鄢烈山

2011年11月22日 16:30:02 　　   　　在孔庆东身后，站着一个更加孔庆东的北大，和一个非常孔庆东的社团，而孔庆东不过只是北大和社团的一条狗而已。    　　孔庆东并不是北大的代表，而是北大的精神领袖。对思想和精神的放弃使孔庆东和北大得到了彻底的解放，精神家园的丧失与沦陷营造了一个流氓时代，正像一位网友所说：孔庆东终于成为“人类都无法战胜的一朵奇葩”。据说孔庆东“三妈的”之后， 北大校长周其凤对重庆晚报记者说，孔庆东是个才华横溢的人，“他写的很多东西都非常好，我本人很喜欢他的文字。”     　　“时无英才，使竖子成名!”如果说当下的北大是什么，那么孔庆东无疑是一个标杆式的人物，特别是在贺卫方被逐之后。从某种意义上，今日之北大已经进入一个孔庆东时代。如果说季羡林犹是一个犬儒，那么孔庆东则已经沦落为一个市井小贩甚至无赖流氓。     　　孔庆东时代的北大已经完全世俗化和商业化，甚至从庸俗走向恶俗。这种趋势一方面完整地体现在北大百年讲堂上，从金庸、周星驰到芙蓉姐姐，北大走下了神坛。另一方面则体现在校长的气质上，当副部级的周其凤载歌载舞，唱起张韶涵的《隐形的翅膀》，并填词“化学就是你，化学就是我，父母生下你我是化学过程的结果”时，一个蔡元培和胡适时代的北大几乎恍如隔梦。在一个低智化的社会中，北大已经成为低智的榜样。   　　   　　     　　   　　 孔庆东时代的北大 作者：杜君立 2011-11-15 1 “一分钟前，《南方人物周刊》电话骚扰要采访我，态度很和气，语言很阴险。孔和尚斩钉截铁答复了一个排比句：去你妈的!滚你妈的!操你妈的!” 近日以来，孔庆东因为这则微博而声名鹊起。北大素有“宁可鸣而死，绝不默而生”的传统，虽然之前他早已经出书上电视，但只是从这两年开始骂人以来，孔庆东 才算摸到了出名的门道。语不惊人死不休，或许可以说，这也是芙蓉姐姐和凤姐带来的启示。她们与孔庆东的不同是从不伤害别人。 “一个人一辈子做一件坏事不难，但要一辈子都做坏事，就非常难得了。”他骂美国国务卿希拉里是“母狗”;他骂姜昆是“下三滥”;他骂贺卫方是 “汉奸法学家”;他骂央视“毫无人性”;他骂记者是“国家公害”;他骂南方报业集团是“汉奸报系”;他骂深圳是“反动政府”;他骂中国是“不要脸的国家”。对孔庆东来说，骂是他重要的提高知名度的方法;为了增加骂的效果，他采取了最出位最低级的爆粗方式，如泼妇骂街一般恶毒下流。 “骂人绝不是战斗”。孙隆基将一个人对自己言行的控制力类比成排泄能力，一个污言秽语的人如同一个大小便失禁者，这是一个人人格(身体)不健全的结果。如果说知识分子是人格健全的样板的话，那么孔庆东正好是知识分子的反义词。孔庆东认为自己骂人就是“八路骂鬼子”。他骂药家鑫时说：“你跑吧，跑到天涯海角，我把你满门抄斩!”他骂贺卫方时说：“你想给美国人当孙子，美国不要你啊，因为你不是你美国爷爷日出来的啊!”他骂网友时说：“其实如果再来一次‘文革’的话,所有的‘五毛’都会被揪出来。你以为你是匿名的，就查不出你来了?一旦查出来，杀头怎么办啊?” 孔庆东曾经靠研究鲁迅谋生。鲁迅曾总结过骂的技巧：“从指挥刀下骂出去，从裁判席上骂下去，从官营的报上骂开去，真是伟哉一世之雄，妙在被骂者 不敢开口。”孔庆东不仅爱骂，而且会骂;他不仅注意选择骂的对象，更注意选择骂的舞台。他在重庆骂道：“谁反对重庆，谁就是反对党中央!”他在警察局骂道：“这些记者排起队来枪毙了，我一个都不心疼!”他在人间骂乔布斯道：“乔布斯离开了一个罪恶累累的苹果!苹果给全世界带来了无数的灾难。像乔布斯这样的人死的越多越好。苹果集团现在就是一个罪恶累累的苹果。网上为了乔布斯的离开而痛哭的中国人都是汉奸!” 中国知识分子素有一种名士情结，从魏晋开始，放浪形骸愤世嫉俗就成为一个名士的标准形象，而骂则是一个名士的基本功。祢衡骂曹操，方孝孺骂朱棣，章太炎骂袁世凯，马寅初骂蒋介石，李敖骂蒋经国……骂体现了一个基于良知的知识分子面对权力时的勇敢与正义，因此名士之根不在骂，而在良知与正义、勇 敢与磊落。如果只是打鸡骂狗欺软怕硬，谄媚于权力，厉骂无权无力的民众，则与名士无关了，而只剩下骂。 鲁迅曾经说过：“据我的经验，那种表面上扮着‘革命’的面孔，而轻易诬陷别人为‘内奸，为‘反革命’，为‘托派’，以至为‘汉奸’者，大半不是正路人’。”孔庆东常常不经意间泄漏了其人格的猥琐与缺陷，比如他常说：“爷是北大教授，怎么样?眼红了吧?汉奸王八蛋们!爷家来暖气了，气死你们这帮孙子!”孔庆东不只是骂，他也夸。他夸郭德纲是“民族英雄”;他夸于丹是孔子再世，“倒退2000年，孔子就是于丹”;他夸朝鲜比中国好三倍，“没有伟大的领袖和劳动党，没有强大的人民军，没有宁死不屈的民族骨气和奋发忘我的劳动热情，(朝鲜人)早都死绝了。” 孔庆东深谙信息过剩时代的传播技巧，他为此制造了一批讨巧的笔名，比如孔醉、醉婴、周三、丛剑等，甚至还有一个日本版的“孤岛独一郎”;除此之外，他还有很多传播性的口号，比如“北大醉侠”、“北大的马克吐温”。他总结自己的十全武功包括“语文八卦掌，现代文学六合拳，通俗文学扫堂腿，武侠连环套，金庸倚天剑，大韩民国疯魔爪，戏剧流星锤，大众文化一阳指，地域文化梯云纵，教育九阳真经，高考改革擒拿手，党史断魂枪，军事乾坤大挪移，毛泽东研究互搏术，宗教思想打狗棒，反腐倡廉蛤蟆功……”他虽然常常令人莫名其妙的自称“孔和尚”，乃至自称“孔子73代孙”。在《第一视频》中，孔庆东常常以“爷爷”自居，将其他人称作“孙子”。 事实上，他最热衷的称呼却是“北大教授”，以及自己的社团身份。2006年，哈佛大学校长萨默斯只不过在公开场合说了句“女性在科学和数学上的成就不如男性”，就被舆论抨击性别歧视，最后只得引咎辞职。但毫无疑问，萨默斯的灾难不会发生在孔庆东身上;“敌军围困万千重，我自岿然不动”，在孔庆东身后，站着一个更加孔庆东的北大，和一个非常孔庆东的社团，而孔庆东不过只是北大和社团的一条狗而已。 2 孔庆东是在文革时代的一个工人家庭长大的，这属于当时在政治上和物质上最为优越的一个社会群体。虽然没有赶上“红卫兵”，但“红小兵”还是赶上 了。“毛主席培养的千百万红小兵还没死绝，正在拔剑出鞘。”这种成长背景带给孔庆东一种自命不凡的精英意识，毛式思维和毛式话语从此根深蒂固阴魂不散。他在14岁时写过一首革命诗：“孔庆东，真英雄，前进路上当先锋。为了人类得自由，哪怕流血与杀头。”如果说一个人的出身与童年常常会决定一个人的一生，那么这种富于时代气息的暴力情结与理想主义，在未来的日子里似乎极为典型地体现在孔庆东的思想和行为中。 22年前的那个夏天，北大学生领袖孔庆东已经24岁，他终于可以以“北大筹委会”召集人的显赫身份指点江山。当孔庆东的革命梦想随着这次广场运动被钢铁的国家机器碾碎时，他和无数北大人一样被发配到最偏远的地区;一个叫陆步轩的北大才子甚至沦落为卖肉的屠夫。很多年后，孔庆东对这一段激情燃烧的岁月讳莫如深闭口不提。 北京已经离他远去，“万马分尸国欲休，人心似水覆难收。豪情总被闲情笑，放眼天边一白鸥。”在这段寂寞难耐的日子里，孔庆东只能从风靡中国的金庸热中寻找温暖。武侠从来都是中国小人物的童话。这种借酒消愁的逃避并不能改变什么，马克思说过，理想在现实面前总是不堪一击。直到3年后，前度刘郎今又来，孔庆东依靠考试和向社团效忠得以重返北大。他在《重读‹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写道：“二十年来苦读书，气吞万象志踌躇。今朝识得大千貌，始信文章愧不如。” 孔庆东选择了金庸，在王朔看来，这是给金庸抬轿子。在革命家的梦想彻底破灭之后，一个自命不凡的犬儒诞生了。作为一个成功的犬儒，只有成名一条路。据说犬儒的始祖欧也根尼名气之大，连亚历山大都要亲自来拜访。通过他的博导钱理群，孔庆东邂逅了中国民间出版家贺雄飞。很快，孔庆东与余杰、摩罗被包装成非主流的“北大三侠”，成为图书市场的传奇。很多年后，贺雄飞这样说：“当年钱理群先生在赞扬余杰和摩罗时所说的‘精神界战士’的影子，只可惜的是，当年我当酋长时的那批人，已经有好几个不是‘精神界的战士’了。余杰信了主，摩罗彻底否定了自我，孔庆东则完全沦为‘帮凶’和‘帮闲’文人，只有谢泳先生成为一名真正的大学教授。” 孔庆东无疑很快就融入到了北京这种权力江湖中，并且如鱼得水。孔庆东以“祥林嫂到底是谁杀死的”，开创了《百家讲坛》的八卦花边模式。不幸的是，孔庆东并没有使《百家讲坛》出名;同样，《百家讲坛》也没有让孔庆东出名。即使这样，在易中天之后，孔庆东还是常常以“百家讲坛开国元勋”自诩，并且发誓他再也不会上《百家讲坛》了。离开出版与电视，孔庆东只剩下北大这个贞节牌坊。在接下来的日子里，孔庆东全身心地依靠这个牌坊，竟然终于达到了化境; 孔庆东与北大已经焦不离孟孟不离焦，孔庆东就是北大，北大就是孔庆东。孔庆东并不是北大的代表，而是北大的精神领袖。对思想和精神的放弃使孔庆东和北大得到了彻底的解放，精神家园的丧失与沦陷营造了一个流氓时代，正像一位网友所说：孔庆东终于成为“人类都无法战胜的一朵奇葩”。据说孔庆东“三妈的”之后，北大校长周其凤对重庆晚报记者说，孔庆东是个才华横溢的人，“他写的很多东西都非常好，我本人很喜欢他的文字。” 3 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物还是，人却非，今日之北大早已不是昨日之北大。北京大学初名京师大学堂，创建于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是戊戌变法的产物。事实上，北大虽然是中国第一所现代大学，但同时也是中华数千年“太学”传统的延续。在蔡元培任校长以前，北大成为科举的替代品，甚至成为仕途捷径。北京大学自蔡元培时代以来，科学氛围浓厚。陈独秀、李大钊、胡适等一批重要的历史人物都曾在此时期在北京大学任职或任教，鲁迅也在此兼讲师。思想自由、兼容并包，从而北大成为中国的学术中心，乃至“五四”运动和新文化运动的发源地。“民主”、“科学”也成为与北大密切相关的词汇。这样的历史经过积淀形成了一种具有理想主义色彩的爱国传统，北大师生也不断的为这样的理想而奋斗并付诸实践。正是在这种氛围中，北大教授陈独秀创建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将财产作为政治目标的社团。 蔡元培时代之后，北大进入胡适时代，包括蒋梦麟和傅斯年在内，这一时期的北大依然延续了其精英精神和贵族气质。在民国时代，读书上大学基本只是富人的专利。民国三十八年，当年那个图书馆管理员站在了天安门城楼上，中国包括北大都成为这个社团的财产。毛万岁所做的不仅仅是更换了北大的招牌。在某种意义上，马寅初时代的北大依然是对胡适时代的延续，这种延续其实只是一种苟延残喘。清洗知识分子的反右运动中，马寅初因为《新人口论》被官方褫夺北大校长之职。马寅初不仅坚持了一个知识分子的尊严，也苦苦坚持着北大的尊严：“我虽年近八十，明知寡不敌众，自当单枪匹马出来迎战，直到战死为止”，“因为我的理论有相当把握，不能不坚持，学术的尊严不能不维护，只得拒绝检讨”。 如果说林昭是北大的圣女，那么聂元梓则是北大女巫。北大的沦落并不是从聂元梓开始，但聂元梓代表了北大的沦落。这个狂热的社团分子创建了“新北大公社”，北大再一次成为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索。这场浩劫中，包括饶毓泰、翦伯赞在内的数十个著名教授自杀身亡。北大从此成为一种不祥的传说。很多年后，孔庆东在他的博客上对网友说：“只有中国到了今天这个真正民不聊生的时候，人们才重新意识到文革的伟大”;文革是人民的正义起义，要收拾但没收拾利索的，就是你这种王八蛋!”他似乎忘了当年“砸烂孔家店”中，孔子被掘坟暴尸。这个“孔子73代孙”果然是大义灭亲了。 劫后余生的北大在王柴时代达到又一次辉煌，当时的校长丁石孙多少保留了北大的传统遗风。在22年前的这场民主运动中，北大继续扮演了重要的历史角色。这些青年精英中，北大人构成了浩浩荡荡主体力量，而孔庆东也是其中的积极分子。北大精神的死灰复燃使其最终遭到官方严厉的打压，理想主义色彩渐渐散去。此后几年入学的新生必须接受一年严格的军训。在愚蠢的军人训练下，此后的北大学生已经明显不同。在丁石孙被罢免后，此后的几任校长均来自社团成员，吴树青、陈佳洱、许智宏，直到如今的周其凤。曾经北大越来越变成社团的“党校”。除过中关村时代的吴树青有经济学背景，以后3届校长均是较少思想人文基础的理工类技术专家型官僚;北大作为中国最精英的人文思想发源地早已不复存在。 北大很早就以“三角地”闻名，三角地布告栏位于学校的大讲堂南侧，一直是“民间资讯发布中心”，也是几十年来历次中共政治运动的发源地之一。如今，作为言论中心的现实中的”三角地”已经早已不复存在，并为北大未名BBS上的相应版面所取代，即使在BBS上的言论自由受到相当的控制。事实上，在出国潮席卷之下，TOEFL和GRE早已成为北大学生的“必修课”，关心政治已变得非常罕见;或者说，那只是社团成员的事情，因为他们需要经常“学习政治”。这就是李敖所说的，“北大变孬了!” 2009年季羡林之死象征着北大又走过了季羡林时代。这个研究梵文的普通学者因其效忠社团，在他的耄耋之年获得令人咋舌的荣誉。温家宝道出了实情：“您在最困难的时候，包括在‘牛棚’挨整的时候，也没有丢掉自己的信仰。”这些飞来的廉价荣誉就连季羡林自己都感到有些受宠若惊。事实上，这种对北大的隆重礼遇泄漏了官方严重的文化焦虑，因为作为思想国的传统北大已经没有了。俗话说，蜀中无大将，廖化作先锋。李敖就对这个“国学大师”颇不以为然。“要说真话，不讲假话。假话全不讲，真话不全讲。”季羡林成为一个犬儒时代的新模范。极为讽刺的是，季羡林最终在一片有关虐待和财产的纷争中死去;虽然哀荣无限，但无法掩饰权力下一个传统知识分子的可怜与卑微。 张维迎试图以经济学理论推动中国大学体制改革，结果被北大社团罢免了北大光华管理学院院长之职。作为经济学家，张维迎曾经创造了一个“钻狗洞理论”：“中国的好多体制就像一堵墙，上面挖了许多狗洞，然后让我们钻狗洞。我曾经说过光华不钻‘狗洞’，我们要从墙上跳过去。但是有的时候你跳不过去，可能会摔死。所以我现在想，必要的时候我们还是得有一些人来钻狗洞”。“钻狗洞理论”的悖谬之处在于：所谓“狗洞”，顾名思义就是为狗量身打造的。如果人能从狗洞里钻过去，人就得变成狗——否则就不叫“狗洞”，叫大门了——人要变成狗当然也没什么，但你要指望它再说人话就不对了。所谓“狗嘴里吐不出象牙”。如果他是个人，他不愿意当狗，他压根儿就从狗洞里钻不过去。 在一个自称“社会主义”的国家里，“社会学”其实一直属于禁忌。自称“精神上有洁癖”的郑也夫始终没有加入社团，他是北大，也是中国不多的几个良心社会学家之一。在北大，郑也夫完全是一个边缘化和被边缘化的学者，他对“现在的社会包括学生越来越向钱看”只能空叹无奈。2010年，他指导博士生冯军旗完成了博士论文《中县干部》。这部长达25万字的社会切片真实而残酷地反映了中国地方政治生态已经严重走向家族化和社团化。这次成功的田野调查成为近年来北大乃至中国学术研究的一个楷模，特别是在抄袭成风、官样文章泛滥的当下。博士毕业后，冯军旗并没有留在北大，而是骑着一辆二手永久自行车去社科院做了一名助理研究员。 4 竹林七贤的阮籍曾叹：“时无英才，使竖子成名!”如果说当下的北大是什么，那么孔庆东无疑是一个标杆式的人物，特别是在贺卫方被逐之后。从某种意义上，今日之北大已经进入一个孔庆东时代。如果说季羡林犹是一个犬儒，那么孔庆东则已经沦落为一个市井小贩甚至无赖流氓。从出书到上电视，再到四处走穴参加开业开盘庆典，孔庆东时代的北大已经完全世俗化和商业化，甚至从庸俗走向恶俗。这种趋势一方面完整地体现在北大百年讲堂上，从金庸、周星驰到芙蓉姐姐，北大走下了神坛。另一方面则体现在校长的气质上，当副部级的周其凤载歌载舞，唱起张韶涵的《隐形的翅膀》，并填词“化学就是你，化学就是我，父母生下你我是化学过程的结果”时，一个蔡元培和胡适时代的北大几乎恍如隔梦。在一个低智化的社会中，北大已经成为低智的榜样。《南方周末》方可成曾讥讽周其凤： “不伦不类，天雷滚滚，斯文扫地。”人以类聚物以群分，周其凤不过只是另一个孔庆东而已，孔庆东攻击南方报系实则是替主子出气。 北大100年诞辰时迎来美国总统克林顿，中文系党员学生马楠对克林顿说：“本校前任校长蔡元培曾经说，当伟大的道德精神实际运用时，它们不会相互抵触。而且，我也不认为个人的自由会与集体自由抵触。以中国为例，它的蓬勃发展实际上确是我国人民自由选择与集体努力下的成果。因此，我认为，所谓真正的自由，应该是人民有权自行选择他们想要的生活和发展方式。只有那些真正尊重他人自由的人，才能了解自由的真谛。”几年之后，马楠选择了她想过的生活—— 移民去了美国。在孔庆东时代，北大每年有将近一半的学生参加出国考试，而出国的人中，九成以上首选美国。北大也成了“留美预备学校”，北大人戏称自己是“寄托(GRE和TOFEL)的一代”。据《高教年鉴》说，2005年北大是获得美国院校博士学位最多的本科生生源院校榜首。 在权力体制下，北大越来越成为贵族精英的子弟学校，这是一种典型的不正义。在安徽，15079名考生才能有一个考上北大;而在北京，每287个学生中就有一个人能考上北大;持续的社会资源畸形分配，使北大农村学生的比例从上世纪50年代的70%降至如今的1%。被压制在社会底层的大多数中国公民日渐失去通过教育改变自身命运的社会上升管道。 虽然北大在思想重兴和学术领域乏善可陈，但却升官有道、生财有道。据南方周末2007年报道，“拥有北大教育背景的官员人数近年呈明显上升趋势”，“在任的副省部级以上官员共有57人”。其中毕业于北大77级历史系的薄熙来更是其中最具权势的一个，因此唱红的重庆与孔庆东的北大之间发生怎样热烈的互动都不意外。在清华之后，北大正在成为权力与资本同流合污的另一源头。在1999年至2010年之间，北大校友中诞生了79位亿万富豪，连续三年高居内地高校首位。在2011年4月公布的福布斯全球华人富豪榜上，中国首富李彦宏1991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信息管理专业。其他北大富豪还包括新浪网创始人王志东，以及李宁体育用品有限公司董事长李宁等。李彦宏甚至出资1000万元设立北大回报基金。 毕业于北大梵文专业的钱文忠以在电视上讲解《三字经》和《弟子规》闻名，并迅速混成浑身名牌的炫富高手;据说他收藏的LV就有几百只。这种“北大富豪”语境之下，阿忆也高调“哭穷”，原来北大教授月薪“只有”4786元;而他来北大之前，“每个月的收入比5万还要多”，他“每个月都是赔钱为北大工作”。还有一个北大教授将一个小他26岁的中学生诱骗上床，并发展为情人;当这个女孩向其索要30万元青春费时，北大教授协助警察将这个可怜的“敲诈犯”抓捕。北大至始至终拒绝公开这个教授或者说“禽兽”是谁。 相由心生，孔庆东天生嘴歪眼斜面目狰狞，比不得阿忆水灵，但他却是一个赚钱的好手。据说早在10多年前，身为北大副教授的他就为韩国留学生做枪手，一篇本科留学生的毕业论文可以卖到8000块。在这个娱乐时代，名人走穴远比枪手赚钱快，孔庆东这些年千山万水地去走穴，甚至连偏远的三线城市平顶山都不放过。走穴赚的是知名度的钱，知名度就是生命线;在这方面，孔庆东长袖善舞，炒作有方;说白了，只要豁出去，不怕人笑话，不怕人指脊梁，其实也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人不要脸，天下无敌。常言说，赚钱如吃屎。毕竟靠着北大这个蔡元培胡适们打造“金字招牌”和“百年老店”，如今财大气粗的孔庆东不仅不屑于做枪手，甚至有钱雇枪手了，出个书都有一大堆人在记录、在润色，他只要提供一张横眉立目的照片即可。 北大教职工数万，几乎与学生相当，其中博导数千，教授近万;在偌大的北大，教授多得一块砖能砸死一堆，本来算不得什么稀罕。但“北大教授”在一种商业语境下，竟然被神化为一种文化和权威的象征，孔庆东因此获得令人惊叹的“成功”。或者说，孔庆东极其逼真传神地诠释了“叫兽”和“砖家”的真实含义。孔庆东的言行绝非一个正经的文化人或者知识分子所可以想象。北大在20多年间的沧海桑田，真是如此不可思议。在孔庆东刚刚进入北大的那一年，海子从北大法律系毕业;当孔庆东引领学生们占据权力的主席台时，海子已经被山海关的机车碾碎。那时，北大社会学所里有一位少言寡语的讲师，他叫王小波;他从没有为自己贴上什么“北大”的标签;他像卡夫卡一样，在思考和焦虑中度过自己真诚的一生。他的内心如火，智性而又谦卑。他活着的时候没有引起任何注意;他死了以后，人们这才发现中国早就有一个心静如水的大师。 5 很多年以前，前门大栅栏有一个卖冰棍的，每天大骂：“要不是爷爷我在这儿卖冰棍，丫的全北京人都得他妈的渴死!”这个“叫兽”的智商恰好跟一只鸡类似，一只公鸡常常以为，只要它不打鸣，那么天就不会亮。启蒙运动时期的英国作家塞缪尔•约翰逊有句名言：“爱国主义是流氓最后的庇护所。”流氓往往是权力的伴生物，如果说权力是粪便，那么流氓就是屁。在一个权力控制一切的时代，流氓往往会大成气候，甚至成为一种时尚潮流和榜样，将审美改写为审丑。流氓消解了一切正经与严肃，从而抹杀了人的神性。知识分子的流氓化就是犬儒，大众的流氓就是市侩。 孔庆东的专业是研究青楼文学和通俗文学，或者说他研究的对象是妓女、嫖客和流氓，然而不幸的是，类似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研究者孔庆东最终竟陷入这种粗鄙的“反文化”中而不能自拔，嫖客话语与流氓话语已经潜移默化地成为其言说方式。在去政治化体制下，孔庆东的没落传达出的是中国知识精英群体的犬儒化与人渣化。在一个民族集体罪恶从未得到反思和清算的背景下，人们在掩盖和遗忘中不知不觉又踏入从前的覆辙;物质与技术的发展并不必然提升一个人和一个社会的文明与思想。无论孔庆东穿和服还是用苹果，他的脑袋其实还停留在40年前的毛时代。这好比一个“五官可爱”的智障者，即使他看起来如何高大魁梧，但他的智商只停留在3岁的儿童阶段;如同孔庆东的笔名“醉婴”——本来就是没有智力的婴儿，还醉了。对一个智力低下的儿童来说，成人世界里的一切东西必然会被一概地斥之为丑陋和邪恶;在他的世界里，不是“好人”就是“坏人”;不是“杀”这个，就是“操”那个。特别是当他学会了骂人之后，他就不再会说话;因为骂人已经成为他唯一的说话方式。 如果说孔子是丧家犬的话，那么孔庆东则是一条疯狗，不管是装疯假疯还是真疯。很多年前，余杰与孔庆东互相吹捧，余杰写了《孔庆东：孔门幽默孔门泪》，其中写道：“‘荒诞的世界里，必须收起你的庄严，才能混过卡夫卡的城堡。但不要忘了，当你面对上帝时，严肃点!’老孔本人乃是北大的文学博士，钱理群和严家炎两位先生的高徒，现在又在北大的课堂上为人师表，本来应当最正经的，却最不正经。然而，正是在他的不正经里，承续了北大的真精神。”正像中国官吏们一边口头上反腐败，一边行为上腐败;一边骂美国，一边把妻女送到美国，孔庆东以典型的人格分裂展现了当下中国的实用主义。孔庆东几乎每天都在骂美国， 但他却以受到美国大使接见为荣;他恶毒地骂乔布斯，但他却用的是苹果手机;他骂日本骂韩国骂汉奸，却偏偏喜欢穿和服;他总是对朝鲜和金正日赞不绝口，却津津乐道朝鲜的美女和美食。 孔庆东在2010年9月曾去朝鲜朝圣，“金正日的文化工作能力有口皆碑。……最重要的是忠孝二字，这是朝鲜红色江山保持颜色的根本秘诀。”他在《第一视频》中说： “谁说朝鲜人民正在挨饿了?我刚刚从朝鲜回来，朝鲜人民没有挨饿啊。朝鲜人民生活水平是不如我们，但是并没有挨饿啊，朝鲜人民生活水平相当于咱们90年代初期，你90年代初期挨饿了吗?你80年代的时候挨饿了吗?我任何时代都没有挨过饿，我从小长到这么大都没有挨饿，而且也没有看到周围一个人挨过饿。从六十年代到现在，中国人民吃得好好的，红光满面的，你看我身体，那块儿像挨过饿的样子?世界上现在最糟糕最腐败的国家就是中国，……我们中国为什么坏到这个程度?没有廉耻了。这么没有廉耻的情况下，人家朝鲜人民都不批评你，人家才是真正保持传统文化的国家，人家才是有泱泱大国之风。人家看在眼里，微笑在心里，人家不批评你。要批评你，你体无完肤，你哪有一点好处?在朝鲜人民面前，中国人应该低下自己那不知羞耻的头!” 半年前，孔庆东在《纸船明烛送瘟神》一文中曾经引用过笔者的一段文字，但他似乎忘了笔者的另一篇文章《中国大饥荒50年祭》。孔庆东《纸船明烛送瘟神》一文末尾写道： 、 清明节，除了想念自家的亲人，想念先贤先烈，还应该想想亿万的普通亡魂。读了杜君立的《民国十八年年馑》，文章写道：“进入群雄争霸的民国时期以后，饥荒已经如影随形成了中国人的家常便饭。当时中国人口出生率极高，一对夫妻动辄生七八个孩子，但人口却不见增长，原因是婴儿死亡率奇高，生的多死的多，死的多又必须生的多。在如此恶性循环中，人命如蚁。据出生在中国的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估计，1949年以前，中国平均每年有300-700万人死于饥饿。如此估计，民国时代曾经饿死过2亿以上人口。……1920-1921年华北四省区大饥荒：死1000多万人，灾民3000万……1928-1930年北方八省大饥荒：死1300多万人。……1934年全国大旱灾，导致饥荒，饿死过600万人。……民国24年，四川发生大饥荒：成都盆地各县都是灾区，受灾人口大约3700余万。四川省赈委会主席尹仲锡将一张人吃人的照片亲自交给蒋介石……1946和1947南方大饥荒：两年间仅粤桂湘三省就饿死了1750万人。……蒋梦麟先生曾抗战时期担任中国红十字会长。他在《新潮》一书中写道： ‘以我当时估计，在八年抗战期内，未入军队而死亡的壮丁，其数不下一千四百万人。’”怪不得在鲁迅先生笔下，“中华民国”不是一个褒义词。每年都有几百万人饿死，一共饿死了几亿人的中华民国，今天的汉奸们台独们居然歌颂如父母如天堂，说那时候的旧中国，有人权有民主有自由有文化，很多糊涂的民众也跟着应和。让我们按照汉奸的思维逻辑，借着清明节的纸船明烛，恭送汉奸们五毒们，回到你们天堂般的旧中国去吧。   　　(转载本文请注明“中国选举与治理网”首发)       　　

2011年11月21日 15:28:01 　　 “汉奸”辨     　　 　　起意写这篇短文，与“北大醉侠”孔庆东有关也无关。2010年11月19日在接受“第一视频”网站采访的节目中，孔力挺重庆市公安局长王立军的“双起论”。节目中有“网友”说“王局长拍案而起，（应）先从南方（报系）开刀”。孔庆东说“我觉得全国人民应该起诉南方报系，天天在诬蔑我们革命先烈，诬蔑我们的党和国家领导人，诬蔑全体中国人民。像南方报系还有野鸡网（鄢：指与他有过结的凤凰网）这些媒体首先就应该遭到起诉。”接下来他又说：“所以重庆市的打黑工作得到了全国的一致欢呼，有这样的好局长，有这样的好的警察队伍，那些汉奸记者怎么能不猖狂攻击，所以要用法律武器打击汉奸记者。”     　　这位北大教授的逻辑很有意味，重庆的打黑工作既然遭到南方报系的“猖狂攻击”，又怎称得上“全国的一致欢呼”？不过，这种“逻辑”我们这些从“文革”过来的人，非常熟悉：我代表全国人民，你不同意我的观点，你就是阶级敌人，当然不在“全国人民”之列，当然应该被打倒在地并踏上一只脚！     　　虽然我在南方报系混饭吃，也写过质疑重庆打黑做法的文章，但我并不觉得孔庆东的攻击和威胁是针对我的。首先不能接受孔某“汉奸”罪名指控的，恐怕不是南方报系的领导人，而应该是广东省委宣传部和中宣部，它们作为上级主管单位“守土有责”嘛，若真长期纵容“汉奸”，岂不要交出领导监管权并接受“法律武器打击”？     　　促使我写出这篇文章的内因是，我早就感觉“汉奸”这个词怪怪的，它的含义应该好好地辨析一下。     　　骂人的“汉奸”无疑是一个贬义词，但是，它又分明有大汉族主义的意味。众所周知，汉满回蒙藏等等，我中华民族共有56个民族，为何没听说“满奸”“回奸”“藏奸”“蒙奸”——中华民族的好人不能只由汉人代表，卖国贼也不会只有汉族才有吧？     　　最近读了《看历史》杂志2010年第11期的文章《三元里抗英斗争中鲜为人知的“汉奸”们》，恍然大悟：“汉奸”一词原是清廷的满族统治者创造并习用的，他们以少数民族统治多数民族，对汉人总是心怀戒备乃至敌意。第一次鸦片战争，琦善在连吃败仗的窘境中，上书道光皇帝，指出广东已不堪作战，原因就在于广东民众除已为汉奸者外，其余民众皆被英军诱惑以助敌势。在不少清廷官员看来，剿灭“汉奸”是比抗击英军更紧要的事。比如“靖逆将军”奕山在对道光皇帝上奏战果时，每次都把“杀死汉奸”放在斩杀英军官兵的前面。根据日本神户大学教授王柯的考证，“汉奸”一词始现于清朝：雍正年间，曾有汉人与“苗顽”联手对抗清廷在西南边疆的“改土归流”政策，这些人就被满清皇帝骂为“汉奸”，其意为汉人中损害满族统治的“奸细”。（《清史稿》卷307）     　　满族统治者所谓的“汉奸”，大多数原本是与对外贸易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中国商人和苦力，朝廷禁止海外贸易断绝了他们的生计，他们自然愿意帮外夷打败朝廷；而官军滥杀良民谎报战功，诬之为“汉奸”，必然加重民众对官兵的恨意而愿意帮助外番。对此，试图消除“汉奸”却收效甚微的林则徐也慨叹：“本皆朝廷赤子，或为利诱，或为势逼，陷入夷党，情亦可悯。”这种事情只与利害有关而与民族大义无关。你看，清代谴责小说《官场现形记》里写到的官军滥杀良民以冒功，与民族大义有什么关系？我们知道，明代严禁片帆入海，断了沿海渔民与商人的生计，他们便“勾结”倭寇乃至假扮“倭寇”攻州掠县，这是“官逼民反”，与民族大义呀“卖国”呀何干？清末民初的蒋芷侪记过一部《都门识小录》，写八国联军打中国时的事，说是清军溃败而散兵游勇趁机大肆奸掳烧杀抢，老百姓只好求救于洋兵。你能说这些可怜的百姓是“汉奸”吗？他们奉行是儒家的政治哲学，即尚书里说的“抚我则后（王），虐我则仇”；《孟子》里说的“君视臣如土芥，臣视君如仇寇”——报应不爽是天道的公平。     　　又说，“汉奸”一词出现于宋末：崖山之战终于以元灭宋而告终，元军统帅张弘范派人在崖山的石壁上刻了“镇国大将军张弘范灭宋于此”12个字，他想功垂千秋。但宋室遗民思念负主蹈海而殉难于此的南宋左丞相陆秀夫，在石壁上刻诗：“沧海有幸留忠骨，顽石无辜记汉奸。功罪昔年曾倒置，是非终究在人间。”这里有两个疑问：一，张弘范是汉人不假，但他公元1238年出生时，祖辈居住地（今河北省保定市清范附近）早在1125年（宋徽宗宣和七年）被金国攻占，距南宋签约割让给金国已有97年，而在张弘范出生前4年（1234年2月），金国已在新兴的蒙古汗国和南宋的联合进攻下灭亡，即张弘范根本就不是宋朝而是蒙古汗国的臣民。二，他是汉人，但“汉人”（指早就被国号“辽”的契丹人和国号“金”的女真人先后征服过的“中国人”）在蒙古统治者划分的种族等级中，低于蒙古人和色目人，却是比新亡国的“南人”包括新会崖山等地的人，高一个等级的；“南人”有什么资格骂他为“汉奸”？     　　从“汉人”与“南人”的区分就可以看出，“汉人”（今之汉族）本身就是一个说不清的历史概念。按照孙中山《三民主义》中的说法，炎黄部落曾是一些征服者，“窜三苗于三危”即把原住民撵到云南贵州等偏远地方去；但他们又被“胡人”征服，以致有晋室南渡、宋室南渡，成了最低等的“南人”。中原的炎黄子孙为什么叫“汉人”，他们建立的王朝又不止一个刘汉王朝？为什么只在海外，才叫他们“唐人”？为什么不叫炎黄子孙“宋人”、“明人”？我的解释是，这与汉代的匈奴人有关，在他们的眼里，“北庭”以南的人都是汉人。这种叫法被后来的“胡人”包括蒙古人所继承。这类似于俄罗斯与中国北方的辽国接壤，俄罗斯人与契丹人打交道，所以契丹人就成了中国的代表，CHINA的发音就是“契丹”；反之，蒙古人与俄罗斯人打交道，甚至统治了俄罗斯人240年，蒙古人受发音方式的限制，发音读“罗斯”时，前面要加一个“哦”的辅助音，于是我们也跟着蒙古人而把“罗斯”读成“俄罗斯”了，比俄语和英语的发音都多了一个“俄”。     　　这说明什么？民族本来就是一个历史概念，是演变中的，民族融合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没必要认死理，认死理你也说不清。你看，孙中山在辛亥革命前鼓吹“排满”，所以康有为、梁启超这些“保皇党”（君主立宪派）都是“汉奸”。等到辛亥革命一成功，马上讲“汉满回蒙藏”五族共和了，“汉奸”云乎哉！     　　“汉奸”成了一个欲加之罪的口实，这在抗战胜利后表现得很明显。老舍的话剧《茶馆》和电视连续剧《潜伏》里都有相关情节。想收编你，不管日伪宪特匪，“爱国不分先后”；想敲诈你，给你加一个“汉奸”的罪名就可以没收“逆产”让你家破人亡。     　　这些年“民族主义”猖獗，“汉奸”成了一个特别方便加诸论敌的罪名。你看“文革”极左时期，也没有把沦陷区的人民都诬为“汉奸”，没有否定百姓在强寇入侵时求生的本能。江青树立的革命样板戏《红灯记》、《沙家浜》、《平原作战》，还有放了又放的电影《地道战》，大背景都在沦陷区。李玉和唱道：“有多少苦同胞，怨声载道，铁蹄下苦挣扎仇恨难消；春雷爆发等待时机到，英勇的中国人民岂能够俯首对屠刀！”《平原作战》、《地道战》里都有“维持会”，白天应付鬼子，晚上暗通八路，并没觉得这有损于英雄人物形象，因为共产党八路军新四军坚持敌后抗战，就是靠这些百姓支持的。可是，在如今“爱国”愤青口里，这些人不是要被骂作“亡国奴”就是“卖国贼”，仿佛就他们有血性！     　　有些人想用“汉奸”的罪名搅浑水，理所当然地受到抵制。前几年，曾在上世纪80年代末的政治风波中大出风头的喻权域又想出风头了，在十届全国人大第五次会议中提出《惩治汉奸言论法》，其“汉奸”定义受到社会广泛质疑，提议无疾而终。现在孔庆东又欲拿“汉奸”的恶名“起诉”他看不惯的媒体和记者，虽然也不会得逞，但也不是没有附和者，这个“醉侠”的粉丝还是挺多的。所以，我们要辨析一下“汉奸”这个概念，不要轻易就被这种言论蛊惑了。     　　补充一下，我觉得要描述出卖中华民族利益的败类，不要用“汉奸”一词，而应叫“华奸”——中华民族里的奸人、罪人。   　　   　　2010/12/28   　　2011/ 01/21   中国经济时报   　　   　　    上一篇： 甘肃校车事故：“并校”一刀切之… 下一篇： 没有了 阅读数(46)　评论数( 0 ) 0 条 本博文相关点评

2011年11月20日 12:39:16 　　 “并校”一刀切之祸   　　      鄢烈山   　　发生在甘肃正宁的校车交通事故，继温州动车追尾事故之后，又一次触痛了国人的心。严重超载，校车不牢固，司机违规行驶等具体情况当然要具体分析，从更广阔的背景上检讨，在更广泛的范围内，在公共政策层面上反思改进，则更有必要。   　　有人说从公车消费中拿出十分之一就足够配备校车，这说的是“再穷不能穷教育，再苦不能苦孩子”的口号变成了“先官”投入的反讽；而教育投入占比，这么多年来一直没有达到法定的额度，则是全局性的问题；诸如此类，可议者多。本文单就教育行政部门的管理来说吧。   　　华龙网举办“全国博主版主品鉴重庆”活动，我被凤凰网“博报”频道推荐参加。16日下午与重庆市长黄奇帆对话，他在讲话中提到有些城市排斥外来打工者子女就学，以校舍不安全、师资不合格等理由将“不达标”的民办学校关了，却不安排他们到“合格学校”就读，就像一个人快饿死了，你从他嘴里夺下食物，说它不卫生，你又不给他卫生的吃，这就是“伪君子”、没良心。大家不约而同为他的直言鼓掌。——我们有些教育行政官员就是没良心。   　　就全国大政方计而言，废除城乡二元户籍制度，改变农民在国家生活中的二等公民地位，消除外来打工者因户籍受到的各种歧视，固然不是教育主管部门独力能做到的，然而是以体制为口实变本加厉加剧教育不公，还是尽可能改善弱势人群受教育的条件，仍然与掌权者的良心有关。   　　同理，在农村学校的“并校”问题上，也与教育行政管理官员是否执政为民的思路有很大的关系。   　　60年代末期，全国各生产大队（村）纷纷办起来民办小学。条件当然不可能达标。1970年3月，我到大队小学当教师时，学生们都是自带板凳上学，“课桌”就是一块块长木条下面撑几根桩子，除了我是初中肆业其他的老师都是小学毕业。公社高中的老师大多学历不够高中毕业。就这样的中小学，我们村就有不少学生考上了名牌大学。以这样的“师资”，今天的教育主管部门是绝不容许他们任教的！山高路远的穷乡僻壤，宁肯儿童失学，既无公办的，也不承认（补助）民办的教学点；孩子们要上学，只有到乡镇才有的“中心小学”去。平原地区即使拥挤和危险，孩子还有校车可坐；深山老林的孩子就只有翻山越岭靠步行了，就算一周五天寄宿，周末放假还得走很远，遇到山洪泥石流之类天气只有认命了。   　　90年代，我们湖北老家搞教育“普九达标”，每村建一所标准化校舍，我大弟时任村支书，要我们在外工作的兄弟姐妹为建新村小带头捐款。村小新楼建起来，还没启用一天（那楼房至今空着养蚊子，我建议改做公墓，放骨灰盒），忽然说要“并校”，让全村孩子都到镇上去读书。于是，老家村上的孩子都坐上了“校车”，当然是私人承包收费的！反正，乡亲们是穷苦惯了，想想自己过去进城挤“代客车”（大卡车），至今还搭人拖拉机，或坐卡车货物上，孩子们“挤一点算啥”呢？   　　我们平原地区搞“并校”还罢了，山区的孩子就倒霉了。今年我到陕西与四川两省的贫困山区去过，算是略知“并校”之害。车过盘山公路，放学的孩子停在路边，让我们通过，他们有的含笑致意，有的一脸疲惫，我们看着心里都不好过。网名飞鹰的成都志愿者说，您如果真想体验，不怕太累，我带您去凉山走访山寨的学生，上学走一趟要五六个小时。   　　与“并校”的同时，是有限教育资源的倾斜，层层向上一级权力中心集中，宁肯花大钱、花大头办几所不叫重点的重点学校：一来是形象工程，标榜多么现代化，二是寻租工程，凭权和钱可取得入校资格。   　　我们不是天天在喊“实事求是”，不是天天在喊“国情”吗？为什么要一刀切搞“并校”呢？为什么那么在意“正规化”呢？   　　或说，“成事不说，堕甑不顾”，“并校”的事木已成舟，就不要再说了，免得再折腾。我曰不然：一来不少僻远地区特别是山区，仍然需要办教学点，方便适龄儿童入学；只要待遇合适，正规学校毕业的青年肯去教几年的肯定有人。二来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数十年来我们批官僚主义、形式主义、强迫命令，反“一刀切”，成效甚微，难道不需要继续反下去吗？当然，这也说明以前的反“一刀切”，没有反到根子上，决策民主化、科学化没能实现。   　　最后提一下，甘肃校车事故死伤的是学前班（幼儿园）的孩子。1958年春天，我就上过生产队办的幼儿园（虽然很快就停办了）。农村孩子也一样要上幼儿园，办学前班与小学的道理是一样的。   　　2011/11/18   　　        　　 上一篇： “免费午餐”助学行动的证明 下一篇： 没有了 阅读数(18)　评论数( 0 ) 0 条 本博文相关点评

2011年11月15日 12:10:45 　　   　　“免费午餐”的实施可说是种官民良性互动和公民社会建设的好例子，为社会的和平转型提供了成功的尝试。     　　今年2月底，在天涯网举办的员工年会暨知名网友聚会场合，调查记者邓飞提出“免费午餐”公益活动构想，即通过民间渠道募集资金资助贫困乡村的小学生，让孩子们免于饥饿。这样的意向，我当然表示支持，但没想到邓飞等人他们居然这么快就“美梦成真”；不仅把这件事做成了，而且很快就做得这么大，并影响到政府的公共决策。     　　从4月2日邓飞联合500多位记者，在中国社会福利基金会支持下发起募捐计划，启动捐赠贫困地区学童每天每生3元免费午餐的助学行动，到11月4日我在成都见到邓飞，他告诉我7个月时间里，“免费午餐”助学项目得到200多万人响应，已筹集近2000万元善款，已为109所乡村小学的学生提供免费午餐。     　　也许因为那些天媒体正在热议“小悦悦事件”，谴责国人的“冷漠”吧，我首先想到的是，“免费午餐”助学行动的活跃表明，对所谓“冷漠”的谴责不可“扩大化”，不要老调重弹一概而论拿所谓“国民性”来挖根，中国人从来不乏正直善良的“基因”，民间广有宅心仁厚之人。只要没有被反咬一口的可能，跳水救人、给灾民捐款、给恶疾患者和无辜被伤害者筹集医药费，等等义举善举，很多人乐于付诸行动。与“免费午餐”同时进行的公益活动，如孙春龙发起的让中国远征军“老兵（忠骸）回家”、王克勤发起的关爱尘肺病农民工的“大爱清尘”，不都是支持者众吗？     　　邓飞和他的团队能把这事做得这么快这么大，技术条件上毫无疑问是拜互联网所赐。邓飞说，他之所以对启动“免费午餐”项目有信心，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此前，他感受到了微博这种新兴传播手段的影响力。如果说从参与江西宜黄强拆钟家事件的网上直播，让他体会到新闻报道中微博的力量，那么他与于建嵘教授几乎同时展开的“微博打拐”活动，成功解救一些受害家庭，则让他产生了做“微（博）公益”的念头。他以一人之力，能在一个月的时间里把创意变成有组织有规模的行动，没有互联网特别是微博，几乎是不可能的。他说，他先是在有500多个新闻界同行的QQ群里得到响应，从而得到数十家有影响力的媒体共同发起和参与，进而将活动号召力扩展到全社会，又在淘宝网上开设“免费午餐”公益店请网友购买3元一份的虚拟午餐……邓飞在新近出版的《白纸黑字》第一期上，讲了他如何“从女厕所攻防战到免费午餐”转型做公益的过程，结论是“微博是上帝送给中国人最好的一件礼物”。        　　11月5日—8日，我参加了邓飞团队与“凤凰（网）公益”联合举行的“免费午餐四川藏区行”，到甘孜州道孚县惠远小学与炉霍县宗塔乡中心小学，考察了“免费午餐”计划实施情况。四川的四位志愿者为我们提供了3辆越野车，他们有两位是成功的青年创业者，舅甥关系的另两位是自由职业的摄影师。除了邓飞的项目提供“免费午餐”经费，这4位和“凤凰公益”赞助我们此行的食宿费，“凤凰公益”成都站还给两校的孩子们带去了冬鞋等捐赠物品。“免费午餐”经费的筹集和公益活动的展开，表明“先富带后富”本来是有充分的人性和文化依据的，事实上也只有先富起来的人（包括大富的企业家和小康的白领们），方力有所逮能有效地帮助他人脱贫解困。令人遗憾的是，为富不仁没有得到应有的遏制，形成了富而无礼、贫而有怨的社会氛围，使对不公平的谴责与仇富的民粹情绪搅和在一起，严重破坏了社会信任；否则，中国的慈善和公益事业定可更加迅速地发展壮大。     　　此前，10月26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实施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中央每年拨款160多亿元，按照每生每天3元的标准为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生提供营养膳食补助，先在600多个县试点；中央还将困难寄宿学生生活费补助提高1元，达到小学生每天4元、初中生每天5元。不必讳言，这项公共政策的出台，有邓飞等人实施“免费午餐”项目的促进作用。邓飞和他的同道们认为，微博打拐、免费午餐项目，民间自组织力量依托于互联网成长并取得一定成功，都得到了政府的包容和合作。“免费午餐”项目，不论民办的还是官办的，都有一个如何透明运作、实行有效监督，确保可持续进行必需的公信力问题；“免费午餐”不仅要微观管理规范化制度化，而且宏观上还有待从行政决策推进到全国人大立法。这一切都需要社会各界（包括政府或叫公权力、企业或叫资本、非政府组织及爱心人士或叫民间社会）的通力合作。“免费午餐”的实施可说是种官民良性互动和公民社会建设的好例子，为社会的和平转型提供了成功的尝试。     　　顺带我想说，这次“免费午餐”藏区行，我感受特别强烈的是，贫困而偏远地区的孩子们同样渴望接受现代教育，那里的人们也衷心欢迎技术现代化。我问从北京来惠远小学支教的一位女教师，这些二三年级的孩子汉语就说得这么好，他们的父母会讲汉语吗？回答是道孚县地广人稀，他们的牧民家长极少会讲汉语，但这些孩子特别聪明好学。我想这一是因为他们面对的诱惑少，心静神凝；二是他们渴望摆脱前辈的文盲状态吧。孩子们表演滑旱冰给我们观摩，他们的全套行头都是成都的同学们捐的，才学了一个多月就有模有样，信心满满地准备明年到上海去参加比赛呢，看了让人欣喜又感动。卖掉信徒供养的越野车支持办这所小学的惠远寺活佛牛美郎加，希望外界给学校提供一套太阳能洗浴设备、两个蔬菜大棚和一根升国旗的不锈钢旗杆。这样的要求很真诚，也一点不过分。 这回在道孚、炉霍这样的藏区，此前2008年在维族人为主的南疆喀什，2010年在哈萨克人居多北疆阿勒泰，我都看到，牧民们不仅乐于用电照明、锯木，大人孩子也乐于骑摩托或自行车；服装也渐渐趋同于简便舒适——有多少人会拒绝现代化的生活方式呢？     　　2011/11/12     　　 上一篇： 转贴 南都 鄢烈山的书房 下一篇： 没有了 阅读数(66)　评论数( 0 ) 0 条 本博文相关点评

2011年11月11日 18:25:54 　　鄢烈山：杂文家,看的东西就是杂   　　2011-11-07 09:20   南方都市报      　　 http://nf.nfdaily.cn/nfdsb/content/2011-11/07/content_32742398.htm   　　鄢烈山在书房。   　　书房挂着画家黄永厚题赠的字画。   　　鄢烈山   　　著名杂文家、时评家。1952年生于湖北省仙桃市。毕业于北   　　京师范大学中文系，现为南方报业传媒集团高级编辑、南方周末   　　报社总编辑助理。迄今已出版《冷门话题》、《钢丝上的中国》   　　等时评集20种，作品《一个人的经典》获中国作协举办的第三届   　　“鲁迅文学奖”（杂文散文项）。     　　今年年底，鄢烈山要从南方周末退休了，办公室两柜书，他   　　还没有想好搬到哪里搁放。在办公室里，他不时站起来，翻翻堆   　　在沙发上、地上的那些书，说这本看了个大概，那本还没读，书   　　实在太杂，“我都不记得自己读什么书了。”实际上，办公室和   　　家里两个书房的书，是鄢烈山从上大学起就开始收集的，有他喜   　　爱的中国古典文学，也有“为了工作而读”的大量政治、历史、   　　法律、经济类书籍，书店里见得到的、见不到的，许多书可在这   　　里见到踪影。对于近期看的书，或许因为庞杂和量多，他有时记   　　忆不清；但对于自己早年读书的经历，他却清晰到连童年连环画   　　里的一句话也记得。     　　书不是根据兴趣看的     　　“我平时什么都看，不完全是选择我喜欢的。”鄢烈山边和   　　记者聊边整理书桌，把一些书拿起又放下。他说，生活的时代和   　　家庭环境决定了自己读什么书，不可能完全出于自己的喜好，在   　　他经历的年代里并没有多少自我设计和选择的机会。   　　鄢烈山儿时的愿望是做科学家。那时家穷，姐姐出嫁后，他   　　回生产队挣工分，初三辍学，“夜里一个人哭，知道没可能做科   　　学家了。”后来因家庭成分好，是贫农，1973年被推荐上了中师   　　，“16岁到25岁，学习能力最强的10年都献给了‘文革’。”   　　到恢复高考时，因为政策限制，他只能上师范类大学。   　　大学里，鄢烈山的专业是中文，他喜欢古典文学，特别是元   　　曲和南戏，到现在，每年也会读一读《西厢记》、《牡丹亭》，   　　读古诗词曲赋和戏剧，“是一种享受，心里觉得很熨帖。”从北   　　师大毕业后，他本想做老师，却被分到政府机关，工作是写简报   　　、领导讲话稿之类。后到《武汉晚报》做时评和杂文编辑时，已   　　过而立之年了，“职业是自己不能设定的，想当科学家，当不了   　　，想做老师，做不了，只能根据可能的社会条件，往高处走。”   　　从在政府机关工作开始，他就很少读文学，侧重读政治、法律、   　　历史和经济类的书籍，“读书当然最好有一门专长，比如法律、   　　经济，成为某一方面的专家。没有在广博的基础上求专深，这是   　　我读书的教训，到如今野狐禅一个，什么都知道一点，都知道得   　　不多不深；年纪一大记忆力变差，后悔也晚了。”   　　而现在，因为时间紧，鄢烈山读书常交叉着读，不时把自己   　　读了部分、并未读完的书从书柜中翻出继续读，有些读着又放下   　　了：《第三帝国的兴亡》20年前看过，因为对其中的许多细节遗   　　忘，又开始重读；亚当·斯密的书，现在翻译的版本语言流畅，   　　于是又找新版本来读；钱穆的《国史大纲》，翻了个大概；《古   　　拉格群岛》三本读了一本，知道一些，就没再读下去；而《孙中   　　山选集》、《美国宪法》、《人权宣言》等书，“通读过，写文   　　章要用时又会看一看。”   　　翻着翻着，他感叹：“杂文家，杂文家，看的东西就是杂。   　　”   　　读书因为好奇，也因为好胜     　　说到小时候的读书经历，鄢烈山记得清晰，“从读书这个角   　　度讲，我是幸运又不幸的人。不幸是家里没有条件让我读书，幸   　　运的是，家里是贫农，我才有机会上中师。和兄弟姐妹比起来，   　　我毕竟还上了大学啊。”   　　因为父母没文化，从小家里没一本书，所以任何一本能见到   　　的书，鄢烈山都要弄来读。他记得小学三年级看的第一本娃娃书   　　《哪吒闹海》，里面有一句“一人做事一人当，绝不连累父亲”   　　；记得小学四年级上课偷看借来的小说《三国演义》而挨训；也   　　记得“文革”中偷看莎士比亚剧本被同学举报、在大会被批评。   　　上世纪60年代初，村里办了私塾，鄢烈山看同龄人背《百家姓》   　　和《三字经》，自己也抄来背；70年初在村里当民办小学教师时   　　，他找来本村人念高中的旧数学课本，自学完了，并不知道后来   　　可以派上用场。     　　“那时候，春天去摘一点金银花，夏天寻蝉蜕、挖半夏，秋   　　天去野地挖枸杞，这些都是药材，用它们到供销社卖点钱拿去买   　　书，跟别人交换着看。有时候，放学路上也看，在月光底下也看   　　书。好读书是一种天性，有好奇心，也有好胜心，你知道的，我   　　也要知道。”   　　在现在看来幸运又不幸的经历，也影响了他读书的选择，“   　　我佩服从小就有大志向、有坚定目标的人，但我没有多少机会和   　　选择，只能走一步看一步，不变的只是：不负父母、不负自己的   　　追求，以及不甘屈服于人、独立思考、自由表达的本能愿望。写   　　杂文写时评，有那么多不平与质疑想表达，要说得在理当然要多   　　读点书啦。”在鄢烈山家中的书房，进门的一壁，存放着从大学   　　时就开始阅读的大量的古典文学作品，而另一面，存积的是因工   　　作而来的书籍，柜中则保留着他的手稿和一些“文革”时期的文   　　物，比如小本的红宝书和单行本的鲁迅作品。至于现代小说，摆   　　在外面的仅有一本《洛丽塔》，“是苏童推荐给大家的，他是我   　　的校友，但我买来看，真的不喜欢。”     　　用细节表现大时代     　　前段时间，鄢烈山去了趟台湾，做凤凰网和《旺报》主办的   　　“台湾人看大陆，大陆人看台湾”联合征文活动的评委。去之前   　　，他读了一些和台湾有关的书，其中《我们台湾这些年》读得非   　　常仔细，翻开来，满篇的圈点勾画，“这本书写得简明扼要，把   　　台湾社会转型期的大致背景都提到了。”另一本是台湾人编的插   　　图本《简明台湾史》，他也看得很仔细。今年台北故宫博物馆办   　　精品展，他在参观时，又买回一大本彩印《国宝总动员》。   　　同样是最近，鄢烈山主编的《白纸黑字》第一期也出街了。   　　在这本书以非虚构和个人写作为角度的杂志书里，也看得出他对   　　非虚构作品的喜好，他偏好《广州从此没了歌坛》、《启蒙二三   　　事》这样有个人经历、也有时间上对历史进行梳理的文章。说到   　　《白纸黑字》中的作品，鄢烈山提到了易中天的《那时我们唱红   　　歌》，“记录个人命运中真实的事件与细节，没有宏大叙事，同   　　时也把大的时代背景表现了出来且有梳理，这就是上乘作品。”   　　采写：南都记者陈举   　　摄影：南都记者黄集昊   　　   　　   　　 上一篇： 我们需要什么样的“公民心” 下一篇： 没有了 阅读数(11)　评论数( 0 ) 0 条 本博文相关点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