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举

众说纷纭的戈尔巴乔夫及其改革 作者：左凤荣 来源：学习时报 来源日期：2011-12-5 本站发布时间：2011-12-6 9:54:54 阅读量：44次 　　20年前的12月25日，戈尔巴乔夫黯然辞职，成为苏联历史上第一任也是最后一任总统。苏联解体20年来，人们对戈尔巴乔夫的评价仍是众说纷纭。根据全俄舆论中心在2011年戈尔巴乔夫80岁生日前夕的调查显示，现今俄罗斯人对戈尔巴乔夫的评价有了一定的变化，尽管人们对其执政时期仍难以做出肯定的评价，但对他表示愤慨的人已经从2001年的 30%下降至20%，表示厌恶的人从 9%下降至 5%，表示好感和同情的人从16%下降至5%，表示尊敬的人从15%降至10%，对戈尔巴乔夫表示冷淡和漠不关心的人则从25%升至47%。对于戈尔巴乔夫在苏联解体中的作用，俄罗斯人也没有一致的看法，42%的被调查者认为戈尔巴乔夫起了主要作用，37%的被调查者认为苏联解体主要是客观原因，不是戈尔巴乔夫，别人当政苏联也会解体。对戈尔巴乔夫最激烈的批评来自俄共，他们一直把戈尔巴乔夫作为社会主义的背叛者、苏联解体的罪魁祸首。 　　与民众莫衷一是的评价不同，俄罗斯的当政者梅德韦杰夫和普京对戈尔巴乔夫给予了高度评价，尽管戈尔巴乔夫时常对他们进行批评。2006年3月2日，普京在祝贺戈尔巴乔夫75岁生日时说：“您是影响当代世界历史进程的国务活动家之一，国际关系领域开始向开放政策过渡是与您的名字联系在一起的。我指的是那些转折性变化，使我国在民主改革方面迈出了决定性的步伐。”2011年3月2日，普京在祝贺戈尔巴乔夫80岁生日的贺电中说：“在我国甚至在国外，您都是以对世界历史进程产生显著影响并对加强俄罗斯的威望贡献良多的当代最杰出的国务活动家之一而闻名的。”同一天，梅德韦杰夫会见了戈尔巴乔夫，告知已签署了授予他俄罗斯最高荣誉勋章——圣安德鲁勋章的命令，梅德韦杰夫说：“我认为这是对您作为国家元首所做大量工作的恰当评价，您在特别复杂、特别艰难的时刻领导了我们国家。我们大家都清楚这一点。”“这也是对您领导的那个国家，我们大家的共同祖国——苏维埃联盟表示尊重的标志。” 　　有人说如果戈尔巴乔夫不改革，苏联至今犹存，他现在仍是苏联的领导人。如此说来，戈尔巴乔夫是苏联改革的最大输家。这只是理论上的，现实的情况并非如此。苏联的历史发展证明苏联模式是不成功的，民众要求改革的意愿在赫鲁晓夫时期和勃列日涅夫时期都有，但由于民众没有表达意见的正常途径，他们的愿望并不能成为苏共的政策。危机不断积累，到戈尔巴乔夫上台时，修修补补的改革已经无济于事了。已经在老人政治下生活了十几年、在不到3年时间里接连为3位总书记举行国葬的苏联人，迫切盼望出现一位讲话不用讲稿、思维正常、行动方便的领导人，戈尔巴乔夫应运而生。人们对新的、年轻的总书记寄予厚望，希望能尽快改变国家的现状。戈尔巴乔夫这些在苏共二十大后成长起来的新一代领导人，也切身感受到苏联体制存在的问题，感受到苏联的发展日益离开了世界的潮流，已被世界新科技革命的大潮抛到了后边，再像勃列日涅夫、契尔年科之流那样回避矛盾和问题、只为保住自己的权势而掌权，是极不负责任、也是极不道德的。面对苏联发生的全面而深刻的危机，戈尔巴乔夫只能进行根本改革。戈尔巴乔夫开启了苏联政治民主化、经济市场化之路，但他只不过是历史使命不自觉的执行者，走上这条路并非他事先设计好的。 　　上任之初，戈尔巴乔夫也想在苏联原来的体制下进行改革，完善现存体制。受传统社会主义观念的影响，苏联的经济改革不是从解决商品短缺、改善人民的生活入手，而是仍把重心放在发展重工业上，搞了个“加速战略”，浪费了两年时间，又加剧了市场供应的紧张。到1987年转入改革后，经济体制改革走的基本上是柯西金改革的路子，成效不大，没有遵循市场经济原则，对于扭曲的价格体制迟迟不改，仍然否定私有制，直到1990年才开始考虑向市场经济过渡。由于政治斗争的白热化和反对派开始夺权，经济改革受到严重制约，进展不大，经济危机却在加剧。 　　“加速战略”的失败使戈尔巴乔夫开始对体制进行改革，他想建立一种新的、以民主为基础的社会主义。进行政治体制改革也是苏共领导人的共识，雷日科夫认为：“党的领导核心已经逐渐清醒地认识到：这样下去不行!这句话后来也成为一句时髦的口号。在进行经济改革的情况下，原先那种畸形的政治体制成了拦路虎，使人生畏，尤其是使我们这些经济学家和实业家生畏。我们很清楚，党的高层领导对经济改革的必要性既没有彻底理解，也没有接受。党(主要指高层领导)一方面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另一方面又不对全国发生的大事负任何责任。合法的权力机构——最高苏维埃以及各级地方苏维埃则徒有虚名，什么事也解决不了。选举制度越来越成为一种摆设。”克格勃主席克留奇科夫也认为，苏联的“社会政治体制显得有点太受条条框框的约束，它的巨大潜力丧失自我发挥、自我调节、自我发展的能力。社会主义，作为本质上最需要发扬民主、同时也需要讲法制的社会，却没有使这两方面和谐地结合和有机地统一起来”。在1988年苏共中央二月全会上讨论政治体制改革问题时，苏共中央便达成了共识，即改革不是改善现有的体制，而是使这个体制有崭新的结构和成分，赋予它新的内容和活力，也就是进行根本性的变革。 　　在选择政治体制改革的路径时，戈尔巴乔夫认为斯大林歪曲了社会主义，他要恢复列宁的社会主义，于是，以“一切权力归苏维埃”为原则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搞了全国规模的人民代表选举，这也成为苏联混乱和灾难的开始。问题不在于给民众选择的权利，而在于这种“一切权力归苏维埃”的方案极不科学。一切权力归党有弊端，一切权力归苏维埃同样不行。苏联选举产生了多达 2250人的苏联人民代表，人民代表又选举产生了542名最高苏维埃成员，虽然最高苏维埃是常设的，但代表不是常设的，每年都要换一次，代表们轮流进入最高苏维埃。代表也不是专职的，同时还承担着自己原来那份工作。事实证明，立法与行政合一的苏维埃体制行不通，哪怕它建立在普选制的基础上。到1990年不得不转向总统制、多党制和三权分立。在设立苏联总统职位的同时，各加盟共和国也选举产生了自己的总统和最高苏维埃，既然他们的权力来源于本国公民，他们必然向本民族负责，政治精英与地方分离势力结合起来了，联盟的命运则取决于地方领导人的态度。 　　戈尔巴乔夫的政治体制改革，活跃了社会力量，民众的激进要求不允许进行渐进式改革，戈尔巴乔夫被历史的大潮裹挟着前行，最后走上了意识形态多元化、政治民主化和建设市场经济之路。这条路充满了艰难险阻，戈尔巴乔夫犹如在惊涛骇浪中驾驶着一条小船的船长，他缺少高超的技术，在没有到达目的地前就翻船了。 　　斯大林所建立的、后来一直延续下来的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其存在的重要条件是对外实行闭关政策，让老百姓无法了解外部世界;对内加强控制，让民众只能服从。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同时改变了这两个重要条件。戈尔巴乔夫放宽了对苏联居民出国的限制，同时引进了许多西方的电影，特别是美国的大片，让老百姓看到了西方富足的生活，对苏联的体制提出了质疑，为什么辛勤工作的苏联人却要忍受日常生活用品的短缺，财富都到哪里去了，人们的劳动意义何在?政治体制改革，使苏共放松了对社会的控制，给了人们释放几十年积怨的机会，苏联长期积累的问题一下子都从地下冒了出来，苏共长期宣传的价值观崩溃了。 　　对于苏联解体，戈尔巴乔夫有责任，他没有及时革新联盟，化解地方的不满，但更主要的责任还要由俄罗斯联邦的领导人来承担。如果俄罗斯联邦不独立，革新后的联盟还是可以保留的，这个联盟可能没有波罗的海三国，没有格鲁吉亚、乌克兰，但是不能没有俄罗斯。正如俄国著名学者齐普科所说：“许多普通人也把罪责推到戈尔巴乔夫身上，原因是他们对自己迷恋叶利钦感到羞愧、对他们作为最后的傻瓜没有经得住民主派的规劝和许诺感到羞愧。苏联解体实际上不是戈尔巴乔夫的过错，而首先是俄罗斯联邦人民的过错，首先是积极支持俄罗斯联邦享有主权的思想、俄罗斯联邦从苏联分离出去的思想的俄罗斯人的过错。要知道叶利钦在1991年6月参加总统选举时打的就是独立的、享有主权的俄罗斯联邦的旗号。” 　　戈尔巴乔夫时代成了过去，但并非白白度过的。俄国的绝大多数公民，其中包括最近20年在物质上遭受损害的公民，都不愿回到过去。尽管俄国民众对戈尔巴乔夫时期评价不高，但对改革时期的主要思想和价值观，如“公开性”、“民主化”、“新思维”、“全人类价值”、“市场经济”、“加速发展”、“差额选举”，等等，多数人是予以肯定的。俄国学者索格林认为，“经济改革失败了，但是政治民主化不仅扎下根来，而且具有自身的不以戈尔巴乔夫意志为转移的惯性。在政治改革的浪潮中形成了政治多元化、多党制，开始出现公民社会和分权。苏维埃社会的政治民主化，吸收了西方国家的自由民主模式，可以看成是20世纪主要的历史现象之一”。菲利波夫所主编的《俄国现代史?教师参考书》写道：“戈尔巴乔夫的主要事业是使国家实现深刻的民主化，正是他废除了新闻检查制度、引入了竞争性的选举制，使从前只停留在纸上的公民权利和自由成为现实。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戈尔巴乔夫给了苏联人民自由，但付出的代价确实太大了。” 　　确实，戈尔巴乔夫改革的代价太大了。他留下的许多遗产值得研究，在此，不能简单地用“社会主义的叛徒”或是西方的代理人为其定性，这是不客观的，戈尔巴乔夫也是社会主义的探索者。不能以中国的标准来衡量苏联的改革，中苏面临的条件完全不同，苏联已经把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发展到了极致，经过70多年的社会主义建设，几乎没有人懂得什么是市场经济，知识分子、改革的领导人都没有提出切实可行的方案。雷日科夫、利加乔夫等人对戈尔巴乔夫指责颇多，但是，当了5年总理的雷日科夫对苏联的经济危机不能没有责任，正是他的固执使苏联迟迟没有进行以市场经济为导向的改革。迷信行政手段的利加乔夫领导的反酗酒斗争，大大加重了苏联的经济危机，他与叶利钦、雷日科夫、雅科夫列夫都搞不好关系，把叶利钦这个有无限能量的人推到反对派的阵营，他功不可没。正是叶利钦与戈尔巴乔夫的斗争成为苏联解体的重要因素。当然，掌握大权的戈尔巴乔夫要为苏联解体承担主要责任。他不是英明的领袖，没有建立起一个领导改革的团队，他也揽权和自私，不能任人唯贤，他坚持任命的亚纳耶夫、西拉耶夫、亚佐夫等人都威信不高，最后正是他们发动的“8?19”事变加速了苏联的灭亡。但是，戈尔巴乔夫又是苏联体制的产物，是苏共别无其他的选择，这又能怪谁呢?

 　迄今为止，世界上还没有哪个国家能够像中国这样，以约占世界7%的耕地资源将占世界22%的人口整体带入现代化进程，并用了短短几十年时间就跨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这一发展奇迹令世界瞩目，引发了人们对中国发展模式的广泛探讨。然而，在各种分析和研究中，对中国土地公有制的作用远远重视不够。 　　一、大规模开发利用土地资源是现代化的基本条件 　　土地是人类赖以生存与发展的首要生产资料，更是现代化建设的基本条件。真正意义的现代化是从工业化起步的。工业部门的迅速发展吸引着经济资源向城市集中，引起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为城市化提供了持久动力。而城市化又使新技术、新知识、新思想得到广泛传播，深刻改变着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从而推进着现代化进程。工业化和城市化是现代化的两个支柱，既是现代化的基本动力，也是现代化的必由之路。而无论工业化还是城市化，都离不开对土地资源的开发利用。 　　首先，工业化的启动及其进程依赖于对土地资源的大规模开发利用。土地作为最基本的生产条件，既是工业发展的物质载体，也是工业经济的基本投入要素。没有土地及土地提供的资源，人类就不能进行工业生产活动。发展现代工业，一方面需要集中连片的建设用地，通过产业集聚获得规模效应，有着对土地资源大规模开发利用的直接需求;另一方面需要大量原料投入和能源供应，主要通过矿产等自然资源的持续开发来满足，这又会对土地资源形成巨大的间接需求。 　　其次，在工业化带动下，现代城市的兴起和发展要求进行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对土地形成巨大需求。城市化不仅对交通运输、电力供应、供排水系统等基础设施产生需求，而且要求商业、金融、教育、卫生等现代服务业全面发展。而一旦现代化城市建立起来，其生产上的成本优势和生活上的便利条件又会进一步增强对周边产业和人口的吸引力，加速自身的扩张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无论是人口规模的扩大，还是城市产业的发展，都意味着对土地需求的持续增加。 　　其三，工业和城市功能有不断向外围扩展的趋势，对土地资源的需求也不断扩大。从经济因素看，由于产业和人口密度的提高，城市中心区域的地价不断上升，迫使单位土地面积收益较低的企业和居民逐渐外迁，在城郊形成新的工业区和居住区。从技术因素看，现代交通和通讯技术大大缩小了市中心与城郊的发展差距，使得城市外围也具备了相对良好的生产生活条件，对产业和人口的吸引力不断增强。从环境因素看，产业和人口在市中心的集聚带来了住房、交通拥挤等城市病，引起了城市居民向城市外围的反向流动，带动了远郊区房地产业的繁荣。从文化因素看，随着收入水平提高，人们在文化、休闲、环境等方面的需求不断增长，使城市的概念不断延伸，城市在地域空间上不断扩展，从而形成对土地资源的持续旺盛的开发需求。 　　二、土地私有制只会延滞而不会促进现代化进程 　　土地为人类的生产活动提供了基本条件，而土地为谁所有、由谁支配与如何使用，则对现代化进程发挥着延滞或促进的根本性作用。在资本主义土地私有制下，一些国家对土地资源的掠夺性开发，在推动经济增长的同时，也收获了现代化进程延滞的苦果。 　　(一)土地私有制必然导致大批失地农民，使劳动者与生产资料分离，造成了社会生产力的巨大浪费。以英国的圈地运动为例。15世纪末，因毛纺工业的发展及羊毛价格的上涨，养羊成为有利可图的产业，英国新兴资产阶级通过暴力把农民从土地上赶走，强占他们的公地及份地，改作私有牧场。从1688年起，英国政府公开支持圈地，先后颁布了4000多个圈地法令，圈地运动进一步加剧。在这一过程中，数以千万计的农民被赶出家园，变成了无家可归的流浪者，上演了一幕幕“羊吃人”的历史活剧。 　　在北美新大陆，资本家为攫取最大利润，也通过暴力与屠杀将印第安人驱除于土地。直到1887年，美国国会迫于社会压力才通过了《道斯法案》，对印第安人实行土地个人所有的分配制度，希望以此结束血腥的掠夺。然而，法案颁布后，贪婪的资本家和土地投机商却凭借着土地所有权经验和法律知识，从印第安人手中“名正言顺”地拿走了更多的土地。 　　有一种观点认为，土地私有制最有利于农民维护自身权益，然而事实恰恰相反，不管哪个历史时期，也无论在哪个国家和地区，在工业化、城市化浪潮中，农民总是处于弱势地位，他们往往只看眼前利益，在土地私有和自由买卖的体制下，依靠农业勉强生存的大量小农必然在权贵与资本家的巧取豪夺下失去土地。而土地私有制为资本家掠夺农民开辟了合法途径，成为暴力强占或廉价收买土地的制度基础。 　　失地农民除一小部分在资本家的农场中出卖劳动力外，大部分被迫涌向城市。他们没有生产资料与资本，缺少受教育的机会，无法完成相应的职业转换，只能长时间地游离于工业化与城市化进程之外。这种情况表明，土地私有制必然造成社会生产力的浪费与闲置，从而延缓现代化进程。 　　(二)土地私有制必然导致农村经济凋敝，使农业发展长期落后于工业化与城市化进程。按照系统论原理，社会经济的各产业与各部门间必须保持适当的比例，整个国民经济才能协调发展。而奉行土地私有制的拉美地区，在20世纪初约占农民数量1.5%的大地主控制着全部耕地的一半以上。例如墨西哥，不到200个大庄园主占有了全国1/4的土地，而95%的农民却无地可种。由于土地所有权高度集中，拉美农村地区长期处于贫困状态。直到1980年，拉美广大农村仍沿袭着落后的生产方式，全地区有1.37亿人生活在极端贫困中，其中农村贫困人口占60%。 　　土地私有制在制造着农村贫困人口的同时，也使拉美一些国家的农村经济坠入了凋敝与荒凉。拉美拥有全世界最丰富的农业生产资源，土地肥沃、日照充足、雨量丰沛，全地区适宜耕种的土地达5.75亿公顷，人均可耕地达1.42公顷，人均耕地处于世界前列，但却无法为自己提供足够的粮食。世界银行数据显示，1974-1992年期间，拉美主要国家几乎都依赖粮食进口。 　　农村经济的凋敝必然将大量的失地农民赶入城市，导致拉美地区畸形的城市化。2000年，阿根廷城市人口占89.16%、巴西79.19%、墨西哥75.14%、乌拉圭93.17%，这种极高的城市化率绝非现代化的标志。恰恰相反，畸形的城市化大大超过了工业化速度，政府无法为居民提供充分的就业机会和必要的生活条件，同时超负荷的人口规模又给城市建设与资源环境带来了沉重负担，造成了城市贫民窟的不断衍生与扩大。 　　从根本上看，在农村劳动力涌入城市这一现象背后，深刻反映了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不协调的本质特征。农业与工业发展的不匹配，破坏了整个社会经济的平衡，造成现代化进程的中断与停止。因为，没有农村的现代化就不是真正的现代化，就需要回过头来重新“补课”，这无疑是现代化进程的徘徊与推迟。 　　(三)土地私有制必然导致高昂的制度成本和巨大的社会代价。现代化建设是一个自然的历史进程，在技术进步和市场需求的带动下，工业部门迅速发展，由于工农业利润的差异，从而吸引生产要素与农村人口向工业和城市集聚，最终完成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转变。 　　但在土地私有制下，土地的集聚与城市人口的集中往往是在权力与资本“联盟”的驱动下完成的。发展规律不被遵守，历史进程遭到人为打断，资本主义社会也因此付出了高昂的制度成本。 　　例如印度，在人口持续增加和土地集中趋势的压力下，农村劳动力不得不到城市谋生。由于工业化进程缓慢，城市无法提供足够的就业，再加上种姓等歧视性制度，导致印度在资源分配、社会服务和就业机会上极端不平等，大批农民无法转变为市民。更为严重的是，由于土地是农民的基本生产资料和最后生活保障，在印度形成了严重的“惜地”现象，这必然推动地价不断上涨，远远超出了经济社会发展的承受力，阻碍了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从根本上切断了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的道路，使现代化目标变得遥不可及，其制度成本是任何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都无力承受的。 　　土地私有制还给印度带来了巨大的社会创伤。从经济学角度看，土地是公共品，不仅具有自然属性，还具有社会属性，为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提供了基本的社会保障，这就决定了土地问题不能主要依靠市场来解决，否则极易出现土地兼并集中，加剧城市盲目扩展与人口贫困并存等社会问题。最新统计数字显示，2010年印度贫困人口总数达3.72亿，比1994年多出近1亿，数以亿计的城镇居民栖身于贫民窟。如印度最大的城市孟买，至今约有60%的人口住在贫民窟，贫民窟里严重缺乏自来水供应、电力、厕所等基本设施，路面污秽不堪，苍蝇蚊子乱飞，各种传染病频发。 　　事实足以证明：土地私有制不能提供实现和保证农民利益的制度基础，因而难以有效解决土地开发利用与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的现代化难题，它延缓而不是促进了现代化进程。 　　当然，欧美一些经济发达国家，已经完成了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但不容忽视，这些国家现代化的实现，是以整个世界成为其工业品市场为条件的，更是以牺牲全球的资源与生态环境为代价的。这不是土地私有制带来的奇迹，而是依靠资本的全球扩展，将自身工业化和城市化的高额成本转嫁给了全人类。对于后起的大多数国家来讲，这样的历史条件已不复存在。因此，探索和谐发展的现代化道路，就成为我们面临的崭新课题。 　　三、中国依靠土地公有制创造了发展的奇迹 　　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土地公有制是当代中国生产关系的重要标志，是社会主义区别于资本主义的基本经济制度，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制度基础。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依靠土地公有制，着力推进工业化和城市化，跨过了土地开发利用与劳动力转移的“坎”，走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新路。 　　社会主义土地公有制最鲜明的特征是为发挥政府主导作用提供了制度保障，国家能够根据发展需要，合理调控土地开发利用规模，有序推进现代化进程。土地公有制具有私有制无法比拟的独特优势。一是土地开发有规划。从上世纪80年代起，中国3次编制全国土地总体规划，提出了有关保护耕地、优化用地结构、加强生态建设等约束性指标体系和预期性指标体系，初步建立起了土地支撑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长效机制。二是土地利用有管理。为加强土地管理，中国设立专门的土地管理机构，相继颁布实施《土地管理法》等重要法律，实行最严格的土地管理制度和耕地保护制度，不断加大对闲置土地的专项治理整顿，初步形成了有利于科学发展的土地资源管理机制。三是土地使用有市场。改革开放以来，土地公有制的一个重大变化是所有权与使用权的分离。国家在坚持土地所有权的前提下，采用拍卖、招标、协议等方式出让土地使用权，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着基础性作用，逐渐形成了能够真实反映土地价值的流转市场。四是失地农民生活有保障。政府对失地农民，一方面实行经济补偿和安置补助，一方面重视做好技能培训和转移就业工作，同时将他们全部纳入社会保障体系，确保其基本生活有着落。 　　中国的基本国情是人多地少，人均土地资源相当稀缺，远远低于亚洲户均1公顷的水平。与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相比，中国工业化、城市化的土地瓶颈制约更为严重。但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不仅没有因土地紧缺而迟滞现代化，反而创造了经济增长的奇迹。改革开放33年来，中国经济保持了年均9.9%的高速增长，工业化率从71.8%上升到89.8%，城市化率从17.9%上升到49.68%。世界货币基金组织(IMF)的实证研究显示，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的协动性从1960—1973年间的0.07上升到1996—2006年间的0.20，中国对全球经济的带动作用不断增强。事实表明，中国依靠土地公有制低成本高效率地满足了工业化、城市化的土地需求，从制度上保障了现代化的快速推进。 　　土地公有制有力地支撑了中国工业化的加速发展。改革开放初期，党和政府发挥土地公有制优势，放开城乡土地供给，鼓励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城镇个体私营企业大量涌现，农村乡镇企业异军突起，在土地和劳动力低成本支撑下，中国进入了工业化加速发展阶段。20世纪90年代，地方政府为吸引投资，创办经济开发区或工业园区，大量吸引外来投资特别是海外投资，推动了全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开发区和工业园区之所以对投资有吸引力，除了良好的基础设施服务和企业聚集所形成的规模效应外，更重要的在于用地机制有利于降低企业的投资成本。在低成本土地资源供给下，各类经济开发区和工业园区遍地开花，成为推动中国经济增长的主导力量，是造就“中国制造”世界地位的重要因素。 　　土地公有制有力地支撑了中国城市化的快速推进。在工业化的带动下，我国城市产业对农村劳动力的吸纳作用不断增强，加快了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在经济发展早期，征地相对容易，成本低而效率高。随着经济发展，城市产业的快速集聚和人口的迅速增长，提出了对基础设施建设与住宅投资的“井喷”式需求，使得土地价格不断上升。面对这一情况，我国凭借土地公有制，从战略上科学规划国土资源，着力促进土地资源的节约集约利用，在有效满足工业化和城市化用地的同时，大力探索形成了符合市场经济的新型投融资渠道，一方面为农村征地和城市拆迁提供了更高的利益补偿，另一方面使城市建设所需资金问题迎刃而解，不仅大大加快了城市建设步伐，而且为城市的可持续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在中华大地上，一座座新兴城市拔地而起，一片片居民住宅错落有致，整个世界为之惊叹。 　　土地公有制有力地支撑了中国农村劳动力的有序转移。改革开放之初，中国10亿人口，8亿是农民。到2009年底，累计有3.4亿农村人口转移到了城市。这么大规模的农村人口流动和转移就业，在世界上是绝无仅有的。更为宝贵的是，如此规模的人口迁移，不仅没有出现农村经济的凋敝，反而实现了粮食增产的七连贯;在城市不仅没有出现贫民窟，反而实现了人们的安居乐业。究其根本，这是由于中国始终坚持和完善土地公有制，把稳定和完善土地承包关系作为惠农强农的政策基石，为农民提供了长期而稳定的生产资料，保证了他们的生存发展需要，使他们进城能就业、回乡能种田、生活有保障。可以想象，在农民仍占多数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国如果实行土地私有化，必将是农村社会冲突与城市贫困化的同步出现，大规模的社会动荡将不可避免，其激烈程度会比任何国家更为严重。 　　我们要清醒地看到，中国工业化、城市化的快速发展也伴生了土地资源浪费等问题，特别是一些地区在征地拆迁中侵害农民利益问题时有发生。在工业化、城市化加速发展期，这些问题是客观存在，必须高度重视，综合施策加以解决，但这只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支流。事实的基本方面是，中国依靠土地公有制推动了工业化、城市化的超常发展，创造了和谐崛起的奇迹。当然，中国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完成工业化和城市化进而实现现代化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要建成惠及13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全面小康社会，还有许多难题需要破解。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始终不渝地坚持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以土地公有制为基本立足点和重要支撑，开创更加辉煌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

  “现在中国社会已经越来越缺乏共识，一定程度上讲这是多元社会带来的，但这也让新政策的推进变得很艰难” 　　本刊记者 张欢 王大骐 发自华盛顿 　　对于大多数中国人来说，高层政治既神秘，又是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话题。 　　同样的问题对于李成来说，就显得不是那么不可捉摸。尽管他也承认，有不可预测的因素会影响到他研究的准确程度。 　　李成是美国布鲁金斯学会约翰o桑顿中国中心研究主任、资深研究员。研究方向为美中关系，以及中国政治和中产阶级。他还是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美国国会中国工作组顾问团队、美国对外关系理事会、“百人会”等机构的重要成员。 　　布拉德o皮特主演的《点球成金》是今年美国热映的一部电影，主要情节是皮特扮演的棒球队总经理利用计算机数据分析，对球队进行了翻天覆地的改造，让奥克兰一家不起眼的小球队能够与纽约扬基队比肩。 　　李成的研究方法和电影里的皮特很有些相似，都是建立庞大的数据库，然后分析其中规律，最终得出结论。只不过，李成研究的主要方向是中国政治高层的人事变动–这常被认为是地球上最没有规律的几个研究课题之一。 　　和外界的想象不同，李成和布鲁金斯学会所有的研究成果都是公开的，他对于中国高层人事动态的英文和中文分析也都能从互联网上下载到–当然，在国内打开这样的网页，有时会显示404页面。 　　华盛顿云集了美国一千多家智库，布鲁金斯学会是其中最负盛名的一家，连续多年被评为全球第一智库。在这所距离国会山和白宫都不远的机构里，云集了全世界最好的一些研究人员，无论是中国的中产阶级还是阿拉伯世界的民众运动，它们都早有涉猎，而它们最著名的研究项目是外交关系、全球经济和美国国家治理。 　　2009年，布鲁金斯学会开展了一场有关“中国愤青”的研讨会，请来了李开复和《纽约客》驻京记者欧逸文等对华研究的资深人士。在时任布鲁金斯学会副总裁兼外交政策研究计划主任(后任美驻墨西哥大使)卡洛斯o帕斯夸尔看来，这些年轻人中的“愤青”往往有反美和狂热民族主义倾向。这些年轻人秉持的政治观点会否对美中关系造成潜在的冲击？当他们在政府或商界占据领导地位时，这些观点是否会影响他们？ 　　李成是这次讨论的发起者和主持人，像这样的讨论每天都在进行。我们来到布鲁金斯学会时，公告栏里有不同研讨会的信息，而每位研究员每天都能收到华盛顿各家智库的信息。在全球主要媒体中，几乎每天都有布鲁金斯研究员的时评和分析。当美国成为主宰地球的最重要政治力量时，智库研究员提供的信息将在很大程度上左右世界的发展进程。 　　美国学者保罗o迪克逊认为思想库是美国的第四种权力，托马斯o戴伊则把思想库看作美国政治决策过程中一种发挥中心作用的协调机制。一种更形象的说法是把智库比作“旋转门”–智库成员的身份在政要与研究者之间变换。“旋转门”机制使得知识与权力得到了最有效的结合，不但使美国政治保持了活力和有效性，也使智库成为政府培养和储备人才的港湾。 　　以本届奥巴马政府为例，从布鲁金斯学会走出去的政府高官就有十几位：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萨默斯、美国驻联合国特使赖斯、副国务卿斯坦伯格、国安会亚洲主任贝德、白宫预算办公室主任彼得o奥斯杰葛、主管反恐协调的助理国务卿丹尼尔o本杰明、驻北约大使伊沃o达尔德等。 　　在希拉里竞选民主党总统提名时，李成出任了竞选团队里的中国政策顾问。如果当时是希拉里赢得大选，李成很有可能会成为白宫幕僚中的一员。 　　近年来，中国政府亦越来越认识到智库的重要性，除了中国社科院等传统咨询机构外，新的民间智库也开始发力，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前副总理曾培炎领衔的“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这家智库云集了大批前政府高官。 　　对比中美两国智库，李成认为，一家好的智库更应该让研究员通过真正意义上的研究，通过数据、问卷调查、统计分析来说明问题，而不是让明确的政治走向来决定问题。 　　采访后，李成留给摄影师拍照的时间很短，他马上要去隔壁的会议室开会–美国商务部长约翰o布赖森来访了。 　　通过数据来说明问题 　　人物周刊：你主要研究方向之一是中国政治领导人的更替，你的研究工具是什么？怎么能够保证自己收集到足够有用的信息？ 　　李成：早期都是凭借中国官方公开的资料，尤其是《人民日报》、新华社。我是从1987年开始建立资料库，积累的东西也在不断更替和升级，现在已有两万个中国精英的资料，包括党、政、军、地方、企业、教育。比如高校系主任以上的都会有。另外还有专题分类比如说海归、清华校友网，金融精英等等。但主要是高层党政干部，比如十三大以来所有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的材料。 　　我有很多助手，我会投入很多精力训练助手。数据输入要花很长时间，如果做得不好，结果都是无效的。现在随着中国的开放，很多资料都是公开的。即使这样，十七大的371个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也会有一两个人资料不全，即便他们的级别都已经非常高了。 　　人物周刊：对于很多中国民众来说，高层政治还是显得很神秘，你通过对公开数据的整理能得出什么结论？ 　　李成：有许多趋势是可以总结出来的，可以看出很多新的格局。在1987年，当时还是十三大，我就首先预测了中国技术官僚的崛起。之前的十二大是没有技术官僚的，三十来个省和直辖市的书记和省市长、近三十个正部长，只有一个人是技术官员，就是李鹏，当时他是电力部部长。就是一个人，才2%。5年以后就变成30%。 　　但是看副职数据就可以分析预测了，尤其是省委副书记、常务副省长、第一副部长，他们中较年轻的都很有可能晋升。1980年代，包括1990年代初，西方社会是否认中国有技术官僚的，但从这个角度分析，技术官僚将构成中国第三代和第四代领导层的主体。 　　当时干部的文化结构都是很低的，1978年，大学毕业生在政治局里面只有23%，在县级干部里面是2%，军队将领是4%。后来政治局就几乎是100%，其他也都是90%以上。当然你可以说有些学历不正规，但毕竟还是拿了学历的。这些情况通过大量数字是完全可以反映出来的。 　　另外，还可以很明显地看出地方和学校的渊源，比如清华的毕业生有多少。我在1991年博士论文中就用数据指明了“清华校友”的崛起。1990年，当时很少有人去清华做社会科学研究，我就去研究清华的关系网，所以精确知道他们这些人以后会上升很快。 　　人物周刊：你会把和中国领导人见面作为研究手段么？ 　　李成：现任政治局委员当中有将近一半人我都见过，但这方面资源我很少用。有时候是访谈，大多是跟代表团一起见面。如果不是正式的、经过双方同意的访谈，我就绝对不会用于我的写作和评论。 　　虽然有很多机会进行近距离地观察，但我更多的还是通过数据来说明问题。比如现在技术官僚比例开始下降了，从资料库中可以很明显地看出来。2002年，技术官僚数量到顶峰，占高层领导的70%还多。但现在已经开始下降了，回到百分之三四十。 　　人物周刊：在你看来，校友网在中国是一个很重要的关系网？ 　　李成：也许不一定是最靠谱的，但是很重要的一个关系网。黄埔军校是中国军官的摇篮，国共军队当中很多人都是黄埔军校的，你说能没有渊源吗？没办法，这是每个人跟每个人的关系，太复杂了，要花太多精力，而且有时候复杂到你很难做出结论。但是中国1955年授衔，十大元帅有5个都是黄埔军校出去的，大将比例更高。同学关系太重要了，现在很多人是去读EMBA，就是搞关系去了。 　　资料库是一个很重要的方法，但有很多的东西，比如说家庭背景，在资料库里是看不出来的，这个需要一些外界资料。这些资料当中很多也是错的，一方面是某人并不是高干子弟，却把他说成高干子弟，这种情况有很多；另一方面，很多人其实是高干子弟，但媒体从来没刊登报道过，而且这个比例很高。 　　“研究的独立性很重要” 　　人物周刊：美国一些利益集团或者一些大公司会不会从你这里定制一些研究报告，比如他们想知道中国的某一方面领导人在想什么，或者某些策略走向什么的。 　　李成：我以前做大学教授的时候有，但是到布鲁金斯工作后比较少，本身工作很忙，而且所有的成果都是公开的。我们不做秘密的东西，但我们会给美国领导人做简报。 　　简报没有什么，其实就是咨询，这是经常做的，我们也会给中国领导人做简报。我们所有的研究报告都是公开的，没有什么秘密的部分。 　　人物周刊：布鲁金斯学会是没有秘密报告的？ 　　李成：是的。研究的独立性很重要，如果损失你的独立性，价值就大打折扣。不仅我们中国中心没有，其他中心也没有。作为个人，有些研究人员也许会做一些，但这不能代表布鲁金斯。可以离开、请假，比如说你到政府部门去做顾问，就得马上离开布鲁金斯，如果你给竞选总统做选举顾问，不能用布鲁金斯的名义。 　　人物周刊：那你在希拉里团队的时候，也是离开吗？ 　　李成：2008年总统选举时，我们布鲁金斯外交研究项目只有一个人离开，就是赖斯，现在美国驻联合国大使。我没有离开，但只能是业余时间。不能占用办公时间，也不能用办公室电话，都是周末、晚上来做的。包括Email、复印东西也是不可以的，这是一个原则，而且更不能对媒体说你是布鲁金斯研究员。 　　有时候会有一些模糊地区，我不想说我们非常神秘或者非常严谨。至少我们总要开会，每年都要签字强调这一点。到选举那一年，经常会收到布鲁金斯管理部门的Email，提醒大家不能够做什么。 　　人物周刊：那在布鲁金斯学会这样的智库做研究员和在大学当教授的区别在哪里？ 　　李成：大学是有终身教授的，目的就是要更多保护学术自由。智库大多数时候是没有铁饭碗的。在一定程度上讲，智库更接近于商界或者政界，有自己的一套规范。在最好的智库，研究人员可以在著名大学做学科领头人。很多大学的教授，尤其是政治学经济学方面的，也会跟智库有非常密切的往来，有时候是兼职或者客座。布鲁金斯的研究人员不到100人，但也有100个左右的客座研究员。 　　人物周刊：基辛格先生在回忆录上提到，在制定政策时，经常需要跟“外脑”探讨。如果现在奥巴马总统要制定一项对华政策，你们会给他提供一种解决方案么？ 　　李成：是这样的。这也跟总统本身的性格有很大的关系，以及具体什么议题。有些议题是我们布鲁金斯准备的，历史上，在联合国的建立、美国税务系统形成等方面，布鲁金斯是有影响的。 　　有的总统比如小布什总统，可能听智库比较少一点，而有些总统听智库多一点，这个很有意思。在环境能源问题上，布鲁金斯起了很大的作用。伊拉克、阿富汗战争的许多主要研究人员都在我们这里，这方面的影响是很大的。总统自己有主意，总统咨询经常会有，但他是不是采纳也是个问题。 　　比如说我们的中国中心，之前3个总统的亚洲主管都从我们这里出来或离开白宫后就来我们中心工作，这方面当然会有影响，而且他们经常会用我们这里的人，来问一些具体的问题。但是，真正决策中哪个是直接影响的，不能一概而论。 　　软实力的根本还是健康的公民社会 　　人物周刊：中美之间现在一个热门的话题是中国应不应该继续购买美国国债？布鲁金斯有进行这方面的相关研究么？ 　　李成：当然有。中国中心只是研究一部分的，我们还有一个东北亚研究中心，以前美国在台协会理事主席卜睿哲负责。在经济上还有全球化研究中心，好几个部门都在研究。 　　这是一个很难的问题，一方面政治上非常敏感，中国的经济购买力强大了，可如果你不买美国的，买哪里的呢？其他地方也有危险，欧洲危险更大。美国的私有企业还是很健康，应该说美国经济中长远是好的，但是美国政府运作有问题。 　　另外，中国正在发生结构性变化。国进民退、房地产泡沫、通货膨胀这些问题非常尖锐。国家这么强、这么多钱，钱该怎么用，应该创造性地看这些问题。中国经济的转型靠内需，只有建立一个更完善的医疗保障系统，使民众觉得有信心，但现在这个问题太大了，你没有信心，造成资金外流。钱多是好事情，但在一定程度上讲，又有危险性。 　　不论是买国债还是买公司，怎么个投资法，我觉得是有待改进的，目前中国许多央企最关心的是这个问题。国家领导人要跟美国搞好关系。每次中国领导人出去，都是大宗采购，其实购买东西不是给人家好处，是大家双赢。中国也有利益啊，但每次中国民众特别失望，怎么买了这么多东西，西方还骂我们这个骂我们那个，所以整个事情都给讲错了，使领导人处于一个很尴尬的位置。 　　中国也需要波音飞机，也需要空中客车，好像这种投资像是钱扔掉了一样，这不是扔掉的。美国政治不是靠你控制行政部门就可以的，美国地方不满意，美国国会不满意，美国媒体不满意，而且美国政治非常多元化。我觉得如果是出于政治目的来美国投资的话，这是很危险的事情。 　　人物周刊：你认为中国领导人能听到类似你这种批评性建议么？ 　　李成：这里有一个制度问题，美国有两党制，中国因为没有一个牵制，所以主流智库往往是说好话，说喜欢听的话。在一定程度上讲是制度限制了，但并不绝对。 　　人物周刊：对于明年召开的十八大，你现在会做什么样的研究分析？ 　　李成：现在只是大的一些比较和模块分析，但实际上，在常委会和政治局委员的构成等方面，我们只能知道一个大概，只能知道一些候选人，最终还是取决于明年的北戴河会议，以及北戴河会议结束后、十八大召开之前政治局常委会或政治局的最后一次讨论。 　　做了二十多年的观察，我当然知道中共作为一个执政党其强项和弱点在哪里。有很多办法今天是对的，但到明天就成为了一个问题了。比如说退休年龄制度，这是合理的，是中国的一个特色，也能够保证公正，但问题是一些地方官员五十多岁就要退下来，这是正当年华的时候，如果继任者能做好还可以，如果做不好呢？所以我觉得这个模式最终也是要改变的，应该更多地通过选举的机制。 　　地方官员五十几岁就要下来，这就造成了59岁现象。关于选举，中国有很多人怕，有误解和畏惧心理。你可以做渐进的嘛，我完全同意渐进，完全同意党内民主。 　　人物周刊：你还是想通过公开的数据和学术框架来进行研究？ 　　李成：对，不然要犯判断错误。首先你不要太听信谣言、传言，最后使自己难堪，很多传言最后证明是假的。比如某位领导人去世的谣言，很明显是假的：第一，有常委在海外出访，第二，去世要马上公布的。他的外甥还在外面吃饭，儿子还在作报告，我们看了相关信息，你就知道这是假的。 　　人物周刊：可现实情况是，中国政治存在很多不确定性因素，这会对你的研究造成什么样的干扰？ 　　李成：我在写十七大预测分析文章的时候，已经有人告诉我关于接班人的内部信息，尽管当时觉得这个信息有一定的可信性，但我还是不愿意修改我的分析，因为我更注重研究的结果。 　　人物周刊：如果以一个美国智库专家的角度看，你觉得中国社会当下最大的矛盾是什么？ 　　李成：从历史角度来讲，中国是在崛起，但这个过程不会是直线的，有曲折变化。中国有很多强项，但也有很多弱项，包括政治制度的问题、人口结构问题、资源缺乏、环境污染等等，所以中国需要找到新的平衡点。 　　中国政府现在更多讲的是软实力，这很重要，中国的软实力也在上升，但是软实力的根本还是健康的公民社会，所以中国目前遇到了很多不同的声音，而且占主导地位的是不主张民主的和改革的，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当然，整个世界没一个地方没有问题。美国、日本、印度、欧盟都存在问题，但问题是现在中国社会已经越来越缺乏共识，一定程度上讲这是多元社会带来的，但这也让新政策的推进变得很艰难。 　　在一定程度上讲，某些危机不一定是坏事情，如果不是以很多人的利益损失为代价的，这样的危机我觉得可以使社会重新认识自身。每个国家的制度，不管有多大成绩，都有潜在的问题，最关键的是，中国未来的辉煌最终必然要寻求政治上的突破。

    我们的理论研究还存在一定的局限性，有时在强调“中国特色”时容易忽略从全球的背景和世界的眼光来审视中国的问题和中国的经验，容易把中国问题当作中国自己的事情，缺少自觉的比较和对话的维度，结果把“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马克思主义在一定意义上变成了只具有“中国特色”的“自说自话”的体系 　　在外界，中央编译局一直被看作是中共中央的思想库和智囊团。这个“马克思主义文献翻译和理论研究机构”在国际上享有很高的知名度，但在国内略显低调，颇具“神秘”色彩。 　　去年12月9日，已有60多年历史的中央编译局首次召开新闻发布会，对外展示自己的形象。今年2月份刚履新的中央编译局局长衣俊卿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中国模式”是一种结合中国的国情所形成的有中国特色的道路，是世界多种发展模式中的一种。 　　全国“两会”在即，上任刚满一年的衣俊卿第一次以中央编译局局长的身份接受《中国新闻周刊》的独家专访，谈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存在的问题，以及围绕“中国模式”的激辩，这位曾任黑龙江大学校长的学者型官员向《中国新闻周刊》坦率地讲述了自己的观点。 　 　目前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 　　偏重“中国向度” 　　中国新闻周刊：早在2008年，你就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中国向度”和“世界向度”的观点，请你介绍一下两个“向度”的内涵和相互联系? 　　衣俊卿：我所说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中国向度”，是指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用以指导中国的实践，并获得理论上的创新成果。这实际上也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含义，其基本特征是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或“普遍真理”当作给定的前提，着眼于中国发展问题的解决和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形态的表述;因此，它主要表现为一个马克思主义“由外向内”的单向输入的向度。 　　而我所说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世界向度”，是指要在全球化语境和世界视野中审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的结合问题，并强调中国经验的开放价值和中国形态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世界马克思主义研究中的话语权。因此，它呈现为中国问题与全球问题、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和世界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双向互动”的向度。 　　实际上，“中国向度”和“世界向度”应当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不可分割、相互交织、相互支撑的两个组成部分。 　　中国新闻周刊：目前，学术界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方面存在哪些问题? 　　衣俊卿：应当说，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方面，我们已经取得了许多成果。但是，在目前学术界的研究中，相当程度上存在着这两个向度的分离;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目前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主要偏重于“中国向度”。我认为有三个方面要引起注意：其一，封闭地研究中国问题容易使马克思主义的“中国经验”仅具有限的中国价值和中国意义。封闭地探讨中国问题、孤立地描述世界问题、绝对地用世界问题来剪裁中国问题、绝对地强调中国问题的独特性等片面现象，在我们的研究中都不少见。在这种情况下，无论我们如何强调马克思主义“中国经验”的价值和意义，还是让人感觉这些只是中国自己的事情。 　　其二，孤立地强调中国文化的独特价值容易使弘扬传统文化成为“孤芳自赏”，并且存在着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文化价值阐释走入误区的可能性。从目前的有关成果来看，人们谈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文化视域时，更多考虑的是使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社会文化观念相结合，即把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与民族的文化特质、思维模式、价值取向、行为方式结合起来，使之民族化。 　　具体说来，人们比较多地关注马克思主义如何吸收中国文化的成分而民族化和本土化，但是往往忽略了马克思主义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历史局限性的扬弃，忽略了使民族文化通过积极地与世界各种文化对话、交流和碰撞，来推动自身的现代化转型和对世界文化的新贡献。特别值得警惕的是，按照这种思路推动的“文化走出去”战略容易导致某种价值取向的偏差。目前在世界的目光聚焦处往往都是悠久的“古董级的”中国传统文明和文化成果，而较少看到当下中国的文化创造和理论创新。这就容易造成人们越是感觉你的文化悠久，就越认为你现在没东西，厚古薄今是要出问题的，我对现在中国文化走出去的战略，包括设立孔子学院等，是有保留意见的。 　　其三，缺乏世界范围内的学术交流、思想碰撞和理论对话，容易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价值限定在地方知识的层面上，无法阐发其世界意义。目前，我国的学术研究的基本格局是：西方哲学研究和中国哲学研究之间很少对话和沟通;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研究和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彼此脱节，往往分别由两批不同的理论工作者在彼此独立地进行阐发。 　　虽然世界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形成的各种有影响的流派的观点在当今的中国学术界并不陌生，但是迄今为止，尚未形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和世界马克思主义研究之间的自觉和普遍的对话和交流机制。这种情形在全球化背景下会越来越制约我们的理论创新。 　 　不必急于总结和定性“中国模式” 　　中国新闻周刊： 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涉及到中国走怎样的发展道路。近年来，关于“中国模式”的讨论很热烈，不过迄今为止，我们并未看到一个详细的说法。你本人也曾谈到“中国模式”，请你具体谈谈其中的内涵。 　　衣俊卿：在改革开放这30年中，中国综合国力的快速增长，特别是出色应对全球金融危机的风险，中国的表现确实很出色，给全世界表现出了一种经济上的奇迹。 　　关于“中国模式”，现在主要有三派观点：一种是认为已经形成了模式;一种认为根本没这个模式;还有一种认为这种模式在成长。 　　我认为有模式。中国经济奇迹的出现不是偶然的，不是单纯的经济现象，这么一个大国家，支撑十三亿人的生存发展，在面对民生问题、社会稳定以及现代化进程中发展不平衡等问题之后，经济还能够这么发展，我认为一定有其深层的、体制上的、文化上的原因。 　　它的成功一定是很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从这个意义上讲，它是一种独特的发展模式，一种发展道路，可供世界借鉴。世界上已经存在很多不同的模式，它们之间有着一些共同的追求和价值观，有对话，也有包含冲突在内的相互学习。 　　“中国模式”的世界意义在于，中国的成功证明了世界上不可能只有一种发展道路、一种模式，每一个国家、每一个民族都应该一方面借鉴世界的文明成果，另一方面脚踏实地地认清自己的国情，然后在国与国之间进行平等的对话，从而推动一种包容性的发展。这才是人类正确的发展趋势。 　　但目前而言，我认为不必急于拿出一个结论说“中国模式”是什么。 　　中国新闻周刊：为什么你说不要急于对“中国模式”下定论呢? 　　衣俊卿：问题在于，中国道路和中国模式的基本内涵和世界意义尚未清晰地提炼出来，远未达到自觉。造成这种状况的原
因是双重的： 　　从内在的原因来看，我们的理论研究还存在着局限性，有时在强调“中国特色”时忽略了从全球的背景和世界的眼光来审视中国的问题和中国的经验，容易把中国问题当作中国自己的事情，有时缺少自觉的比较和对话的维度，结果把“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马克思主义在一定意义上变成了只具有“中国特色”的“自说自话”的体系。 　　从外在的原因来看，中国在快速发展中遭遇到“成长的烦恼”和“资本逻辑的打压”，我们发展的国际环境并不是很好。尽管全世界越来越关注到中国的经济发展和综合国力的提升，但是，一些发达国家从“资本的逻辑”和自己的价值观出发，并不承认中国的价值观和文化创新，它们通常只在有限的意义上承认中国经济转型和经济发展中的成就和经验，而且还常常以“中国责任论”和“中国威胁论”来指责中国的发展道路和模式。 　　这要求我们必须站在全球化的高度，以国际化的语言，阐释清楚中国的道路和中国的发展模式，讲好中国的故事。一方面，我们必须把经济的、政治的、文化的、价值的、哲学的、历史的等多重视角结合起来，从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高度来阐述清楚中国发展的经验和面临的问题;另一方面，我们不仅要研究欧美等西方发达国家的发展道路，还要善于全面地研究和总结俄罗斯等传统强国的发展道路、巴西和阿根廷等新兴经济体的发展道路、亚太国家的发展道路、西亚北非阿拉伯国家和地区的发展道路，从而形成一个多元差异的参照系，在多维比较中为中国道路和中国模式进行定位。 　 　现在的成绩还相对脆弱 　　中国新闻周刊：在你看来，“中国模式”有没有内在的缺陷?在哪些地方?如果不改的话，是否会如外界所说的不可持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