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唱红

 苹果日报 　　薄熙来事件持续发酵。消息透露，继内地一些个人和机构接受重庆资助，为当地造势而被调查外，重庆当局收买境外舆论亦引起中央专案组关注。据悉，本港《大公报》曾组织数百人的重庆唱红团来港演唱，并配合当局在海外大造舆论，受到京城媒体人质疑，唿吁中央专案组介入调查。本报昨多番联络该报回应，但不果。 　　消息透露，重庆市前市委书记薄熙来落马后，中共已基本否定了重庆「唱红打黑」的「重庆模式」，并对薄为推广、宣传重庆模式大肆收买海内外舆论、僱用文人、学者包装宣传的做法进行调查。部份接受重庆资助的内地个人或机构，已相继交代问题，其中曾骂港人「是狗」的北京大学教授孔庆东，因接受重庆 100万元（人民币．下同）推广重庆模式的课题经费，被当局拘查五天后，退还费用，他已恢复自由。 　　内地左派网站「乌有之乡」，近年为推广宣传重庆不遗余力，并接受重庆当局的资助，网站已被关闭，负责人被调查；清华大学着名传播学教授李希光，因对外宣传推介重庆有功，收受重庆方面的课题费，并以每平方 1,700元的超低价，购买市价每平米逾 7,000元的重庆别墅，也面临当局调查。 　　北京媒体人、《赤子》杂志社副总编辑「新闻老兵」在微博透露，本港《大公报》在王立军出事前曾策划「重庆红歌唱响香江」，组织当地数百人的唱红团到香港演唱，并称该报社长姜在忠每场必看，「每看一场都有新的感受和体会」，已受关注。 　　「新闻老兵」称，「姜在忠得知王立军出事后，又在两会前给中央施压（即到北京为报社的行为解释）」。他又指姜曾多次去重庆帮助策划宣传鼓吹重庆，唿吁中纪委专案组「（调查期间）不要忘记他（姜在忠）」；他还提点专案组去该报在深圳的结算中心调查，「便知他们收了多少钱」。 　　本报昨午多次致电姜的办公室，工作人员初称姜不在，要记者「稍晚打来」，后又以「不知道」、「不方便告知」等为由推却，记者求证无果。而姜等《大公报》高层昨到候任特首办拜访梁振英。 　　资料显示，姜在忠主政《大公报》后对重庆唱红报道颇多。 2010年 4月，姜访问重庆时称，「（唱红）反映全人类共同的普世价值，是中华民族精髓汇编」，获薄熙来赞扬，并赠送与会者每人一套《读点经典》口袋书，并写序：「读经典犹如吃多种维生素片，虽每日一粒，亦可养身。」分析人士指，本港多份亲中报章要靠内地官方广告资助为生不足为奇，但《大公报》借唱红向重庆揩油显然失算。 　　姜在忠小档案 　　年龄： 51岁 　　学历：兰州大学中文系毕业 　　经历：新华社内蒙古分社社长；新华社总社主管行政后勤服务中心主任；香港《大公报》董事长、社长（ 2008年 12月开始），以及香港新闻工作者联会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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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军报要求军队不为“暗流所动”坚决听从胡主席指挥 2012年4月6日中国《解放军报》版面。 网络截图 作者  上海特约记者 曹国星 中国《解放军报》4月6日高规格发出“坚决听从党中央和胡主席指挥”的声音，意味深长。 一般认为，解放军报的这一表态，与目前尚未有权威官方结论的政治局委员薄熙来被解除重庆市委书记事件前后发生的政治斗争有关。日前《人民日报》在评论员文章中提出，“不为杂音噪音所扰 不为传闻谣言所惑”，又组织各地宣传官员学习表态，官方随后高调抓捕了多名在网上传播北京发生党内政变传言的网民， 《解放军报》该评论员文章首先说，中共十八大即将召开，“历史经验表明，每当党和国家面临大事，每当改革发展处于关键时刻，意识形态领域斗争往往更加尖锐复杂，影响稳定的因素也明显增多。” 文章呼吁，把思想认识统一到胡锦涛“稳中求进”重要指示，确保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坚决抵制各种错误思潮侵袭，不为噪音所扰，不为流言所惑，不为暗流所动”，确保部队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坚决听从党中央、中央军委和“胡主席”指挥。 该文呼吁，进一步强化纪律意识，确保部队高度稳定和集中统一；不断强化号令意识和服从意识，确保政令军令畅通；严格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增强政治敏锐性和政治鉴别力，在大是大非面前“头脑清醒、立场坚定、旗帜鲜明”。 具体而言，军报要求，高度关注网络、手机等新兴媒体对官兵思想的影响，严格军营网络管理制度，打好“网上意识形态斗争“主动仗。 同时，文章还呼吁，密切关注可能影响社会稳定的内外因素，“坚决打击”敌对势力的“破坏”活动，为维护社会和谐稳定作出贡献。 此前，《金融时报》等多家英文媒体在海外某处采访了出逃的重庆地产商人李俊，李俊与成都军区有多年地产开发合作，在重庆打黑中，被指为黑社会，并抓捕其家人，罚没其家产。据李俊对多家英文媒体的描述，重庆的专案组人员指时任成都军区政委的张海阳上将系薄的发小，并列出名单要求李俊交代张海阳在军中的政敌。 2011年6月，重庆唱红演唱会进京演出，4天演出7场，第一场就安排在二炮礼堂，而张海阳系时任二炮政委。 此外，中国军方总后勤部副部长谷俊山中将在1月份被低调解职接受调查，北京传言称，曾任总后营房部部长的谷俊山，与多宗军中大佬的土地利益交换有关，而查办谷俊山，则是胡掌握军中实权的胜负手。 北京的政治观察者注意到，《人民日报》评论中仅提到杂音、谣言，但《解放军报》此文则更为露骨地谈到了“暗流”，但并未指明所谓“暗流”具体的指向。 对此，评论员苏荣才就说，“军报的确警惕性更高。但值得思考的是，“当前的暗流究竟是什么，有哪些暗流呢？”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

薄熙来被胡温当作文革余孽拿下了。他在重庆高调门“唱红打黑”一下成了复活文革，大搞“黑打”的罪行。 这个转变来的如此突然，但也不是没有前兆。很多人都料到了薄的倒台，而习近平却没有，至少他没有那么早的发现薄的问题。回头看看习近平在2010.12.8日去重庆是怎么说的：『习近平近日调研时对重庆开展唱红歌、读经典、讲故事、传箴言活动进行理想信念教育的做法予以肯定。他高度评价重庆在开展打黑除恶专项斗争和加强社会治安方面取得的成效，希望重庆认真总结经验，进一步形成构建平安重庆的长效机制。』（薄熙来控制的重庆媒体固然有替薄唱好的夸大之词，而中央媒体也基本是那个调调，因为过程就是那个样子。） 这个在当时被总结为： “习近平肯定重庆唱红歌活动 高度评价打黑” 同时要注意到薄熙来的重庆唱红打黑在中央的胡温从来没有肯定过（胡温未曾去过重庆肯定薄），而常委中只有政法委书记周永康对打黑做过某种程度支持。 那么习近平对薄熙来的支持，怎么解释？有两种可能：1. 习近平故意去鼓动薄熙来高调表演，好让他把“文革余孽”的罪行坐实；2.习近平不知道或并不完全清楚胡温的态度，他去挺薄其实是犯了很愚蠢的错误。 我认为，只有第二种可能是成立的。因为有了习近平这个支持，薄熙来马上士气大涨，进一步扩大了他的运动范围：2011.6.11他把唱红阵地推进到北京，搞到中央的鼻子下面！ 当然，这个步伐太大了，后来薄熙来自己也发现是个失算。因为他鼓动的重庆市民唱红队在北京并没有得到更多的肯定。只在北京市郊有一些跟进，层次之低简直不值得一提。 也许，薄是在借此试探中央的反应。但不管怎样，这个失误让薄熙来得不偿失：实际上，民众虽然对现实不满，但对文革，对毛主义，并没有很多人真的支持。毛是太臭了，打毛的旗子只能损害自己的名声，而不会有更多的好处。薄因唱红惹了一身臊气，结果右派和自由派，甚至整个知识界，联合起来攻击他。薄发现这个问题，所以后来回到重庆，就把唱红的调子拉低了，甚至某种程度上说是丢弃了。 这个“唱红”的误判，证实了：薄熙来的智囊是不合格的，薄本人政治嗅觉是愚钝的，大脑是愚蠢的。因此，他不是一个大有作为的政治家，他只是一个不择手段的阴谋家，而且还只能算是轻量级的。 再回来看习近平，我认为他去重庆有多方面的目的： 1. 挺薄无疑是主要目的。唱红其实也很和习的口味，他不可能不表示一下啊。 习近平和薄熙来都是红二代，对红色抱有天然的革命热情，对文革都有某种程度怀旧，这是可以想见的。他们只差4岁，都是生长在红色家庭，经历也大致相同。 2. 同是江系人马（薄在前，习在后），薄出道早，又年长，习当然要主动去表示一下，借此拉近双方的关系。挺薄是应该的，他习近平愿意为薄背书。 3. 习作为红色二代中被内定的接班人，显然已经跑到前面。他去安抚一下薄，也是情理之中。 薄的野心很大，却显然仕途不顺。习与他称兄道弟，好让他不至有什么“瑜亮情结”，以后大家还要共同发展呢。 所以事实基本就是如此。习大致缺少一种政治敏感，他不知道唱红和文革的关系，甚至不知道文革是多么不得人心。习这个表现令人失望。这至少说明他政治经验不足，他的智囊不得力。 薄倒了，对习是好事也是坏事。好的方面讲，他摆脱了一个强大的政治对手。特别是这个对手如此强大，如此深不可测，不择手段。坏大那一方面是，同为太子党阵营，难免一荣俱荣，一损俱损。而他确实曾经为唱红打黑站过台，叫过好，在百度一搜索，历历在目，脱不了干系。 18大之后，习全面掌舵将会做如何表现?  是否能让中共这条迷失方向，陷于风口浪尖的破船，稳住舵盘而不至于沉没？还是让我们往后看吧，世事难料！

　　杨帆答《时代周报》记者徐伟问： 2012.3.28. 　　杨帆按语：问题都是徐伟问的，没有任何变动。 　　内容我加以修改，补充了一些事实。有些不适宜公开的观点，我加以删除，这和徐伟有言在先，我允许他录音是有条件的，就是必须经过我修改才能够公开发表。 　　题目：乌有之乡是如何走向极左的? 　　记者：您是乌有之乡的创始人之一，您能不能讲一讲乌有之乡创立的背景和过程是怎样的? 　　杨帆：乌有之乡是2003年成立的。韩德强是北航学生处的副处长，他写了一本书叫《碰撞》，这本书得到呼应，反对加入WTO。实际上加入后没有那么严重的恶果。但在当时，大家是为了维护国家利益，也非常欣赏韩德强。我第一次见到他，是去税务杂志开产业论坛，我问他是不是赞成民主，他说支持。我说坚持国家主义必须建立在民主基础上。 　　乌有之乡是在经济学非主流派基础上建立的。 　　1994年我支持左大培，拥护国家宏观调控。以后有高梁、卢周来、杨斌，韩德强加入，反对经济自由主义，具体内容在我们论文集。他们说我是左派，就是这个时期的印象。其实我只反对经济自由主义，不反对政治自由主义，我一直坚持民主改革，20年前我亲身在天津开发区设计民主评议会。后来对那些8*8落难的朋友们真心相待，真心相帮，他们可以证明我的人品。这不是那些极左的疯狗能够咬得动的。 　　经过十年斗争，从1994年到2004年，基本取得胜利。我们的意见被中央采纳，为社会基本接受。特别是2004年郎顾之争，反对极右派企图把国有资产按权力瓜分，取得决定性胜利。以后美国发生金融危机，新自由主义在全世界包括在中国退潮。 　　韩德强年轻，我一直说他是未来左派领袖，但多次提醒他不能走极左。他至少在表面上尊重我意见，一直叫我杨老师。我和左大培，韩德强三次上书全国人大，人称三剑客。 　　乌有之乡是2003年成立的，基础是经济学非主流派。主要是韩德强跟手下几个青年教师包括范景刚。除韩德强当副教授，其他人辞了职。韩德强发起的书店乌有之乡，后来一直是他控制。韩德强绝非一般学者身份。比如我要求以乌有之乡名义开会，就要通过他们两个人同意，我自己没有权利召集开会。请一些左派人士参与，长期参加活动的主要是我，左大培，高梁，杨斌。还有王小东，祝东立，黄纪苏。 　　刚成立不久2004年出现郎顾之争，主要是我一个人筹划，邵振伟帮忙在搜狐开会。乌有之乡刚成立，作为我们的阵地起作用。到2005年乌有影响就大了，以后就出现了和老左派的分歧。我一直劝告他们不要极左，不知多少次了，鉴于我的影响和组织能力，他们在表面上接受，实际在思想上不接受。 　　记者：乌有之乡是一个文化公司吗? 　　杨帆：是书店。最开始的时候经费困难，我们这些人都出了很多钱。比如我，每次只要参加会议，都是自己出钱请大家吃饭。推销书、捐款，都依靠大家支持。换了几次房子，越换越小。 　　记者：那现在是靠什么来维持运转呢?

重庆的事是路线之争吗？ 作者原标题：“重庆事变”是路线之争吗？兼谈陈有西的政治正确 作者：西克 来源：作者赐稿 来源日期：2012-3-29 本站发布时间：2012-3-30 0:29:31 阅读量：93次 　　作者按：2012年2月3日，薄熙来说“我们哪里出点事，敌对势力就可劲儿地忽悠、造谣”。旋即，发生“王立军事件”，重庆故事逆转急下，未几，薄督去职，数年来关于重庆的讨论达到高潮。在有限的官方权威消息发布后，各方围绕重庆和薄熙来进行了解读，而“重庆模式”也将逐渐步入全国一盘棋的“科学发展”轨道。目前看来，相关讨论远未结束，随着相关信息的披露，争论还将继续，故事却已不能改写。本人试图以“重庆事变”这一概念为中心来解读相关论争、探讨重庆的变局，同时评析这一事变未来的走向及影响。本文是系列文章的第一篇。 　　一、 “好同志”陈有西与“好汉”贺卫方 　　陈有西先生在在接受《亚洲周刊》采访(见该刊2012年3月20日《重庆事件不能用权力斗争来解读》)时说，薄熙来及重庆的问题不是“权力之争(不能用权争来解读)”，而是路线之争，是关于发展方向的“路线之争”，这符合陈先生关于时局论述一贯“政治正确”的套路。 　　隐含的信息极为明确：路线之争是理直气壮见得人的“理想之争”，权力之争则显属见不得人的“利益之争”。“中央”的决策，既然是根据“当前的形势和大局出发”且是“经过慎重研究决定的”，所以中央的决定是必然路线之争，断然不会是那些个见不得人的个人或派系的权力之争。 　　在权威信息极为稀缺时，对信息的掌握、判断和分析则至为重要。重庆事变发生后，以“国家利益看门狗”自诩的胡锡进先生直白地说“相信党中央”，对有“信仰”的胡锡进而言，其实这几乎是唯一正确的选择。同样是中共党员，在坚定跟党走时，体制内的胡锡进要比体制外陈有西坦率和诚实得多，尽管他们都是党在各条战线上的好同志。而法学界一直坚持反对重庆唱红打黑的游走在体制边缘的贺卫方教授，则没有表现出“好同志”的倾向，更多表现出的是书生意气的“好汉”倾向。同为一代人的他们，都有强烈的“家国天下”的政治情怀，这一背景，影响他们一生。他们也都从来不隐瞒自己的政治抱负，不过经历不同，姿态迥异。 　　二、 陈有西的政治智慧是与体制暧昧 　　从李庄案发生后，陈有西的《奇文批判》以及后来“重庆三论”等系列文章，前者是身为律师唇亡齿寒的紧迫感下的本能反弹，后者则透露出传统士人不得志的不甘——唉，看你养的这帮“智囊”，要是我来，断不至如此拙劣——同样具有士人情怀的70后律师斯伟江的“中南海来信”系列则要洒脱得多。想必陈先生下海做律师也是不得已的选择，对体制的告别，并没有那么决绝、甚至不乏眷恋。而这种对体制的暧昧，以及以体制内过来人身份的某些表达，尽管常被如袁裕来律师等圈内好友调侃(如自觉进行敏感案件的代理审查)，但也更多的被拥趸们视为是一种“政治智慧”。这种“智慧”，既是与体制暧昧的资本，也更是心怀庙堂的“投名状”。 　　的确，陈有西先生作为“崛起的法治力量”的代表，已然具备了这样的本钱。这也是陈有西先生将“重庆事件”定位为“路线之争”而不是“权力之争”的出发点，这正是他“正确”的“政治判断”要求他必须这么做。 　　三、路线问题究竟是什么政治问题 　　关于政治什么，有这么一个段子：阎锡山问名士幕僚赵承绶：“什么叫政治?”赵引经据典，滔滔不绝。阎笑：“没那么复杂!所谓政治，就是让对手下来，咱们上去!”阎又问赵：“什么叫宣传?”赵又洋洋洒洒，说古论今。阎更加不屑：“没那么复杂!所谓宣传，就是让大家都认为咱们好，别人不好!” 　　针对具体事件，定位为“权力斗争”还是“路线斗争”，这不需要什么政治智慧，就是简单的屁股决定脑袋的问题，但如何来看待，这就是政治问题。 　　在中共十大的报告中，周恩来按照毛的旨意总结过党的十大路线斗争，我们来看看建国后的这四个：高岗、饶漱石反党集团，彭德怀右倾机会主义，刘少奇资产阶级司令部，林彪反革命集团。其实大家都明白，这些人跟毛之间的冲突是什么，但在政治正确的周恩来眼里，这全部都是路线问题。 　　四、作为山头的重庆和薄熙来 　　作为地方山头，薄熙来在重庆所做的一切，他所争取的、为其他人所忌惮的，只有一条，那就是隐藏在背后的争夺。在攀登权力巅峰的道路上，在没有现成可靠的规则可循时，如果不能明确成为某一派系的成员或为多派系所认可，那么博出位几乎成了唯一的选择。 　　从薄的重庆大事记中，2008年10月在重庆树立的全国最大毛泽东像，似乎才是“政治”的重庆故事的起点。然而这并未引起与薄氏路线相对的另一条路线的反弹，也未引起陈有西等人所言的党内“健康力量”的非议。换言之，即便薄熙来在重庆大张旗鼓的尊毛——这似乎才是典型的“路线”问题，这居然并不足以引起争论和批判。而直到2009年12月的李庄案发，才引起各界巨大争议，同时法律界才开始对重庆的批判狂潮。是不是说拥毛不构成“路线问题”? 　　如果说抓律师和黑打是判断“路线”的标准，那么在此之前，律师被抓被判刑的不知几何，都没有引起“党内健康力量”和正在“崛起的法治力量”关注?李庄是因为中青报的“奇文”而引起关注，还是因为是付洋领导下的康达律师事务所合伙人的“李庄”案而引发关注的呢?说到抓律师与黑打，律师界颇为关注的北海杨在新案、贵阳黎庆洪案，也没有人说广西书记和贵州书记有“路线问题”，因为他们他们无力冲击最高权力?如果说乱抓人及社会问题的处理是路线问题，那么乌坎的薛锦波之死怎么那么快被人遗忘，还不忘感恩掌瓢者对乌坎的恩赐?湖南的隆回强抢婴儿卖国外、湖南的李途纯案那么快就被人遗忘?山西假疫苗事件就那么快被人遗忘? 河北的三鹿奶粉事件早就过去了? 　　如果说传说中的“党内的健康力量”将拥毛和文革视为路线问题，那么在2008年10月塑毛像公开拥毛前，党内的健康力量们怎么没有表现过对薄的关注?2007年12月汪洋和薄熙来分别到广东和重庆就职，此时他们都还没来得及表明自己的路线吧，可是自一个月后的2008年1月底开始，温家宝就第一个到广东进行“考察”，随后胡温多次前往。难道薄在温总手下任商务部长时就有路线问题?这些年，胡温从来不到重庆考察让薄督颇为郁闷和尴尬，他无可奈何的一句“我相信胡会去的”，却成了“逼宫”的罪证。 　　五、薄熙没有“与中央保持一致”的机会 　　重庆事变因王立军而起，但压垮薄熙来的最后一根稻草却未必是王立军事件。如果没有他，还会有张立军、杨立军，因为薄熙来必须要“退休”，这也是政治正确，就像2006年的陈良宇一样。 　　如果薄熙来像其他大佬一样，一本正经的念好科学发展观这本经，通过踏踏实实的“和谐社会”建设，会不会在今年金秋时节有所收获呢?就像上海的俞督和广东的汪督一样。通过薄熙来在重庆这几年拼命的“折腾”可知，就他的情况而言，通过踏实念经，想要在今秋的大会上有所获，显然不可能，所以只能放手一搏，至于成败，已不是他所能决定的了。想通过“中央保持一致”的努力来引起“中央”垂注，显然错误理解了“政治正确”的含义。或许正如陈有西所说，重庆无高参，薄熙来也是幼稚的，自从决定派他去重庆那天开始，他就失去了“与中央保持一致”的机会。 　　薄熙来常感慨“光阴似箭，转眼就到退休”，似乎一语成谶，也似乎早有预感。在重庆，他只争朝夕，只为赢得“中央”赞许，但最终，他没有等到。我相信他早就做好了去职的心理准备。 　　最终，薄熙来还是未能“与中央保持一致”。现在大会即将开幕，需要有人来祭会以求团结并立威，薄熙来如约而至。         (转载本文请注明“中国选举与治理网”首发，以上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本网立场和观点。)

董按：老王的题词被铲掉，再正常不过。但薄某某的语录被迅速撤尽，足以看出中央对此人未必就想轻轻放下。起初，一般认为老薄保住个政治局委员当无大问题，现在看来，情况严重得多，不然也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