殷爱荪:分清政治和法治
李庄后案,以检察院不起诉决定收场,将此看成是“法治的胜利”,无疑是正确的,因为它体现了“疑罪从无”的现代司法准则。但根据媒体公开的材料,这实际上是在所谓“打黑风暴”的政治高压下,守住了良知的办案人员借助“舆论”的力量,将本应“疑罪从无”的司法准则委婉地表述为“舆论关注,存在疑点,可能(判决)可上可下”并进行请示,在得到了权力人物“实事求是、依法办案”的答复后,才有了这一“法治胜利”的结果。
阅读更多发布者布鸣真象 | 6 月 13, 2011
李庄后案,以检察院不起诉决定收场,将此看成是“法治的胜利”,无疑是正确的,因为它体现了“疑罪从无”的现代司法准则。但根据媒体公开的材料,这实际上是在所谓“打黑风暴”的政治高压下,守住了良知的办案人员借助“舆论”的力量,将本应“疑罪从无”的司法准则委婉地表述为“舆论关注,存在疑点,可能(判决)可上可下”并进行请示,在得到了权力人物“实事求是、依法办案”的答复后,才有了这一“法治胜利”的结果。
阅读更多发布者图样图森破 | 6 月 12, 2011
中新社北京6月12日电(记者杜远)重庆“唱读讲传”活动北京巡回演出12日来到清华大学,该校及北京多个高校的千余名师生在清华大学大礼堂观看了演出。 演出开始30分钟前,清华大学等高校的师生观众就坐满了整个大礼堂,还有不少观众站在后排等待演出开场。 当天的演出节目与此前重庆“唱读讲传”活动基本相同,以大合唱为主,辅以经典诵读等节目。既包括《保卫黄河》、《红梅赞》这样的经典“红歌”,也有
阅读更多发布者CDT aggregator | 6 月 11, 2011
中国,又回到了1976年 摘要:“现实中国仿佛又回到了1976时的困境,寻求突破或者说是寻找出路,成了全中国上上下下的思考。中国问题,其实是个制度困境的问题,但有多少人想过?又有多少人敢于面对这个难堪的现状? ” 中国,又回到了1976年 作者:谌青凡 (转自 《中国选举与治理网》2011年5月7日 ) � 无论你承认与否,中国现在还是一个没有毛泽东的毛泽东时代。毛泽东所处的那个制度环境,毛泽东式的执政风格,毛泽东所面对的这个民族,没有一样变过,依旧是老样子。重庆唱红歌,不是什么新鲜事,顶多不过是一种历史的回声罢了。现实中国仿佛又回到了1976时的困境,寻求突破或者说是寻找出路,成了全中国上上下下的思考。中国问题,其实是个制度困境的问题,但有多少人想过?又有多少人敢于面对这个难堪的现状? 政治改革不是一句可有可无的空话,而是一帖良药,只有服了这帖药,中国才能永远地摆脱治理的困境,中国才会长治久安。回到文革时代,中国现有的二大弊端,二极分化和吏治腐败,或许可以有所减缓,但不可能根除;原因很简单,制度使然。因为中国现行的制度,是个没有纠错功能的制度,对了就对了,错了就错了,一条道走到底,直至撞墙为止。法治和民主政治,说到底就是社会的纠错功能。 中国人迷信人治,到了宗教狂热的地步。碰上个品行端正、有所作为的政治人物,是百姓的运气;碰上个品行不端、又无所作为的政治人物,就成了百姓自认倒霉。中国几千年的历史,就是一条寻找明君的历史。说句丧气的话,绝大多数时候,明君成了天上的星星,可遇而不可求。在盛行权术的中国政治生态里,明君还很难出来,如果偶尔碰上一个,也稍纵即逝。因为政治人物也是人,既要面对权术的磨砺,又要面对治国的挑战,往往顾此失彼。 中国的政治人物,从某种意义上讲,较之西方的政治人物,政治操作的回旋余地更小,个人的身价性命更具风险。因为在中国,封建时代成王败寇的政治传统,至今还在。在中国从事政治事业,就象每天都在搞革命,随时都会发生掉脑袋的事件。而在西方,政治人物搞政治,不过是一种职业,搞得好,多干几天;搞得不好,最多立马下岗,绝无其他的顾虑。因为制度将政治人物的个人风险全部分解了。 当下的中国,正如新加坡联合早报社论所指出的那样:“越来越强烈的民怨,是摆在中共高层面前的一个亟需解决的难题。继续深化制度改革,循序渐进地建立起一个较公平的法治社会,固然是治本之策,但这需要较长的时间。重庆以雷霆万钧之势‘打黑’,打击了一大批老百姓最为痛恨的黑社会团伙及与之相勾结的贪官污吏。这种类似中共执政初期‘打击土豪劣绅’的手法被强烈质疑为‘运动式执法与司法’,却能在赢得民心方面一收立竿见影之效。”这番话说白了,医治中国的毛病,究竟选择中医调理还是西医手术。所谓的重庆模式,说得尖锐点的话,是一种饮鸩止渴式的模式。在多年不变的制度困境中,中国的百姓疲惫不堪,失去了耐心,只图一时的痛快。 改革开放的现实证明,毛泽东时代是个失败的时代,但出于政治需要,人们回避了这一历史事实。最有力的反证:如果毛泽东时代是个成功的时代,那么邓小平提出改革开放国策,岂不是多此一举。因为失败得太严重,民生到了无以为继的地步。中共的历史决议对此,有个明确无误的说明。从吃大锅饭到二极分化,从阶级斗争到吏治腐败,中国现行的制度到了左右为难的处境。所以说,中国的问题,归根结底 是个制度的问题,而不是其他原因的问题。只要制度不改革完善,没有毛泽东的毛泽东时代,还会维持下去,直至崩溃。 本台选刊网友来稿及网上时评类稿件。所刊文稿为一家之言,期望大家评头品足,也希望大家推荐稿件。摘选文稿以文明、理性、独立、多元为准则,本栏以此自励,并同大家共勉。 —法广编辑部 关键词 网文选刊
阅读更多发布者Jeannie Yang | 6 月 11, 2011
选择字号: 大 中 小 本文共阅读 1750 次 更新时间: 2011-06-07 13:08:34 中国抛弃卡扎菲的背后真相 标签: 利比亚 卡扎菲 ● 多维网 日前,中国驻卡塔尔大使张志良在多哈会见了利比亚“国家过渡委员会”主席贾利勒,双方就利局势交换了意见。 据外交部网站6月3日消息,有记者问:据报道,利比亚反对派“国家过渡委员会”主席贾利勒与中国驻卡塔尔大使在多哈进行了接触。请予以证实。 洪磊证实了上述消息。他同时表示,中方在利问题上的立场是明确的,即希望利危机得到政治解决,认为利未来应由利人民决定。 综合媒体报道,前些日子利比亚反对派就向中国投来橄榄枝,但是由于利比亚的局势无法预测,处于观望之中的中国没有接受,而据媒体报道,由于利比亚冲突给造成中国近一千亿的损失,一千亿对任何一个国家来说都是一个天文数字。而据一些利比亚反对派领导人透露,如果中国政府支持利比亚反对派,中国在利比亚的利益将受到保护。 总结开战以来利比亚反对派对中国发出的声音,大概经历了这么几个阶段: 1、试探期盼阶段。 开战初期,利比亚反对派力量非常弱小。由于中国对制裁利比亚投了赞成票,对在利比亚建立禁飞区投了弃权票,而且不惜遭受经济损失,动用包括军力在内的综合国力撤回38,000多名滞留利比亚的中方工作人员,利比亚反对派对中国在利比亚问题上的立场捉摸不定,不敢深度指望中国的承认和支持,但又对来自中国的支持心有不甘,因而经常进行期盼式的试探。 这个阶段的重要标志是,以利比亚反对派过渡委员会副主席库卡为主要代表的反对派高层和民间人士,不断主动接受中国央视记者专访,发出对倒卡有信心,发出中国什么也没有说(不知道中国的立场),希望能够了解中国的立场,得到中国理解和支持的信息。 在这个阶段的后期,利比亚反对派甚至小心翼翼的直接致信中国,期求理解。 库卡在接受央视记者采访时说,“我们曾经给中国政府送过信,告知中方现在发生在利比亚的事情,希望中国能够理解。” 反对派打出的供中国央视记者拍照的横幅甚至用汉语写上 “我们(反对派)不是叛徒,我们是革命者”的语言,明显暗示利比亚反对派亲近中国。 2、以利诱求阶段。 随着西方列强支持力度的逐渐升温,利比亚反对派也摸索出一些对付政府军围剿的经验,在北约的直接庇护帮助下,数度挽回在政府军打击下节节败退的局面,战局进入相持阶段,反对派的腰杆有所变硬,对中国企求理解支持的语言也发生了一定的改变,增加了利益引诱助求的成分。 利比亚反对派重要领导人在接受央视记者采访时说,中国在利比亚的建设工地,我们都好好的保留着,保护着,一旦局势稳定(自己掌权),我们欢迎中国兄弟回来。 明显是在以利益引诱中国理解和支持他们。 3、要挟相求阶段。 最近一段时间,利比亚局势发生了明显有利于反对派的变化,尤其是国际局势,虽然正式承认反对派政权的国家和组织还寥寥无几,但与反对派直接接触和派驻反对派大本营班加西的国家和国际组织代表正在与日俱增,反对派被卡扎菲政权剿灭的可能性已经很小,卡扎菲政权处于空前孤立和风雨飘摇之中,反对派发出的声音发生了较大改变,很有软硬兼施要挟相求的味道。 不久前,反对派打出的供中国央视记者拍照的横幅上的汉语大字变成了 “我们现在的关系决定我们未来的关系”,有点像直截了当的告诉中国,现在不承认不支持我们,影响我们将来(掌权后)的关系。 对当前利比亚局势出现的变化,对利比亚战场出现的的新态势,中国需要引起高度关注。 目前对利比亚局势发展有决定影响的新变化大概有四个: 1、俄罗斯南非联盟突然变脸。 俄罗斯由原来的反对北约地面部队干预利比亚局势到总统梅德韦杰夫G8峰会公开声明,卡扎菲政权已经失去合法性,必须尽快下台。 南非总统近日二次调停利比亚,但给卡扎菲制定的和解路线图发生了质的改变,由保留改良卡扎菲政权变成了给卡扎菲找流亡出路。 2、G8峰会八国统一立场。 以向中东国家援助400亿美元巨款、高调声讨卡扎菲为标志,美国中东北非新战略得到包括俄罗斯在内的局部认同,武力施压卡扎菲的力度将进一步加大。 应该看到,美国经过一段时间的考虑,已经放弃了不从肉体上消灭卡扎菲的初衷,将卡扎菲列入了清理门户黑名单。 卡扎菲与巴拿马原总统诺列加,伊拉克原总统萨达姆,基地组织头领拉登,都是美国原始发现培养起来的,为反共为美国冷战需要出过力的,都是先是美国弟子最后背叛美国主子的“叛徒”。 卡扎菲虽然最后倒向美国多年,引起过美国的吝惜和犹豫,但现在看来,仍然要和诺列加、萨达姆、拉登一样,被美国清理门户,置于死地而后快。卡扎菲的命运危在旦夕。 3、英法实际开始地面打击。 有消息称,英国和法国已经向利比亚战场各派出12架武装直升机,并开始动用能够穿透四层钢筋混凝土的钻地弹。虽然主要还是空中力量,但由于直升机的打击精度,钻地弹袭击地下掩体的巨大威力,西方实际上已经发起了对利比亚卡扎菲的地面战争,从思想到肉体消灭卡扎菲的预案实际上已经启动。 4、利比亚经济几近崩溃,卡扎菲众叛亲离。 由于长时间的封锁和空袭,利比亚经济已经几近崩溃,民生遭到严重破坏,即使在政府军大本营利比亚首都的黎波里,供水供电和食物供给等基本生活需求也已经难以为继,陷入极端困难之中,过去价廉如水随处可加的汽油柴油,要排队四、五天才能勉强搞到一些。 民不聊生,人民对卡扎菲政权失去信心在所难免。 卡扎菲政权内部高官出现真正众叛亲离的迹象,仅在近日,就有100多位内阁高官通过各种渠道逃离或叛变。 卡扎菲政权的统治基础已经深度动摇。 现在,为了维护中国在利比亚的利益,是中国政府考虑利比亚政策新思路的时候了。 (王新 编辑) 本文责编: frank 发信站:爱思想网(http://www.aisixiang.com ) ,栏目: 天益评论 > 环球评论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41185.html 爱思想(www.aisixiang.com)网站为公益纯学术网站,旨在推动学术繁荣、塑造社会精神。 非经特别声明,本网不拥有文章版权。 凡本网首发及经作者授权但非首发的所有作品,版权归作者本人所有。网络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并保持完整,纸媒转载请经本网或作者本人书面授权。 凡本网注明“来源:XXX(非爱思想网)”的作品,均转载自其它媒体,转载目的在于分享信息、助推思想传播,并不代表本网赞同其观点和对其真实性负责。若作者或版权人不愿被使用,请来函指出,本网即予改正。 相同作者阅读 中国抛弃卡扎菲的背后真相 英媒:中国医改进步挑战并存 劳尔接掌大位 古巴开启政经改革 俄学者建议中国拿朝鲜换取台湾回归 美国命运被指由中国掌握 正视华人 美为《排华法案》道歉之门开启 世界“G0”之忧 中国将扮演何种角色 美媒:中国想要的是权力和尊重 上海研讨重庆模式引爆争议 相同主题阅读 中国抛弃卡扎菲的背后真相 Chat about this story w/ Talkita
阅读更多发布者MASONGTAO1988 | 6 月 10, 2011
谢旭楠:从劳资关系看“重庆模式”与“广州模式” —-试评肖滨教授关于“重庆模式”和“广东模式”的看法 作者:谢旭楠 来源:作者赐稿 来源日期:2011-6-9 本站发布时间:2011-6-10 0:07:00 阅读量:1789次 中山大学的肖滨教授在6月6日接受联合早报的采访时指出, 重庆模式和广东模式是中国模式下的两个典型范本。其中,重庆模式重视“对体系的维系与巩固”,广东模式则“强调国家治理体系的创新”。最后,肖滨教授认为,重庆模式短期占优势,更广东模式更具生命力 。笔者从两个地方处理劳资关系方式的不同着手,尝试比较这两个模式。并指出,用“广州模式”来代替“广东模式”会指代更加明确;当党垄断权力和市场经济冲突时,“重庆模式”和“广州模式”的处理方式有明显的不同;“广州模式”正在试图走出“中国模式”。(相关阅读: 重庆的模式更有生命力 ) 一、“广州模式”比“广东模式”更加指代清晰 肖滨教授指出广东模式“强调国家治理体系的创新”,更重视市场机制的作用,媒体自由程度高,用疏导的方式来缓解社会矛盾。笔者认为,这样的一种模式只能称之为“广州模式”而不能把整个广东都包括进去。在国家治理方面,广州政府表现出理性官僚和受民意约束的一面,如番禺垃圾焚烧场在强大的民意前搁浅就是一例。在媒体上,广州媒体的自由、宽容是有目共睹的。在缓解社会矛盾上,广州政府已经开始能较好使用疏导的方式来解决,如南海本田罢工和南沙丰田电装厂罢工事件都被定性为劳资纠纷,得到很好的解决。 但是,并不是整个广东省都有体现这样的一种模式。广东省其他城市,特别是珠三角以外的城市,依然在遵循着旧的国家治理方式,如政府与黑社会勾结、无视民意的“大气”规划、封闭无独立性的媒体等。最近的例子就是广东某市的骚乱,外来工讨薪被挑断脚筋,当地政府处理偏向资方,造成上千外来工围攻派出所,因为过程中外来工对当地村民进行来打砸行为,最后演变成两个地域群体的冲突。在这件事上,当地政府没能妥善公平处理劳资纠纷最终导致了悲剧的发生。这与广州政府处理劳资纠纷的做法是完全不同的,可见广东省某些地区的政府没有形成理性的官僚制度和不受社会控制的政府能力。这些都表明用“广东模式”来指代一种“新的国家治理体系”“开放的媒体”是不够准确的。 二、对待劳资关系态度的不同体现处理中国模式内在紧张性的不同方式 肖滨教授认为,党对权力的垄断逻辑和市场经济的竞争逻辑存在内部紧张性是中国模式的困境。笔者进一步认为,对这种紧张性的不同处理方式体现在“重庆模式”和“广州模式”对劳资关系的不同认识上。 近年来,由于珠三角地租和劳动力成本上涨,再加上员工跳楼事件,富士康逐步将生产基地转向重庆等内陆地区。重庆积极迎接富士康,不仅提供廉价的土地和完善的物流体系,更是千方百计帮富士康招工。根据潘毅等人的调查,重庆教育局向各县发出通知,给各县的中专学校分配指标,要求一定要招满富士康需要的用工人数。这显然是一种政府通过行政权力来干扰市场运行的做法,这种做法无疑将累积党对权力垄断逻辑和市场经济竞争逻辑的紧张性。而广州在对待劳资关系方面取得了较大的进步,这从南海和南沙罢工的妥善解决都可以看出。当然,我们不可忽略这样养一种进步是在多年来牺牲了许多农民工的利益后换来的,而且广东省其他各地的劳资关系依然没有显著的改善。不管怎么说,在对待劳资关系的不同态度可以反映“重庆模式”和“广州模式”的显著不同,或者我们可以说现在的重庆就是以前的广州。 三、“广州模式”试图走出中国模式经济和合法性互动的逻辑 肖滨教授认为“重庆模式”和“广东模式”都没有走出中国模式的基本框架。笔者对此却有不同的看法。丁学良先生认为中国模式有六个支柱:列宁式政党、军队、国家政权、中国特色的社会控制系统、支撑政党国家的意识形态、受控制的市场经济。但丁先生只是给出六个静态的因素,而没有深究其中的关系。笔者认为中国模式的一个明显的特点就是政府控制社会以谋求经济的增长,又用经济的增长来换取政权的合法性。这样,政党、军队、国家政权、社会控制系统和意识形态都为受控制的市场经济服务,而市场经济的成绩反过来又巩固了前面五个因素。如果说这就是中国模式经济和合法性互动的逻辑,那么重庆无疑是在积极实践着这种逻辑。千方百计招商引资和用国家权力来为资方提供足够数量的学生工。但是,广州却在走出这样一种用国家权力促进经济增长,又用经济增长来巩固合法性的圈圈。而这样一种逻辑在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时就会面临瓶颈,因为在党国垄断权力和资源的情况下,人们无法享受到经济发展带来的应有利益。相反的,广州正在做的是通过降低对经济增长的依赖来获取合法性。在南海和南沙罢工中,政府不再一味偏向资方,而是通过工会对劳方进行帮助。在番禺垃圾焚烧场建设上,更加尊重民意而不是政府的意愿。当然,由此判断广州已经走出中国模式的逻辑还为时尚早,但不可否认,广州正在做出有益的尝试。 最后,当我们用对待劳资关系的态度来看“重庆模式”和“广州模式”时,更加清晰看出两者的不同。一是用国家权力控制社会来满足资方的要求,以此获得经济增长来换取合法性;另一个是从偏袒资方到帮助劳方,以牺牲一定的经济效益来换取合法性。这两者的不同显示了处理党对权力垄断逻辑和市场经济竞争逻辑的不同方法。笔者认为“重庆模式”还是没能走出中国模式中经济和合法性互动的旧逻辑,而“广州模式”的尝试更能为我们提供有益的经验借鉴。 Chat about this story w/ Talki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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