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举

纪念《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发表三十周年座谈会综述 作者：李伟东,程敏执笔 来源：《炎黄春秋》2011年第10期 来源日期：2011-10-13 本站发布时间：2011-10-13 8:22:23 阅读量：1923次

毛远新再谈毛泽东1976年状况 作者：阎长贵 来源：《炎黄春秋》2011年第10期 来源日期：2011-10-13 本站发布时间：2011-10-13 8:28:51 阅读量：1721次

（维权网信息员赵小明报道）北京大兴区公民徐香玉为维护自己与村民的土地权利，于10月10日在大兴区饮马井村饮马井选区登记选民，后村委会称徐香玉不能参选。 10月11日徐香玉接到饮马井村村委会的电话通知，要她把户口本送到村委会。到了村委会，支部书记霍国强告诉徐香玉，你不能在村里参选，因为你是居民。徐香玉说：“饮马井是我的居住地又是我的户口所在地，我就在此选举。”霍国强又告诉徐香玉说镇里不让她在这选，又说12号上午开会研究她是否能在此参选。 徐香玉果然在10月12日早晨8点35分接到饮马井村委会的电话(010-69237514)通知，说接上级通知，徐香玉不能在饮马井村委会参加选举。徐香玉听到这个消息，非常气愤，决定立即去村委会走一趟，弄清楚到底什么原因，剥夺她的选举权利。 根据徐香玉的介绍，北京市大兴区黄村镇饮马井村（七街）村委会不召开村民大会而是背着村民把全村几百亩宅基地、菜园地转让政府。村民按照国家物权法63条第2款：集体经济组织、村民委员会或者其负责人作出的决定侵害集体成员合法权益的，受侵害的集体成员可以请求人民法院予以撤销的规定，到大兴区法院起诉村委会，要求撤销其非法转让村民宅基地的决定（合同）。大兴法院竟裁定这是村规民约不属于法院的管辖范围，不予受理。徐香玉因为向政府部门反映大兴法院非法拖延执行的问题，被大兴公安局拘留十日，9月27日，拘留期满才得以自由。 徐香玉  联系电话:13691303056

文革十年的辉煌之处不容忽视 作者：胡新民 来源：作者赐稿 来源日期：2011-10-12 本站发布时间：2011-10-12 12:36:09 阅读量：143次 　　国庆期间，看了凤凰卫视的汤本先生的评论： 和《客观评价历史人物要从宏观角度观察》。汤本先生认为要从宏观角的角度看待历史人物，具体地说就是毛泽东，要把自己的个人恩怨好恶放在一边。中国的后三十年发展离不开前三十年的基础，前三十年也包括“抓革命促生产”的文革十年。笔者认为，汤本先生的态度是一种实事求是的态度。实际上，权威的，受推崇的历史学家都能做到这一点。著名美籍华人历史学家黄仁宇在他的《中国大历史》中写道：“到目前为止，我们对蒋介石、毛泽东与邓小平的看法亦无非出自个人之爱憎。可是他们代表广大的群众运动，所得的成果又大都已成为既成事实，不可逆转，那我们就应当考虑这些群众运动之积极性格及其前后连贯的出处，不能全以本人之恩怨当作历史之转折点了。”(《在中国大历史》第2页 三联书店 1997年5月)。 　　文革与文革十年是有区别的。中共党史研究室的文章说明过，文革指的是那场政治运动，而文革十年指的是那段历史时间和空间(见《“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学习导读》第121页 中共党史出版社 2011年2月)。笔者在此文中就是秉承这种文革十年的观点。 　　人们总喜欢把一段发展进步最为顺畅的的时期称为辉煌时期。如果把中国的文革十年称为中国发展史上的辉煌十年肯定是不符合实际的。但是，这十年的确有不少辉煌的看点。笔者认为，回望这些看点，实事求是地总结经验教训，无疑对我们今后的发展会有积极作用。需要说明的是，文革十年肯定离不开文革那场政治运动。而作为政治运动的文革，中国官方早已做了明确结论，也总结出了深刻的历史教训。本文在此就不论述了。 　　看点之一，文革十年的经济发展究竟如何?汤本先生只讲叙了一个大概。现在，笔者觉得采用第三方研究成果比较公允，从国外海外的历史学家的史料找找答案为好。在这里，不采用争议较大的的美国中国问题专家莫里斯·迈斯纳的著作，他对文革十年的各方面取得的成就溢美之词颇多。还是费正清先生的权威性最强。《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就是由这位美国著名的中国问题资深专家、哈佛大学的费正清(J.K.Fairbank约翰·金·费尔班克)教授和西方著名的研究中“文化大革命”史的专家、另一位哈佛大学教授罗德里克·麦克法夸尔主编的。这也是西方学者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有相当权威性的代表作。在《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第三篇 第六章的“结 论”一节中有这样的论述：“显然，认为整个文化大革命时期根本没有任何经济发展战略的说法是错误的。投资计划是一个斯大林主义式重视机械与钢铁的计划没有改动的翻版。自力更生，或者说最大限度地减少对国外进口和外国技术的依赖，在1966—1976年这10年间成了常用的术语，听起来像是毛主义的调门。但在实际上，自力更生与50年代中国自给自足的政策或30年代俄国对外贸易的政策之间，不存在显著的差别。”“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政治干扰和取消物质刺激的尝试，看起来并未减缓增长。但事实上，现在有了可以分析研究60年代末70年代初增长情况的数据，使许多分析家大吃一惊的是，在此期间，除政治动乱达到最高峰的1967、1968两年外，发展仍然相当迅速。但是，这种增长是建立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高的投资和能源投入上的，而这些投资和能源投入的无效使用正与日俱增。只要这些投资能持续增加，大庆油田的石油源源不断地涌出，就会构成维持增长的可行手段，尽管这种手段对提高人民生活水准作用不大。”这里特地说明了文革十年的中国经济不但有发展，还且还“仍然相当迅速”。在费正清的另一著作《美国与中国》的“新秩序问题”一章中也写道：“然而，尽管有这些以及其他许多问题，人民共和国的经济经历还是有了了不起的成就的。例如，中国的经济就比印度的经济出色得多。从1952 到1976 年，中国经济的增长平均每年6 %或7 % ，按人口平均计算是印度增长率的二倍或三倍，尽管印度还接受了130 亿美元的外援和贷款，而中国接受的苏联贷款不足10 亿美元，同时还拿出大约70 亿美元去援助其他国家。”由此可以看出，文革十年在中国经济发展史上的地位是有目共睹的。为什么在政治运动贯穿其间还能取得如此好成绩，确实也值得我们的的专家学者好好探索一番。 　　看点之二，毛泽东在文革十年中的特别着力点。著名的毛泽东研究专家李锐在他的《毛泽东的早年与晚年》中写道：“20世纪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人物无疑是毛泽东。”(见《毛泽东的早年与晚年》179页，贵州人民出版社 1992年12月)他还写道：“毛泽东晚年错误的思想不少，但是也有被实践证明是正确的东西。如发展国民经济要以农业为基础的思想;在国际交往中，坚持独立自主，反对霸权主义，等等;还有些正确的思想与错误思想和实践交织一起的。”(见《毛泽东的早年与晚年》294页，贵州人民出版社 1992年12月)。恰恰就是农业问题和外交问题，由于毛泽东抓住了这些个关键问题，才使文革十年有了辉煌的看点。毛泽东对中国的国情看得十分清楚，在走上革命道路后就一直把农民问题放在第一位。著名美籍华人、权威历史学家徐中约先生就是这样描写的：“国民政府不理解农民，看不到解决农民困苦的紧迫性，对农民的疾苦也就漠不关心。讽刺的是，国民政府官员继续生活在儒家关于劳心者与劳力者之区别学说的阴影下，将农民鄙视为毫无生气、无足轻重的人，所以看不到农民大众的革命能力，因而也从未尝试去组织他们。恰恰就在这个被忽视的区域，毛泽东的天才得到了最高度、最成功的发挥。一块造屋者抛弃的石头变成了另一个人的房屋之柱石。”(徐中约：《中国近代史》517页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北京公司 2008年1月第一版 )。农业问题有两个方面，一个是农民占中国人口的绝大多数，争取了他们就赢得了民心;另外一个是只有把农业生产抓好了，才能“手中有粮心里不慌”。在全国解放前夕，毛泽东在《唯心历史观的破产》一文中写道：“艾奇逊说：‘中国人口在十八、十九两个世纪里增加了一倍，因此使土地受到不堪负担的压力。人民的吃饭问题是每个中国政府必然碰到的第一个问题。一直到现在没有一个政府使这个问题得到了解决。国民党在法典里写上了许多土地改革法令，想这样来解决这个问题。这些法令有的失败了，有的被忽视。国民政府之所以有今天的窘况，很大的一个原因是它没有使中国有足够的东西吃。中共宣传的内容，一大部分是他们决心解决土地问题的诺言。’在不明事理的中国人看来，很有点像。人口太多了，饭少了，发生革命。国民党没有解决这个问题，共产党也不见得能解决这个问题，‘一直到现在没有一个政府使这个问题得到了解决’”。(《毛泽东选集》四卷合订本1399页)。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以农业为基础”的思想一直置于重中之重。中国的粮食问题，也就是中国史上“没有一个政府使这个问题得到了解决”(艾奇逊语)的问题的根本性的解决，就发生在文革十年期间。“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的论文《水稻雄性不孕症》于1966年初发表的《科学通报》上，引起了中央有关部门的注意。此后，在各级领导支持下，一路还算顺利。特别给力的是，坚决贯彻毛泽东思想的的华国锋，给予了关键性的支持。华国锋和袁隆平一直保持着深厚的友谊。在华国锋赋闲的日子里，袁隆平还一直牵挂，专程看望。　到了1975年冬，国务院作出了迅速扩大试种和大量推广杂交水稻的决定，国家投入了大量人力、物力、财力，一年三代地进行繁殖制种，以最快的速度推广。1976年定点示范208万亩，在全国范围开始应用于生产，到1988年全国杂交稻面积1.94亿亩，占水稻面积的39.6%，而总产量占18.5%。10年全国累计种植杂交稻面积12.56亿亩，累计增产稻谷1000亿公斤以上，增加总产值280亿元，取得了巨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群众交口称赞靠两“平”解决了吃饭问题，一靠党中央政策的高水平，二靠袁隆平的杂交稻，人们用朴实的语言，说出了亿万中国农民的心里话。此后杂交水稻继续走向世界，最近袁隆平又取得了新的成绩，可喜可贺。中国农业这个历史性的变革，真正践行了“中国应当对人类有较大的贡献”(毛泽东语)。华国锋在2008年初深情回顾了这段往事，说道：“中国是传统的农业大国，如果杂交水稻研究取得成功，那将是对全世界一个划时代的贡献。毛主席对农业的高度重视，鞭策我对这一重大科研课题予以关注”“杂交水稻大面积推广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这不仅是袁隆平的成功，也是社会主义中国的成功，是炎黄子孙的成功。我长期分享着他们胜利的喜悦。我们之间的友谊，几十年来与日俱增。”(见《作家文摘》2011年9月30日)。著名美籍华人历史学家黄仁宇《在中国大历史》中指出：“简概说来，文革不能以参与者的言行解释，甚至不能因在其近旁观察者而获得适当解释。它在历史上的意义可能尚在毛泽东本人理解之外。毛做农民运动前后40年，也解决了历来在中国历史里使每一代人都感棘手的大问题，他并作诗自为炫耀。”(《在中国大历史》301页 三联书店 1997年5月)最近看到易中天的一篇访谈：“‘我实在是再也左不起来了。’易中天回忆说，‘饥饿是最好的老师。有些人说要回到‘毛时代’，让他们回去，饿他三天，天天开会批判，检讨自己，交代和女朋友亲了几次嘴。”(《南方周末》2011年9月1日第25版)。易先生饿肚子的痛苦辛酸史确实值得同情。但如果这位教授能够虚心向李锐先生请教一下，或许会知道一贯重视“农业为基础”的毛泽东确实难对易先生的饿肚子负完全的责任。易先生也没有必要为这件事情贴上“左”或“右”的政治标签。换句话说，如果你回到过去，你也不会总是饿肚子;如果你享受现在，要提防的不是饿肚子，而是富贵病，这可是现代人的一大“壮志未酬”的原因。文革十年期间另一个着力点是这个时期的中国外交。旧中国是弱国无外交的典型，旧中国政府积贫积弱 ，中国人民饱受屈辱。毛泽东无疑也深知这一点，新中国在国际上从不卑躬屈膝，使新中国人民有扬眉吐气之感。这种自豪感也无疑促进了广大群众生产工作的积极性。文革十年中，中国国际地位空前提高，新中国第二次建交浪潮就是出现在那个时期，中国外交进入了突破性大发展时期。1971年被请进“联合国”，1972年尼克松访华，彻底扭转了“邪恶”的中国形象，将西方小范围就已出现的美好的中国形象，迅速在美国乃至世界推向高峰。毛泽东在文革十年的外交大手笔，已经载入历史史册。这里还有一个佐证。在尼克松图书馆世界领袖厅里，共陈列着10位20世纪风云人物的塑像，其中包括英国的丘吉尔、法国的戴高乐、苏联的勃烈日涅夫和赫鲁晓夫，德国的阿登纳、以色列的梅厄夫人、埃及的萨达特和日本的吉田茂。其他人均为站像，唯有毛泽东和周恩来是坐姿，放在前面最突出的位置。由此看出中国在他心目中的位置，毛泽东和周恩来在他心目中的位置。李锐对毛泽东晚年思想的分析有看得准的一面，即毛泽东晚年思想的正确性一面。但是，他大大低估了这种正确思想对中国发展，特别是文革十年那个特殊时期的巨大影响力。在中国今后发展的道路上，农业问题仍然是基础问题。最近出版的“朱镕基讲话实录”中说道：“农业是基础，要扎扎实实地去提高农民的收入。这一点，今后绝对不能放松。我们要时时刻刻关心农民，不要轻视农民…”(见《南方周末》2011年9月8日第11版)。无疑，毛泽东的思想的精华一直在不断影响着我们中国的一代又一代领导人。这也应该算是中国崛起的秘密之一。关于农业与外交，毛泽东特地于1972年1月提出了“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其中“不称霸”的思想，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提出来的。不过话说回来，在此以前，特别是在那个“东亚病夫”时代，你如果还敢大言不惭地高呼“不称霸”，无异于是痴人说梦。只是当你手中有了实力这张牌，你才有信心宣示对外交往“不称霸”，彰显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决心。君不见，毛泽东之后的一代代中国领导人，不正是在继续行走在毛泽东当年奠定的这块外交基石之上的吗? 　　第三个看点应该是文革十年的科技发展。上面说到“不称霸”是在有实力之后才提出的。文革十年，也是中国科技事业很有发展的十年。“两弹一星”的成功，使西方对中国刮目相看。而两弹一星的功臣们，许多是海外归来的学子。尽管来自海外，但没有被当时的“海外关系”所牵连。他们那种为国争光的思想动力，可以说大部分来自毛泽东的思想的教诲。以至于蒋介石先生都纳闷，他主政时期送出去的留学生，怎么都成为了共产党科技事业的核心力量?当年科技事业的发展，至今仍在继续辉煌。就在前几天，2011年10月2日，中国航天专家刘纪原获得国际宇航科学院(IAA)授予的航天领域最高奖项冯·卡门奖。刘纪原参与了“两弹一星”研制，但当时的主角，则是赵忠尧、钱学森、邓稼先等等海外归来的学子。刘纪原获得的这个最高奖，是国际航天界对一代代中国航天人奋斗的肯定。回顾往事，我们今天的领导层，应该有所反思。为什么在那个年代，竟有如此之多的为中国崛起而忘我奋斗的人才。 　　以前国人很少听说屠呦呦女士。直到最近的2011年9月，她获得了美国的拉斯克奖才名声大震。这是中国生物医学界迄今为止获得的世界级最高级大奖。屠呦呦的成绩是在文革十年期间取得的。所以文革十年在科技方面取得的许多成就，至今仍依旧辉煌。李锐的研究中没有涉及毛泽东的思想对那个时期科技事业的积极影响，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最近看了谈家桢的自传《生命的密码》，非常有感想。谈家桢(1909–2008)，浙江宁波人，1936年获美国加州理工学院哲学博士。国际遗传学家，中国现代遗传学奠基人，杰出的科学家和教育家。他为遗传学研究培养了大批优秀人才;建立了中国第一个遗传学专业，创建了第一个遗传学研究所，组建了第一个生命科学院。谈家桢被内定过“右派”，文革运动中不但失去了妻子，自己也受到了迫害。但是，他没有把个人的不幸迁怒到毛泽东个人的身上。相反，他一生中最为崇敬的人就是毛泽东。自从1956年毛泽东和他开始交往，他就一直感受到毛泽东对他，对他的科学事业，对中国的文教科技事业，始终如一的关心和教诲。这里不妨引用几段： 　　“文化大革命中，我和许多科学家一样，劫难当头，遭到了妻离子散、家破人亡的厄运。 　　1968年的一天，我在农田里锄草。十分意外地，有一个人走到我的身边，俯身在我耳边轻轻地说了一句： 　　‘从明天起，你就可以不用到田里劳动了。’ 　　一时间，我激动万分。这短短的一句话包含了多少内容! 　　我百感交集，不能自已，下意识地跪坐在田边，面向东方，任由泪水夺眶而出，顺着脸颊往下流，往下流…… 　　后来我才知道，在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上，毛泽东主席似乎不经意却落地有声地说了一句话： 　　‘谈家桢还可以搞他的遗传学嘛!’ 　　在这次会议上，毛主席点名解放了八位教授，这八位教授是：北京的吴晗、华罗庚、翦伯赞和冯友兰，上海的谈家桢、周谷城、苏步青和刘大杰。 　　不幸的是，对毛主席的指示，造反派采取了一贯的阳奉阴违的做法，他们‘内部控制’，不予传达，以致著名的历史学家翦伯赞在被告知可以回家的第二天晚上，即与夫人双双自尽，党中央为此事追查下来，造反派才决定对外宣布毛主席的指示。 　　得知自己确实获得解放的消息，我自然又是一番激动，以致失声痛哭。这一次，又是毛主席的一句话，把我从‘给出路’的对象划入了‘接受在教育’的行列。尽管此时的我已是‘遍体鳞伤’，且垂垂老矣。 　　后来的事实还证明，毛主席在那样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对我的遗传学研究仍牵挂在心。” 　　(见《生命的密码》091-092页 谈家桢著 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 2010年1月) 　　“毛泽东主席逝世已有二十多年，我对他的思念与日俱增。这种思念随着岁月的消长，又从感情上升为理念。” 　　“我同时还认为，毛泽东的《实践论》和《矛盾论》(简称两论)是毛泽东革命实践的总结，也是颠扑不破的科学真理。‘两论’中关于实践的观点和唯物辩证的观点，‘不仅在遗传学的发展中已得到充分的体现，而且也是遗传学发展的科学真理。’” 　　(见《生命的密码》136页 谈家桢著 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 2010年1月) 　　文革十年期间，文革运动贯穿其中。在文革运动中有许多知识分子遭受到不公正的对待，这是不争的事实。但是，同样也不能否定那个时代许多知识分子受到毛泽东思想教育而忍辱负重为国家富强拼搏奋斗的事实。你可以把他们斥为愚忠，但他们的功绩已经彪炳史册。我很喜欢温家宝总理的诗作《仰望星空》。我觉得仰望星空确实是一件美妙的情，因为在浩瀚的星空中有一颗国际编号为3542号的“谈家桢星”，还因为1970年4月24日发射的中国的第一颗人造卫星，第一次引领世界各国仰望到了太空中的中国形象，也因为最近再续辉煌的“天宫一号”的顺利升空。尽管有人祈祷升空失败，甚至祈祷中国的每一项建设都失败，但那是极个别的人，他们也就享受不到仰望星空之美了。那些在曾在文革运动中遭受过不公待遇的知识分子，如果你愿意，你可以天天沉浸在过去辛酸的回忆中，也可以形诸文字把你心中的控诉流传下去。在言论自由日益宽松的环境里，别人无权干涉你的心情表达。但是，象以谈家桢为代表的一大批知识分子的感受同样也可以自由表达，普通中国工农大众对那个年代的感受也可以自由表达。如果当你听到这种表达不合你的心情的时候，就认为大家都想回到过去，你就感到极不舒服，甚至想出国或者自杀来拒绝这种回到过去，确实是小题大做，神经过于敏感了。过去的日子回不来，就象毛泽东对中国和世界作出的历史性的贡献也抹杀不掉一样。你们最好向李锐先生学习，他是比较有权威的毛泽东研究专家，即使在他深刻批判毛泽东晚年的“左”的时候，他也没有否认“20世纪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人物无疑是毛泽东。”而且，在他批判毛左时，也没有否认毛泽东晚年思想的正确部分。在笔者看来，而正是这些正确部分所产生历史作用，大大超过了毛泽东的负面影响。从上述文革十年所取得的成就就可略见一斑。 　　此外，还值得一提的是当年的文艺。虽说文革十年可以有点夸张地说是“八亿人民八个戏”，但是这其中有些戏的含金量并不少。《南方周末》在2010年3月31日曾刊登了一篇文章《汪曾祺与“沙家滨”的写作——汪曾祺诞辰90周年纪念》。文中写道：“四十多年过去，现代京剧《沙家滨》的经典化语言、经典化唱腔、经典化人物、经典化表演，依然是中国戏剧史上的艺术丰碑。”“江青提倡的‘十年磨一剑’的艺术追求，对于经典戏剧的创作是十分必要的。于会泳把西方歌剧集中塑造人物形象的主题旋律和音乐元素引用到京剧唱腔之中，并且把四十多种地方戏剧曲艺的音乐素材，成功地糅进高度程式化的京剧音乐里面，对于丰富和发展京剧音乐的艺术表现力做出了不可替代的巨大贡献。”笔者认为，南方周末的这篇文章，实在是一篇实事求是的文章。看看今日流传海内外的中国舞台艺术作品，生命力孰强孰弱就一目了然了。而今天我们的许多知识精英、社会精英，在实事求是这一点上是做得很不够的，因而他们中许多有含金量的话语，也难以取得社会的共识。 　　有一位茅于轼老先生，我可以理解他的忧国忧民的心情。但是，他写出关于中国近代史的一些问题，既不能与国内主流接轨，也不能与国际主流接轨，明显是一种对历史的调戏。人们只要翻翻国际上公认的历史著作，就会发现那位老先生讲的历史很多都确实不着边际的。这样的文章也能登上《炎黄春秋》这种正规的刊物，也确实难令人叹服。好在那家刊物的编辑脑子还管点用，把太离谱的言论给删了一些。还有一位百岁老人周有光，一生中还算有点名气的就是头上顶着“汉语拼音之父”的光环。实际上，毛泽东是一直亲自指导、亲力推行汉语拼音工作的。为此，毛泽东还得罪了一些人。当年的“右派”人物罗隆基就指责毛泽东：“毛主席是赞成拼音化的，这样让大家来讨论就很难发表意见了。”(见《毒草集》第52页 湖南人民出版社 1957年1月)。在资讯发达的今天，历史真相很容易呈现。这位老先生最近终于口头上推辞掉了这顶光环，但绝口不提毛泽东的的贡献。他对毛泽东的看法基本都是负面的。2011年4月，他在接受采访时就说到：“我觉得新中国成立到现在，大家都明白，应该分两个阶段，一个阶段是打倒四人帮以前，毛泽东时代;第二个阶段就是改革开放时代。毛泽东时代都是往苏联一边倒，现在研究毛泽东，越研究越清楚，毛泽东很多是跟着斯大林走的，只有一点是他自己创造的，打麻雀是他创造的。苏联的道路走错了，结果毛泽东时代许多都是破坏中国的，没有好处。” 　　作为一名有历史知识的老者，把个人的喜好看得太重，对毛泽东的评价除了是一种主观意气之举之外还有什么呢?至少你也要加上一句毛泽东对你“汉语拼音之父”的支持嘛。究竟怎样看待毛泽东和文革十年，周有光肯定不会有袁隆平和谈家桢那样的看法。但是，他所欣赏的杨宪益则可以作为他的一个参照人物。毛泽东在和杨宪益交谈时对翻译《楚骚》有过不同意见。杨后来回忆时说：“后来我想了一下，毛主席他的话当然也有他一定的道理。”在回忆文革运动中被批斗时，他说：“我没有吃什么苦，也没有人打我。大概平常我的人缘也不错，也没有人想借这个机会打我几下，或者是踢我几脚，没有，都很客气。”后来谈到坐牢，他也说“不苦”(见《读书文摘》2010年第5期31页)。特别“有趣”(周有光最喜欢用的一个词)的是，在周有光的言论中，还时不时地流露出对北洋政府包容学生游行态度的溢美，对国民党政府时期言论自由的褒扬。但是他忘掉了那个年代解决不了最根本的“人民的吃饭问题”(艾奇逊语)。所以，要让这位老先生理智一点的话，最有效的办法就是“饿他三天”(易中天语)。在宣传两位老先生的言论媒体上，不同意两老观点的文章被绞杀是常事。知名旅美学者薛涌为此与南方某报中断合作就是一例。看来言论自由还有个各取所需的问题，古今中外，概莫能外。两老竭力为推进中国改革发展的心情是可贵的，也是可理解的。但是，把力量都用在一些极端言论上，恕笔者直言，充其量不过是一种政治的天真。现在是信息世界，任何人都是不容易被糊弄和忽悠的。 　　当前中国的发展确实遇到了一些很困难的问题。笔者觉得眼下的现状是：中国的发展举世瞩目，中国的百姓很多牢骚满腹，中国的反腐很多是越反越腐，中国的精英很多是想出国另谋出路。要破解这些难题，可以探讨多种途径。不管用广东模式还是重庆模式等等，都可以讨论。但是，实事求是地看待历史，实事求是地分析现状，实事求是地推进各方面的改革应该是最大的公约数。因为只有实事求是，才能赢得最广泛的民意。其中对文革十年，对毛泽东的评价，也是要以客观的，实事求是的态度来评价，并从中吸取经验教训，才能对中国今后的改革发展起到积极作用。而邓小平就给我们做出了好榜样。当年有人想彻底否定毛泽东，但是，邓小平是个有大智慧的人物，深谙”实事求是”的真谛。他认为，对毛泽东的功过评价不恰当，老工人通不过，土改时候的农民通不过，同他们相联系的一大批干部也通不过。这些话说到底，就是一切都要尊从大部分人的意见。正因为邓小平以这样的认识来推动中国的改革，我们中国才有了这辉煌的三十年。如果我们要完成邓小平所企盼的所有改革，包括政治改革，也一定非要有邓小平那样的实事求是精神不可。

　　1911年10月10日，大清帝国湖北新军工程营士兵程定国的一粒子弹，击中了第八营排长陶启胜的腰，同时，它打穿了帝国的心脏。是为辛亥革命。 　　然而1911年，作家祝勇在《辛亥年》中说道：四海升平，天下无事。相对于之前的许多叛乱、起义与革命而言，武昌起义实在是一场烈度不高的战役。按照杨天石先生《帝制的终结：简明辛亥革命史》中的记述，到12月1日，武昌汉口即已经陷落。实际上，武昌起义是以败于帝国而告终的。祝勇说：“仿佛一个巨人，竟然死于一次微小的感冒。” 　　他们，革命党人，为什么赢了？ 　　100年来，关于这场意外胜利了的革命，有难以计数的文献、资料、研究和书籍在讨论，但其中多数的结论几乎一致，即：这是一种必然。清政府的腐朽已经病入膏肓，而革命之花遍地开放，即便没有程定国这致命一枪，也必然有其它起义，其它革命，将帝国送入地狱。 　　可这是一个方便的结论。至少，当时有太多人，并不以为这是一个必然，这其中包括了孙中山自己，包括袁世凯、杨度、端方、梁启超…… 　　帝国的终结是之后形势的总结，而不是必然。 　　1911年乃至之前的朝野上下，有两股势力在赛跑。一股势力是君主立宪，另一股势力是武装推翻。或者说一股势力是改良，一股势力是革命。改良可以意味保守，但并不意味落后，而革命可以意味先进，但并不意味进步。两股势力都各自有一群殚精竭虑、眼界开阔、思想进步的知识分子在呼号奔走。这两股潮流并没有谁一定压倒谁，谁一定战胜谁的信念。他们之间，甚至并非水火不容的敌人，甚至有的成为了朋友：终身的。 　　1905年，流亡中的孙中山抵达日本，与流亡中的君主立宪领袖之一杨度见面。如果当时有维基解密的话，那么公众就会瞠目结舌地看到：“一个革命领袖，一个立宪首领，见面后居然仿佛同志一般，热烈地拥抱在一起。”关键的还在于，两人抵足而眠，论战了3天3夜，谁也没有说服谁。 　　杨度何人？1906年清朝预备立宪时候出洋考察的端方等5大臣回国后所递交的立宪考察报告的实际写作者之一。另外一名实际写作者是梁启超。 　　另外一对不可能的朋友是袁世凯和汪精卫。必须指出的是，袁世凯并非从一开始就具有了谋国篡位的狼子野心。甚至应该说，袁世凯的确是一个具有庞大政治野心和阴谋力的政客，然而在辛亥革命之前，他却是一个朝廷的股肱之臣，万民仰望的中流砥柱。他不是和清政府沆瀣一气的奸臣贼子，他是倡导君主立宪，并且愿意在这样的政体中贡献“青春和热血”的人。1911年11月，暗杀摄政王载沣失败被擒的汪精卫出狱，被袁世凯接进家中，与其子袁克定结拜为兄弟。除了个别革命党人颇有腹诽之外，从精英到百姓，几乎无不欢呼雀跃。 　　美国汉学家周锡瑞先生在他1971年的著作《改良与革命》中说，在两湖地区，改良派与革命派纠结在一起，彼此影响。“以种种方式交叉混合和彼此冲击。” 　　因而，在那样的情形之下，从1898年戊戌变法之后，孙中山崛起于草莽之中，立誓“驱除鞑虏”之时，改良派与革命派事实上在各自的道路上奋勇向前。这就像是一场赛跑。 　　改良派有着自己的偶然性和必然性。戊戌变法与八国联军使清政府低下了高贵的头颅，开始探索政治改革的道路，然而帝国的惯性与制度的颟頇一再拖延和阻碍着变革的速度与方向。但1905年的预备立宪，袁世凯、载涛、端方等大臣在朝廷内的推进，康有为梁启超杨度的海外运作，使帝国改制的曙光虽然微弱然而顽强地若隐若现，毕竟使人无法相信帝国仍旧将一成不变地衰腐下去。李泽厚在一篇名为《告别辛亥革命》的采访中说：“如果没有辛亥革命，中国可能会通过渐进改良的方式实现社会的转型。” 　　革命派也自有自己的偶然性与必然性。从1900年孙中山第一次惠州起义开始，一直到1911年的四川保路运动，革命党人的普遍性已经成形，规模虽小、效果不佳的武装起义、暗杀、暴动从未间断。但军队主力依旧掌握在朝廷手中，革命的道理仅仅在人数并不巨大的人群手中，民众浑浑噩噩难以依靠，在改良与革命之间首鼠两端。 　　各自有必胜的理由，各自又都被偶然性的骰子所定义。 　　然而到了辛亥年，偶然性的骰子已经悄然在向革命派滚动。此时，满清的最后一代重臣李鸿章已经于1901年在辛丑的羞辱之中离世；1908年，长期掌握中国政权的慈禧太后，带着怯懦的光绪一同归天；1909年，洋务运动的干将张之洞撒手人寰。改良派中坚人物全然凋敝，而王室之中，呼吁立宪的载涛羽翼未丰；朝臣之中，端方、良弼等人力量单薄。这些人的力量，显然无法与清廷之中的守旧派所抗衡。于是他们所倚仗的，无非就剩下了一个手握重兵，却左右逢源的袁世凯。 　　君主立宪在辛亥年前后事实上已经成为了朝野共识——除了革命党之外。从1905年开始，慈禧自己已经推出了预备立宪的旗帜。自此之后的清政府行为，其实已经一步步在推进，所差别者，在于时间之长短与方式。废除科举，建立法律，这都是确实地在进行改制的筹备。至于1911年的皇族内阁，委实令世人失望，但试问有哪一个重大的政治改革，不需要一定时间的磋磨？ 　　袁腾飞在讲日本明治维新的时候曾经提到，日本长期以来，都是幕府在实际掌控政权，皇族并没有实在权力，不过是从幕府手中领薪粮的象征。日本从来都是“虚君”，因而经过短促战争，立宪一蹴而就。而中国从公元前221年秦始皇开始，无论朝野之间的政治权力如何分配，皇族一直都是实际掌握政权的力量，如何能够说放就放？君主立宪虽然已成共识，但必然需要时间的磨合与调整。 　　然而革命党人显然已经等不得了。自从孙中山提出“驱除鞑虏”这样的口号，皇族已成众矢之的。革命的目的已经悄然转换，从一个政体之争，变成了一个民族之争。本来，君主立宪也是民主制，共和政体也是民主制，其中哪是什么你死我活的斗争？ 　　最后骰子停止滚动的偶然性，全系于袁世凯一人而已。倘若袁世凯一心是一个君主立宪派，结果未必推翻帝制。事实上，武昌一城已经陷落，虽然各省宣布起义与独立的旗帜纷纷，但是各省之中都是改良派与革命派共同主宰，甚或改良革命不分。湖南总督谭延闿本身是咨议局议长；江苏都督程德全原为江苏巡抚；四川的第一任都督蒲殿俊，更是不折不扣的立宪派。南北议和的形势，无非是袁世凯一面吓唬紫禁城里的孤儿寡母，一面以南北战争的形态吓唬孙中山，从而窃国成功。 　　1911年11月9日，梁启超从日本紧急赶回中国在大连登岸。他的目标，是配合清军第六镇统制吴禄贞，从石家庄打进北京，拥立载涛作为总理，帝国立即自行更张，改为君主立宪体制。计划周详合理，若能成功，袁世凯便不能挟天子以令诸侯，而孙中山所领导的南方，要打进帝都，恐怕就人心尽失了。 　　可是，11月6日，吴禄贞已经被不明目的的手下刺杀。无凭可依的梁启超仓皇逃回日本。这又是一个偶然性。至此，所有的偶然性都化成了必然性，中国走向和平改制的可能性全部丧失，惟有一条道路而已。 　　在必然性和偶然性的赛跑之中，偶然性跑赢了，所以革命党人跑赢了。历史居然局促到如此地步，委实令人扼腕。 sea_song：辛亥革命的决定因素——民心 （FT中文网，2011年10月11日） 　　读了《辛亥年：巨人死于感冒》一文后，我觉得，作为一个武汉人，对彭刘杨路、红楼、首义广场、起义门这些地名都再熟悉不过了，今天辛亥百年，应该写点东西纪念一下。 　　最近一段时间看了些反思辛亥革命的文章和书，感觉到现在的中国知识分子中间有一种有趣的趋势，就是反思辛亥革命的种种不足之余，幻想如果行康梁倡导的改良之路，走君主立宪之道，中国会怎样。 　　诚然，辛亥武昌起义的成功，有太多的偶然性，没有孙中山、黄兴、宋教仁等等革命党的指挥，也没有多少东南亚或者英美华人华侨的资金支持，起义前还出了试制炸弹发生意外的纰漏，结果仅仅靠着连长排长一级的人物振臂一呼，便武昌易帜，以至于要从床底下拖出黎黄陂来收拾局面。 　　可是革命成功，却已经是历史的必然。首先，参与起义的湖北新军要远远强于作为之前多次起义主力的“天地会”等会党。即便与“黄花岗七十二烈士”相比，在经张之洞多年苦心经营的新军中，官兵在对现代文化和思潮的理解和认识上也是旗鼓相当的，而军事素养上更是好过广州那些拥有理想却少经训练的年轻人。不过这并不足以解释为何武昌首义之后革命之势能席卷大半个中国。更重要的原因是，在当时的情境下，所有人都知道，大清朝已经完了。 　　清朝建立之初，便先天不足：少数民族入主中原，以人口比例很小的满族八旗掌控整个中华大地。而“留头不留发”、大兴文字狱等等极端做法，虽然帮助稳定了政权，却也在满汉之间划下了深深的鸿沟。这道伤痕，仅仅靠着乾隆写些汉诗就想抹平，显然是不现实的。国家稳定经济顺畅的时候，这一点还不明显，可是一旦国家陷于危难，伤疤便会迸裂开来。而从1840鸦片战争，再到第二次鸦片战争、太平天国、甲午战争、义和团和八国联军，整个大清已经千疮百孔。这个时候，普通百姓对政府的不满几乎是必然地转变为群众主体的汉人对权力主体的满人的仇视。因此孙中山先生最早的口号是“驱除鞑虏”，也就顺理成章了。 　　在慈禧在世的时候，凭借她的权术，还能勉强压制一下汉人大员，她之后的那些满清贵胄，除了弄出个“皇族内阁”贻笑大方，便只能乖乖等死了。可以说，满汉民族分歧，就决定了当时的中国只可能走革命的路，而不可能搞什么君主立宪，留个满清辫子皇帝供着。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后就急着去祭拜明孝陵，其实也是这种民族情绪在作祟。 　　不过我觉得民族矛盾仍然不是当时走激烈革命道路而不是温和改良的根本原因。当时的中国，基层经济文化仍然是延续了千年的农业式的，但是列强的屡屡欺凌已经逼迫着中国必须走上工业化、现代化的道路了。说这是国家发展的需要也好，是民族自强的决心也好，二十世纪初的中国上下，都已经清楚地认识到，该变一变了。这时候，指望什么改良来循序渐进，外则东西方诸强国留下的空间不足，内则饱经磨难的人民耐心不够，也就只能镜花水月了。更何况，对于改朝换代这种事，中国人已经再熟悉不过了，革命，也不过是另一种改朝换代，实在没理由让一个外族的皇朝逃过这个规律。 　　因此，汤化龙这么个宪政改良体制内的湖北省谘议局议长，可以毫不犹豫地接过管理首义后的武昌民政的责任，而湖南议长、江苏巡抚之类的人物也能毫不犹豫地挑起大旗支持革命。民心已成，仅此而已。 　　但是，辛亥革命的问题也恰恰在此。民心求变，但不知该如何变。局面就沦为了乱世。先是权臣篡位，后则军阀混战，无非是隋末唐初群雄并起、五代枭雄逐鹿的重演。至于后来蒋介石的形式上统一中国，到国共相争直至49年雄鸡一唱，其实仍然是民心在求变求强上的摸索罢了——以血的代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