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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理群：毛泽东与胡风事件 进入专题 ： 毛泽东 胡风事件    ● 钱理群 （ 进入专栏 ）   　　 　　毛泽东的既定方针：“批判资产阶级反动思想” 　　 　　毛泽东对胡风事件的直接介入，是从1954年《〈红楼梦〉研究》批判”开始的。1953年，毛泽东在6月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上，严厉批评了“确立新民主主义的社会秩序”的“错误观点”。由此而把中国的发展道路由发展新民主主义转向社会主义革命、改造和建设的轨道。在思想、文化、文艺领域的任务，也由《共同纲领》规定的“肃清封建的，买办的，法西斯思想，发展为人民服务的思想”，转为“批判资产阶级思想”。 　　1954年10月，毛泽东发表《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表明他看准了批判目标，并且找到了突破口。毛泽东在信里说得很清楚：“这个反对在古典文学领域毒害青年三十余年的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斗争，或许可以开展起来了。”“擒贼先擒王”，这是毛泽东一贯的战略思想，胡适正是中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中影响最大的总代表，批胡适，冲击力和影响力都最大，算是抓住了根子，如后来中宣部的一个报告里所说：“这是我党领导的反对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第一次全国规模的思想斗争。”而这样一场大斗争，毛泽东却选择古典文学领域里的《〈红楼梦〉研究》作为突破口，而且利用“小人物”（年轻人）来冲击“大人物”（资产阶级学术权威），这都是毛泽东最喜欢，也最擅长的策略手段。因此，这是一次典型的“毛式”思想、文化批判运动。 　　但毛泽东的部署从一开始就遇到了阻力：《文艺报》《人民日报》拒绝刊载“两个青年团员”的批判文章。于是就有了对《文艺报》的批判，其发难文章袁水拍的《质问〈文艺报〉编者》就是经过毛泽东批准并修改的。这时，毛泽东对周扬还是信任的，实际是把批判胡适与《文艺报》的领导权交给他的。 　　但这一切——无论是毛泽东的主要意图是批判胡适资产阶级唯心论，对他深恶痛绝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进行大清算，还是毛泽东对周扬的信任和重用，胡风都完全不清楚，可以说是蒙在鼓里，却凭着自己的主观臆断，认为这是从根本上瓦解“周扬宗派统治”的绝好时机，因而在批判《〈红楼梦〉研究》和《文艺报》时，有意“扩大缺口”，全面攻击周扬所执行的文艺路线，实际上是把矛头指向了毛泽东。在毛泽东看来，这不仅是干扰他批判胡适的部署，而且是自己跳出来向党进攻。于是，就自然把批判的战线扩大到了胡风。周扬的报告《我们必须战斗》的三个部分：“开展对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斗争”，“《文艺报》的错误”，“胡风的观点和我们之间的分歧”，正是完整地体现了毛泽东三条战线同时作战的新的战略部署：依然以批判胡适（右翼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为中心，同时批《文艺报》（党内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批胡风（打着“左翼”旗号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既是排除干扰，也是毛泽东最为在意的“批判资产阶级反动思想”的斗争的全面展开。毛泽东迅速批准了周扬的报告，并作了补充。 　　毛泽东肯定了周扬的《我们必须战斗》的报告，时间是1954年12月。这也就意味着毛泽东终于打破了深不可测的沉默，公开了周扬“后台”的真实身份，胡风和周扬的博弈，就成了胡风和党与毛泽东本人的对抗。毛泽东自己也从此走到前台，直接指挥批判胡风的斗争。而在毛泽东走到前台以后，一直关心胡风问题的周恩来，就不再参与，在《周恩来年谱》里，仅有一条“1955年5月23日，晚，到毛泽东处开会，会议讨论有关胡风问题”的记录，这也是颇耐寻味的。 　　毛泽东的第一个动作，就是决定将胡风1954年7月提交中共中央的《关于几年来文艺实践情况的报告》（即《三十万言书》）中有关“文艺思想”和“组织领导”的两部分公开发表，“供读者研究，以便展开讨论”。这是毛泽东惯用的做法：他是自以为真理在手的，因此喜欢把论敌的文章、观点公之于众，不怕群众接触“反面教材”，他深信群众是会跟着自己走的。直到这时，胡风才恍然大悟，而他是不可能与毛泽东本人对抗的，同时，也是为了保护年轻朋友，他选择了屈从检讨，开始写《我的自我批判》，又去面见周扬，据周扬对毛泽东的报告所说，他“表示承认错误，说他是以小资产阶级观点来代替无产阶级观点，思想方法片面，并有个人英雄主义，以至发展到与党所领导的文艺事业相对抗，并说希望不要公开发表他1954年7月给中共中央的报告，如要发表，也希望作些修改”。当年周扬们批判胡风就是希望他承认这些错误。但在毛泽东看来，胡风是避重就轻，于是，就有了严厉的批示：“应对胡风的资产阶级唯心论，反党反人民的文艺思想，进行彻底的批判，不要让他逃到‘小资产阶级观点’里躲藏起来”。——这是对胡风问题的一个全新定性。此时的毛泽东已经认定，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所谓“小资产阶级思想”就是“资产阶级思想”；而坚持、鼓吹资产阶级思想本身，就是“反党反人民”。这样的严重定性，自然是胡风们所绝对不能理解与接受的。但后面还有更严重的罪名在等着他们。 　　1955年3月，中共召开全国代表大会解决“高岗、饶漱石反党集团”问题。毛泽东在3月21日所作的《开幕词》里如此给高、饶定性：“这个反党联盟的罪恶目的，是要分裂我们的党，用阴谋方法夺取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对以后胡风事件的发展起到决定作用的，是毛泽东由高饶事件引出的对阶级斗争形势的判断与对策。毛泽东明确提出：高饶事件“它是现阶段阶级斗争的一种尖锐的表现”，并由此而对国内阶级斗争的形势和动向作出新的分析。他认为，新政权的威胁主要来自三个方面，一是国外帝国主义发动战争，进行突然袭击；二是“国内反革命残余势力还很猖獗”，有发生反革命复辟的可能；三是党内类似高饶这样的反党集团随时可能出现。这样，毛泽东就确定了今后阶级斗争的三大目标：帝国主义，国内反革命分子以及他们在党内的代理人。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在这篇讲话里，毛泽东对打击国内反革命分子，还作了具体的部署：“我们必须有计划地、有分析地、实事求是地再给他们几个打击，使暗藏的反革命力量更大地削弱下来，借以保证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安全。”应该说，这是毛泽东在粉碎了他所说的党内反党集团之后，所作的一个重大战略部署，就是要在军事上作好应对帝国主义突然袭击的同时，要有计划地给国内“暗藏的反革命”以“几个打击”。他说，“如果我们在上述两个方面都做了适当的措施，就可能避免敌人给我们的重大危害，否则，我们可能要犯错误”。 　　 　　毛泽东的思路与部署 　　 　　毛泽东的决策既定，就开始具体部署起来。我们可以根据《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五册提供的材料和相关材料，对毛泽东的思路与部署，按时间作一个排列： 　　3月21日，在全国代表会议开幕词里，宣布决定对“国内反革命残余势力”，“有计划地、有分析地、实事求是地”给予“几个打击”。 　　3月31日，在代表大会的《结论》里，重申“三个准备”：“准备对付突然事变。准备对（付）反革命复辟，准备对付高饶事件的重复发生”，“从最坏的可能性着想总不吃亏”。 　　正在毛泽东谋划对“反革命残余”进行新的打击时，5月9日晚，周扬把胡风的《自我批判》和舒芜整理的《关于胡风小集团的材料》清样一起呈送毛泽东。 　　5月11日，毛泽东将舒芜编撰的材料，改题为《关于胡风反党集团的一些材料》，并亲自撰写《编者按》。——仔细阅读，就可以发现三个要点。《按语》首先指明：“胡风和他所领导的反党反人民的文艺集团是怎样老早就敌对、仇视和痛恨中国共产党和非党的进步作家”。这里所说“反党反人民的文艺团体”应该是对胡风集团的新定性，也是毛泽东把舒芜说的“小集团”改为“反党集团”的原因；在此之前，毛泽东已经把胡风文艺思想定性为“反党反人民”，现在则将胡风一人扩展到整个集团。真正值得注意的，是毛泽东下面这句话：“从这些信上发散出来的气味，难道不是同我们曾经从国民党特务机关出版的《社会新闻》、《新闻天地》一类刊物上嗅到过的一模一样吗？”这也应该是毛泽东读到这些信件的第一反应。毛泽东早已判定全国有许多“活动猖獗”的“暗藏的反革命”，面对胡风们用密语方式写作的信件，就必然激发出他的丰富的政治想象力，他用自己既定的阶级斗争的逻辑与意识形态去解读，就臆想、炮制出了一个后来他所描述的“暗藏在革命阵营的反革命派别，一个地下的独立王国。这个反革命的地下王国，是以推翻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恢复帝国主义和国民党的统治为任务的”。如果至少在3月21日毛泽东就计划要对“暗藏的反革命”给予几次打击；那么，毛泽东在不到一个月的5月9日或10日就找到了实现他预定计划的突破口。这时候，胡风和他的朋友之间的信件已经成为一个政治武器，对它的解读是否符合原意，已经不再重要，政治家毛泽东考虑的只是如何利用这些材料，去发动群众，打一场他预设的在全国范围内打击暗藏的反革命的“人民战争”。当然，毛泽东也还有讲究政治策略的一面：尽管此时的毛泽东已经断定胡风和他的小集团都是“反革命”，但为了使群众有一个接受的过程，就仍然先定性为“反党集团”，同时在《按语》里又发出了“剥去假面，揭露真相”的动员令，并点名要求路翎等交出信件，以为下一步的斗争打下一个基础。 　　5月12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发出号召：“提高警惕，肃清一切特务分子；防止偏差，不要冤枉一个好人。”——这是要开展“肃反运动”的第一个信息。毛泽东已经考虑要扩大战果了，揭露“胡风反革命集团”只是一个突破口。 　　5月13日，毛泽东写有《按语》的舒芜署名的《关于胡风反党集团的一些材料》及加有《编者按》的胡风的《我的自我批判》及该文《附记》发表于《人民日报》。当天下午，周扬带回毛泽东的最新指示：“（胡风）成了反革命了”，“要逮捕”。 　　5月15日，毛泽东将《人民日报》拟发的一组批判胡风的文章重拟总标题：“提高警惕，揭露胡风”，并对其中一段文字作了修改补充，强调“不把他们的破坏活动加以制止”，“让他们一天天发展和扩大下去，他们就要用他们的‘集束手榴弹’给我们的事业以严重损害。”这一组文章后发表于5月18日《人民日报》。 　　5月16日晚，公安部派员拘捕胡风。 　　5月18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批准逮捕胡风。在此前后，所谓“胡风集团的骨干分子”如牛汉、贾植芳、耿庸、何满子、谢韬、徐放、路翎、绿原等纷纷被捕。 　　5月24日，《人民日报》发表《关于胡风反党集团的第二批材料》，尽管仍称“反党集团”，但毛泽东为编者按语加写的文字里，却点明胡风分子为“反革命”：“反革命的胡风分子同其它公开的或暗藏的反革命分子一样，他们是把希望寄托在反革命政权的复辟和革命政权的倒台的。” 　　5月，中共中央在毛泽东指示下，决定成立中央处理“胡风反革命案”五人小组，由中宣部长陆定一任组长，公安部长罗瑞卿任副组长。同年7月，中央五人小组扩大为中央十人小组，负责全国肃反运动的领导。中央机构和各级党委也成立了相应组织。 　　6月1日，毛泽东发出指示，“通报各地党委及中央各部门和国家机关各党组，要他们注意所属机关、学校、人民团（体）和部队中调查和研究有无胡风分子，并按情况作适当处理”。据1980年公安部、最高人民检察院、最高法院《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案件复查报告》，清查胡风分子运动共触及2100人，逮捕92人，隔离62人，停职反省73人。到1956年底正式定为“胡风反革命集团”分子的78人，其中划为骨干分子的23人。 　　6月3日，毛泽东再次发出指示：“各省市委和党组必须认识这一斗争的目的，不但在于肃清胡风反革命集团分子，主要地是借着这一斗争提高广大群众（主要是知识分子和干部）的觉悟，揭露各种暗藏的反革命分子（国民党特务分子，帝国主义的特务分子，托派分子和其他反动分子），进一步纯洁革命队伍”。——这可以视为一次交底，可注意者有二：其一，主要目的是“揭露各种暗藏的反革命分子”，这是毛泽东早已预定的计划；揭露胡风只是一种“借”助，也就是先有计划，再找突破口的。其二，另一个目的，是要“提高广大群众（主要是知识分子和干部）的觉悟”，实际就是要“敲山震虎”，借批判、严惩胡风分子，来警示知识分子和干部（主要是干部中的知识分子），促使他们进一步归顺就范，接受改造。 　　于是，就有了下一步的部署：“当斗争有了进一步的发展时，就要公开号召一切暗藏的反革命分子和反动分子进行自我坦白，这种坦白，向小组会向大会向负责人去做或写书面材料都可以。但在中学学生和小学学生中不要去进行这种坦白的号召。”——这大概就标志着肃反运动的开始。人们很容易就注意到，其指导思想和具体做法，( 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 共 2 页： 1 2 进入 钱理群 的专栏    进入专题： 毛泽东 胡风事件   

如果说“胡温时代”，主要是文革期间的“大学生”掌握国家最高领导权；那么，所谓“习时代”，就是文革期间的“红卫兵和知青”掌握国家最高领导权，而且又是以“高级干部子女”为主体的。这样，文革中成长起来的那一代红卫兵，特别是以高干子女为主体的“老红卫兵”，以后又成了知青，他们的抱负，理想，精神气质都会不同程度上为习近平时代打上自己的烙印。     根据我对老红卫兵、知青与文革的研究，及对当下高干子女动向的观察，我以为有三点特别值得注意。     早在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老红卫兵登上中国政治舞台时，即已宣布：“老子拿下了政权，儿子就要接过来，这叫一代一代往下传”，“干部子弟要掌权，天下是我们的”，“二十年后的世界是我们干部子弟的”。于是，又有了这样的口号：“只许左派造反，不许右派翻天”，“你们敢造反，我们就立即镇压！这就是我们的逻辑，反正国家机器在我们手里”。     不能把这些宣言简单地看作是年轻人的狂言，而掉以轻心；这是基于切身利益而建立的信念和理想，即使是四十五年以后的今天也不会变。加之改革开放的三十年，高干子弟中的许多人已经成为权贵利益集团的核心部分，是须臾不能离开一党专政的体制的。即使他们中的多少可以超越利益的理想主义者也依然相信，只有把权力集中在手里，才有可能实现自己的理想。     因此，这些当年的老红卫兵，不管他们对中国未来的改革方向、路径有怎样不同的意见，但在共产党的领导问题上都是完全一致的：共产党必须掌控改革的领导权；强化党的执政地位，必须是中国改革的出发点与归宿。在这一点上，他们与胡锦涛这一代并无不同，也是他们的前辈，从毛泽东、刘少奇到邓小平、陈云所期待的。陈云早就说过：把权交给我们的子女，他们至少不会掘我们的祖坟。与此相联系，不管他们中有些人如何高喊民主，对敢于挑战自己即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权的任何力量，都必定要运用掌握在手的国家机器，予以镇压，也是绝不手软的。对这一点，不能有任何幻想。     其次，我们也要看到，包括老红卫兵在内的红卫兵、知青这一代，有着在底层社会接受改造的特殊经历，他们因此在不同程度上和底层社会、底层老百姓建立了思想情感精神上的联系，使他们比较了解中国的国情，比较重视民心与民情，这都会对他们以后的施政产生影响。而改革开放三十年来，这些高干子弟利用他们的特殊地位，都受到了很好的现代教育，很多人都有国外留学的经历，不仅其知识结构比较合理，而且对世界科学技术、思想文化社会的发展，时代潮流，都有比较深切的了解。     正是这样的对中国底层的了解，和对世界发展趋向的把握，使他们比胡锦涛这一代更加深切与强烈地感受到党的危机。正像2011年初成立的“延安儿女联谊会”上与会者所说，当前“我党我军我国最大的矛盾就是腐败”，“人民已经忍无可忍”，但“我党自我纠错能力和制度缺失”，“作为党的后人，我们再不能熟视无睹，不能再沉默”，“要说真话，想办法，为党解决危机”。可以说，“再不改革，必将亡党亡国”已经成为这些当年的老红卫兵的一个共识，“我们的父辈和革命先烈为新中国的建立付出了鲜血和生命，我们不能让红色的江山蜕变”，也成为他们的共同决心。     而且他们在这三十年中已经占据了政治、军事、经济、社会、思想、文化、教育各领域的重要位置，也有丰富的实践经验，并且意识到，历史给他们的机会也只有这“十年”，高干子弟自身都在六十岁以上，他们的幕僚也大概在五十岁左右，因此，也都跃跃欲试，准备作最后一搏。这就意味着，由于自身的利益化与官僚化，逐渐丧失改革动力和活力的中国共产党，有可能在他们的尚有出息的子女这一代，获得新的改革动力和活力。这样，在习近平时代，就有可能做一些事情，把中国的改革推进一步。红卫兵、知青这一代将比文革大学生那一代，更有魄力，更具行动力，这都会在未来中国的政治、军事、经济、社会、文化各方面，显示出一些新的特点。     但不可忽视的，是文化大革命对这一代精神上的负面影响，包括毛泽东的负面影响：不要忘了他们当年都是“毛泽东的红卫兵”，不管他们今天对毛泽东的评价、态度如何，毛泽东在其成长初期的潜移默化的影响是不可忽视的。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老红卫兵中是不乏“小毛泽东”的。     在我看来，其中最应该警惕的，是文革残酷的斗争中形成的“为了达到目的，可以不择手段”的观念，以及由此产生的帝王气与流氓气。     另一方面，由于今天已经很难出现毛泽东、邓小平那样的可以驾驭群雄的强势领袖，老红卫兵中又派系林立，他们之间如何形成合力，将是习近平时代的统治难题。弄不好，就会发生内讧，或各自称雄。在这样的情况下，作为最高领导人习近平的个人思想、性格、能力，就是至关重要的；而这方面，恰恰是最不透明的，这也是中国政治的特点：面目含糊不清的人最容易在党内斗争中胜出，而且要在执政的中后期才逐渐显露峥嵘。     在这个意义上，习近平时代又有许多难以预测的不确定因素，今天在人们心目中还是一个模糊的时代。                                                                                                                                                                       —–白衬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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