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舟|“因无卫生巾哭诉”矫情吗?

就此而言,吴克敬这次弄巧成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抱持着自己年轻时代形成的价值观(他出生于1954年),已经失去了对社会前沿思潮变动的敏感性,加上他在文坛的地位,恐怕也很久都没人能当面向他指出那套在他看来正确无误的道德叙事,其实已经很少有人能买账了。这虽然只是茶杯里的风波,却可以极好地折射出当下中国社会新旧价值观的歧异。毫无疑问,一线工作人员的付出依然能得到无数人的尊敬和称赞,但“人性”、“女性”和“专业性”话语的崛起,将从根本上修正它:这实际上是要求承认,每个人、每个女性,都应当在得到专业保护并满足权利正当性的前提之下,拒绝道德绑架,才能自主自愿地做出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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