谷占了泰国人口五分之一！很类于中国社会而更为极端。 泰国同样有一个强大的食利性的特权阶层，泰王室及其食利集团。一个受控于泰王室也不掌握军队的所谓的“统治者”泰国政府，有点鸡毛蒜皮的小差错就下课，却被说成是美式民主的动荡。（思考题：泰国政府是统治者吗？）。泰国同样有类似中国的由泰王室“慈善资助”的农村落后地区的大学生教育，同样象中国的农村科举精英一样毕业后找不到工作，流连于曼谷发达地区。在这个基本的环境中，有一个问题笔者没有确切了解，但是相信不会错的是，泰王室的开销，如果不是税收分成，就主要是从曼谷的王家产业中来，相当于中国的国企。很可能是两样都不小。 另一个情况是笔者是推断出来的就是，一个号称仿效“美式民主”的泰国，其强烈的贫富差距，意味着在全国，和各省内部，有着世袭性的特权阶层的存在，如菲律宾的世袭省长之类。这种社会并非地区分治性的社会，而是地方君权的诸侯社会。比中央集权好一点，但远远不及美式人权民主分治的社会。泰国和菲律宾的地区贫富差距，不是因为资本主义的原因，而恰恰是因为封建世袭的特权干扰了市场经济的法制的原因。 就是这样的社会，却搞“一人一票”的全国选举，结果是什么是不言而喻的。红衫军和黄衫军，就在笔者预言“反户籍制度的的所谓一人一票”，正是以“多数人对少数人的暴正”的必然社会流程，而出现在泰国的社会舞台。即使是对彼时，笔者对于泰国内部情况也是不甚了了，也不感兴趣。但是元旦旅游时浸完温泉洗脚板时，百无聊奈看电视，（笔者平时不看电视），却发现了与笔者预期完全吻合的进一步的细节。凤凰卫视对泰国示威双方代表的采访。 用户： 请看这些文章 发表于：2011-12-7 22:07:45 支持 (0) 反对 (0) [13] 回复：方绍伟：民主难、中国民主更难？ 很多人以一些东南亚国家的乱来攻击民主，所以转载以下一些文章。 http://blog.sina.com.cn/s/blog_5563a64d0100age8.html 观察泰式民主缺陷，思考中国末来 关心中国民主进程的国人，应该多关注一下泰国历史、现在政局的演变，从中找到对中国有参考教益的经验、教训、规律。民主，其实是一种科学为先导的社会组织方式。“美式民主”，不一定适合中国，（谁都知道，用不着极左文盲来教训），但只是把民主定为社会的组织形式，就可以抛开君权道德观，完全以“可重复的”，“可验证的”科学原则，发掘不同国家的相似的社会进程中的规律。它是否被一些别有用心的人称为“美式民主”，“泰式民主”，“俄国式民主”，还是“有中国特色的民主”，根本不重要。重要的，只是那一种科学的态度。 自1932年立宪开始的泰国民主进程，伴随着经济的发展，到今天，与中国将要走下去的路，至少有七成的相似。 1）都有至高无上的既得利益者，在泰是泰王室，在中国是7000万个皇权代表。 2）都是烧火棒维持稳定，军队有着本身的利益，在维护本身利益的前提下可以放任社会演变，但是随时干预政策，使之符合最高既得利益。 3）相对富庶的、有中产者的曼谷，和广大的贫困落后的乡村； 4）泰国城乡，就自治权与地方福利权，（相当于中国的户籍制度冲突），是今天泰国政治动荡的根本原因； 5）同样使用低估本币（实际上是把社会成本转嫁到贫民身上）出口的方式促发展，贫富分化，社会竞争力低下（人妖和妓女除外）。 不同之处，大致有四点： 1）泰王室对社会的食利程度，不及7000万皇权代表； 2）泰国没有一个吸血式的国有资产、国有企业食利阶层；因此，泰国也没有那么多政策干预经济的价格管制、经济特权； 3）泰国是一个小国，稍有起色，不至于引起世界大国的警惕； 4）泰是一个小国，可以采用出口导向，并在大国平衡的需要中，得到额外的好处； 5）泰国也没有大量的政府主导的公共投资，即国有企业“成果”；直接与中国的对比是，国民经济转化为自制军事工业实力上看，比例低于中国。自然，由于泰国是一个小国，可以购买大量的外国武器，（包括中国），在东南亚而言，泰的军事力量，并不比另两个“小型中国”越南、缅甸差。 泰国表面上是一个君主立宪的文官政府，而实际上，是一个君主控股（控制军队）的军人政权。文官政府向军人负债，成为前台的宰相；军人，无条件向泰王负责。这种结构，与中国是不是有点相似？从以上的的分析可以看出，泰国今天的社会历史形态，其实比中国领先。泰国的今天，在某些时间的将来，就是中国的明天。那么，今天中国相当于泰国什么时侯的历史状态？我想，应在1932年立宪前的状态。毕竟，中国今天还没有完成“皇党立宪”。 如果这种定位让读者很不舒服，那么请你就此打住，不要读下去了，您的客观精神，已经敌不过你的虚荣心了。 参考泰国自立宪后的社会历程，我们可以发现这样几个规律： 1）在相对强调政治统一而缺乏地区自治宪法的情况下，不同的社团利益冲突，会显得难以调和。缺乏地区自治宪法权力，也就等于说地区对自已的政策后果无需负责，只需要抱怨（因为没有权）。这样的宪法目的，显然是为了泰王室利益绝对统治权的最大化。这种情况，显然会在中国也出现“皇党立宪”以后。经过了70年还不是和谐社会，大概有很大的理由说，“美式民主”不适合泰国了。 2）在缺乏地区自治权（也就是缺乏地区自我责任义务）的情况下，地区差异的冲突程度，大于泰王室及军队与社会公众的冲突程度；换言之，一旦中国“皇党立宪”，围绕户籍制度的冲突，将是中国最主要的社会矛盾、内战导因。 3）只要控制住军队的食利规模，由军队负责秩序维持，所负出的社会食利代价，要远远小于通过“文官政府－> 特权经济”这样的结构。或者说，容忍军队特权的“腐败成本”，要远远小于后者的。从成本最小为社会发展方向的规律出发，可以认为，中国很可能最终通过军队短暂执政，过滤到民选的文官政府，来摆脱积久的社会官场腐败。 4）低估本币的出口导向，并不能令本国人民真正走向富裕。 用户： 请看这些文章 发表于：2011-12-7 22:05:47 支持 (0) 反对 (0) [12] 回复：方绍伟：民主难、中国民主更难？ 第1），第2）问题的关键是，泰王室如果不能强化地区自治权（也就是同时强化地区自我责任），那么，就不要让无独立的地区向中央文官政府负责，改成各自向泰王室负责。这样可以减少社会的冲突，（在一个宪法下）增强社会的综合实力。方式，类似于奥地利“君主立宪”，改组成奥匈帝国的组织形式。 对于中泰这样社会特点的国家，（巨大的城乡差距），宪政自治，似是唯一的解决方案。我国社会，对于“自治”一直是刻意回避并妖魔化，把它与20年代中国的军阀社会等同之。其实，自治的含义，本身既是让权，但同时，也是委责，地方权力与地方责任是同时出现的。另一方面，“宪政自治”与“割据”是完全不同的，前者有共同宪法和维护宪法的军队，后者，是没有宪法而地方有不受宪法监督的军队。因此，自治根本就和割据风马牛不相及。如同强调公民个人权力义务（个人范筹的自治），与公民就一定脱离国籍，根本上是两回事。 2009年4月15日重温： 先前泰国代表曼谷市民利益的黄衫军，已经表示了对泰王和政府的不信任；现在代表农村贫民、底层市民利益的红衫军，也表示了不满，而且更肆无忌惮。除了在各地自治自理，在发生大规模内战以前，实在看不出有现实的解决方案。在缺乏地区局部利益代言的情况下，民众很容易产生“大”的期望，不是反对某一项政策，而是反对政府本身。从而，令民主与暴民运动之间，几乎没有任何阻隔《自治社区水密舱》。这种取消社区自治培养暴民运动的“道德式民主”，未必有多少优越性。 用户： 请看这些文章 发表于：2011-12-7 22:05:51 支持 (0) 反对 (0) [11] 回复：方绍伟：民主难、中国民主更难？ http://blog.sina.com.cn/s/blog_5563a64d0100dhfb.html 文章有点长，分两段：为什么一人一票三权分立不是民主 http://cid-36d976e82bb7123d.spaces.live.com/blog/cns!36D976E82BB7123D!231.entry         《法式民主的一人一票的三权分立可能是暴政》，如果不是连贯笔者关于自治和民主组织的博文，很难理解，为什么到处宣扬的民主象征“一人一票，三权分立”，怎么竟然是暴民运动的主张呢？尽管那么多追求西式民主的国家，不是陷入混乱，就是声称选举作弊。但是，很多人宁愿相信是这些国家人民素质不够高，所以不能够民主，而不愿相信，（一人一票全国竞选＋三权分立），是在民主制度上的设计上，就有了根本性的缺陷。这然，这样的误解，对于专治权益既得者是有利的，“人民不够成熟”，成了维持专治的很好的借口。         笔者能够理解这些朋友的疑惑。因为笔者自已都曾经疑惑过！今天笔者认为，民主，是一个和文化和人民素质无关的制度选择。这些国家之所以陷入民主制的混乱，是民主制度上的缺陷，而不是人民素质上的缺乏。是错解了人权之一人一票，而没有坚守一人一票的目的，并不是追求“绝对的公平”，而是追求对人权利益的最大限度的共赢保证。当把民主人权当成是意识形态的道德观去追求时，会忽略了这种实质差距，变成了毫无意义的《暴民运动》，就算侥幸成功，无非是新瓶装了旧酒。一些人以为是“选举舞弊”，看来根本就没有入门！         民主就是自治！从个人到家庭，从家庭到社区，从社区到国家的自治！原因在于，任何人都是管理自已事务的最顶级专家！因此，“人民素质不够高”而不能民主，是永远不能成立的理由。另一方面，全国一人一票直选中央，本质上是假定“全国一盘棋”取消自治权。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大国，将会把过多的，本身可以在自治区域解决的细节问题摆到一起，变成无法解决的混乱，————混乱不可避免了。         换言之，这些国家对民主的认识，比不上两百年前的美国！对此如果还不明白的朋友，能否回答笔者的一个问题：是一人一票全国选举中央民主公平呢，还是美国选举人团票的选举公平呢？而且，美国参院票并不是按人口平均，是不是又是不公平呢？         如果看过《爱国者》电影的朋友，请注意剧中马丁上校的一句台词：“I  wont  trade  one  tyrant  three  thousands  miles  away,  with  three  tyrants  one  miles  away”，（我可不愿意舍去一个三千英里外的暴君，换来用一英里外的三千个暴君）。如果不明白这句话，你就不明白美式民主，什么不是一人一票，为什么不是三权分立，而是，“防官甚于防盗”。         这就是答案。         其实，它就是如何在民主上避免《多数人对少数人暴政》的问题。考虑到中国怪胎民主派是把民主进步理解成另一场贫民革命，中国传统教育又把《不患贫患不均》视为天经地义。这样，法式民主的一人一票，其存在的缺陷，就不容易被近代中国文化背景的人看到了。中国是一个有浓厚暴民传统，《浓厚的反对私有财产却容忍皇家私财》的等级社会。如果不解决《多数人对少数人暴政》的悖论，不走出《不患特权却患贫富有差异》的误区，中国不可能得到真正稳定的民主社会。         而对于三权分立，看上去没有什么问题，牵制嘛！但是有没有想到，三权分立，实际上是违反了人权利益神圣不可侵犯的价值观。这种设计，本来就是一种误导，既低效率，也不科学，更不是民主。为什么呢？因为，人权利益是至高无上的！议会，代表了人权利益。它怎么可以被牵制呢？当您认为要三权分立时，有没有想过，议会是强势者还是弱势者？执政官是强势者还是弱势者？议会是不是经过分区一人一票选上去的，是否足够民主，这是议会选举上的问题。假定议会是民主的，不是《明朝式的党内民主的》，那么，难道议会不是立法机关吗？不是执政预案的审查机关吗？不是代理选民监督行政的机关吗？         到底是议会总揽大权，按职能分别委托执政官按《行政预案完成执政期行政》，委托法官主持司法诉讼；还是议会只是疲弱地接受强势政府的“牵制”呢？想过没有？人所共知的信念，并不一定是对的。这一条，并不仅仅包括毛主义的两个凡事。事实上，三权分立观念最危险的地方，在于对民选政府，到底是“任期内的临时君主”，还是《行政预案的契约服务者》，有着糊涂的认识。凡是鼓吹三权分立的国家，通常都是有浓厚君权文化背景的社会。这样，才会把社会服务者的“政府”，当成了临时的君主。以至一些卫道心安理得：“社会总是需要君主的”，“美国只是选出了君主”，————大错特错！          用户： 请看这些文章 发表于：2011-12-7 22:02:51 支持 (0) 反对 (0) [10] 回复：方绍伟：民主难、中国民主更难？ 因此，真正的民主宪政的稳定的社会，一定会表现出这样的政治组织特点：代表人权单位集合的议会，至高无上！政府，只不过是普选或代选出来的，执行议会逐项审批、预算控制的预案的公共行政专家体系。为了强化议会的执行监督权力，笔者甚至认为中央政府领导人不应普选。普选应该集中议会层。如果担心议会会出现  “3000暴君”，那么可以在议会议员的选区内的机构内，象政府；设置到本区议员的监督机制；或者在本区议员上设置监督弹劾机制。         注意，选区内的政府，不对中央政府负责，而对选区选民或其代表负责。象湖南省政府对湖南省选民负责；无锡市政府对无锡市民负责。这是自治社会的特点。议员任职期间有司法豁免权，是为了避免敌对利益体使用道德理由干扰议员议政。但是笔者觉得，面对本选区选民负责，议员没有豁免权。换言之，上海的议员不受江苏司法的追诉，却仍应对上海本地选民负责。                法院，只不过是执行议会颁发并解释的司法令令的诉讼执行；通常由议长负责司法的最终解释权。不成熟的法制社会，可以扩大性对于司法纠纷，由议会动议表决消除司法解释分歧。同时，为了弱化法官解释法律的权力，西方社会大量采用陪审员制。这样法官就降格为诉讼过程组织的公务员了。代表人权利益的议会至高无上，故意削弱议会权力的三权分立，不是真正的民主。因此一些怪胎民主派把民选的目标定在政府而不是议会，就会成为换了一种意识形态的极左运动，类似童子军节，《争夺道德的制高权》而及政治的制高点。这是对民主的误解。 用户： 请看这些文章 发表于：2011-12-7 22:02:55 支持 (0) 反对 (0) [9] 回复：方绍伟：民主难、中国民主更难？ http://blog.sina.com.cn/s/blog_5563a64d0100df22.html 法式民主的三权分立可能形成多数人对少数人的暴政 http://cid-36d976e82bb7123d.spaces.live.com/blog/cns!36D976E82BB7123D!221.entry 在《社区自治和民主人权的关系》一文中，我们讨论过，“民主应以社区为单位，一人一票应针对社区选举”，否则会形成《多数人对少数人的暴政》，分析《泰式民主》和韩式民主对行政者造成的巨大干扰，事实上，——韩国中央几乎不能真正做什么事——当然不做事也是一件好事；分析这两个国家，我们会发现一人一票直选中央行政，会造成《缺乏水密舱》的社会动荡，同时，并不能真正反映维护每一个人权的民主本义。原因在于，全国范围内的一人一票，是在主权传统的强制范围内，以“尽可能共所有人的产，再平均分配”的社会主义色彩的《暴民运动》。 不理解这一点，就不能理解，为什么近百年来世界各国的内战，无一不是模仿西方选举民主而始的！也就不能理解，为什么真正的美式民主，并不是三权分立，而是社区自治，社区间的互相牵制。三权分立，其实是“法式民主”。英式民主则是“君主立宪”，贵族保留部分特权的同时要作为社会的表率，同时接受民选国会的监督，并执行民选国会的决策。英式民主的基础，同样是社区自治。法式民主搞三权分立，最终失败并血雨腥风！最终仍然是向美国进口了美式的社区自治民主，内战才远离法国。象韩国那样的社会，如果中央行政是经由社区层利益再选出的，就不再是总统一个人面对压力，而是一个社区阶层面对多变的舆论压力。政治在反映社会人权利益的同时，也就能保持相对的行政稳定。 那么我们从同样的标准看伊朗，伊朗是民主的吗？首先看，伊朗维护了人权利益不可侵犯的普世的价值观吗？恕笔者寡闻，笔者总是听到伊朗“这个魔鬼，那个异教徒”的国家新闻，也看到了伊朗人可以随便以道德的制高点屠杀同胞，直接吊死在街头。换言之，在人权之上，伊朗存在着《绝对的道德信仰价值观》，而且，并不是无异议的可兰经伊斯兰法。这样，任何拥有最高权力可以影响国家机器的人，就可能利用《绝对的道德信仰价值观》获得任何想要的选举结果。这样，我们也就看到了本来是非常接近的竞选，内贾德获取了60%以上的选票。或者在萨达姆、金国、新清国，执政者获得　１００％选票的“民主结果”。 可见，选举并不等于民主，民主并不仅仅是选举。 其次，在政治设计上放纵《多数人对少数人的暴政》的《暴民运动》，也将损害人权利益的积累，当然损害了通过购买力释放平衡整个社会财富分配的努力。法国式的左右派分野，也就是秦晖教授所持的认识，其实就是支持《多数人对少数人的暴政》的左派，支持人权利益不可侵犯主张约法共治的是右派。民主由共识而走向不共识，最终大多数演变成内战；与《多数人对少数人的暴政》是否进步，是否真的就是民主，有着莫大的关系。 因此，三权分立也不是民主的代名词，它可以作为美式社区牵制民主的最高体现形式。如果抹去了美式民主的社区基础，而关注民主一人一票的选举，三权分立；是得其形而失其神。本质上就是《暴民运动》，《多数人对少数人的暴政》，最剧烈的，就是国家内战的灾难；————国共内战，深究起来，何尝不是这样的一次灾难？由此，我们可以发现“模仿西方式民主”的落后国家，与“反对西方式民主的先进社会主义强国”之间，其国内政治混乱中体现的一脉相通。 希望一人一票直选中央，是为了“全国一盘棋”，没有几个中国人怀疑过它的正确性，————遗憾的是，中国至少近170年以来，问题就出在“全国一般棋”！即使是今天看似不是主要矛盾，实际上关系重大的社会问题，象社会保障不完善，户籍制度，庞大无比而低效的政府财政，计划生育做成的人口结构错乱，……都和“全国一盘棋”的盲目计划有关系。就象一位水平不高偏偏要管到儿女衣食住行婚姻嫁娶，甚至管到儿女养儿孙上公园报销多少根冰棍钱！试问，假如儿女达到十几亿，会是什么结果？ 《民主就是与民约法》 《民主Vs君主；人权Vs君权；民生Vs国家利益》 《西方民主与东方专制，人性有私与无私之分歧》 《人性本私！老百姓能否问两会“我的利益在那里”？》 《人性有私，为官无私》 《官民二元，公私二元》 《  民权，人权，民主权利和人道主义》 《科学，民主，和科学的发展观》 《社区自治之户籍制度与民主人权的关系》 《民主就是”民众自主本身事务”》 《科学就是民主！人权普世价值观是左右派的金标准》 《民主中多数人对少数人的暴政的制度》 《为什么中产者为主的社会很稳定》 《法式民主的三权分立可能成为暴政》 用户： 请看这些文章 发表于：2011-12-7 22:00:05 支持 (0) 反对 (0) [8] 回复：方绍伟：民主难、中国民主更难？ 民主难，中国民主更难，想要没有添加剂的中国民主，更是难上加难。 用户： 熊大雄 发表于：2011-12-7 21:13:40 支持 (0) 反对 (0) [7] 回复：方绍伟：民主难、中国民主更难？ 老方好：把民主的本质归之于“民权”和“限权”在政治上和认识上有极大的诱惑力，但却根本不得要领，它是一种“鱼还没上钩就想着如何分鱼”的思维。“政治垄断”可以使“民权”和“限权”书面化。政治的奇妙之处就在于，“民权”和“限权”本来可能是目的，但“政治垄断”却使他们工具化了，“民权”和“限权”终究成为“突破政治垄断”的武器，民主政治的“症结”依然是“政治垄断”。 你上述判断须有个前提才成立，那就是存在政治垄断的前提，才有可能存在“限权”被书面化的结果，如中国的语境下。假如在非政治垄断的情况下，把民主的特质定性为“限权”则优于“政治垄断”的定性。民主可以破除“政治垄断”但不存在政治垄断不等于就是民主，只有对任何权力都加以约束才可能保障民主的最大公约数。 用户： 漂泊者 发表于：2011-12-7 19:06:06 支持 (3) 反对 (1) [6] 回复：方绍伟：民主难、中国民主更难？     民主并不难，不管是在中国还是别的什么国家，因为民主国家管理是一种符合人性的政体形式。       对社会管理的人性诉求，人的本能与特性是社会组成的基础，以这种基础原则形成的制度来管理社会，这人间还有比这更容易的事么？背其道而行—专制，“逆天下之大不违”，悖人性而强行维持的政治垄断，因为它与社会基础—大多数人的意愿相对抗，所以，专制体制才是困难的政治。       民主是最容易的政治体制，专制是最困难的政治体制。这就是结论，一千以前是正确的，一千年之后，这结论还是正确的。         在垄断已经成为事实的情况下，只要揭开人们认知的迷障，解放人们的心智与能力，民主仍然是容易的政治途经，而专制之倒行逆施，纵然怎样“硬性”“维稳”都是最困难的，没有出路的失败之途。 用户： 许良 发表于：2011-12-7 12:12:30 支持 (19) 反对 (0) [5] 回复：方绍伟：民主难、中国民主更难？ 占领华尔街运动在西方成燎原之势，正是觉醒的西方民众对西方垄断资产阶级以经济垄断为基础，实施政治垄断的不满和反抗的结果。 用户： 山人 发表于：2011-12-7 12:08:23 支持 (4) 反对 (19) [4] 回复：方绍伟：民主难、中国民主更难？ 西式民主的实质是确保垄断资产阶级统治权的“金权游戏民主政治”，所谓一人一票在私有制占主体的“以钱为本”、“两极分化”的价值基础下，只不过是民众成为资产阶级主导的“金权政治游戏”群众演员（或者是跑龙套演员）的入场券。所以，建立在私有制占主体的基础之上的“西式民主”，其本质是资产阶级政治垄断。 用户： 山人 发表于：2011-12-7 11:36:56 支持 (3) 反对 (22) [3] 回复：方绍伟：民主难、中国民主更难？ “民主难、中国民主更难”吗？ 民主不难，中国民主更不难。其实，方绍伟是在议“书面民主难，书面中文民主更难”的吹毛求疵。因为，政治垄断中的执政合法问题使书面上的表述受到限制。毛泽东总结出了一套中国书面民主表述法：民主集中制。邓小平在这个语境上变通了一下：三坚持下的民主。江泽民发展为：代表制的民主。胡锦涛创立了：特色民主。都是民主集中制的书面变化。而实用的民主主义一直不变。例如毛泽东反左，邓小平反即定方针，江泽民反公有制，胡锦涛反福利主义。都是通过少数服从多数的常委表决制实施的，而不是武装政变贯彻。从这个形式上讲，共产党的执政是民主政治而不是垄断政治。 相对蒋介石执政而言，各省和地区将领与中央的关系就不是民主政治，而是武装政治。所以，国民党败退到台湾之后才清党成功，由蒋经国一派专政完成了民主宪政。台湾民主宪政的过程与同期的智利军人政府相同，在军事政治下完成了经济的新自由主义转型，促进了党外运动的人力集结和财力积累，蒋介石归天与皮诺切特下台一样，台湾和智利同时解除了三禁。而党外运动人士以雄厚的经济实力和受害者的高票击败执政党当选，开始了正常的民主程序。 中国大陆的民主进程还处在经济分化、各派积蓄力量阶段。整个政治斗争积蓄在官二代中明争暗斗。而知识分子只能在“书面民主”中玩文字游戏。 民主是个好东西！一语道破专政黑幕。然而，民主又是个昂贵的东西。目前，只有台面上的人玩得起。一声唱红耗资千亿，反对派有谁玩得起？陈水扁背后没有上千亿支撑不可能胜选。所以。只有官二代玩民主，其他人书面民主。官二代玩民主有难处吗？一本《新民主主义新论》由将军率四将军护驾发行。一篇西方民主论被过境追捕、 所以，方绍伟的“书面民主”是大众民主，知识分子民主。只能在选网消闲不收稿费（高人语），上环球网就列为禁言组。 这样与初阳交流是不是“畅所欲言”呢？ 所以，官二代的民主不难，中国官二代的民主更不难。书面民主难，书面中文民主更难。就成之有理了。 用户： 冯梦云 发表于：2011-12-7 11:10:22 支持 (7) 反对 (0) [2] 回复：方绍伟：民主难、中国民主更难？ 没有“打破政治垄断”状态下的“参与”，只能是“让”你参与，如初阳网友前面文章留言中提到的“知情权”“表达权”等。能“让”你，也就能“不让”你。 那么怎样才是“打破政治垄断”呢？就是没有这样一个“让”的人或者社团存在（不过这个判断好像只适用于现代。古代的斯巴达就没有这样一个人，但其社会也不是民主的）。 用户： 国洪新 发表于：2011-12-7 10:13:55 支持 (8) 反对 (0) [1] 回复：方绍伟：民主难、中国民主更难？ 中国的民主不难.世界的民主也不难.难的是国民的觉醒.难的是唤起国民的觉醒.只要是国民觉醒了.实现民主自然是水到渠成了. 用户： tx134563 发表于：2011-12-7 10:01:48 支持 (25) 反对 (0) 加载中…

    中国选举与治理网专栏作家、福建省委党校法学教研部副教授王利平，最近在党政干部培训班上讲了一堂大胆前卫的课：《维稳与维权的困境和出路》。他用幻灯，举了三个女人的例子：重庆身处孤岛与拆迁队作战的吴苹，上海手持燃烧瓶和政府拆迁队大战的潘蓉，成都用打火机点燃汽油自焚的唐福珍。“女人本身是弱者，但她们在捍卫私有财产权时，变成了最坚强的人。”王利平继续说，“我们终究是要走出维稳与维权的困境。” 　　 通过党校的学习，应该“播种观念，转变官念”。 　　让他们在处理工作时有一个停顿，去思考一下“我到底在干什么”，这对执政党的各级干部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如果说知识分子是民族的良心，党校老师应当是执政党的良心。 　　维权才是维稳的新出路。你维好别人的权，别人自然也就稳了。 　　福建省委党校法学教研部副教授王利平，最近在党政干部培训班上讲了一堂大胆前卫的课：《维稳与维权的困境和出路》。他用幻灯，举了三个女人的例子：重庆身处孤岛与拆迁队作战的吴苹，上海手持燃烧瓶和政府拆迁队大战的潘蓉，成都用打火机点燃汽油自焚的唐福珍。“女人本身是弱者，但她们在捍卫私有财产权时，变成了最坚强的人。”王利平继续说，“我们终究是要走出维稳与维权的困境。” 　　他的课引起了学员们的热烈争论。 　　当了13年党校教师，这不是王利平第一次特立独行，每次开课前，他都要先朗读一段个人声明：“本人恪守‘允许讲错话，决不讲假话’的授课原则，捍卫言论自由的权利，欢迎真诚的批评和交流，反对任何形式的‘扣帽子、打棍子’，相信中国的问题可以在宽容、理性的探讨中得以解决。” 　　这是一位怎样的党校老师？11月29日晚，在福州，王利平坦诚地接受南都记者专访，谈论了他眼中的维权与维稳，以及对现代党校的一些认识和思考。 　　 矛盾大多集中在基层越基层的就越知道矛盾问题的凸显，一个是尖锐程度，一个是他们处理矛盾过程中的苦衷 　　姜英爽：做党校的老师，你长期面对一批批党政干部，有的长期在体制内浸淫，已经习惯以某种角度思考问题。我想问，他们身上的官气容易去掉吗？ 　　王利平：你讲的是一个事实，他们长期在岗位上，长期服从党的安排，这也可以理解，他离开工作岗位到党校来学习，他们也会讲一些心里话。身上的官气，越基层的越容易去。 　　姜英爽：那官职相对比较高的呢…… 　　王利平：这个因人而异，在我们省级党校里，处长占主体，科级干部也有，包括县里的一些局长、团委书记等，特别是县处级干部之中，还有实际工作岗位的一些同志，他们感触比较多，确实感觉工作难做。 　　姜英爽：就是说越来自于基层的干部感触就越多？ 　　王利平：那当然，我们中国的矛盾，极大多数都集中在基层，越基层的就越知道矛盾问题的凸显，一个是尖锐程度，一个是他们处理矛盾过程中的苦衷。 　　姜英爽：他们会不会告诉你一些他们的困惑或者是矛盾的地方？ 　　王利平：嗯，比如说在我们有时候开展的讨论课中，他们也确实讲得比较深刻，比较实在，就是讲真话。 　　姜英爽：你觉得是普遍的讲真话的多，还是一个人讲真话会带动一批其他的人？ 　　王利平：党校内部的讨论，外界参与的很少，甚至是没有参加过。应该来讲，学员在教学过程中每个学期安排一两次讨论，老师根据讨论的题目分不同学科参与讨论，我的感觉来讲，是相当比重（百分之六七十以上）的学员还是说真话。 　　姜英爽：那你喜欢怎么样的干部？ 　　王利平：我喜欢的干部一是要正视真问题，敢于说出真问题，而且用理性去思考这些真问题，权力的责任感要明显地体现出来。 　　例如说：你在基层工作，那很多人就觉得，我只要服从命令，按照常规的程序来运转就好了。很多人会把所有的结果，所有发生的问题都推给体制，实际上体制是每个人构成的，每一个人（应该）做自己力所能及的事情。我们也不是期望每个官员大张旗鼓去改革，在中国这个庞大的体制下这是不现实的。我只期望作为一个官员至少要知道，你还有良知，你还能够知道中国的问题所在，你在你的范围之内你能恪守底线，一步一步的点滴累积予以改变。 　　姜英爽：也就是说既要知道方向，还要面对现实。 　　王利平：对，作为一个官员你应该明白什么是潮流所在方向所在，如果这你都还不明白，那没有理想的权力，最终肯定会褪化。所以在党校那些能够说真问题，能面对困境，能思考问题的官员就是好官员，至少他能够思考问题，那些根本不思考问题不想问题的，想想多可怕。 　　 想让官员更加理性认真思考一下公民权利问题，有助于社会矛盾的解决，不至于进入一个怪圈、困境 　　姜英爽：有些干部把党校学习当成一种上升的契机，你是如何看待党校对一个干部的培养？ 　　王利平：我认为意义很重大。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党校，应该定义为党的高级学府，作为一个高级学府它非常注重对党的各级领导干部的修养和执政能力，包括权力观的培养。通过党校的学习，应该“播种观念，转变官念”，执政党要从原来革命党的思维转成真正的执政党的思维，这就是政党转型，这样才能够推动整个国家的制度变化。党校的讲坛，面对的是手执权力的掌权者，他们手中的权力或大或小或多或少，党校老师能利用好这个平台，至少要从某种意义上对社会起到一个推动作用，因为中国的掌权者他们手中的权力还是能够影响很多事情。 　　姜英爽：这是你自己努力向你的学生们所灌输的…… 　　王利平：对。（这是）我努力要在党校做的事。 　　姜英爽：你在党校13年了，你觉得你所面对的官员有什么变化？ 　　王利平：现在官员越来越年轻，学历层次越来越高，这个是现代官员的特点。 　　姜英爽：那与此同时他们的思想呢？ 　　王利平：同时带来的就是他们思想的开放。上世纪60年代以后出生的官员，官员的开放度、思想的活跃程度、对问题的认识程度，事实上跟原来比都有明显改善。比如，在党校课堂上有很显著的特点，学员会给老师打分的，我在党校总共开了六个专题，有《改革开放三十年来公民权利的演进与展望》，《维稳与维权的困境与出路》这是我今年新增的专题，还有一个是《宪政视野下中国共产党执政理念变迁》，我们已经进入执政困境，我们该怎么样思考问题，还有《物权法与公民财产权保障》等。 　　姜英爽：我感觉你这几个课题，都是目前社会矛盾比较尖锐凸显的地方。 　　王利平：对，都是比较尖锐凸显的。我还有一个专题叫《和谐社会与法治建设》。 　　姜英爽：这几个课题决定了你的学生一定是感兴趣的。 　　王利平：事实上是基于我对问题的认识，对中国社会现状的认识，我感觉到这些问题必须给官员讲，也必须讲清楚。所以我在报专题中是有思考的。 　　姜英爽：你有做过调查研究吗？ 　　王利平：我的调查研究有日常调研，还有就是基于对整个社会矛盾的分析判断，我感觉到官员对这些问题的正确认识和比较好的把握，有助于社会矛盾的解决，执政不至于进入一个怪圈、困境。比如改革开放30年来的公民权利崛起，事实上人家都讲经济奇迹，我跟官员讲，奇迹固然重要，是一种成绩的体现，但是你去考察世界各国，国家最终的崛起，持续的发展，是公民权利的崛起。 　　姜英爽：目前，考核一个官员的成绩还是以G D P和地方经济的发展来衡量的。 　　王利平：所以说在这种大家都热衷于G D P、热衷于这种政绩观的考核的状态之下，我就想让官员更加冷静、理性一些，认真思考一下公民权利问题，认真思考一下你在追求G D P的同时，社会矛盾丛生。但社会矛盾丛生的背后是什么？是很多公权力不受约束、对公民权利的侵犯，这样各种各样的矛盾，这种矛盾也让我们的执政进入困境。 　　姜英爽：你面对的这些受众，很多都是当时的执法者，或者政策的解读和执行者。 　　王利平：应该讲大多数都是执行者，省一级党校大多数都是执行这些政策的人，所以我觉得应该认真去思考。为什么呢？在党的一级学府里面，如果没有人去讲这些东西是不应该的。而且我们执政党不去考虑公民权利，那也是不应该的。其实我的所有专题合在一起，唯一的就是要对公民权利的尊重和保障，这本身都是宪法性的义务，也是我们执政党的执政目标啊！对于我讲课中提到的吴萍等三位女性，体现她们面临强拆的各种不同的命运。 　　姜英爽：你还记得当时讲课的场面吗？那一批主要是什么干部？ 　　王利平：基层干部，就是科一级的，当然也包括省一级的一些机关里的科级干部。他们对于目前维稳的困境有比较切身的体会，因为其实科级干部在基层实际上就是亲力亲为的办事者。 　　姜英爽：我们在采访里面遇到的求助最多的也是上访的，维稳确实是现在基层干部非常重要的一项工作。你了解的情况是什么样的？ 　　王利平：我举个例子，前段时间一个镇长来找我聊天，说他们当地一批群众去北京上访，被接访的接回来了。回来之后没有立即回村里，十来个人到县里去每个人买了一桶油，提回村里去了。村里其他因为这个事情没有去上访的群众就觉得很奇怪，怎么都提着油回来了？他们说这个是政府发给我们的油，政府不仅没有……还给我们发油了，还给我们买了回来的车票。结果那些没去上访的一听，这么好？结果也去了……说实在的我们这种基层治理已经把大量的精力耗在这个上面去了。 　　 要做执政党的良心作为执政党高等学府的老师，你面对各级官员，如果你都不讲真话，你能期望官员跟你讲真话吗？ 　　姜英爽：他们经常向你说他们遇到的困境吗？ 　　王利平：有，特别是基层干部。很多完全可以在基层解决的问题他们非要去上访。我用我自己的理解，包括我的观察、研究来说，现在制度化解决矛盾的渠道要么被堵塞，要么就被弃之不用，甚至部分公民不想用。为什么不想用？因为我们制度化解决问题的能力，确实有很大问题。 　　姜英爽：这也是执政的一个困局。 　　王利平：这个已经产生了比较严重的问题。作为执政党的高等学府不能再回避研究这些问题，不能再不去讲这些东西。 　　我有一个观点，如果说知识分子是民族的良心，党校老师应当是执政党的良心。作为执政党高等学府的老师，你面对各级官员，如果你不能起到良知的作用，想想看，你都不讲真话，你能期望官员跟你讲真话吗？ 　　姜英爽：你这样的老师在党校是主流吗？ 　　王利平：我真的不好说是不是主流。我只希望我的行动，我的课程，包括我的言论、话语，可以影响更多的人。 　　姜英爽：这么说当党校的老师还是很有意义的？ 　　王利平：是，我以前在司法学校当老师，后来在党校当老师。我认为党校与高校的重大区别在哪里呢？它面对的是各级掌权者。 　　姜英爽：影响面更广。 　　王利平：当然。中国这个社会，权力在这个体制之下，还是能影响很多事和人的。而对于掌权者来说，他的这种认识以及底线的把守，事实上对于整个国家的治理来说会起到非常大的作用。我们虽然是强调法治，但是你要知道，事实上都离不开具体的人。所以我们讲作为一个国家的官员，各级掌权者，他们内心底线的把守非常重要。 　　姜英爽：作为党校老师，利用这层关系为自己谋福利应该也是比较容易的吧？ 　　王利平：你这个问题问得很有意思，可以这样讲，因为党校教师面对各级官员，你如果跟各级官员交朋友，不说谋私利吧，来获得自己发展的空间还是不难的，但是，你是用这个机会来为个人的发展做一些努力呢，还是利用与官员思想交流的机会去改变、促进官员心灵深处的东西？这就是（看）一个教师的价值追求。 　　姜英爽：你的答案肯定是后者，是吗？ 　　王利平：那当然。所以我非常精心地准备我的每一堂课。 　　 不要怕回避真问题我们不讲假话，但允许讲错话。党校这个课堂上应该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 　　姜英爽：你认为做党校老师最关键的是什么？ 　　王利平：我觉得在党校授课的老师，本身要对社会问题有自己的判断，同时要给出解决问题的方法。学员听完之后才会有收获，你不能发牢骚，发泄不满，切忌切忌！ 　　姜英爽：或者说只能点出问题的不是一个好老师？ 　　王利平：不是一个好老师，甚至包括带着你发泄或者愤世嫉俗的情绪来上课也是不应该的。你要记住一点，你的对象是手握权力的人，你千万别在你的课堂中让他们感觉，你是在跟他们搞对立，好像这个社会的问题都是他们造成的。你要记住，在课堂上，你是在用心灵跟他们交流，你是要让他们内心有触动、震动和思考的可能性出现。党校的学员跟高校的学员不一样，高校学员是世界观、人生观还没完全定型的学生，党校的学员他世界观、人生观已经成熟了。 　　姜英爽：他们的改变更难是不是？ 　　王利平：我觉得你都不要抱着改变他们的想法。你只要强调怎么样提高你的授课技巧，（让）他的内心真正产生一种微妙的感觉。 　　我的目的是让他们认真思考下这些问题，一个国家，一个社会，一个执政党，应该朝着哪一个方向，哪一个潮流，哪一个目标去发展，这才是出路。而不是湮没在琐碎的、大量的繁杂的工作中找不到方向，让他们在处理工作时有一个停顿，去思考一下“我到底在干什么”，这对执政党的各级干部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姜英爽：你在讲课前的那番“允许说错话，绝不说假话”的声明是什么意思？ 　　王利平：我的意思就是说，第一，我是在理性地探讨和研究问题，我们不要怕回避真问题。我们不讲假话，但允许讲错话。每个人不是神，包括一个政党、组织及个人，都有说错话的时候，你不能用领导的发言稿去苛求一个教师的授课，保证不出错，这就不是思想自由的表现。 　　党校这个课堂上应该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要解放，实事求是地面对问题，这才是执政党有活力的表现。就是说，党校老师你敢这样子去面对问题，说明执政党就是有活力。 　　姜英爽：你当时发表那个声明时学生很意外吧？ 　　王利平：其实，我在每个班第一次上课的时候，他们都觉得耳目为之一新，这个老师怎么这样子？ 　　姜英爽：其实你并不是偏激和激进的人。 　　王利平：那不是。应该来讲我对我所从事的事业有激情，我曾经跟同事说，当好党校老师不容易啊，你既是导演，还是剧作家，还要是演员。一来你是导演，要精心地进行谋篇布局，要想办法从心灵上触动学员，要思考这些问题；二来剧本，你的选题内容，怎么样才有震撼力；第三个，还要懂得怎么好的讲出来，就是演员的角色。所以说要导演、剧作家和演员三者合一。 　　姜英爽：你认为党校的改革和建设，应该更多注重哪些方面，更多发挥它的作用？ 　　王利平：那当然就是要为教师授课、教学、科研创造更为宽松的环境，让老师的思想更为解放，以现代公民的心态去做好一个党校教师，这才是一个真正的落脚点。我们的课堂上其实最重要的是，观念的播种，观点的转变和革新。因为各级官员进入到体制中间去，又组成这个体制本身，在这种情况下，你不能把他看成不是一个常人的状态，那是不行的，你要将心比心，用人的良知，去改变他的观念，去触动他的心灵，这些干部如果观念能够不断更新，这个变化就会慢慢显示出来，事实上这个社会进步也是慢慢来的。 　 　维权才是维稳的新出路千万不要把维权的公民当刁民，甚至敌对、对立。你敌对化他，刁民化他，就是激化矛盾的表现 　　姜英爽：私下他们向你请教最多的是什么问题？ 　　王利平：比如说基层的干部，我现在普遍感觉到他们在治理中间是处于困境，维稳与维权的困境特别突出。 　　姜英爽：这是他们最关心的问题？ 　　王利平：确实是他们比较关注的问题。你要讲这些干部有没有在思考？其实他们也在思考。 　　姜英爽：比如拆迁这些带来的？ 　　王利平：当然包括拆迁，还有一些基层中间的一些矛盾，比如刚才举的那些例子。实际上他们本身也觉得这些是一个问题，但是他们很难感觉到这个问题怎么解决。 　　姜英爽：那你给他们开的方子是什么？ 　　王利平：在维稳与维权的困境里面，我给他们讲了几点，出路在哪里。我说出路之一，就是维权才是维稳的新出路。你维好别人的权，别人自然也就稳了，不然人家干什么要不断去上访？ 　　你首先要把真正需要维权的人维好权，那为了上访而上访的就变成极少数了。这时候上访的问题用制度化渠道把权利给维护好了，大的环境其实就慢慢地会发生变化。 　　姜英爽：那基层的干部能做的要做的又有哪些呢？ 　　王利平：我现在感觉就是无力感，他能做的就是要把稳定维好。他们也感觉到这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办法。事实上是什么问题呢？那我们就是要让基层的这些干部们有个理性的思考，我在《维稳与维权的困境》中也举了很多别的地方的例子，你千万别把那些维权的公民敌对，不能把他们喊成刁民。你敌对化他，刁民化他，就是激化矛盾的表现，你应该理解他。 　　姜英爽：你在讲课中也努力让他们意识到自己首先也是一个公民，这样才能当好一个父母官。 　　王利平：你讲得对，我就跟他们讲了，你要记住一点，你要理解好，你千万不要把维权的公民当刁民，甚至敌对、对立。你要让他们知道，一旦自己跟体制发生碰撞了，就会发现，也是个孤立、无助的弱者。 　　姜英爽：或者说这些官员比较少意识到这一点。 　　王利平：对，你要让他换位思考一下。我讲这个什么意思呢？我是让他回到他是一个人的角度去考虑，而不是一个手握权力的官员去考虑。他想这事肯定不会落到我身上，我才不会成为他们中的一员，认为这种人应该给他维下去。 　　姜英爽：从你了解到这些官员他们遇到的问题身上，你也发现实际上很多官员他们是比较难做到这一点的。 　　王利平：是这样的。 　　姜英爽：要扭转他们的观念是比较难的吧？ 　　王利平：那当然。所以说我就要想办法怎么样更好地把那种观念扭过来。实际上就是让他们体会一下，如果他是维权者，他们的感受是什么。我就举了两个例子，比如湖北法官冯缤的例子。事实上我们也感到一种无力感，但是无力感并不代表我们不能做什么。我们能做什么呢？我给自己定位在，我就是在力所能及的范围之内，把我自己的责任尽好。我不期望明天就能发生变化，我做一辈子，我只要在这个讲台上，不断地讲下去，总会有它好转的一天，这个我是坚信的。 　　怕的是不争论对于公民合理合法的权利，我们一定要维护好，而不是把他的合理诉求压下去 　　姜英爽：那天你的讲课甚至引起学生激烈的争吵和辩论？ 　　王利平：对，我说，如果我们一些执政者掌权者还不能善待公民的维权，就会把公民逼上极致，就是你把制度化的通道堵掉了，你硬给他压下去的情况之下，他最后（只能）以身体维权。我就说作为执政党来说，对于公民合理合法的权利，我们一定要维护好，而不是把他的合理诉求压下去。 　　压下去的结果是什么呢？就是制度化的渠道走不通，那就走非制度化渠道，制度化渠道以外的情绪发泄。这样做的结果是什么？就会出现我们不愿意看到的情形，就是破坏性的，不是良性运转的社会。结果那个公安局副局长说，不可能，这是媒体放大。 　　姜英爽：他认为没有这么可怕？ 　　王利平：对，他认为没有严峻到这个程度。然后省委办公厅一个处长马上跳起来，如果要拆到你家里，看你怎么办，现在矛盾这么尖锐，你们麻痹大意。那一幕争吵，当时我在上课的时候，我一下就觉得这个挺有意思的。 　　姜英爽：你看到这种反而觉得比较欣慰是吧？ 　　王利平：非常欣慰。说明我们的干部在思考，被触动，才会争辩。不然的话，你想想看，如果讲什么大家都无所谓，你讲你的，我还是我的，那多可怕。 　　姜英爽：你怕的不是争论，反而是不争论是吧？ 　　王利平：对，我怕的是不争论，怕的是没有一种正常的反应。但我不相信他们真的麻木了，其实更多的时候如果他们没有触动，我想可能是我的授课技巧有问题。我认为没有差的学生，只有差的老师。实际上我就是这样尽力去打动他们，这是第一重要和关键的。没有学员不爱听的课，只有老师讲不好的课。 　　 要有试探底线的勇气党校讨论无禁区。越来越不敢去讲的情况是，你的尺度会越来越小 　　姜英爽：你害不害怕说错话？ 　　王利平：所以我说不要害怕。第一基于你的前提和出发点。只要我的出发点真正是为了这个执政党好。第二你的心态是摆在什么位置上。如果你现在是功利的心态，把它当成跳板，我要去当官，那你就会很紧张，因为不能越雷池半步。我已经摆脱了这种困局，我想清楚自己想要的和追求的是什么。 　　这个问题，你问得非常好，这也是我时常在思考的问题。我时常在想，我在党校能够讲到什么尺度。我用一句话来讲，其实我们这些人都在做思想的冒险。这个冒险，需要你去冒，才知道它险不险。 　　姜英爽：或者说不去冒险的话，你怎么知道它的底线在哪里？ 　　王利平：知道底线在哪里，第一你一定要有试探底线的勇气。如果你连试探的勇气都没有，不仅你的圈子会越来越小，还会自己把自己吓死，事实上这个问题我觉得很重要。比如我讲课的个人声明，讲了这么多年，学员们已习以为常。 　　姜英爽：这是你保护自己的一个方法吗？ 　　王利平：我先给你讲清楚，我是讲真话，但我可能讲错话。讲错了话我们要理性宽容地探讨，你不要给我扣帽子，这个没必要，我先给你讲清楚，你要给我扣帽子我就不讲了。 　　姜英爽：就是丑话讲在前。 　　王利平：事实上在中国社会应该要学会智慧地生存。一要去探底线在哪里，然后要记住一句话，这句话是我想了很久讲出来的：言论的尺度的扩展，是靠自己的言论去赢得的。 　　你想想看，越来越不敢去讲的情况是，你的尺度会越来越小，而且你讲一句常识都会石破天惊，都会让人感到不可想象。因为大家都不讲常识了，把自己应该讲的话都退到了极致，才会出现讲常识都会石破天惊。所以说，言论尺度的突破，靠的是言论本身。你要敢讲啊，善于讲啊，用好言论的艺术，这很重要。所以要研究这些问题，在党校课堂上，我也在琢磨讲课的底线在哪？合适不合适？能不能这么讲？ 　　我在党校课堂上还讲了，党校讨论问题无禁区，但宣传有纪律。我对学员说，你们进入到党校课堂，你们不是宣传对象，宣传是向党校之外的人，这个是有纪律的。在党校课堂里面，学员跟我实际上就是共同研究探讨问题，这个没有禁区，学员没有禁区，我也没有禁区，事实上应该是这样。 　　姜英爽：是不是在这方面你已经放下了，所以你就不会担心失去什么，或者说没有什么可失去的。 　　王利平：对，我本身就没有什么可失去的。 　　南都首席记者 姜英爽 实习生李雯洁方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