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理群

“今天还去书店、图书馆吗？”   阿  城（北京，作家） 现在不去书店买书了。 这里的图书馆也不去。   陈  村（上海，作家） 最近去过季风书园，买新近出版的弗拉基米洛夫的《延安日记》等。 不去图书馆找书，效率太低成本太高。   陈丹青（北京，画家） 自从我自己的书在书店卖以后，就再也不去书店了。 去图书馆借书几乎是古代的记忆。   陈冠中（北京，作家） 书店固定去万圣，但自去年以来书店去得少了，不如在网络上买书多了。 在大陆从来不去图书馆，以前在香港的时候会去大学图书馆。   陈平原（北京，教授） 现在买书就是请学生代买。 图书馆是经常要去的。   陈尚君（上海，教授） 坚持到书店买书，每月要花上千元，网络购书为辅。 偶尔去图书馆借书，主要利用图书馆的电子资源。   陈思和（上海，教授） 书店当然去得多了，我不会在网上买书，要买也是托学生买点。 图书馆我现在去得少了。   陈子善（上海，教授） 最近一次去书店是上周日去季风书店陕西南路店。我现在每周一次去季风书店华师大店，最近一次在书店买的书是《中国传统的创造性转化》。 华师大图书馆还是经常去，上海图书馆有一段时间没有去了。对我来说图书馆是我研究工作的起点，很多材料都是在图书馆发现的。   董  桥（香港，作家） 英文新书店、旧书店还去去。 图书馆只是偶尔到港大时去查查资料。   冯  象（美国，学者） 一月去书店一两次，买五六七八本。 图书馆很少用了。   傅  杰（上海，教授） 逛书店已成瘾，但通常只在学校周边。 通常也只去学校图书馆。   傅月庵（台北，作家） 我在旧书店工作,总到书店借书看,看完还回去卖。 图书馆就不去了。   葛剑雄（上海，教授） 近年几乎没有去书店买书，通过其他各种途径得到的书也来不及看。 没有去其他图书馆借书。复旦大学图书馆与我自己的藏书已能满足我的需要，偶然通过馆际文献传递找过一两种资料。   葛兆光（上海，教授） 我仍然隔一段会去书店买书。 但很少去图书馆借书。   何兆武（北京，教授） 每个月去一次万圣。 图书馆不去了，嫌麻烦。   黄  裳（上海，作家） 书只托朋友买。 图书馆不去了。   江晓原（上海，教授） 书店仍然去，但越来越少了。偶尔也在网上买书。当然我的情况稍微特殊些，因为许多我需要的书出版社会送给我。 图书馆很少去。已经好多年都不去了。以前是因为图书馆服务太差，现在也许有所改善，但我们已经有别的渠道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替代图书馆，比如网络、个人藏书等等。现在许多期刊、图书都可以在网上看到。   蒋  寅（北京，学者） 家里书放不下了。 主要去图书馆借书。   恺  蒂（南非，作家） 书店经常去。 图书馆不去，这里没有好的公共图书馆。   李  辉（北京，作家） 当然去书店买书，可欣赏，可比较，可挑选。 图书馆偶尔去查资料，书就不借了。   李  黎（美国，作家） 在美国买英文书，近年比较少到书店买，而多半是网购。但我不在网上买中文书——回台湾和大陆时，逛书店是美好的享受，每次都买到行李超重。 从前觉得不上图书馆简直活不下去。自从有了互联网，除非是为了特别的报刊杂志或者网上查不到的数据，近年是越来越少上图书馆了。   李长声（日本，作家） 近处有几家书店，甚至有一家较大的，穿过它进站乘车，所以书店几乎不是特意去。书店的乐趣在于翻阅，其次才是买，虽然很有点对不起开店的。没有藏书之好，更不想搬家拉上几汽车，不得不买时才买。 家里不订报，楼后有一个图书室，去那儿看报看杂志。附近最大的图书馆藏书一百多万册，每周至少去一趟。比起书店来，更爱图书馆，起码不会有囊中羞涩的尴尬。该馆在公共图书馆的出借统计中名列前茅，我贡献大焉。   李公明（广州，教授） 我买书主要三种渠道，一个是书店，还有一个是批发市场，还有就是网络。 图书馆这些年去得比较少了，利用藏书比较多吧。   梁小民（北京，教授） 网络购书比较多，每隔一两个月买一次，实体书店去得很少。 最近半年我图书馆去得很少，过去形成的习惯就是中文书能买就买，英文书偶尔从图书馆借。   梁治平（北京，学者） 偶尔去书店买书（网上稍多），大约一年一两次。 不去图书馆。   林  达（美国，作家） 一个月去一两次。网购剧增，书店骤减，《第五元素》的世界在逼近。 去的。图书馆还一年两次卖旧书，比萝卜还便宜。   林行止（香港，作家） 平时少出门，在网上购书为主。 读书喜在书上画线，图书馆借的书上不能乱画，所以不去借。   刘  铮（广州，编辑） 在书店买书的次数越来越少。 已有数年未在图书馆借书了。   刘军宁（北京，学者） 很少去书店。如有机会通常会在国外买些原著。 已经很多年没有去过图书馆了。政治学在中国太不发达了，在书店和图书馆都很难找到自己要的书。   刘梦溪（北京，学者） 过一段时间总要去中国书店或万圣书园。 图书馆不直接去，而是托年轻人去借书。   刘  擎（上海，教授） 一个月去一两次书店。 一年难得去一次图书馆。   刘绍铭（香港，教授） 退休多年，无“学报文章”压力，空闲时只读些以前应该看但一直抽不出闲时来看的“闲书”，逛书店。 去图书馆都是偶一为之。   刘苏里（北京，学者） 出差在外，当地书店是一定要逛的。平时主要在万圣买书。昨天还买了几本：威廉·乌克斯《茶叶全书》，保罗·维利里奥《战争与电影》，隈研吾《自然的建筑》，柯布西耶《一栋建筑，一座宫殿》，萨姆纳《权利的道德基础》，姚金果《解密档案中的陈独秀》等。 大学毕业后，就没去过图书馆。看书靠买。想看什么买什么，买什么看什么。   刘再复（美国，学者） 在美国去图书馆借书多，在香港和大陆去书店买书多。 我基本不上网、不用手机，所有时间都留给读书。   陆谷孙（上海，教授） 难得去书店买，主要在黄鱼车和Amazon买书。 要看的书图书馆没有也不会有，更难得去。   陆建德（北京，学者） 现在好书多，因此到书店就生出恐怖感——自己精力、时间不够，担心已经远远落伍。偶尔在书店买书，常请朋友在网上代购。 虽是伤心之地，还是常去。有些书舍不得还——因为相关的文章还没有写。现在就还，意味着放弃、失败，其实是虚荣心在作怪。   罗  岗（上海，教授） 最近去的是季风书园华东师大店，这店开在那么偏僻的地方，如果不支持一下，估计坚持不了多久，所以一有机会就去光顾一下。最近这次去买了两本书，一本是饶宗颐的访谈录《文学与神明》，一本是斯金纳的《霍布斯与共和主义自由》。 我当然上图书馆，特别是我任教大学的图书馆，不过去借新书很少，大多数时候是查资料，譬如旧期刊旧报纸，还有现在不易看到的旧书。现在图书馆的编目都数字化了，所以查书也很方便。   骆玉明（上海，教授） 买书网购或者托学生去书店代买。 图书馆是经常要去的。   马立诚（北京，学者） 我现在实体书店和网购的书比例各占一半。 图书馆我也会去的，写一些文章或书，家里相关藏书不够时，就得去图书馆查资料。   迈  克（法国，作家） 书店当然去，虽然比以往少。 向来很少借图书馆的书。我想我有双重标准洁癖，一方面嫌借来的书有气味，一方面遗憾不能在上头眉批。   毛  尖（上海，作家） 去书店给儿子买了不少书，自己的书，开始买KINDLE版了。 一直在图书馆借书，以前在上海，一个月去一次图书馆，现在哈佛，一周去三次。   孟  晖（北京，作家） 书店必须去的，不亲手翻书又怎知是否打动自己。 很想养成每周坐一天图书馆的习惯，但惭愧一直没去过。   娜  斯（北京，作家） 住的附近没有好的书店，不愿在路上浪费时间，所以主要网上买书。 以前在美国时常去图书馆借书，回北京后图书馆没那么方便，很少去。最近加入了一个附近的书店会员，年费六百八十八元，可以随便借书，免费一定数量的咖啡，以后可常去。   南方朔（台北，学者） 经常去诚品、 PAGEONE等书店买中英文书，英文书还邮购。 图书馆不去了。   钱理群（北京，教授） 书店我很少去了，人家寄给我的书也够我读，也来不及读。偶尔我还是到网上买书，买的都是跟本专业研究相关的书。 我已经不去图书馆了，因为没有精力。读研究生的时候一直去，喜欢那里的历史氛围，读书要跟那样一个场合融合起来。   钱满素（北京，学者） 我大概半年去一次书店。 基本不在图书馆借书。   裘小龙（美国，作家） 书店常去，买书喝咖啡。 偶尔去公共图书馆借书。   邵燕祥（北京，作家） 看中的书让小孩在网上买。 图书馆不去了。   沈昌文（北京，出版家） 买得起新书，但是买不起新房子，所以早已不敢买新书了。 图书馆里可以随便供我翻阅的书，家里大多有，又何必在那里费时间。但常去书店和图书馆听讲座。   沈宏非（上海，作家） 书店还是会去，但的确没有太经常了。 图书馆从来不去，从小就养成的习惯。   施康强（北京，翻译家） 偶尔去书店买书。 只在本单位的图书馆借书。   舒国治（台北，作家） 不敢乱逛书店。 去图书馆这件事早就不做了。   苏  童（南京，作家） 常去先锋书店买书。 图书馆不去了。 孙甘露（上海，作家） 通常每个月会去次季风书园买书，平时路过各种书店，也都会进去看看，至少会挑走一本书吧。想看的会去设法买来，或者托朋友找。 已经很多年没去图书馆借书了。   唐  诺（台北，作家） 偶尔去独立书店买书。 从来不去图书馆借书。   汪丁丁（北京，教授） 我给《新世纪周刊》推荐新书，每月要去书店。不过从今年4月始，我不再推荐新书，因为值得推荐的新书越来越少。 已近二十年不去图书馆借书了，因为，学术研究所需的最新文献和经典文献，在我工作的几所大学校园里都可以更方便地并且数目更多地通过诸如Elsevier或JSTOR这样的大型期刊库获得。   王安忆（上海，作家） 经常去书店买书。 去图书馆不为借书，而是搜查资料。   王德威（美国，教授） 最近去的书店是风入松和诚品。 我当然还去图书馆，图书馆非常有用。   王晓明（上海，教授） 最近去的是香港铜锣湾的商务印书馆，买了两本书，看完了就留在办公室的书橱里，不能写准确的书名：一本是讲重庆武斗的，新华社一位老记者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做的调查，有一些很细的资料；一本是汉译世界名著的老书，薄薄一册，是十七世纪西班牙传教士写的一份讲述西班牙人对中南美洲的血腥侵略和压迫的报告。 偶尔还会去图书馆，去查老报纸。   王则柯（广州，教授） 很少去书店，年事已高。 不觉得需要去图书馆借什么书。   吴敬琏（北京，学者） 一般都让学生代买书。 图书馆偶尔去。   吴晓波（杭州，作家） 书店这些年不太去了，自己在杭州的蓝狮子书屋有时会去去。 图书馆我也没时间去，但助理常会去为我的写作查资料。   小  宝（上海，作家） 实体书店只去季风，从来不在网络书店买书。 图书馆已经有很多年不去了，在网上“爱问”下载的盗版图书倒是不少。   谢  泳（厦门，教授） 我一周到一次书店，不一定都买书，但喜欢到书店里随便翻翻，网络时代，我还是喜欢在书店翻书。 我基本不去图书馆借书，因为基本的书我都有，除非特别需要而不可能得到的，我才会到图书馆，但这样的时候不会很多。   谢春彦（上海，画家） 看到《上海书评》上介绍的书有兴趣，会专程去书店买。 买不到的书，又不会上网查，所以偶尔还会去图书馆借书。   辛丰年（南通，作家） 偶尔请年轻人去书店代买书。 这里的图书馆不值得去。   须  兰（上海，作家） 去书店买书和网购各占一半。 偶尔会去图书馆查资料或借书。   徐友渔（北京，学者） 去书店买书，大概三到四周一次。 更经常去图书馆借书，买书没有地方放。   许纪霖（上海，教授） 书读得越多，越是发现大部分的书是不值得买的。 基本不去图书馆借书，好书要拥有。   严  锋（上海，教授） 书店我还是去的，一两个月去一次吧，大部分还是通过网络来买。 图书馆大概是三个月去一次，主要是找一些教学研究方面的书。   严搏非（上海，学者） 在其他书店买书只是偶尔为之，去北京时，偶尔会在万圣买几本。此外，若到国外，一般会在书店买一两本书。 很久没去图书馆了，这里的图书馆太不方便，希望以后会去。   杨国强（上海，教授） 以前经常去，现在很少去了，都是请学生在网上买。 从来不去图书馆，因为我喜欢在书上写写画画。   扬之水（北京，学者） 买书只去书店。 图书馆去得更多。   也  斯（香港，教授） 现在还去书店买书，不抱太多希望，但偶然还能捡到一两本。小店专精，有时也会褊狭；大店芜杂，有时也能包容不同口味。我对书店屡次失望，但走过也还是看看。 现在也还从图书馆借书。公共图书馆做得马马虎虎，大学图书馆的收藏倒还可以。新书不够好看，便借旧书来看了。反正现在的书过了几年便没法在书店找到，还得靠图书馆。   叶兆言（南京，作家） 好书太多，网上买，让女儿买。 图书馆不去了，现在找资料很容易。   余  华（北京，作家） 书店也已去得不多，现在网上买书比较多，上一次在网上集中买了一批书。 图书馆已经很长时间没有去了，以前去得最多的是北京图书馆。   余英时（美国，学者） 常去街上书店买书，老年人学术信息的唯一来源就是新书了。 为研究需要，也时常去学校图书馆查资料。   虞云国（上海，教授） 一般一个月会去一次书店。 基本不去图书馆，除了要查阅一些罕见的书报。   查建英（美国，作家） 去书店买书，不过也网购。 图书馆基本不去借。   张大春（台北，作家） 入暑无它只好眠，穿林午梦得悠然。平生每忘吟迟语，满意犹思改旧篇。一事多余还酒债，十年不费买书钱。借来几本装模样，头枕南华是谪仙。   张汝伦（上海，教授） 我经常去书店买书，一个月至少要在书店买两三次书。 也经常到图书馆借书。   赵毅衡（成都，教授） 去书店少了，网络买书太方便。 图书馆的书没有书摊精彩，也很少去了。   郑  重（上海，记者） 偶尔去书店买书。 图书馆不去了。   止  庵（北京，作家） 我只去实体书店买书，到目前为止还没在网络书店买过一本新书。 图书馆不太去，偶尔去查查资料，但收获不太大。   周振鹤（上海，教授） 当然还到书店去买书。不过买新书少，买旧书与特价书多。新书在网上买。买书速度远远快过读书。 基本上不去图书馆借书，但去查书。查自己没有的书，尤其是大部头而网上又没有的书。   朱天文（台北，作家） 偶尔去独立书店买书。 从来不去图书馆借书。   朱维铮（上海，教授） 偶尔去复旦周围小书店淘点旧书，现在书店不景气，买书的人也不多，倒能碰到些便宜的好书。 不去。我是昼伏夜出，晚上图书馆要关门的。所以查资料都请学生代劳。   朱学勤（上海，教授） 书店买书去得还是蛮多的。 图书馆也会去，固定去上图。   （东方早报，创刊于上海、面向全国的财经类综合性日报。原文链接： http://www.dfdaily.com/html/1170/2011/7/3/625898.shtml ）

雷一宁：六十年来的中国教育 进入专题 ： 鲁迅 教育    ● 雷一宁 （ 进入专栏 ）       钱理群先生为我写的书序《向“伟大的中国女性”脱帽致敬》（注：见《往事微痕》第23期〈雷一宁专集〉，本文所引我的文章，均出自此专集），我早已看到。拜读之后，心里有许多话要说，可是由于疾病和治病，身体和思想都处于半麻木状态，加之这些年的“脱胎换骨”，思想也早已处于僵化状态，始终未能把内心的想法理出个头绪。这些天，翻了翻手头的鲁迅先生和李慎之先生的著作，才渐渐得到一点儿灵感。     钱先生经历过“整风反右”和文化大革命，对鲁迅先生有深入的研究，他和我一样，也是个孩儿王–教师，对中国教育的历史和现状有深刻的了解，铁流先生请他为我写书序，再合适不过了。但他称我为“伟大的女性”，我实在不敢当，我只是个平凡的女人，写文章的目的，只是为了悲剧不再重演，为了子孙后代不再遭遇我们曾经遭遇过的厄运。保护孩子，是女人的本能。记得在我当学生时，老师讲巴黎公社历史时，讲过一幅名为“巴黎公社社员墙”的浮雕，画面很简单，只是一个（面对反动势力）伸开双臂保护她身后的许多孩子的女人。当时老师未能展示实物，哪怕是一张照片，但他形象的描绘使画面清晰地呈现在我脑际，至今不忘。现在，我要履行的就是这个对女人来说再平凡不过的职责。几十年来，我，作为一个母亲，没能把“爱”给予孩子们（包括我的儿女）；作为一个“教书匠”，只是身不由己地做了无产阶级政治/“党”的喉舌，我欠了孩子们太多太多。     作为一个读过几本书的女人，我深深知道几千年来女性的厄运，也耳闻目睹了现当代中国女性的遭遇，还亲自品赏了中国女人的苦难，深知女人要真正解放，正所谓“路漫漫其修远兮”！前巴基斯坦女总理碧娜芝·布托，受过良好的西式教育，在事业上不亚于男性，却按传统做法把自己的婚姻大事交由母亲决定和包办，婚后对丈夫又十分顺从，以至自己的政治生涯甚至生命都葬送在这贪腐的夫君手里；日本皇太子德仁的妻子小和田雅子，也受过良好的西式教育，精通六国语言，婚前便是日本外务省的明日之星，可婚后却为能否为皇室传宗接代而受尽委屈，以至罹患了严重的忧郁症……她们，地位够高的了，读的新书够多的了，却仍然逃不脱厄运！这典型地表明，女人，尤其是东方女人的命运至今没有改变，用李慎之先生的说法，那就是“五四那点启蒙的力量实在不足以撼动中国两千多年根深蒂固的专制主义传统”。我之所以忍着往伤口上撒把盐的疼痛回忆这些往事，只是为了做一块漫漫长路上的踏脚石，使后人少走些弯路。为了写得更典型集中，我曾想把我自己、沈巧珍和另外几个女右派融会贯通写到同一篇文章中，但在快要成文时，有关的人严正地提出，这会给她的家庭带来伤害，不同意我写，而且文章也显得冗长。于是我把有关的内容删除，并把一篇文章分成几篇，不过所表达的仍是一个显而易见的思想，即马克思的这句话：“每个了解一点历史的人也知道，没有妇女的酵素，就不可能有伟大的社会变革。社会的进步可以用女性的社会地位来精确地衡量。”     生儿育女是女人的天赋使命，有句俗话，“孩子是女人身上掉下来的肉”，写女人，不可避免要牵涉到孩子。试想，“爱”这个造物主赋予人类的最原始最具体的人性，是在家庭里，在抚育子女的过程中，在父母亲主要是母亲的“爱”的熏陶下形成的。可中国的实际情况是怎样的呢？鲁迅在《灯下漫笔》中，引述了中国自古以来就有的人的十个等级之后说：“但是‘台’没有臣，不是太苦了么？无须担心的，有比他更卑的妻，更弱的子在。而且其子也很有希望，他日长大，升而为‘台’，便又有更卑更弱的妻子，供他驱使了。如此连环，各得其所……”；“有贵贱，有大小，有上下。自己被认凌虐，但也可以凌虐别人；自己被人吃，但也可以吃别人，一级一级的制驭着，不能动弹，也不想动弹了……”男孩子尚有跳出这奴隶地位的日子，女人是永无出头之日的（除非她甘心扭曲自己做丈夫/男人的附庸/奴隶），一个正常的女人所剩下的只有造物主赋予的他人难以剥夺的“母爱”了。可在社会主义新中国，连“母爱”都被打翻在地（详见第224-226和233-235页《抢救历史刻不容缓》一文，及《魂系，归来！》），中国的孩子连本来就少得可怜的母爱都不能得到了，多么可怜！     早年的鲁迅曾把改变中国社会的“吃人”本质，改造中国国民的奴隶性格的希望，寄托在孩子/青年人身上。1918年，他在《狂人日记》中发出“救救孩子”的呐喊之后，1919年又在《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中，明确地对父亲们提出：“自己背负着因袭的重担，肩住黑暗的闸门，放孩子们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他就以做一块“踏脚石”为己任。可是，后来，事实教育了他，他对孩子的明天有了更深的忧虑。于是，在他去世前的1933和1934年起，又接连发出“救救孩子”的呼吁，在《上海的儿童》和《立此存照（七）》中更是直截了当地重复“救救孩子”的呐喊。     1949年，在毛泽东向全世界宣告“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之后，我们这些当时的孩子，无不欢呼雀跃，以为中国再不会发生“吃人”的事，中国人不再是奴隶了。谁知，     吃人的事却在变本加厉地重演，“救救孩子”的任务还远远没有完成……去年，汶川大地震之后，我听到了许多类似于“救救孩子”的呼喊，看到了许多对“爱”的呼唤。那许多被压在废墟下的鲜花般的生命，一下间唤醒了人们与生俱来的共同人性，唤醒了人们沉睡了几十年的社会良知。我十分高兴，似乎看到中国人从鲁迅所谴责的思维习惯“瞒和骗”中摆脱了出来；似乎看到鲁迅最希望的中国人所最缺乏的“诚和爱”终于回来了。岂知，不久后揭露出来的“三鹿毒奶粉”事件，又把我打入失望的深渊，几千年的专制统治，使许多劣根性已经凝固为国人的血液，很难删除了。要改革中国，要改造中国国民的劣根性何其难哉！于是，我在《魂兮，归来！》一文开头引用了另一句话：“我向上帝宣誓：我憎恨和反对任何形式的对于人类心灵的专政。（Ihaveswornuponthealtarofgodeternalhostilityagainsteveryformoftyrannyoverthemindofman。）”这是美国第三任总统杰佛逊（ThomasJefferson）的话……写到这里，我不禁想到《狂人日记》的结尾是两句话和一个省略号：“没有吃过人的孩子，或者还有？救救孩子……”鲁迅还有许多难言的苦衷！很明显，他不是指没饭吃没衣穿的孩子，而是指在“吃人”的重压下挣扎的孩子，是指在“心灵专政”下痛苦呻吟的孩子。“心灵”是看不见摸不着的，这不正是91年来“救救孩子”的任务远远没有完成的原因吗？因此，要完成“救救孩子”的使命，必须首先弄清楚到底什么是“心灵”？“心灵专政”是怎样进行的？这“任何形式”都有哪些？……如果人脑像电脑一样，能用灌满专制独裁者的思想观念的软件来代替原有的软件，事情就简单了。可是，不能！     我翻查了手头能找到的工具书，发现“mind”一词有多种意思和用法，作为名词，第一位的意思是头脑，精神，心（神）；接下来是：意向，愿望，心理，心情，理智，智力，感觉，情绪，记忆等等。《美国传统辞典（双解）》中说：“头脑、心（神），人类产生于大脑的意识，尤以思想、知觉、情感、愿望、记忆和想象力体现出来”；还说它是“精神、智力的本源”。这么说，“对人类心灵的专政”，也就是“对（人类思维的物质）头脑的专政”，便是对头脑所产生的一切，如精神、智力、思想、感情、记忆等等的专政，换个形象具体的说法，不就是“洗脑”吗？     现代科学证明，人来到这世界时，其头脑的神经，虽然部分已在母体里由受精卵的基因连接成通路，如，控制呼吸或心跳等，但还有数以兆计的神经未理出头绪，就像工厂里尚未装入软体的电脑晶片。它们像一张白纸，有无限的可能；它们在等待刺激和经验（即被使用），才会连接成脑部的通路。如，抱着孩子，让他看颜色鲜明的画图，孩子眼睛的视网膜神经便与脑部的视觉神经发生联系；触碰孩子的手掌，他用手抓你的手，然后放掉，你再碰他，他再抓，再放掉……反复多次后，他手部的神经加强了和大脑皮层感觉运动神经的联系。如果不给孩子以刺激和经验，不去使用这些神经，这些神经便会逐渐死亡，永远连接不上了。这些神经连接的最佳的时机是6个月，最多是三年。所以有“6个月，定一生”的说法；中国也有句古话：“三岁看大。”也就是说，人脑具有很大的可塑性，塑造的最佳时期是脑发育的关键时期，时间越早越好。“洗脑”正是抓住人脑的这一特点来进行的，请看《往事微痕》第一期中纪增善的《小学生的呐喊》一文吧，刚解放时，孩子的头脑就是这样被洗的！经过八年的洗脑，到1957年，这些小孩变成大孩子后，他们已经不会发出和老师不同的呼喊，于是，当领袖、导师发出“帮助党整风”的号召时，他们毫不犹豫地就相信那是伟大的正确的，谁会想到那是“引蛇出洞”的“诱饵”呢？当伟大的“号召”变成了卑劣的“诱饵”时，孩子就由“好人”变成了“坏人”。名副其实的“语言游戏”！     据说，1921年1月，列宁签发了一道命令：《科学家巴甫洛夫的杰出成就对全世界工人阶级具有巨大意义》，要求对巴甫洛夫和他的实验提供物质保障，包括狗食（巴甫洛夫是以狗来进行条件反射实验的）。为什么在这个新政权刚诞生不久，在人们都缺衣少食的“大饥荒”日子里，在强调人的先天因素的遗传学被宣布为资产阶级伪科学的时期，要签发这样一道命令？后来，在独裁专制的斯大林统治的五十年代初期，苏联更公开采取政府行为，强行推行巴甫洛夫的条件反射理论用以改造教育学心理学，尽管巴甫洛夫早就坚决否认自己是个心理学家，他之获诺贝尔奖也是由于他在生理学或医学方面的研究，与教育学心理学无关。这都是为什么？因为，巴甫洛夫的条件反射理论为他们提供了重塑人性/扭曲人性的可能，说直了，就是为了对心灵实行专政，为了洗脑。     巴甫洛夫的条件反射理论说明了大脑皮层的神经活动规律，他通过实验证明，学习是条件反射的建立，记忆是条件反射的巩固，一切复杂的习惯、行为都是通过很长系列的条件作用逐渐形成的。条件反射有两种，一种是非条件反射，即人和动物先天具有的本能，如，吮奶、吞咽等；另一种就是我们通常说的条件反射，它是个体后天形成的一种心理反射，它是以“非条件反射”为基础形成的、在头脑里建立的暂时联系，既不是先天具有的，也不能永远保存。它可以随着刺激的反复出现而强化；也可以随着刺激的消失而逐渐消失。如，狗吃肉会分泌唾液，这是非条件反射，这反射反复多次之后，这部分神经通路渐渐加强，得以巩固，以致后来只要肉的形状和气味等一出现在它面前（并没有让它吃到嘴里），它就会分泌唾液，这就是条件反射。如果把狗换成人，只要这非条件反射的神经通路已经形成，只对他说“肉”，他便会分泌唾液，“语言”这个第二信号系统，可以像真实的“肉”一样，刺激人的神经。只有人类才有语言，文字是记录语言的符号，它们是在人类千万年的社会劳动和交往中产生并巩固的。词语是客观世界中具体信号（如，铃声、灯光等）的信号，是现实的概括和抽象，人类借助词语进行抽象思维，并表达思想，它是人类思维的物质基础；词语可以成为刺激物，用来刺激人类的神经，形成条件反射。……2007年在洛杉矶举行的纪念反右运动五十周年的国际学术讨论会上林培瑞（哈佛大学博士，普林斯顿大学教授，著名汉学家）先生说了这样一段话：“……我们为什么觉得反右那么重要，那么‘关键’？我觉得是因为反右毁灭了一代人的语言和信仰。也许是因为我是个外国汉学家，从局外看觉得中国的文化特别看重语言和价值观的关系问题。在古代中国，语言‘正’是道德的根本，道德语言一颠覆，祸害便会来临。我觉得从‘百花齐放’的揭露真相过渡到‘大跃进’的谎言就是这么个过程……在反右和大跃进期间，理想语言变成语言游戏，而且是一种非参加不可的游戏。以前，你也许不能说真话；以后，你不能不说假话”。这些假话，刺激着13亿中国人的神经，在每一个人的头脑中形成通路，人，大写的“人”都变成了重复谎言的机器人，根本不会认为自己是错的。这便是中国人不能反思，不会忏悔的根本原因–写到这里，我又糊涂了，难怪郑板桥的“难得糊涂”说始终在神州大地流行。按理说，语言是没有阶级性的，可在现实生活中又像是有阶级性的，如：大陆说“49年解放了”，台湾说“沦陷了”；出身于地主、富农、资本家的，解放后大陆说“出身不好”，解放前和在台湾却说“出身好”；现在，有人说1957年北大的五一九运动是北大的光荣，要努力伸张它，有人说是北大的耻辱，千方百计地要抹煞它……     49年解放后，“一边倒”地向苏联“老大哥”学习，教育也不例外。1949年12月23日，当时的教育部长马叙伦在第一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的开幕词中说：“中国的旧教育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统治下的产物，是旧政治旧经济的一种反映，和旧政治经济借以持续的一种工具。”此话的意思就是：教育是被经济基础所决定的上层建筑，一种工具。于是，在对经济基础进行改造的同时，也对所有上层建筑进行改造，包括教育、文艺，电台、报刊等等以语言文字为宣传教育工具的部门。所有学校都被收归国有/党有，从学生的招收，到教师的聘请，教学内容的确定等等，统统都掌握在无产阶级/党的手中，正所谓：东西南北中，工农商学兵，党是领导一切的，从此开始了“全面专政”，包括对“心灵的专政”。在触及每个人灵魂的文化大革命时期，专政达到顶峰，不仅统治者对其臣民专政，每个人都要对别人专政，还得自己对自己专政：把自己一分为二，“左”的自己对“右”的自己“狠斗私字一闪念”……     解放后，学校里取消了国民党统治时期的“反动的政治课程、公民读本及国民党的训导制度”，代之以政治课和政治辅导员/班主任，院系调整时在师范院校中新设了政治教育系，巴甫洛夫的条件反射理论从此成为师范院校的必修课，这就是要求教育及教育工作者都必须无条件地运用条件反射理论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请注意，我此文所谈的教育，是广义的，包括社会教育、家庭教育、学校教育和胎教等。     其实，条件反射理论并不是巴甫洛夫的发明创造，中国的统治者早就运用这原理对其臣民/子民进行愚民教育/奴化教育，从两千多年前的“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到不久前的“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等等，都是典型的对心灵的专政。只是由于中国人既不习惯也不善于逻辑思维，也不去做科学实验（归纳思维），没有把它上升为理论罢了，如，“望梅止渴”，“画饼充饥”，“谈虎色变”，“三人成市虎”就是人们能了解的事例；现代还有“谎言重复一千遍就是真理”。说的都是：条件刺激重复多次之后，有关的神经就连贯起来，原来不存在的“通路/网路”就贯通了。当大多数人都建立了反常的神经通路之后，那少数正常的人，就成了巴甫洛夫实验中的“疯狗”（详见第47-49页，《魂兮，归来！–一个女右派的遭遇》一文），被视为患了精神病。最近，中国的上访民众不是都被定位为“精神病”吗？还有邓玉娇，她因为反抗了几千年来形成的一条潜规则–金钱能使鬼推磨，而必须进监狱；最后，是由于她“属于限制刑事责任能力（心境障碍，即神经有问题）”，才幸免于处罚。多谢网民们对她的救援，终究时代不同了！互联网对“心灵的专政”是极大的冲击，统治者正千方百计要改变这种局面，变被动为主动，要强制往在中国生产和出售的电脑里装“绿坝”过滤软件就是其措施之一，而且冠冕堂皇地以保护孩子的名义，他们自己竟成了理所当然的“父亲”！还是由于网民的抗议，这规定暂缓执行了，不过也只是“暂缓”而已–行文至此，得知一个最新消息，在各方的强烈抗议之下，当局取消了强制往电脑安装“绿坝”软件的决定了，但是学校和网吧等公共场合不受此限。乍一听到此消息，不得不为他们对孩子的爱护所感动，他们要为未成年的孩子筑起一道绿色的堤坝，使孩子纯洁的心灵不受污染呢！然而，姑且不论他们的目的是不是为了对孩子的心灵实行专政，“绿坝”以外那些洪水猛兽般的黄色的、黑色的、红色的东西能挡得住吗？道高一尺，魔高一丈；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呢！为什么不从根本上来治理？为什么不采取坚决措施来禁止成年人散发那些黄色的、黑色的、红色的毒气？     中国几千年来“指鹿为马”式的教育，使“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以阶级斗争为纲；“君虽不仁，臣不可以不忠；父虽不慈，子不可以不孝；夫虽不贤，妻不可以不顺”；“未嫁从父，既嫁从夫，夫死从子”；“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等等一套所谓“仁义道德”，凝固成了中国人的的心理习惯、思维定势，难以改变了。何况，马克思的这句话至今仍被断章取义地作为一个基本原理运用着：“每个时代占统治地位的思想是统治阶级的思想”（详见192页，《脱胎换骨纪实续》），他们维护这一套东西是理直气壮的，尽管不得不对这些东西来一番包装，给它们披上美丽的外衣。     人都是历史的产物，无论鲁迅先生还是我们，从一来到人世，这些陈旧的思想观念就紧紧包围着我们，陪伴着我们一步步跨进人生，度过童年、青年、老年，单靠零零碎碎地读了几年“新书”，是不能摆脱这些有几千年历史的专制文化传统的，就连勇于自我解剖的鲁迅，在晚年也不再把自己看作“先驱者”，而是把自己比喻成一个抽鸦片而劝人戒除的醒悟者，一个破落户，不过思想较新罢了。咱们呢？一旦做了父母，就会有意无意地用这一套东西来教育子女；成了教师，就会以这一套来教育学生；既不是父母也不是教师的，也还是一个存在，是构成中国这个大环境的一分子，咱们的思想意识无时无刻不在包围、熏陶、浸润着下一代–祖国的希望和未来。     因此，我在《脱胎换骨纪实续》中说：“要改造中国人的国民性，必须从家庭内部改起，必须从改变中国人的风俗习惯、生活习惯做起，‘家庭’乃是丑陋的中国人得以源源不断生产出来的最小的，也是最具体的‘酱缸’。”     因此，要救救孩子，首先要救救成年人，救救父母，救救他们的心灵；要救救心灵，首先要改造教育；要改造教育，就必须使教育跳出被经济基础决定的窠臼，跳出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教条。我曾说，教育是否被经济基础所决定，是否是上层建筑，至今没有定论（详见第192-193页《脱胎换骨纪实续》），可60年来“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是铁定的方针。事实胜于雄辩，还是来看看六十多年来，这条教育方针为中国培养出什么样的人吧。先看正面的，可是，我首先遇到一个难题，以什么为标准？在这教育方针指导下，产生了多少能为挣扎在社会底层的弱势民众争取权益和机会的社会良心？产生了多少既有自尊也能自律，既能自强也会自胜，既能伸张自己的权利也能担当自己的责任能独立、自由地思考的真正的现代公民？产生了多少诺贝尔奖的获得者？……恕我孤陋寡闻，找不到合适的官方认可的例子。那就换个标准，在这教育方针指导下，产生了多少德育、智育、体育全面发展的，有社会主义觉悟的劳动者？太抽象了！什么是“社会主义觉悟”？按毛泽东在“老三篇”中提出的标准去找总不会错吧：像老愚公那样，决心把挡在前进路上的大山挖掉的人，不过，……大的就免谈了，就看邓玉娇吧，她只不过想把压在身上的一座小小的山搬掉，就差点儿挨蹲大牢，看来，“山”是不能随便搬的。那么，像白求恩那样，毫无自私自利之心的人。自从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之后，有一部分人富起来了。据说，这种富豪的人数，虽然在人口中的比例只占百分之几，拥有的财富却超过了总人口财富的一半！然而，只听说这类人，有用巨款为自己或儿女举办盛大婚礼的，有用巨款为儿子举办极排场的生日的，有用巨款为自己修建豪华住宅的，有用巨款为自己或父亲修建漂亮坟墓的，还有不少是携巨款带家眷潜逃国外的……有几个肯用巨款来兴办慈善事业，或修建学校的呢？还是找不到恰当的例子……再看负面的，那些生在新社会，长在红旗下的，出身很好或较好的孩子，有的成了宋斌斌/宋要武那样的，双手沾满鲜血至今仍不能反思、不会忏悔的“英雄”；有的成了官方文件中提到要严打的“少数违法犯罪者”（详见第233页《抢救历史刻不容缓》一文）；有的成了骑在人民头上胡作非为的贪污犯、官老爷或投机倒把的大贾；满脑子“知识”的精英，多数也只会点头哈腰，歌功颂德；至于更多的并非出身不好的孩子，由于被剥夺了平等竞争的机会而沦落到社会底层，成为不知现代公民为何物的，“暂时做稳了奴隶”（鲁迅语）的臣民/子民。解放后，由于要继续革命–跑步进入社会主义甚至共产主义，由于“以阶级斗争为纲”，在造成一个出身好的统治者阶级的同时，还造成两个贱民阶级，一个是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奴，他们既没有土地和生产工具、也没有劳动自由，完全失去了独立自主的物质基础；另一个就是地富反怀右及其子女，他们不仅在经济上一无所有，在政治上还受尽打压。这两类人的“被剥夺”是必然的。（关于这点，请看《往事微痕》第28期〈“五七”二代特刊〉中，杜光先生的《在贱民家庭的阴影里挣扎成长》一文。）毛泽东在《愚公移山》一文中曾说：“……我们也会感动上帝的。这个上帝不是别人，就是全中国的人民大众。”谁知，解放后“上帝”竟变成了“奴隶”！……这些，难道不是事实吗？这种状况还要继续下去吗？     救救孩子吧！     李慎之先生去世前写过一篇文章，题为《修改宪法与公民教育》，他说：“中国现在要赶上先进国家，要实行现代化，最重要的就是要解放被专制主义所扭曲了的人性，发扬每一个人的本真人性。换言之，也就是要培养人的公民意识，使在中国大地上因循守旧生活了几千年的中国人成为有现代意识的公民，有人的觉悟的公民……”为此，他在文章末尾表达了一个风烛残年的老人的愿望：“如果一个人真的还有下一辈子的话，那么，我的最大志愿就是能在下一辈子当一辈子的中学公民教员……编一套12册的中学公民课本。”行文至此，我想到前几天在“凯迪网络·文化散论”（www。cat898。com）上看到的的文章，《奴化教育喷撒“迷奸粉”》（作者苏中杰）中的话：“近几年出现了个热门话题：公民教育。……公民的‘启蒙老师’一批刚喷完口水，就又来了一批。说得天花乱坠，讲得云天雾地，听得人神志昏迷。迷蒙中，凉水在额头上一激，才发现”启蒙老师“没说什么是公民，也没说公民的现代意义，只说要做个好公民，就要‘谦逊忍让，理性宽容，热爱祖国，克服暴民作风’。……”如果，避而不讲个人与国家之间的权利和义务等等公民课的基本内容，而孤立地讲这些内容，这岂不就是教育学生做一个“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的臣民/子民？这岂不是借“公民教育”之名，行“心灵专政”之实？     救救这些“启蒙老师”的心灵！     半个多世纪之前，当时的大孩子谭天荣曾经发出“救救心灵”的呼喊（见他于1957年6月24日写的大字报《救救心灵》，此大字报见季羡林等人编的《思忆文丛·记忆中的反右派运动·原上草》），然而，他却因他的独立思考被“吃”掉了……     现在，谭天荣们的后人，比他们的父辈彻底了，干脆“向这个喧嚣功利的现今世代”发出了“拒绝出生”的呼吁：“没有足够的爱和责任感，不具备一定教育常识的人，请你们不要做父母！你们的孩子有权拒绝出生！”此话见铁流先生主编的《往事微痕》第28期〈“五七”二代特刊〉中冰眉写的《一个“家庭右派”在“病梅馆”的成长经历》一文。现在，在互联网上，这类议论多起来了，如，萧瀚写的《蔑视母亲的民族没有未来》，文见“天益网”（www。tecn。cn）。可是，近来，想要打开天益网时，出来的都是Thepagecannotbedisplayed。这是怎么回事？一打听，原来是“未作任何通知就封闭了天益的域名”。一个学术研究性质的网站，竟遭此厄运，这又是一个对心灵专政的典型事例！     最后，让我引用一段话：     “所以看十来岁的孩子，便可以逆料二十年后中国的情形；看二十多岁的青年，便可以推测他儿子孙子，晓得五十年后七十年后中国的情形。……     “中国的孩子，只要生，不管他好不好，只要多，不管他才不才……小的时候，不把他当人，大了以后，也做不了人。     “中国娶妻早是福气，儿子多也是福气。所有小孩，只是她父母福气的材料，并非将来的人的萌芽……大了以后，幸而生存，也不过‘仍旧贯如之何’，照例是制造孩子的家伙，不是‘人’的父亲，他生了孩子，便仍然不是‘人’的萌芽。（‘仍旧贯如之何’一语出自《论语·先进》，大意是：仍然按照旧的习惯去做，又怎么样呢–雷注）……     “前清末年，某省初开师范学堂的时候，有一位老先生听了，很为诧异，便发愤说：‘师何以还须受教，如此看来，还该有父范学堂了！’这位老先生，便以为父的资格，只要能生。能生这件事，自然便会，何须受教呢。却不知中国现在，正须父范学堂；这位先生便须编入初等一年级。     “因为我们中国所多的是孩子之父；所以以后是只要‘人’之父！”     文见鲁迅写于1918年的《朝华夕拾·热风·随感录二十五》。如果把这这段话中有关特定时间的词语如“前清末年”等删去，不是很像是针对现在而说的吗？91年了！由此可见教育任务之艰巨、周期之长了。新中国的第一个30年，毛泽东以斯大林式的独裁专制，搞得民穷财尽，人民沦为只说假话的机器人；新中国的第二个30年，邓小平的改革开放，以资本主义之实挽救了社会主义之名，人民才获得一点点言说的权利；现在，新中国的60年大庆已轰轰烈烈地举行过了，后面的路该怎么走啊？咱们的孩子何时才能毫无顾虑地对那赤身裸体的皇帝喊：“呀！他什么衣服也没有穿”？机不可失，时不我待啊！     拖拖拉拉写了很长时间，鲁迅先生的128岁诞辰刚过，此文也算是对先生永不忘却的记念。 进入 雷一宁 的专栏    进入专题： 鲁迅 教育    文章分享到 ： 新浪微博 QQ空间 人人网 抽屉网 腾讯微博 豆瓣 百度搜藏 更多 本文责编： jiangxl 发信站：爱思想网（http://www.aisixiang.com ) ，栏目： 天益笔会 > 散文随笔 > 大浪淘沙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45723.html 文章来源：作者授权爱思想发布，转载请注明出处（http://www.aisixiang.com）。    

“ 一个知识分子，让他忧虑的不仅是现实境况，更是某种抽象的原则。 一定存在着某种更高的价值，值得人们去尊敬，一定存在着某种准则，超越党派、利益团体，你要为这种价值与准则而呐喊与坚持。 ”     一   别让自己变成了另一个稻草人。大约六年前，一位朋友劝告我。 比喻来自叶圣陶的一则童话。稻草人内心善良，却在现实面前无能为力。他那细竹枝的骨架子、隔年的黄稻草的肌肉、手臂上用线拴的破扇子，赶不走飞蛾，帮不了生病的孩子，救不了离水的鲫鱼、寻死的女人…… 童话写于二十年代初，或许也是对于刚刚兴起的知识分子的某种隐喻。那是个充斥着兴奋与焦虑的年代。五四运动给予他们巨大信心，知识不但转化成行动，而且影响巨大。但创办杂志、呼吁民主与科学、上街游行、通电全国、号召罢课罢市，乃至翻墙殴斗、放火烧宅是一回事，让广阔的民众都感受到中国的危机，投入持续的行动却是另一回事。相比于一小群知识分子的活跃，中国社会仍死寂一片。 他们试图深入社会，他们到乡村、工厂、矿山宣讲救国，却发现听者寥寥，人们既不太感兴趣，也不清楚他们在讲什么，一位老妇人把要前往的媳妇关在家里，还痛骂青年学生是混蛋、王八羔子、不学好。 在历史的惯性与现实面前，新思想与文化的力量倍感脆弱，它像是鲁迅感慨的：“中国太难改变了，即使搬动一张桌子，改装一个火炉，几乎也要血;而且即使有了血，也未必一定能搬动，能改装。” 一些人前往西方深造，认定惟有深入了解他们的理念，才能拯救中国，另一些人创建党派，组织与意识形态让他们更有力量。 不过，这些机会只属于大城市中的一小群知识分子。其他人呢？他们在五四运动中感到希望与光亮，如今又回到了现实的暗淡，他们深感迷惘、无力，像是田里的稻草人。 我从未读过《稻草人》，也对朋友的劝告不明所已。那时我不到三十岁，正着迷于谈论中国与世界，对于未来充满信心，认定中国必然不断富强与开放，而自己将参与这个伟大进程的塑造，怎会担心所谓的无力感？   二   再次遇到叶圣陶，已是二零一零年初。我在剑桥的东亚图书馆的地下二层，找到了他的长篇小说《倪焕之》。 它初版于一九二九年，在某种意义上，它是“稻草人”的延续。几年前的“稻草人”只是迷惘与无力，现在则加入了新的元素。对于知识分子，五卅运动再次燃烧起他们的热情与希望，在反抗“帝国主义”的旗帜下，他们联合起工人阶级，再度感觉到力量。但力量感转瞬即逝。一年后的北京的“三一八屠杀”，两年后上海的“四一二惨案”，令恐怖、暴力、窒息与绝望四处弥漫。 知识分子在五四时代的团结感也分崩离析。青年们曾是进步的动力，如今则相互残杀。个人觉醒是新文化运动的主题，但个人在这剧烈的社会变动前，又是那么软弱。 这个叫倪焕之的青年，不断在希望与幻灭中摇摆。他要追求自由的爱情，要通过教育改造社会，参与革命与政治来救国。这些理想都失败了，婚姻的琐碎破灭浪漫的爱情，教育的理想则在民众的生活惯性前止步，大屠杀则窒息了政治参与。无处不在的恐怖，则令所有理想与想象力丧失意义。 或许因为剑桥生活的疏离，《倪焕之》在我内心激起了意外的回响。江南水乡的风物，一个青年在时代旋涡中的苦苦挣扎，弥漫在文字中的单纯、怅惘、活泼的希望，都提供了某种精神抚慰。更重要的是，它击中了我的焦虑——个人该怎样与时代、社会共处，他的力量的源泉来自何方。 剑桥一年，也是我第一次独处，我必须学着面对自己。从前的信心早就消散了，事实上，正是内心不断涌起的焦躁和乏力，才让我逃离中国。 中国社会在几年前还表现出的活力，似乎陡然间消失了。我们曾经寄往的力量——自由市场、新技术、全球化、中产阶级、企业家、青年一代——似乎再次被某种强大的历史惯性所吞噬。所谓的新力量，转瞬就变成了旧秩序，它不改造旧系统，反而依赖旧系统而生。 中国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已然陷入停滞与溃败。但这停滞与溃败，却是一种生机勃勃、躁动不安的方式表现出来，它像是一朵巨大的金光灿灿的“恶之花”。不合时宜的政治体制，变成了“中国模式”;市场力量不断萎缩，整体经济规模却在增加;文化普遍的低俗与堕落，它却自称是多元的声音…… 如果你仍想保持思维的独立性，继续某种社会批判，则是个 “多余人”。政权、大众都认定，你对他们的思维方式的挑战。不管他们是以国家利益、民族主义还是受侮辱的大多数的名义，他们都是集体性地，本能地厌恶个人。 你也会对自己心生不满，压力不仅来自于外界，也来自内部。简单的价值判断是不够的，你的头脑足以面对这个复杂的现实，怎样理解这些蜂拥而来的信息碎片，在历史与现实之间、在中国与世界的联系里，这需要一套复杂的知识系统，需要手术刀式的剖析能力。 外在的压力与内在的不满，都可能让知识分子失去了自己的声音，加入别人的合唱，它可能是国家权力、市场诱惑，大众的狂欢。 在一个集体主义、非理性的时代，保持个人立场是困难的。二十年代的知识分子发现，他们不仅丢掉了十年前的意气风发，不但不是文化复兴和挽救中国的代言人，还可能是历史车轮的阻碍。在兴起的党派与阶级之争中，他们无处容身。在一些地方，“打倒知识阶级”已变成了共产党争取工农的手段。湖南的著名读书人被处死，即使章太炎也不免抄家的境遇。攻击不仅来自外界，知识分子内部也展开一场“自辱”，他们否定自身价值，宣称惟有出路在于“劳动化、大众化”。 但这真可能吗？虚构的倪焕之倍感幻灭时，真实生活里的朱自清发现“只有参加革命或反革命，才能解决这惶惶然”。但他随即发现，自己其实那边都无法加入，“我不是个突出的人，我不能超乎时代。我在Petty Bourgeoisie里活了三十年，我的情调、嗜好、思想、理论与行为方式，都是Petty Bourgeoisie的”，而“随你怎么批评，我就是这样的人”。 我的确担心自己成为这个时代的稻草人。这个稻草人不是插在那个军阀混战、民族屈辱的田野，而是生活在一个国家空前繁荣、强大的时刻。你的焦虑与呐喊，不会惊醒在铁屋中沉睡的人们，而是立刻消散在四周的喧哗与躁动中了，再惊人之语，都显得平淡无奇，连忧虑本身，都像是时代的另一种笑料——它既不实用，也不好玩。   三   从剑桥回来已然一年，“稻草人”之感更鲜明了。除去之前早已体验的公共生活的窒息感，一种新的不祥趋势也已然形成。 两年前，“抱怨”与“愤懑”还是主要的社会情绪，如今它则转化为更直接的暴力，而那些古老的冲突模式再度兴起。空洞的许诺已失效，正义无处伸张，不同阶层与力量的社会对话机制则从未建立，暴力成为了最后的解决方案。 从公安局长到街头民众，从执法的城管到网上的声音，这种暴力精神四处弥漫，它经常还以正义的面貌出现。到处是对绝对力量的崇拜，是对报复快感的渴望。在一个正在溃败社会秩序中，人人都觉得无所依靠，民族、地域、家族又再次重要。在一些方面，一个霍布斯的丛林状态正在浮现。 在越来越激进的社会情绪中，一个知识分子该怎么办？或许，连这个问题本身都在沦为笑柄。谁会在乎知识分子的想法？谁又能理直气壮的宣称自己的知识分子的身份？ 一个世纪以来，知识分子的地位日趋边缘化，却从未像今天这样无足轻重。他们曾是王朝的变法者、革命的策动者、党派的组建者，也是广场政治的鼓动者。讽刺的是，中国知识分子一方面是激起巨变的原动力，又是被巨变的浪潮一一吞没。这一次次吞没，也导致了他们地位的边缘化，增加了他们的无力感，而无力感又激发了他们的言行的激进化。 在我们的时代，你可以轻易感觉到这种撕裂的状态。大部分知识分子投入到体制的怀抱，用独立性换取安全与荣耀，而剩下的一小部分则充满了愤怒与绝望，沉浸于言语反抗的快感，自命为受压迫群体的代言人。而选择中间道路，追寻自己内心的声音，试图捍卫某种更超越性的价值观的努力，则变得日益困难。 这的确与我们的传统相关。我对一个历史细节记忆犹新。还是1898年，王照对康有为说，只有多建现代学堂，教育基础与风气逐渐改变，到那时才能建立一个新的政体。康有为没这个耐心，他要的是“缓变不可，必当速变；小变不可，必当全变”。22年后，当王照回忆起这段往事时，中国没有获得拯救，也没消亡，但教育还是一团糟，孩子们还是没有足够的学堂。 这样的对话，后来以各种不同的面目出现。从五四到六四，知识分子似乎总是面临着这样的困境——是应该卷入社会的变革，还是守住自己的园地。起初总是康有为压倒王照，事后又总是发出王照式的感慨。 这可以理解，近代中国的转型太过艰巨与复杂，中国从未形成多元社会，政治支配一切领域，片面改革常被迫止步于政治体制，外辱又不断涌来，似乎容不得缓慢的改变。 但另一方面，这也与变革者们（他们绝大部分是知识精英）的功利主义态度相关，人们总希望能“毕其功于一役”，一次彻底的改革、一种主义、一场革命，能解决所有问题；同时，这些变革者们也很少有真正意义上的个人觉醒与自我探询，他们心中被宏大的国家、民族、价值、危亡这样的词汇占据着，很少追问救亡的目的与意义是什么，这又与他们的内心有什么联系？ 当这种追问缺席时，他们就很难客观的评估自己所处的环境。他们可能高估形势的严重性、高估自己的个人能力，被一种悲壮的理想所驱使；也很可能深感无力，认定所有的改变都是虚妄的，滑入逃避主义的泥淖。   四   同样的状态又发生我们这一代人身上。当然，我们从未面临着昔日的严酷性与迫切性，尚没有重大的事件来考验我们的品行。 除去很少人之外，我们中的大多数被一种失败感包围。我们在九十年代中期上大学时，启蒙精神仍未凋零，它甚至因政治上的暂时松动再度活跃起来。我对一九九八年前后的那段自由主义思潮念念不忘。一些人——钱理群、刘军宁、朱学勤、王小波、林贤治、何清涟、余杰，一些杂志——《方法》、《东方》、《公共论丛》，几家书店——风入松、国林风、万圣，还有他们都推崇的哈耶克、波普尔，是我们智力最初的启蒙者。我或许至今仍对这些理论不甚清楚，却记得那个观念仍算得上激荡的时刻。我错过了八十年代，这像是个小小的补偿。它加固了我头脑中的这一想法：世界是由观念塑造的，再没有比作家、思想家更荣耀的职业了。而这些作家与思想家们的首要倡导，就是个人的自由与尊严。 而现在，我们普遍感到觉得自己曾经确信的价值观，如今都被社会变革冲得七零八落，发现自己的时代尚未到来，就已经过去了。中国不再面临被瓜分的危险，但强烈的压抑以另一种方式到来。人人觉得急需变革，人人又深感无力。 我很怀疑，自己拥有的不过是一种廉价的理想主义，它从未真正在我们内心生长，只是暂时移植过来，经不起风吹。 这也是一次自我追问的良机。你真的确信那些理念吗，你能在没有喝彩的情况下，把当初的信念继续下去吗？我们都已年过三十，不仅发现时代的局限，更发现自身的种种局限，但这个时候，我们仍能坚持吗？时代没有朝向我们期待的方向进行，更重要的是我们要找到内心的准则。 中国社会需要不是新的美妙方案，它许诺救治种种社会疾病。对新方案的期待，往往是灾难的源头，它也暗示着我们对个人责任的排斥，拒绝使用自己的头脑，总希望某种抽象的社会力量来解决自己的问题。 没人能在短期内改变中国政治现状。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该这么办？去做一个看透一切的犬儒主义者，一个不择手段的成功者，随波逐流、放弃个人努力。中国的糟糕状况，既是来自于政治制度，也同样来自于每个人对自我责任的推卸。商人、教师、演员、记者、教授、工程师、修路工，每个人都不满意自己的角色，拒绝承担对应的责任，每个环节都开始松懈。他们导致了更多的社会灾难，也让我们的生活更加不可忍受。但你很难说，这仅仅是制度造成的，这也是个人的失败。宣称自己受害者的人，往往同时也是加害者。 而一个知识分子，让他忧虑的不仅是现实境况，更是某种抽象的原则。一定存在着某种更高的价值，值得人们去尊敬，一定存在着某种准则，超越党派、利益团体，你要为这种价值与准则而呐喊与坚持。正是这种价值与准则的存在，才使每个人得到最终的保护，才使每个人感受到更充分的人生意义。他坚持这种努力，不是他会获得成功、立刻见效，而是它符合我们内心的主张。 （许知远：作家、《生活》杂志联合出版人。原文链接： http :// www . ftchinese . com / story /00103946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