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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转型与中共的历史转型 作者：蔡霞 来源：《同舟共进》2011年第8期 本站发布时间：2011-7-12 8:48:21 阅读量：41次 蔡霞，中共中央党校党建教研部教授、全国党建研究会特邀研究员、北京市党建研究会特邀研究员。 2011年是中国共产党诞生90周年。90年来中国共产党一直在为改变中华民族的命运而探索奋斗。中共的历史和近代以来中华民族的命运是紧密相连的，否定她的奋斗历史就等于否定中华民族近百年的奋斗历史。我们必须把党的革命奋斗、今天中共与中国社会所面对的问题，放到一个大的文明转型的背景中看待。 中国的革命、建设与器物文明的进步 生产力的发展推动了人类社会文明的进步，到现在大致经历了和正在经历着农业文明、工业文明和信息文明这三大文明形态的转换。(信息文明刚开始露头，还很难用准确的语言进行概括。)中国在农业文明的时代很辉煌，但欧美国家于17世纪中叶起，率先进入工业文明。19世纪中叶，欧洲帝国主义以军事侵略的野蛮方式将工业文明的生产方式输入中国，1840年后我们民族的命运发生了深刻变化。直到现在，民族心理上都没有摆脱“落后挨打”这四个字的阴影。归根到底，我们的“落后”是落后于人类文明进程的历史脚步。所以，1840年以来中国社会变迁的历史主题就是文明转型——从农业文明转向现代工业文明，我们正处在这个深刻的文明转型过程中。 要实现文明转型，必须解决好三大问题：(1)民族独立——将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赢得我们民族生存发展的平等权利。从1840年到1949年，解决这个问题我们用了100年时间。(2)制度进步。一个传统的古老国家要走向现代文明，必须解决好现代国家制度建设的问题。中共执政60多年来一直处在探索之中，今天的政治体制改革、民主政治建设的实质就是继续执政以来必须完成但还没能完成的这个任务。(3)经济社会的发展进步，实现现代化。“振兴中华”最直接的结果是国力的增强与经济社会的发展，实际上背后靠的是制度变革的支撑。中共领导人民浴血奋斗28 年，赢得了民族独立和中国革命的胜利，这是历史的必然，但这只是取得了振兴中华、追赶现代文明必须的前提。 社会主义是中华民族在追赶现代文明，寻求民族振兴道路的探索中作出的历史性抉择。在中国革命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人以自己的流血牺牲赢得了人民的信任和执政的地位。但革命的胜利不等于改变了中国社会的贫穷落后，革命胜利后中共努力领导社会主义建设，试图“把中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的工业化强国”。但当实践证明苏联的计划经济模式不能成功引导中国走向现代化后，重新寻找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成为历史的必然。 长久以来，我们一直在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但长期的革命斗争使我们形成了政治判断多、研究规律少的惯性思维。其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具有丰富的历史内涵，那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华民族在社会主义制度条件下追赶现代文明，实现中华民族的现代化。 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国力明显增强，巨大的变化令世界瞩目。归结起来，中国共产党的90年奋斗，其实就干了两件事：一是革命，争取民族独立，奠定中华民族追赶文明的历史前提;二是探索、寻找建设道路。经过30多年的改革发展，我们初步实现了器物文明，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大大缩小了。 制度文明与社会进步要求中共实现历史转型 尽管我们在器物文明层面上与国外的差距缩小了，但推进器物文明只是中华民族走向现代文明的最低层次，其背后要有制度的变革作为支撑，这是中国发展进步的关键。从戊戌变法、辛亥革命到新民主主义革命，指向的都是制度变革。政治是为经济服务的，政治又是经济的集中体现，在中华民族的文明转型中，制度变革与创新始终是关键性、决定性的因素。 但从结束帝制到民主政治，中间要经历一个相当长的政治发展变动过程——威权政治，即外表虽有了一套现代民主政治制度的设计、框架，真正运作起来却没有摆脱传统政治的影响，并且在相当程度上依靠的是领袖人物的人格魅力和强势力量来推进国家发展，主导国家的走向。其实，威权政治就是“强人政治”。 威权政治不是人民当家作主的政治。因此，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战争时期，对人民民主就有了明确的主张，并努力去实践、去尝试。毛泽东在20世纪40年代就讲到：“宪政是什么呢?就是民主的政治……我们现在要的民主政治，是什么民主政治?是新民主主义的政治，是新民主主义的宪政。”(《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搞民主政治就必须承认宪政，必须要建立宪政的体制，这是最起码的要求。我们党在20世纪40年代也认识到了这一点。毛泽东还有这样一段讲话：“人民的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思想、信仰和身体这几项自由，是最重要的自由。在中国境内，只有解放区是彻底的实现了。”(《毛泽东选集》第3卷)为此，当时抗日根据地的政权和国民党一党独裁的政权形成了鲜明对照。 中共执政以后，究竟如何建立一个人民当家作主的现代民主政治国家制度，这种探索非常艰难。它首先体现在：从1949年到1982年，国家的政治体制框架经历了四次大的变化。从20世纪50年代到改革开放前，毛泽东重提“一元化”领导，逐渐形成以党代政、党政不分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这在客观上形成了执政党高居于国家权力之上，执政党国家化、党的领导权力化、党的组织行政化、部分党的干部官僚化的政治架构。由此，尽管执政党始终强调坚持党的性质宗旨，保持党和人民的血肉联系，但在这样的执政方式下，部分党员干部的蜕化变质不可避免，党脱离群众的危险始终存在，也始终难以克服。当时我们尽管强调了人民当家作主，但主要是从人民民主专政的角度讲，着重的是国家政权的阶级专政职能，轻视了人民参与国家事务的民主管理和民主权利。当时，我们以为党领导革命胜利执掌政权，就是党代表人民当家作主——可谁是党?这个问题在理论研究上是不够明确的，往往容易把党的某位领袖人物看成是党的代表，而领导人的意志又在党内起着主导作用，因此不自觉地强化了人的政治权力，延续的是人治机制而不是现代的民主法治机制。 1982年宪法确立了现在国家体制的大体框架，这个框架是大致合理的，问题在于它的运转，所以政治体制改革有很大空间。政治体制改革的实质是要建立现代国家制度。其主要内容是处理好几大关系：执政党权力与国家权力的关系;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执政党与社会的关系，同时还需要调整执政党的党内关系。归结起来，就是推进民主政治与发展党内民主，实现制度文明层面的不断进步。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30多年的发展进步，相当于西方世界用200年时间走过的发展历程。但经济的快速发展也引发了社会的快速分化，各种矛盾不断涌现。社会的发展客观上把政治发展的问题提上重要的日程，制度文明层面的变革创新与进步，决定着中华民族的未来走向和前途命运。如果我们自觉推进政治文明，国家走向未来文明的路途就会相对顺畅，国家也会有长治久安的机制;如果没有很好地把握它，很难讲会否有新的社会动荡和大的社会风险。 李泽厚曾提出“告别革命”，革命促进社会进步的作用不能否定，但为此付出的社会代价也绝对是大的。在民族危亡的情况下，中华民族除了革命，没有别的出路。但今天在社会矛盾激化的时候，能否很好地化解矛盾，关键在于我们能否很好地推进民主政治，提升社会的公平正义。这就要求执政者不能躺在经济发展的“政绩”上，陶醉于以往的成绩，而需要看清社会对政府和政党的更高要求，自觉推动政治体制改革。这是我们不可回避的问题。 因此，中共90年的奋斗探索走到今天，历史对她提出的要求就是：要领导发展民主政治，中共自身就要进行历史的转型，第一是从领导革命、夺取政权的政党向执政党转变;第二是从传统政治的影响中走出来，向领导民主政治的现代政党转变。如果我们党能较好地完成这个历史转型，将为中国社会更好地走向现代文明提供较好的政治保障;如果不能很好地完成这种历史转型，这个党未来发展的空间、党的生机活力就有可能萎缩、窒息，同时会对顺利推进中华民族的转型增加一些不可测的风险和社会的动荡。这是我们必须自觉意识到的问题。 解放思想、深化政改，决定执政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 要实现党的历史转型，以更好地推动中国社会的文明转型，对中共来讲，首先要做的就是解放思想。百年前中华民族先贤们提出中国社会要来一场大的文化觉醒、思想启蒙运动，那么今天看来，中国共产党能否解放思想，既关系到政党的命运，也关系到民族的未来。党的十六大报告就提了这么一句话，“我们要突破前人，后人也必然会突破我们，这是社会前进的必然规律”。实践在发展，人的思想也要往前走，一个政党要承担起推动中国实现社会的文明转型，需要做的主要有以下三点。 1.自觉地把思想认识从对马克思主义错误的和教条的理解中解放出来 中共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科学性是不容置疑的，但若用不科学的态度去理解科学理论，它就有可能被扭曲。当初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并不只有这一种思潮，还有无政府主义思潮，尼采、罗素的哲学理论等，但为何只有马克思主义站住了脚?因为当时中国社会的矛盾焦点是寻找民族的出路，而马克思主义就是解决工人阶级如何拯救自己命运的。但它又不仅仅讲革命，还讲人性，讲人的解放和人的自由全面的发展。要通过解放思想、转变思维来实现党自身的历史转型，推动中国社会民主进程，关键就在于思想上怎么对待科学的理论。党的十六大报告指出：“自觉地把思想认识从那些不合时宜的观念、做法和体制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从对马克思主义的错误的和教条式的理解中解放出来，从主观主义和形而上学的桎梏中解放出来。” 提出这三个“解放出来”至今已经十年，但我们的步伐还远远跟不上时代发展的需要。执政党如果不能很好地做到这一点，将有可能使自己陷入被动的境地。 2.抽取基本理念，民主就会变成空壳 以前我们在民主问题上有过各种争论，包括民主的价值具不具有普世性。民主价值的普世性来源于人对自身的基本价值的需求，包括尊重人的生命、保障人身安全、人的生存发展、人的自由意志等。但民主的模式并不具有普世性，它是多样、多元的，不同国家由于各种因素的影响，会逐渐形成不同的民主模式。当初中共经历了14年不断的解放思想，最终才承认在经济领域中生产力的发展规律具有普遍性和客观性，市场经济既可以为资本主义所用，也可以为社会主义所用。今天我们也要承认，社会政治生活领域同样具有客观规律，民主政治的一些基本原理和基本规则既不姓“社”也不姓“资”，我们既要坚持对民主的追求，又要根据实际情况寻找适合中国国情的民主政治模式。 在探索中国的民主政治道路时，必须承认我们对民主政治的理解还相当原始和粗糙。美国革命和法国革命，国外学者称之为“姊妹革命”，这是近代以来人类对民主政治伟大实践的探索。对这两大革命截然不同的看法深深地影响着中国人对民主政治的理解。尽管“姊妹革命”具有共同的思想前提：“天赋人权”、“人生而平等，主权在民”，但其民主实践路径是不一样的：美国人注重的是宪政建国，法国人搞的是群众性大革命。我们曾把英美建国的宪政体制探索看成是资产阶级政治而加以排斥，把法国大革命的探索看成是我们应该效仿和学习的。其中起作用的重要因素是阶级斗争理论和阶级斗争思维。法国革命的一些传统被我们沿续了下来：其一，以人民大革命为方式，以追求平等为直接目标。其二，强调人民利益的一致性和神圣性，而忽视个人利益的差异性。其三，把民主简单而绝对地理解成“多数人的统治”，忽视少数人的权利和利益。其四，强调统一，以排斥性思维对待分歧，用斗争解决分歧。其五，把自由民主看做是资产阶级的民主，把包容看做是妥协，把妥协看做是背叛。 要深化对民主政治的认识，就要全面、理性地理解近代人类民主实践中的各种经验教训。实际上，法国大革命既给我们留下了丰富的思想遗产，也留下了深刻的教训。这些教训至少有三点：一是群众性的大革命可以摧毁一个旧世界，却难以完成建设一个新制度的历史任务;二是是否建立有效的宪政体制和分权制衡机制，对摆脱专制政治，走向民主政治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三是若没有法治的控制和保障，哪怕再好的原则口号都难以真正实现。 经过18、19世纪的民主实践，今天的“民主”已是有多重含义的复合性词语：它包含了人权、平等、自由(民主的价值指向);也包含了宪政、共和、法治(民主的实现机制)，有了民主才有公平正义。这些都是民主政治内在的基本原则和基本理念，抽去这些东西谈民主，民主就会变成一个空壳。 3.国情要讲，思维方式更要自觉转变 一个政党的思维方式需要发生转变。在过去，革命就是摧毁一个旧世界，我们党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形成的思维方式是排斥、对立型的思维，执政后我们需要从破坏、摧毁型思维转变为建设、创新型思维;从狭隘、封闭性思维转变为开放、吸收性思维;从传统的人治思维转变为现代民主法治型思维。凡有利于中国民主进程的人类文明成果都要积极吸收、借鉴，而不是狭隘地排斥。 在社会的运转中，还要从控制压力型思维转变为服务引导型思维，譬如怎么对待群体事件，怎么对待人民群众的不同意见，怎么对待网络上的多元思想，是控制、禁止人们思考还是引导思考?思想多元化是客观存在的，执政党要做的应是引导人们思考，理性看待中国社会的变化，理性认识现代化进程中出现的各种复杂的社会现象。同时顺应人民的意愿和要求，自觉通过制度改革和创新克服我们现存的严重的党内腐败，以清廉、诚信、亲民取信于民，赢得人民的信任，而不是掩盖问题。 面对中国社会的变革，执政党要勇敢地担负起历史重任。有几个因素决定了中共能否真正实现自身的历史转型：一是思想的解放，二是克服既得利益的阻挠，三是深入地研究民主政治，尽可能减少民主转型、民主政治推进过程中的社会风险，尽可能避开各种陷阱、减少社会代价，使中华民族比较顺利、平稳地走向现代民主进程。这是今天这个时代给中国共产党提出的要求。 中国是个东方社会，它和欧美国家不一样，中国的文化传统思维是权威主导型的文化思维，我们在发展民主政治时不可能脱离这个国情，要把主导性的政治权威力量与社会民众的民主热情很好地结合起来。所以我们国家走向民主政治时，还要承认政治权威的主导性作用。这种主导性的政治力量，能不能承担起这个历史重任，还要取决于它本身如何认识社会、认识时代、认识自己，如何顺应社会发展的进步趋势。总之，我们探索如何推进民主政治的路径，还有很艰巨、很长的一段路要走，需要党和人民共同努力。 结 语 2011年既是辛亥革命爆发100周年，也是中共诞生90年，还是苏联解体20周年。这些年份的纠结点都在中国共产党身上。辛亥革命要解决推翻帝制以后如何走向民主政治的问题，100年后的今天，我们仍然需要面对这一问题。辛亥革命留给我们哪些历史性的思考，作为国家主导性的政治力量，如何面对这个历史课题?今日的中共如何吸取前苏共的教训，怎么把握领导改革的主动权，积极地赢得改革的空间，这里有很多问题值得深思。 中国共产党的90年是与中华民族的历史紧紧连在一起的。在纪念中共诞生90 周年的时候，我们既要充分肯定90年奋斗的辉煌成就，也要看到我们党在奋斗过程中的曲折、失误和教训，更要看清历史进步的潮流和趋势对党提出的更高要求。这是对党负责、对民族负责、对未来负责。我们要自觉实现党的历史转型，为推进民主政治、建设现代国家制度，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和中国社会的长治久安，为完成中国社会的文明转型而努力。

黄靖：管理中共是关键 作者：黄靖 来源：作者赐稿 来源日期：2011-7-12 本站发布时间：2011-7-12 13:17:09 阅读量：42次 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之际，中共党员人数达八千余万。不论从党员人数或是党员在全体公民中的比例来看，中国共产党都是当今世界最大的政党。然而，大有大的难处。如何有效管理这样一个大党，是一大挑战;从执政党的角度看，是最根本的挑战。中共领导显然认识到了这一点。胡锦涛主席在建党9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反复强调党的建设与管理，便是明证。 古今中外，各类政权和朝廷垮台的一个最根本原因，便是对官员管理的失控。天灾人祸只不过是政权崩塌的诱因。试举两个显例为证。其一，明朝。中国历史上的24个朝代中，明朝大概是最重视官员管理的。除了管理官员的各种典章制度之外，更设锦衣卫东厂两个有皇帝亲自掌控的机构，监管官员。尤其是东厂，后来居上。然而，到了明朝末年，尽管东厂耳目遍天下，手段恶古今;崇祯也算是历精图治，但朝廷对各地官员却是完全失控，内斗不止。面对农民义军的内祸和满人入侵的外患，对内调度失灵，对外征伐无序，终于垮台。 其二，苏联。20余万勇于献身布尔什维克，领导革命成功。2百万苏共党员，是伟大卫国战争中的中流砥柱。但经历赫鲁晓夫的“全民党”以及勃日涅列夫的“扩大先锋队组织”，至上世纪80年代末，苏共党员人数已达空前的2千余万，几乎达总人口的9%!然而，苏共中央对自己的“执政党”的掌控却有名无实。中上层党员干部异化为一心为私的特权阶层;基层党员管理散漫，甚至不知党为何物。以至于在侵吞国有资产、推动苏联解体的过程中，“执政”的苏共党员成了真正的先锋队。而最后埋葬苏共的，竟然是以叶利钦为首的苏共精英。 前车可鉴。胡锦涛主席在建党90年大会的讲话中，总结出中共组织面临的四大危险：精神懈怠，能力不足，脱离群众，消极腐败。但这四大危险给管理中共带来的挑战，却有着深刻的社会历史和制度的根源。 首先，入党动机多样化是产生四大危险的根本原因。革命战争年代，入党是以命相搏。加入共产党及其领导的革命，动机无非是相辅相成的两类：一是追求理想，信仰共产主义是救国之道，为此不惜牺牲生命。二是一无所有，饥寒交迫，饱受欺凌。只有革命才能砸烂身上的锁链，赢得的却是整个世界。但今天的入党在党者，受利益驱动者众，为理想献身者寡。于是，为了各自的利益，精神百倍，奋力向前;对于党的事业，则是懈怠懒散，得过且过。这种行为方式的恶性延伸，便是脱离群众，消极腐败。 其次，执政党利益多元化是酝酿四大危险的社会条件。所谓“党不管党”，其实是一元化的党纪体制与多元化的执政利益不相适应所致。随着在改革开放政策下市场经济的发展，各地区、各部门之间的利益差距甚至冲突也日益加大。其结果，是党的各项方针政策的“适用度”大大降低。任何一项政策，如果某一部门或地方叫好，另一部门或地方往往会吐糟。于是，一方面是国家利益地方化——各地区、各部门按照自己的利益来解读整体利益;另一方面则是“土政策”泛滥——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一切为了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地方不跟中央走，党员不听党的话，并不是因为不愿意与党同心同德，而是由于在利益多元化条件下，如果严格执行中央的政策，就做不好事情，拿不出政绩，个人也就没了前程。阳奉阴违是一切腐败行为的开始，其原有自。 再次，制度混乱、执行不力是四大危险延绵不绝的体制缺陷。管理官员的关键是奖罚分明，升贬有序。但是，考核提升官员的组织部门与稽查处罚官员纪检部门各行其是，党纪国法内外有别。而官员管理制度的纵横交错——纪检司法部门的纵向管理与横向领导——更是管理不力甚至失灵的根本原因。其结果，一方面是日常腐败无人问，因为各地纪检司法部门服从地方党委领导;一方面是出了大事找中央，因为只由中纪委才能压过地方权势。消极腐败要么累禁不止，要么一动而惊天下。 胡锦涛主席在建党90年大会的讲话中强调“重德”是培养官员的要点;“制度”是管理官员的关键。德者，清流而无形。因而必须靠“制度”来度量、保持、积攒、营运。管理今天的中共，当然要高举旗帜，宣扬理想事业;更应该实事求是，面对利益多元;但正如胡锦涛主席反复强调，加强制度建设才是关键所在。 改革官员管理制度的纵横交错，纪检司法部门实行由上至下的纵向领导与管理。可否一试?

[49] 回复：贺卫方的政治目的与法治“理想” 文革余毒在一些人头脑里根深蒂固，只能带到坟墓里了，阶级斗争，暴力革命理论是违背人性的，在当今被抛弃的，但还深藏些许人心中，对贺先生的文章只是指责和带帽子，打棒子，不做理论探究和事实推理，是为反对而反对，似乎你就是真理，就是永远伟光正，这不是爱国者，只是“爱国贼”。 “爱国贼”是指打着爱国旗号危害国家和人民利益的人。那些铁心维护腐朽专制，竭力主张闭关锁国，拒不接受先进思想文化的高官显贵们不是“爱国贼”吗？那些打着爱国旗号篡改历史愚弄人民，把老百姓当牛马驱使为其火中取栗者不是“爱国贼”吗？那些以爱国为借口，不允许国际市场竞争，维护落后、维护垄断集团窃取暴利的贪官不是“爱国贼”吗？那些以接受爱国主义教育为名挥霍公款游山玩水、借建设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中饱私囊的贪官污吏，只有称他们是“爱国贼”才名至实归。 近来也指那些受到一小撮别有用心的人鼓动拒绝接受对自己祖国任何批评的所谓“爱国者”。此时他们的“爱国之心”与“贼心”就相距不远了。“爱国之心”之所以能变成为“贼心”，就是因为它“护短”，不承认自己的祖国存在着丑恶之处，千方百计地为祖国中的丑恶辩护，阻碍着祖国在自我否定中不断地实现自我更新（也就是马克思唯物辩证法中所谓的否定之否定规律——扬弃）。这样就偷窃了祖国的良心，扼杀了祖国的良知，成为少数人手中使用的祸国殃民的工具。 爱国的其实并不全是贼，只是爱得像贼，把国家与利益结合在了一起。这更像是一出滑稽戏。只是我们中的许多人身在戏中而没有发觉，不知不觉也会被感染。许多人误读了爱国，但这其实是有根源的。中国二千五百多年的封建统治早已把“国天下”。 归结为了“家天下”。爱国其实就是爱君。直到明末的思想家顾炎武才提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指出亡国与亡天下的不同。但直到现在许多人还残留着封建的种子。 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建设过程中，我们曾经有过一段极其黑暗的历史。“文革”在我看来就是让封建的种子重新发芽，我震惊的是当天安门城楼上响起“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时，下面齐呼“毛主席万岁”。这难道和明清有什么区别？“万岁”是封建时的口号，到了社会主义居然喊德更响，这当中的种种原因，恐怕和那些爱国贼是脱不了干系的。 爱国贼有时候比卖国贼更可怕，卖国贼被人民所背弃，遗臭万年，如过街老鼠人人喊打。而爱国贼有时候还会成为人民的榜样，模范，得到拥护，这岂不更可怕？ 用户： zxld123 发表于：2011-7-13 0:11:45 支持 (1) 反对 (0) [48] 回复：贺卫方的政治目的与法治“理想” 苏半农在这里孤独得很啊。如果真姓苏，那是我的本家了，很想表达一下对这个本家的同情，但是，我对他的观点和说话方式不敢恭维。 当然，还是应该尊重他说话的权利的，只要不对他人形成人身攻击。听说，在美国经常会有一些“思想集市”，在这种场合甚至可以看到美国人在鼓动开展“文化大革命”，并十分卖力地宣传中国文化大革命的理论等等，美国人不以为怪，大多能宽容地一笑了之。对于苏半农的言论，我们也大可一笑了之。但是，作为本家，我还是认为，如果苏半农网友以做“五毛”为荣，那是不值得的。 问题是： 1、我们是否应该允许别人说话？你愿意生活在一个“有一部分人可以被禁止说话”的社会吗？谁能够保证自己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成为被禁止说话的一部分会？ 2、讲道理讲不过人家时怎么办？是不是可以因此拿刀把对方灭了？真理重要还是面子重要？ 3、该怎么讲道理？“南塘十三条”是的第十条：“不得进行人身攻击，只能就事论事”好不好？ 用户：wzsls 发表于：2011-7-12 10:49:07 用户： wzsls 发表于：2011-7-12 23:42:17 支持 (0) 反对 (0) [47] 回复：贺卫方的政治目的与法治“理想” 编辑又在限制言论自由。越来越感觉这是个“形右而实左”的网站。 [46] 回复：贺卫方的政治目的与法治“理想” 苏半农享受着类似在选网张贴标语的自由，具有谁一旦与他沟通，他就一定“人来疯”式的撒野特点，极尽激情上帖的能事。 我不赞同苏网友观点的方式，现在改为（此次例外）回避与他交流，同时接受一个趋向，即他坚持己见到终，我主张宪政到死，各抒己见，互不侵害。 如此，或可不添累于站方，也有利于正常讨论？ 用户： 斯文汉 发表于：2011-7-12 21:54:17 支持 (6) 反对 (0) [45] 回复：贺卫方的政治目的与法治“理想” 实行多党制共产党就会失去政权吗？这也太不自信了吧？ 宪法的规定不可以修改吗？如果贺卫方这个13亿分之一不能发表意见，那四分之三多数如何形成呢？ 用户： 走出罗塘 发表于：2011-7-12 21:13:49 支持 (3) 反对 (0) [44] 回复：贺卫方的政治目的与法治“理想” 雄文！拜读！无语中。 用户： 散淡的人 发表于：2011-7-12 21:12:56 支持 (0) 反对 (1) [43] 回复：贺卫方的政治目的与法治“理想” 本人一贯认为： 网络回帖、为人处世，骂人的 总 不好！ 一定要真是、自然，活的自在！大家懂的！哈哈哈！ 用户： 拉西姆哈桑 发表于：2011-7-12 21:04:45 支持 (0) 反对 (0) [42] 回复：贺卫方的政治目的与法治“理想” 毛泽东时代的物质生活为什么会那么穷呢？ 第一是底子薄。国民党统治时期国家就是洋米洋面洋油（煤油）洋碱（肥皂）洋火（火柴），许许多多的生活必需品都打着“洋”即舶来品的标记，自有的企业原本就数量很少，水平很低。经八年抗日战争，三年解放战争，刚刚建立的新中国满目疮痍，仅有的一些低水平的工业企业也被国民党政府炸得拆得毁得无法运转。而且想要恢复一缺人才，二缺物资，三缺经费。 众所周知，蒋介石逃往台湾时，几乎带走了所有的黄金储备。就像现在许多大学生想创业，可手头没有任何资金，也无法获得贷款，要靠自己卖苦力挣钱，然后一步步从小做起，你说难不难，发展能不能快？所以毛泽东才有名言：一张白纸，没有负担，好写最新最美的文字，好画最新最美的画图。那时的中国的工业，几乎就是一张白纸呀！ 良好的生存环境是建设得以全力进行不受阻碍的必要条件。就像这三十年，多平稳。而毛泽东时代的大多数年份，都是在外在威胁频频内部阻力重重下度过的。举个例子吧。南北朝鲜之间的事，与你地处万里之外的美国有何相干，北朝鲜根本没有力量也绝无可能去侵略美国，你美国却要拉拢一帮狐朋狗友，万里迢迢上门打人家。还把战火燃到了我国境边上。理由：消灭共产主义。中国共产党的信仰就是共产主义，他们会容中共会容明显要搞社会主义的我国留存吗？毁敌于立足未稳之时，正是他们借道侵略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以入侵和灭亡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狼子野心。还有，在国内蒋介石安插的庞大的特务体系尚未清除，众多的土匪等黑恶势力尚待清剿，又加上外患逼近，在这种雪上加霜的环境下，本就贫瘠的财力物力如何应付？如何分配？你说难还是不难？同样的美军入驻台湾，美国军队侵略北越（南），还有那些支持印度入侵西藏的，赫鲁晓夫及其后任者陈兵百万于我边境，挑起战争，你说说，前三十年里竟有二十多年处于时时警惕外患入侵的境况之中，在那种环境下既要谋生存又要搞建设更要保供给安民生，难还是不难？ 想想今天大学生创业之难生存之难，再想想一个国家的管理、生存和建设远远要比一个人的创业发展更难更难，毛泽东及那时候的领导集体却能白手起家自力更生做到两弹一星石油机车——有那么多的创树，确实是了不起，太了不起了。 人有几种活法。一种是今朝有酒今朝醉，海吃海喝，没钱了拆房子卖家当也要吃喝。宁愿坐吃山空，也要顿顿鱼肉，这种人的生活看起来说起来似乎很滋润。一种是靠借钱吃喝抽赌嫖（过生活），借不到就骗，骗不到就偷就抢，倒也是天天满嘴油，说起来还满嘴是理：虱子多了不痒，外债多了不愁。一种是依傍大款，投靠黑帮，靠当打手恶奴坑害良善换取吃香喝辣。这三种人活法的共同点就是只顾嘴，不要家，不顾及后代，不想看长远，得过且过，以当败家子为荣。毛泽东的想法做法就完全不是这样，毛泽东时代99%的人特别是工农兵大众就完全不是这样。他们甘愿天作被地做床忍受雨雪风霜：屯垦戍边改造荒漠改造北大荒，千担百斤挑河治水修筑水库坝闸，挖山洞修铁路，跋山涉水找油田找矿藏，他们啃着窝窝头搞建设搞科研，可算是吃尽了万般苦，才把两弹一星搞出来，才把以杂交水稻为代表的农作物品种禽畜品种搞出来，才强固了我们的国防，才使我国的钢铁工业煤炭工业汽车工业机械工业石油工业轻重工业都得到了高速发展，为这三十年的继续发展奠定了雄厚基础，他们才真正称得上是好父母好家长。 用户： 苏半农 发表于：2011-7-12 21:03:22 支持 (1) 反对 (5) [41] 回复：贺卫方的政治目的与法治“理想” 毛泽东时代的物质生活为什么会那么穷呢？ 第一是底子薄。国民党统治时期国家就是洋米洋面洋油（煤油）洋碱（肥皂）洋火（火柴），许许多多的生活必需品都打着“洋”即舶来品的标记，自有的企业原本就数量很少，水平很低。经八年抗日战争，三年解放战争，刚刚建立的新中国满目疮痍，仅有的一些低水平的工业企业也被国民党政府炸得拆得毁得无法运转。而且想要恢复一缺人才，二缺物资，三缺经费。 众所周知，蒋介石逃往台湾时，几乎带走了所有的黄金储备。就像现在许多大学生想创业，可手头没有任何资金，也无法获得贷款，要靠自己卖苦力挣钱，然后一步步从小做起，你说难不难，发展能不能快？所以毛泽东才有名言：一张白纸，没有负担，好写最新最美的文字，好画最新最美的画图。那时的中国的工业，几乎就是一张白纸呀！ 良好的生存环境是建设得以全力进行不受阻碍的必要条件。就像这三十年，多平稳。而毛泽东时代的大多数年份，都是在外在威胁频频内部阻力重重下度过的。举个例子吧。南北朝鲜之间的事，与你地处万里之外的美国有何相干，北朝鲜根本没有力量也绝无可能去侵略美国，你美国却要拉拢一帮狐朋狗友，万里迢迢上门打人家。还把战火燃到了我国境边上。理由：消灭共产主义。中国共产党的信仰就是共产主义，他们会容中共会容明显要搞社会主义的我国留存吗？毁敌于立足未稳之时，正是他们借道侵略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以入侵和灭亡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狼子野心。还有，在国内蒋介石安插的庞大的特务体系尚未清除，众多的土匪等黑恶势力尚待清剿，又加上外患逼近，在这种雪上加霜的环境下，本就贫瘠的财力物力如何应付？如何分配？你说难还是不难？同样的美军入驻台湾，美国军队侵略北越（南），还有那些支持印度入侵西藏的，赫鲁晓夫及其后任者陈兵百万于我边境，挑起战争，你说说，前三十年里竟有二十多年处于时时警惕外患入侵的境况之中，在那种环境下既要谋生存又要搞建设更要保供给安民生，难还是不难？ 想想今天大学生创业之难生存之难，再想想一个国家的管理、生存和建设远远要比一个人的创业发展更难更难，毛泽东及那时候的领导集体却能白手起家自力更生做到两弹一星石油机车——有那么多的创树，确实是了不起，太了不起了。 人有几种活法。一种是今朝有酒今朝醉，海吃海喝，没钱了拆房子卖家当也要吃喝。宁愿坐吃山空，也要顿顿鱼肉，这种人的生活看起来说起来似乎很滋润。一种是靠借钱吃喝抽赌嫖（过生活），借不到就骗，骗不到就偷就抢，倒也是天天满嘴油，说起来还满嘴是理：虱子多了不痒，外债多了不愁。一种是依傍大款，投靠黑帮，靠当打手恶奴坑害良善换取吃香喝辣。这三种人活法的共同点就是只顾嘴，不要家，不顾及后代，不想看长远，得过且过，以当败家子为荣。毛泽东的想法做法就完全不是这样，毛泽东时代99%的人特别是工农兵大众就完全不是这样。他们甘愿天作被地做床忍受雨雪风霜：屯垦戍边改造荒漠改造北大荒，千担百斤挑河治水修筑水库坝闸，挖山洞修铁路，跋山涉水找油田找矿藏，他们啃着窝窝头搞建设搞科研，可算是吃尽了万般苦，才把两弹一星搞出来，才把以杂交水稻为代表的农作物品种禽畜品种搞出来，才强固了我们的国防，才使我国的钢铁工业煤炭工业汽车工业机械工业石油工业轻重工业都得到了高速发展，为这三十年的继续发展奠定了雄厚基础，他们才真正称得上是好父母好家长。 用户： 苏半农 发表于：2011-7-12 21:03:27 支持 (1) 反对 (5) [40] 回复：贺卫方的政治目的与法治“理想” 毛泽东时代的物质生活为什么会那么穷呢？ 第一是底子薄。国民党统治时期国家就是洋米洋面洋油（煤油）洋碱（肥皂）洋火（火柴），许许多多的生活必需品都打着“洋”即舶来品的标记，自有的企业原本就数量很少，水平很低。经八年抗日战争，三年解放战争，刚刚建立的新中国满目疮痍，仅有的一些低水平的工业企业也被国民党政府炸得拆得毁得无法运转。而且想要恢复一缺人才，二缺物资，三缺经费。 众所周知，蒋介石逃往台湾时，几乎带走了所有的黄金储备。就像现在许多大学生想创业，可手头没有任何资金，也无法获得贷款，要靠自己卖苦力挣钱，然后一步步从小做起，你说难不难，发展能不能快？所以毛泽东才有名言：一张白纸，没有负担，好写最新最美的文字，好画最新最美的画图。那时的中国的工业，几乎就是一张白纸呀！ 良好的生存环境是建设得以全力进行不受阻碍的必要条件。就像这三十年，多平稳。而毛泽东时代的大多数年份，都是在外在威胁频频内部阻力重重下度过的。举个例子吧。南北朝鲜之间的事，与你地处万里之外的美国有何相干，北朝鲜根本没有力量也绝无可能去侵略美国，你美国却要拉拢一帮狐朋狗友，万里迢迢上门打人家。还把战火燃到了我国境边上。理由：消灭共产主义。中国共产党的信仰就是共产主义，他们会容中共会容明显要搞社会主义的我国留存吗？毁敌于立足未稳之时，正是他们借道侵略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以入侵和灭亡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狼子野心。还有，在国内蒋介石安插的庞大的特务体系尚未清除，众多的土匪等黑恶势力尚待清剿，又加上外患逼近，在这种雪上加霜的环境下，本就贫瘠的财力物力如何应付？如何分配？你说难还是不难？同样的美军入驻台湾，美国军队侵略北越（南），还有那些支持印度入侵西藏的，赫鲁晓夫及其后任者陈兵百万于我边境，挑起战争，你说说，前三十年里竟有二十多年处于时时警惕外患入侵的境况之中，在那种环境下既要谋生存又要搞建设更要保供给安民生，难还是不难？ 想想今天大学生创业之难生存之难，再想想一个国家的管理、生存和建设远远要比一个人的创业发展更难更难，毛泽东及那时候的领导集体却能白手起家自力更生做到两弹一星石油机车——有那么多的创树，确实是了不起，太了不起了。 人有几种活法。一种是今朝有酒今朝醉，海吃海喝，没钱了拆房子卖家当也要吃喝。宁愿坐吃山空，也要顿顿鱼肉，这种人的生活看起来说起来似乎很滋润。一种是靠借钱吃喝抽赌嫖（过生活），借不到就骗，骗不到就偷就抢，倒也是天天满嘴油，说起来还满嘴是理：虱子多了不痒，外债多了不愁。一种是依傍大款，投靠黑帮，靠当打手恶奴坑害良善换取吃香喝辣。这三种人活法的共同点就是只顾嘴，不要家，不顾及后代，不想看长远，得过且过，以当败家子为荣。毛泽东的想法做法就完全不是这样，毛泽东时代99%的人特别是工农兵大众就完全不是这样。他们甘愿天作被地做床忍受雨雪风霜：屯垦戍边改造荒漠改造北大荒，千担百斤挑河治水修筑水库坝闸，挖山洞修铁路，跋山涉水找油田找矿藏，他们啃着窝窝头搞建设搞科研，可算是吃尽了万般苦，才把两弹一星搞出来，才把以杂交水稻为代表的农作物品种禽畜品种搞出来，才强固了我们的国防，才使我国的钢铁工业煤炭工业汽车工业机械工业石油工业轻重工业都得到了高速发展，为这三十年的继续发展奠定了雄厚基础，他们才真正称得上是好父母好家长。 用户： 苏半农 发表于：2011-7-12 21:03:28 支持 (0) 反对 (5) [39] 回复：贺卫方的政治目的与法治“理想” 毛泽东时代的物质生活为什么会那么穷呢？ 第一是底子薄。国民党统治时期国家就是洋米洋面洋油（煤油）洋碱（肥皂）洋火（火柴），许许多多的生活必需品都打着“洋”即舶来品的标记，自有的企业原本就数量很少，水平很低。经八年抗日战争，三年解放战争，刚刚建立的新中国满目疮痍，仅有的一些低水平的工业企业也被国民党政府炸得拆得毁得无法运转。而且想要恢复一缺人才，二缺物资，三缺经费。 众所周知，蒋介石逃往台湾时，几乎带走了所有的黄金储备。就像现在许多大学生想创业，可手头没有任何资金，也无法获得贷款，要靠自己卖苦力挣钱，然后一步步从小做起，你说难不难，发展能不能快？所以毛泽东才有名言：一张白纸，没有负担，好写最新最美的文字，好画最新最美的画图。那时的中国的工业，几乎就是一张白纸呀！ 良好的生存环境是建设得以全力进行不受阻碍的必要条件。就像这三十年，多平稳。而毛泽东时代的大多数年份，都是在外在威胁频频内部阻力重重下度过的。举个例子吧。南北朝鲜之间的事，与你地处万里之外的美国有何相干，北朝鲜根本没有力量也绝无可能去侵略美国，你美国却要拉拢一帮狐朋狗友，万里迢迢上门打人家。还把战火燃到了我国境边上。理由：消灭共产主义。中国共产党的信仰就是共产主义，他们会容中共会容明显要搞社会主义的我国留存吗？毁敌于立足未稳之时，正是他们借道侵略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以入侵和灭亡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狼子野心。还有，在国内蒋介石安插的庞大的特务体系尚未清除，众多的土匪等黑恶势力尚待清剿，又加上外患逼近，在这种雪上加霜的环境下，本就贫瘠的财力物力如何应付？如何分配？你说难还是不难？同样的美军入驻台湾，美国军队侵略北越（南），还有那些支持印度入侵西藏的，赫鲁晓夫及其后任者陈兵百万于我边境，挑起战争，你说说，前三十年里竟有二十多年处于时时警惕外患入侵的境况之中，在那种环境下既要谋生存又要搞建设更要保供给安民生，难还是不难？ 想想今天大学生创业之难生存之难，再想想一个国家的管理、生存和建设远远要比一个人的创业发展更难更难，毛泽东及那时候的领导集体却能白手起家自力更生做到两弹一星石油机车——有那么多的创树，确实是了不起，太了不起了。 人有几种活法。一种是今朝有酒今朝醉，海吃海喝，没钱了拆房子卖家当也要吃喝。宁愿坐吃山空，也要顿顿鱼肉，这种人的生活看起来说起来似乎很滋润。一种是靠借钱吃喝抽赌嫖（过生活），借不到就骗，骗不到就偷就抢，倒也是天天满嘴油，说起来还满嘴是理：虱子多了不痒，外债多了不愁。一种是依傍大款，投靠黑帮，靠当打手恶奴坑害良善换取吃香喝辣。这三种人活法的共同点就是只顾嘴，不要家，不顾及后代，不想看长远，得过且过，以当败家子为荣。毛泽东的想法做法就完全不是这样，毛泽东时代99%的人特别是工农兵大众就完全不是这样。他们甘愿天作被地做床忍受雨雪风霜：屯垦戍边改造荒漠改造北大荒，千担百斤挑河治水修筑水库坝闸，挖山洞修铁路，跋山涉水找油田找矿藏，他们啃着窝窝头搞建设搞科研，可算是吃尽了万般苦，才把两弹一星搞出来，才把以杂交水稻为代表的农作物品种禽畜品种搞出来，才强固了我们的国防，才使我国的钢铁工业煤炭工业汽车工业机械工业石油工业轻重工业都得到了高速发展，为这三十年的继续发展奠定了雄厚基础，他们才真正称得上是好父母好家长。 用户： 苏半农 发表于：2011-7-12 21:03:31 支持 (0) 反对 (6) [38] 回复：贺卫方的政治目的与法治“理想” 有一个印象：凡被乌有之乡这一伙当代丐帮围攻的，不是高层的改革开放主导者，就是有良心有社会影响的学人；于是我也由此而更加坚信：凡是被他们并力诋毁的，那就肯定是民族的中坚，社会的脊梁。 用户： 熊大雄 发表于：2011-7-12 20:58:45 支持 (12) 反对 (0) [37] 回复：贺卫方的政治目的与法治“理想” 如果说贺卫方的理念就是多党制，三权分立，军队国家化，土地私有，司法独立的话，那么我完全赞同。 用户：failloong 发表于：2011-7-12 19:36:11支持(0) 反对(0) ==================================== 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海地就是这个样子，去体验一下吧？泰国也行嘛！ 用户： 苏半农 发表于：2011-7-12 20:53:32 支持 (1) 反对 (9) [36] 回复：贺卫方的政治目的与法治“理想” 那个时代是一个普遍贫穷，连窝窝头都吃不饱的年代，那个时代是一个人们普遍缺乏安全感，一不留神就会被“群众专政”的时代，那个时代是一个工人阶级、贫下中农“光着屁股坐花轿”，被说成是“主人翁”，却毫无权利的时代，那个时代是一个老实人辛苦工作却得不到任何补偿，只能跟懒汉拿一样报酬的时代。用户：螺号 发表于：2011-7-12 16:30:33支持(4) 反对(1) ========================= 一个刚打完战争的国家有哪个是富的？经历了清朝的惨剧 又被小日本屠杀。现在走 资 派又在走老路。毛主席接手的时候这国家就是个烂摊子。 你看似有些思想，基实不是用脑袋思考。一个人吃饱饭并不只是最后一碗饭的功劳，还有前几碗饭的功劳。还有，米不单是从米缸来的。 诚然，毛泽东时代的中国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得并不是很快，但这是为了筹集中国工业化的资金。西方工业化的资金来自殖民掠夺（英、法）、剥削黑奴（美国）、对外征战获得赔款（德、日）。而象苏联和中国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只能首先节衣缩食积累工业资金，将自己的工业发展起来，然后利用工业创造的财富享受美好生活。在毛泽东时代，中国首先建立了大量的矿山铁路，然后是钢铁厂，再以后是机械厂。当机械工业初具规模后，就可以建立各种轻纺厂、自行车厂、电视机厂等等，以改善人民的生活。但毛泽东就在中国即将从积累时代转向消费时代的时刻离开了我们，没有看到人民生活获得极大改善那一天的到来。 用户： 苏半农 发表于：2011-7-12 20:49:00 支持 (0) 反对 (7) [35] 回复：贺卫方的政治目的与法治“理想” 然，人们在现实的迷茫中寻找不到出路时，的确会有些人留恋过去。但过去是回不去的。我们的出路只有一条，那就是突破坚冰，继续走改革之路，把现实中不合理的东西扔到东洋大海，换来一个普遍富裕、免于恐惧、自由、平等的新社会！ 用户：螺号 发表于：2011-7-12 16:30:33支持(4) 反对(1) ====================================== 我没有时间长遍大论回复你，我只对你的“倒退”说几句； 私有化改革才是倒退。原始社会不仅土地是私有化的，连人都是奴隶主的私人财产，按照你的观点中国毛时代后的改革开放必要步骤在那时就已完成，中国干脆就返回那个社会算了 。不是吗？“黑窑工”“黄赌毒”“黑社会”在毛时代有过吗？ 毛时代社会风气社会风气好,民风纯朴,法律简单,发案率很低,断案神速;当今时代,社会风气严重堕落,奸诈小人辈出,官商勾结,利益集团勾心斗角,错综复杂,法律条文繁多,一个很简单的案子,诡辩百出,黑白颠倒,真理颠倒,一切以钱为本,以利为本,国家,社会在加速堕落灭亡! 用户： 苏半农 发表于：2011-7-12 20:32:46 支持 (0) 反对 (5) [34] 回复：贺卫方的政治目的与法治“理想” 那个时代是一个工人阶级、贫下中农“光着屁股坐花轿”，被说成是“主人翁”，却毫无权利的时代， 用户：螺号 ………………………………………………………… 嘻嘻，真逗。 看来苏半农先生还是喜欢“光着屁股坐花轿”啊。 小红妹说毛左朋友们反映的，是“是中国社会受欺压最深、由于改革失误受损最重、最贫苦无助、最被社会边缘化、最没文化、信息最闭塞的那部分人民群众。”她这是好话啊，是为穷人呼吁啊。苏先生不爱听吗？ 那好，如果小红妹说，毛左朋友们、苏先生、山人先生等等反映的，“是中国社会幸福的人们、改革的失误没有为他们造成损失、他们生活富裕和有保障、社会都在积极帮助他们、他们和社会其他群体享有同等的尊严、他们受过良好的教育、他们眼光远大胸怀开阔”，苏先生觉得如何？ 可是如果真的这样，社会就不必同情和帮助他们啊，他们应该回馈社会啊。苏先生和毛左朋友们，你们应该呼吁你们的支持者积极纳税、多做慈善啊。 苏先生、毛左朋友们，中国的“汉奸”、“卖国贼”、“资本权贵的走狗”、茅于轼一些“老贼”、以及小红妹一些“小贼”们，都在想方设法地帮助穷人，你们可不能使反劲儿啊。 用户： 小红妹 发表于：2011-7-12 20:10:09 支持 (6) 反对 (1) [33] 回复：贺卫方的政治目的与法治“理想” 文革的遗毒啊，如果按毛阶级斗争为纲的文革搞法，恐怕是要亡党亡国的。所以文革遗毒应彻底的清算，否则，改革难以进行。贺卫方只是一价书生，也是嘴上谈谈救国办法，心里是忧国忧民啊，一片丹心照汗青。中国不进行政治体改革，肯定是死路一条。这是温总理早就讲过的。全国民众也看得很清楚的，只有金字塔尖上的既得利益者的当权派，是不愿失去权倾天下的权丈的。就象我们喊的万岁、万万岁一样，为了自己权力稳固，不惜一切手段将可能影响到自己权力的对手置于死地。直到马克思召唤了，才无可柰何花落去。 用户： 深山村夫 发表于：2011-7-12 20:08:48 支持 (11) 反对 (0) [32] 回复：贺卫方的政治目的与法治“理想” 唉，这些人总是秀智商下限，真是没办法。 文章里好多章节读起来都像是血泪欲下，控诉一个欲“颠覆ＸＸＸＸ，陷人民于水火”的大罪犯的（也许这个在人家那里算是政治犯，我们这里不能有政治犯，统称违反刑法）。 建议这些人不要只在臭哄哄的乌有里乱嚷，直接向公检法举报贺教授得了。 用户： 狗嘴to象牙 发表于：2011-7-12 18:13:18 支持 (16) 反对 (0) [31] 回复：贺卫方的政治目的与法治“理想” 之所以乌有之人跟贺卫方的宪政法治过不去，原因就在于乌有之人相信神人治国高于法律治国。 而贺卫方们却偏偏就不相信天底下还有什么神人！这是两种治国理念的斗争，是让中国人不再愚昧的必然路程，值得期待！ 在开启民智的过程中，乌有之人也同样有贡献！ 用户： 归乡 发表于：2011-7-12 18:07:47 支持 (15) 反对 (0) [30] 回复：贺卫方的政治目的与法治“理想” 没有必要为乌有之乡争论，就让历史做出选择吧，别的社会不是都能找到几个类似的人吗？ 用户： 张军 发表于：2011-7-12 17:51:10 支持 (8) 反对 (1) [29] 回复：贺卫方的政治目的与法治“理想” 嘿，，，乌有之乡曾经把调侃腊肉的一篇文言文当宝放在前版《说调侃合适吧，那文章只是引用了一些表面 发生的事实》，让大家忍俊不住，，，怎么说呢，本来在相互尊重人权的角度不管什么理念都应该公平辩论的，面对乌有之乡的野蛮愚钝实在不知道改说什么好。 用户： 张军 发表于：2011-7-12 17:43:48 支持 (10) 反对 (1) [28] 回复：贺卫方的政治目的与法治“理想” 贡献桑梓”。这本来是减少社会动荡的一个办法。可是党中央居然提出“反对和平土改”的政策。 用户：小红妹 发表于：2011-7-12 11:41:39支持(4) 反对(0) ==================================== 无知者无畏！什么都嚷！ 用户：苏半农 ………………………………………………………… 先生，您别说这样无聊的话，请您用事实和道理批评小红妹。 用户： 小红妹 发表于：2011-7-12 17:38:31 支持 (10) 反对 (0) [27] 回复：贺卫方的政治目的与法治“理想” 乌有之乡的毛痞们已经沦为中国进步、强大、民主自由，开历史倒车最危险的敌人，不彻底铲除这股邪恶势力社会动荡就不可避免，有关部门应取缔这个反动的网站和组织 用户：12-34-56 ………………………………………………………… 小红妹坚决反对先生的这个意见。她认为，“乌有之乡”属于言论自由的范围，这是毛左先生们的宪法权利。 “有关部门”？什么有关部门？他们有这个权力吗？先生难道认为“有关部门”钳制言论的专制独裁还不够吗？ 小红妹觉得，反对民主的公民也是公民，和其他公民享有同等的民主权利。 也可以说，“反对民主”本身就是民主社会的公民权利。 民主如果不能保护反对民主的公民，这个“民主”就一钱不值。 用户： 小红妹 发表于：2011-7-12 17:36:09 支持 (14) 反对 (0) [26] 回复：贺卫方的政治目的与法治“理想” 文中说：“而且，可笑的是，无论是贺卫方，还是李庄的辩护律师，围绕李庄案，都在大谈文革。法学精英不是自诩最讲法治精神吗，怎么面对一个司法案件不谈法律谈起政治来了呢？给一个正在进行的司法案件给以政治性的评价，这是谁家的法学精神？就是重庆的法庭太讲法治精神，把这些法学精英给惯的，在美国的法庭上，没有哪个律师敢给法官的审判行为给以政治评价，在中国重庆以外的其他地方的法院，也同样没有哪个律师敢这么做。在被法律精英污蔑为不讲法治的重庆法庭上，法律精英们享受到了中外法庭都不会给以的权利。”“贺卫方说重庆大规模打黑反腐是疑似搞文革，这就让我更纳闷了。如果大规模打黑反腐就是在搞文革，那有几个地方的老百姓不欢迎大规模打黑反腐呢？按照贺卫方的逻辑推导，会得出老百姓欢迎文革的结论来。贺卫方，这么一再的说，难道不是在给文革翻案吗？至少，贺卫方这句对重庆的指责，让我不得不重新审视和评价文革。如果大规模打黑反腐就是搞文革，那么老百姓会支持还是反对文革呢？贺卫方敢站出来回答吗？”作者从而指出了贺卫方等利用“法治”的幌子给重庆的“打黑除恶”做“政治定性”——而且，这“定性”还是“文革”——的原则性错误。 ====================================== 呵呵！那个自由派不是这样？扣帽子打棍子，活脱脱就似“文革余孽”。 不管你们怎么贬乌有，我认为乌有与选网相比要高出一大截。如在公诉茅于轼的签名与声援茅于轼的签名上可窥豹一斑。乌有签名有近三万人，有工、农、兵、学、商、高干等，民营企业家也不少，不会是“流氓无产者”吧？ 而声援茅于轼的签名咋不见谁签名？起码选网的自由派应该签名吧？喝喝！你们咋不做声了？难道只敢躲藏在门后叫几声？ 用户： 苏半农 发表于：2011-7-12 16:33:40 支持 (1) 反对 (16) [25] 回复：贺卫方的政治目的与法治“理想” 致苏半农： 一个人的言论还有行动代表谁，既不由他的声明所决定，甚至也不由他的社会地位所决定。如你所说，“乌有之乡”群体里面确实有达官贵人（或前达官贵人），但这个群体所反映的意见却实实在在是（正像小红妹所指出的那样）中国社会受欺压最深、由于改革失误受损最重、最贫苦无助、最被社会边缘化、最没文化、信息最闭塞的那部分人民群众的感情和呼声。他们反腐败，他们求生存，他们厌恶一切压迫和剥削，但他们的希望不是前进，而是倒退，要退回到毛时代去，甚至不惜退回到惨绝人寰的文革浩劫中去。他们或者不知道，或者忘记了，那个时代是一个普遍贫穷，连窝窝头都吃不饱的年代，那个时代是一个人们普遍缺乏安全感，一不留神就会被“群众专政”的时代，那个时代是一个工人阶级、贫下中农“光着屁股坐花轿”，被说成是“主人翁”，却毫无权利的时代，那个时代是一个老实人辛苦工作却得不到任何补偿，只能跟懒汉拿一样报酬的时代。给那个时代套上耀眼的光环，也改变不了它的邪恶本质！当然，人们在现实的迷茫中寻找不到出路时，的确会有些人留恋过去。但过去是回不去的。我们的出路只有一条，那就是突破坚冰，继续走改革之路，把现实中不合理的东西扔到东洋大海，换来一个普遍富裕、免于恐惧、自由、平等的新社会！ 用户： 螺号 发表于：2011-7-12 16:30:33 支持 (15) 反对 (1) [24] 回复：贺卫方的政治目的与法治“理想” 贺卫方主导“程序正义”第一，可以不管“实质正义”，韩德强就用事实论证了“严格的程序正义可能放过任何一个罪犯”。他在公开演讲中宣称律师可以为自己的当事人隐瞒杀人的罪恶，也就是说，律师为了自身的利益及“存在的根本”，可以弃法律与道德于不顾。他公然力挺“黑律师”李庄。他宣扬法律应当“精英化”，把大众积极参与司法进程的诉求，讽为“文革重演”。他宣传“废除死刑”，力保药家鑫，污蔑正义的群众为“要以民众的狂欢处死一个人”。发表“公开信”，公然宣传重庆的“打黑”不合法，而他提供不出不合法的实例，信中用了诸多“很可能”、“几乎”等词汇。 ====================================== 呵呵！贺的目的是把中国变殖民地，他说这些话并不奇怪。恰恰可以看到这些精英的真实面目。 用户： 苏半农 发表于：2011-7-12 16:13:22 支持 (0) 反对 (14) [23] 回复：贺卫方的政治目的与法治“理想” 对我的作用是，更了解贺卫方及其思想。中国社会的进步、人权的进步需要他那样的人！ 用户： 傅一河3 发表于：2011-7-12 16:13:40 支持 (12) 反对 (0) [22] 回复：贺卫方的政治目的与法治“理想” 民族兴亡匹夫有责网友：我现在选择尽量发言了事。任何争论不如直抒己见，何况有异见也是自由的本义所在。请v 用户： 斯文汉 发表于：2011-7-12 15:13:17 支持 (12) 反对 (1) [21] 回复：贺卫方的政治目的与法治“理想” 否定了‘司法独立’、‘三权分立’的要求。从唯物主义辩证法上说就是：唯心论、唯一党核心论、它从结构上否认了法、权的相互制约机制、使‘公正’一词成为无本之木、即否认了其存在的基础。 用户： 浪里白条 发表于：2011-7-12 15:07:35 支持 (12) 反对 (0) [20] 回复：贺卫方的政治目的与法治“理想” 乌有之乡的毛痞们已经沦为中国进步、强大、民主自由，开历史倒车最危险的敌人，不彻底铲除这股邪恶势力社会动荡就不可避免，有关部门应取缔这个反动的网站和组织 用户： 12-34-56 发表于：2011-7-12 14:49:53 支持 (17) 反对 (3) [19] 回复：贺卫方的政治目的与法治“理想” 对乌有之乡和他们反映的流氓无产者思潮，小红妹真的是“有同情、没感情”啊 用户：小红妹 发表于：2011-7-12 8:50:06支持(21) 反对(0) ================================= 呵呵！你是贵族哦？据我了解，乌有里有前朝二品大员，有腰缠万贯的企业家，有教授专家，怎么是无产者呢？ 以前口口声声说别人没文化没受过教育，现在又说人家是流氓穷光蛋，难道你才华可以”七步成诗”“一言能定国”？还是“富可敌国”？ 我说过一个中等文化的朋友是前政坛二号家里常客，这个朋友的才华与财富你永远也比不上。 我劝你还是别做井底之蛙，只看到巴掌大的一片天！ 用户：苏半农 发表于：2011-7-12 12:47:02支持(0) 反对(2) ——————————– 苏半农这个自认“农村基层工作者”的痞子文人，无意间为了驳斥小红妹而暴露了自己“五毛工作者”的真实身份。既然你是底层工作者，你那个所说的“中等文化朋友”却能经常出没于一个政坛二号人物的家中！看来“苏基层”能量不小啊。一个眼里的“中等文化朋友”尚能如此显赫，不知苏先生的“高等文化朋友”为何种尊贵身份？他们又如何以“亲民”的形象屈尊于苏先生呢？ [18] 回复：贺卫方的政治目的与法治“理想” 一群乌有之乡的文士匪类们挖心刺骨，搜肠刮肚地寻找各种能批驳贺卫方教授的歪理邪说，再次证明了乌有之乡的“万恶之根源”性质。可笑的是，为了“辩证”贺卫方教授的观点，居然提出薄熙来之前的重庆黑社会得以遍地是因为“程序正义”，而薄书记抛弃程序正义却迎来了人们欢迎的正义。这不等于赤裸裸地暴露了重庆“以黑制黑”的文革式运动吗？乌有“道德高尚”者们口口声称君子道德，正义，公平。难道几千年的历史事实还不能说明仅仅凭道德是不能治国的吗？臆想君子治国，只会造就一批又一批的伪君子！ [17] 回复：贺卫方的政治目的与法治“理想” 、贡献桑梓”。这本来是减少社会动荡的一个办法。可是党中央居然提出“反对和平土改”的政策。 用户：小红妹 发表于：2011-7-12 11:41:39支持(4) 反对(0) ==================================== 无知者无畏！什么都嚷！ 用户： 苏半农 发表于：2011-7-12 12:51:52 支持 (0) 反对 (19) [16] 回复：贺卫方的政治目的与法治“理想” 对乌有之乡和他们反映的流氓无产者思潮，小红妹真的是“有同情、没感情”啊 用户：小红妹 发表于：2011-7-12 8:50:06支持(21) 反对(0) ================================= 呵呵！你是贵族哦？据我了解，乌有里有前朝二品大员，有腰缠万贯的企业家，有教授专家，怎么是无产者呢？ 以前口口声声说别人没文化没受过教育，现在又说人家是流氓穷光蛋，难道你才华可以”七步成诗”“一言能定国”？还是“富可敌国”？ 我说过一个中等文化的朋友是前政坛二号家里常客，这个朋友的才华与财富你永远也比不上。 我劝你还是别做井底之蛙，只看到巴掌大的一片天！ 用户： 苏半农 发表于：2011-7-12 12:47:02 支持 (0) 反对 (21) [15] 回复：贺卫方的政治目的与法治“理想” 支持贺卫方老师 人权大于天，遑论一个政党 用户： 2wing 发表于：2011-7-12 12:45:52 支持 (26) 反对 (0) [14] 回复：贺卫方的政治目的与法治“理想” 贺卫方教授的观点核心就是——把无所不在的公权力赶进宪政法治的笼子里！ 这恰恰是当代中国最需要的。 用户： 归乡 发表于：2011-7-12 12:27:35 支持 (37) 反对 (0) [13] 回复：贺卫方的政治目的与法治“理想” 关于流氓无产者，毛主席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有过论述。 刘邓大军南下，在新区搞土地改革。邓小平政委在给中央的报告中说，新区最热心土改、最先动起来的，很多是当地的流氓、地痞、二流子，而不是老实本分的农民。 土改期间乱打乱杀、当众强奸地主的女儿，都是流氓无产者。 小红妹一直在想，为什么解放战争时期，农村的还乡团往往比国民党正规军残暴得多？也许是因为残酷的、不给地主活路的土地改革对还乡团那帮人太残酷，把他们逼上绝路了。 解放战争中后期，很多新区的地主看到大势，知道重新分配土地无可阻挡，纷纷提出“交出土地、贡献桑梓”。这本来是减少社会动荡的一个办法。可是党中央居然提出“反对和平土改”的政策。 用户： 小红妹 发表于：2011-7-12 11:41:39 支持 (26) 反对 (0) [12] 回复：贺卫方的政治目的与法治“理想” 可怜乌有之乡的秀才，就这么一些水平，还与人辩论。 乌有之乡认为： 贺卫方主导“程序正义”第一，可以不管“实质正义”，韩德强就用事实论证了“严格的程序正义可能放过任何一个罪犯”。 此攻击实在是似是而非。 程序正义第一，不是放弃实质正义，而是因为没有程序正义的保障，实质正义很难实现。例如，文革中的刘少奇事件，就是因为没有过程序正义，致使一个国家主席轻易从肉体上消灭，实质正义何在？ 程序正义第一，不能保证每个案件中都能实现实质正义，这是任何制度都不可避免的缺陷，因为，至今没有人可以设计一套制度，保证每个案件中可以实现实质正义， 但是，如果放弃程序正义，践踏程序，几乎不可能有实质正义。 事实上，即使是实体性的制度安排，也同样会实质正义受损的问题。例如，刑法规定未满十八周岁者不适用死刑。在共同杀人犯罪中，二个罪犯中，一个未成年人杀人手段更残忍，却可以活命，而另一个二十周岁的则会被判处死刑。 以法律之外的论证方式谈法律，可能会出现牛头不对马嘴。 用户： 才尽江郎 发表于：2011-7-12 11:37:12 支持 (32) 反对 (0) [11] 回复：贺卫方的政治目的与法治“理想” 此文的唯一作用是让我系统地了解了贺卫方的思想，更坚定了本人支持贺立场的信心，至于批贺派的观点，简直不值一驳。 用户： FQM 发表于：2011-7-12 11:08:39 支持 (51) 反对 (0) [10] 回复：贺卫方的政治目的与法治“理想” 对真正推崇法治的人士，乌有之乡怎么不重点攻讦呢？而这样举措，犹如鞭炮。 用户： 斯文汉 发表于：2011-7-12 10:53:06 支持 (27) 反对 (0) [9] 回复：贺卫方的政治目的与法治“理想” 问题是： 1、我们是否应该允许别人说话？你愿意生活在一个“有一部分人可以被禁止说话”的社会吗？谁能够保证自己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成为被禁止说话的一部分会？ 2、讲道理讲不过人家时怎么办？是不是可以因此拿刀把对方灭了？真理重要还是面子重要？ 3、该怎么讲道理？“南塘十三条”是的第十条：“不得进行人身攻击，只能就事论事”好不好？ 用户： wzsls 发表于：2011-7-12 10:49:07 支持 (20) 反对 (0) [8] 回复：贺卫方的政治目的与法治“理想” 司法权力从本质说是一种道德权力，处于判断善恶的中立地位，而不仅仅是一种国家权力。司法要求公正，但国家可以不公正，国家相对于公民来说处于强势地位，因此，司法权力应该首先是对国家的一种限制，对处于弱势的公民的保护。 用户： 白波九道流雪山 发表于：2011-7-12 10:40:08 支持 (23) 反对 (1) [7] 回复：贺卫方的政治目的与法治“理想” 乌有这类文章都有一些共同的问题，都是先下结论，然后根据结论套“证据”，最后再咬死证据，基本手法类似于执法中的“先抓，后定罪，再去查。”说话都是从政治目的出发，是毛氏政治斗争的手法，即便其反映的内容真有其事，用这种方式说出来也无法令人相信，当然，热衷于与人斗的极端分子，是另一回事。 乌有的这类特征必定会跟真正的法治社会产生矛盾，可以说是反法治社会的典型。 用户： 道林格雷 发表于：2011-7-12 10:36:52 支持 (39) 反对 (0) [6] 回复：贺卫方的政治目的与法治“理想” 唯有诡辩之术可以“借见”。 用户： 高人 发表于：2011-7-12 10:21:06 支持 (22) 反对 (0) [5] 回复：贺卫方的政治目的与法治“理想” 可笑的是，批驳贺卫方先生的文章，大部分是在喊口号。 用户： 粪土 发表于：2011-7-12 9:24:14 支持 (59) 反对 (1) [4] 回复：贺卫方的政治目的与法治“理想” 让事实说话吧！是生活在台湾幸福还是生活在大陆幸福？陈水扁可以被追诉，在大陆可能吗？没有宪政民主，没有多党制，没有军队国家化，没有司法独立，不要说起诉某人，连重新评价都难以实现。百姓生死置若罔闻。“强拆”“黑狱”“撞死”随时随地都在发生。难道非要撞到南墙不回头？世界大势顺之者昌，逆之者亡。不丹邻邦尚能如此，何况我堂堂中华大国？ 用户： mzhxzh 发表于：2011-7-12 9:24:30 支持 (56) 反对 (0) [3] 回复：贺卫方的政治目的与法治“理想” 唉，怎么说呢？乌有之乡、毛左朋友们真的很可怜啊。 小红妹认为，毛左思潮反映的，是中国社会受欺压最深、由于改革失误受损最重、最贫苦无助、最被社会边缘化、最没文化、信息最闭塞的那部分人民群众。 非但如此，小红妹认为，作为毛左中的极端，乌有之乡并没有反映这些群众的全部。他们主要反映的，是这些群众中的极端——流氓无产阶级。 依据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这是没有前途的阶级，因此不会有认清社会发展规律和前景的理论，只能被那些反动的理论所欺瞒。小红妹说“穷人没有理论”，就是对马克思主义这一观点通俗的形容。 对乌有之乡和他们反映的流氓无产者思潮，小红妹真的是“有同情、没感情”啊 用户： 小红妹 发表于：2011-7-12 8:50:06 支持 (47) 反对 (0) [2] 回复：贺卫方的政治目的与法治“理想” 帽子、帽子，还是帽子。通篇文章除了帽子以外，没有丝毫讲理之处。——这就是我对这篇文章的读后感。 用户： 螺号 发表于：2011-7-12 8:50:00 支持 (54) 反对 (1) [1] 回复：贺卫方的政治目的与法治“理想” 很多人认识贺卫方先生是在药家鑫案，这一案件给他减了太多的分。 其实从这篇文章来看乌有的确没有什么人才，想攻击贺卫方先生最好从药家鑫案来引申及上纲上线而不是攻击贺先生的民主法治言论，更不应该人身攻击。在辩论中的人身攻击只会把自己打倒。 用户： 空空如也 发表于：2011-7-12 8:16:28 支持 (46) 反对 (0) 加载中…

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是中国革命由国内战争转向抗日战争的重大事件。在这场事变发生后不久，就有不少人发出的疑问：身为国民党“剿匪”副总司令的张学良，怎么会接受中共中央提出的“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号召，毅然扣押国民党最高军事领袖蒋介石呢?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实际上，中共中央此前已对张学良进行了耐心细致的统战工作，促使张学良的思想发生转变。而1936年初张学良与周恩来、李克农在陕北的秘密会晤，无疑成为推动这种转变的关键性事件。 【“龙潭三杰”接受特殊使命】 1935年10月，中共中央和红军经过25000里长征到达陕北吴起镇，与陕北红军胜利会师。毛泽东审时度势，向全党发出了《为目前反日讨蒋的秘密指示信》，确定反日讨蒋是目前党的主要任务，统一战线是抗日反蒋的主要策略。随后，张浩(林育英)携带共产国际七大决议及与共产国际联系的密电码，从新疆、甘肃、陕西到了瓦窑堡。 12月，中央在瓦窑堡召开了政治局会议，确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总方针。会后决定成立东北军工作委员会，以中共中央副主席周恩来为书记，李克农为主要助手，专门负责做张学良和东北军的统战工作。同时，撤销了国家政治保卫局，成立中央对外联络局，由李克农任局长，负责对东北军、西北军及白区工作的联络事宜。 李克农长期在上海做情报工作，与钱壮飞、胡底一起被誉为“龙潭三杰”。顾顺章叛变后，他奉命撤到中央苏区。受命负责东北军的统战工作后，李克农立即投入对东北军的争取中去。 李克农将劳山、榆林桥、直罗镇战役中俘虏的数千名东北军官兵集中在瓦窑堡，创办了“解放军官学习班”，巧妙地攻破了被俘官兵的心理防线。在榆林桥战役中被俘的东北军团长高福源，是张学良的爱将。高通过自己的切身体会，由衷地赞同红军“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主动要求回去做张学良的工作。李克农向毛泽东、周恩来作了汇报。周恩来果断地说：“我们已经派出了许多干部到东北军、十七路军中开展工作，我赞同再派高福源去做张学良的工作，争取让他成为红军与张学良之间的‘牵线人’。” 1936年1月初，李克农带着高福源来到甘泉城下，通过东北军129师参谋长张文清，将高福源秘密送到城中。随后，67军军长王以哲派车将高福源接到洛川。王以哲与高福源谈话后，立即密电张学良，告知高福源已回洛川，据云有重要事情面陈。 此时身为“剿匪”副司令的张学良，指挥东北军与红军交战，不到3个月就被消灭了3个师。师长、团长、参谋长被击毙或被俘，数千名官兵做了俘虏。张学良极为震惊。 而最让张学良心情沉重的是，东北军的损失，南京方面拒绝给予补充，军政部长何应钦还要减发军费，取消被消灭的两个师的番号。张学良深切地感觉到，“剿匪”是死路一条，必须另寻出路。为此，他到上海秘密会见了同乡好友杜重远和李杜。两人向他介绍了中共政策的变化，劝他接受中共“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号召。上海之行，张学良的思想发生了重大变化。回到西安后，他千方百计寻找共产党的地下关系，但一连十多天毫无所获。 闻听心腹爱将高福源突然回到洛川，并声称有重要事情报告，张学良为之一振。第二天一早，张学良亲自驾驶波音座机从西安飞到洛川。张学良、王以哲、高福源在67军军部整整谈了一个晚上。高福源特别说明：“共产党主张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完全是为国家民族着想，是非常真诚的。红军愿意联合东北军，帮助东北军打回老家去，是完全可以信赖的;共产党眼光远大，治军有方，红军虽然生活艰苦，但军政训练搞得很好，士气旺盛，英勇无敌，值得东北军学习。”张学良命高福源作为信使，再去见李克农，邀请中共方面派代表来洛川会谈。 中共中央收到张学良的口信，立即决定派李克农秘密到洛川会晤。 1月19日，一副东北军军官打扮的李克农和高福源到达洛川。第二天上午，毛泽东、周恩来从瓦窑堡发来了给李克农的“万万火急电”，提出了与张学良谈判的基本原则：第一，向彼方表示在抗日反蒋基础上，我方愿与东北军联合之诚意，务使进行之交涉克抵于成;第二，向彼方指出，东北军如不在抗日反蒋基础上求出路，则前途是危险的;第三，彼方如诚意抗日反蒋，则我方可以助其回平津、东三省等。 此时的张学良，最关心的是中共是否真有合作诚意。为此，他自己并没有出面，而是首先派王以哲和赵镇藩与李克农接谈，以探虚实。20日晚，李克农与67军军长王以哲及其参谋长赵镇藩举行了初次会晤。会谈后，王以哲将会谈情况详细向张学良作了汇报，并赞叹李克农的坦诚、机智、幽默，强调：红军和共产党确有合作诚意，是完全可以信赖的。 23日晚8时，在洛川67军军部，张学良在王以哲、赵镇藩的陪同下，与李克农进行了正式会谈。李克农首先向张学良阐述了党的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表示愿意与包括东北军在内的一切抗日军队合作，组成抗日联军与国防政府，早日实现对日作战。张学良也坦诚地说明了自己的苦闷，表示同意与红军在抗日基础上合作…… 双方均有合作诚意，会谈进行得非常顺利。会谈后，李克农与王以哲的机要参谋共同协商，确定了东北军与红军联络的办法，约定了电台的呼号、波长以及密电码，并当即作了收发演练。双方约定，今后在会谈前可先用电台联系。 接着，李克农不顾疲劳连夜起草了致中共中央的电报，汇报他与张学良会晤的情况：一、与张学良会谈达3小时之久，张颇有诚意，表示愿意为成立国防政府奔走;二、约定，张于2月内到甘肃、南京做工作，争取早日实现停火议和;三、东北军中同情中共抗日主张者不乏其人，对蒋介石剿共态度消极，愿与红军在抗日前提下停战;四、张学良与其将领表示：愿意各守原防，恢复苏区与白区间的通商。具体事宜以后再详谈;五、双方约定电讯联络的波长呼号。 李克农与张学良初步会晤，探明了张学良的合作抗日诚意，与东北军建立了友好的联系，坚定了毛泽东、周恩来做通东北军工作的信心。 【毛泽东：“李克农单枪匹马，搞得很好”】 此时，陕北形势发生了较大变化。1936年1月10日，中共中央召开常委会议，决定红军主力东征山西。17日又召开政治局会议，决定2月中旬开始东征战役，毛泽东、彭德怀、洛甫、张浩、凯丰随军行动，周恩来、博古、邓发留守苏区，组成中央局。中共中央指示：由周恩来领导、李克农具体执行，加紧与张学良的联系，准备尽快与张举行会谈。 2月10日，周恩来约见李克农，布置他再赴洛川，同张学良、王以哲举行正式谈判。此时，李克农与王以哲的电台已开通，双方进行秘密电讯联络，商定2月25日于洛川再次晤面。 2月17日，红军抢占黄河渡口，一举突破阎锡山所吹嘘的“固若金汤”的黄河防线，红军主力进入山西作战。20日，毛泽东、彭德怀等人电询周恩来、李克农：东征已打响，南线东北军动向如何——此时，南线东北军集结在延安、洛川一线，红一军团主力东渡黄河后，南线空虚。若东北军控制黄河渡口，切断红军西归退路，后果不堪设想。 2月20日，毛泽东致电李克农，对他即将赴洛川谈判作指示：张学良目前的思想是同意抗日，愿意同中共订立互不侵犯协定，但不同意讨蒋;不反对国防政府、抗日联军口号，但不同意马上实行这个口号，因此我们的策略是：1.把张学良和蒋介石分开;2.求得互不侵犯协定的订立;3.坚持抗日救国代表大会，坚持抗日同讨伐卖国贼不可分割;4.要求停止内战，不阻止全国红军集中河北，不反对红军充任抗日先锋队;5.原则上不让步，交涉不破裂。 2月25日上午，李克农由高福源引导到达洛川城。张学良接到王以哲的电报，决定再次以到前线“巡视”为名飞赴洛川。可正当他准备飞赴洛川时，突然收到蒋介石发来的密电，命令他火速飞往南京，有重要事情商量。 原来，红军东征山西后，阎锡山一面增派援军，一面急电南京，请蒋介石速令张学良乘机进攻陕北，切断红军后援，以便夹击红军。蒋收到阎的电报后，电令张学良火速来南京商议。蒋在自己的官邸接见了张学良，向他介绍了红军东征山西的情况，命令东北军切断红军后方，封锁黄河渡口。张学良表示：我马上赶回西安，亲赴洛川前线动员广大官兵，布置进攻。实际上，这只是为赴洛川密晤李克农找一个合适的借口，以防蒋起疑心。 此时在陕北洛川，李克农正按照周恩来和中央的指示，提出3项谈判条件：1.红军与67军就地停火，双方互不侵犯，各守原防;2.恢复苏区与白区的通商;3.允许红军到白区采购物资，67军负有保护之责。 早有准备的王以哲也提出了3项条件：1.67军与红军各守原防;2.允许67军到苏区购买粮食、食盐、柴草、牛羊等物资，红军有动员民众支持和负保护之责;3.红军保证肤施—甘泉—鄜县—洛川一线公路交通之安全，保证不袭击、破坏67军交通线。 双方均有谈判诚意，28日即达成了三条协定草案。李克农立即电告正在山西石楼前线的中央。很快，中央复电李克农，在双方三条协定草案基础上，补充为更为完善的五条协定。李克农又与王以哲、赵镇藩切磋，王以哲表示满意。王以哲提议：为了预防万一，不留下把柄，这个协定暂不形成文字，而是以口头协定的形式通令双方于3月5日同时执行。 3月4日，张学良亲自驾机飞抵洛川，当晚由王以哲、赵镇藩陪同，与李克农举行了具有历史意义的会谈。 谈判一开始，张学良就诚恳地表示：“李先生和王军长的会谈，以及达成的协议，我完全同意。我拜读贵军毛泽东、周恩来等先生写的《告东北军将士书》，完全赞成贵党、贵军关于联合抗日的主张，但是我对贵党提出的民族统一战线不包括蒋介石有不同见解，望李先生赐教。” 李克农回答：“很简单，团结一切力量共同抗日，这是全国民意，而蒋介石拼命反对抗日，与民意背道而驰……卖国得荣，爱国有罪，我们怎么能与虎谋皮呢?” 张学良摇了摇头说：“我不能赞成贵军的意见。蒋委员长从没说过不抵抗，但他主张先安内后抗日，我认为应当争取他，用‘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的口号取代他的‘攘外必先安内’的既定国策。” 尽管在这个问题有所争论，甚至一度争执得还很激烈，但会谈的整体气氛是友好的。张学良说：“贵党关于抗日的设想，我是完全赞同的。但有一事请教，贵军为何挥师东征呢?” 李克农爽快地答道：“东征抗日，是以实际行动向全国人民宣告：红军准备直接对日作战，收复失地，长我中华民族的志气。” “你们进入山西，一定会遭到阎锡山和蒋介石的有力阻遏，恐难顺利进行;此次蒋介石召我去南京，也是强令我进攻苏区，我假装答应。宁夏地区接近察绥抗日前线，又与外蒙的国际路线毗连，阻力小，进展比较容易，为什么贵军不去宁夏?”张学良疑惑地问。 “红军东征主要是出于政治上考虑，为了推动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到山西、河北政治影响大，到宁夏对全国影响小。同时，到山西，还可以适当解决我军军需和兵源问题。”李克农诚恳地说。 张学良表示赞同，想了一会儿，问道：“红军与东北军如何分别派出代表与苏联联系有关援助中国抗日的问题呢?看来，目前国际上只有苏联是支持我们抗日的。” 李克农说：“在国际上只有苏联坚决支持我们抗日，我们应当寻求苏联的援助。陕西地方靠近苏联，也比较方便。听说新疆的盛世才是你的同乡，可以首先联合盛世才，打通陕西—甘肃—新疆到苏联的路线，待时机成熟，再打通陕北—绥远—外蒙—苏联的路线，你看怎么样?” “盛世才与我关系很好，我负责做通他的工作，贵党也要尽快与苏联联系，以便早日实现西北大联合的局面。”张学良兴奋地说。 会谈在坦率、诚恳的气氛中进行。最后，张学良提议：“为了进一步商谈抗日救国大计，贵党可否派一位全权代表，最好能在毛泽东、周恩来等负责人中推出一位，与我再作一次商谈，会谈地点定在肤施城(延安)，时间由贵方决定。” 李克农答应将张学良的请求报告给中共中央。3月5日凌晨5时，谈判结束。李克农一行快马加鞭，直奔山西石楼，向中央汇报谈判情况。此时的李克农，如释重负。他感到轻松，感到兴奋——他为数月来的辛勤工作终于有了初步成果而轻松。 蒋介石做梦也不会想到，他的“剿共”副总司令，居然与共产党的联络局局长成为情投意合的知心朋友;他自认为对苏区固若金汤的封锁线，居然被李克农巧妙地撕破了;他更不会想到，10个月后发生的西安事变的序幕，正是由这位共产党人在洛川悄悄拉开的。 对于两次洛川之行，毛泽东曾不止一次地称赞：“李克农单枪匹马，搞得很好。” 【周恩来一行雨夜秘密进延安】 3月16日李克农到达山西石楼。这是东征红军司令部，毛泽东、彭德怀、张闻天等中央领导人都在这里，周恩来和博古也刚从瓦窑堡赶到这里不久。 李克农顾不上旅途疲劳，立即向毛泽东和中共中央详细汇报了他在洛川与王以哲、张学良谈判的经过，并向中央转告了张学良的要求：“由毛泽东、周恩来二人中选一位与他会谈，商定大计。”毛泽东幽默地说：“看来，这位少年得志的张学良，是嫌我们克农同志的官小啊!” “……克农同志的洛川会谈已为这种西北大联合的局面奠定了基础，我主张尽快实现与张学良的再次会谈。”周恩来果断地说。 中央决定由周恩来副主席为全权代表，李克农为副手，即刻奔赴东北军控制的延安城，与张学良继续谈判。28日，李克农与周恩来、博古、邓发、王世英等同志，带着一部电台和一个警卫排，离开石楼起程，当晚渡过黄河向延安进发。 博古是回瓦窑堡负责陕北苏区后方工作事宜的;邓发是到西安，经新疆赴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汇报中共工作情况的;王世英则是转道西安到华北去指导北方局工作的。 在路途中，周恩来、李克农和王世英共同分析了张学良与蒋介石的关系。李克农首先提出：“蒋介石与张学良的关系非同一般，‘反蒋’，张学良坚决不同意，我们此次去再谈，在这个问题上估计还要引起争论，我们能否考虑一个折中的办法?” 长期在白区工作的王世英说：“自去年11月亲日派的首脑汪精卫遇刺受伤、出国治疗后，蒋介石和亲英美派在南京政府中占了优势。蒋介石对日本的态度逐渐强硬，外交部长张群与日本大使的谈判态度也十分强硬，这是过去所不曾有过的。从目前来看，蒋似乎也确有一些抗日的迹象。” 李克农也说：“在与张学良谈判中，他谈到蒋近几个月来对日本态度强硬，同时对部下讲了许多抵抗日本的训话，并加紧构筑一些国防工事。现在看来，与我们掌握的情报基本吻合。可见蒋也不是不能抗日的，但必须以停止反共为前提。张学良提出应从各方面做蒋介石的工作，我认为，如果多方联络，全国各界都做他的工作，逼蒋抗日，会是什么结果呢?” “对!逼蒋抗日。这倒是可能的，这样一来，张学良一定会接受。在与他的谈判中，我们可以再与他商议。至于改‘反蒋抗日’为‘逼蒋抗日’，关系到党的整个方针、策略，是一个原则问题。待我们考虑成熟后再向中央正式提出。”周恩来说。 李克农认真地说：“对待蒋介石的态度问题解决了，估计与张学良谈判中的主要问题就是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问题。抗日联军问题容易解决……可是国防政府却是一个较复杂的问题。”关于苏维埃制度，上次中央在给李克农赴洛川谈判的指示中作了明确的规定，原则上不让步，不放弃苏维埃制度。但国防政府与苏维埃政府间毕竟有重大差别。这不仅仅是政府名称上的差异，而且是政府组织基础、机构，人员安排等方面的重大差异。 周恩来也判断：“这个问题可能成为此次与张学良主要讨论的问题，我们可以根据《八一宣言》中提出的有关国防政府的十大政纲来制定具体的方案。我们不妨先针对张学良的态度设计几套方案。” 28日，李克农致电王以哲和正在洛川的张学良，告知中共方面已派周恩来为全权代表，正在赴延安途中，可望30日前到达，请张学良和王以哲确定谈判具体时间。王以哲立即回电李克农和周恩来：张学良因患喉疾，需要调治，谈判推迟到4月上旬。具体日期，要看医治情况而定，但保证3日内复电商定。 李克农收到电报，顿感疑惑。原来商定的要在3月底谈判，现在怎么能推迟?张学良恰逢此时患病，仅仅是巧合?会不会是张学良另有打算?或者…… 张学良突患喉疾，实属巧合，并非推诿之辞。张学良虽系北方人，但对干燥的西北气候，也很难适应。春天是黄土高原最干燥的季节，也是各种疾病多发季节。自从与李克农洛川会谈后，张学良心情异常兴奋，他以“剿共督师”为名，频频到前线各军、师训话，四处奔波，患了严重的喉痛，声音嘶哑。 周恩来与李克农商议，决定先回瓦窑堡等候，并将这个情况电告毛泽东和中共中央。 4月2日，张学良通过王以哲复电李克农，确定于4月8日晚在延安会晤。届时，东北军将派人秘密接周恩来、李克农入城。 4月8日下午五六点钟，周恩来、李克农及随行部队按照预定时间，风尘仆仆地到达延安东北的川口村。他们从瓦窑堡出发时，天就开始变阴，等到达川口附近，天已下起大雨。 风雨交加，他们的电台与张学良的电台联系不上。李克农被迫电告毛泽东。毛泽东立即命令中央的电台与张学良联络，直到9日上午才联系上。张学良获知周恩来、李克农到达川口的消息后，一面发急电嘱咐驻守延安的129师师长周福成准备盛情招待，一面自驾飞机，带着王以哲、刘鼎及少数心腹侍卫飞赴延安。9日黄昏时分，张学良派高福源到川口接周恩来和李克农。这时，周恩来和李克农均换上了便衣。周恩来穿黑色中山装，李克农着灰布衣衫。临行时，为了保证安全，李克农命令：戴镜元带着电台人员留守川口，密切关注延安动态，警卫排封锁延安东郊机场，在他们没有回来前，不许任何飞机起飞。 在高福源的引导下，周恩来、李克农在夜幕中走进了延安城，来到了清凉山下的桥儿沟天主教堂。这是当时延安城最好的建筑。就是在这座天主教堂里，周恩来、李克农与张学良等人举行了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会谈。 【张学良：“为了抗日，我愿捐献出家产”】 参加会谈的共有5人，除周恩来、李克农、张学良外，还有王以哲和张学良刚刚结识的中共地下党员刘鼎。 开始，周恩来和张学良谈到了国家的前途问题。周问：“张将军，你看中国的前途如何?” 张学良坦率地说：“周先生，我看中国的前途有两条，一是走共产党的路，一是走国民党的路。两年前我从意大利回国，曾相信法西斯主义，总以为法西斯独裁可以救中国，所以竭诚拥戴蒋介石做领袖，心想先统一再抗日，中国一定有救，现在看来，好像不对了。如果中国内战不停，什么时候才能把日寇赶出中国呢?经过几年的实际观察和周围朋友对我的谈话劝告，我认为我的那种想法是错误的。” 周恩来也直爽地说：“张将军要是真想抗日救国的话，就一定要实现民主，走人民群众的路线……打内战，只能是亲者痛、仇者快，让人民遭殃，让日本帝国主义喜欢……” 听了周恩来这一番析理入微的话，张学良连连点头称许。张接着又问：“假如东北军和红军能够联合抗日，究竟应该怎样对待蒋介石呢?” 周恩来已听李克农汇报过这个问题，并且专门商讨过对付张学良提问的办法，就真诚而虚心地说：“我们原来是主张反蒋抗日的，那是因为大革命失败以来，特别是‘九一八’事变以来铁的事实教育了我们。不过在今天的形势下，我们愿意重新考虑这个问题。关于这一点，我们愿意听一听张将军的意见。” “关于争取蒋介石参加抗日阵线的问题，我和你们有不同的看法，在洛川已经和李克农先生谈过，争得面红耳赤，意见也未能达到一致。”张学良说着，望了望李克农。李克农笑着点了点头，幽默地说：“这次我们还可以再争一争嘛。” 张学良沉思片刻，郑重地说：“蒋介石实际上还统治着全国，掌握着南京政府的一切大权，不仅中国的大部分地方和主要军事力量在他手里，而且财政、外交等也都由他一手包揽。我觉得联合抗日不应当反蒋，统一战线也应当把蒋包括在内。我们都是他的部下，如提反蒋抗日，工作起来有困难。据我的接触和观察，蒋还是有抗日的可能和抗日的决心的。我们正想增大抗日的力量，为什么要把他所掌握的这一股力量排除呢?目前应当设法把他‘攘外必先安内，抗日必先剿共’的错误政策扭转过来，逼他停止内战，走上抗日的道路。” 周恩来说：“张将军这个意见很有道理，是值得我们重视的。我已与克农专门商议过此事。蒋介石集团，不论是在军事上，还是在政治、经济上，力量确是很大的，抗日战争如果争取不到这个集团参加，是个很大的损失;争取过来，对抗日战争有好处。可是蒋介石目下……对日寇无耻退让，对爱国群众残酷镇压，高叫什么‘攘外必先安内’……只有用群众的力量粉碎他这个反动集团，对抗日救国才有利。” 张学良耐心地听着，没有愠怒的神色，大大出乎李克农的意料。 上次李克农称蒋介石为“卖国贼”，张学良便面有怒色，与自己争辩。此时，周恩来激动骂蒋，张学良却无动于衷。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重大的变化。 周恩来接着说：“如果能够把这样一个力量争取过来抗日救国，也是我们所十分希望的。可是，他搞独裁，搞法西斯，不要民主，看不到人民群众抗日的雄厚力量。要用什么办法才能争取过来呢?张先生知己知彼，可以多谈谈嘛。” 张学良毫不掩饰地说：“我同蒋介石的接触很多，关系也很密切。据我所知，蒋介石是有抗日的思想和打算的，日本人给他难堪，他也发泄过牢骚，心中仇恨。但他有很错误很固定的看法，就是认为必须先消灭共产党才能抗日，因为共产党的一切口号、一切行动，都是为了打倒他。他要是在前方抗日，他不放心。这就是他的‘攘外必先安内’政策的根据。” 听了张学良的这番话，周恩来站起身来，愤慨地揭露了蒋介石窃取大革命胜利果实、背叛中山先生的三大政策、血腥镇压共产党等累累罪行。张学良也激动起来。周恩来稍稍停了停，说道：“这些旧账，我们不愿意再算了……我同意张将军逼蒋抗日或联蒋抗日的意见，不过这是个重大的方针政策问题，我愿意把张将军这个意见带回去，提请我们党中央郑重考虑后再决定。” 看到周恩来和李克农这样重视自己的意见，张学良非常兴奋：“今后采取内外夹逼的办法，你们在外边逼，我在里边劝，内外夹攻，一定可以把蒋介石扭转过来。” 会谈在坦诚、热烈的气氛中进行。门外，张学良的贴身侍卫孙铭九负责警卫，任何人不准靠近这座教堂。中间休息时，送来了夜宵(面条)，也是由孙铭九亲自从门缝中递进，王以哲在门边接进，连孙铭九也不得进入会谈的房间。 双方在会谈中确定，停止内战，不分红白一致抗日。当谈到抗日准备的问题时，周恩来指出了加强部队抗日教育与培训抗日干部的重要性，提出将这一项列入正式协议。张学良深受启发，表示十分赞成。双方决定：红军开办红军大学(后发展为“抗大”)，东北军创办军官训练团(即后来的王曲军官训练团)。共产党和红军愿意提供办学办法。 周恩来还提出抗日的物资贮备问题，特别强调：“通讯器材和医药品的贮备，是非常重要的，缺乏这两种物资，会使部队在将来的长期抗战中遇到极大的困难，现在红军特别关注这两个问题，东北军也要注意这个问题。”李克农也补充说：“我们目前十分缺乏通讯器材和医药品，所以曾派大批同志到西安、上海采购。张将军要利用自己的便利条件，提早准备，红军需要的大批这类物资，也请张将军帮助采购。” 张学良笑着说：“没有问题。我已有大批这样的物资，库存西安，可供我们双方共用，不用发愁，由我负责。”接着又说道：“我个人还有一笔私人存款，数目相当可观，必要时我愿意拿出来作抗日公费。” 李克农诙谐地说：“抗日合作尚未实现，便先‘共’了你的产，你不会骂我们吧!”张学良坚定地说：“为了抗日，我愿捐献出我的家产。” 关于红军集中河北问题，张学良答应予以赞助，并表示：“如果红军集中通过他的防地，一概不加阻挠，通行无阻，并命令河北的东北军万福麟部接应;如果通过胡宗南等中央军防区，可由我出面斡旋。”周恩来、李克农表示感谢。 由于红军渡河东征到了山西，蒋介石一再严令东北军出兵进占陕甘苏区，以骚扰红军后方，张学良面有难色地说：“蒋介石已多次命令我进攻苏区，用以牵制你们，我都借口推诿。但这样一来，恐怕会引起他对我的怀疑，暴露我们间的秘密停战关系。”周恩来与李克农对视了一眼，笑着说：“我们理解张将军和东北军的处境。在张将军没有公开表明抗日以前，红军在适当时候退出某些地方，让东北军短时进驻，以打假仗的方式应付蒋介石。”张学良和王以哲当即表示同意。 组织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问题，是原来周恩来和李克农料想的谈判中的棘手问题。然而出人意料，当周恩来提出此问题时，张学良表示同意红军的主张，认为组织抗日联军是中国当前的唯一出路，并说：“我愿意尽力向蒋介石提出来，促成实现。”对于《八一宣言》中所提国防政府的十大政纲，他表示加以研究后再提出意见。这个问题很顺利地达成了共识。 在会谈中，张学良提议：“请红军派重要代表常驻东北军，以便互通情报，及时商议、研究随时出现的重大问题。”周恩来表示回去后便选派代表。 张学良对会谈表示满意，拿出2万银元，说是个人的钱，用以支持红军抗日。接着又送给周恩来、李克农20万法币，以作抗日军费。 临别，张学良拿出早已准备好的一个大盒子，说道：“我还要送给你们一份贵重的礼物。”周恩来打开一看，是一套《申报》馆出版的最新中国地图。李克农高兴地说：“这可真是宝贝，对我军指挥打仗太重要了，非常感谢张将军的盛意。”张学良和周恩来“共誓永不毁约”，两双大手紧紧地握在一起。 延安会谈，张学良的心情豁然开朗。他不仅看到了东北军的前途，而且坚定了联共抗日的信心，对于共产党人也有了深入的了解。张曾感慨地对王以哲等部下说：“周恩来先生眼光远大，虚怀若谷，处处以民族利益为重，共产党真是了不起!” 此次秘密会谈，为红军与东北军、西北军建立“三位一体”的西北反蒋联盟奠定了坚实基础，也为半年后的西安事变埋下了伏笔。 周恩来、李克农和张学良的英名，已深深地铭刻在历史的丰碑上。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博导)

郑克中：捅破一层窗户纸 作者：郑克中 来源：作者博客 来源日期：2011-7-11 本站发布时间：2011-7-11 10:08:45 阅读量：1550次 在网上看到余晓平先生的一篇文章：《为何醒了就想跑》。文中说：“中国现在处于一种状态，除了一帮装睡的人以外，一些人本来睡着挺好的，一旦被叫醒，第一个念头就想跑，而装睡的人悄悄地把孩子和家属往外送。” 因前几天自己在这方面也发表过一些看法，大意是跑出去的人不见得不爱国，留下的不见得爱国。更进一步说，让别人爱国的，不一定真爱国;对国家说说气话，发发牢骚的，可能是真的爱国者。现在想就这个话题再议论一番。 关于中国目前的出国定居或移民热，用“装睡”和“被叫醒”两种人来概括似乎还没有接触到问题的根本。其实，如果有人想做一个社会调查的话，问：假设你有条件，是不是想移民美国等西方国家?这个答案可能是肯定的。我知道，我身边的熟人、朋友，只要是有条件的，差不多都在做或者已经做了。当然也有回来的。我想说的是，不管醒没有醒，还是装睡不装睡，做出出走这样的判断并不难。为什么广东、沿海自古华侨就特别多?就是移民的条件方便罢了。 移民的具体原因是多种多样的。但归根结底是：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这不需要什么政治头脑。普通人，碌碌一生，为了什么?就是过上好日子。哪里有好日子过，就往哪里跑。有时拼死一搏，也觉得值。改革开放前，大陆人偷逃到香港，边界架上机关枪，也阻挡不住，就是证明。 所以执政者要深思的是，不是用假话或者遥不可及的什么主义来“引导”群众。这些东西管用，是暂时的，总有一天要露馅。况且，现在的信息交流这么容易，想骗人，谁骗谁呀? 当务之急是要研究研究，人家比你好，好在什么地方，它是怎么变好的，我们如何向人家学习，怎么样也把自己的国家变得好起来，有吸引力。真到了那时，自己的国人就不用往外跑了，同时还要让老外想往这里跑呢。 应该说，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就经济发展和人民物质生活的提高来说，进步确实不小。按常理，面对这样的事实，人民应该满意。但现在富裕起来的人，包括官和民，为什么都准备往外跑呢?如果说为了追求过富裕日子，就他们现在的情况看，不出去和出去，应该已经没有太大区别了。出去，大概也不过如此。看来这里面另有文章。 根据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人，放在第一位的需要，首先是生存，其次是安全。如果说“生存”不成为了问题，那么安全就是最重要的了。什么安全?生命安全和财产安全。无论是从官场还是从商场上，用不正当手段捞取的钱财，肯定没有安全感，所以三十六计走为上，可以理解。问题是一般有了钱的百姓为什么也纷纷加入了这个移民潮流，甚至倾家荡产也心甘情愿? 在我看来，可能人们不愿说出来的话，捅破一层窗户纸，就是对国家的前景并不看好，虽然表面上莺歌燕舞。但愿这句话没有打击一些人的自信心，也但愿他们的信心十足是真的，而不是整天豪言壮语挂在嘴边，而另外也在盘算着如何如何弄到钱，然后退身到异国他乡去做寓公。 对前景不看好，是因为经济虽然发展了，而各种社会矛盾反而越来越多和不断地尖锐、激化起来。从生老病死，到学习就业，从衣食住行，到民主人权，人们感到了艰难，感到了愤怒和不平。大家都知道，造成这个“艰难”的原因并不是社会资源的不足——社会财富确实是丰富了，而是分配的不公——权力的滥用达到了肆无忌惮的地步。这怨恨像地火一样在蔓延，你说，谁不提心掉胆的?有钱和有权的当然比一般百姓更敏感，营造狡兔三窟，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分配不公，根源于制度，这似乎没有什么疑问，而目前中国人对现有制度的看法完全不能达成一致。不能达成一致，自然也就没有大家都认可的药方来救治社会的疾病。有人认为，目前社会的问题只要回到从前，回到毛泽东时代，一切都解决了。他们公开说瞎话，诱骗青年人，说毛泽东时代曾是中国最公平的时代，没有贪官，大家都穷，穷得开心。为了找证明，甚至把今天的北朝鲜都当成了他们心目中的天堂。所以他们憎恨改革，憎恨邓小平的开放和“打左灯向右转”;另一部分人认为，中国目前的困境是因为政治制度改革没有跟上经济改革，两者脱节，所以引起了诸多社会问题。中国的经济改革，本来就是依赖于政治改革或叫政治松动而开始的，比如，大包干，建特区，引进外资，放开私有经济，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等等，都是首先领导人解放思想，然后政策放松搞起来的。现在又到了这样一个关头：经济发展和与经济发展同时增长起来的民众个人权利意识，又遇到了政治制度瓶颈的制约，比如，垄断国企问题，农民土地问题，城市房价问题，通货膨胀问题，贫富悬殊问题，环境污染问题，以及越演越烈的官场腐败问题，群众对政治的民主参与和自身权益维护问题等等，都要求政治制度进行更深或根本性的改变。不变，社会就难于稳定。第三部分人认为，中国目前的状态很好。经济高速发展，人民安居乐业，三十年取得的成绩举世无双。社会的不稳定是由一群心仪西方的人，总想用西方的政治模式来改造中国造成的。中国坚决不走西方的道路，我们自己的特色道路是最正确的，必须坚定不移地坚持下去。 三种道路的选择，我们姑且称之为：毛主义派、西方宪政派和现状维持派。每一派都有自己的特定支持人群。从网上可以看到，毛主义虽然受到大多数人的谴责和嘲笑，但势力依然可观;宪政主张得到了大多数人的赞同和肯定，但并不被官方看好，是官方最惧怕的思潮;现状维持论是官员们在公开场合的一致口径，具有正统的地位和势力，但这样维持下去，会有什么样的结果，谁的心理也没有底。 中国到底应该向何处发展，现在还真是一个未知数。 但不管怎么样，问题必须解决，或许时间已经不是很多了，不是自己主动地去解决，就是被他人推动着去解决。一个国家的发展历史，最终还是由绝大多数人的思想觉悟来决定。 如何判定中国社会是真正走上了正规和稳定呢?标准很简单：富人和官员，再加上一些莘莘学子们不再趋之若鹜地去拿那张绿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