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

中国选举与治理 | 题字的政治

  书法是中国的国粹。汉字是当今世界仅存的象形字。汉字的形体美,再加上毛笔的聚散分合,以及墨汁的浓淡润涩,这一切使汉字的书写成为一种极富技巧和表现力的抽象艺术形式。这种艺术如同麻将一般,只有中国人才可以解读其中深意。   近代以来,钢笔取代了技艺复杂的毛笔;现代之后,没有方向感的一次性圆珠笔又取代了钢笔;电脑时代以来,键盘敲打彻底取消了书写本身。在安装了无数种字库之后,电脑可以书写出各种制式文字。文字越来越接近机器,而离人越来越远。现代人几乎仅仅保留着签名这一有限的书写机会。   签名本身与照相一样,是个人风格的一种声明。然而签名在街头设计师指导下,也越来越变得制式化,个性越来越少,同质化程度越来越高,毕竟硬笔的线条变化极其有限。   工业化浪潮在消灭了知识文盲的同时,也制造了大量的艺术文盲。这种文盲缺乏传统的审美和人文情趣,他们占我们之中的绝大多数。在一个重商时代,他们是会计、工程师、老板、经理、医生、官吏。对他们来说,文字只是一种工作的工具,与文化无关。   1   官文化的历史背景使权力在中国成为一种神秘的图腾,权力者的恩惠和眷顾可以带给人们一种荣耀和权势,尚方宝剑、御赐贡品、御立牌坊、御笔题字、名人故居等等均可以作为一种权力备忘铭刻在芸芸众生之中。   宋徽宗亲自为崇宁通宝和大观通宝题字,他独创的瘦金体典雅华丽,令人叹服。明代大奸严嵩题写的六必居至今犹在。康熙题写的少林寺已经成为释永信的LOGO。乾隆驾崩之前号称“十全老人”,说自己十全十美,其超自恋的程度绝非今日芙蓉凤姐可比。乾隆曾经写过几万首诗,虽然那时没有吉尼斯纪录,但据说他是中国历史上最高产的诗人,只可惜一首都没留下来。乾隆几下江南,题字无数,而今也全化作了滚滚长江东逝水。   明清时期,在官方主导下,全国盛行馆阁体,正式场所用字都极为严肃规整。特别是用于题写匾额的巨擘大字,无不庄重严整。民国时期是毛笔书写最后的黄金时期,这一时期的文人和政治家普遍具备良好的书法功底。孙文的书法典雅大气,蒋中正的书法挺拔凌厉,他们题写的大字都堪称佳品。   2   毛万岁登基后,对使用了2000多年的汉字进行了洗心革面的肢解,重新加工出了新式简化字。毛万岁以他无法无天歪扭放肆的“毛笔”创造出来天才的毛体字。吊诡的是毛万岁本人从来不写他炮制的简化字。但此后毛体字在中国滥觞,毛万岁为了满足各界对其墨宝的极大需求,每日临池,笔耕不辍。   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开始,毛体字统一了中国几乎所有的大学校门。紧接着从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北京日报开始,毛体字又统一了中国几乎所有的报纸。作为一个深具皇帝情结的农民知识分子,毛万岁将所有的知识分子或打断脊梁或关进牛棚,然后他成为中国唯一一个知识分子和唯一一个书法家。   毛体字的滥觞开了中国题字政治之先河。从此后,做官之前先练习毛笔字已经成为许多政治投机分子的必修功课之一。这可以看做是中国儒生的士大夫情结,也可以看做是一种附庸风雅暧昧不清的官场文化。   如今,毛新宇将军兼博士很得其祖上遗风,不仅以其相当于3个航母群的超强战斗力鼓舞了中共军队的士气和形象,而且也以其资深中共博士的无敌水准四处题字,传播祖上阴德。据说他的字远超其祖,已经达到出神入化的境界。有此光宗耀祖之传人,毛万岁应该在天堂或者地狱里神采奕奕红光满面地瞑目了。   3   我小时候曾听老师给我们讲过《□□日报》的掌故,不知道是真是假。当时全国各省都办起来日报,□□也不例外。各省都排着队请毛万岁题写报名,比如《西藏日报》、《内蒙古日报》等等。   不知什么原因,□□日报没弄到“毛笔”。无奈之下,办事人员最后请国家主席刘少奇题写了“□□日报”。反正都是主席,毛也罢刘也罢,都是大人物。   没几年,刘太子被毛斥为“叛徒内奸公贼”,遭到废黜迫害。□□日报吓坏了,赶紧着跑北京去求“毛笔”。结果造化弄人,“毛笔”没求到,倒是得到了林副主席的墨宝。那年月,林副主席红得发紫,毛把林太子都写进党章了。林太子还真是一字难求呢。   形势比人强。913事件爆发,林彪刺杀毛万岁失败,毛发动了“批林批孔”运动。批林彪不说,连死了2000多年的孔子也不放过,只因为林彪经常以论语自诫:小不忍则乱大谋云云。人说爱屋及乌,恨林彪连带恨上孔子,这林彪题字还好得了?   这事也实在突然,昨天还亲密战友呢,今儿就动刀子了。想来□□日报一帮人比林彪在山海关机场那时候还慌张呢……仓促之下就用黑体字做了报头。   4   堂堂省级大报,竟然用黑体字做报头,简直是有辱斯文,何况□□还号称文化大省呢。可这时去找毛万岁题字已经晚了,毛已经连提裤子都需要张玉凤帮忙了。   据说华国锋自从打湖南上调中央,就每日苦练颜真卿,非常下功夫。不久后他果然在天安门广场写下了“毛主席纪念堂”几个“金光大字”。毛万岁“万岁”之后,□□日报给了新主席一个极为美好的礼物——请他题字。这样机会实在太珍贵了,因为各省的报纸基本都被毛万岁给题了个遍。   后来就不用再说了,华主席屁股还没暖热,就回家专门练字去了。他那几年辛辛苦苦认认真真四处题写的正楷简化字都被扣掉磨掉了,硕果仅存“毛主席纪念堂”。   □□日报那一年又换报头了,这次换成王羲之的字,集字而成,倒也典雅大气。比起其他各省的毛笔来,其气质古韵不是可以同日而语的。   事实证明,王羲之的字不仅是最好的汉字书写方式,而且是最好的政治表达方式,否则,无论找胡耀邦找赵紫阳找李鹏,最后还是要落个“与时俱进”的尴尬。   5   周恩来的书法是不错的,藏锋圆润,只是有些拘谨。邓小平的毛笔字实在令人不敢恭维,我经常把他的字与李鹏的字分不清楚。他题写的中国抗日博物馆、科技日报至今犹在。   江泽民明显练过硬笔书法,他的题字遍布全国,甚至写了一首歌颂黄山的古诗被编进上海的教材。令人惊讶的是西安大雁塔的“大慈恩寺”4字竟由他新题,这是唐玄奘的故寺。1000多年来不知多少人题过,但现在挂着的就是我们与时俱进的江总的墨宝。李白自称诗仙,他见到崔颢的黄鹤楼诗后叹道:“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   上有所好下必甚焉。与其说是大人物爱题字,不如说小人物为了满足大人物的虚荣心。郑州的二七纪念塔和安阳的文字博物馆也是江墨。   号称绝不题字的朱镕基实际上书法不错,有郑板桥六分体的古韵,他为郑州期货公司题字:“郑州粮食交易批发市场”,其中的“场”字被他写成华国锋时代的简化字。这种简化字只流行了4年,随着华的下野就被废弃。   胡温琴瑟和谐,都是缺乏才情和个性的人,他们自称不折腾主义,热衷黄老无为低调做派。他们最著名的题字都是地震的时候:温在汶川的小学黑板上写了:多难兴邦;胡在玉树的黑板上用粉笔写了:新家园会有的。到此为止,冠冕堂皇郑重其事的题字已经完全变成了小儿科的“黑板报”,而且用的是最粗陋的粉笔。   即使如此,据说这两个留下大人物“粉宝”的黑板连同教室连同学校都已经被列为文物,将永久保存。如果真是这样,那不过是多了一个历史的笑料而已。这如同某明星在一个人的屁股上签了名,这个人便发誓永不洗澡一样。不过文革时期,很多握过毛万岁大手的人回家后是不再洗手的,怕洗去了毛给他的仙气,更不用说用这只手擦屁股了。最典型的莫过于那场知名的芒果闹剧,其荒诞程度足以成为全世界最伟大最幽默的喜剧。   6   文革后期,特别是林副主席“身体健康”之后,毛万岁已经看不成他的葵花宝典《资治通鉴》了,白内障使他基本封了笔。在其他大人物皆不通文墨的危机时刻,这时候幸有两个文化大太监挺身而出,以其前无古人后有来者的无耻才华频频捉刀,四处题字留名,这就是康生和郭沫若。   康生为了提高书法技艺为党争光,经常跑到故宫和国家文物局,借来或者买来各种名帖善本回家苦练。当然借了一般也不会还,共产主义嘛;至于买么,也就是按废纸的价钱以斤而论。传说他曾经把郑板桥的原印磨掉,然后极其无耻地刻上他的名字。   康生善始善终,死时哀荣无限,死后却差点被鞭尸,因而他的大手笔能被保留下来的极少。相反,善于见风使舵投机逢迎的郭沫若倒比康生幸运得多,故而在那一时期郭沫若浓墨重彩的梯形字一时间涂满了中国的大江南北。郭沫若曾经无限肉麻的捧毛万岁的臭脚:“主席并无心成为一个诗家或词家,但他的诗词却成了诗词的顶峰。主席更无心成为书家,但他的墨迹却成了书法的顶峰。例如这首《清平乐》的墨迹而论,‘黄粱’写作‘黄梁’,无心中把粱字简化了。龙岩多写了一个龙字,‘分田分地真忙’下没有句点,这就是随意挥洒的证据。然而,这幅字写得多么生动,多么潇洒,多么磊落。每一个字和整个篇幅都充满了豪放不羁的革命气韵。”明明写错了还要加以赞美,简直是无耻之尤。   郭沫若以文而名,后精于金石考据,一生尽毁于政治。其字间架局促,用力唯恐不足,毫无文人气质。大名鼎鼎的“中国银行”、“故宫博物院”和“北京青年报”就是他的代表作。   毛万岁“万寿无疆”之后,作为一个超级书法发烧友,华主席一时炙手可热风光无两,短暂而辉煌的“郭沫若时代”匆匆结束。待到华体字被雨打风吹去,粗通文墨的大人物越来越失色于专业书家。启功、沈鹏、范曾等名家的字开始大量地走出书斋,真可谓洛阳纸贵,一字千金。   7   舒同无疑是中国现代史上一个典型的刀笔吏。他5岁学书,14岁即有乡誉。被毛万岁称赞为“党内一枝笔,红军书法家”。 1936年社团在延安创办中国抗日军政大学,毛泽东特意推荐舒同题写校牌。舒同自创“七分半”,即结体上楷、行、草、篆、隶五体各取一分,风格上颜、柳各取一分,何绍基取半分,因而形成独特的“舒体”,字如大汉开弓,张力十足。   何香凝曾经把共产党的舒同与国民党的于右任相提并论,这无疑是对于右任的最大侮辱,民国老人于右任先生一生清贫耿介,仗义执言,不媚俗,不畏权。他曾有一诗曰:风虎云龙亦偶然,欺人青史话连篇。人间代有英雄出,各苦生民数十年。   与李斯赵高秦桧蔡京严嵩董其昌和珅一样,如果说舒同是一个好的书法家的话,那么他的另一面则是一个坏的恶的酷吏。在他主政山东大跃进时期,数百万人被夺走粮食后活活饿死。当他在济南为毛、林、周、朱等社团大佬修建豪华行宫时,无数皮包骨头的山东农民正走向坟墓。迫于民愤,1961年,舒同被从山东省委书记一下子贬到章丘县任县委书记。1963年,舒同终于逃出人人对他恨不食肉寝皮的山东,去陕西做省委书记。但到了1967年夏天,曾经被舒同辣手摧花的山东右派们造反崛起,又将舒同千里迢迢从陕西揪回来山东,批斗了好几个月,差点没弄死他。   舒同一生题字无数,以山东和陕西为多。在颜真卿故里——山东费县题写的“许家崖水库”是他最为得意之作,每字原高100厘米,宽80厘米,不仅是他写的最大的字,估计也是书法家中写得最大的字,堪称真正的巨擘大字。   作为大跃进的“五虎上将”之一,善书的舒同无疑要比李井泉吴芝圃等其他酷吏幸运得多。他不仅劫后余生落得善终,而且可以说获得了“第二次生命”。以社团名义创立了一个“中国书法家协会”,使他出人头地八面来风,活得无比滋润。作为“中国书法家协会”创始人和第一任主席,舒同一时执中国官方书法之牛耳,可谓名至实归。中国官场文化从此走向制度化和专业化。   8   30年后,舒同的椅子传到张海屁股下面。张海做了中国书法家协会主席之后,他的润例立即翻了数倍。作为省部级高官,张海的官方待遇已经不菲。在这个名利时代,他本身就是一部大功率印钞机。张海的字脱胎于隶书和汉简,据他说是隶草,但堆墨如猪,收笔似鼠尾,实在谈不上美感。张海不善文,更不善画,仅一书匠而已。如同中国作协主席铁凝并不是中国最好的作家,张海也绝不是中国最好的书法家。作为书协主席,张海的题字应该归入名人书法中去,与书法艺术没有多大关系。   河南还有个叫陈天然的书法家,以其谋杀毛笔的堆墨法而独树一帜。他那力透纸背哆哆嗦嗦的“天然体”字一度遍布河南的街角店头,直到他题写的“天然商厦”被一把火烧为灰烬,直到他题写的“亚细亚”黯然陨落。   想想徐静蕾9岁时题写了北京赛特商厦,至今人与字依然玉树临风,不禁令人惊讶。前两年徐体字已经被制作成标准电脑字库。   在一个势利的社会中,人看名树看影,名人书法使名人要大于书法本身。在珠三角行走,叶选平的题字几乎抬头不见低头见,如同中国寺庙里的赵朴初。   在大书家中,范曾、舒同和启功的题字最多,甚至不少都是他人仿写的赝品。启功可谓德艺双馨,他的字中宫紧密上下开张,极其雅致清丽,写在哪里都是平添风韵的雅事。范曾自成一家,书、画、文皆神采斐然,其风流倜傥略有东坡之风。舒体最早进入电脑字库,事实上我们看到的很多舒同题字都是电脑合成的,连赝品都谈不上。   近年来,西安大张旗鼓将内城建成为一个不伦不类的现代仿古街,每个中式门坊上都一色儿悬挂着一块中式牌匾。如果仔细看看,这种匾额题字已经和所有的中国城市建设一样制式化了——电脑最后成为中国唯一的一个书法家。   9   张作霖是一个白丁土匪出身,碗大的字识不了一斗,发迹以后,他有两大忌讳,一忌讳别人说他是“胡子”,二忌讳别人说他文盲。他一直在书房办公,对挥毫题字附庸风雅近乎狂热。他一般只写“天地人心”,任何试图讨好“张大帅”的人都必须颂扬其“墨宝”。据说某次张作霖给日本人题字,落款时故意将“张作霖手墨”写成“手黑”;他告诉杨宇霆:“我那是有意没写那个‘土’字啊!我就是不给他土!也让他们知道知道我张作霖手黑。”毫无疑问,东北是出人才的地方,赵本山发迹以后,也是苦练毛笔字,竟练得如二人转般左右开弓,每逢别人生日,他必送自己的新墨祝贺。在本山大厦门口,一块大石头上刻着“本山本色”四字,即是其巅峰之作。张作霖也极其喜欢将其题字勒石,因为这样可以千古流传。   我认识一个“全国排名第5的著名书法家”(他自己说的),他就像很多中国歌星一辈子只唱一首歌一样,他永远只写苏东坡的《赤壁怀古》:“大江东去……”云云。他告诉我他是文革写大字报练出来的,几十年如一日只写这几十个字,所以写这种“连笔字”轻车熟路一挥而就,闭着眼睛也能写得一样好。一次他应众粉丝的盛情当场泼墨,果然笔走龙蛇一口气连写6幅,竟然一模一样,跟一个版印出来的一般,令人叫绝。众人倍感荣幸地珍藏了。他也要送我一副,我想换个内容。众目睽睽之下他也不好推辞,只好让我写了底稿。不幸连着5遍都废了,不是错字就是漏字,更不用说笔法之狼狈了。我想算了,他竟然执意要给我写,我就请他写两个字的小斗方:“留白”。他勉强写了,加上啰啰嗦嗦的题款,丝毫没有留白。他问我“留白”是什么意思,我说就是多留点空白,他以为我在骂他,竟摔笔而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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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程随想 | 聊聊政客的人品

  这几天,本来要继续写 “回顾 6..4”系列 。由于俺在 前一个帖子 ,八卦了很多关于邓太上皇的阴暗面。貌似老邓在天朝还是有相当多粉丝滴。这不,俺收到好多封网友来信,替老邓打抱不平。所以,俺就暂时把“回顾 6..4”系列放一放,先写这么一个帖子,谈谈俺对政客的看法,也算是对来信的网友,作一个答复。 ★关于人品的重要性   两年前,俺写“ 招聘的误区 ”时,曾经引用巴菲特的一句名言—— 当你雇用某人,要看他是否具备三种品质:正直诚实、聪明能干和精力充沛。如果缺少第一种品质,那后两种品质会要你的命(In looking for people to hire, you look for three qualities: integrity, intelligence, and energy. And if they don’t have the first, the other two will kill you!) 。这句话很精辟地道出了人品(诚信)的重要性。人品的重要性不光体现在招聘中,也体现在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当你跟朋友、同学、同事打交道时,一定要 先看人品,再看能力 。 ★关于政客的人品   既然人品如此重要,在评判一个政治人物时,当然不能忽视此要素。而且,政治人物由于其地位高、权力大、影响力也大,他们做出的决策会影响到千百万屁民的利益。所以,对政治人物的诚信问题,更须高标准、严要求,无论怎样苛刻都不算过分。当初克林顿遭遇拉链门丑闻,大多数美国公众对克林顿的指责,是针对他一开始作了伪证(缺乏诚信),而不是针对他搞婚外情。   另外再补充一点:对独裁政权而言,领导人的诚信(相比民主政权)显得更加重要。民主政权,好歹有分权机制(比如三权分立),假如某个政客道德败坏,一旦被发现,就有下台甚至坐牢的危险(比如台湾的阿扁);而像天朝这种独裁政权,高层领导人(比如当今的政治局常委)握有绝对的权力,根本没人能监督他们。在这种情况下,人品差的高层领导,其危害好比滔滔江水,绵绵不绝。非常可悲的是,当今朝廷的政治局九大长老,个个都有家族腐败的问题,一点都不比老邓逊色啊! ★关于老邓的人品   在 前一个帖子 ,俺举例说明了老邓的滑头(出尔反尔)。他在失势的时候,为了自保,什么话都说得出口。甚至不惜对自己多年的好友落井下石,以此来向老毛表忠心(老邓在写给老毛的悔过书中,有这样一句话 在组织上,我看错了和信任了彭真、罗瑞卿、杨尚昆这些人 )。从这些所做作为,足以说明老邓的人品大有问题。在他眼里,为了得到权力,可以不择手段、可以违背任何原则。 ★关于文革   有网友来信说,文革时期的政治环境很恶劣,老邓在那种环境下说的那些话是迫于无奈。对这种观点,俺得说——文革不是挡箭牌!   咱们的政治教科书不是常说“外因要靠内因起作用”吗?文革的政治环境只是外因,老邓本性的丑恶才是内因。所以,不要拿文革来替老邓辩护。 ★关于人品的几种境界   既然说到文革,再闲扯几句。文革这个疯狂的年代是一个很好的试金石。观察某个人在文革期间的表现,就可以大致看出这个人的品德。俺总结了如下几层境界: ◇无论环境多糟,都敢于坚持自己的立场 文人中,马寅初、梁漱溟属于此类。 屁民中, 遇罗克 、 张志新 属于此类。 (张志新还是一个女流,这令天朝的大老爷们,颜面何存?) ◇受环境所迫,不敢说真话,选择保持沉默 文人中,巴金、沈从文属于此类。 ◇受环境所迫,为了自保而不惜伤害他人 政客中,老邓、薄熙来属于此类。 (老邓的例子,前面已提到。至于薄熙来,文革中为了跟自己老爹(薄一波,之前的帖子提到的八元老之一)划清界线,在批斗大会上,把自己亲爹打成重伤) ◇为了自己能飞黄腾达,主动迫害别人以获取自身利益。 政客中,那些在文革迅速走红的,大都属于此类。 屁民中,很多造反派头头属于此类。 文人中,郭沫若属于此类(郭的人品,实在是出奇的差)。   第1种境界的人,在天朝是非常稀有的(在其它国家,估计也不多见);在日常生活中,能结交到第2种人作朋友,就算不错了;如果身边有第3种人,就得留意提防;对第4种人,一定要敬而远之。   话虽这么说,但要正确判断某个人的人品属于哪一个层次,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哦。大多数人都喜欢把自己伪装成第1种人。必须得经过一些重大事情的考验,才能看出真面目——这就是俗话所说的患难见真情。 ================================ 版权声明 本博客所有的原创文章,作者皆保留版权。转载必须包含本声明,保持本文完整,并以超链接形式注明作者”编程随想“和本文原始地址。 学习翻墙 发任意邮件到 help_gfw@yahoo.com 即可自动获取翻墙扫盲教程;别用国内邮箱,易被墙。如有其它问题要联系俺,请写信到 program.think@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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尹家民:我们要千秋万代坐北京——毛泽东对话周恩来

  本文摘自《红墙见证录:共和国风云人物留给后世的真相(一)》,尹家民 著,当代中国出版社,2009.10   相信每一个关注共和国历史的人,对下面这个场景都不会陌生;那段广为流传的,在两位世纪巨人之间进行的对话,已经深深镌刻在后来者的记忆中——   时间:1949年3月23日。   毛泽东、周恩来在西柏坡。   地点:河北省建屏县(现属平山县)西柏坡。   早上三四点钟,毛泽东要上床睡觉了。临睡前,他告诉值班卫士李银桥:“9点钟以前叫我起床。”周恩来知道毛泽东又睡晚了,悄悄嘱咐李银桥:“让他多睡会儿,没有关系。”   快10点了,李银桥才把毛泽东叫醒。毛泽东有起床后依栏而坐仰靠一会儿,抽支烟喝杯茶看看报纸的习惯。他问道:“几点啦?”   “快10点了。”   “让你们9点以前叫我,为什么现在才叫我?”   “周副主席想让你多睡会儿。说休息不好,怕你路上太疲劳。”听了这个解释,毛泽东不再说话,低头看一张新报。这一天,中共中央七届二中全会的新闻公报由新华社向全国发表。   饭后,毛泽东把烟盒揣进口袋,朝门外走,迎面遇上周恩来。周恩来轻轻抬了一下手:“没有休息好吧?”   “休息好了。睡四五个小时,精神就很好了。”毛泽东习惯地又去掏烟,想起什么,在外口袋拍了两下,没有取烟。   “多休息一点时间,长途行军坐车也是很累的。”周恩来一边说话,一边和毛泽东身后的人打着招呼:“都准备好了没有,就要出发了。”   毛泽东在秘书的指引下,朝自己要乘坐的汽车走去。仍和周恩来说着话:“今天是进城的日子,不睡觉也高兴啊。今天是进京‘赶考’,精神不好怎么行?”正要上车的其他中央领导人都跟着笑了。   周恩来点点头:“我们应当都能考试及格,不要被退回来。”   “退回来就失败了。”毛泽东一脚在车上,一脚在地下,平平地说了句震撼人心的话:“我们决不当李自成,我们都希望考个好成绩。”   下午2时,毛泽东、周恩来和刘少奇、朱德、任弼时等,在吉普车上坐稳了,回首望了一眼这个大决战的总指挥部所在地,笑意写在脸上,感慨藏在心里,驱车出发了。曲曲弯弯的沙土路面扬起烟尘。后面是长长的百十辆车队;前面,前面是北京,是即将耸立起来的共和国的远景……   浩浩荡荡的车队到达河北省委所在地保定时,省委书记林铁出门远迎,并设便宴招待路过的中央领导。听取了林铁的工作汇报后,中央各位书记都讲了话。毛泽东强调:工作千头万绪,要抓党的领导,抓党对城市各项政策的宣传和实行。要使各界人士都认清形势,以国家和民族利益为重,同新政权合作,恢复和发展生产。   周恩来对毛泽东后面的话作了补充:多宣传中央公布的城市政策;对资本家要保护,帮助他们恢复和发展生产。   24日下午,车队到达河北涿县。傍晚,叶剑英和滕代远等从北京乘火车赶来,接中央领导进城。晚上研究进城仪式时,不少同志认为,既是胜利之师,入城就该有些气派,至少应是锣鼓喧天,各路人马夹道相迎,以壮中国革命之声势。但中央书记们基本不赞成“大搞”。尤其是毛泽东,他在西柏坡时听说保定要欢迎他,开庆祝会,坚决不同意。他说:“还是简单的形式为好,场面不要过大,不要动员那么多的群众。到全国取得最后胜利时,再组织群众很好地庆祝庆祝。”随后周恩来也电告华北局:“闻此地将举行庆祝大会,主席认为不妥,连北平也不要开庆祝大会。因以我党中央迁移名义,号召人民庆贺并不适当,望速停止北平及各地庆贺活动。”周恩来还在电报中特别强调:不要鸣炮,以军乐团代之。   周恩来还设计了一个具体方案:“从清华园火车站下车,然后改乘汽车进颐和园住宿一夜,第二天去西郊机场举行入城式。入城式上,先检阅部队,然后与各界代表见面,特别是要与那些知名人士如李济深、沈钧儒、郭沫若、柳亚子、茅盾等见面。这些人与我们合作共事,今天胜利了,他们高兴了,急于见到我们,他们也在考虑今后怎么办。新政府里给他们安排什么工作。这些,都需要进行协商的。”   毛泽东沉思着点头:“我赞成恩来的意见。明天就要和他们之中的一些人见面了。明天见面,是他们欢迎我们,也是我们欢迎他们,并向他们表示感谢。希望他们继续同我们合作,在今后的政府工作中,使他们做出应有的贡献。”   没有任何争议,具体安排落在了周恩来身上。   稍顷,毛泽东很认真地对周恩来说:“对作过贡献的各民主党派领导人,应该在政府里安排职务,使他们有职有权。”   周恩来照着做了。在中央人民政府的人事安排:副主席6人中,党外人士3人(宋庆龄、李济深、张澜);委员56人中,党外人士27人(何香凝、赛福鼎、陈嘉庚、马寅初、马叙伦、郭沫若、沈钧儒、沈雁冰、陈叔通、司徒美堂、李锡九、黄炎培、蔡廷锴、彭泽民、张治中、傅作义、李烛尘、李章达、章伯钧、程潜、张奚若、陈铭枢、谭平山、张难先、柳亚子、张东荪、龙云)。再看政务院人事安排:4名副总理中,党外人士2人(郭沫若、黄炎培);15名政务委员中,党外人士9人(谭平山、章伯钧、马叙伦、陈劭先、王昆仑、罗隆基、章乃器、邵力子、黄绍竑)。在政务院所辖34个部、会、院、署、行中,担任正职的党外人士14人(上述民主人士中,后来个别人恢复了共产党党籍,有少数人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毛泽东后来也时常说:“我们不能再长征了,我们要千秋万代坐北京,没有党外人士进入政府就不行。安置他们(如傅作义、程潜)要各得其所,要用大位置才能安置。”   第二天一大早,毛泽东就起来了,按老习惯,他要到街上走走。可走了一遭,竟见不到什么人。他有些奇怪地问县里的干部:“据说涿州城早年很繁华,怎么现在如此冷清?”   县委书记说出缘由:“国民党九十四军在这里驻防时,为了‘防共’,把所有商户都赶到东关去了。不让人们到城里来。”   “哦,是这样。”毛泽东似乎明白了,又提问道,“现在城内已经没有九十四军了,为什么还不迁回来?”   “正在迁,正在迁。”   毛泽东和其他中央领导人登上专列,向北京进发。上车后,稍事休息,他们又集中到毛泽东的车厢,谈论有关北京城内的情况。叶剑英担任市长,自然是他说得多。清华园车站很快就到了。华北军区司令员兼京津卫戍司令的聂荣臻、市委书记彭真和中央社会部部长李克农前来迎接,车队陆续开进颐和园。   毛泽东感慨地对叶剑英说:“我以前也来过北平,遇到一个大好人李大钊,在他的帮助下,我后来才算成了马克思主义者。可惜呀,他牺牲了,他是我真正的好老师。没有他的教导,我今天还不知道在哪里呢。”   昔日住着道士和工作人员的颐和园,如今空空如也。以至吃饭时,要水没水,找饭没饭。下午还要去西苑机场举行入城式呢。毛泽东不禁发了脾气:“你们搞什么名堂?先来的人都干什么吃去了?”   社会部的同志忙解释,是李部长为了首长的安全,派人把人都清理出去了。不料越解释越糟,毛泽东目光一弹:“你蠢么!你把水全排干了,你那个鱼还讲什么安全?你就安安全全干死在那里,饿死在那里吧!”   社会部的同志只好返回“群众”中——跑到颐和园外面的饭馆买来了米饭和三菜一汤。   毛泽东确实也饿了,抓起筷子就开始往嘴里扒饭,并对李银桥说:“入城式你不要跟着去了,你去香山打前站,帮我安排好吃住。不要再学他们那样干蠢事。”   周恩来抓紧时间睡了一小会儿,中午起床后,就乘车到西苑机场进行检查。虽然颐和园到机场直线距离并不远,但没有直路相通,须先到西直门外紫竹院再往西拐,绕一个大圈。周恩来测算好后,告诉司机:“这段路,一般说用不了一个半小时,可是路窄人多,马车也多,路上不顺就会耽误时间,不管怎样,一定要按时到达,城市人时间观念是很强的。我们这是进城的第一天,一定要按时到达。”   下午3时,中央领导分乘几辆旧卧车,准时向西苑机场进发。毛泽东坐的是一部美国造的老道吉防弹车。虽然已是阳春3月,可中央领导人并没有合适的衣服调换,仍都穿着西柏坡时期的老棉袄、棉鞋棉裤,外面披着延安时期的皮大衣,倒也整齐划一。   机场里已站满了人,满眼望去,仍是军人的天下。一排排,一列列,钢盔和枪炮在阳光下闪着寒光。另一侧是衣着杂色的工农商学各界代表。下午5时,领导人们登上检阅车,毛泽东站立在第一辆车上,含笑向受阅的部队招手致意,其后是朱、刘、周、任的检阅车,士兵们有节奏地喊着口号,群众不停地欢呼雀跃,万岁的口号声震云霄。   检阅车行至民主人士、人民团体代表面前时,徐徐停下,五大书记走下汽车,同他们亲切握手和问候。这些人大都在重庆时见过毛泽东,同周恩来打过交道,这几年没见,今天故友重逢,格外亲切。   半小时之后,周恩来抬腕看了一下表,有些歉意地说:“朋友们,先生们,谢谢大家到这里来欢迎毛主席、党中央和人民解放军总部进驻北京。天快黑了,请诸位先生早些回去休息吧,以后请大家见面的机会还多着呢。”   周恩来的话音一落,就响起一片掌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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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思想 | 郭娟:郭沫若的身后名

  选择字号: 大 中 小                      本文共阅读 13 次 更新时间: 2011-08-31 16:51:37 郭娟:郭沫若的身后名 标签: 郭沫若 ● 郭娟       这些年,郭沫若声誉不高。自从被目为“御用文人”后,除了一般研究者循例做研究之外,郭沫若这个名字很少被提及,可谓身后寂寞。2008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女神及佚诗》,其中收纳了初版本《女神》和散佚在报刊上未汇辑成集的郭沫若在“《女神》时期”创作的大量诗歌作品,使读者和研究者可以获得一个完整的、历史原初状态的印象。学者自然是关注的,但该书印数仅有2000册。郭老郭老,诗多好的少。这句郭老调侃自己的“打油”诗句,似乎已成了对诗人郭沫若的一般观感。有谁还记得《女神》在五四时期给中国诗界、给中国带来的巨大震撼?一个叛逆的、反抗的、自由的形象,就在“御用文人”的驯顺、荣宠与隐忍的背影之后渐行渐远渐模糊了吗?     还好,日前在郭沫若故居举行了一场《女神》出版90周年的研讨会,纪念那个远去的诗人。有趣的是,主办方将郭老写于1958年的组诗《百花齐放》印制了扑克牌。也许现在可以心平气和地谈谈郭沫若了,这位鲁迅之后中国第一文人,所谓“文化班头”,诗人,历史学家,剧作家,书法家……     大人物的身后名,毁誉翻覆,从来都与现实相关。这一点,作为历史学家的郭沫若最清楚的。在答《新建设》杂志问的一篇文章里,他曾这样阐释:“历史是发展的,我们评定一个历史人物,应该以他所处的历史时代为背景,以他对历史发展所起的作用为标准,来加以全面的分析。这样就比较易于正确地看清他们在历史上所应处的地位。”所以,他替曹操翻案,替武则天翻案,他扬李(白)抑杜(甫)……他好做翻案文章。他的翻案文章,如历史剧《蔡文姬》、《武则天》,演出几百场,影响不可谓不大,虽是剧作而不是历史考据研究论文,但毕竟多多少少扭转了人们心中白脸曹操、淫荡武则天的一贯形象,促使许多人有兴趣重新认识历史上的曹操、武则天。不过,作为学术著作的《李白与杜甫》却招致非议,认为是一投领袖所好;二滥用阶级分析方法。     毛泽东作为政治家而每每有诗作,郭沫若作为诗人而投身政治。当初毛泽东去重庆和谈,以一首《沁园春·雪》引来众人此起彼伏的唱和;到了晚年,能与他唱和的,似乎就只有郭沫若了。而毛主席的诗词也有许多篇是和郭沫若的,比如那首“金猴奋起千钧棒,玉宇澄清万里埃”的《七律和郭沫若》,那首“多少事,从来急,天地转,光阴迫。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的《满江红·和郭沫若》。毛主席喜欢李白的诗,这对郭沫若是否有影响,或许难说有或无,但从郭沫若一贯的浪漫主义诗风看,他也会更爱李白。中国郭沫若研究会的会长蔡震先生在新作《郭沫若画传》中提到一个史料:《李白与杜甫》是“文革”中的郭沫若自己悄悄写的,只因一个偶然原因才被外界所知——当时中苏边境冲突,外交部请郭沫若等学者提供有关历史资料,在中国政府发表的声明中,引用到郭沫若对于李白出生地的考证,以驳斥苏方的领土扩张。可见著书的动机并不是为了趋附领袖。     但趋时是一定有的。那些年月的所谓学术,都受政治环境影响,普遍地用阶级观点分析古人。杜甫《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中学生都能背诵,起首一句“八月秋高风怒号,卷我屋上三重茅”,郭沫若在《李白与杜甫》中就根据杜甫草堂之顶有多少层茅草为证据指出杜甫过着地主阶级生活。     那时代是“亲不亲,阶级分”。现在想来,不喜欢杜甫,也不必一定因为他是地主阶级。同样,姚雪垠塑造的闯王李自成竟像一位无产阶级革命战士一样高大完美,符合“三突出”原则——中学课本还选过,记得我们上课的时候,同学老师一起笑。难道历史真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或者真所谓“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历史学家如何揭示历史真实呢?     蔡震新作提到陈寅恪。1953年郭沫若按照中宣部的提议,以中国科学院院长的名义致信陈寅恪,请他担任历史二所所长(另外两所所长为范文澜和郭本人)。陈寅恪回信却是回给科学院,而没理会郭沫若。在回信中,他提出了条件,即著名的“允许中古史研究所不宗奉马列主义,并不学习政治”的要求。这实际上就是拒绝。在回信中,陈寅恪以他当年为王国维所写碑铭重申“独立精神和自由意志是必须争的,且须以生死力争”,并毫不客气地挑战郭沫若,说郭是甲骨文专家,也许更懂王国维的学说,可以把他的碑文打掉,由郭来重写。他用了唐代韩愈、段文昌先后写《平淮西碑》的典故,把自己比韩愈,自信他写的碑铭“无其器存其辞”(李商隐赞韩愈写的碑文),不会湮没。郭沫若之前对王国维的死因有自己的判断,他认为王国维“研究学问的方法是近代式的”,但“思想感情是封建式的”,“两个时代在他身上激起了一个剧烈的阶级斗争,结果是封建社会把他的身体夺去了。”这个判断当时在学界影响很大,而陈寅恪看来是不以为然的。     郭沫若与陈寅恪最大不同其实是在与现实政治的关系上,一个投入,一个远离。如果要找一位与20世纪中国历史、特别是中共党史密切相关的文人,一定是郭沫若。他是历史潮头上的人物。五四有他,《女神》惊艳亮相,创造社高张创造精神;北伐有他,攻武昌城,他亲手捆扎攀城墙的云梯;四一二政变前,蒋介石许以高官厚禄,要将长江下游几个省交他管辖,他却以《请看今日蒋介石》揭穿其真面目;南昌起义,他谢绝了张发奎邀约去日本,赶赴南昌,在白色恐怖中与贺龙一起入党;卢沟桥事变后,他别妇抛雏、毁家纾难,只身回国参加抗战;他与李公朴一起经历“校场口惨案”,他不惧国民党暗杀,在上海各界追悼李公朴、闻一多的大会上慷慨陈辞:天不能死,地不能埋,呜呼二公,为和平民主而死,虽死犹生……新中国成立时,他已是政务院副总理兼文化教育委员会主任、中国科学院院长,为建设新中国而工作……他的老朋友夏衍说过,党犯错时,郭沫若也跟着犯了错误。他没有活到对党内错误进行反思的时候。他会有怎样的反思,我们无从知道了。     我们知道的只是这样一些历史片段——     “文革”中,他的两个儿子死于非命,他默默承受,甚至没有向他的老友周恩来提起。他把儿子的日记放在书房案头,日日相伴,一字一句地抄写,竟抄了八本。这是怎样不见泪痕悲色的椎心之痛。     “文革”中,他在一本英美抒情诗的空白处,随手翻译了一些他喜欢的诗作,似乎透露了他的内心深处的隐秘的激情,如罗素·葛林的《默想》:     我不能让我的尊严的人性低头     在那冰冷的无限面前跪叩     ……     我有希望、苦闷、大愿,精神有如火焚     ……     如高尔斯华绥的《灵魂》:     我的灵魂是太空!     电在闪呵雷再轰,     日月群星在运动,     时而卷起大台风!     风再起!这灵魂里的浩浩长风终于没能使郭沫若再次凤凰涅槃,浴火重生。1978年6月12日,86岁的郭沫若逝世。人生苦短,人生几何。   本文责编: jiangxl 发信站:爱思想网(http://www.aisixiang.com ) ,栏目: 天益学术 > 学术综合 > 学人风范 > 先生之风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43714.html 文章来源:本文转自经济观察网,转载请注明原始出处,并遵守该处的版权规定。         爱思想(www.aisixiang.com)网站为公益纯学术网站,旨在推动学术繁荣、塑造社会精神。 非经特别声明,本网不拥有文章版权。 凡本网首发及经作者授权但非首发的所有作品,版权归作者本人所有。网络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并保持完整,纸媒转载请经本网或作者本人书面授权。 凡本网注明“来源:XXX(非爱思想网)”的作品,均转载自其它媒体,转载目的在于分享信息、助推思想传播,并不代表本网赞同其观点和对其真实性负责。若作者或版权人不愿被使用,请来函指出,本网即予改正。 相同作者阅读 郭娟:郭沫若的身后名 相同主题阅读 郭娟:郭沫若的身后名 谢轶群:名文人郭沫若建国后为何变得奴颜媚骨 丁东:郭沫若上当 信力建:郭沫若是怎样走向堕落的 方舟子:郭沫若抄袭钱穆了吗? 周国平:《李白与杜甫》内外 汤守道:浅议《甲申三百年祭》 王东成:艺术良心:文学创作的“通灵宝玉” 李钟琴:郭沫若当年为何敢于大骂蒋介石? 沙叶新:粪土当年郭沫若 李劼:中国晚近历史上的话语英雄 陈占彪:我一生最厌恶最憎恨的就是虚伪造作——郭沫若诞辰115年纪念 陈占彪:郭沫若:关键在党的领导,有了政治灵魂! 陈占彪:郭沫若的“欢乐颂” 珞珈山:沫若祭 张耀杰:郭沫若的叛逆与服从 郭沫若解放后诗选 谢泳:郭沫若与王芸生:谁看清了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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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报道周刊 | 历史将宣告我无罪

  ——有感于王佩英被终审判决无罪   昭雪,以终审判决的方式   从当初写关于王佩英的第一篇文章《抢救民族精神——纪念圣女王佩英》,到创作关于王佩英的摇滚乐《王佩英》、《为信念而死》,一年的时光就这么过去了。若非2011年7月下旬在香港与原《经济学周报》副总编辑高瑜谈起王佩英,我竟不知就义41年后的王佩英已于6月9日被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彻底昭雪,撤消了1970年、1980年的判决书,被终审判决无罪。回大陆后查阅消息发现,在6月22日的《中华工商时报》第五版,记者李锡铭发出了《张大中母亲四十年冤案终昭雪》的消息,并透露北京高院院长在院长办公室亲自把终审判决书交给王佩英之子张大中,且院长致歉。随后,在2011年7月号的《炎黄春秋》杂志最后一页,判决书被公开发表出来。紧接着,就是 傅国涌 、贾康等人,如我一样激动地在网上将此消息转告公众。   王佩英与遇罗克等人,都是在1970年1月27日被一起杀害于北京的。这个活了55岁的母亲,最早被美国芝加哥大学东亚语言与文化系高级讲师王友琴深入研究,并于两年前公开发表于香港《开放》杂志,文章题目是《纪念一位英雄的母亲》。大陆这边在2010年有了真正的“动作”,曾经拍摄纪录片《寻找林昭的灵魂》、《我虽死去》的獨立制片人胡杰做摄影,《南风窗》杂志主笔郭宇宽做采访,而后王佩英的儿子张大中在2010年3月27日邀请了500余人在北京公开纪念其母,刻录DVD光碟,自印书籍,广赠社会。《炎黄春秋》2010年5月号杂志刊载郭宇宽长文《寻找王佩英》,随后《纽约时报》、《凤凰周刊》、《中國经济周刊》、《中國青年》、《往事微痕》等媒体,持续介绍王佩英。互联网同样发挥了巨大作用,各人纷纷评论、转载,博客、微博、网刊、论坛等,皆对王佩英持续关注。2010年12月,张大中更因反思文革、继承直言精神、推动民间慈善,被《看历史》杂志等媒体推举为“国家记忆”2010年度历史行动者候选人,最终得票数仅次于建造文革博物馆的樊建川。   从2010年3月至2011年6月,15个月一晃,彻底昭雪王佩英之事进展得如此顺利,公道讨得如此有品格、有影响,确实令人振奋。中國冤假错案当然非仅此一例,由于个人境况不同,努力程度与运用方式不同,太多案件也就随风而去,直到被人们彻底遗忘,就像从未发生过一般。但像张大中这样,一方面做着企业(甚至还成为国美电器董事局主席),另一方面又为其母的历史冤案不计代价地奋斗到底,着实少见。我注意到《第一财经日报》首席记者陆媛今年3月在法律出版社出版《国美涅槃》一书,写的虽多是各厉害人物的商界恩怨,但涉及到张大中时,则将“张大中寻根王佩英精神”列为单独的一章,且是最后的压轴之章。张大中为母亲讨公道,已不再仅仅是以家庭本位来考虑,而是将其作为一股民族精神,传之四海,甚至成立“王佩英慈善基金会”,又向中國第一个文革博物馆“建川博物馆”捐资百万,就是要以其母为线索,指向文革大潮之本质,激励国人痛作反思,让那个黑暗时代不再卷土重来。   纠正过去,启示当下   将终审判决书交到张大中手中的人,是北京高院院长池强。我看过他接受媒体采访的视频,他说:“任何案件出来,如果司法不公,审判人员枉法裁判,谁都有权力去监督。我们要重视人的尊严问题,要重视公平正义的问题,要让案件审理来得明白、快捷,尊重当事人的诉讼权利,还原事实真相,打公正的官司,打经得起历史检验的官司。我们要案结事了,化解社会矛盾。社会要发展,就要有规矩,司法公正就是社会秩序的指向。”且不论别的案件在他管辖之下做得如何,单说王佩英这个离世41年的文革冤案,他能有这么诚恳的表态和行动,确实值得一赞。但凡在位者做得不错的,我都勇于承认。本来我对中國的司法环境很没信心,尤其是司法不獨立却要做到司法公正,靠的已不是制度力量,更多的是个人能力的突破。我欣赏池强在处理王佩英一案上的表现,确有道德光芒。   当然还有一种流行的说法。有网友在转载王佩英被彻底终审昭雪的新闻时,直接把这说成是“母凭子贵”,张大中有钱嘛,又是北京市人大常委,又是全国工商联执委,还有什么事情办不了的呢?云云。我不特别反对这种说法,并且承认在中國要夺回尊严与自由,实力确实很关键,强大的公民个体是干成大事的基础。但这种说法忽略了事情本质,只看表象去了。须知,王佩英一案,是在一个万马齐喑的时代,一个普通女子,基于国家灾难而向最高獨裁者吼出下台的喊声,而后遭受种种令人发指的折磨、迫害,直到这个人被杀掉,留下七个子女无人看护。此案不但是冤案,而且是正义被邪恶扼杀、光明被黑暗吞噬的有挑战極權意味的案件,王佩英乃是那个时代最有种、最决绝的英雄。   王佩英一案非常极端,她不像张志新那样到死还认为自己是馬列主義者。在那个年代,她甚至以宣告退出中共来表达绝望,还在广场、街道等处张贴大量传单,当众高喊“打倒毛澤東”、“刘少奇万岁”。别人被公审者称为“气焰嚣张”,她被称为“气焰嚣张到了极点”。即使放在当今这个时代,你说你看到中國有那么多的灾难,你认为这是统治者失职,搞獨裁,欺骗人民,然后你要求退黨,你去广场、街道发传单,支持黨内改革派,要專制者下台,还高喊要打倒他,你很可能就被“颠覆罪”给拿下了。这样一个如此特殊的王佩英,在就义41年之后被终审无罪,不但是对那个时代的纠正,也是对这个时代的启示。这个启示就是,真正的爱国者,宁可遭受磨难和刑罚,也要讲真话,让统治者不再高高在上地沉迷于自欺欺人,而要迫使他们正视人民疾苦,痛作改革,这样灾难才会降到最低。从这个意义上讲,张大中、池强在今天能把如此敏感的事情做到这个份儿上,已是奇迹。   还我真相,还我公道   我听过最毒的话是,有人把王佩英当成“疯子”,说她像泼妇骂街那样疯狂攻击伟大领袖,竟然还有人说她是“圣女”,简直想吐。说这话的人,没看过《我的母亲王佩英》这部纪录片,没读过《王佩英评传》这本书。在我看来,王佩英是铁了心要殉道的,不是出风头、发神经。她受过天主教熏陶,也曾为中共地下黨付出一切,中共建政后她像绝大多数人那样放弃一切来当个普通人,在幼儿园带孩子,而后当清洁工。如果不是因为大饥荒饿死了那么多人,如果不是因为看到当时的政府一直在拼命掩盖自己,并且内讧连连,从高层权力斗争,一直发展到全社会疯狂的階級斗争,她就不会那么凛然地站出来。王佩英说过的最经得起历史考验的话就是:“河南是饿死了人的。”她甚至为自己的言论和行为,做到了“抛家”的地步。如果她想活命,只要低一下头,兴许就能躲过一劫。但她扛住了,心一横,宁死不屈,结果就成了以死殉道的英雄人物。   转过头来说张大中。他当年拿着母亲的1000元抚恤金,辛苦创业,越做越大,是鄧小平经济开放政策的受益者,先富起来了,甚至还奋斗到有了政治头衔,确有几分体制内人士的色彩。但是,又有几个人在财富上做到他这个程度的时候,还愿意去冒政治风险,一定要重新触碰敏感的文革问题?多少人富裕起来以后,连自己是谁都忘了,更别提父辈那些陈年烂谷子的事了。又有多少人为了在人生道路上走得一帆风顺,进而扭曲、遮掩、逃避旧事,巴不得离那些N年前的事越远越好,以求“政治正确”。但张大中不这样选择,他选择还我真相,还我公道。他为母亲平反而奔忙,绝不是从去年才开始的,换句话说,不是从他成为亿万富豪那一天开始的,而是从1970年他母亲被杀以后,他就没忘记为母亲平反而到处找这个人、找那个人。终于,1980年,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为王佩英平反了,这就是《80中刑监字第295号刑事再审判决书》。   然而,那一年的平反是不彻底的,是打圆场的,不能让人心服口服。他要的是彻底昭雪。多少年来,他不但在奔忙着,也同时在做文革研究,据我所知,阅览无数的张大中的水平,至少称得上是研究文革的“准学者”。在当今传播手段和大众接受途径多式多样以后,来自司法机关的终审判决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让王佩英这个具体的人,重新走进一般民众的心里,让人们在心灵深处去同情、理解、赞赏这个人,吸收其勇气精华,反思罪恶时代的种种成因,挽救社会矛盾激化背后的汹涌危机,这何尝不是“救心”之举?一张白纸,再盖个红章,是今天之于昨天的胜利,是民族精神没被埋没和压垮的胜利,这才是1968年林昭血写遗书所说的“历史将宣告我无罪”,证明中國人的脊梁纵然会在某一黑暗时刻被压断,但终有一天还是会硬朗地挺直起来,表明这个民族并非全是懦夫和奴性,更有勇士和公道。   警示今后,勿蹈覆辙   历史总在循环着相似的苦难,多少人为了美好未来而发出震撼先声,因其受罪,却也无怨无悔,昨天如此,今天如此,未来也许还会如此。人类历史和国家历程,一直都是这样循环着,但有这一个个英雄的参照,就会警示今人与后人,防止再蹈历史覆辙。王佩英一案的胜利,不仅在教育着当政者、抚慰家属,也同样在教育着民众、激励冤民,而且是以最具说服力的法律诉讼方式,这是让人最服气的有效手段。由于人人立场不一,现在和以后也同样会有骂王佩英的人,王佩英不会因为在死后41年被法院终审判决无罪而停止备受攻击。我认为这很正常,就像有人看到美女不敢去承认,说这是跎屎,被玷污的其实不是美女本身,而是说这话的人,因为只有当他自己仅仅是这个认知水准并心有所想的时候,才会有如此肮脏的言辞。民众自己如何反思,是个人头脑里的活动,无论如何,都是靠自己来觉悟的,谁也强迫不了。   中國需要平反的事情实在太多,牵一发而动全身。在香港我就见到一批五七学社的老右派,他们至今还在为1957年的事情愤愤不平,反毛者甚众,出版、演讲,盼望得到社会认同和公正评价。政治运动的受难者尚且如此之多,至于当今民众为生存而维权受压,如圈地、拆迁等平常事,就更是多如牛毛了。如此看来,有魄力解决王佩英一案的池强等辈,任重道远,未来的法治之路更需要无数为公平正义而奋斗的有志青年。我们这个民族,几千年来都在重复着打倒又建设、建设又打倒的历史,如此周而复始,有时甚至还呈现历史倒退的局面。就像韩寒所言,拿90年前的中國言论开放程度,来衡量今天的言论钳制状况,许多人是要被笑死的。就像王佩英一案,别看终审判决无罪,可“百度百科”已删去“王佩英”词条,《王佩英网站》被封,许多关于王佩英的文章或新闻被不断删掉,我曾上传一些《我的母亲王佩英》的图片和歌,也被一一和谐……   连法院都终审无罪的人,在网络世界却被一一抹去痕迹,像是怕被人看见似的。究其缘故,恐怕还是有意识形态方面的顾虑,有的是自我阉割,有的是被迫整容。好在经过一阵阵砍杀之后,网络尚留片甲,只要人们愿意去了解,同样能够将王佩英的形象与精神刻进他们的内心。遮,是绝对遮不住的,尤其是在如今这个任何事情都可能无远弗届的时代。   作者: 杨银波 中国报道周刊 , 2011-08-29. | 添加评论 | No comment 原文地址 历史将宣告我无罪 通过Google Buzz关注 中国报道周刊 通过Twitter关注 中国报道周刊 通过RSS 全文订阅 通过电子邮件 全文订阅 文章分类 历史长河 . 欢迎大家投稿, 点这里 发送投稿邮件 相关日志 骆驼的悲哀——甲申再读之三 (9) 青春祭 (17) 阿富汗战争的历史价值 (0) 重温人亡政熄的历史教训 (1) 透视9·11:历史的分水岭还是一次小插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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