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颖一

作者：本刊记者 徐琳玲 发自北京 日期：2011-10-21 “一把刀的锋刃不容易越过，所以，智者说，得救之道是困难。”——摘自毛姆小说扉页，源自古印度哲学经典《奥义书》 桌上的餐盘一个一个地撤了下去。 小餐厅包间里，最终只剩下记者和许小年。有一瞬间，我有如坐针毡的感觉。 他比印象中瘦得多，总是眉头紧锁，拧成一个深深的“川”字，眼神言辞锋利得像一把刀，不由得让人联想到了某个人——虽然，把一个具有批判精神的人比喻成鲁迅，很落俗套。 说他像刀，锋芒毕露，出手精准，直刺要害，其学界友人陈志武笑称之为：“不留余地，被他批的人，在地上都找不到一个可以躲的洞。” 他对媒体是出了名的要求苛刻。曾在一个场合，他把十几个围着他的记者一个一个地“训”过来：“不专业，不认真，事先不好好做功课，盲目追逐热点。”一位做经济报道的女记者至今不能释怀：“他是我所见过的经济学家中，最傲慢、最没有礼貌的。” 许小年自嘲说：“我把记者们全都得罪了。” 他对同行亦不留一点情面。见京城某位“入仕”经济学者近年来频频为中央经济政策背书的言论，他直接批之：“斯文扫地，学界悲哀。归去来兮，自由之思想，归去来兮，独立之精神。” 最狠且准的，是他对政府政策和体制之弊的批判，刀锋直指某些身居高位的“尸位素餐”者，让听者既觉痛快淋漓，又隐隐生出不安。他的学生、一位在中欧国际工商学院上EMBA班的企业家疑惑地问记者：“许教授说的这些话，你们媒体真能写出来么？” 他非常不买账，非常无所谓，有时非常酷，有时非常悲悯，和悲悯之下“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绝望。 锋利，是个性然使，也是一种启蒙策略，许小年曾说：人们的惯性思维像是一层硬壳，顽固地包裹着旧观念，愚昧地拒绝新思想，“我试图用事实和逻辑产生冲击，敲碎这层硬壳。” 知识分子的独立、士子的家国思想和某种红色正统教育烙下的情感，在这位思想者的身上纠结。置身于这个大社会变革时代，他一样也是新旧世界交替的产物。 1966年8月18日，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和革命群众在一起 青春 幻灭——告别革命 在母亲七十多岁的时候，许小年和老人家有过一次对话——“您年轻时在学校参加地下党，干的都是反政府的事，然后建立了一个您所认同和拥护的政府。现在我天天批评这个政府，您能接受吗？” “她想了一会儿，给了我一个富有哲理的回答：‘每一代人都有他们自己的追求。’” “我特别感谢母亲。她从来不干涉我的研究，只为我取得的成绩而骄傲，不管结论和她毕生事业的方向相左还是一致。” 他也曾是“根正苗红”的革命接班人。许小年的父母原籍宁波，是上世纪40年代上海滩的进步大学生，在读书期间双双加入中共地下党。他们的上级是乔石，时任中共地下党上海学委的负责人。 当国民党当局觉察到这一批青年地下党员，要对他们实施抓捕之时，打入国民党内部的地下党截获了这一情报。在组织的秘密安排下，黑名单上的七十多个青年学生从上海转移到皖南新四军解放区。许小年的父母先在金寨一带的根据地工作，待到淮海战役结束，进入合肥，许小年就出生在那里。 他的名字“年”，取自当时父母的工作单位——青年团安徽省委。他后来曾问父亲为什么会参加地下党，父亲告诉他：一是因为国民党太腐败，二是“不知道他从哪里得到的印象，说国民党不打日本人”。 建国初期，中央政府组建机械工业部，从全国各地抽掉了一批有文化的党员干部。1957到1958年间，许小年的父母奉命调到北京，从那以后，两人在机械工业部兢兢业业地工作了近大半个世纪。退休时，父母都是局级干部。 成长于这样的红色干部家庭，许小年从小浸润于最正统的思想中——“爱党，爱国家，爱人民，对社会负责任，对人民负责任。”无论今天他的批判看似多么无情、充满嘲讽，但字里行间总能读到一种“自上而下”的情怀与立场。他也承认，自己心底里“对这个党、对共和国，还是有一份感情在的”。 1966年8月5日，最高领袖毛泽东在中南海大院里贴出一张大字报——《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矛头直指时任国家主席刘少奇和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长达十年的“文革”由此全面启动。 十来岁的“革命小将”投身于红色革命之中。“真是全身心地投入，毛主席号召红卫兵小将砸烂旧世界，我们就去砸，破‘四旧’，批斗地富反坏右，抄过他们的家，打过人，这些事情我都干过。” 从1966年8月起，毛泽东在天安门多次接见红卫兵。许小年没有赶上第一次，他参加了第二次——1966年8月31日，那个日子清晰地留在他的记忆中。“远远看到毛主席的身影，在天安门城楼上向我们挥手，我们声嘶力竭地喊着万岁，在广场上跳啊、蹦啊，幸福激动的心情难以言表，真的有人流下了眼泪。我也暗自发誓，一定要继承老一辈革命家的传统，把他们开创的事业进行到底。非常非常单纯。” 不久，单纯的“革命接班人”随两万知青下放到延安。眼前的贫穷，让许小年惊呆了：用“食不果腹，衣不遮体”形容，一点都不过分，老乡们破衣烂衫，一条一条的棉絮露在外面。手伸出来乌黑乌黑的，他没敢去握，一看就是很长时间没洗过。 “这就是我们想象中的革命圣地，我们从小听的歌儿，唱的是老百姓丰衣足食，安居乐业，三五九旅从30年代起就在南泥湾开荒，开出了‘陕北的好江南’，为什么三十多年过去了，老区的农民仍然这么穷？” 很快，他自己就知道什么叫作营养不良和饥饿了。每天吃的是小米、玉米面，夏天能吃到一点儿新鲜蔬菜，从入秋到冬天就只有“老三样”：腌萝卜、腌白菜和土豆。饭菜里没有一点油腥，一年吃两回肉：春节，吃回猪肉；农村六月六，“龙抬头”，吃回羊肉。 每天干的是撑不住的重体力活。夏收时节，有一次他背着一二百斤的麦捆到麦场脱粒，爬坡时两眼冒金星，腿肚子打转抽筋，怎么也迈不动步子。一低头，额头上的汗水滴滴答答，一条线落下，干裂的土面上泛起水波般的细浪，转眼间消失得无影无踪。儿时读的“汗滴禾下土”的场景全然再现。 生产队长路过，看到后大声呵斥他：不会分两次背吗？！两次意味着要跑两趟，到麦场的路程遥远。等他再次回到麦场，天黑了，别人已经收工。十来岁的少年孤零零地站在那里，山下炊烟升起，许小年开始思念远方的母亲。 每天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夏季白昼长，一干就是十几个小时，秋天抢收农田作物还要披星戴月。霜冻之后，知青们到地里收大豆，风干了的豆荚像刀片一样锋利，双手去拔，掌中和腕上满是伤口和鲜血。 怀疑很自然地开始滋长。“为什么会那么穷？为什么一年辛苦下来饭都吃不饱？说我们制度好，解放后人民当家作主，生活幸福，可是为什么连解放前都不如呢？”——当地农民告诉这些城里来的知青，过去粮食多得多，日子也好过得多，他们都愣住了。 另一部分疑问则和他的个人遭际有关：“为什么我不能去上学？为什么我会被送到农村？难道我就这样干一辈子农活儿吗？” 他把这些困惑写进了给父母的家信中，父母此时已下放到“五七干校”。然而，每一次回信都是严厉的训斥，母亲尤其不能容忍儿子的“落后思想”，她告诫他要认真学习毛主席著作，虚心接受农民的再教育。“我嫌烦，干脆后来不和他们讲了，自己闷头思考。” 盲目的激情渐渐退去。许小年开始思念北京，最强烈的是读书的念头。他没有读过中学，刚进中学校门“文革”就开始了。他向一起插队的同学借来数学、几何、语文课本，他的中学是在窑洞中自学完成的。 “白天干活，晚上在窑洞里的油灯下看书。油灯冒的烟吸到鼻子里，早上起来，知青们看到我就笑了，说你鼻孔下的这两道黑，活像希特勒的小胡子。” 觉是永远不够睡。晚上看书到半夜，第二天起不来，生产队长早上来砸门，吼着催他们上工，这让知青们想起课本里的“周扒皮”，还有那半夜鸡叫的故事。 1971年10月，一则惊天骇人的消息从北京传来。一夜之间，写进党章的接班人、毛主席的最亲密战友、“永远健康”的林副主席成了叛逃的反革命分子。神圣的幕布被撕裂了一角，无数人从梦中惊醒。随着官方组织的“批林”运动，一股怀疑与反思的思潮在民间迅速扩散。 许小年用“傻掉了”来形容自己当时的反应。“刚到农村的时候，你只是怀疑政策，甚至怀疑这个体制，但有一点毫不动摇：毛主席永远是正确的，错在下边的人没把事情办好。从林彪事件开始，我们对毛主席打问号了。” 被吹落到社会底层的他，也隐隐觉察到了紫红色高墙内的权力角逐。 1976年，“四人帮”的被捕和审判，把他最后的一点信仰扫除得干干净净。 “我们这一代是读着张春桥、姚文元的文章长大的，现在看到这些理论连他们自己都不信，感觉受骗上当了。当时，没有人敢跳出来批判毛泽东，但这一套官方说法已是漏洞百出，没办法让人相信了。”“读了那么多毛主席的著作、马恩列斯的著作，我敢说比绝大多数今天的左派都读得多，忽然间发现，这一切都是说给别人听的宣传。” 官方灌输的整套意识形态土崩瓦解。“非常痛苦。你们很难理解林彪、‘四人帮’事件对我们这一代人的冲击。在事实面前，我们必须承认自己错了，过去奉为真理的信仰是错的。内心深处痛苦不堪，很不情愿放弃。” 许小年后来的相识、下放到内蒙古的秦晓在给同学的信里引用了《约翰•克利斯朵夫》的一段话：“一个人从出生到他成熟前，是被灌满了各种谎言，他（她）成熟的第一步，就是呕吐，把这些谎言都吐出来。” 当对于未来理想社会的类宗教式信仰消退，许小年开始寻找、构筑一个可替代的精神世界。 在农村，他如饥似渴地读着能够找到的书籍，俄国的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契诃夫，法国的福楼拜、莫泊桑、巴尔扎克，从塞万提斯的《堂吉诃德》、马克吐温的短篇，到文艺复兴时期的《十日谈》，也有斯大林“钦定”的联共（布）党史和苏共版的政治经济学。 “都是‘文革’中劫后余生的一点书，谁家里藏了几本，大家就互相借，传着看，读的人多了，页角翻卷起来，破旧发黑。每次有人回北京探亲，大家都嘱咐带几本书、带几块肉回来。” 记忆中最深刻的，是俄罗斯和法国的批判现实主义文学，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巴尔扎克的作品，“感染力和穿透力太强了。”在这些作家笔下，对现实的批判，对人的关怀，特别是对“被侮辱与被损害”的底层小人物的同情，成为那个时代开明贵族的灵魂和贵族情怀的标志。这对许小年影响至深，“批判的目的是改良，驱动改良的是悲天悯人，是爱心。实际上，马克思也是批判的，只不过他的结论是暴力革命。” 侥幸没有被烧掉的中国传统经典《红楼梦》、《三国演义》、唐诗宋词也出现在知青们的炕头和桌上。到眼熟手痒之时，他学着写古体诗。 “读李清照的词，觉得很美，但不愿公开承认，柳永就更甭提了。非要装出一副气宇轩昂的样子，喜欢辛弃疾、岳飞，壮怀激烈，革命者的气魄，不能喜欢李清照，缠绵婉约，小资产阶级情调，与革命精神格格不入。” 对文学的爱好，许小年保持到今天。他隔一段时间就会摸一摸《红楼梦》。出差随身带着iPad，存了电子版的《楚辞》，夜深人静之时，拿来读上两句，细细品味。他还保留着即兴填词作赋的习惯。 得益于古人和古文，许小年练就了出色的口才和洗练的文笔。中国企业家论坛主编傅小永评价说：“他是大陆经济学家中综合表达能力最好的一个。” 同村的知青都喜欢看书学习，形成了一个互相影响的小气候，高考恢复后出了几个大学生。一二十里以外，隔了几个山峁，知青点风气就不一样。“文革”结束后，知青陆续回城，如今大多已退休或下岗。最近一次聚会是两年前，除了彼此的白发，他竟不知和当年的伙伴再聊些什么。 有人总结说，延安知青中出了4个人物：习近平、王岐山、任志强，还有一个就是许小年。 “太少了。大多数人被埋没了，比我聪明的人有的是，就是没有机会。两万多陕北知青，挣扎到现在，没有被时代淘汰的寥寥无几，看上去还在忧国忧民的就更少了。” 3年后，许小年作为工农兵学员，进入西安交通大学的电机工程系。时值“文革”晚期，学校里天天搞“教育革命”。已告别革命的许小年潜心读书，对付完专业课，他用大把时间来读各类杂书。他的兴趣很广泛，读完了《资治通鉴》和《史记》，并一度热衷于理论物理和相对论，对时间和空间产生了浓厚兴趣。 大学毕业后，许小年被“发配”到吉林省松花江边一个工厂当工人，然后是技术员。这给了他亲身体验和观察中国工业和城市经济的机会。在代表着共和国重工业最高水平的东北基地，工厂生产的是苏联设计的陈旧产品，工人干活吊儿郎当，没有责任心，粗制滥造。 这使得他再次思考那个老问题——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到底在哪里？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的先进性到底体现在什么地方？ 3年后，他把自己的思考写在了研究生入学考试的小文章——论述工厂为什么不应该“大而全”、“小而全”，而应该搞专业化的问题，博得了老师的赞赏。 1978年，许小年摘掉了“工农兵学员”这顶此时已不甚光彩的帽子，进入中国人民大学工业经济系，成为“文革”后第一批硕士研究生。 国务院技术经济研究中心部分年轻人在中南海留影，左起：许小年、于伟加、陈越、朱嘉明、皮声浩、黄江南、丁宁宁（柳红提供） 国务院经济研究中心几位老领导合影，左三为马洪，左四为薛暮桥，右二为马宾（柳红提供） 中南海里的年轻人 1977年，邓小平复出主持大局，决定将国家的中心工作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 1981年，中共党内资深的经济干部、时任中国社科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的马洪，向当时的国务院总理提交了一份手写的报告，建议成立“技术经济研究中心”（以下简称“技术经济中心”），作为国务院的研究咨询机构，综合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技术和经济，推动国务院决策的科学化和民主化。1985年，技术经济中心和国务院经济研究中心、价格研究中心合并为现在的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 刚刚毕业的许小年和同校的皮声浩、北大的李善同、清华的程秀生一起进入技术经济中心。按照规定，上半月报到的发一个月工资，下半月到的只能领半个月工资。许小年是11月14号报到的，这让晚了两天的李善同“耿耿于怀”了很久，每逢聚会都要和许小年过不去。 技术经济中心的办公室设在中南海的一幢工字楼里。对一群二三十岁的年轻人来说，是一步登“天”，“我们那时在外头找对象都加分，姑娘们一听说你在中南海工作，印象分立马就上去了。” 一出校门就站在了改革的“开端”，许小年觉得自己非常幸运。“应该说我是赶上了一个很好的时候：当时的政府急于改变社会经济落后的状况,对外来的思想和方法都采取一种虚心学习的态度。” 30年的亲身经历与研究，使得他对热门的“中国模式”之说颇为不感冒：“我们不能因为兜里有点钱，就觉得自己了不起。中国改革成功证明了市场经济的胜利,这在全世界都是一样的。” 技术经济中心承担了国家大型项目的可行性论证，许小年和同事们参与了包括三峡、山西煤炭基地开发、山西能源基地综合开发建设规划、管道输煤在内的一系列项目论证。他和丁宁宁随后承担了《国家重大项目可行性研究条例》的组织工作。1983年，根据国务院的指示，技术经济中心主持了一项大型的预测研究——“2000年的中国”，为政策制定与规划提供依据。 2008年，许小年和技术经济中心的老同事们重聚，围坐话当年，回顾上一世纪80年代的那些预测，“结果发现只有人口预测是准的，其余的都不准，而且差了十万八千里”。这位市场经济的信徒越发地坚信：“什么规划、计划都是瞎扯淡。” 80年代的中南海弥漫着自由的气息。有幸踏入改革核心的年轻人们每天都在为国家的未来讨论、争吵着，调研、学习、写报告。工作之余，他们夏天跳入中南海游泳，冬天滑冰到囚禁光绪帝的瀛台，这样的“自由主义”终因“影响不好”而被高层禁止。 盘桓他心中许久的那个老问题——“我们的体制问题在哪里？”一点一点地得到解答。农村的“包产到户”刚启动，许小年就回延安做调研，“插队时感觉到人民公社有问题，生产队里吃大锅饭，谁也不出力。把土地分给农民，才能够调动他们的生产积极性。” 曾做过吴敬琏助手的《80年代：中国经济学人的光荣与梦想》的作者柳红如此评价这一个特殊的群体：“他们是老三届，当过工人、农民、知识青年，对中国社会有着深刻的了解，又赶上上大学、读研究生，是带着强烈的问题意识和学以致用之心，以热情和激情切入到改革的核心问题。”在贡献上，他们承前启后，“将来自中国社会底层民众自发的改革意愿，转化成执政党的文件政策，转化成学术理论。” 客观地说，这些充当改革智囊的年轻人能在80年代改革中发挥可载入史册的作用，除了当时高层的开明和理想主义的风气，还得益于机构设置上的独立性——独立于中央机构部门，直接向国务院负责。 30年后，许小年忧心于改革停滞不前，谈及体制改革的具体举措，他主张恢复80年代独立的体制改革机构。“如果让部门来操刀改革方案，是与虎谋皮，缘木求鱼。”“这是我们在现有的宪法框架下可以做的。也是邓小平在30年前就提出来的。” 他把推进改革开放，定义为“重回80年代并且超越80年代”。“回到那种开放自由氛围当中去，但是，要讨论的课题是要超过80年代——我们已经有二十多年的实践了，而且这个过程也产生很多和80年代不一样的新问题。” 80年代国门的开启，也使得这个年轻人受到了新的思想冲击。 1980年，世界银行派出近30人的经济考察团来华全面考察中国经济，随后撰写了一份报告《中国：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这是1949之后由中外专家按国际规范编写的第一例报告，系统地描述了中国经济的状况和改革的设想。 当时的国家领导人十分欣赏这份报告，和外国专家进行了深入的交谈，指示改革的智囊机构研究和借鉴报告的观点。 “文革”期间捂着被子偷听敌台打下的外语底子，让许小年有机会去接待外国专家。一个英国经济学家过来和他们座谈，他发现自己一点都听不懂，“主要不是语言障碍，而是听不懂那些术语和理论。”他只有晚上回去看报告、查书，第二天再和人家谈，一点点地消化。 为什么要放开价格？为什么要私有化？包产到户为什么可以提高生产效率？……硕士许小年被这份外来的报告震动了：“自己学的那点政治经济学不行了，根本解答不了这些问题。” 与“中心”一墙之隔的五旬学者吴敬琏也感受到同样的冲击。1970年代末两次出国考察和学术交流，使这位复旦经济系的老毕业生顿生“洞中数日，世上千年”之感。1983年，带着一堆改革问题的吴敬琏受福特基金会邀请，到耶鲁大学做访问学者。 而立之年的许小年也萌生了到国外留学的念头，他必须权衡巨大的机会成本：是否离开象征最高权力的中南海，放弃在一场宏大改革中可能展现身手的历史机会？ “朋友劝我，家人也劝我，父母说，进了这么一个单位多不容易呀；单位领导也说，别人是打破脑袋要进来，你却要出去，再想想吧。我说已经想好了，去国外读书，因为我的经济学不行，跟外国专家没有办法对话，将来在这里做研究的潜力也受到限制，还是让我走吧。” 1985年，握着向单位借钱买的机票，许小年登上飞机，前往加州大学攻读经济学博士。这一年，中国的改革翻开新的一页：从农村扩展到城市，从计划经济转向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物价和工资制度的改革全面铺开。 他从国内带去的积蓄一周就花完了，不得不向房东和同学借钱，生活很清苦。“那是第三次感受饥饿，第一次在‘大跃进’时期，第二次是下乡。”和胃肠一样处于饥饿状态的是头脑，他发现了“新大陆”——被国内称为“西方经济学”的现代经济学，有着自身严密系统的研究方法和令人兴奋的研究成果。他感觉自己像一块干海绵丢进水中，饥渴地吸收各个学派的理论和知识。虽然名义上是读博士，但许小年是从本科的经济学课程补起，第一年读得很辛苦，以致胃部两次出血。 1991年，许小年博士毕业，在麻省的阿姆赫斯特学院（AmherstCollege）担任助理教授。 留美期间，他继续关注国内的经济改革，担任了“中国留美经济学会”（简称CES)的理事。CES是更早到美国的一批中国留学生组织建立的，创办理事有6人，包括清华经管学院院长钱颖一、北大汇丰商学院院长海闻、Koch公司中国区现任总裁王辉进。 在陈志武记忆中，许小年是CES里活跃的成员和组织者之一。90年代互联网刚刚起步，散布在北美各地的海外学子们通过newsletter保持着密切交流，他们最关注和讨论最多的，是中国的经济改革。除了每年举行的年会，他们还在全美经济学会上成功地推动了“中国论坛”的建立。 1996年，世界银行一个关于中国上市公司治理的研究项目，把许小年和诞生不久、已经历几波疯狂的中国股市联系在了一起。他一年来回国内多趟，到上市公司做调研，收集各种信息和数据。 他把自己的实证研究写成一篇关于中国证券市场的论文，投给了吴敬琏担任主编的《改革》杂志，获得了当年的中国经济学最高奖——“孙冶方经济学奖”。 这是许小年在海外完成学业后在国内发表的第一篇经济学论文。他对中国资本市场的研究，引起了华尔街的注意。1997年，许小年“下海”，到香港出任美林证券亚太区高级经济学家。 命运，再一次把他推回到中国的改革进程。 马洪和技术经济中心的鲁志强讨论文稿（柳红提供） 老经济学家孙冶方在病榻，后以他命名的“孙冶方奖“被视作中国经济学的“诺贝尔奖”。许小年九十年代曾获此奖（柳红提供） “海归派”的荣与辱 1998年底，许小年加盟成立不到4年的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简称“中金公司”），出任董事总经理兼研究部负责人。 中金公司由中国建设银行、摩根士丹利和其他几家外国金融机构共同投资组建，这是中国境内的第一家投资银行，从中方高管的名单可见浓厚的官方色彩：第一任董事长是王岐山，第二任是周小川。 从美林到中金，许小年称“主要是因为盛情邀请，无法再推托”。“如果说还有一点理想的话，就是希望中国有一个自己的投资银行，当时我们只有商业银行，不知道投资银行业务怎么做。” 进入这家带有浓厚本土特色、各方面还不规范的机构，克服了最初的不适应，许小年几乎从零开始，组建研究团队，确定研究方法。“说起来难，其实也不难，照搬照抄人家成功的模式就行了。”他引入了国际投行的一套标准化的系统分析方法，强调基本面的重要性，讲究逻辑的严谨和数据的翔实，用数据和事实说话，把国内流行的画曲线、看趋势、讲概念式的所谓“技术派”研究“送还给算命先生”。 “如果说我们对中国的资本市场还有一点贡献的话，那就是建立了新的行业规范和行业标准。”他对此颇感自豪。 短短数年间，中金研究部名声鹊起。2003年，一家本土媒体将他所领导的中金公司研究部评为年度“最具影响力研究机构”，许小年本人及4位下属亦被评为“个人最佳”。 他个人的声望也从这个时候开始。从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开始，抢滩中国的国际投行中，涌现出一批被媒体追逐的“明星经济学家”，其中风头最劲的，除许小年外，还有高盛的胡祖六、摩根士丹利的谢国忠。 在中国企业家论坛主编傅小永看来，在投行经济学家之中，许小年是对宏观把握得最好的一个。“这可能还是和许的早年经历有关，他的视野更宽阔，与一般商业金融机构研究者的出发点和角度都不太一样。” 不无讽刺的是，让更多的普通中国人知道这个名字的，却是一场巨大的股灾。 2001年1月,年过古稀的吴敬琏接受央视采访，抨击中国股市成了投机者的天堂,甚至连赌场都不如。吴是许小年敬佩的学界长者。 8个月后，许小年执笔写了一篇名为《终场拉开序幕——调整中的A股市场》的内部研究报告，称目前的市场调整是不可避免的，也是健康的。当指数跌到基本面可支撑的程度——比如说1000点，可考虑引入做空等机制。 这个观点随即被一家财经媒体披露，并冠之以“推倒重来”这样具有煽情主义色彩的标题。因许小年的名声和中金公司的背景，“千点论”一出，便在市场上掀起轩然大波，遭到公众、业界和学界的“口诛笔伐”。 无视上亿股民的利益，身为中金公司代言人的许小年欲“腰斩”股市,居心何在？谩骂、威胁和阴谋论滚滚而来，塞满了他的电邮信箱。那一段时间，家人为他的人身安全担忧，母亲叮嘱他：“孩子，你要学会保护好自己。” 对他大肆声讨的，还有一批本土学者。在他们看来，作为“海归派”代表人物的许小年脱离中国资本市场发展的实际，将美国资本市场的发展路径作为“普世标准”，企图推倒重来。 按马克思主义“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来看，历史是站在了吴敬琏和许小年这一边。在经历了长达4年的阴跌之后，2005年6月，上证指数击穿1000点。预言成为惨痛现实。 对于社会流传千点论成功预言的逻辑，许小年称之为“狗屁不通”。他不满于媒体对这段往事长久不衰的兴趣，并对本刊记者说：“‘千点论’确实在我那篇很潦草的报告中提到了，‘推倒重来’则纯粹是媒体的捏造。” 南美蝴蝶哪一瞬间的翅翼颤动引起了龙卷风——答案已无关紧要。重要的是这场由“赌场论”和“千点论”引发的大争论，已被定性为中国证券市场20年历史上的“真理标准大讨论”。 中国证监会前主席刘鸿儒对此有过总结。他认为,这场大讨论是在中国证券市场发展过程中遇到困难的背景下发生的。当时,中国证券市场经过近十年的发展,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过程中和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革过程中，特殊问题越来越多地暴露出来,阻碍了证券市场的进一步发展。在举步维艰的情况下,社会上产生了诸多质疑、批评和责难。 证券界和学界存在着两种针锋相对的观点：一派以“海归”人士为主，主张效法“西方规范的资本市场”；另一派强调“中国特色的发展道路”，其拥护者基本为本土研究人员。在很多人眼里，观点鲜明、言辞尖锐的许小年主张“全盘西化”，是“海归派”的标杆人物。 若放在一个更广阔的背景下来看，这场关于中国资本市场的大讨论，是“自由市场派”和“中国模式派”两种思潮较量的战场之一。无论是事关资本与金融市场，还是更为宏观的经济政策，乃至今天关于社会制度和文化之争，许小年都是主张“普世价值”的干将。 十年前的往事，依然搅动他的情绪。自信坚守逻辑和常识的许小年，对“土鳖”们的观点嗤之以鼻。“对个人的伤害是有的。让我感到震惊的是：一旦涉及到利益，民众就不肯听真话。我只是一个研究人员，我只是说出我的研究结果，为什么要遭到这样的讨伐？人们宁愿听假话而不许你讲真话，这是怎样一种扭曲的心理？” 他想起了恩格斯的一句名言——“如果涉及利益，几何定理也要被修改。”“我对这句话的体会特别深。” 这是“知识精英”许小年与普通大众之间第一次正面的激烈冲突。他从中学到了什么？ 这或许使得许小年成为一个更坚定的改良主义者。无论对政府的批评有多么尖刻，无论对当下社会矛盾的化解有多么强的紧迫感，在各种场合中，他总是不遗余力地宣讲“温和的、理性的、学会妥协的渐进式道路”。 拥有220万粉丝的微博，是许小年用来观察中国当下社会面目的一个窗口。“从我的微博上面天天可以看到，在那里破口大骂的，盼着社会大动荡的民粹主义者盼着打土豪、分田地、清算别人的那一天。” 红卫兵时打人、抄家的“恶”，依然刺痛着他。“历史教训太惨痛。历史上农民革命的残忍是没有底线的，其程度不亚于专制皇权的暴力。” 2008年10月，许小年探望四川红白镇中心学校的学生 江湖之远，庙堂之高 2004年2月，一条流传许久的消息成为现实——许小年离开中金公司。 其后，他加入了中欧国际工商学院，出任经济学和金融学教授至今。 一般来说，投行出身的经济学家离职后的典型“出路”有两种：一是依靠积累的广阔人脉转做投行业务，如龚方雄，王庆，哈继铭等；二是由“卖方转为买方”，创办投资公司，譬如胡祖六和谢国忠。 每每被人问及事业选择，“随机行走”是许小年经典的口头禅。然而，一位他曾经的部下却说：“许是有理论偏好的人，投行未必是最合适他的，也不是他最终的志趣。和胡祖六他们这些标准的金融系统技术经济学家不同，他还是有传统士大夫情结的，身上知识分子气很重。” 对于7年投行生涯，许小年认为自己是有收获的，帮助他第二次认识中国——认识了转型中的中国，对半政府半市场的经济体系有了深入的了解，成为日后学术研究工作的一手资料。唯一遗憾是“待的时间长了一些”。 京城的经济学圈子里，不定期地流传着许小年“入仕”的消息。一位出入高层金融圈的人士向本刊记者透露：2010年，某中央金融机构曾想邀许小年加入，经由过渡性工作，出任一个关键职位。传闻在半年后没有了下文。 “以他的资历，要进入体制内作一个技术官僚是不难的事。不过，我觉得，他的个性不太合适在体制内，做一个独立的学者，贡献会大得多。” 自2003年起，一股“国进民退”的浪潮在中国社会的各个领域全面展开。随着美国金融危机在2007年爆发，中国政府借宏观调控和经济刺激政策，对经济的管制日益严格。对于市场经济和改革的“倒退”之势，包括吴敬琏、茅于轼、张维迎、陈志武、周其仁等一批自由派经济学家开始在各种公共平台提出反对意见。 许小年一直是其中最尖锐的批评者之一。从2003年底起，他多次从制度经济学的角度谈国有股减持、国有企业改革以及商业银行改革，批评“国进民退”、宏观调控和凯恩斯主义的抬头。2010年，他指出：推动改革之难正在于触及了政府的利益，经过30年改革，政府已经成为市场经济中最大的利益集团。 和多数学者不同的是，近几年，许小年的思考已逐渐超越经济学领域，从政治、文化、历史、社会观念的角度来寻找中国社会转型中更深层次的障碍。他将中国的改革困境，归结为“现代性”和中国式“现代化”的冲突。 独立学者柳红评价说，在80年代充当过改革智囊的那一代经济学人中，许小年是“一直比较活跃、比较有社会关怀的”。 对于他的思考和批判，在被视作极左阵营的“乌有之乡”网站上，一位笔名为“刘泰特”的人士在其对许小年的系列批驳文章中也由衷称赞，称他“透析了中国市场经济内在的深刻矛盾”，触及到本质，而“众多经济学家却一直在头痛医头，脚痛医脚”。 中国企业家论坛高级研究员岑科对这几位国内知名的自由派经济学者都有过接触和观察。他认为，这是一个自然的趋势，“随着研究的深入，学者们发现原先单纯地从利益或者制度层面来看社会转型，有很多解释不了、求解不了的问题。他们通过比较、思考，逐渐在寻找制度背后的东西。” 这种转变，在张维迎、陈志武的思想脉络里也有体现。但是，许小年的探索显得更深入、更自觉，表达也更鲜明。 说到许小年的“冲”，陈志武在越洋电话那头轻声笑了：“这两年，小年是越来越超脱了。你们说是独立，我想，一个更合适的词是‘超脱’。” 同为自由市场派的陈志武宛如许小年的另一极——温润宽厚，总是面带微笑。他们2003年在一个高尔夫球场上相识，在学术上有很多认同感，虽不频繁见面，却一直彼此关注着对方的学术成果。 陈志武向记者透露，他曾收到过国内某几家中央机构的盛情邀请，但是，对方要求他遵守一个协议——不能随便对外发言。“这是我绝对不能接受的。学术和人格上的独立，比什么都重要得多。我想，小年也是一样的，会更在意个人的自由和权利。” 身为“局外人”的陈志武并不认为，他们这些在体制外的对政府影响力更微弱，“正因为我们独立于中央机构，独立于部门利益，或许对决策层的影响力更大一些。” 2007年，原招商局集团董事长秦晓从职位上退下来，在香港筹建博源基金会，“着眼于研究中国社会转型的中长期问题”。许小年是其学术委员会的成员。 博源被极左人士称为“权力、资本、西奴学者的邪恶联盟”，其成员都是当今政界、学界和商界的翘楚，他们和体制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包括前人民银行副行长吴晓灵中投公司总经理高西庆、中金公司董事长李剑阁等人。 他们和许小年同属一代人，曾被红色理想所燃烧，下过乡插过队，在共和国的后30年中以各自的方式参与和推动了中国的改革，并有幸在海外学习，受到现代思想的熏陶和训练。历史曾给他们留下痛苦的记忆。对中国问题认识上的某种“志同道合”，使得他们聚在了一起。 博源总干事何迪曾对外解释说：“在走向现代性国家的过程中怎么尽可能地减少社会动乱、避免民族灾难、实现平稳的转型，这就是我们的诉求。” 许小年说，他们常常在一起研究和讨论问题，但强调从来没有“奉旨”行事，仅在和政府的共同兴趣点上出现交叉与重叠，“如果是奉旨研究，那就失去了它的意义。” 我问许小年，这是不是一种“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的心境。 他以一种嘲讽的口吻回答，要与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划清界限。“我遵从的是自己的良心，一种现代的、非常个人的良心。” “我的良心在哪里？不在皇上，不在圣人，不在民众，也不在儒家的教诲。良心与外在的规定无关，不是从外在走入内心，而是发自内心，从内心走向外部世界。这是和中国传统士大夫的区别，尽管两者看上去很相似。” 因写下《中国向何处去》一文而在“文革”中获罪十年的已故杰出经济学家杨小凯曾自嘲过这种无法摆脱的中国知识分子的“致命缺陷”：过分强烈的使命感，关心国家的命运，多愁善感，“不在其位，却谋其政”。出国之后，“症状”有所缓解，但每到国内有重大社会变动，“感情澎湃”，“悲从中来”。 我又问许小年：如果要付出某种个人自由的代价，去做一个体制内的改革者，你愿意么？ “我愿意。”他几乎脱口而出，停顿了片刻后，再次斩钉截铁说：“如果可以换取对制度改革的更大影响力的话，我愿意！” 寻找社会价值认同的启蒙者 我问许小年，在这样一个时代，你给自己怎样定位？你一个在野的书生这么忧心忡忡，你想做什么？是要为庙堂献计献策么，是要启蒙大众么？ 他随手抓了一张餐巾纸，给记者上了一堂节奏紧张的历史与思想史的课。跨越千年、纵横欧亚的社会大变革，在他的叙述下，脉络清晰而透彻。 在许小年看来，中国正处于历史上第二个社会大转型期：从清末开始，经民国对共和制、宪政民主的短暂探索，直至今天，艰难地寻找“儒表法里”制度的替代物。第一次大转型发生在春秋战国时期，在秦统一中国之际，基本完成了从周代封建制向皇权专制制度的过渡，汉武帝“废黜百家，独尊儒术”，标志着这个专制体系的臻于完善。 “为什么自改革开放以来，我们从未有过像现在这样的危机感？从未见过今天这样的道德沦丧，价值和信仰缺失，唯利是图，世风日下？因为社会由经济、制度和观念3个子系统组成，三者彼此相互协调、相互支持，社会才能平稳运行。经过30年的改革开放，经济子系统发生了重大的变化，而制度和观念基本上仍是旧的。” “就像器官移植产生排异反应，新的经济和旧的制度、观念之间天天发生冲突，矛盾和摩擦不断：制度体系（主要是法制）不能支持市场经济，思想观念也不能支持市场经济。市场经济是什么？是个人之间的自由交易，为了使交易顺利进行，需要法律保护个人的权利，国民需要有个人权利的观念”。 “我们现在很尴尬，（改革）若不往前走，3个子系统天天打架；往前走，有人很痛苦，因为改革损害他的既得利益。老百姓改变观念也很难，他们还是期盼‘明君清官’。市场经济的观念绝对不是‘明君清官’，是个人的自由与权利。” “我在做什么？”他的笔端越过“经济”，越过“制度”，最后重重地落在“观念”二字上：“启发民智，宣扬个人权利与自由的观念。” 他所主张的“市场经济中的个人不必克已”，遭到了左派人士的猛烈抨击。刘泰特称：这是在鼓吹腐朽的资本主义价值观，是灌注“人为财死，鸟为食亡”的腐朽观念，“这种思想，对个人是很不健康的，推导至社会和国家更是有害。” 对此，许小年回应说：“个人主义不是为所欲为，在外部受到法律的制约，在内心则服从理性，他们没有搞清楚什么是理性个人主义。” 崔之元是和许小年交流较多的一位新左派学者，两人在“大政府”和国企的话题上有颇多分歧。论到“现代性”问题，这位如今沉醉于“重庆模式”的学者在发给记者的邮件文章中指出，这是一个“普遍”和“特殊”的问题，正如“市场经济的普遍理念寓于各种特殊的市场经济实践中，但任何一种‘特殊’的市场经济体制不可能穷尽人类不断试验、无限创新的可能性。” 对当下中国“礼崩乐坏”的焦虑，普遍地存在于中国思想界。拒绝“普世价值”的学者们也在试图构建他们理想中的“核心价值观”。“新左派”中具有影响力的，是甘阳提出的“儒家社会主义共和国”：文化上的儒家思想、经济上的现代市场和毛泽东时代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 对这一类的“中国模式”，许小年很不以为然，“儒家、市场、毛泽东时代的政治制度，三者互不相容，非要把它们捏到一起去，生造出一个怪物？” 他认为，现代社会的价值观是共通的，德国人在现代转型中曾想走自己的道路，最后又不得不回到普世价值。“法国启蒙运动和大革命的口号是‘自由、平等、博爱’，德国知识分子认为：这些都不适合德意志，我们要有德国的特色，不能简单地接过英国或法国的旗帜，他们提出‘正义、义务、秩序’。”当个人被抽象化，变成了完美无缺的“人民”，而“人民”又由国家和政府来代表，从这里就走向国家主义和民族主义，希特勒上台之后，最终走向种族主义。 “凡是否认个人权利的民族，都会经历大的动荡，付出沉重的代价，最终又回到个人权利上。” 他写书、著文、演讲，呼唤在中国进行一场关于个人权利和自由的启蒙运动，并对国人讳莫如深的“个人主义”给予慷慨礼赞： 崇尚个人权利不会形成隔绝、分散的“个人孤岛”，市场经济消除了个人之间的冷漠；在为他人生产的市场经济中，利已必先利他；市场假借人的利已之心为社会服务，这是亚当?斯密的伟大发现…… 可是，在一片没有宗教信仰约束的土壤上，移植一种“理性的个人主义”，是否会是“淮南为橘，淮北为枳”呢？这和无神论者信仰有一个完美的“市场”一样，是否也是一种观念的冒险呢？或许，这不仅仅事关知识分子“脆弱”的民族自尊心。 西方的“个人主义”源自宗教，是一种有神的“个人主义”：人是神按照自己的形象所造，所以，无论个体的生命多微小，在他都视为宝贵，他不愿一人沉沦。这和人本主义的、以自我需要为中心的“个人主义”有着本质区别。路德宗教改革之意义，在于把有神的“个人主义”从教廷的权威中释放出来。 在政教分离的今天，占主流的宗教文化依然影响着西方社会的方方面面，在制度之外，提供着精神动力和对“动物精神”的强大约束。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就曾深刻地分析了宗教信仰与资本主义精神之间的内在关联。 晚年皈依基督教的杨小凯在苦苦思索之后得出结论：制度并非来自科学，而是来自信仰，“是这种意识形态决定整个制度、人与人的关系，然后就再决定一个国家的经济表现。” 眼前这位科学与理性的信徒也在自己的思想探索中：他在欧洲的思想变革中探求，也在传统的儒家学说中寻找，寻找着一种能把本土和现代精神结合起来的产物。 “信谁呢？信儒家？中国现在只有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但这‘二民主义’不是价值体系，不能指导社会关系的调整和制度的建设。” 对“二民主义”，他始终抱着高度的警惕，“我们现在出现一个信仰真空，我指的是价值和社会伦理道理的信仰真空。那些看上去有道理、能够获得大众感情拥护的东西，很容易被确立为新的价值观。现在，总有人扔出这些东西来填补人们的信仰真空。这非常危险。” 从五四时期起，鲁迅、胡适、陈独秀这样的启蒙知识分子的挫败感时常像潮水一般地涌过他的心胸。“人，我说的是你、我这样的个体，你、我这样的凡夫俗子，乃世间的万物之灵，抬起你的头来，重拾你的信心”。在他的新书《从来没有救世主》的序言中，许小年如诗人般感叹。 他常常会想起两千多年前那次大社会变革中的那位思想者。“我忽然发现自己很理解孔子，觉得他太了不起了。以前还瞧不上这老头儿呢。” 颇有意味的是，在记者的另一次采访中，与他境遇相似的经济学家张维迎也谈起了这位生前“惶惶然如丧家之犬”的儒家开创者，也一样心有戚戚。张称孔子为“制度经济学家”，并相信——“思想的竞争不在当下”。 “绝对不在当下，也不在胜负，不在于社会接受与否，不在于执政者欣赏与否。譬如马克思主义曾是显学，现在已经不是了，但是，没人能否认他在人类思想史上的位置。” “所以，柏拉图说：这个世界最真实的存在是什么？是精神。”许小年一把抓起写满思考的餐巾纸，紧紧地揉进掌心。

    内容提要：本文从社会平等的角度给出了一个对中国经济增长的政治经济学解释。本文的理论模型表明，平等的社会结构使得政府选择成为一个中性政府，即在社会群体之间没有特定长期偏好的政府，这样的政府更可能把资源分配给生产力比较高的社会群体，从而促进经济增长。得益于中国革命所带来的平等的社会结构，以及改革开放初期党的工作重点向经济建设的转移，中国政府在过去三十多年是一个中性政府，采纳了有利于经济长期发展的政策。但同时，政府把有限的资源分配给生产力较高的群体或地区，必然会扩大收入差距。     关键词：社会平等；中性政府；经济增长          一、引言          过去的六十余年，是中国由衰落走向复兴的时期。特别是在过去三十多年里，我国的年均经济增长率达到9.7%（国家统计局，2010），是二战后经济平均增长率持续30年在7%水平以上的十三个经济体之一（The Growth Commission ，2008），被称为经济增长奇迹也不为过。在纯经济学层面上，中国的经济成就来源于不断的市场化改革以及采纳了符合标准经济学理论的经济增长药方（Perkins ，2004）。     但是，为什么中国能够采纳标准的经济增长药方呢？本文作者在一系列文章中试图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对这个问题进行回答，核心思想是，中国经济的成功依赖于改革初期较为平等的社会结构以及在此基础上产生的中性政府（姚洋，2009，2010；贺大兴、姚洋，2009）。     中性政府（disinterested government），指的是不长期偏向某个（些）社会群体的政府。中性政府不是对社会群体毫无兴趣，也不是在制定政策的时候不掺杂自己的利益诉求。相反，中性政府是自利的，也可能对社会群体采取掠夺性行为，只不过它的经济政策和群体的非生产性特性无关。换言之，它采取中性的态度，是它的策略选择的结果。由于它的中性选择，政府在制定政策的时候才可以不受社会利益集团的限制，放开手脚把资源分配给那些最具生产力的群体，从而促进经济增长。     中性政府和几个已有的概念具有相通之处。一个是奥尔森的泛利性组织（奥尔森，2007）。所谓“泛利性组织”，就是其利益和全社会的利益重合度比较高的组织。奥尔森认为，和其他组织相比，这样的组织更可能做出对全社会有利的事情。把政府作为一个组织看待，中性政府就是一个泛利性组织。但是，中性政府之所以具有泛利性，不是它天生如此，而是出自它的策略性选择。另一个概念是发展主义政府（World Bank，1993）。这是从东亚的赶超经验里总结出来的概念，特指那些主动以经济增长为目标的政府。但是，和泛利性组织一样，发展主义政府要求政府天然地具有发展的冲动。相反，中性政府是一种策略性选择，但正因为此，这种选择才可能更持久，而不是像发展主义政府那样，取决于官员的素质和追求。第三个概念是阿里吉的“斯密意义上的资本主义”。在《亚当。斯密在北京》一书里（阿里吉，2009），阿里吉区分了两种资本主义：一种是马克思意义上的资本主义，即国家是资产阶级管理公共事务的委员会；另一种是斯密意义上的资本主义，即国家属于全社会，而不服务于特定的阶级。阿里吉认为，中国实现了斯密意义上的资本主义。中性政府的概念比“斯密意义上的资本主义”更具体，有助于对具体政策的分析。     中国政府在过去三十多年里基本上是一个中性政府，其起点是1978年党的工作重心的转移。     在此之前，党的工作被意识形态化，国家陷入无休止的内部争斗之中；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以邓小平为核心的领导层采取了务实的态度，把经济建设作为党的第一要务。在过去的三十年里，党的社会基础不断扩大，并在十六大提出的“三个代表”中得到体现。本文以上述转变为起点，把中国放在世界范围内进行比较，回答下面这个问题：为什么中国政府采纳了有利于增长的经济政策，而多数其他发展中国家却没有？本文的观点是，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之间的最大差别在于，中国是发展中国家中少数发生过类似于法国大革命的社会革命的国家。20世纪完成的“伟大的中国革命”开启了中国由古代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大门（费正清，2000），其中最重要的成就之一是，打破了旧有的等级社会结构，建立了一个平等的社会。这里的“平等”指的是社会平等，即不存在排他性的强势社会集团，不存在一个集团主宰其他集团的情形。在这样的社会里，政府无须顾虑强势集团的挑战，从而更可能成为中性政府。     社会平等不仅可以解释中国政府的中性性质，而且也可以解释其他东亚经济体的成功。例如，政治学家Woo-Cumings 就认为，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在日本殖民统治时期形成的平等的社会结构为它们战后的经济起飞奠定了基础。为了防止中国台湾地区和朝鲜的反抗，日本统治者有意压制这两个地方的商业和政治精英，两地的社会结构因此变得比其它发展中国家更扁平。“这个变化具有强大的拉平效应，使得收入分配比其它发展中国家更平均，并为建立有效的干预型国家提供了肥沃的土壤，让它可以相对自由地放手建立它认为必要的发展同盟”（Woo-Cumings，1997，p.331）。虽然东亚经济取得了成功，但地区内部的差异巨大，中性政府可以较好地概括所有东亚经济体的成功因素。     然而，我们的解释似乎不得不面对一个悖论：既然社会平等是中性政府存在的基础，那如何解释过去三十多年中国收入差距的拉大？首先，我们的理论预测了收入差距的拉大：中性政府倾向于把资源分配给生产力比较高的社会群体，从而会加剧收入的不平等。其次，社会平等不等于经济平等。即使不存在排他性的强势集团，一个国家的收入分配也会因为各种原因而变得不平等。第三，本文只探讨了政府的一个侧面，不能解释政府的所有行为。在对待收入不平等这个问题上，我们还需要考察政府的其它方面，特别是如何将民意集中形成政府决策的过程。     本文的主体包括两部分内容。理论部分构造了一个考察社会平等、中性政府以及经济效率之间关系的动态斯塔克伯格模型，经验研究部分给出中国政府是中性政府的证据。在理论部分，本文完善和发展了我们之前的理论模型（贺大兴、姚洋，2009）。在之前的文章中，我们仅仅在一个特例下给出了中性政府的定义，并证明了中性政府存在的社会条件，但是没有证明中性政府经济表现的最优性。     本文在更一般的条件下给出了中性政府严格定义，清晰地表达了社会平等透过中性政府改进经济表现的直觉和机制。更为重要的是，本文通过比较所有社会结构下模型的解析解，严格证明了中性政府的效率。     本文余下的内容安排如下：在接下来的第二节里，我们回顾平等与经济增长关系的文献，讨论本文理论模型在文献中的地位，并评论一些关于中国经济增长的已有解释。第三节给出理论模型的基本设置，第四节详细分析和求解模型，给出模型的关键性结论，并对模型进行简短的说明。第五节就模型所提出的命题给出中国政府是中性政府的证据，特别讨论一些选择性的、有利于经济增长、但却扩大收入差距的政策。最后，第六节总结全文。          二、文献回顾          目前已有丰富的理论文献探讨不平等和政府政策及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其中，大多数文献研究的是民主国家中经济不平等如何透过投票（Alesina ＆Rodrik，1994；Benabou ，2000；Hassler et al ，2003）或院外活动（Esteban ＆Ray ，2006）来影响和扭曲政府政策。其中，Esteban ＆Ray （2006）的研究和本文的关联较大。在财富和经济能力不平等都影响院外活动的前提下，Esteban ＆Ray（2006）将院外活动视为个体发送给政府显示其能力的信号。显然，较多的财富会使个体更有能力进行院外活动。由于个体的能力分布和她们的财富分布不相关，即使政府追求社会产出的最大化，不平等也会扭曲政府的政策。在一定程度上，本文的模型提供了关于非民选政府的类似理论。在Esteban ＆Ray （2006）的模型中，经济平等会降低院外活动作为能力的信号的强度；在本文的模型中，社会平等会降低群体权力扭曲政府政策的强度。在两个模型中，平等都使得政府更加有效地分配资源。但是，一个区别是，Esteban ＆Ray （2006）的模型是建立在能力是私人信息的前提下的，经济平等减少了政府获取个体能力信息的成本，而本文假设信息是完全的，平等使得各个群体更有效地表达意愿，从而增进效率。     另一个区别是，我们没有假设政府追求社会产出最大化，因此，中性政府下的社会产出永远只是次优的。显然，研究主题的差异——Esteban ＆Ray （2006）研究民选政府，本文研究非民选政府——自然导致模型在其他方面的差异。     关于非民选政府的研究最近也有所发展，其中大多数的文章着眼于研究为什么非民选政府、特别是那些失败的非民选政府能够长期存在的问题（Padro-I-Miquel，2007；Acemolgu，Ticchi＆Vindigni，2007），但最近的两篇文献研究了为什么一些非民选政府能够比其他的非民选政府取得更好的经济增长表现。Besley＆Kudamatsu（2007）提供了二战后非民选国家经济表现的详细记录，并试图解释部分国家经济成功的原因。在他们的文章中，选举团（selectorate ）决定领导人的人选。在一个简单的声誉模型中，他们发现当选举团的力量不依赖于在位领导者时，它更换领导人的威胁就变成可信的，领导人因此会选择有利于经济增长的政策。Gehlbach＆Keefer（2008）发现，当执政党有较长的历史时，非民选政府的经济表现更为优异，他们将其视为政党制度化正面作用的证据。特别地，他们的模型将党内信息共享视为政党制度化的最重要特征。信息共享意味着党的成员了解领导人的行动，并通过行使否决权来约束领导人，这会降低领导人对党的成员的掠夺能力，从而促进投资和经济增长。     上述两篇文章都强调了在位群体对领导人的约束作用，本文与之不同之处在于，本文主要研究不同群体之间的竞争对政府政策的影响。另外，在理论上，执政者在本模型中并不是固定不变的；更重要的是，本文建立了社会平等和更优的经济表现之间的关联。     在最近解释中国经济成就的文献中，钱颖一和他的合作者（Qian＆Weingast，1997；Qian＆Roland，1998）、诺顿（Naughton，2004）、谢千里和张军（Jefferson＆Zhang ，2008）也提供了政治经济学的解释。钱颖一等人强调财政分权作为一个约束中央政府的承诺机制和约束地方政府的竞争机制的作用。但也有部分文献批评钱颖一等人过分强调了财政分权的作用。例如，在比较了中国和俄国财政分权的表现后，布兰查德和施莱弗（Blanchard ＆Shleifer，2001）认为，单独的财政分权不足以产生一个保护市场和促进增长的政策，中国的成功较多地与政治集权有关。事实上，1994年的财政改革在一定程度上出现了中央再集权的现象。     诺顿基于对中国共产党有能力保持一个有效的官僚系统的认知而提出了另外一个解释。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相比，中国的官僚系统在很多方面是比较有效的，特别是它能够执行与经济发展有关的指令，这是因为经济增长能提高官员的政绩，进而增加官员的收入和升迁的概率（Li＆Zhou，2005）。不可否认的是，有效的官僚系统有助于中国经济的成功。但是，我们怀疑它是否是中国经济增长的根本原因。科举制度从隋朝起就存在了，但中国至少在过去500年内没有发生较快的经济增长；另一方面，诺顿没有解释为什么官僚体系的领导需要经济发展。     谢千里和张军区分了政府合法性的两个源泉，一个是程序，另一个是表现。     他们认为，中国政府采用了促进经济增长的政策，是因为它追求的是基于表现的合法性。本文的模型也可以推导出这个结论，因为政府必须保证合适的经济表现以安抚社会群体。事实上，威权政府都不注重程序上的合法性，而且大多数希望通过给人民带来福利改进而获得合法性。然而，只有少数国家实现了持续、快速的经济增长，这意味着，单独追求表现的合法性也不足以产生持续的经济增长。     在前面提到的文献中，Gehlbach＆Keefer（2008）、Besley＆Kudamatsu（2007）也提供了有关中国经济增长的解释，尽管他们的文章不是针对中国的。     Gehlbach＆Keefer（2008）对政党制度化的关注值得一提。与毛泽东时代相比，中国共产党在很多方面实现了制度化，如退休制度、平稳的领导更替、更加正规和理性的决策程序以及党内更多的权力共享等等，这些变化有助于中国共产党采取更合适的经济政策。不过，这个理论还不足以解释为什么中国共产党采用了有利于整个社会而不是仅仅有利于其成员的政策。在Besley＆Kudamatsu （2007）的模型中，党的领导人采取促进经济增长的政策，是因为中国共产党权力比较稳定。但是，把中国共产党的权力看作外生给定的，将失去解释的关键效力。在取得政权之后，中国共产党在早期拥有很高的支持率，但由于前三十年所犯的错误，在改革初期，党的革命红利已经大为削弱。在过去的三十多年里，党的合法性主要来自于经济的持续增长以及由此而产生的民众的高支持率。     …………          五、改革时期的中性政府          本节结合上一节的理论命题，给出并讨论中国政府是中性政府的证据。在此之前，我们首先明确几个问题。一是分析单位问题。我国政府层级很多，经济分权体制独特，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的行为存在很大差异。在下面的分析中，我们所讲的政府，如果不加特别说明，一律是指中央政府；也就是说，我们的分析单位是全国，而不是局部地区。某个局部地区在政策上可能受到歧视，但从全国范围来看，受到歧视的原因可能是该地区的生产能力较为低下，因此，政府政策仍然符合中性性质。二是群体的定义问题。中国的社会群体分化不像其它国家那样清晰，但是，当考察具体的政府政策的时候，我们还是能够比较清楚地辨认出不同的利益群体。比如，当我们考察国有企业改制的时候，工人和企业经理就是两个利益诉求不同的群体；当我们考察汇率制度的时候，这样的群体就变成了出口企业和普通消费者。三是政府政策的所指问题。在我们的模型中，政府决定两个政策，一个是税率，一个是政府服务。在现实中，我们可以把这两个决策理解为政府政策对不同群体的损失和收益的实质性影响。     此外，我们还需要明确讨论一下我们的理论模型所暗含的几个对政府的假设：其一，我们假设政府是务实的，没有意识形态的约束，可以根据情形确定自己的政策；其二，我们假设社会群体具有对政府进行“革命”的能力，而政府需要对此作出回应；其三，我们还假设政府可以区别对待不同的社会群体。关于第一个假设，我们注意到，过去三十多年是党摆脱僵化的意识形态，走向务实主义的时期。关于第二个假设，“革命”在此可以理解为任何可以削弱政府执政合法性的行为，如示威游行、在报刊和网络上发表批评文章等。在我们的理论模型中，不成功的革命相当于对政府合法性没有任何威胁的行动，成功的革命则是有威胁的行动，而成功且剥夺了在位群体财产的革命是有严重威胁的行动。事实表明，中国政府非常关注民众的诉求，特别是当这样的诉求会演化为群体性事件的时候。     最后，如果把对社会群体的定义和政府政策联系起来，我们就很容易理解第三个假设。     几乎所有的政府政策都同时制造得利者和失利者，政府在做出决策的时候，总是要在社会群体之间进行取舍。如果一个群体从中得益，则这个群体就可以被理解为我们理论模型中的在位群体；反之，它就是在野群体。     最后，在我们的理论模型里，政府是一个全面的、精于计算的行为主体，这个假设在现实中肯定是不成立的。但是，在具体政策上，把政府看作一个精于计算的主体还是合适的，因为具体政策的得利者和失利者是比较明显的。实际上，我们的理论模型也可以看作是对政府具体政策的描述，而不是对它的整体政策的描述。     在完成了以上准备工作之后，我们可以讨论过去三十多年中国政府的中性性质。显然，要详细讨论这个问题，需要一篇长文，超出了本文的范畴。这里，我们将采取举例的方式，试图说明，中国政府既没有屈服于精英的力量，也没有迁就民众的短期利益，经济政策的制定和实施主要是以国家的长远经济发展为导向。     反映第一方面的一个例子是价格双轨制改革。于1985年正式开始实行的价格双轨制是在两种倾向——完全抛弃或继续坚持计划定价——之间的一种妥协。价格双轨制允许国有企业在完成国家计划配额之后在市场上自由销售产品和购买原材料，而市场价格往往高于国家计划的价格。     价格双轨制降低了改革的阻力，让我国平稳地完成了价格改革，刘遵义、钱颖一和罗兰（Lau ，Qian，and Roland，2000）因此把它称为“没有失利者的改革”。但在现实中，双轨之间的价格差额创造了巨大的寻租空间，企业和控制配额的政府官员可以通过把配额卖给其他企业和个人，从而轻易致富。控制配额的往往是党内或政府的强势人物，因此，对很多学者来说，像价格双轨制这样的部分改革会造就一些坐享好处的利益集团，从而使进一步的改革变得非常艰难。但是，中国的发展证明，这种预言错了。在1994年，最后的双轨制价格——双重汇率——被取消，双重价格被统一成单一的市场价格。在这里，借着价格双轨制而成长起来的市场力量起到了关键性作用。从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乡镇企业异军突起，到90年代初已经占到工业增长和出口的半壁河山（Lin ＆Yao ，2001）。     另外，私营企业也在90年代初发展起来。但是，乡镇企业和私营企业的原材料和产品都依赖市场价格，它们的快速发展是在夹缝里发生的。因此，它们迫切希望改变双轨制产生的“资源错配”，这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双轨价格的并轨。     反映第二方面的一个例子是国有企业民营化。邓小平南巡之后，广东顺德和山东诸城开始了国企的民营化。经过广泛的调研和讨论，中央政府于1995年出台了“抓大放小”的政策，决定保留500到1000家大型国有企业，允许较小的企业租赁或转让。从“放小”政策衍生出来“改制”，在很多情况下，改制就是民营化。到2005年底，1995年的国有工业企业中的76.7%都已经民营化或破产了（Garnautet al ，2005）。与民营化相伴随的是国有企业就业数量的下降。裁员的高峰发生在1998年，这一年国有企业中有二千万员工下岗或失业。从1995年到2005年，近五千万国有部门的职工经历了下岗或失业（Garnaut et al ，2005）。对党而言，这构成了一个严重的挑战。但是，政府没有因此停步不前，而是一方面低调进行民营化，另一方面尽最大可能帮助下岗失业工人再就业。这个策略被证明是有效的。到2005年，国有企业的改革已经接近尾声，大多数失业和下岗工人找到了新的工作或进入城市最低生活保障。     我们还可以举出更多例子来。下面着重举例说明我们的理论模型中的一个重要推论，即一个中性政府会选择性地采取有利于经济增长的政策，哪怕这些政策会造成收入的不平等。回顾一下中国政府在过去三十多年所采纳的经济政策，可以发现，就短期而言，它们都不是利益中立的，而总是偏向某些群体，长期累积起来就会导致收入不平等。中国政府之所以能够采取这些看似歧视性的政策，恰恰是因为它是中性：因为并不特别地照顾任何群体的利益，它才可能放开手脚采取“有偏”但却和生产能力匹配的经济政策。城乡收入差距和对外开放是两个很好的例子。     农村改革一开始是一个“有偏”的改革，它以提高农产品价格为核心，从而让农民得益，城市居民受损。家庭经营的重新确立，进一步提高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他们的收入进一步提高。尽管政府对城市居民的食物补贴也增加了，但总体而言，农民收入的增长速度超过了城市居民，一个重要的证据是，城乡收入差距由1978年的2.8倍缩小到1985年的1.8倍。但是，自1985年之后，城乡收入差距就没有缩小过，到今天已经达到3.5倍（国家统计局，2010）。这其中的原因比较复杂，但政府对城市投资力度的加大难逃其责。然而，从纯粹经济收益的角度来看，在农业生产率达到一定水平后，投资城市比投资农村的收益大得多，因此，这既符合政府的利益，也在一定程度上符合整个社会的利益。     对外开放是比农村改革更加“有偏”的举措。对外开放以特区为先导，在特区设立之初，中央政府给了它们非常优厚的政策待遇，其它地区对此表现了极大的不满。中央政府的反应不是取消特区，而是确立了沿海开放政策，给予沿海开放城市和特区差不多的政策。这个政策开启了沿海和内地差距拉大的大门，但对中国经济的起飞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中国大陆由此完成了中国台湾和韩国在20世纪60年代初期完成的从进口替代战略到出口导向战略的转型。加入世贸组织是中国完全融入世界经济体系的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步。入世之前，国内对入世可能对中国经济造成的冲击有许多讨论，普遍观点是，入世将对我国的农业、汽车制造、零售业、金融业以及电信服务业产生巨大的冲击。政府并没有被这些担心所左右，入世之后的结果也表明，入世之前的悲观预测多数是错误的。除大豆和棉花之外，多数农产品的出口增加了；汽车市场发生了“井喷式”增长，自主品牌不仅没有萎缩，而是有了巨大的发展；金融和电信行业并没有受到很大的冲击，只有零售业受到的冲击较大。总体而言，中国的出口自2001年入世到2007年经济危机爆发之前保持了年均29%的高速增长，速度接近20世纪90年代的两倍（国家统计局，2010）。     改革时期中性政府得益于20世纪的中国革命和共和国前三十年对社会平等的深化。20世纪的中国革命打破了封建社会关系，把中国领入现代化的大门。事实上，在20世纪50年代早期，尽管大陆和台湾地区的政体完全不同，但在社会结构和经济政策方面，两者惊人地一致。在农村，两岸都完成了土地改革，完成了孙中山先生“耕者有其田”的遗愿；在城市，大陆没收了官僚资本，但保留了民族私人资本，台湾地区则没收了日本殖民者的资本，但也保留了私人资本。两岸社会都被均等化了，其结果是，两岸都可以放心地采取有利于长期经济增长的经济政策。     相比之下，其他发展中国家却存在深刻的社会不平等以及由此而生的政治和经济不平等。以印度为例，种姓制度和宗教至今仍然是影响其政治的重要力量，一些政客和宗教领袖以种姓和宗教为依托建立起庞大的政治势力，左右政府政策（Mehta ，2005）。另外，尽管印度政府很早就通过了土地改革法案，但至今仍然有11%的农民没有土地，在印共长期执政的西孟加拉邦，更是达到30%以上（Mukerjee，2009）。尽管印度人口中拥有大学文凭的比例高于中国，但其文盲率却达到40%，其中多数是地位低下的妇女。另一个例子是菲律宾。在20世纪60年代，菲律宾是发展中国家当中的明星，但是，马科斯长达二十年的独裁统治却毁掉了菲律宾的经济，而马科斯统治的基础是地方上的旧势力。在殖民时代，这些旧势力是殖民者的统治工具，殖民时代结束之后，他们非但没有消失，而且得到发展壮大（陈衍德，2004）。尽管马科斯的独裁统治已经结束二十年，但菲律宾仍然处于地方旧势力的控制之中，2009年11月发生在棉兰老岛的屠杀事件就是旧势力之间火并的结果。世界银行2008年的发展报告发现，土地分配不平等是阻碍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关键性因素之一，其背后的原因是大土地拥有者左右着国家政策，阻碍教育的普及和新技术的推广（World Bank，2008）。          六、结语          本文对中国1978年以来的高速经济增长给出了一个政治经济学解释。我们通过理论模型和经验例证阐述了如下逻辑：20世纪革命所造就的平等社会结构为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奠定了社会基础，在此之上，党完成了从激进主义到务实主义的转变，党所领导的政府成为一个中性政府，它关心的不是短期和局部利益，而是社会的长远利益。我们的解释不是对中国经济成功的唯一解释，而是从一个侧面揭示了经济增长的政治逻辑。     我们想提醒读者的是，在一定意义上，中性政府是一个很弱的概念，它只要求政府不长期支持某些社会集团。但是，中性政府却不是发展中国家政府的常态，而是特例。在一般发展中国家，四种政府形态比较普遍，即精英主义、民粹主义、精英主义和民粹主义的混合、精英主义和民粹主义的交替。精英主义政府就是来自精英阶层或与精英基层结盟的政府，民粹主义政府就是用再分配政策讨好民众的政府，前者为少数人服务，后者则置国家的未来于不顾。在当今世界，纯粹的精英主义政府或纯粹的民粹主义政府都比较少见，两者的混合或交替是更普遍的情形，前一种情形主要出现在南亚，后一种情形主要出现在拉美。值得注意的是，一个民主社会的政府完全可能是精英主义的，在存在极端不平等的国家里，这种情况更可能出现。在这样的国家里，精英利用他们的政治和经济优势操控选举，左右政府政策，而大多数普通百姓则处于无能为力的地位。但是，正因为此，这些国家的民粹主义呼声也很高：普通百姓有被剥夺的感觉，因此要通过民主程序要求更多的再分配。中国是少数特例之一，而正是这个看似一般的特别之处，却足以解释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在经济表现方面的巨大差异。     由此引出了本文最后一个结论：中国过去三十多年的高速增长得益于中国不是一个“常态的”发展中国家这一事实。平等的社会结构和由此产生的中性政府定义了中国的独特性。那么，接下来的问题是：中国是否能够保持这种独特性？中国是否会变成一个“常态的”发展中国家？种种迹象表明，做出一个乐观的回答将越来越难。     一个可能的图景是，当前的收入差距演变为社会壁垒，并最终葬送平等的社会结构。但是，对此的讨论已经超出了本文的范畴，有待作者或其他研究者做进一步的认真研究。          *贺大兴，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邮政编码：100871，电子信箱：hedaxing@gmail.com；姚洋，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中国经济研究中心，邮政编码：100871，电子信箱：yyao@ccer.pku.edu.cn.本文得到教育部人文和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项目“中国制度转型研究”（项目编号04JJD790002）的支持。作者感谢Lee Benham、Daniel Bromley、Michael Carter、Oded Galor、Yukon Huang 、Phillip Keefer、John Knight 、Gerard Padro-I-Miquel 、Debraj Ray、MaryShirley 、彭锋、文贯中等人的建设性意见。文章初稿曾在北京大学、复旦大学、哈佛大学、布朗大学、莫斯科高等经济学院、纽约大学、纽约新大学、武汉大学、厦门大学、世界银行、三一学院、瓦莎学院、香港大学等的学术研讨会上宣讲过，作者对与会者的评论表示感谢。作者感谢匿名审稿人的意见。文责自负。      阅读全文请下载PDF文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