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正恩

　　内容摘要：《我们最幸福》的作者——《洛杉矶时报》的记者芭拉·德米克在接受专访时这样描述朝鲜：人们永远无法理解朝鲜。朝鲜对我而言，就像是一幅拼图一样，也许我已经掌握一些图案，但不足以拼出完整的图画。朝鲜有太多不为人知的秘密。 　　从人造卫星拍摄的图片来看，整个东北亚的夜空有一片奇异的黑暗地带。除了一个小光点之外，这片地带的其他地方几乎都呈墨色，就好像是东亚世界热闹光芒中突然凹陷进去的一块黑洞。可想而知，这片地带晚上不点灯，不只不排放二氧化碳，而且还没有光害;站在那里抬头一看，肯定是繁星灿烂。这片地带就是朝鲜了。 　　《洛杉机时报》记者芭芭拉·德米克(Barbara Demick) 　　用一幅卫星图片作为描写朝鲜的起点。在这里，饥荒夺去了数百万人的性命，贸易活动几乎停止，经济崩溃，人们渐渐习惯于这种安静的没有时间的生活。 　　上世纪90年代金日成的去世与苏联的瓦解，使西方的朝鲜观察家产生一种共识，认为朝鲜的终结近在咫尺。曾经造访平壤，拍摄过高耸的纪念碑、踢正步的士兵与肤浅社会主义宣传看板的人，都对于朝鲜能够存活到21世纪深感惊讶。“趁它还存在时赶快去看看”，成为旅行社主打的朝鲜旅游广告。 　　许多朝鲜观察家花了大量时间辩论朝鲜内部的状况将会改善或是恶化或是将出现任何转变。德米克跟其他只造访平壤几次的人一样，不愿仅以个人的观察对朝鲜的情况妄加评论，因为外国人只能看到朝鲜政府愿意让他们看见的部分。 　　用德米克的话解释，平壤经常被说成是波腾金村(Potemkin 　　village)，是一个专为外国人设计的精美玩具。无论走到哪里，总会看见盛妆打扮的可疑人物在各个不可能的地方出现——比如穿着传统服饰的年轻女子，脸颊抹上胭脂，坐在金日成铜像前的水泥长椅上假装看书。德米克最后一次参观平壤时，看见一群穿着崭新制服的军人走到金日成铜像前献花。当他们深深一鞠躬向领袖致敬时，他们的裤管上提的高度刚好让人看见他们没穿袜子。 　　只要离开平壤，真实的朝鲜就映入眼帘，尽管必须透过客运巴士或快速移动的车窗才能看见。于是，德米克决定采访逃离朝鲜的“脱北者”，希望从他们的回忆中还原朝鲜人民的真实生活状况。她前后访谈了100多名“脱北者”，最后本书中呈现其中六位来自北方城镇清津(朝鲜第三大城市)的“脱北者”的故事。 　　接受采访时，德米克会强调：我不想谈政治。然而，《我们最幸福》的故事恰恰是这种政治信息的描述：这个国家如何成功地让人民对外部世界一无所悉，以及他们如何使内部政权稳固?她让我们深刻体会到，这个世界中，没有网络，广播与电视只固定在政府频道上，就连表露情感也会遭到惩罚;在这个国家里，告密者受到奖赏，而无心的言论很可能让全家遭殃。 　　这恰如奥威尔在《1984》中想象的“未来主义”世界，在这个世界里，只有在宣传海报上才找得到颜色。在描绘金日成的图像时，朝鲜特别使用了鲜艳的海报色彩。伟大的领袖坐在长凳上，对着簇拥在自己身旁穿着明亮衣裳的孩子们露出慈祥的微笑。他的脸庞放射出黄色与橙色的光线：他就是太阳。而红色只保留给无所不在的标语——在这个世界上，我们最幸福。 　　对于逃离朝鲜的人来说，要生活在自由世界并不是那么容易的事。“脱北者”必须在一个拥有无限可能的世界里重新探寻自己。这些“脱北者”初到韩国时，德米克描述道，对于一辈子都由国家为他们做决定的人来说，面对这么多选择，足以让他们完全瘫痪。 　　对于中国的普通人，感知朝鲜往往是“这么近又那么远”。这些中国几十年前记忆中的“过眼云烟”，却是朝鲜如今的日常生活。关于中国对朝鲜的作用，德米克表示：“中国政府可以努力避免朝鲜社会的分崩离析，帮助推动朝鲜的改革开放。我看不出，两千多万的朝鲜饥民对中国边境稳定能起到多少有利作用。”她也坦言，希望南北两边关系能够有所改善，从而使“脱北者”早日同他们的家人团聚。“这样更多的朝鲜人不用冒险逃生，也可以在自己的家园里过上更好的生活。” 　　朝鲜：拼不出完整的图画 　　凤凰周刊：什么原因令你如此关注朝鲜? 　　德米克：我总共去过朝鲜十次。其中，三次是去平壤。此外，我驻韩国期间，还多次以记者或游客身份去朝鲜东南海岸的金刚山。 　　我对朝鲜的关注受第一份工作的影响很大。上世纪90年代，我第一次作为报社的通讯员就驻扎在柏林，随后去了波黑战争中的萨拉热窝，之后是耶路撒冷。处于分裂状态的国家的生存状态令我着迷，我对分裂中的两方都很感兴趣，而对地缘政治格局尚未定型的朝鲜半岛更是如此。2001年我受雇于《洛杉矶时报》后，便开始长期驻扎韩国报道朝鲜局势。 　　凤凰周刊：这本书的故事引人入胜，当初的写作动机是什么? 　　德米克：我的一位朋友曾经对我说，人们永远无法理解朝鲜。朝鲜对我而言，就像是一幅拼图一样，也许我已经掌握一些图案，但不足以拼出完整的图画。朝鲜有太多不为人知的秘密。 　　我特别高兴能够看到这本书受到这么多读者的喜爱，尤其是年轻读者。我希望他们能够看到这个国家的另一面。实际上我生长在一个左翼家庭中，但我仍希望世人能够了解集权政府统治的面貌。朝鲜不像是一个共产主义政权，而是一个集权政府。来中国前，我在普林斯顿大学教授了一年的新闻学课程。我发现，苏联对于大部分学生而言仅仅是一个集权的符号。而他们对朝鲜从没有任何切实的感受。所以我想为这些学生准备一些讲义，希望能够帮助他们更加感性地认识朝鲜社会。那些讲义就是这部书的雏形。 　　在亚马逊网站上，你会读到这样的读者评论：“我对朝鲜一无所知，这本书正是我想要的!”我很高兴能够用这种写作方式，让普通大众而非专家能够清晰地认识朝鲜，同时也给朝鲜社会带来希望。 　　凤凰周刊：书中的六位“脱北者”均来自朝鲜清津市。为何选择这座外界不太熟悉的城市?你是如何联系并采访这群人的，请谈谈当中遇到的困难。 　　德米克：我不想在书中描写像平壤、金刚山等我拜访过的地区。人们都说，平壤实际上是朝鲜政府精心修饰过的对外展览橱窗，在平壤的居民也都是精心挑选过的。同时，我也不想描写一些与中国边境毗邻的城市，因为那里的城市生态受到更多的外来影响而在不断变化。我只想呈现一个普通的朝鲜城市。清津市距离中国边境很远，但有一条通往中国的铁路线。而且很多的“脱北者”都来自那里。 　　实际上，同“脱北者”建立联系并没有想象的那么困难。在韩国采访期间，出人意料的是，我并未受到很多官方的压力。在韩国报道此类新闻有时比在美国还要宽松。不过，朝鲜政府对记者十分敏感，尤其是美国记者，所以有时在朝鲜境内，游客身份可以使我更易接近并采访普通朝鲜人。 　　韩国有很多政府及民间机构帮助这些“脱北者”融入社会。起先，这些机构的工作人员给我提供了一份来自清津的“脱北者”名单。我便开始按照名单逐一给他们打电话。虽然名单上只有少量“脱北者”，但和这些人建立联系后，他们又帮我介绍认识了更多的“脱北者”。这本书只讲述了六位“脱北者”的经历，但我的采访者中有四五十人都来自清津市。 　　最初采访时，当我询问他们在朝鲜的住房条件时，他们的回答大多是“和其他人没什么不同”、“大家都住一样的房子”，他们并不认为自己和其他人有何差异。谈到饥荒时，他们最初会说没什么特别的，我的丈夫饿死了、我的儿子饿死了、我的姐姐饿死了、然后我进了监狱……“脱北者”似乎在讲述一些对他们而言十分平常的事情，因为在他们周围发生了太多这样的事情。缺乏比较，令他们难以讲出他们生活的特点。但当我向他们讲述我的住房时，一个纽约附近的中产阶级家庭配备各种电气化的设备，令普通朝鲜人吃惊不已。而他们所讲述的朝鲜人生活，也令我难以想象。 　　之后的采访中，我们会采用一些特殊的沟通方式。比如，有时我会先要求他们用图画的方式表现自己的生活，房子里都有什么，地板是什么做的，屋顶是什么结构。最初在不借助韩语翻译的情况下，我就用这种方式同他们进行沟通。通过这种方式，他们讲述了很多令人着迷的朝鲜生活。而在受访者看过这本书的韩语版后，他们都笑称这本书将他们无聊的生活表现得淋漓尽致。 　　“朝鲜人甚至比韩国人更开放” 　　凤凰周刊：你刚才提到，朝鲜人的生活也令你难以想象，印象最深的有哪些? 　　德米克：采访之前有人曾对我说，朝鲜人称美国人为“migou-nom”(音译)，意思是“美国杂种”之类的。但是在现实中接触朝鲜人时，我发现他们都很开放，有时甚至比韩国人还要开放。朝鲜人会不停地讲述他们的经历，尤其是朝鲜女人。即使有些人从未见过美国人，刚开始时他们会有些紧张，但随后他们也会讲述很多，感觉好像他们终于找到了一次倾诉的机会。 　　实际上，很多在韩国的“脱北者”仍然认为自己是朝鲜人。他们不愿说也不认同任何关于金日成的消极言论，但他们会评论金正日。他们会说，金日成是父亲一样的领袖，很多不幸仅仅是他的儿子金正日造成的。 　　另外，有意思的是，2010年在为《纽约客》撰写文章时，同一些在中国延吉和图们的朝鲜人接触后，我发现很多在那里的朝鲜人仍然保持着朝鲜劳动党党员的身份。他们并不在中国长住，只是在靠近边境的几个城市做生意赚钱，再回到朝鲜。这些人并未脱北，他们仍然生活在朝鲜政府的统治下。但这些党员依然十分健谈，即使是对陌生人，他们也会讲很多。我会对他们坦诚地讲：“我不是来扭曲朝鲜的，我只是一个作家，不想谈政治，只是想了解你们的生活是什么样的，房子是什么样的，吃什么，靠什么养家?” 　　这些朝鲜人会讲述很多自己的经历，有时甚至会边讲边哭。比如书中美兰与俊相的爱情故事。他们最为打动我的是他们在朝鲜为表达爱意，亲手为对方书写情书的细节。没有性，没有手机，在不能相互交流的环境中，他们的爱显得尤为纯真。但当他们都来到韩国，彼此熟悉用手机、互联网联系对方时，他们之间的浪漫被击碎了。同时，社会地位的转变对他们的爱情也产生影响。在朝鲜俊相属于出身较好的家庭，而美兰则来自一个极普通的朝鲜家庭。然而，当他们到达韩国后，俊相不再属于特权阶级，但美兰的日子却越来越富裕。 　　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看，无论是在朝鲜、韩国、中国还是美国，恋爱中，似乎还是对男性的要求更高一些。我个人虽然希望他们的爱能修得正果，但回到现实中，美兰的韩国丈夫对她可能更好一些。 　　凤凰周刊：在你的采访过程中，是否会对“脱北者”所描述细节的真实性产生质疑，如何来验证这些信息? 　　德米克：对采访内容真实性的验证是必要的。实际上在采访时，还会遇到另外一种情况，当地人会认为我们大老远地从美国赶来，就要提供给我们一个好故事。 　　写书过程中，我访问了大量来自同一个城市的“脱北者”，这样我就可以比对他们讲述的事情。如果一个“脱北者”告诉我，他亲眼在火车站见到饿死的儿童，他也许是在夸大其词。但随后，会有六七个采访对象分别向你讲述，在同一个时间，同一个地点，他们都看到儿童饿死的细节。这时我就基本可以判断这个细节的真实性了。 　　在开始采访时，我还会告诉采访对象不要夸张描述。同时，也会要求他们提供如他们的邻居是否也看到之类的佐证。此外《纽约客》的编辑审查也十分严格。比如他们会利用交叉检测(Cross-examination)的方式审查报道的真实性。曾有《纽约客》的一名审查人员认为朝鲜人吃青蛙肉的细节难以置信。他问一些朝鲜人在90年代停止供给食用油的情况下怎么可能炸青蛙?补充采访时，这些人告诉他，实际上不是炸，而是用酱油煮。 　　韩国民众对“脱北者”从崇拜到惊恐 　　凤凰周刊：从你接触的这些“脱北者”来看，他们到达韩国后能够顺利融入当地社会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