鄢烈山

作者：鄢烈山，博客中国 北京邮电大学校长方滨兴，是著名的电子技术专家，对于他的专业水平，本人极表佩服——如果水平不高，怎做了中国防火墙之父？但对于他作为校长的人文社科知识，本人极表遗憾。他竟然敢在本校应届研究生毕业典礼上信口雌黄，说利比亚军队是一支“最高统帅仅仅是上校的弱小军队”。别以为您是信息技术专家就可以通吃了！ 不错，人们称卡扎菲“上校”，但这并不表示利比亚军队的最高军衔就是上校。美国总统奥巴马是三军总司令，他连军装、拟军装也从不穿，这些常识，方某应该知道呀。 卡扎菲发动政变时是上尉，夺权政权一年后，自己破格晋升自己为“上校”军衔。后来他觉得没必要玩这个了，就不再自己提拔自己了。这根本就不意谓利比亚的最高军衔是上校。了解一点利比亚历史的人知道，1975年想仿效卡扎菲搞政变的革命领导委员会成员之一、计划部长乌马尔·米哈伊什的军衔就是高于上校的“大校”（那次政变未遂导致卡扎菲处死22名军官，他从不信任军队，就像中国的宋太祖靠兵变起家，总防着军队，要搞“杯酒释兵权”，要让文官制衡武官，大体靠什么起家就防别人也照做）。如今在战场上卡扎菲最精锐的部队，是他最小的儿子哈米斯统帅的特种部队——“陆军重装机械化步兵第32旅”。——方某是不是以为卡扎菲只有一个团的兵力？ 至于方某说卡扎菲政权是“合法”政府，不知是合哪家的法？ 他靠军事政变颠覆国家政权起家，严重破坏稳定，是否合法且不说它，姑且承认“成王败寇”的逻辑吧，因为那已是不可改写的历史。如今，他还“合法”吗？须知，中国是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是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对于联合国的四点制裁决议，并没有投反对票而让它顺利通过，其中就包括以反人类罪将老卡送上国际法庭审判。联合国有权维护世界秩序，如果中国不承认这一点还当什么“五常” 至于联合国为什么会通过这样的决议，请看《新快报》4月2日的报道《卡扎菲这个人》之《血腥镇压反对者》部分。他下令军队“一条街道一条街道地清除”示威者，无情地下令士兵向抗议示威的市民开火，超过300人遇难。他儿子领导的军队枪毙了185名拒绝向游行群众开火的士兵，并将部分士兵陈尸示众。 就是这样的暴行激起了国际社会包括阿盟和非盟的公愤，一致要推翻他的政权。——方校长是真不知道这些，还是假装不知道？ 附：方校长演讲全文：寄语研究生：常怀爱国之心 常抒爱国之情 http://www.univs.cn/newweb/channels/campus2009/2011-03-31/1301534837d972507.html

原文地址： 为习近平的“权为民所赋”喝彩 作者： 编剧韩飞       2010年8月，在短短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中国就曝出了3名贪腐金额在1亿元以上的大贪官。涉嫌犯罪的金额之大，震惊中外。8月份曝出的3名大贪官分别是：山东日照官员李华森1.6亿；辽宁抚顺官员罗亚平1.45亿；海军副司令员王守业1.6亿。       8月9日 ，日照出入境检验检疫局原党组书记、局长李华森被指控贪污、挪用公款、受贿共计近1.6亿元人民币。日照出入境检验检疫局，是个正处级单位，属于中央垂直单位，经费也是由中央逐级下拨。网民们非常诧异，一个小小的处级单位，怎么能贪到1.6亿元？！         62岁的海军原副司令员王守业涉案缘由有3个：“道德败坏”、“利用职权索贿、受贿”、“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王守业案之所以备受瞩目，因为他是1949年以来被查办的中国官场最高级别的军官之一。在他作案的5年里有4年被评为“优秀党员”、“优秀干部”，还立过两次3等功。来自南京军区文工团、总政治部文工团、北京军区文工团、陆军军事学院党委机要员、总后勤部一办机要员的5名女性，全部成为王守业包养的二奶。其中某文工团演员蒋某为王守业生下一个儿子，因为她向王守业索要“青春损失费”500万元不成，上访中央军委领导，举报了王守业，导致了他的落马。     人称“土地奶奶”的原抚顺市国土资源局顺城分局局长罗亚平，她的案子被中纪委批示为“级别最低、数额最大、手段最恶劣”。罗亚平也被称为世上最牛最色“女贪官”，她在疯狂敛财的同时，把上级和下级的男性工作人员都发展成了自己的情人。罗亚平被“双规”之后，依然表现出强悍的本色；对纪委书记说：“这样吧，你把我放了，我给你600万。”       近年来,中国大陆官员腐败案件经媒体不断地揭发後，不仅引起海内外的强烈关注，更在突破着大陆老百姓心理的承受底线。仅仅被揭发的贪官，其数量之多、范围之广、影响之大令人震惊，显示了大陆官场政的尽失，官德无存。据不完全数字显示，改革开放近30年，中国官场约有被曝光、总数超过500万党政干部因腐败被各种内部处理或治罪判刑。但这，也还只是冰山的一角。这些巨贪大多与色、赌、洗钱三大基本方式有关，九成包养情妇，与地产商“权钱交易”以及“权色交易”腐败最为突出。     据报道，近些年生活腐化、包养情妇的贪官，上至中央政治局委员，下到科级干部，党政军领导莫不如此。著名的可以列出一大串，如陈良宇、李嘉廷、杜世成、陈绍基、王华元、陈同海、王守业等等。现行婚姻法修改起草专家小组主要负责人巫昌祯调查发现，官员腐败60%以上跟包“二奶”有关，被查处贪官中95%的人有“情妇”。并表示，不少官员对个人生活作风问题几乎麻木不仁，甚至对此不以为耻，反以为荣。情色权钱交易，更成为中国官场高官腐败深入的第一“突破口”。21世纪以来，高官腐败的“情色权钱交易”成为权力膨胀、国富民穷时代的一个中国的显著“特色”，且高官腐败轨迹越来越呈隐秘化和智能化、权力化；据广州、深圳、珠海公布的102宗官员贪污受贿案件显示，100％的贪官包养“二奶”。而“买官卖官”、“期权腐败”、“以权谋钱”等最腐朽的腐败手段，已成中国高官明目张胆地演绎21世纪“中国特色”的党政新腐败的最腐朽的手段。        《京华时报》8月8日报道了一则来自最高检察院的消息：最高人民检察院表示，今后一段时间内对于公安机关提请逮捕的诽谤案件，受理的检察院经审查认为属于公诉情形并有逮捕必要的，在作出批捕决定之前应报上一级院审批。就此，有媒体评论指出，这消息实际上透露出诽谤罪批捕将从严审批的信日。根据报道，近几年，民众因散发短信批评地方领导或散发材料检举地方官，因言获罪的事例不在少数。典型的案例如：重庆“彭水诗案”的秦中飞以涉嫌诽谤被刑拘，继而被逮捕。山西“稷山文案”3名科级干部以涉嫌诽谤被判刑。河南“孟州书案”的6农民以涉嫌诽谤关押并两次游街示众。     具有舆论监督职责的记者，也因“诽谤”屡屡遭到司法机关的追击，如《法制日报》记者因某报道涉及辽宁省铁岭市西丰县县委书记，而遭当地公安局以“涉嫌诽谤罪”进京抓记者。《经济观察报》记者因报道某上市公司负面消息，遭浙江丽水遂昌县公安局网上通缉，涉嫌的罪名是“损害公司商业信誉罪”。就此，媒体记者慨叹说，在一些官员的眼里，法律就是他们的私器，谁敢对他们有所批评，就会以公权泄私愤，权大于法，无法无天。         媒体就官员恃权为所欲为之事的曝光，不胜枚举。比如深圳海事局原党组书记林嘉祥猥亵11岁女孩後，大骂群众“算个屁”。长沙市望城县委书记王武亮酒后驾车被两名交警制止后，当着上百名围观群众说，“我是县委书记，是一把手，老子不怕！”。这些官员嚣张蛮横的程度登峰造极，而他们敢如此霸道，就是因为有了权力。     为了权力，他们不惜采取一切卑鄙恶毒的手段。比如前黑龙江省鹤岗市交通局局长白玉库雇凶杀害继任者；济南市人大常委会原主任段义和为摆脱情妇纠缠在济南闹市区引爆其情妇驾驶汽车，致其情妇身亡；辽宁凌源市卫生局原副局长吕仲学雇凶买炸弹谋害情妇；温州瓯海区原区委书记谢再兴杀害情妇并分尸、抛尸；……媒体披露官员动用黑恶势力为所欲为已渐成气候！         为了权力，官员造假、欺上瞒下的浮夸之风全面漫延，一些急需政绩的官员，将升迁希望寄托在政绩工程和数字中。相关报道表示，“官出数字，数字出官”就是官场生态的唯妙写照，如今中国的GDP年年上涨，而大多数老百姓的生活水平却原地踏步，甚至还出现倒退的现象。网民们对官员的失德发帖说，“官场根本就是垃圾场，阵阵的恶臭令人做呕”。“说狗屎很臭，那不是废话吗？！”        2007年7月，鄢烈山《情妇起义：21世纪的中国传奇》等文披露了陕西省政协副主席庞家钰被“11名情妇”联手“起义”、“首席情妇”5年多奋力举报“惊动中央”被拉下马的世纪经典、腐败传奇故事，也是首个被曝光的高级“裸官”。但比庞家钰更高级的，大有人在。比如曾就任吉林省长、云南省委书记、中共中央委员、中国电力公司总经理高严在外逃前，其子媳、弟弟等早就移民加拿大。早在2002年就被中国审计发现，中国国家电力公司腐败涉案总计达300亿人民币，高严个人乱批、乱用资金达100多亿。但至今8年过去，中国国家电力公司腐败案依然没有任何结果，高严从人间蒸发……。     在中国已公开的4000名外逃官员中，很多都是有权的一把手，武汉市2002年以来，因贪污贿赂受处分的处级以上领导干部中，“一把手”占了44%也是明证。正如英国阿克顿爵士的一句名言所说：“权力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原江西省副省长胡长清曾说过，“组织的管理和监督对我而言，如同是牛栏关猫，进出自由”；原山东省泰安市委书记胡建学也曾说过，“官做到我这一级，就没人能管了。”        最近，中国官场推行贪官不适用死刑，引起民众愤慨。与之对照的，是世界上第一富裕的北欧挪威、瑞士、丹麦、冰岛、芬兰等，不仅21世纪以来人均国民总收入近6万美元，而且官场清廉，反腐败也不用重典；如芬兰对腐败犯罪的最高刑罚为有期徒刑4年。有中国公民无不担心：那官员贪污腐败千万元、亿元怎么办？殊不知北欧诸国根本就无任何可以拿到、得到这么多钱的渠道，即使抢银行也无法在一处银行得到1千万元之巨的钞票。     为什么北欧国家不用重典，却反而把廉政建设搞的有声有色？关键在于北欧国家建立了一套完整、全面的反腐败的生态环境。它们从国家体制、社会体制上说，是权力在民，官权民授，且三权分立、相互制衡。首先是民选政府和体现人民权力的民选议会，形成体制的监督；然后多党制约，形成政党的相互监督；反腐败机构设立，形成专门机构的监督；最后，还有新闻舆论的监督和公民的监督。在国家体制、社会体制上，从立法到执政，从社会到公民，从党派政治到专业执法，覆盖了整个国家、社会的所有过程，权力腐败难以生存。尤其是舆论监督和公民监督，标志着“权力人”和“执政者”、水可载舟亦可覆舟的天然制衡关系。执政者的公共权力，必须在阳光下运行，所有黑暗、阴暗面就无法不暴露在阳光之下。        当今世界法制国家的经验告诉我们：权力制衡，象自然生态环境一样的天然制衡，只能将国家引向公正与进步，对国家正常化有百利而无一害。与北欧相对比，中国反腐败机构林立，屋上架屋；但公检法机关抓起敢于说真话的人来雷厉风行、干净彻底，在反贪污行动上却敷衍了事，得过且过，越反越腐败。人们这样形容：“反腐败要看风头、看来头；看领导点头、摇头、还是皱眉头”；而公检法也有自己独自的讲究，他们说：“抓一下可以，抓多了吃亏；随大流可以，抓早了吃亏；口头讲可以，抓实了吃亏。”因此，民众对这些穿制服的执法人员早就恨之入骨。但恨他们完全无用。中国官场腐败，根子在政治制度的腐败。     一个国家的政治制度，是腐朽还是先进，不在于它自己的炫耀是多么高尚，而是看这个国家的公民是否有权力；这个权力也不在于宪法是否有规定，而在于是否真正掌握在每个公民的手里。一个国家为人民所有，不是一个政党所有，国家属于全体的国民。检验国家是否是人民的国家，标准只有一个：全体成年公民拥有表决的权力，大多数公民的表决许可，才具有合法性。而中国，则不需要公民表决，甚至还不需要大多数执政党党员的“许可”，所有的权力都集中在极少数人组成的所谓“组织”手里。既没有所谓的“人民当家作主人”，当然也就不存在所谓人民的权力。 因此，若中国不进行政治体制改革，不建立制衡机制，反腐败永远就是一句空话。         民主、人权和法治，是一个国家的根本。维护这个根本，则首先要履行合法、公正的国家与公民的法则。而制衡，是人类、大自然界唯一赖以生存的生态环境。不能建立起一个正常国家、反腐败的生态环境，这样的一个国家，当然也就注定没有什么现代化的前途。     新华网报道,2010年9月1日，国家副主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书记处书记、中央党校校长习近平出席中央党校2010年秋季学期开学典礼并讲话，强调各级领导干部要牢固树立正确的世界观权力观事业观，权为民所赋，权为民所用。         好一个“权为民所赋”！     笔者以为，“权为民所赋”，建立在胡锦涛“情为民所系，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基础之上，并对之进一步的发展。而这个发展，更具有实质性的意义，因为他解答了胡锦涛新“三民主义”没有解答的问题，即权力合法性来源。不解决权力合法性来源，也就不能实现胡锦涛的新“三民主义”。“情为民所系，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仅仅是一个结果；如无“权为民所赋”之因，就绝对不会有“情为民所系，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之果。         笔者为习近平的“权为民所赋”喝彩！封建时代是君权神授，而官权则由皇帝赋予；所以“忠君”是封建官吏的第一官德；现代社会，早就进步到“权为民所赋”，忠于人民才是第一官德。主权在民，一切权力归于人民，成为了一种普世价值。然而，问题也就马上来了。既然“权为民所赋”，那么民是什么时候、通过什么途径、采取什么方式、用什么程序将权赋予给了掌权者？！现在腐败官场的权力，是“民”所赋予的吗？！只有在解答了上述问题后，才能谈得上“权为民所赋”。                                                                                                                               摘自《凤凰网》论坛  

穿越信息时代的魔障，带中国人看真实世界。我想，老榕是为这个目的而开始自己的“榕通社”生涯的。 “榕通社”，其实就是他一个人，用一台电脑和一个合法的“锅”，再借助同道网友的眼睛和大脑，共同完成对中国大陆受众的信息传播。 对大陆中国人而言，自由传播信息还是一件奢侈的事情。老榕做此事的风险毋庸置疑。令人惊奇的是，他竟然坚持下来，数月不懈，播发了上千条来自外部世界的资讯。 从突尼斯小贩之死引发“茉莉花革命”以来，举凡埃及和平演变、利比亚起义，以及也门、巴林、黎巴嫩等国风起云涌的反抗专制运动，甚至是日本地震，无不在“榕通社”的直播视域里。老榕夜以继日坚守在阵地上，从可靠的报道里选取事实，并和其他可信度高的媒体相印证，在第一时间，让中国大陆受众知道外面正在发生什么，让那些不相信“官媒”的人与世界同步。可以说，老榕这儿是世界时间和世界新闻。 一个一百四十字的小窗口闪烁着，除了发布消息外，他还承担着额外的任务。既要耐心释疑，解答年轻网友的各类提问，比如穆斯林习俗、卡扎菲政权现状、联合国决议全部文本等等，还得花功夫排除前赴后继“五毛党”的骚扰。对前来光顾的这些恶意分子，他本着人道主义原则一律予以免费启蒙，对个别冥顽不化的，他会提出严厉警告。他还养成了一双识别“五毛”马甲的火眼金睛，某个人一亮相，他就知道彼“五毛”又来了。 让他痛苦的或许是，为什么有那么多人执着地相信“官媒”？他们总是用来自那儿的消息言论评判这儿的东西：为什么你说的是这样？假如你说的是事实，为什么有那么多人拥护卡扎菲？你这儿翻了天，那边给的世界平静如昨？@燕山明月的感受相当典型：“如果只看那什么（指以央视为代表的官媒），就会奇怪地发现，卡扎菲从而胜利走向胜利，然后突然失败。心里一头雾水，然后有人说，都是帝国主义捣乱，于是豁然开朗。” 这是老榕无法解决的问题。在现有媒体掌控格局下，任何巨大的社会变革，都可以被信息垄断者生硬地处理成花边，或者是一丝涟漪也没有的一池春水。“官媒”依旧在遵循阶级斗争那套东西，不承认人类有共同的东西，以特殊性抗衡共通性：我们与众不同，所以才孤立无援。这一套光荣孤立论扭曲大众的正常情感和价值观，造成认知障碍，进而形成大众精神上的分裂与对峙。每一个牵涉正义的国际事件，都会在中国大陆引发激烈的论战。人们被强行分成对的与错的，而这个对错是以官方表态为准，而且其表态的含糊与骑墙做派造成非常尴尬的困境——置自己于尴尬不义，民众也被迫成为不义的看客。一批批容易“相信”的读者，养成了“独特”的世界观：外面的变化与我无关，风景这边独好；什么都跟我无关，那是他们在斗。任何严肃的事态都会被矮化弱化为微不足道的花边新闻和热闹。生活在世界上，却并不知道世界是什么。 对本性健全的人来说，这种报道悖逆人的自然情感、正义感和是非感，令其产生本能的心理厌恶。那股特殊的气味，是很难不被识破的。但是，选择性报道培养嗜好与之相匹配的受众，他们会本能地长出一种排异机制：视常为异，以异为常。 已经确凿发生的事情都要启蒙，这是中国大陆知识精英的悲哀。不是常识，而是连事实都要高声启蒙，甚至需要以勇士般的气概去启蒙。 自称一身多用的“榕通社”，有错必改，持续发稿，自觉置于网友的监督之下，无哗众取宠之心，有求实务真之意。切磋复切磋，其乐融融，营造出一个可喜的小气候，一个良性互动的新世界。 “榕通社”的价值就在于民主气氛的养成，面对世界的勇气及能力，自我纠错的勇气及能力。这儿仿佛是一个自由讨论、逼近事物真相的舆论场。比如，老榕把起义者称为“义军”，呼卡扎菲武装为“伪军”，把官媒使用的“多国部队”称为“联合国军”等等，名词之变意在正名：这是一场师出有名的正义之战。他在解释为何叫卡扎菲政府伪政权时说，“不完全统计，直接宣称卡扎菲伪政权不再具有合法性的包括欧盟成员国、海合会成员国、阿拉伯联盟成员国，美国，菲律宾，加拿大……以及在下本人，及旗下榕通社。此外，188个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成员国一致同意驱逐利比亚；安理会15国一致同意卡扎菲涉嫌反人类罪。” 他不掩饰自己的好恶。在回答“你为什么对1973号决议特别激动？”时，他说：“无论什么理由都不能干涉别国内政的规则，从此走进昨天。从今天，2011年3月18日，北京时间大约6点30分开始，对自己的人民宣战的暴君，地球上的人类，不分种族、肤色、信仰，人人得以讨而诛之，卡扎菲就是第一个！”在报道埃及宪法修正案全民公决投票结果时，他这样议论“这次投票率惊人，可谓万人空巷去排队。” 人们深有感受：看央视以为义军要完蛋，再看榕通社才知老卡必死。世界观决定真相啊！ 这种传播其实是寂寞的，老榕的粉丝是逐步壮大的，一条消息从最初的几十个转发几条评论到如今动辄成百上千的转发数百条评论，半岛电视台等外媒都给予相当的尊敬，他们似乎看到了互联网时代中国传播的某种曙光。不夸张地说，“榕通社”创造了一个个人传播改变世界的奇迹。在利比亚撤侨过程中，中方借助他的一条资讯，救出了数十名大陆工人。17万粉丝，似乎比不上某些女明星的举手投足引起的动静大，但他影响着中国大陆追求真相渴望睁眼看世界的一批人，他们的转发使得传播半径足够大，足以到达中国的每一个角落。老榕这盏温暖的小桔灯，温暖了无数寒风中的行路人。 @苏落湔网友写道：“刚削了个苹果，耳机里是某电视台的直播，左手拿苹果，右手拿笔写语文作业。偶尔用小拇指按刷新@老榕的围脖，边吃边看边写作业还可以练听力……看老榕围脖还可以普及政治&经济&军事&地理&说话的艺术等东西，还可以提高逻辑推理能力。所以推荐每个高考学子都可以考虑这样做。” 他使一个人的战斗成为可能。 但他不是一个人在战斗。他聚合优质资源，将世界真图像传输给同胞。 他传播的是一个令某些执政者忌讳的普世价值观。他拥有一副那样的眼光。他的激情来自这样一个立场：坚信人类应该生活于无恐惧的世界上，每一个人的尊严都应该受到尊重，生命得到绽放，人类共通的情感、价值，高于所谓的主权（鄢烈山先生所说的政权更为恰切）。 更有意思的是，他打破了用图造假相的舆论骗子，让人对“官媒”刻意的遮蔽与造假保持警觉。他的存在让某些集团难堪是必然的——他们为了俯就意识形态的宣传要求，一贯进行选择性报道与评论，同样的图片和事实，在他们妙手剪裁下，竟然可以呈现完全不同的“现实”。而观众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以为有图就有真相，在催眠状态下接受了这个人造的“现实”。 这种妄想型报道，虽然有令人有不知今日何世之感，却有巨大的欺骗性。一般受众无从比较，覆盖他们视野的“主流媒体”舆论一律，把一个不存在的世界塞给了他们。长此以往，他们甚至会有嗜毒般的“口味”，因为这种被解读了的世界给予他们自豪感和安全感：外面乱哄哄，此处风景独好。 这是为什么中国大陆会有那么多真诚诘难者的根本原因。他们不是“五毛党”，而是一群无法挣脱毒瘾的人。极而言之，一群没有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的“人民”，将是人类文明的最大威胁。 老榕把那些被“官媒”遮蔽的东西展示出来，比如联合国决议、秘书长潘基文讲话的全部内容以及卡扎菲屠杀人民的血腥照片（他特意注明有承受能力的观者方可打开）…就是这些东西构成了正义性的基础，支撑着一个真实的世界。 他证明：世界上只有一种真相，他不会以谁的意愿而魔术般改变。 他的威慑力在于，造假者会产生内心恐慌。同时，也逼迫有良知的记者尽力坚守自己的底线。《环球时报》派驻利比亚前线记者邱永峥，在目睹一系列确凿无疑的事实后，开始不客气地讽刺同一阵营的造假劣迹。 当然，这扇令人尊敬的可靠窗口，反射的是太阳的光芒，虽然反射减弱了强度，但对于习惯性被遮蔽的人而言，这道光仍然非常灼人。不妨把它看做适应正常阳光的预备，那本属于每个人的自然光亮，终有破墙而入的一天。 主持“榕通社”的老榕还创造了一项奇迹，在传播真新闻之余，他不失时机做起自己的生意。这位以足球奇文《10．31：大连金州没有眼泪》名闻四海的福建男子，真名王峻涛，回族，是中国大陆电子商务第一人，著名的互联网观察家，现为6688公司CEO。他以插播广告的方式，推销自己的商务网站及其产品。他经常给粉丝推荐的是玛瑙挂件、紫砂壶等工艺品。网友们似乎也认可他的生意经，真心或假装喜悦地赞美几句，这些宝石、美玉饰品，似乎因正义的主人而平添美誉度，发出圣洁之光，时常会看到老榕喜不自禁地喟叹：唉呀，半筐好东西又没了。喜欢它们的还是要趁早啊！ 对老榕来说，“榕通社”创造了两个传播奇迹：一是准确预测联合国将通过制裁利比亚的决议，一是率先报道法国战机一枚导弹打掉利比亚伪军四辆坦克的新闻。由于他对联合国工作的客观全面报道，联合国新闻部主动跟他建立联系。 “我的立场就是尊重事实。”他这样回答《潇湘晨报》记者的提问。 他在昨天的微博里写道：“事实是最重要的。… 感谢你们让我觉得不是一个人在那啥。” 台湾蔡英文参选民进党总统初选感言有云：政治家是为了“维护我们共同的土地、共同的价值、共同的情感。”媒体应该起同样的作用。 在互联网时代，中国大陆与世界的距离却愈见遥远，横亘在牛郎织女之间的银河宽且深。好在有几只飞船一橹一桨地摆渡着求真的人们，“榕通社”就是最可靠的一只。 来源：FT中文网 老愚 链接： http://www.ftchinese.com/story/001037719?page=1 打喷嚏链接： http://www.dapenti.com/blog/more.asp?name=xilei&id=41101 1988——我想和这个世界谈谈（韩寒最新小说） 用手机上 喷嚏网 ：m.dapenti.com        每周精华尽在【 喷嚏周刊 】        《喷嚏图卦》图片托管于又拍网

【转】崔永元：我们的电视台是全世界最脏的 2011-02-24 09:45:53 现在中国的知识分子，能做到洁身自好就相当不错了。哪一次商业炒作，哪一次对消费者、读者、公众的欺骗，后头没有学者、科学家、甚至院士帮忙？哪一次没有？这是中国文化的悲哀 如果我们的电视台都是公共电视台的话，那我们的电视台就是全世界最脏的公共电视台；如果我们的电视台都是商业电视台的话，那我们的电视台就是全世界最差的商业电视台，又不好看，又挣不着钱 如果我做商业电视，我做的节目会比他们庸俗得多，我有好多招呢 《超级女声》的那些评委一塌糊涂 人物周刊：先求证一下，“收视率是万恶之源”这句话确实是你说的吗？ 崔永元：那天通知我去开一个播音员和主持人的会，去了后看到标题，才知道是《抵制庸俗化》。这个会我可以参加，我有话要说，我也想听听别人的说法。 “收视率是万恶之源”这个话不是我说的，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的时统宇说的，他是很有名的媒介研究者。他讲这话时，既有前提，又有论据，而不是喊口号。我说不是我说的，没有推卸责任的意思，我是坚决同意他的这一说法的，我今天可以在这个场合正式说这话：收视率是万恶之源，没有问题。 时统宇准确的意思是片面追求收视率会造成很坏很坏的影响，他说之所以出现电视节目低俗化，是收视率闹的鬼，所以“收视率是万恶之源”，表述得非常清楚。他说这话时，我注意到现场有很多记者，大概20多家媒体，他们在那儿聊天，发短信，没有一个人在认真听，当时我就想，可能会出问题。 那天两个人的发言最精彩，一个是时统宇，一个是清华大学的尹鸿，他们的发言对我们从业者是最有帮助的，但是后来的报道几乎没有他们的声音，都是我和李咏、朱军的。这就是媒体的问题了。多万恶啊你说，一个很好的学术研讨活动，那么多明确的、清晰的、真实的观点，最后给描述成一个批判会、批斗会，这不万恶吗？非常万恶。 人物周刊：你觉得《超级女声》庸俗吗？ 崔永元：那天时统宇也只说了一句：《超级女声》这样庸俗的节目，对电视节目的健康发展是不利的。我记得大意如此。为什么不利，他没有解释，因为当时会议快结束了。在我、朱军、李咏3个人的发言中，好像我跟朱军提了，李咏没有提。我提的是，比如央视十套《人物》、《探索·发现》这样的节目，它的收视率是没法跟《超级女声》比较的，在那之前我还有很长的铺垫，讲什么是公共电视，什么是商业电视。我认为我那天的发言真的非常好，是我人生发言史上的一个里程碑（笑），但是都给写成那么乱七八糟的东西了。大概过了五六天，好几个朋友问我，你为什么老攻击《超级女声》呀？我就回想我怎么攻击《超级女声》了，可能性很小啊，因为我都没有看过《超级女声》，我从来没有看过《超级女声》。 人物周刊：你没说过《超级女声》庸俗？ 崔永元 ：我当时就是说，像《人物》、《探索·发现》跟《超级女声》这样的娱乐节目做收视率比较是不公平的。《超级女声》无疑是娱乐节目，严肃节目和娱乐节目是没法比收视率的。 有很多因素会影响节目收视率的。比如《焦点访谈》和《新闻联播》。对全世界的电视台而言，晚间7点到9点档，都是高收视率时间（中央台的广告收入绝大部分是7点到9点挣的，而且都是一套节目挣的，其他那么多频道，那么多时间挣不了几个钱）。如果你把《焦点访谈》安排到凌晨1点半，它再尖锐也没有现在这个收视率，这是毫无疑问的。离黄金时间越近，你的收视率就越高。 人物周刊：你后来仔细看过《超级女声》吗？ 崔永元：人家老说我骂《超级女声》，后来我就看了10分钟。这个时候不能退，男人不能退啊，不能说“我没骂过《超级女声》，对不起我特别喜欢《超级女声》”，我才不是那种人呢。我看了10分钟，确实不好，节目不好，就可以骂，没有问题。 我觉得那些女孩想唱歌想表演，青春活力，特别可爱，但那些评委一塌糊涂，我都不知道他们有什么资格坐在那儿指手划脚。如果你有这方面的专业知识，你可以告诉她们应该怎样；为了活跃气氛，你也可以开些善意的玩笑，作为娱乐节目都是可以的。但是他们在说什么呢？我认为一定程度上他们是在侮辱人家，甚至有评委说你多看她两眼就会爱上她。下面观众哄声四起，我认为非常恶心。你怎么可以在大庭广众之下说这个话呢！ 又回到了我在会上发言的话题：什么叫公共电视？什么叫商业电视？我认为目前中国所有的电视都是公共电视。公共电视就是一个公共平台，收看不受限制，任何人、任何时间都可以看。电视机前还有很多不接受《超级女声》理念的人，包括孩子，他会问为什么看两眼就会爱上这个姐姐呢，爱上是什么意思呢。 国外这种纯商业节目，都有个告知的义务，你愿不愿意参加？如果愿意，你可能遇到如下问题，这个节目将给你带来什么后果。参与者要有知情权，甚至要签合同。在做《实话实说》时，我们也没有规范，不签文本什么的，但是我们都会告知。很多人第一次上电视，可能不清楚媒介的力量。在国外，这是用法律界定的，比如BBC，我们国内是靠道德。显而易见，《超级女声》连这个都没做，那些评委想说什么他们自己都不清楚。 人物周刊：一定要在区分了商业电视和公共电视之后，才能讨论《超级女声》吗？ 崔永元：一定要这样，否则《超级女声》的事儿永远说不明白。公共电视，它有非常严格的责任，这个责任就是：教育。我们看到“教育”这两个字时很刺眼，因为中国观众现在最烦的就是“教育”，说你教育谁啊，你就让我们高兴就行了。但是国外的公共电视起的就是教育作用，宣传民族传统、民族文化，表述各党派政策，不做评论，他就干这个事，服务人民。 我们这儿没人研究商业电视，为什么？因为商业电视不用研究，商业电视和任何商品的销售都是一样的，就算投入产出，就算利益最大化，只要能多挣到钱，又不被人抓到尾巴，那就是商业上最大的成功。卖衬衫是这样，卖袜子是这样，卖电视节目也是这样。回过头来说《超级女声》，如果它是商业电视台的一个商业节目，任何人都不要说三道四，管得着吗？卖得好就是好；如果它是公共电视平台播出的一个节目，那就不止骂，必须要封掉。 人物周刊：我们国家现在没有这样的区分。 崔永元：对，那天讨论会我说的就是这个事：为什么严肃节目收视率低会被攻击？娱乐节目收视率高会被攻击？弄得电视人没法做。我认为我们首要的工作是把电视台划分出来，分清楚谁是公共电视台，谁是商业电视台。我们有没有公共电视台？有没有商业电视台？比如中央电视台，我们都认为它是公共电视台，但是它的资金来源是广告收入，这叫什么公共电视台呢？你说它是商业电视台，我们想做很多挣钱的节目，没人同意我们做，得台里立项，上级批准才可以，哪有商业电视台是这样运行的呢？在体制不理清的情况下，无论你是做严肃节目，还是做娱乐节目，都会面临种种困惑。我当时希望解决的是这个问题，被媒体描述成我攻击《超级女声》。 人物周刊：你不承认《超级女声》有非常高的收视率？ 崔永元：我不承认。如果说它收视率高，你一定要把最科学的数据拿给我。我去过日本，我专门看过它的调查公司，日本人口1亿多，它的收视仪有一万一千个，一万一千个收视仪！我们也做过测试。而我们的样本采集少则500个，多则2000个，用这么少的采集量来推论十几亿人口的收视口味和收视率！既然大家觉得收视率重要，就要花力气去做，一边觉得它重要，一边又不用科学态度，对不起电视制作人，也对不起观众啊！ 人物周刊：好像有数不清的人在看《超级女声》，你不怕你这样的批评是“站到人民的对立面”吗？ 崔永元：我不怕，首先我不觉得站在人民的对立面是件坏事。我清楚地记得，当时党代会表决开除刘少奇党籍，只有一个人投了反对票，只有这个人站在人民的对立面，后来的历史证明他是正确的。我对公共电视和商业电视的评述，将来终有一天会证明我说的是对的，这不是《超级女声》节目本身的问题，而是我们的体制问题。其实我也为《超级女声》的操作者鸣不平，因为在本土将一个外来的商业概念实验成功是非常不容易的。 人物周刊：不容置疑的是大家都在谈论《超级女声》。大众的喜好有那么可恨吗？ 崔永元：我认为有两种可能，第一种是《超级女声》很好看，所以街谈巷议都是这个话题；第二，是《超级女声》操作过程中出现的事情多，议题操作得多。 比如说我投资5万块钱，就可以让《电影传奇》成为街谈巷议的话题。为什么？只要崔永元在拍摄《电影传奇》的过程中，每两天出一个绯闻，那《电影传奇》就是街谈巷议的议题。这些东西是可以操作的，没有问题。 人物周刊：现在央视栏目的生存是否也是靠收视率决定？ 崔永元：如果你问主管领导，他们都说不是，有观众评价，领导评价，还有成本回收是否成比例等等。他们说很多，但是节目制作者感受到的，只是收视率。收视率低，你就没有什么资格说话。 我反对的是公共电视庸俗化 人物周刊：你是否给电视赋予了太多的社会责任？也许大家今天更需要的是开心和娱乐。 崔永元：我女儿快9岁了，看到我天天这么难受，她也不是很开心。我不在家时，她在看美国、日本动画片，我回家了，她说，哎呀爸爸回来了，咱们看爸爸喜欢的节目吧。那天晚上国家地理频道连续播放了两个纪录片，其中一个讲海洛因，讲美国毒品市场的演变过程。这是个非常严肃的节目，又用了非常好看的方式，但看这个节目时，我女儿又说爸爸咱们不看这个行吗？为什么呢？因为里面有很多血腥场面，贩毒、杀人、毒瘾发作，她受不了。一个严肃电视台的严肃节目里都有孩子不能接受不能容忍的镜头，何况商业电视，那种无节制的所谓娱乐？ 人物周刊：前几年你就开始炮轰中国电视节目的庸俗化了，现在看来，我们的电视节目是更庸俗了，还是相反？ 崔永元：越来越多了，不可抑制，庸俗到头了，要复苏了，很可能向严肃这个方向复苏，如果复苏不了，就会往荒诞这个方向走了，已经到头了。我没反对庸俗化，大家不要曲解我的意思，我再明确表述一下，我是反对公共电视庸俗化。现在大家都不界定清楚，所以老瞎争，一点意义都没有。如果我做商业电视，我做的节目会比他们庸俗得多，我有好多招呢。做商业电视，我只会考虑市场效应，不会考虑其他事情的。如果这个前提不解释清楚，我觉得大家永远是乱打一气，一点意义都没有，对谁都不公平。 人物周刊：你觉得电视节目的庸俗到头了，你能举个例子吗？《超级女声》可以作为例子吗？ 崔永元：说实在的，我就看了10分钟，我还不敢说它是最庸俗的。我们台一个主持人在做谈话节目，采访一个艺术家，这个艺术家很投入，很忘情，主持人也在现场号召大家向他学习。出来后他跟我说，这傻B真配合今天。我说过，有些人根本不配当主持人，他们没有这样的人格。但是观众看不到这些，比如，策划会上有人会说，这丫呢，挺聪明的，咱们得找点招，弄弄丫，设点圈套，这叫策划会。讨论会上又有人说，这种傻B以后不要让他来了，找他又费劲又不讨好，还不如做做流行歌星什么的呢。做流行歌星时，会跟他的经纪人谈，经纪人说你能不能这样，能不能那样，他说行，那你能不能给我们点钱，如果你给我们节目组5万块钱，我们还可以在现场推销一下你的唱片。好多好多，我下次再乱说时，我就给你揭行业黑幕：一个电视节目是怎么做出来的！一部电影的票房是怎么统计出来的！我都有数据和证据。我在看这个节目时，他（那个主持人）在哭，我就呕吐。真恶心，太恶心了！观众不知道，全蒙在鼓里，大家所说的人民，被他们像傻B一样对待，你知道吗？我们心里怎么能踏实呢？ 人物周刊：这是你绝对不能容忍的？ 崔永元：一个电视节目主持人，尤其是谈话节目主持人，他的节目的人格，节目组的人格和这个主持人的人格应该是统一的。尤其是节目是好的人格，他是坏的人格，这是不能接受的。 人物周刊：可以用你的这个标准衡量央视吗？ 崔永元：在央视就不要提这样的要求，奢望。 人物周刊：在哪儿能用这样的标准呢？ 崔永元：到哪也不要提这样的要求。BBC，NHK，也许可以，但他们也有问题，只是比我们好得多。科学家贩卖人口，博士剽窃别人的论文……我确实是悲观的，我已经无数次重复我的悲观了。 人物周刊：节目是否低俗，标准是什么？应该由谁来制定这个标准呢？ 崔永元：如果是公共电视，这个标准是可以制定的，我给你准备了些资料，你可以看，非常清楚，什么是低俗，制定得非常明确。商业电视的标准无法界定，比如花花公子台，我们怎么能评价哪个节目好呢？做爱时间长，姿势多，就是好节目吗？《超级女声》该用哪个标准呢？不知道，我们根本不知道湖南卫视是商业电视台，还是公共电视台。 人物周刊：我们经常听到一种逻辑，说一个孩子因为看了电视，开始学做坏事了，这是电视人的某种自大吗？ 崔永元：绝对不是。以低级趣味博取收视率，绝对不是公共电视的发展方向，势必会造成恶果，如果我们假定国内所有的电视台都是公共电视的话。因为已经有一些案例出现了。即便在公共场合讨论这个问题，也有人反驳我，说那只是极个别的现象，整个社会还是平稳的，没有因为电视受那么大的影响。我非常反对这种说法。我知道对社会来说，它只是极个别现象，但对这个家庭这个人来说却是灭顶之灾。中国的看客太多了。很多人都说，不就是一个孩子自杀吗，那又怎样？你想没想过，如果他是你的孩子呢？你不会觉得问题非常大吗？所以对公共电视应该有极高的要求。 不光影射我，还影射和晶，怎么不让人愤怒呢？ 人物周刊：《手机》“事件”后，你一直没有接受媒体采访？ 崔永元：大概一年了吧，我把手机什么的全换了，所以现在几乎没有媒体知道我的手机号，大概只有三个记者知道吧，即使这样，还是经常看到对我的“采访”：情况可能分两种，一是他（她）从别人的采访里编一些，这个还说得过去，起码是你的意思；有的就是瞎编，根本没这事儿，也没给我打过电话，没提过这问题，我也没有回答过，就编出一整篇“报道”来。 人物周刊：你说的公共电视和商业电视的区分，是不是有点像电影的分级制？ 崔永元 ：当时我批评冯小刚的《手机》，也是类似的讨论，我认为是一次非常平心静气的讨论，最后就被媒体渲染成人身攻击，当时我真是焦头烂额，非常难受，因为我的意思被无限曲解了，完全变成一个小心眼的人，特别没有意思。我以前也说过这个看法，作为3级片来看，《手机》太差了，该脱不脱，该上床也不上床，那叫什么玩意？作为无限制级播放的电影，它也有问题，里面已经有性暗示等等，那是不行的。我是在探讨这个问题。现在电影局在酝酿电影分级制，这就是进步。到那时候，我会大摇大摆地到电影院去看我该死了，你谁也说不着我什么，社会允许。 人物周刊：即使过去这么久，我还是很想知道，你当时那么愤怒是因为“严守一”影射了你吗？ 崔永元：那次我主要针对的是电影的分级制度。我当时说了，崔永元的生活可以比这个更糜烂，可以比这个更龌龊，但是艺术家没有权利把它搬上银幕，这是我的原话。也就是说，一个人的生活品性可以是堕落的，但是影视作品、公共作品，要对受众负责，尤其是电影还没有分级，男女老少都买票去看的时候，不能这样做。我觉得那部电影是在美化婚外恋。 人物周刊：你还是认为《手机》对你来说是个凶险的圈套？ 崔永元：起码让我看到冯小刚的为人。我后来就跟他没有接触，我对他的评价还停留在《手机》之前跟他的接触上。比如他请我到他家，给我包饺子，说想拍一个主持人题材的电影，不知道主持人的生活是什么样，希望我给他提供一些好素材。我问他拍的是什么电影，他说是喜剧片。后来我把自己工作中的一些苦恼啊什么的都讲给他了，他当时咬着手指头听，上映前一周我们俩还坐一块吃饭，他说你看吧，你肯定喜欢这个电影。他给我讲了这个电影的故事，把脏的部分去掉了。为什么？他心虚，没说。等到电影出来我才看到，连那个主持人的接班人，都是他的情人。所以不光影射我，还影射和晶，怎么不让人愤怒呢？和晶是个弱女子，我好歹还是个男子汉啊，我不拍案而起，谁拍案而起呢？既然说了，就说个明白，所以冯小刚的为人，电影分级制度，影视文化的价值取向全谈了，但是后来媒体描述出来的是一场人身攻击。 人物周刊：之后你没有和冯小刚再聊过？ 崔永元：没有，他在报纸上说过一段话，但是我不记恨他，因为我不相信报纸。我说文艺作品起码要对得起父母，对得起孩子，你不管其他的人，你得管自己家里的人吧。然后冯小刚说，崔永元说，一个作品要上对得起父母，下对得起孩子，这不是我对作品的要求。我说，MD，这人禽兽不如，连自己父母孩子都不顾忌，哪还能顾忌别人！真是禽兽不如！但是为什么我没有对此发表言论？我不敢相信这是他说的，有可能是记者杜撰的，对吧。 人物周刊：当时大家都很明显地感觉到你的愤怒。 崔永元：愤怒，非常愤怒。后来我还看了一些影片，比这个还要脏，还要恶心，特别特别恶心。社会在进步，为什么影视却不断堕落呢？社会往前走，他们往后走，我当然愤怒了。可以说，如果我们的电视台都是公共电视台的话，那我们的电视台就是全世界最脏的公共电视台；如果我们的电视台都是商业电视台的话，那我们的电视台就是全世界最差的商业电视台，又不好看，又挣不着钱。《手机》也吃了没有分级的亏，如果有分级制，就敢拍露骨的镜头了，对票房大有好处。 人物周刊：国外影视作品也有影射或者直接批评名人甚至总统的，比如《9·11》，你怎么看？ 崔永元：要看有没有法律保障。在那之前我还打过一个官司，维护自己的名誉权和肖像权，那官司打得也是一塌糊涂，让我体验到了司法的腐败。 人物周刊：名誉权的案子你赢了吗？ 崔永元：赢了。但是他们挣了3000万，赔了我10万，你觉得我赢了吗？这个案子一个礼拜就可以结案，用了3年，你认为我赢了吗？ 我们不能容忍在《实话实说》里说假话 人物周刊：你离开《实话实说》，和失眠抑郁有关，更主要的原因，应该是节目话题面临瓶颈，越来越脱离现实、不痛不痒吧？ 崔永元：对，非常对。这说明我们当时多么浅薄，认为我们已经引领了时代话语的风潮。我做的时候已经发现了，要不然我也不会自己退下来。 人物周刊：这是最主要的原因？ 崔永元：对，根本不是实话实说，这里有政策和制度的原因，个人能力微不足道，无法逆转，我们可以容忍《实话实说》说得不是那么精彩，但是我们不能容忍在《实话实说》里说假话。 人物周刊：你离开《实话实说》后，收视率一路下跌，仅仅是因为主持人的原因？ 崔永元：没有人能证明它的收视率一路下跌，我主持时用的是日历卡调查方式，现在是收视仪，两种不同的统计方式，无法比较。 人物周刊：但总体的印象是，《实话实说》不怎么好看了。 崔永元： 一方面，这样评价和晶、阿忆非常不公平。现在的《实话实说》是在近200个同类型的节目里竞争，而我主持时，只有一两个；另一方面，我也认为他们做得确实不如我。昨天我还跟和晶讨论这个问题，她说有一个观点认为崔永元做的《实话实说》就是有意思，和晶的呢，则过分强调意义，所以就不好看了，没意思了。她问我，“你是这么做的吗？”我说，“不对，和晶。用‘有意思’的方式表达‘意义’，当然是最完美的方式，如果我们只能选择一个，应该把意义放在前面，把有意思放在后面。”她说她明白了，也接受了。和晶目前的节目可能在“意思”方面欠缺一些，但“意义”方面肯定没有什么减弱。 人物周刊：能具体评价一下和晶的表现吗？ 崔永元：女主持人最大的毛病就是矫揉造作，辽宁的黑龙江的，都说香港话，和晶没有，不浓妆艳抹，得体，值得赞赏。还有一点，她的心理素质特别好，跟我不一样，我那时像惊弓之鸟，听到非议会紧张，她应对自如，她根本不在乎这些声音，她才不管别人怎么说呢，这是她的优点，是我不具备的。 人物周刊：缺点呢？ 崔永元：她生活中就是个比较中规中矩的、严肃的人，不爱开玩笑，可能大家会觉得没什么意思。大家习惯了在《实话实说》中有意思地探讨话题，如果不叫《实话实说》，改个名字，大家可能一下就接受了。 人物周刊：你给她的主持打多少分？ 崔永元：在女主持人里可以打80分以上。 人物周刊：在《实话实说》里呢？ 崔永元：勉强及格。 人物周刊：你怎么评价阿忆？ 崔永元：阿忆不及格。阿忆是个特别好的人，我们很熟悉，他的文笔非常好，学识比我高，我很喜欢看他的文章，我一直在想，为什么阿忆的学识在主持节目时显露不了呢？阿忆可能不适合做主持人，他就适合做学者，写文章，做学问，给学生讲课，当他面对镜头，还要化妆吹头发，这些可能彻底摧毁他的自信心。我觉得生活中的阿忆是100分，镜头前30分都不到，差异很大。 我跟阿忆开玩笑说，你看这本书我看3页，我能发挥出5页的内容，你看100页，但你连个前言都说不上来。人和人有区别，他在口头表达能力上可能有点欠缺。还有一点不好，就是他极力希望做到有意思。生活中他不是个特别爱开玩笑的人，很严谨，电视机前非要开玩笑，可能节奏就很难掌握。 人物周刊：你现在做的《电影传奇》很接近你的理想吗？ 崔永元：《电影传奇》特别近，它离我的理想特别近，只是不被市场认可，大家不觉得它是个好节目，这是个问题。《实话实说》人民认为它是个好节目，但是我觉得它离人民越来越远，我每做一期就觉得离我的理想又远了一步，这也是我自己不能接受的。 《电影传奇》就是干事，因为没有人愿意干这个，费力不讨好。中国电影100年，我们有多少关于100年的资料呢？我们采访了1000多位电影人，其中几十位现在已经离我们而去了，再也没有他们自己的影像资料了，等到中国电影150年、200年时，只能到我们这儿来找到他们的资料了。我跟我的伙伴们说，咱们不功利，咱们做一个资料收集，采访每个人都是从他记事开始谈起的，说的跟电影毫无关系，但是我们把它完整记录下来，我觉得这是有意义的，对整个中国电影史是有意义的。但是把自己累得半死，也挣不了钱，不盈利，也没人说这个节目受欢迎。我也可以做《超级女声》呀，我要去做主持比他们主持棒多了，我有这份自信。 现在这个节目已经被中国电影博物馆收为馆藏作品了。据我所知，这是电影博物馆惟一的电视作品，这就说明了它的史料价值。现在，起码电影圈的老人，天天都在鼓励我，每次我见到他们，都像摸自己儿子似的摸我的脑袋，说小崔，你干了一件好事，你帮我们干了一件好事，这应该是我们电影人自己干的，让你给做了，我们得感谢你。他们对我特别好，还给我寄吃的，寄治病的药，我特别感动。 人物周刊：你觉得自己在《电影传奇》里的演技如何？ 崔永元：我很敬业，但演技根本不值一提，我哪有什么演技呀？ 人物周刊：《实话实说》、《小崔说事》、《电影传奇》，你怎样评价自己在3个节目中的表现？ 崔永元 ：《小崔说事》就不评价了，不值一提，挺随手的，好像少年时候练过武，老年了再比划两下，这么回事。《电影传奇》非常伟大，将来总会有人写它一笔的，它为百年电影做出了贡献，真的可以这么说，一点都不觉得脸红，也不愧疚。 《实话实说》了不起，创造了一种全新的谈话节目方式，但是美中不足的，它是模仿，实际上学的是美国《脱口秀》。《电影传奇》全世界没有第二个，是我们自己的发明。《实话实说》顶峰时，我特别有成就感，觉得自己真了不起，我是中国第一号男主持人，后来才发现这个想法非常非常愚蠢，那只是在我们通往理想的过程中非常艰难地迈了一步，就误以为自己成功了，现在想来真幼稚，还没到青春期呢。实话说，《电影传奇》真是让我有成就感。 人物周刊：你说过希望自己心态调整好了后，再杀回去做个严肃节目，是什么类型的节目？ 崔永元：读书节目。《电影传奇》很严肃，准备做4年，现在已经做好3年的量了，很快就可以全部完成。我们还打算做《歌曲传奇》系列，但也不一定能延续下去，因为这是个商业项目，台里不投资的，很有可能没有人愿意投资，或者没有人愿意购买，就夭折了。 人物周刊：这个读书节目做成的可能性大吗？ 崔永元：现在几乎都没有可能了，因为那时候严肃节目还有生存空间，有人喜欢看娱乐的，有人喜欢看严肃的，尤其是40岁以上的受众群。现在是娱乐节目通吃，上到99，下到刚会走，大家都喜欢了，全民娱乐。 人物周刊：你希望自己做主持人做到什么时候？你会以什么方式告别这个舞台？ 崔永元：随时可以不做。我希望我做的永远是高品位、高格调的节目。但是如果电视台不需要，那我掉头便走。 人物周刊：人民可能不答应啊？ 崔永元：做《实话实说》时人民把我捧上了天，我也没乐晕了头，对吧，现在又有人说我“站在人民的对立面”，所以我就从来没在意“人民”这个概念，哪有人民呀，没有人民呀，只有甲、乙、丙、丁，张三、李四这些具体个体，我希望了解他们的喜怒哀乐。 我是难得一见的优秀主持人 人物周刊：你听到过的对你最恶毒的评价是什么？ 崔永元：骂我的很多，最恶毒的评价是，这小子会玩，既炒作自己，还不露痕迹，显得很有学问，很有修养，很宽容，这是对我最大的伤害。真的，骂别的，比如他长得难看，没有一个女人会喜欢；他早点死，死得越早越好，他怎么还不死，他老说自己要自杀，怎么还不自杀啊，快点啊——这些我经常听到，我根本不在乎，但是刚才那个评论，我认为是最狠的，也可能说到了我的痛处吧。（笑） 人物周刊：你觉得你是一个优秀主持人吗？ 崔永元：是，难得一见的优秀主持人。 人物周刊：不为自己担忧吗？ 崔永元 ：我不担忧。我不说我难受，所以我就说，更多的时候是媒体曲解了我的意思，他们为了制造轰动效应，故意把我的语言妖魔化了。 人物周刊：有没有拍错的时候？ 崔永元：我没有拍错过，都是媒体给我拍错的。我最近见到一些大画家、大作家，他们都劝我不要这样，他们说，哎呀你管好自己就行了，不要老站起来说话。我理解的意思，是他们觉得我根本没有那种学识，话说多了，漏洞百出，被人揪着尾巴多难受啊。 也可能是他们也堕落成那样的人了，觉得洁身自好就是好的了，不用再拍案而起。有段时间我对网络陷入了困惑，只看到了它的负面效应，觉得它为什么这么不负责任，后来我看了《南方周末》对鄢烈山的采访，茅塞顿开。他没有说BBS一句坏话，这是我没有料到的。他说这是个公开的论坛，每个人都可以表达自己的思想和智慧。记者接着问他，那你的杂文还有什么存在的意义呢？他说我们的社会还是需要有逻辑思维的、对自己名声负责任的表达。我看完后特别高兴，我觉得他说得太好了，也就是说我们并不排斥BBS这种新兴的方式，但是这个社会确实需要对自己名声负责任的表达。 崔永元：我每天晚上都非常难受，特别孤独，寂寞。我都无法跟你形容我的难受，经常晚上9点就躺在床上，到第二天早晨7点还没有入睡。我老在想这些事，想不通，想不明白：以前有那么多拍案而起的人，现在他们都上哪儿去了？我知道崔永元无法跟他们比，这个时代有可以跟他们比肩的人，做人做事都无可挑剔，但是他们都在洁身自好，我见过很多很多，他们不愿意站出来对这个社会负责任。 人物周刊：一个正人君子，一定得要求别人也是正人君子吗？ 崔永元：大概就是有病，只能说是有病了。我其实只是希望从业人员要有职业道德，知识分子要有责任感，其他的真的没要求了。 人物周刊：你希望中的自己，希望中的别人，希望中的外界社会，有没有点乌托邦色彩？ 崔永元：我才不认为那个是乌托邦世界呢，我认为那是美好的世界，我相信有这样的地方。比如我带我女儿去朗布拉邦（音），老挝一个城市，那地方非常非常好，路不拾遗，夜不闭户，让人特别感动。回来我就想，什么叫文明？什么叫发达？是不是纽约就叫文明？华盛顿就叫发达？每个人都可以选择自己的生活方式，大概就叫文明吧。 人物周刊：你认为自己已经做到了你对别人的那些要求了吗？ 崔永元：对，我就能做到绑票不撕票，收了红包不塞纱布。主持人请人家来做节目，人家好好配合你，你别背地里骂人家，我就这个要求，这个要求高吗？ 人物周刊：你老站出来说话，你的家人怎么看呢？ 崔永元：我的家人也觉得我像个疯子，甚至从一定程度上讲像个疯狗，见什么都要咬一口。看电视时在骂，看报纸也在骂。比如前些日子黎莉莉去世了，那是个对中国电影做出过卓越贡献的老人，报纸上连个豆腐块都不愿意给她，把那么大的篇幅给王菲、李亚鹏、《七剑》。我认为这不是一个健康的社会，起码是个文化不高的社会。 人物周刊：医生建议你换个轻松的、不需要太多责任的职业，你觉得自己可以离开吗？ 崔永元：当然可以，这有什么值得留恋的，这个行业？ 人物周刊：但现在你还是在干这一行。 崔永元：我能做什么呢？我没有别的手艺啊。比如我想过做房地产，那样可以挣很多很多钱，那时候崔永元是个商人，在商言商，我就挣钱，你管得着吗？但是偷税漏税、偷工减料，我又不能容忍，就没法去；也有一些企业找我做形象大使，推荐这个药那个保健品，干那么三五档就够这辈子花了。但这东西行吗？真是虎骨做的，蚂蚁泡的吗？我会跟人较真，一较真就会露馅，然后心里又不平衡，所以简直是没法选择，非得坏了良心。我要坏了良心，我就不要换职业，我就可以在这个圈子里如鱼得水，我水平比他们高，这我知道。 感谢 1572 人推荐 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