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原本是废话的常识

当社会将所有人推向同一条狭窄通道时，最先被挤压的往往是那些已经处于结构性不利位置的群体。当社会流动通道收窄，考公考编变成理性选择，且地方文化以家族与父权为中介时，女性会同时遭遇经济与人身自主的双重窒息。

“老老实实、服服帖帖”其实是一种判断标准，是许多人心目中的生活准则，潜台词就是“服从”。结婚生子就是重灾区，逼婚逼生孩子，本质上就是对“自我”的剥夺。中国家庭最常见的道德绑架被许多人视为理所当然，草草结婚酿成的悲剧，即使在现实中发生再多次，当事人的父母也不会真的检讨自身。

从历史来看，体制外的上升空间越小，体制内旱涝保收的吸引力就越大，但与此同时，体制内的空间也会随之越来越狭窄。这不仅仅是因为人数上的“拥挤”，更因为体制从不能孤立生存，从供养到运转，都需要体制外的支撑。当失去这个有效支撑时，体制内也会出现大量规训、限制甚至整肃。简单点说，就是体制外的路越窄，体制内的日子就越难熬。

一窝蜂的考公考编，将之“尊称”为“上岸”，呈现出的功利心态，还有工作后无法避免的说假话、形式主义，打着“适应社会”旗号对人情和权力的服从，都显得比主播行业低贱得多，对社会的危害也大得多。

他们不知道，猪圈正是少数人所制造，希望的就是猪只知道填饱肚子，没有空想其他任何事情，没有逻辑没有审美没有对文明的尊重，养肥了就拎两头出来杀了吃。

能让残疾人保持体面，能够把房子钥匙随意放在门口窗台上的社会，当然会有各种各样的缺点，但在这个地球上，它肯定是相对较好的——即使，这个说法与流量喜欢的相反。

权力是有边界的，一旦肆意放权，就会导致权力拥有者的膨胀，所谓“非常时期行非常之事”就会异化为“掌权者肆意决定何为非常时期”，继而异化为“天天都是非常时期”。一切还应以法律为基准，如果需要行“非常之事”，应该要做的是先修订法律，走正常程序。

“孩子再怎么内卷，也比不上能作弊的”，在我眼中还算不上最可怕的，最可怕的是“拼命努力，是为了让自己的下一代有作弊的资格”。

对于中国社会的中年人来说，第二座山峰的攀爬难度远大于大多数其他地方。“深深地体验过喜怒哀乐各种情感的激烈变动，中年生活才富于色彩”，这句话其实是描绘一种理想状态，但在这片土地上，大多数中年人面对的只有一地鸡毛。

对于袁凌来说，最大的困境并不是生活，也不是书是否畅销，而是有可能无法出版“自己真正想写的东西”。就像张丰说的那样：“这个社会已经有一套体系，确保以‘说出真话’为职业的人，不能过比较富裕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