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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小悦悦的事说起 作者原标题：晦暗历史走来的邪恶幽灵依然主宰着我们的灵魂 作者：大侠尼采 来源：作者赐稿 来源日期：2011-10-18 本站发布时间：2011-10-18 8:57:09 阅读量：516次 　　(题记) 开宝马的“贵人”下车只会拳脚，胡乱使向老人与妇人;骑车的老人摔于马路中间，无人搀扶，唯两个孩子将他扶起……这样的事情屡见不鲜，似乎在今天已成家常便饭，甚而都慢慢上不了新闻了，从孩子到老人，再从老人到孩子，这一轮又一轮的“冷血事件”却让这个社会迟迟没有作为。我们要等到什么时候? 　　——《 这个社会还有好人吗，你们的良心哪儿去了 ?》 　　(一) 　　总是在马路上看到被碾碎头颅的小猫和小狗。一滩血迹未干或血迹渐渐干化的恐怖场景。我以为只是动物，于是我扭头他顾。偶尔看到有车祸发生在路边，但人群已经围拢，我不好事，短暂停留后顾自离去。某次深夜，看到夜宵摊有人打架动刀子，我给110打电话，站在街角等待，110警车30分钟后到达，还算及时，但打人者已经离开，而受伤者亦狠狠离去。 　　间或听到有司机在小区倒车碾死人，还三番五次地倒车，碾压受伤者直至死去。如今我听到这一幕，，，，，，种种理由无法解释，道理，道德，理性，自我保护，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人并不是小狗小猫，可是能对小狗小猫碾碎头颅的司机，对人恐怕也不会有多大的怜悯。 　　尼采说：怜悯是最大的罪恶，是软弱。只是针对基督教的虚伪道德主义而论的。而此类司机是“超人”——地狱中的恶魔。这样血腥冷血的人乃是人类中的败类。我对人类从来是充满信心的，在血腥时代来临的时刻，总有一二真正的人救赎我们这个社会。但整体的冷漠和自私现在正使我的热血凝结。我们绝不能扭头他顾了——包括路上看到一二小狗小猫，也要放慢车速，缓缓通过。不然下一次轮到的绝不会是小狗小猫，而是你和我! 　　(二) 　　“西人有句名谚：“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同理，四十年前中国的那一场文化大革命，也绝非某一天突然发生的;作为一场给整个中华民族带来巨大灾难的空前浩劫，它可绝不像小行星撞地球那么简单，那么突然。无数逐渐披露出来的历史内幕表明，那绝对是一场精心策划的政治阴谋的逐步实施与次第展开;从预谋、酝酿到临阵造势，从思想准备、舆论准备、组织准备到大规模动员，经过了一个历时数载的孕育过程。只是在它还没有发展成全面的灾难之前，绝大多数中国人都浑然不觉或假装看不见罢了。” 　　——《浩劫是怎样酿成的?》 　　此文写得非常出色。厘清了对文革这场浩劫的诸多误判。对毛和林包括他们的爪牙的认识很到位，更难能可贵的是对国民性的深刻分析。 　　在一种极权体制下，亿万人民只能是臣民而已，无法产生有力的健康力量来制衡极权下权力的肆无忌惮与老谋深算。这个悲剧有赖民众与权力的互动而造成史无前例的摧毁性和破坏性。 　　到21世纪依然难看出有走出困境的丝毫端倪。国人还在晦暗不明的政治氛围中延续愚民贱民屁民的可悲命运，此命运有赖政府刻意虚假宣传，民众自发或被迫配合，在不断弱化民众意志力的基础上使整个社会环境大面积溃败，使每个人在腐败的酱缸中耳濡目染，并最终被极权体制下的权力所驯服。 　　目前尚未看到完全改观的转机，正义力量和邪恶还在缠斗当中，未分胜负。特权与公民的尊严持续成为一对死敌，而亿万臣民依然应声跪倒在权力面前，与以往别无二致。 　　等待我们的将会是什么命运?我谈不上悲观或乐观，只是观察着，时代在转折曲折中总会找到自己合理的路径，虽则难免经历一番痛苦挣扎。中国式长期革命成功后将迎来自己起点最低的民主改革则是无疑的，国民性的种种弊病的观察让我得出这个结论，以前日路人漠视生命在马路上哀哭痛号的冷血可见一斑。 　　一个弱小的生命独自面对人性恶最致命的摧残，孤立无援，在绝望与无助中面对死神的冷酷。一个两岁的幼童不知道原来社会这么冷血和残忍，她也不懂该如何去谴责，或者她根本也感受不了，根本无法理解也无法真正反应，她什么都不知道，也来不及反应，在众人冷漠的注视中，邪恶在天空狞笑，正义和怜悯荡然无存。 　　这是何等的世界!        

为什么今天的社会充满不信任 作者：沈杰 来源：中国青年报 来源日期：2011-10-18 本站发布时间：2011-10-18 11:06:56 阅读量：1120次     今天的社会呈现的信任缺失状态，极大地影响了人们对于他人尤其是陌生人的助人行为，从一个独特角度透视出社会道德所存在的深层困境和相关社会机制所存在的严重问题。 　　其一，社会转型带来了信任模式变迁过程中信任支点的松弛。在传统社会里，人际交往主要在血缘和地缘基础上展开，其特征是熟人信任，实质上是关系信任。随着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与工业化进程并行的城市化的力量，使人们的交往范围日益扩展，交往频率逐渐加大，交往对象不断更换，从而导致了一个现象，即人们将与越来越多的陌生人进行交往，而且与有些人的交往可能仅此一次。 　　在传统社会，人际信任的保障机制主要是关系加上个人特质如良好的人品、声望等。在现代社会，由于面对的是陌生人世界，关系难以覆盖所有方面，良好的人品、名声等个人特质已不再是最有效的信任保障因素。在现代社会中信任模式的特征是普遍信任，实质是制度信任。 　　处在急剧转型中的中国社会，传统的信任模式逐渐失效，现代的信任模式还在生成，在这种新旧交接的情势下，社会信任呈现一种空白状态。 　　其二，社会整合机制运行中的失当对社会信任状况造成了一定的毁损。社会整合就是促进社会和谐，防止社会的排斥与分裂。社会整合机制主要包括两方面：一是社会文化、价值观及其传播载体;二是社会制度、规范及其执行机构。近年来之所以形成“老人倒地扶不扶”的道德困境，与这两个方面的运行不当密切相关。 　　司法机关和政府部门都是社会整合机制的关键要素。它们的运行水准直接或间接地对社会信任状况具有巨大影响。近期在处置此类纠纷案件时，有的司法机关执法缺乏应有水准。“彭宇案”等的处理，或证据不足，或真相不明，法院判决表述、推断片面、主观，难以服人，非议巨大，产生了强烈的社会负面效应。如“彭宇案”的判决书使用了“从常理分析”、“与情理相悖”之类的措辞来判断彭宇之责。这些判断的依据中透出“法官”对于今天社会道德状况的预设：人都是自私的，怎可能有公德。 　　而更有些政府部门没能充分预见到此类事件潜在的巨大社会效应，反应迟钝，使“小事件”造成大热点。 　　有人说，道德失范、信任缺失已经使我们社会的人际纽带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一方面，重建社会规范、修复社会信任是一个需要不断努力的过程;另一方面，社会生活每天都难以离开信任这一保障。因此，当务之急是用法律的强力来提供对于规范重建、信任重构的应急援助。 　　按照一般逻辑，一种社会规范的形成在时序上表现出的规律性是：从习惯到习俗，从习俗到惯例，从惯例到法律制度。这是一个逐渐提升的过程。在一个高度文明的社会中，法律解决最底线的社会规范问题，道德调节更高级的社会规范问题。 　　但是，在社会失范严重的今天，重构社会信任的着力点必须放在建立完善的制度上面，即必须使社会成员把对其他人的信任建立在对于社会制度、机制和规范的信任基础之上。换言之，一个人对于另一个人或另一些人的信任是因为相信有合理、完善的制度保证了这种可信任性，而不是出于对这个人或这些人的个人关系以及对其人格特质的透彻了解。 　　通过完善有关法律的方式来为社会规范提供援救，用法律的强力来重构社会信任和助推社会文明。着力点之一是，在社会中建立具有长效的惩罚机制，其最重要的功能是阐明一个社会其成员不被允许的行为取向。 　　作为社会信任的一种保障性基础，应该在涉及每个社会成员切身利益的制度安排上，进行一系列操作层面的严密设计。在建立正向性的激励机制(设立见义勇为奖)的同时，还亟须建立一种长效的惩罚机制。具体而言，一旦某个人出现了有损社会公德的行为，那么，他所将受到的惩罚力度一定会是非常巨大的、长期的——既包括某些眼前可计算的物质利益的丧失如罚款等，又包括在未来一定时期中可能丧失获得发展的重要机会。 　　这种机制的威慑力，无疑会极其有效地强化着社会成员，形成基本的却是敏感的诚信意识，并竭力维护好自己的诚信档案。让助人者不要再受冤屈，让获助者不能随意诬陷，应该成为建立相关法律法规的一个基本目标，例如，英国设有“见死不救罪”，规定一个人“没有对涉险人士予以协助”，就会面临法律的惩罚。新加坡则建立了这样的惩罚机制：如果获助者事后反咬一口，则必须亲自上门向救助者赔礼道歉，并接受其本人医药费1～3倍的罚款惩处。那么，对于相关机构或部门，是否也应该建立一定的法律法规呢? 　　依靠法律的强力来重构社会信任，实属初级阶段不得已而为之的做法。通过法律厘清底线，可望能够重新树立起人们的信任感。 　　在社会转型加剧，文化传统正在消失的今天，人们面对越来越多的“陌生人”，重构社会信任的确任重道远。从根本上说，正是在通过建立完善相关法律法规等制度安排及其运行机制来推进社会信任的过程中，社会成员对于遵守规范从认知开始，逐渐加以接受，直至实现内化，最后达成服从。于是，道德行为的内在控制便得到了根基性的生长。因此，社会信任的建立便从一个敬畏法律的阶段，进入一个享用法律的阶段。     

   经济和政治这两个方面的改革应该配合起来推进：一方面，从一个由行政权威控制的计划经济转变成一个自由交换的经济;另一方面，就是从行政命令支配的经济、政府机关和党政官员的自由裁量权特别大的命令经济，转变为一个规则透明、公正执法的法治经济 　　以本世纪初的“北京共识”为开端、逐步发展成型的“中国模式”论，提出了一个无论对于总结过去还是规划未来都极其重要的问题，值得认真地加以研究和讨论。 　　“中国模式”的话题，起源于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经济总量的爆发式增长。特别是经过三年徘徊，在1992年邓小平的南方讲话以后，中国经济改革重新回到市场化的道路。 　　随着改革的推进，中国经济真正起飞了。经过将近20年的高速度增长，中国的经济总量在2010年超过日本，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与此同时，中国超过德国成为世界第一大出口国。 　　于是，就出现了如何解读中国经济崛起秘密的问题。 　　 壹 　　“中国模式”论倡导者对这个问题给出的回答是：中国能够创造如此优异成绩的根本原因，在于中国独特的经济和政治体制：它有一个强势政府和有着强大控制力的国有经济，因此能够正确制定和成功执行符合国家利益的战略，“集中力量办大事”，从而创造了北京奥运、高铁建设等种种奇迹，并且能够在全球金融危机的狂潮中屹立不倒，继续保持超过9%的GDP年增长率，为发达国家所争羡，足以充当世界各国的楷模。 　　不过，这种解释虽然能够燃起某种民族主义的自豪感，却也留下了不少的疑问。 　　例如，如果说驾驭整个社会的强势政府和掌握国民经济命脉的强大国有经济是中国成功的秘密，为什么在改革开放的前30年中，中国同样拥有强势政府和比如今更为强大的国有经济，中国人得到的却是无穷无尽的苦难，一次大饥荒就夺去了成千万人生命的人间惨剧? 　　在强势政府掌握的“举国体制”下，中国的确取得了一系列辉煌的成就。然而为赢得这些成就而付出的成本也大得惊人。 　　近年来政府启动巨量投资和海量贷款造成的消极后果正在开始显现。短期收益和长期损失之间如何权衡，恐怕也非一眼就能看穿。 　　在实事求是地分析人民共和国的历史时，不能回避的事实是：取得了巨大进步的后30年和始终未能改变贫困落后面貌的前30年之间的最大区别，在于我们进行了市场化的改革和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的对接。 　　所以，这一切还要从20世纪70年代末期以来的改革开放讲起。特别是1992年10月的中共十四大确立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目标。接着，从1994年初开始，中国根据早些时候确定的市场化改革总体规划和对企业、市场体系、政府的宏观经济管理等方面改革的方案设计，进行了整体推进市场化改革。 　　上世纪90年代后期，中国政府同意对当时仍然在国民经济中占有绝对优势的国有经济进行“有进有退”的调整，为民间进行创业活动提供了机会。 　　虽然在各个领域内的推进程度并不相同，而原有的政府和国有经济的主导地位还在一些重要领域保持未动，但这一轮改革毕竟使一个对世界市场开放的市场经济制度框架初步建立起来。 　　市场制度的建立解放了久为落后制度所约束的生产力，促使90年代中国经济实现了持续的高速增长，这具体地表现为： 　　第一，为平民创业开拓了一定的空间。在毛泽东的“全面专政”体制下，私人从事工商业经营被视为“资本主义复辟”活动，遭到无情的镇压。 　　从上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政府逐步松动了对私人创业的准入限制。特别是1997年中国党政领导认可“非公有制企业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给予了民营经济一定的活动空间。 　　随着中国民间长期被压抑的企业家精神和创业积极性喷薄而出，到20世纪末，中国已经涌现了3000多万户的民间企业。它们乃是中国出人意料的发展最基础的推动力。 　　第二，大量原来没有得到充分利用的人力、物力资源得到了更有效的利用。 　　在计划经济的条件下，国家工业化是在城乡隔绝的状态下通过国家动员资源和强制投资的手段进行的，这大大限制了工业化、城市化的进度和经济的整体效率。当市场经济制度的建立和民间创业活动活跃起来，生产要素开始从效率较低的产业向效率较高的产业流动。 　　在改革开放后的年代中，中国有高达2.5亿左右的处于低就业状态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到城市中从事工商业。 　　与此同时，也有相当于爱尔兰国土面积的约7万平方公里的农用土地转为城市用地。生产要素大量向相对高效部门的转移导致的全要素生产率(TFP)提高，有力地支持了中国经济的高速度增长。 　　第三，对外开放政策的成功执行弥补了消费需求不足的缺陷，从需求方面支持了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 　　靠投资驱动的经济增长模式的一个重大缺陷，是最终需求不足。由于投资报酬率递减规律的作用，为保持一定的增长速度，投资率必须不断提高;与此相对应，消费需求会相对萎缩，造成最终消费需求不足的严重问题。 　　20世纪90年代，出口导向战略的成功实施，利用了发达国家储蓄率偏低造成的机会，扩大出口，用净出口的需求弥补国内需求的不足，拉动了产出的高速度增长。 　　第四，实行对外开放的另一个重要作用，是通过引进外国的先进装备和先进技术，在大规模人力资源投资还没有发挥作用的条件下，迅速缩小了中国与先进国家之间在过去200多年间积累起来的巨大技术水平差距，使高速度增长得到技术进步的有力支撑。 　　这一切足以说明，改革开放才是中国经济能够保持30年高速度增长的真正秘密所在。 　 　贰 　　此外，质疑“中国模式”论的人们认为，中国社会虽然在过去3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是迄今为止，市场化改革还有许多大关并没有过，中国在20世纪末期初步建立起来的市场经济体制还是很不完善的。这种不完善性主要表现为国家部门(statesector)仍然在资源配置中起着主导作用。 　　具体说来，表现在以下方面：(1)虽然国有经济在国民生产总值(GNP)中并不占有优势，但它仍然控制着国民经济命脉(commandingheights)，国有企业在石油、电信、铁道、金融等重要行业中继续处于垄断地位;(2)各级政府握有支配土地、资金等重要经济资源流向的巨大权力;(3)现代市场经济不可或缺的法治基础尚未建立，各级政府的官员有着很大的自由裁量权，他们通过直接审批投资项目、设置市场准入的行政许可、管制价格等手段对企业的微观经济活动进行频繁的干预。 　　这样一来， 中国现行的经济体制实际上是一种既包括新的市场经济因素，又包括旧的命令经济或称统制经济，既可以前进到较为完善的市场经济，也可以退回到统制经济的过渡性体制。 　　这种情况的发生，是有深刻的社会和历史根源的。 　　在中国改革的初期，不但政治领导人和计划官员倾心于日本、韩国、新加坡等国的“政府主导型市场经济”和“威权发展模式”(authoritariandevelopmentalism)，即使以欧美式自由市场经济为改革目标的经济学家也承认，在市场发育程度很低的情况下，政府不能不承担更大的协调责任。 　　不过，日本等国的政府主导型市场经济和威权发展模式下，威权主义政府对经济的干预主要通过中央银行对信贷活动的“窗口指导”和通产省(MITI)对产业发展的政策引导一类活动实现，政府一般并不直接对企业发号施令和直接进行经营活动。 　　中国的情况与它们有很大的不同。中国的现行体制是从列宁所说的“国家辛迪加”(statesyndicate，东欧原社会主义国家的一些经济学家则把它称为Party-StateInc，即“党国大公司”)演变而来，拥有庞大的直接管理国民经济的国家机器和强大的掌握国民经济命脉的国有经济。 　　因此，在中国政府和国有部门对于经济的控制和干预较之东亚国家和地区就更为直接有力，形成了一种“半统制、半市场”的经济格局。 　　这种体制建立后，就出现了两种可能的发展前途：或者是政府逐渐淡出对微观经济活动的干预，加强自己在市场失灵的领域进行诸如市场监管和提供公共产品等方面的职能，逐渐成长为在规则基础上运转的现代市场经济，我把它称为法治的市场经济;或者不断强化政府对市场的控制和干预，不断扩大国有部门的垄断力量，蜕变为政府控制经济社会发展的国家资本主义经济。 　　当20世纪90年代初期商品价格放开，当世纪之交包括数百万计的县乡镇政府所属的乡镇企业改制成为私有企业时，市场的力量大大增强了，经济发展也更加强劲有效。 　　反之，当本世纪初国有大企业进一步改革受到阻碍，甚至出现了“国进民退”的倒退现象，或者以“宏观调控”的名义加强政府对微观经济活动的控制和干预时，国家资本主义的趋向就变得十分明显。 　　要避免出现这样的问题，不仅要求推进经济体制改革，还要求政治体制改革配套地推进。 　　正像一些东亚国家的发展历史告诉我们的，一切采取“政府主导型市场经济”体制的国家在发展到一定阶段以后，都需要打破特殊既得利益的阻碍和干扰，推进从威权发展模式向民主发展模式(democraticdevelopmentalism)的转型。 　　更何况中国是一个有长期封建专制主义传统的国家，又经历过长期列宁-斯大林式政治经济制度的实践，这方面的任务就更加繁重和艰巨。虽然中国经济体制的市场化已经取得长足的进展，但是，市场经济是一套配置稀缺经济资源的机制。 　　然而，仅仅靠它本身并不足以自行，需要其他方面制度安排的配合和支撑;否则，市场自由交换秩序得不到保证，就会出现混乱，权力的介入还会造成“丛林法则”支配市场，使整个经济变成了一个寻租场。 　　本来，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如果交易主体自由而平等，且不存在外部性，不存在“信息不对称”现象，通过交易达成的价格，就能够有效地把资源配置到应该到的地方去。但是，交换是需要秩序的，是需要透明的规则和公正执法来保障的。 　　所以，经济和政治这两个方面的改革应该配合起来推进：一方面，从一个由行政权威控制的计划经济转变成一个自由交换的经济;另一方面，就是从行政命令支配的经济、政府机关和党政官员的自由裁量权特别大的命令经济，转变为一个规则透明、公正执法的法治经济。 　　 叁 　　中国近年来经济和社会事态的发展充分说明，靠政府强化行政管制和大量投入资源实现的增长，不但不能长期维持，而且早晚会造成严重的经济社会后果。 　　第一，与强势政府控制整个社会的体制相适应的粗放增长方式不可持续。 　　在这种增长方式下，虽然短时期内能够依靠政府强制动员和大量投入社会资源，加上从国外引进技术来维持高速增长，但是，这种增长是不可持续的。 　　一方面，由于所谓“刘易斯拐点”的出现，农村富余劳动力无限供给的状况已经发生改变;另一方面，近年来，这种增长方式造成的资源枯竭、环境破坏和由这种增长方式造成的消费在GDP中占比下降、劳动者收入水平提高缓慢，以及贫富分化加剧等问题愈演愈烈。 　　1994年以后，中国运用日本等东亚国家的经验，采取低估本币汇率等出口导向政策，用净出口需求支持经济的高速增长。出口贸易刺激了沿海地区加工工业大量引进技术和雇用低工资农民工。然而，正像日本、韩国、中国台湾等最先采取出口导向政策的国家和地区的情况一样，中国在经历了十来年出口推动的繁荣后，于21世纪初期在微观经济领域出现技术进步缓慢、效率下降等弊病;在宏观经济领域，则出现了货币超发、资产泡沫生成和通货膨胀压力增大等种种病象。 　　所有这些都向我们警示：如果不能尽快打破体制性的障碍，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将不可避免地导致经济和社会灾难。 　　第二，各级政府日益强化的资源配置的权力和对经济活动的干预，使腐败迅速蔓延和贫富差别日益扩大，官民矛盾激化，甚至可能酝酿着社会动荡。 　　在1988年-1998年这十年间，中国经济学家曾经对转型期间日益抬头的腐败现象进行深入的讨论，要求通过市场化改革铲除寻租活动的制度基础，防止中国上演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缪尔达尔(GunnarMyrdal)所说的社会溃散的“亚洲戏剧”。上世纪90年代初期商品价格自由化，曾经也阻断了通过商品价格双轨制寻租的“官倒”的财路。然而，行政权力不肯退出市场，使寻租的基础在许多领域继续保持。 　　由于体制的演进会有路径依赖，一旦进入政府主导的路径，从寻租活动中得利的特殊既得利益者，必然会力求推动“半统制、半市场”的经济体制向国家资本主义乃至权贵资本主义或官僚资本主义，即毛泽东所说的“封建的、买办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蜕变。如果没有步伐坚定的经济和政治改革阻断这一路径，使之回归市场化、法治化和民主化的正途，就会锁定在这一路径中。而一旦路径被锁定，就会像诺斯(DouglasNorth)所说，除非经过大的社会震荡，否则很难退出。 　　目前，大众普遍对政府对于防止事态恶化和灾变发生的措施不力啧有烦言，甚至将这种状态形容为“下定决心抱着定时炸弹击鼓传花”。 　　从当前事态发展情况来看，批评政府和要求政府有更多的作为是完全有理由的。 　　但是，在这样做的时候一定要弄清楚政府加强作为的方向是什么：是为市场的有效运行建立一个好的制度环境和提供市场所无法提供的公共产品，以便提升市场，还是用政府的强制力量去“驾驭”市场、压制市场和取代市场?不同的取向将决定政府领导在中国历史进程中是起正面的还是负面的作用。 　　也正因为这样，这一场关于“中国模式”问题的讨论，对决定中国的前途和未来具有重要意义。       

    核心提示：中国人是不是忠君?中国人为什么不忠君?“忠君的道统”与“不忠君的政统”如何可能与西方制度结合出新文化?本文简要地讨论了相关的“朝代循环”和“立宪失败”问题，认为中国人只“忠权”不“忠君”，中国的问题是一个“单一权威”和“单一权威信仰”的主客体问题。中国还远没有进入“传统启蒙者”认识到自己需要被启蒙的“新启蒙时代”。 　　1，问题的由来 　　2011年10月8日，在北京国家图书馆“资中筠先生五卷自选集首发式”的发言上，贺卫方先生提出：“我读资先生的文章有一点点的小疑问：第一，您对中国传统士大夫阶层的风度有一个重要的表彰，认为三个方面非常重要，但是第三个方面看起来不是特别好的文化，我自己有一点疑问：中国人是不是忠君?中国人把忠君作为一个重要的价值，我们经常改朝换代，为什么日本天皇制度能够维持上千年不变，而中国总是要改朝换代，这说明中国人所谓的忠君其实是一种假的，不知道怎么理解? 　　第二，资先生不断地提醒我们注意五四时代那批伟大的知识分子的风范，他们没有中断历史，没有中断我们的道统、文化，其实没有中断也包括正面的和负面的，把中国古典的道统和西方的这套制度文化背后的观念能够在更高的层面结合起来，能够熔铸出一种新的中国文化，您对这个前途乐观吗?以您这么多年来对体制权力内运行模式近距离的观察来看，我自己个人感觉越来越不乐观，这个民族在这个方面其实没什么前途，请问资先生您乐观吗?” 　　贺先生指的是资中筠在“知识分子对道统的承载与失落——建设新文化任重而道远”(《炎黄春秋》2010年第9期)一文中提出的观点。资中筠在该文里说：“士”的精神传统有三大突出的特点，一是“家国情怀”，以天下为己任，忧国忧民;二是重名节，讲骨气;三是与以上二者并行的另一种 “颂圣文化”传统，就是把爱国与忠君合二为一，而且忠君是绝对的，“虽九死其犹未悔”。 　　资中筠在会上没有回答贺先生的第一个问题，她只是在回答第二个问题时说：“关于悲观或者乐观的问题，我也可以说，我基本上是悲观态，但是也不能说悲观到什么事都别做了，等着船往冰上撞等着一块死算了，还没有到那个地步，还有一口气在，我们那么多人，我相信心地善良的人还是比较多的，怎么样使这个社会做好人比较容易一些、做坏人代价比较高一些，最好向这个方向努力”。 　　2，三个连环问题 　　贺卫方的问题提得非常尖锐。实际上，资中筠说“忠君是绝对的”时，她是从规范的角度讲的，意思是皇帝希望臣民“把爱国与忠君合二为一”。贺卫方的问题却是从实证的角度提出来。他首先明确地点出中国人把忠君作为一个重要的“价值”，但在现实里，“我们经常改朝换代，为什么日本天皇制度能够维持上千年不变，而中国总是要改朝换代，这说明中国人所谓的忠君其实是一种假的”。贺卫方的解读非常正确，他进而提出的问题是：“不知道怎么理解?” 　　贺卫方没有到此为止，他进一步认为：资中筠提醒我们五四时代没有中断我们的道统，但这个没有中断的道统“也包括正面的和负面的”，而他自己对中国道统与西方制度结合出新文化的前途表示悲观。贺卫方也许不象资中筠那样“相信心地善良的人还是比较多的”。 　　如此，贺卫方在事实上提出了三个连环问题：中国人是不是忠君?中国人为什么不忠君?“忠君的道统”与“不忠君的政统”如何可能与西方制度结合出新文化?我之所以读出贺先生的三个连环问题，原因是我碰巧最近也在思考相同的问题，包括中国“朝代循环”的原因以及“清末民初的宪政为什么失败”问题。 　　“中国人是不是忠君?”的问题贺先生自己已经作了准确的回答，所以关键是第二问：中国人为什么不忠君?表面看来，这个问题与“朝代循环”的原因有关，与“清末民初的宪政为什么失败?”却似乎没有直接关系，但清末民初的宪政有两部分，一是“戊戌变法”、“预备立宪”和“洪宪帝制”等三次君主立宪的尝试，二是辛亥革命之后“共和立宪”的努力。三次君主立宪的失败就与“中国人为什么不忠君?”大有关系。 　　3，如何理解“中国人其实不忠君”? 　　事情是这样，说“忠君是道统”是从规范上讲的，说“不忠君是政统”则是从实证上讲(当然在某种意义上“忠君也是政统”)。有了实际上的“不忠君的政统”，中国历史上才会有“朝代循环”，所以“中国人不忠君的原因”与“朝代循环的原因”就几乎是同一个问题。 　　对清末民初君主立宪的失败，一般都只从具体历史背景去分析原因。通常都会这么说：“戊戌变法”是由于触动了慈禧为代表的保守派权力而失败，“预备立宪”是由于政治失控和清廷改革不彻底而失败，“洪宪帝制”则是由于袁世凯的错误和共和势力的反抗而失败。然而，这三次君主立宪的失败难道只是巧合吗?它们背后有没有什么共同的逻辑呢? 　　关于“朝代循环的原因”及“清末民初君宪失败的原因”，除了传统的“唯物史观”及“历史合力说”之外，还有金观涛主要用于解释“朝代循环”的“超稳定结构论”，以及阙光联用于解释“君宪失败”的“君权崇拜论”。在大陆学界，当人们无法分清“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作用力和反作用力哪个更大时，也往往诉诸于恩格斯后期的“历史合力说”作为一种解脱。不幸的是，“历史合力说”同一般的“综合原因分析”一样，不是取消了理论，就等于是宣告了原有理论的破产。 　　“超稳定结构论”用体制内调节(变法)和体制外调节(起义)的“两重调节机制”去解释“朝代循环”，认为“社会结构规定了中国社会的宏观行为”，它本质上是一种“结构决定行为”的理论。可是，“超稳定结构论” 过分强调了意识形态、社会结构、官僚体制和无组织力量等外在于中央政权的因素去解释历史，结果把“超稳定结构”客观化和非主体化，甚至是完全目的论化和宿命论化，仿佛所有主体的一切行动都被“超稳定结构”这头怪兽所控制。“超稳定结构”最终变成一个宏观空壳，具体的分析又回到了意识形态、社会结构、官僚体制和无组织力量对中央政权的冲击，结果等于重新落入不分主次和相互决定的“历史合力”迷雾。 　　我提出的“统治商数论”就是为了避免这种不分主次和相互决定的困境。“统治商数论”逻辑上用“统治能力”与“统治成本”之比来解释“治商” ，又用“基因悲剧”(即国家治理对“德能”的高要求与亲族集团狭小的“基因库”导致“德能”供给不足的政治遗传悲剧)来解释主导政权持续稳定的“统治能力”，用“君王权力终身制”及其“家族继承制度”来解释“基因悲剧”的产生(详见“大清为什么亡于辛亥?—-用“统治商数论”理解中国君主政权的崩溃”)。其中，中国人的“天命观”对中国历朝“统治成本”的影响极大。 　　“天命观”解释了“中国人其实不忠君”问题，不忠君也可以是一种道统，因为，“天命观”讲的是统治的唯一性、合法性以及革命的合理性。与“君权神授”不同的是, “天命观”强调，贤君拥有天命，而暴君则丧失天命。胜者可以用获胜的事实本身来证明天命和人心的获得，成王败寇的暴力于是就获得了合法性。“天命观”与“君权神授”的另外一个不同，就是强调得天命者不必有尊贵的血统，即所谓“王侯将相，宁有种乎”。但这并不妨碍获胜者编造故事，证明自己的“真龙天子”身份。“天命观”对帝王也起到了警戒和制衡作用，如果他不施行仁政德治，中国人认为上天就会以各种自然现象或灾难来预示他丧失了天命。“天命观”为暴力和捏造敞开了大门，因此，中国人根本不忠君，中国人忠的是强权，中国人只“忠权”不“忠君”，“朝代循环”就这样形成了。 　　与此相关的“君宪失败”问题，阙光联提出了一个“君权崇拜论”。与“天命观”稍有不同的是，“君权崇拜论”强调中国的“君位”没有英国和日本那样的“宗教神圣性”，而中国的“君权”却相反具有极大的“世俗神圣性”。由此，君权强大时根本没必要“立宪”，所以有“戊戌变法”的失败和“预备立宪”的不彻底;君权虚弱时则根本没机会“立宪”，所以有清廷的“逊位诏书”和“洪宪帝制”的崩溃。 　　“君权崇拜论”极有说服力，但它存在两个明显的漏洞。第一，暴力其实在英国历史上至少也起到了与“君位”的“宗教神圣性”一样重要的作用。第二，“君权崇拜论”以中国政治权力的“世俗性”去“预测”中国搞“共和立宪”的必然，可辛亥革命之后的“共和立宪”失败却“证伪”了“君权崇拜论”的这个“世俗性假说”。 　　面对这个困境，我在另一个研究里提出了一个“权威信仰论”，认为中国人的政治信仰实际上有两部分，一是“君权崇拜论”所强调的“君权神圣性”(而不是“君位神圣性”)，二就是“天命观”所包含的“权威一元性”(而不是“权威多元性”)。 　　中英政治发展的差别主要是“权威多元性”的差别，而中日政治发展的不同则主要是“君主神圣性”的不同。中国的政治信仰不仅缺乏“君位神圣性”，还缺乏“权威多元性”。清末民初君主立宪的失败，是缺乏“君主神圣性”和“权威多元性”的政治信仰失败;而辛亥革命之后“共和立宪”的失败，则是缺乏“权威多元性”的政治信仰失败。 　　顺便指出，在分析辛亥革命之后“共和立宪”的失败原因时，萧功秦和袁伟时都强调了“临时约法”和“内阁制”的制度因素，我认为这是错误的认识。中国人的问题不是宪法和制度，而是“单一权威”是否存在时的不同“制度运行”。不从“单一权威信仰”的角度理解中国政治，就必然要对中国的历史和现实做出错误的解读。1938年，复兴社创始人康泽、刘健群就对中国人的“单一权威信仰”作出新的总结，他们公开提出了“一个党、一个领袖、一个主义”的“三一主义”。于是蒋介石和毛泽东先后成为“三一主义”的信奉者。从“单一权威”的崩溃，到缺乏“单一权威”的混乱，再到“单一权威”的重新确立和争夺，中国近现代的这一段历史实在是太典型了。 　　总之，“统治商数论”用“统治能力”、“基因悲剧”和“天命观”解释了中国的“朝代循环”，“权威信仰论”又进一步用“单一权威信仰”统一解释了清末明初“君主立宪”和“共和立宪”的失败(这两项研究将分别在近期的学术刊物上发表)。由此，“中国人其实不忠君”的问题就得到了解答：中国人只“忠权”不“忠君”，中国人忠的是“单一权威”;当“单一权威”崩溃或不存在时，“单一权威情结”就派生出“内斗情结”。用更通俗的话说：中国人有奶就是娘，有权就是爹;权威强时中国人“谋生”，权威弱时中国人“谋反”。“忠君”绝不是中国人的个性。 　　4，结语：贺卫方的“天问”与“新启蒙时代” 　　如此说来，贺卫方的第三个问题就几乎变成了一个“天问”：“忠君的道统”与“不忠君的政统”，还怎么可能与西方制度结合出新文化呢?

“文革”真的“终结”了吗？ ——历史见证了什么？ 作者：passe01 来源：作者赐稿 来源日期：2011-10-17 本站发布时间：2011-10-17 17:33:23 阅读量：1038次 　　最近由九州出版社出版的《历史的见证——“文革”的终结》一书，简单地叙述了“文革”的源起、全面爆发、全国动乱的形成和升级，重点介绍了伟大领袖对小平的态度和小平的历史功绩。作者薛庆超系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宣传教育局局长，得天独厚的写作条件，在书中引用了大量鲜为人知的史料，对于深入研究那段历史很有借鉴作用。作为专事研究中国共产党党史的局级领导，对那段历史应该有一个明确科学的认识。但是读过该书以后却感到一头雾水，现就以下几个问题求教于作者和读者。 　　第一个问题是：毛泽东亲自发动和领导“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究竟是为了什么? 　　作者用一半的篇幅叙述了小平在“文革”中“逆水行舟”的过程，包括如何被打倒，如何受到伟大领袖的“保护”和复出，以及挫败江青集团“组阁”的阴谋和第二次被打倒。林林总总，不可谓不详细。但是，对伟大领袖究竟为什么甩开自己亲自创立的党和国家，亲自发动和领导了“文化大革命”，把那么多开国元勋打翻在地，却没有进行深入分析。他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目的究竟是什么?难道就是为了把全国人民推入动乱的深渊?究竟是道路之争、路线之争，还是权力之争?是他利用了党内各派政治势力之间争夺最高权力的斗争，排除异己，维护自己的最高执政地位，还是被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所利用?他那么英明、洞察一切，在大是大非面前为什么没有能够分清敌我，反而认敌为友、认友为敌?那么多在长期革命斗争中出生入死久经锻炼的老革命们，为什么没能阻止他发动这样一场长达十年之久、损失如此严重的大动乱?是认识不清，还是心里清楚不敢反对?全国人民为什么那么发疯似得“紧跟毛主席伟大战略部署”?原因究竟是什么?等等。对这些大是大非问题，书中并没有给出明确的答案。 　　说是为了“反修防修”，那也是文不对题、无从谈起。因为被打倒的不是几个、几百个，而是“一大片”。难道那么多老革命都背叛了自己的政治信仰，一心要走资本主义道路?就是两个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从揭露的材料来看，也谈不上一心要走资本主义道路，顶多是党内路线之争，为共产主义奋斗的大目标是一致的。把党内的路线之争当做敌我矛盾来处理，显然是错误的，背离了毛泽东自己关于分清两类矛盾的科学论断。况且“反修防修”本身就是一个伪命题，因为事实已经证明，从第二国际开始的“修正主义”并没有背离马克思恩格斯晚年对无产阶级革命策略的修正，赫鲁晓夫的“现代修正主义”也没有改变苏式社会的性质;对于我国来说，在伟大领袖的英明领导下，当然就更谈不上走资本主义道路了，又有何“修”可反、何“修”可防呢?如果谈到改革开放后所走的道路，那确实是选择了人类文明发展的康庄大道，就更没有修正主义可反可防了。 　　从书中所披露的史料来看，“文革”的那段历史所“见证”的，是伟大领袖之所以抛开党和国家亲自发动和领导了十年大动乱，实质上是以反修防修为名，诱导群众，利用党内各派政治势力之间的矛盾，铲除异己，维护自己的最高执政地位，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了严重灾难。 　　作者在书中写道：“‘文化大革命’初期，依靠红卫兵和青年学生，本意是想在革命大风大浪中培养和造就一代‘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结果却‘天下大乱’。本来天真烂漫的青年学生，后来一个个竟然成了无法无天的‘混世魔王’”。 　　“1月25日，毛泽东听取会议汇报后，作了正式讲话。指出这次会议‘就是要总结一下经验，做政治思想工作’,解决‘思想不通’ 的问题。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原因，是以前过于信任人，在中央搞了一线、二线后，出了相当多的独立王国，我的意见在北京不能实行，推行不了。” 　　把这两段话相对照，可以明显地看出是自相矛盾的：前一段的“本意”与后一段的“原因”风牛马不相及;前一段的“本意”不是毛本人的，而是作者美化的，只有后一段的“原因”才是毛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真实目的。而实际情况却是：正是由于毛退居了第二线，刘、邓在第一线主持工作，才在一定程度上纠正了毛的“左”倾错误，度过了三年困难时期，使形势出现了转机。这也就充分证明，毛之所以抛开党和国家亲自发动和领导十年大动乱，就是为了夺回被刘、邓掌握的第一线的最高权力，继续推行他的“左”倾路线。可是毛退居二线，是由于他搞大跃进和人民公社推行“左”倾路线使中国陷入三年困难时期，中央决定让刘、邓到第一线主持中央工作，收拾残局。当形势好转以后，毛不但不感激，反而恩将仇报，回到第一线，掀起动乱，必置刘、邓于死地而后快。然而奇怪的是，在刘、邓等毫不知情、不理解的情况下，并且在毛不出席政治局扩大会议、由刘少奇主持，竟然通过了把矛头指向自己的《五.一六通知》，岂非咄咄怪事!在关键时刻，邓顶不住压力，居然对康生说：“我的工作交给你，我不能工作了。”软弱到如此程度，究竟是因为什么? 　　作者说什么“本来天真烂漫的青年学生，后来一个个竟然成了无法无天的‘混世魔王’”。这纯粹是对青年学生的污蔑。请问作者：“本来是天真烂漫的青年学生”，为什么“后来一个个竟然成了‘混世魔王’”?是谁污染了他们?是谁把他们引上了邪路?是谁糟蹋了他们的大好青春?给那一代的青年学生戴上“混世魔王”的大帽子，岂不是侮辱了整整一代人吗?作者不为他们鸣冤叫屈，反而贬斥侮辱他们，良心何在?这样的党史研究室宣传教育局长怎么能够正确地把握党史教育呢? 　　第二个问题是：“文革”真的“终结”了吗? 　　“终结”者，终了截止之谓也，也就是说不可能再发生“文革”那样的内乱了。真的如此吗?那就让我们看看在新中国建国十七年后，为什么爆发了十年大内乱?原因究竟是什么?只有找出产生“文革”的原因，才能有针对性地采取措施，杜绝此类问题再次发生。不然的话，重蹈历史的覆辙就是很难避免的。对这个问题，书中并没有明确论述，何谈“文革”的“终结”?既然“历史已经判明，‘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如果找不出发生“文革”更深层的政治经济原因，虽然由于毛泽东去世后以邓小平为核心的新一代领导人结束了“文革”这种形式的内乱，但并不能保证从此就不再发生其他形式的内乱，说什么“终结”还为时过早。 　　对发生“文革”的原因，《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有一段深刻的论述：“长期封建专制主义在思想政治方面的流毒仍然不是很容易肃清的，种种历史原因又使我们没有能把党内民主和国家政治社会生活的民主加以制度化，法律化，或者虽然制定了法律，却没有应有的权威。这就提供了一种条件，使党的权力过分集中于个人，党内个人专断和个人崇拜现象滋长起来，也就使党和国家难于防止和制止‘文化大革命’的发动和发展。” 　　这才是中国问题的症结所在，才是发生十年大动乱的直接原因。 　　遗憾的是，作者在书中既没有更多的披露这方面的史料，对这方面的现象也没有进行深入的分析，只是武断地说“‘文革’的终结”。 　　其实，“文革”是否已经“终结”，不但在于是否已经找到了产生“文化大革命”的直接原因，而且更重要的在于是否已经找到了更深层次的政治经济原因，在于是否采取有效措施消除了这些原因，建立新的制度。在这方面，情况又是怎样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