鄢烈山

亚洲周刊:薄熙來下台涉及王立軍監聽竊聽中央領導人

.江迅 薄熙來下台,背後涉及王立軍監聽竊聽中央領導人行蹤和談話,令中央震怒。中央領導人習近平、賀國強、李源潮、吳邦國等訪問重慶期間,王立軍部署監聽竊聽。王立軍與中央警衛局攀上關係,使重慶掌握中南海領袖的行蹤及私密。薄熙來和王立軍也主導一百六十萬字紀實文學《霧漫山城》、《重慶亮劍》等四部鉅作,王立軍事件後及時被阻出版。薄熙來在兩會發言,指胡錦濤終會到重慶視察,被中南海視為「逼宮」。 乍暖還寒,政壇春雷。重慶市副市長兼公安局長王立軍,夜闖美國駐成都總領事館,逗留一整天後被國家安全部高官帶往北京,引發一系列石破天驚而令公眾關注的政治事件。全國人大和政協兩會剛落幕,重慶市委書記薄熙來被去職。此際,距離中共十八大尚有半年,原本虎視耽耽步入政治局常委的薄熙來突地跌入谷底,「天下未亂蜀先亂」,可謂匪夷所思,在中南海政壇引發強震。有人將「薄王事件」視為一九八九年六四事件後,「中國近二十年來最大的政治震盪」;也有人將「薄王事件」比作二零一二年版的林彪「九一三事件」,一九七一年身為毛澤東接班人的「副統帥」林彪,「另立中央」事敗,乘飛機機北逃未遂身亡,令國人震撼,直接促成文化大革命結束。當下,王立軍私闖美國總領事館,薄熙來覬覦中南海頂座,最終一枕黃粱,擾攘多年的極左路線遭遏制。霧都山城重慶被視為「文革式紅都」,此際,旋即褪下紅色霧幔。 薄熙來二零零七年十月當選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兩個月後接任重慶市委書記,他主政重慶四年多,一派風風火火,主要依靠三人團隊:王立軍、黃奇帆、徐鳴。重慶人常說,薄熙來掌政,文有徐鳴,武有王立軍,經濟有黃奇帆。王立軍,副市長,打黑鐵腕強人,在遼寧公安系統二十四年,時任遼寧省長的薄熙來頗看重王立軍,薄熙來調任重慶半年,王立軍便被他挖去重慶;黃奇帆,發展經濟領頭人,長期在上海任職,曾任市委市政府副秘書長、市經委主任,在官場始終沒能再攀升,顯得不甚得志,到了重慶才聲名大噪;徐鳴,市委秘書長,曾任職商務部,也由曾任職商務部長的薄熙來調來重慶,重慶唱紅,由徐鳴一手導演。 據知,令中南海高層最為震怒而對重慶事件採取行動的,是重慶當局監聽竊聽中央領導人的行蹤和私下談話。王立軍是監聽狂,在遼寧任職時就喜歡上監聽,熱衷監聽自己感興趣的話題。中央領導人習近平、賀國強、李源潮、吳邦國等在重慶考察或調研期間,王立軍都部署監聽竊聽。他多次將獲得的重要內容,向薄熙來講述。王立軍打黑中監聽,薄熙來知曉,後來卻發現王立軍任意擴大監聽範圍,卻也未加阻止。 但最令人震驚的,是這位聞名全國的「打黑英雄」,還與中央警衛局攀上關係,私底下獲知中央主要領導人的行蹤和私密。據重慶公安局一位官員透露,在王立軍安排下,有個處長級公安幹部專職負責監聽竊聽工作,當王立軍從美國總領事館被當局押往北京後十多天,這名處長級公安幹部,也被當局拘押受審。 王立軍是個美國技術迷,特別崇尚美國警方的裝備,他的監聽設備相當先進,了解的人只說,「他們如何搞監聽,如果具體給你解釋,你全身汗毛都會豎起,令人相當可怕」。一位在北京一家文化出版公司任要職的重慶作家是王立軍好友,兩個月前的春節還在重慶與王立軍舉杯暢飲。他對亞洲週刊說,走進王立軍辦公室,最奪目的就是他與美國警察高層合影的大照片。他心目中,希望自己就是美國大片中拯救世界的英雄。那部十九集電視連續劇《鐵血警魂》的主角,就是以他為原型拍攝的,他個人英雄主義特別強烈,又是極端「自我完美主義者」,每件事都要做得完美無瑕。比如,他要求刑警的著裝要「利整」,他要求每個案件要萬無一失,他設計的刑警夾克要申請專利。 知識產權專家王浩在國家知識產權局網站作檢索,專利權人輸入重慶市公安局,發明人輸入王立軍,能檢索到三年多來七項發明專利、三十一項實用新型專利、一百一十九條外觀設計專利。王立軍的發明很全面,包括員警辦案各方面,有辦案系統、接警系統、公眾查詢系統,警械包括警務車後備箱作業系統、警車、警用摩托車、報警終端機,以及各類警服、警靴、警用雨衣和手套等,辦公用品則有書架、雜誌架等。 中國社會有一個特色,官員往往將文藝創作視為一種輿論手段,善於運用文藝作品為自己、為自己的理念造勢。薄熙來和王立軍深味此道。在他倆的主導下,一百六十萬字紀實文學《霧漫山城》、《重慶亮劍》等一套四部鉅作,經四位作家三年時間創作,於二零一一年底殺青,交由北京一家出版社出版,即將推出的這套作品,終因王立軍夜闖美國駐成都總領事館、薄熙來被免去市委書記、常委和委員而擱置了。作品正面描述薄熙來和王立軍,為他倆在政壇上更上層樓評功擺好,鳴鑼開道。 要爭奪茅盾文學獎 早在二零一零年四月,時任市委書記薄熙來和市長黃奇帆,就向時任重慶作家協會主席黃濟人,下達這一年五項創作任務:「百個重慶故事」,組織編寫一百個反映「五個重慶」(宜居重慶、暢通重慶、森林重慶、平安重慶、健康重慶)建設、弘揚社會正義的故事;以重慶為背景寫一部小說,要在全國打響,目標爭奪中國最高文學獎項「茅盾文學獎」。此外還有「一百首詩詞」,邀約名家寫百首詩詞;一台更有文化味的重慶春節晚會;培養一批文學人才。 重慶作協決定將打黑除惡的大案要案寫成小說,在重慶前公安局長文強被槍決之後,作協已成立寫作組,這部打黑小說書名定為《霧都閃電》,小說記錄從零九年六月起重慶市啟動的打黑除惡。第一時間同時策動十四個重點項目,調動各警種,成立十個督辦組和三百三十四個專案組,跨區域異地調警上萬名,摧毀上百個黑社會團伙,將四千多名涉案人員繩之以法,打掉文強為首的一批「保護傘」,切斷違法「放水」資金鏈條三百三十億元人民幣(約五十二億美元),小說以全紀實筆法記錄重慶打黑成果。全國政協委員、公安部警風監督員、重慶市作協前主席黃濟人與時任公安局長王立軍,就這部文學作品創作多次作交流。市公安局全力支持,提供已解密的案件文字等資料,為作家創作採訪提供條件。 當時在網絡上,就有不少網民對重慶作協提出質疑:「以記錄重慶打黑除惡的戰績創作文學作品,把文學本身賦予太多其他意味。這是重慶作家被布置的『作業』,似乎離譜了,難道文學創作優劣取決於長官意志嗎?」 王立軍拜年薄熙來拒見 早在二月七日王立軍夜闖美國駐成都總領事館之前,薄熙來已經感覺到中央在調查王立軍的事。春節的一天,王立軍按慣例去薄熙來家拜年,薄熙來卻不予迎見,拒之門外。王立軍事發後,薄熙來的一舉一動,始終是境內外傳媒最為關注的焦點,這次全國人大和政協兩會期間也不例外。他無論執政大連、遼寧,還是執掌商務部、重慶,只要他出現,無論在哪個場合他都能折騰出風生水起的動靜來。不過,薄熙來的政治前途,卻在這次兩會期間戛然而止。 九常委一致要薄下台 三月十三日上午,全國政協十一屆五次會議閉幕。薄熙來出席了閉幕式,在主席台就座。下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會議上,九常委達成共識:「薄熙來同志不再兼任重慶市委書記、常委、委員職務」。 十四日上午,十一屆全國人大五次會議閉幕式上,薄熙來在主席台第一排就座,他不時與左手邊的軍委副主席徐才厚有說有笑,神情輕鬆。中午,總理溫家寶在長達三小時記者會上,首度公開談論「王立軍事件」,要求「重慶反思」。他接著刻意說,「我這裏想講一段話」。他重溫「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特別是中央作出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以來,確立了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和黨的基本路線,並且做出了改革開放這一決定中國命運和前途的重大抉擇」。是日下午,中央召開各省市自治區主要領導人高級別會議,宣布對薄熙來免職的重大決定。 十五日早上九點,湖南官網率先披露中共中央的這一決定。九點十七分,中央喉舌人民網透過官方微博披露,將有重要消息發布。十時,新華社獲准發稿,不含標點共四十六字:「日前,中共中央決定:張德江同志兼任重慶市委委員、常委、書記;薄熙來同志不再兼任重慶市委書記、常委、委員職務。」這則字字千鈞的短訊,迅即佔據各大新聞門戶頭條位置。此時,人們才開始悟出溫家寶總理在十八個小時前語重心長的緣故,那決不是見招拆招、個人表態。不過,事態畢竟尚不明朗,人們只能從新華社播發的隻言片語中推演局勢,「不再兼任」與「免去職務」之間的差異。 促使中央下決心舉起快刀斬斷亂麻,迅速對薄熙來採取措施,是因為三月九日全國人大重慶小組討論會上,薄熙來回應媒體集體採訪時的「出格」言論。薄熙來強調,不能因為王立軍事件而否定重慶打黑。「『唱紅打黑』,這兩點沒話說,我們還要堅持」。薄熙來說,「重慶打黑是必要的」,「我到重慶後,看到告狀信我是有壓力的,打黑是碰硬的事情,是要得罪人的事情」,在打黑問題上,是裝聾作啞,假裝沒這回事兒,還是認真對待敢於碰硬為人民群眾負責?「我們選擇了後者」,「我還要強調,打黑不是公安一家,是公、檢、法、安全和紀委,多家努力的結果」,薄熙來說,重慶打黑是在政法委領導下,公、檢、法、司、安幾家協同作戰。打黑除惡是整體的工作,不論領導機構還是工作程序都很清楚。涉及到重大案件,還要上報上級公檢法和紀委,程序和流程是科學的嚴格的,不是王立軍一個人的事。王立軍的「打黑英雄」的稱號是群眾給的,不是市委市政府給的,「給稱號是人民群眾的自由」。 薄熙來認為,王立軍事件是孤立事件。重慶廣大公安幹警是好的,不要把王立軍事件誇大,不能因為王立軍就抹殺了其他廣大公安幹警的努力。他說,打黑除惡他有思想準備,是會觸及一些人的利益,是會有不同觀點和看法,而且已經形成黑惡集團的這些人社會聯繫是很廣泛的,是有輿論能力的,「我們敢於打黑,也就是說,像古人講的,敢同惡鬼爭高下,不向霸王讓寸分,就是要有這種精神」。 他在講話中,還主動提及社會上的一些傳言。有關他兒子薄瓜瓜在國外讀書駕駛法拉利跑車,薄熙來連用兩個「一派胡言」,表達他「非常氣憤」的情緒。關於他兒子在國外讀書的資金問題,他一字一句說:「全額獎學金」。不過,事後,香港一家傳媒的駐歐洲記者向薄瓜瓜就讀的英國私立學校哈羅公學詢問獎學金問題時,校方答覆稱,「我校從不提供全額獎學金」。 在王立軍事件已成輿論焦點情況下,薄熙來未向中央彙報溝通,還讓黃奇帆在兩會前透過香港傳媒散播言論,試圖影響調查進程,引起中央震怒。重慶唱紅打黑引爆人們爭議,胡錦濤、溫家寶等中央領導人這幾年沒去重慶考察。薄熙來在講話中說,「相信胡錦濤同志會到重慶視察的」。此言被中南海高層視同「逼宮」言論。 從「王捕頭夜奔美領館」到「平西王黯然離山城」,重慶政壇人事地震,網絡上掀翻巨浪。擁有大批粉絲的知名學者博主紛紛留言。賀衛方說:「雖然這一切仍處在過程之中,但已發生者對中國未來前途的影響無可估量。」紀鴻聰說:「今天的事情絕對是這一屆黨中央和政府做的具有歷史意義的選擇,過去五年中國的路線之爭,使得改革開放隨時有中斷的危險,今天終於給了說法。胡錦濤在之前提出的『不折騰』得到了貫徹。對中國未來又有了信心了。」周海濱說:「人民網薄熙來活動報道集開始刪了。左邊的簡歷已經刪去了,外事活動的內容也全部刪掉了。真可謂,人未走,茶已涼。這就是政治的殘酷。」沙葉新說:「和薄比,溫益勝。薄為奸雄,溫乃賢臣;薄浮華輕薄,溫踏實多溫;薄文革倒退,溫政改堅定;薄野心勃勃,溫拳拳為民;薄狂捧多多,溫謠諑紛紛。薄劣跡已顯,溫政績待評。千秋功罪在人心!」 北京著名時評家曹景行說:「改革的核心,是要完善對權力的監督,防止權力(政治權力和資本權力)的濫用。權力本身可以成為改革的主要推動力,也可能成為改革的最大阻力。薄熙來在重慶不是搞諸侯割據,而是要改變中國。像他那樣濫權的官員不在少數,再多幾個溫總也沒用,真正缺少的是有效監督權力的制度。」 三月十五日是全國打假日,頗具戲劇性的是,薄熙來在這一天被結束其政治生命。有學者說,他在重慶掀起的「唱紅打黑」,實質是打著民粹旗幟,以「文革」方式展開社會動員,違背法律和遠離法治框架,最終結果是強權回歸。中共十八大在即,中共領導最高層政治局的佔位戰也到了關鍵時刻。有學者說,最忙的要數薄熙來了。有人視他為「紅色貴族」,有人稱他是「新銳太子黨」。他主政重慶四年多,唱紅打黑,戶籍改革,提「均貧富」,唱「蛋糕論」,請「五大書記」銅像,高調回頭走毛澤東政治路線。 溫家寶在全國人大會議後記者會三小時講話,貫穿著反極左、反倒退、反對回到文革的理念。他少有地甩出猛話:重慶需要反思,警告否定改革開放,文化革命有可能重來。無數學者和網民依據對中共政治話語模式的判斷經驗,認定溫家寶的這段講話無異於將薄熙來的「唱紅打黑」定義為文革思維,批評其與中共得以穩定政權的改革開放策略背道而馳。人們普遍認為,「這是十年來最有含金量、最有料的一場記者會」。溫家寶兩提《決議》,都與文革相關,強調歷史檢驗。他要求重慶當局應汲取王立軍事件教訓之後,再談文革教訓;他擔憂不進行政治體制改革則文革可能重演。重提《決議》顯示了對文革復辟的擔憂。溫家寶如此公開不點名暗批一個政治局委員的所作所為,在中共執政史上並不多見。一場與中央保持一致,堅持改革開放,反倒退的大潮捲起了。 溫家寶記者會翌日,極左派代表人物之一的司馬南的微博,被刪除十多條,都是影射總理溫家寶而為薄熙來鳴冤叫屈,他低吟七言絕句:「半壁西南一柱傾, 媚骨奴顏不容雄」。過了一天,他又在微博上披露自己在各大學的講座被正式取消,前一天錄製的六十分鐘新聞解讀遭冰封。司馬南說:「我知道,我『必須反思』。我也知道,果斷刪除我微博內容的同志,一定是從『形勢和大局出發』,經過『慎重考慮決定的』。作為有三十年以上黨齡的老同志,我對黨襟懷坦白,卻無法實話實說。時被噤聲,痛之甚也。我之痛,超過家寶大哥罹遭謠諑」。 另一位極左思潮代表人物、北京大學教授孔慶東,十五日在第一視頻網的《坐視天下‧孔慶東有話說(原名孔和尚有話說)》欄目上,發表對薄熙來被免職的看法。他聲稱,如果薄熙來犯錯誤被免職了,那可能會傷了億萬中國人民的心,那以後誰還敢「唱紅打黑」,誰還敢搞「共同富裕」,那必將陷入溫家寶說的中國必將陷入文革動亂之中,一旦陷入動亂誰都沒好處,或許是玉石俱焚。他借消費者維權日打假話題說,「打黑」就是最大的「打假」,如果讓打黑英雄受委屈,那不就是公開的「發動反革命政變嘛」。三月十九日,此節目突然停播。第一視頻在網站上刊出通告稱:「近期各地網友反映無法收看直播節目,為滿足廣大網友需求,第一視頻進行直播技術與設備升級,在此期間部分直播節目暫停播出,播出時間另行通知。」不過,暫停的只有孔慶東這一個節目,他以往的「有話說」雖仍可重溫,但十五日的節目已被刪除。 要與中央保持一致 「與中央保持一致」,成了近期中共官場的熱語。三月十九日,《解放軍報》發表社論《堅持把思想政治建設擺在首位》。社論說:「今年是黨和國家發展進程中具有特殊重要意義的一年」,十八大即將召開,「歷史經驗表明,每逢黨和國家面臨大事,國內外敵對勢力總會借機興風作浪,社會上噪音雜音也會明顯增多,人們的思想往往更加活躍。越是在這種情況下,越要重視做好意識形態工作,越要加強思想政治建設。只有堅定不移地把思想政治建設擺在各項建設首位……堅決抵制『軍隊非黨化、非政治化』和『軍隊國家化』等錯誤觀點,始終把堅持黨對軍隊絕對領導作為最高政治原則來把握,作為最高政治要求來落實,作為最高政治紀律來遵守,才能確保黨從思想上政治上組織上牢牢掌握部隊,確保部隊一切行動聽從黨中央、中央軍委和胡主席指揮」。 一個多月前的二月十四日,中央軍委副主席徐才厚率海、空軍司令、政委視察廣州軍區,要求軍區注重從思想上政治上建設和掌握部隊,迎接中共十八大召開。他強調:「嚴守政治紀律,堅決維護黨中央的權威,確保部隊一切行動堅決聽從黨中央、中央軍委和胡主席指揮。」三月三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紀委書記賀國強專程到全國人大會議重慶代表團駐地,即人民大會堂賓館,與重慶代表見面。他說,要「統一思想認識,即切實把思想認識統一到中央的決策部署上來,統一到中央對反腐敗鬥爭形勢的科學判斷和對反腐倡廉工作的要求部署上來」,「嚴明黨的紀律,即嚴格執行黨的政治紀律,嚴格執行組織人事工作紀律,加強對中央重大決策部署落實情況的監督檢查,自覺同以胡錦濤同志為總書記的黨中央保持高度一致,確保中央政令暢通」。 重慶各主要官員紛表態 在重慶,宣布薄熙來去職是日,重慶衛視已經「與中央保持一致」。這家在過去兩年中因薄熙來執意下「不播廣告」而名動天下的電視台,當晚便開設了認證微博賬號,商業廣告迫不及待開始回到螢幕上。中宣部副部長蔡名照坐鎮重慶,親自督陣重慶傳媒。十六日《重慶日報》原本每天版面都有的「五個重慶」、「縮差共富」等口號不再出現,代之以「民生」之類的版名。晨報、商報、晚報、時報,更是用幾近整個頭版向直轄市民眾通告中共中央決定,版面充斥全市各級部門主要官員在各種會議上的表態:自覺與中央保持高度一致。 被稱為「西紅柿模式」的薄熙來主導下的「重慶模式」、「重慶經驗」、「重慶探索」,再度引發社會大討論。雜文家鄢烈山認為,薄熙來在重慶的做法可以說是把準了民意的脈搏,看到了中國問題的病根,但他開錯了藥方。民意要求公平正義的訴求是正當的,而薄熙來作為一個「政客」,採取的手法卻是「不正義的」,例如踐踏法制,把「打黑」變成「黑打」,還有倒行逆施的「唱紅」。有學者認為,唱紅打黑應算是極端集權統治文化的復辟;內部集權不走程式,打黑就成個人集權行為,失去法制和理性,導致社會體制崩潰淪喪;紅歌高打復古旗幟,極具個人主義宣揚,最終導致個人英雄主義重來,踐踏社會民主進步。那時文革重來就不是危言聳聽了。薄熙來卸職至少說明政局思路是清明的。也有不少網民認為在重慶模式甚囂塵上時,整個國家都被帶著向左轉,全國學重慶,到處唱紅歌,用打黑方式整企業家,殺富不濟貧,害得人們紛紛移民,究竟是誰姑息薄熙來? 在一個憲政國家,唱什麼顏色的歌,以及是否打擊黑社會,本來不是什麼問題。但在今天的重慶,「唱紅打黑」已經超出唱歌和治安的範疇,具有某種政治操縱的味道。當下的重慶,人民大禮堂廣場上的播音箱,終於傳來一首久違的歡快的非紅歌歌曲。諸多網友留言:爬坡上坎吃苦耐勞的重慶人,會讓這座古老的山城變得更美好。重慶,雄起。■ 亚洲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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鄢烈山 | 同情—滥情——民粹

2012年03月20日 14:00:29        但是,一不小心,“同情(弱者)”就会变成“滥情”,让“同情”的泪水模糊了自己的视线,变得盲目、盲从,为“舆论”所裹挟;进而让“同情”的洪水冲垮头脑理性的堤坝,成为一个只有“立场”而没有是非的“民粹主义者”。                             去年冬天,我和朋友在广州珠江边一家高档酒楼聚餐,小李的苹果手机丢了。他十分肯定是在我们的包间丢的,而与会的师友都是熟人不可能拿,先后进出的服务员只有两人;一再与酒楼经理交涉,服务员最终认了……不会有人觉得小李是歧视服务员,或老板辞退这种人不应该吧?     今年年初,南方周末在清远一家五星级酒店开年会,一位同事一不留神“苹果”就被人在餐桌边“顺”走了。他借个手机发短信花两千元赎回,是约好半夜隔门一手交钱一手交机——要不是“苹果”的“绑定”服务,偷去也没法用,是找不回的。这种宾馆服务员,你说一旦发现,该不该开除?     说实话,我挺佩服中国高档消费场所那些服务员的心理素质的,看人家花钱如流水,自己陪尽笑脸侍候人却挣那么少的钱,又不相信命运天定,心理难平衡呐;眼前的诱惑那么多,要始终不动心谈何容易!而我相信,你定然会赞成这种高档消费场所制订并严格执行员工手册,不容许服务员私自捎带消费场所的一针一线出去——俗话说得好,“小洞不补,(就会变成)大洞尺五”;而对于客人来说,花大钱来这种场所,安全感很重要,肯定不愿意像在火车站或集贸市场要时刻提防被盗。     可是,换一个场景,你的态度可能就变了。     47岁的南京六合县妇女李红在南京一家五星级酒店当洗碗工。她将客人吃剩的一些鱼丸子、半盘烤鸭和一块瘦肉包起来,想悄悄带出去给正在读大学的儿子补养身体,酒店管理人员发现后以盗窃财物为由将她开除了。按照酒店早已告知的《员工手册》,这是她明知故犯应有的结果。     然而,3个多月前发生的这起职场寻常事,一经媒体披露,却引起舆论的轩然大波,相当大多数人是谴责这家酒店的。酒店餐饮部罗经理回应称,为了确保酒店的品牌形象与服务质量,所有淘汰的食物都不允许重复使用,也不允许员工私自带走。李红辩解说:“夏天也罢了,冬天,那些鱼啊鸭的,都还好好的,最多用两天,客人吃剩了,就全扔。扔进垃圾筒,跟纸巾之类杂物混在一起再拖走……每天倒掉的东西,我们一个月工资都不够买的。真是看不下去……”李红的话人们听得更入耳。     社会严重的贫富不均让人们久已怀怨,虽然“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古已有之。更重要是,人们天然地会同情弱者。同情弱者,本来是一种美好的情感。哪怕是“君子远庖厨”这种迹近虚伪的心态,在孟子看来,也是恻隐之心、“不忍”之心的表现,是人性本善的证明,至少可以是一种“仁术”。     但是,一不小心,“同情(弱者)”就会变成“滥情”,让“同情”的泪水模糊了自己的视线,变得盲目、盲从,为“舆论”所裹挟;进而让“同情”的洪水冲垮头脑理性的堤坝,成为一个只有“立场”而没有是非的“民粹主义者”。(也许需要说明的是,“民粹主义”原本至少是一个中性的词,社会地位高贵者、精英们悲悯普通民众,承认平民的智慧与道德并非天生低下,要求精英平等地对待他们,甚至不惜矫枉过正鼓吹“卑贱者最聪明”,这是高尚的人道主义,是有益于社会走向平等自由和博爱的。但“民粹主义”被一些政治人物推向极端,利用民众的平权诉求搞阶级斗争,不仅要求精英们“到民间去”,而且煽动和利用工农兵的“翻身”复仇心态,弹压各界精英,乃至形成“知识越多越反动”社会氛围,以维护思想“统一”和领袖专断的制度——这时的“民粹主义”就是一个贬义词。“红色高棉”应该是民粹主义为祸的标本吧。)         就李红被酒店解雇而言,她的护犊情深可以理解,她的珍惜食物也有道理,我们应该为她和她的儿子争取更体面更有尊严的生活权利。试想,如果她的工资水准不是那么低,她的儿子求学的条件不是那么差,那么她根本不需要也不会这么做。而全社会的初次分配(劳动者的工资福利标准)和二次分配(教育、医疗和退休养老等社会保障水平和公共福利开支)是否公平,这主要是政府的责任。企业管理要规范,制度与纪律必须执行。情与法,钉是钉,铆是铆,岂能混为一谈?现在有些为李红叫屈的人,承认李红这样做理不直气不壮,而强调企业应该“人性化处理”,即只要警告她一下而不该解雇。这就是中国人的大毛病——太习惯于通融,契约意识和规则意识不强。以“法外施恩”为常理,还有什么“法”可言?只有“关系”、情面和人治。     说到法,正当热议此事时出现了另一则新闻,广东有两个大学生到香港为人代考托福,被发现作弊,各被判监禁10个月。为了2000元甘冒犯法的风险,必是穷人家的孩子。应该同情吗?是挺可怜的。但是,我觉得就该像香港这样严惩作弊者。内地要是也这样法不容情,何至于让国家级的考试也弊案层出不穷,大学校园里考试作弊更是早已成为毫无羞耻感的风俗?     不是弱者做什么都该同情,我们在同情弱者的同时,要保持清明的理性、坚定对法律的信仰,坚持公平正义原则。我们要牢记,同情也是“过犹不及”的,否则很容易滑向民粹主义,纵容弱者的堕落,乃至堕入仇视富人、仇视精英阶层、仇视规则与法治的魔道,被野心家或自己的暴戾之心所操弄。      2012/03/16       上一篇: 杀人者与被杀者谁更该同情? 下一篇: 没有了 阅读数( ) 评论数( 0 ) 0 条 本博文相关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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鄢烈山 | 杀人者与被杀者谁更该同情?

2012年03月19日 13:59:27    杀人者与被杀者谁更该同情?            在内心深处,我更同情杀人者吴春艳。他可以说是被逼疯的——虽然没有精神鉴定他是“疯”了,激情杀人却是一定的,用的是水果刀;虽然逼“疯”他的不是舒照岭一人,也不是“美和劳务”一家,而是社会环境——他杀死“骗子”后,挥刀与警察对峙给亲友群发了条短信:“爸、妈、哥哥,我的亲戚朋友们对不起!永别了……我被骗够了我也不想活了!我的心太苦了,我的心也真的累了。”         《南方都市报》2月7日有则报道《应聘被骗三百,七刀闹市杀人》,说的是2月14日,东莞厚街汽车站前,湖南籍求职者吴艳春将贵州籍打工者舒照岭七刀刺死。案由是,两天前,吴向室友借钱凑够270元的报名费和100元的体检费,交给美和劳务公司,但该公司并未给他介绍工作,只肯退还他70元钱。他找中介公司说理公司不理,便找当初经手“招”他的公司招聘员舒照岭讨,舒没钱还他,他便掏出水果刀刺向舒,边刺边恨恨地叫嚷““让你骗人”!       21岁的舒照岭倒在血泊中,还被吴脚打拳踢。他的死是令人惋惜的,是他和父母亲人的悲剧。21岁的吴艳春,当时被警察制服,现在生死未卜。我很想知道,吴现时被关何处,状况如何,很关心此案如何了结,我希望看到此案的追踪报道。       两个同龄的年轻人一死一生死未卜,没有正常心态的人会不痛惜。我的问题是,他们两人的结局谁更值得我们同情呢?       如果凶案是发生在官与民之间——如邓玉娇案,如果凶案发生在疑似“富二代”、“官二代”与“穷二代”之间——如西安药家鑫案,那么,在这个“仇官”、“仇富”情绪像雾霾一样弥漫,“民粹主义”大有死灰复燃之势的当下,很多人会不假思索,不等了解案情全过程与细节,就无条件地“站队”在邓玉娇和张家一边,将全部同情倾注给“弱势”者。可是,偏偏这场凶案发生两个“穷二代”之间,吴与舒用陕北方言说都是“受苦人”!       从结果来看,当然是舒照岭受害最大,他已被杀死,他即便有错有罪,也罪不至死,自然他及其家人是应予同情的;而吴艳春是血案的制造者,他即便有理也无权行私刑,他肯定是有罪的,且是重罪。       但是,在内心深处,我更同情吴春艳。他可以说是被逼疯的——虽然没有精神鉴定他是“疯”了,激情杀人却是一定的,用的是水果刀;虽然逼“疯”他的不是舒照岭一人,也不是“美和劳务”一家,而是社会环境——他杀死“骗子”后,挥刀与警察对峙给亲友群发了条短信:“爸、妈、哥哥,我的亲戚朋友们对不起!永别了……我被骗够了我也不想活了!我的心太苦了,我的心也真的累了。”       而舒照岭这样的人,在我看来是应该受惩罚的,虽然现在这样助纣为虐的人极少被惩罚,虽然欺负打工者的骗子公司要负更大责任、更该严惩。我们的社会为什么骗子横行,让赵本山的东北方言“忽悠”一词,与吴思杜撰的“潜规则”一起,成了新世纪最流行的社会词语,就是因为对大大小小的骗子太纵容了。       报道说,据内部知情者透露,“美和劳务”招募基层员工,通过随机搭讪或设摊招聘等方式寻找求职者,将人带回办公室;除数百元职业介绍费外,美和劳务的工作人员还会谎称求职者已初步通过面试,要求缴纳体检费、服装费等各种项目费用。有时还会勾结专门调包盗取银行卡团伙,将求职者银行卡余额清空;最后一道工序是,用喷涂警用标识的摩托车、面包车将上门找麻烦的求职者送到偏僻地方丢下,以各种手段恐吓,使受害者不敢投诉自认倒霉。舒照岭自然是了解这种行骗内情的,他参与其中,分工是负责寻找猎物。——他与《白毛女》里黄世仁的狗腿子和《红色娘子军》里南霸天的打手有什么本质区别?       这样没有良心的“狗腿子”现在太多了!如果是在旧戏和脸谱化的革命样板戏里,他们是跑龙套的家丁或没名没姓的“黑衣人”,我们不会同情他们。可是真实的生活中,我们却对他们的助纣为虐视而不见,甚至多所回护。比如,贾樟柯的电影《三峡好人》里,那个为每天挣到50元而去做强征强拆打手与帮凶的小伙子。我们对他们心怀同情,至少不那么痛恨,就因为他们身在社会底层,处于不义的食物链的低端,而一旦出事,当“替罪羊”受严罚的往往就是这些“临时工”。       有学者说当下社会道德的崩败,一是精英的精神堕落,一是底层的良知沦丧。在我看来,二者同样是该受谴责的。以《水浒传》为喻,仗势欺男霸女的“镇关西”和西门庆固然可恶,开黑店做人肉包子的孙二娘与街头寻衅的流氓无产者牛二难道不是同样可恨吗?       就在我写此文的今天(3月17日),南都报道广州工商部门在天河区横岗一巷,端掉一个用工业盐、假盐制作肉品的大型黑作坊;新快报报道工商部门在荔湾区捣毁了四个病死猪私宰窝点。这些丧尽天良的黑作坊,有许多加工的打工者,我觉得他们与老板同样“该死”。我不解的是,老板是为暴利铤而走险,按马克思的观点那倒符合资本家逐利的本性;那些收入菲薄的打工者又何必打这份工?记得去年有篇报道说,一个熬地沟油的打工者,被油锅烫伤,老板不肯付医药费,他才愤而举报——真教人不知怎么说他好!       宗教讲悲悯情怀,同情一切生命:因为没有谁是天生的恶人,如果他是天生的恶人,那就是造物之责。同时,无论社会环境有多大的责任,每个人都要对自己的行为负责。所以,基督教讲末日审判,有上天堂下地狱之别;道教有“司命”录每个人每天的功过;佛教讲业报和六道轮回。       让我们牢记,“底层”、“弱者”并不享有豁免权,一句谋生艰难、情非得已并不是参与为非作歹的有力辩护词,不论是在法院审判时,还是在道德“法庭”里。     上一篇: 转贴 谢文:偏见比无知更愚昧([… 下一篇: 没有了 阅读数( ) 评论数( 0 ) 0 条 本博文相关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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鄢烈山 | 转贴 谢文:偏见比无知更愚昧([蒙古游记)

2012年03月12日 08:40:59    偏见比无知更愚昧       1966年上小学三年级的时候,闹文革了。除了认识了几千个常用字和加减乘除外,其他知识什么都还没来得及学。1971年出了913事件,林彪外逃蒙古,飞机坠落温都尔汗。72-73年间,周恩来主政,我算是在初三和高一两年里真的上了点学。物理学了拖拉机原理,化学学了沼气如何生成,历史学了几千年里中外各种农民起义的故事,地理知道了中国如何地大物博。74年又开始闹运动,就连这点知识也学不成了。所以,按今天的标准,我基本上应该算是半文盲。后来虽然侥幸混进了大学,还到美国读了研究院,但由于基础太差,童子功不行,总是事倍功半,书读了很多,知识却不成系统,留下了许多残缺不全的偏见。       今年是913事件40周年,8月初有机会和一帮朋友到蒙古一游。看上去文革一代中不少人如今已是事业有成,萌发了思古幽情,到蒙古寻找凭吊913遗迹的人络绎不绝。因此,林彪外逃所乘的三叉戟飞机的残骸被摆放在乌兰巴托市郊的公园里供有心人参观。随着越来越多的残片被中国游人搞碎拿走,可供参观的遗留物越来越少,不时有一些心有不甘的人干脆组队去800公里之外的温都尔汗草原上寻觅历史的碎片。承蒙在那里经商的中国朋友的理解,几经转折获赠了若干三叉戟的残骸碎片,准备转赠给建川博物馆,为那里的文革展示增加点内容,也算了却一番心愿。       重温中国现代史上重要篇章中缺失的细节,这梦算是圆了,代价却是多年积累的关于蒙古历史的知识框架被击得粉碎。随着参观一座座蒙古历史博物馆,感觉就像脑中硬盘被一遍遍地重新格式化。按照蒙古人的历史观,有文字记载的蒙古王朝是从匈奴开始的,什么鲜卑,柔然,突厥,回鹘,契丹,鞑靼等等我过去认为不是一回事的历史变迁,统统都被认为是蒙古历史上的不同朝代,什么西夏,北魏,辽,金,元等等我过去认为不是一回事的王朝,统统都被认为是蒙古历史中不同时期兴起的部分,是中亚草原大漠游牧民族中诸如张家村李家屯这样的部落兴衰史。北京一直被我认为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叫元朝的时代的首都,蒙古国家博物馆里那巨大的投射在地板上的动态历史地图却分明标明,北京是13世纪到14世纪蒙古帝国的首都。那条闻名世界的从洛阳到巴格达的丝绸之路北线(所谓“草原丝绸之路”)不是一条国际商贸通道,而是蒙古帝国精心维护的国内交通干线。       蒙古归来后又找了些书看,静静思考蒙古人的历史观,好像也有几分道理。过去一些史学家不认为中亚地区一些民族与蒙古人有什么关系,因为人种不同,文化各异。其实在成吉思汗之前,长城以北的各草原游牧民族部落之间互相征伐,此消彼长,融合分离,粗略地看作一回事也未尝不可,只是那时不叫蒙古而已。至少,他们之间的关系,生活方式和文化传统比长城内外要紧密的多,相近的多。从成吉思汗开始的几百年间,蒙古人征服了亚欧非三大陆的相当部分,这种历史观就显得更有道理了。人种和文化都不能作为判断蒙古民族兴衰史的唯一标准,更何况蒙古文字是12世纪从回鹘文引进改造而来的,正好说明草原游牧民族之间的紧密关系。       北京及其周边有不少藏传佛教(黄教)的寺庙,例如雍和宫,黄寺,承德的外八庙,五台山的寺庙,等等。它们与西藏关系不大,与蒙古却关系紧密。里面来自西藏的高僧不多,主要都是蒙古来的喇嘛。过去总弄不懂为什么藏传佛教会越过新疆在蒙古流传壮大,三大教宗两个在西藏,一个在蒙古。其实,新疆至少在13世纪后就是蒙古人为主的地盘,与西藏相邻,所以藏传佛教得以传播到蒙古人群之中。到了清朝中期,新疆的蒙古人(准喀尔部)兴起,不断侵犯清朝领地,被清朝大军数次清剿乃至灭族(残部逃到中亚),新疆才成了伊斯兰教为主的地方。这样才能解释藏传佛教跨越数千公里传到蒙古乃至中国北方内地的原因。       按照现代国家的定义,蒙古是大大地衰落了。虽然依蒙古国家博物馆里的说法,按150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面积算,蒙古仍然是世界第17大国家。但这和蒙古人自己相信的历史相比,的确令人唏嘘。区区200多万人口,夹在俄罗斯和中国这两个巨人之间,蒙古人的心态不难理解。今天的蒙古热情地拥抱了现代文明,多党制,民选制,言论自由,对外开放都已落地生根。让我略感惊讶的是,这个历史上和文化上都以杀伐征服为荣,动辄屠城灭族的民族,居然去年全民投票取消了死刑,并在市中心立碑明志。据说,蒙古总统在宣传中并没有大讲人权神圣的道理,而是语重心长地提醒百姓,蒙古的现存人口已经不多了,要珍惜每一个生命。       当然,我未必全盘接受蒙古人眼中的蒙古历史,但同样,我也对中国版本的蒙古史深感怀疑。也许,正像胡适所讥讽的那样,历史是任人打扮的女孩子。真相只有一个,解释可以多样。如今有人疾呼改造我们的文化历史观,其中反对西方中心论的立场可以理解,但由此走向民族主义和实用主义的立场则更不可取。从科学哲学和科学方法论的角度看,也许我们永远不会看到真实完整的历史,但这不应该否定我们对真实完整的历史的追求。也许我们在追寻历史真相时,永远难以摆脱视野,能力和利益的局限性,但正因为如此,这种追求才更难能可贵。多走些地方,多听听别人的看法,多体验些不同的文化,多容忍些反对的意见,也许能使我们更接近真实的历史。历史观可以随便改造,历史最好还原真相。       蒙古人不明白为什么我们这些中国人对四十年前遗落在那里的飞机残片那么感兴趣,中国人不明白为什么蒙古人对我们这些历史上,文化上,地理上和利益上密不可分的人欲迎还拒。首先当然是互相对对方的历史无知,然后是由于各自所持的历史观而产生的对对方的偏见。这样相互不理解的事例不在少数。据报载,西方媒体对阿富汗两千五百万人口做了个抽样调查,发现有98%的人对911事件一无所知,而剩下的2%虽然知道911,却认为那是美国人为了寻找入侵阿富汗而制造的借口。所以,比较起来,偏见比无知离历史真相更远。因此我认为,偏见比无知更愚昧。     上一篇: 西班牙并不“例外”(葡西行随感… 下一篇: 没有了 阅读数( ) 评论数( 0 ) 0 条 本博文相关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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鄢烈山 | 西班牙并不“例外”(葡西行随感之三)

2012年03月08日 11:51:58   西班牙人、葡萄牙人的帝国也都成了历史名词。以今人的视角看,世界潮流不可阻挡至少有三大表现。     第一当然是非殖民化。西班牙殖民帝国在1898年失去古巴与菲律宾之后,就不复存在;二战后,葡萄牙仍不甘心放弃在亚洲和非洲的殖民地,但在国际社会得不到支持,也镇不住要求独立的反抗者,随着中国政府在澳门恢复行使用主权,葡萄牙也就被“打回原形”。第二是信仰自由与思想自由的世界潮流不可逆转。第三是政治民主化,半岛两国已经完成了实现民主宪政的艰难转型。        西班牙并不“例外”(葡西行随感之三)               鄢烈山       赴伊比利亚半岛之前准备功课,主要读了一本《西班牙葡萄牙帝国的兴衰》(三秦出版社,2005,王加丰著)。因为我一直想搞清楚,葡萄牙太小且不论(领土与人口都不到中国的1/100),西班牙以昔日超级大国的底子,面积比意大利多70%,人口比加拿大和澳大利亚都要多1000多万,为什么没能进入“西方七强”呢?       这样一个疑问,当然不是我读一两本书、逛个上十天就能得到解答的。但是,走马观花也还是会有些一手的感性认识,首先是纠正了关于西班牙是破落户的先入之见。旅行的第一印象是,西班牙历史文化灿烂辉煌,名胜古迹众多,山河壮丽,不愧是世界第一旅游大国,据悉每年来西旅行的人达5000多万,比本国人口还多1000多万。第二个印象是,西班牙毕竟是发达国家,到处给人富足安祥的感觉,有些吉普赛人固执地流浪街头,也无伤大雅。我们旅行一直都是走公路,从西葡边境城市、西南部的巴达霍斯到东南部古城格纳拉达,又北上古都托莱多和塞哥维亚,令我特别佩服的就是所有公路及其设施没看到一处破损,甚至没有修补痕迹——哪像我们这里才通车几天路就烂了?农村里一派“平畴交远风,良苗亦怀新”的景象;牛羊闲适地在草场上聚会,也不见有牧民。虽然现在遇到了欧债危机,西班牙被称作“笨猪”四国(PIGS葡意希西四国名称首字母恰是英语词“猪”)之一,资料上说去年该国人均GDP仍有3万多美元,远超中国最富裕的京津沪三市人均GDP的1万多美元。我们离开那天,适逢西班牙航空公司宣布破产。可这不能说明多少问题。中国的大国企从不破产不见得是好事;西班牙帝国最鼎盛的十六世纪,政府分别于1557、1575、1597年三次宣布暂时破产——就是想停付利息。       在半岛上观光,心里多次响起电视剧《三国演义》中毛阿敏唱的插曲“ 兴亡谁人定啊,盛衰岂无凭”,我想有三点与西班牙葡萄牙的兴衰关系甚大。       第一是契约意识。哥伦布晚年并不缺钱花,但是他耿耿于怀的是,要求国王恢复他的海军上将和总督职务,这可以理解;而同时念念不忘的还有,根据1492年出航前与王室签订的“圣大菲协议”,要求国王付给他应得的收益分成。他要得是那么理直气壮,三番五次,亲自要,当面要,托人要。对王室就像与一个普通的生意伙伴一样,王室也不以为忤,这在中国绝不可能。西班牙的探险和征战,用外国人才,用外国资金,外包垄断经营加探险权,甚至经常雇用外国军人,跟做生意差不多,靠的就是一纸契约。而国王的一纸委任状、授权书,即使在万里之外的荒岛,其法律效用也是相当高的。这种文化传统实在太宝贵了,它对于西葡的以小搏大与和平转型应该都有贡献。它与封建时代各阶层的权利与义务关系明确并受到普遍尊重有关,与罗马法律文化传统恐怕也有关系吧?我们在葡萄牙的“世遗”古镇埃武腊、在西班牙阿拉贡自治区首府萨拉戈萨和加泰罗尼亚自治区首府巴塞罗那,当然还有伊莎贝拉与斐迪南双王时期的首都塞哥维亚,都看到了罗马帝国时期的遗迹——分别有神殿、城墙和宏伟的高架双层石拱引水渠。       第二是宗教狂热。哥伦布与支持他探险的伊莎贝拉女王,终生热衷组织葡萄牙航海探险活动的亨利王子,都是虔诚的天主教徒,他们组织探险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要找到传说中远方的基督教王国,乃至与东方的大汗结盟,进行“圣战”,从穆斯林手中夺回耶路撒冷。那些参与探险与征战的水手、教士、士兵、贵族,如果说仅仅是为了寻找财富和世俗的建功立业,而没有宗教信念与情怀支撑,是很难解释他们何以甘冒九死一生风险的。伊比利亚半岛与北非仅直布陀罗海峡一线之隔,自公元711年—718年摩尔人征服西哥特王国,穆斯林统治半岛中南部达数百年。西班牙人的“光复运动”与十字军的“圣战”目标搅和在一起。我们参观的塞维利亚主教堂是在清真寺基础上重建的,科尔多瓦主教堂则直接由清真寺改造,轮廓依旧,充分展现了两种宗教你死我活的斗争历史。“成也萧何,败也萧何”,这种宗教狂热,激发了冒险精神,也因其不宽容,排斥了阿拉伯人、犹太人乃到信奉基督教新教的人才,压制了思想自由,窒息了社会的生机。在塞维利亚、科尔多瓦、萨拉戈萨等重要城市,我们看到的富有特色的犹太人社区都是为旅游而维护的昔日景象。马德里的马约尔广场,曾是宗教裁判所对“异端”执行火刑的场所,那种“群众专政”场面的癫狂与血腥与数百年后中国的“文革”相伯仲。       第三是骑士精神。我感觉塞万提斯的《堂·吉诃德》不是一部戏仿的讽刺小说,倒真像西班牙人骑士精神的写照:“理想主义”的狂热,英雄主义的勇于冒险,万难不辞。贵族出身的科尔特斯自筹经费组织队伍,两次出征阿兹特克人强大的王国,建立“新西班牙”(墨西哥),不就是一个成功的堂·吉诃德吗?那个起初只有13个追随者,带180人征服印加帝国而当上秘鲁总督的私生子、文盲、曾经的牧猪人皮萨罗,“原型”不就是桑丘·潘萨吗?这种骑士的冒险精神和荣誉感,不可能挽救一个庞大帝国的解体,而且一直延续到近当代西班牙的政治转型过程,军人干政曾是西班牙的一个危险传统,至今在拉美国家仍时有发作。       当代西班牙是发达的,最有说服力的事件是,1992年,世博会与奥运会的主会场分别在它的第三大城市塞维利亚与第二大城市巴塞罗那举办。(2008年又在其第五大城市萨拉戈萨举办了主题为“水与可持续发展”的世博会)。参观巴塞罗那奥运会址时,有团友不服气地说,“有什么了不起,都是靠祖宗抢来的!”这话自然不是没根由的,他们的祖先确实从殖民地抢了许多真金白银;但祸兮福所伏,暴富既败坏了社会风气,让人们耽于享乐,好逸恶劳,也加剧了贫富分化,阻碍了工农业的发展,使国家的产业空心化,并在“工业革命”之后长期落后于欧洲竞争者。       “一页风云散哪,变幻了时空”。就像曾经不可一世的亚述帝国、波斯帝国、罗马帝国、蒙古帝国、阿拉伯帝国、土耳其帝国……西班牙人、葡萄牙人的帝国也都成了历史名词。以今人的视角看,世界潮流不可阻挡至少有三大表现。         第一当然是非殖民化。西班牙殖民帝国在1898年失去古巴与菲律宾之后,就不复存在;二战后,葡萄牙仍不甘心放弃在亚洲和非洲的殖民地,但在国际社会得不到支持,也镇不住要求独立的反抗者,随着中国政府在澳门恢复行使用主权,葡萄牙也就被“打回原形”。第二是信仰自由与思想自由的世界潮流不可逆转。第三是政治民主化,半岛两国已经完成了实现民主宪政的艰难转型。       每个国家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独特之处,比如邻近地中海与大西洋的地理环境,对于葡葡牙和西班牙人的航海发现肯定有影响。但是,就人类社会发展的大趋势即孙中山所说的“世界潮流”而言,如上所述,哪个国家和民族都逃脱不了共性。我相信《西班牙史》(中国出版集团东方出版中心,2009,潘诚译)序言作者、牛津大学教授雷蒙德·卡尔所说,他开宗明义就告诉我们:要摒弃佛朗哥(西班牙独裁时期的将军、终身国家元首)主义的“西班牙例外论”,就像研究欧洲其他主要国家一样研究西班牙历史。       2012/02/29                 上一篇: 葡萄牙西班牙最崇敬什么人 下一篇: 没有了 阅读数( ) 评论数( 0 ) 0 条 本博文相关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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