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世和

　　有关调房价的问题，其实，说穿了是货币超发与地方政府利益的问题。在我看来，调房价是一个伪命题，之所以如此纠结而又无赖，就在于调房价已陷入两难的陷阱。调成功了，房价下降了，地方政府“破产”了。如果调房价不成功，房价疯涨，新政的面子没了，权威何在？ 　　调与不调，两难啊！ 　　路还得走，房也必须住。两相比较，宁可新政颜面扫地，也不能让地方政府“破产”。故调控路径的走向，到这里，已大致看出端倪，其基本思路是：不说不行，真做也不行。非不能也，实不愿矣！ 　　坦率一点说，中国的房地产开发哪有丝毫的市场经济模样？所谓市场经济，乃是法制经济，买卖的双方应处在一个公开透明的市场环境中，地方政府基本处于中间立场，哪能像现在这样成为其中的一方获取巨大利益，既是运动员，又是裁判员。 　　事实上，我国的房地产不叫商业买卖而叫开发，它是政府主导下的房地产项目开发，基本上属于行政行为。整个开发的运作机制在这个世界上绝无仅有，只此一家，别无分店。从土地使用的征收、规划、安置、挂牌、招商、出让、招投标、围标、抵押、补贴到房屋的拆迁、贷款、建设、奠基、广告、开盘、剪彩、预售、垫资、缴费、办证、入住等等，都有地方政府及各行政部门的身影。因此，房地产开发不是单纯的房开商一家之事，板子打在房开商一家实属不公。实际上，房开商的利益已经和地方政府、国有银行、官方媒体、各行政部门水乳交融，难解难分了。我国的房地产开发形成的是以地方政府为首的“联合阵线”，其势力之大、发展之惊人、规模之空前，堪称世界一流！ 　　以“刚性需求”作为房地产开发的“口头禅”为例，本来“刚性需求”对于一般老百姓来说，应是吃饭遮体的内容。可是，不知何年何月“刚需”从吃饭遮体转移到房产领域。谁也没有注意，“刚需”就从传统经济学词典的“有效需求”摇身一变成为购买房产的专用名词了。贩卖油盐柴米或出售内衣内裤的商家也不知从何年何月何日起，一下子变得理不直、气不壮。不敢说“刚性需求”应该是吃饭遮体，而是对购买房产的“刚性需求”望洋兴叹，说声“拜拜”。 　　可见房地产的威力有多大，以“刚性需求”作为售房的理由，是房开商、地方政府、官方媒体、国有银行最大的借口。售房对此四者来说利益最大。即使沿着京广线将楼房从北京建到广州，铺天盖地的楼房规模空前，可地方政府、房开商和官方媒体仍然会说“土地的供给不够”。事实上，中国的城镇老百姓绝大多数都有二套以上的房屋，只不过有部分人因子女在异地读书就业需要在异地（指大城市）购房，或有一些“改善”性质的需求,但也不能夸张到“刚需”的地步。 　　地方政府在土地财政问题上的巨大利益与房屋开发项目剪不断、理还乱。当回过神来的小民百姓了解这一切时，地方政府公司化的倾向已经愈来愈严重，现阶段，地方政府已是赤膊上阵、直接走上房地产开发的前沿阵地。处于“战斗第一线”的地方政府对小民们的征地血拆，以及对房开商的种种优惠足以使世界上任何一国的地方政府汗颜。 　　虽然也有个别房开商抱怨地方政府赚得多些，广东有一位房开商身份的政协委员，绘制了一张房开商在地方政府办理房地产手续的《万里长征图》，该图说明房开商办理手续需“过五关斩六将”，办理程序之繁复，手续之复杂，交付的款项之多，时间长达799天。看图之后令人咋舌！但在对房开商遭受如此“盘剥”心生同情之余，也不免产生另外的联想，如此割肉，房开商居然一如既往，趋之若鹜，可见这之间的利润之大！ 　　地方政府与房开商二者谁赚得多谁赚得少由此引起争论，其实对小民来说，都是暴利，无非是五十步与一百步的关系。 　　正当我们为房子多、无房人也多而困惑时，走马上任的地方官员却对成群成片的空置楼房不屑一顾。在地方官员们看来，城市中心早期开发的小高层楼房（七至八层），如果将其抓紧拆除，在此黄金地段建造高楼，寸土寸金，推高的房价会让“新”的地方政府与房开商赚得盆满钵满，可以满足地方行政奢华的庞大开支。于是，地方上给这些80年代和90年代才开发的七至八层的商品房戴上“城中村”和“棚户区”的帽子，以便忽悠中央，实际上，这一切都在“买涨不买跌”的“局”里。以房开商实施的“开盘”战术为例，“开盘”战术的方式是将分散在若干时段已登记的购房者聚集在一个时间节点上，通过托儿们的起哄、地方官员的剪彩、房开商的所谓“打折”和传媒的夸张式宣传足以使大多数购房者排起长队，将一生的积蓄投入房开商和地方政府的怀抱。 　　对于中央的调控措施，有人认为违背了市场经济。但是，仔细一想，既然中国的房地产市场如同房开商们所说的是“市场经济”，房价是经营者自主制定的，为何不限“最高分——最高价”，而要限制 “最低分——最低价”呢？实际上，当购房人与房开商签订了《商品房买卖合同》，并以此办理房产权证时，房屋产权部门对价格较低的合同购房价不予认可，而是强行按照房管部门公布的该地段的房价提升消费者的购房价并让其交税。可见，当购房者的合同价被认为“低价”时，房屋行政管理部门可以“去掉一个最低分”，强令购房人按高房价交税。而当房开商单方面将房价提升到超过美国、日本等国的房价时，房屋行政管理部门却听之任之，以所谓“市场经济”为由视而不见，这种“去掉一个最低分”的售房行为，是哪一国的市场经济？简直就是只准房开商“放火”，不许百姓（购房人）“点灯”的“市场经济！” 　　根据我国《价格法》第八条规定，“经营者定价的基本依据是生产经营成本和市场供求状况。”对于商品房的生产经营成本的公布和测算，老百姓与业内专家多次呼吁，但至今仍未公布与测算。 　　由上可知，我国的房地产开发是畸形的，它不是完全的“市场经济”的产物，它违背了供需平衡的原理，它在房开商、地方政府、官方媒体、商业银行四位一体的利益驱动下高歌猛进。而相对一方的购房人是在信息不对称的条件下入市购房的。房开商不愿按《价格法》的规定公布生产经营成本，房开商的定价具有相当的炒作成分。因而是一种不公平的“假市场经济”。 　　以“期房预售”为例。想当初，房地产开发初期，房开商的投资资金有限，采取期房预售可以弥补资金的不足，但持续开发几十年后，房开商已经腰缠万贯，有的甚至身家已过百亿了，为何还要保留期房预售呢？须知，期房预售对购房的老百姓来说是不公平的，房开商在一张图纸上把商品房描绘得美轮美奂，让老百姓在图纸上购房，在未交房之前就全部收取购房款，占用老百姓几年的本金与利息不说，风险甩给购房一方。一旦房开商遇政策或其他风险使房屋不能竣工交付时，可以溜之大吉，而购房者则因房开商在法律上的“有限责任”徒唤奈何。 　　可见，在各方利益的博弈下，中央调控楼市的措施与房开商、地方政府、传媒集团相比，不仅在宣传方面甘拜下风，甚至在调控措施的全面性方面也不平衡。房价之所以“调”不下去，关键是，地方政府垄断了土地的出让，秉承地方政府旨意的官方媒体控制了宣传话语权，国有商业银行又利用央行的“印钞”以及大量的存款将天量资金投入房地产开发。由此可知，小民百姓在强大的房地产链形成的强势利益集团面前，几乎属于引颈挨宰的角色。实际上，当下的地方政府除了“修房”之外已经“无路可走”了，所谓“城镇化”和“改造棚户区”无非是“房屋开发”的代名词。因此调房价是一个搞笑的问题。几乎是在“贼喊抓贼”！因为，房价的决定权就含在房开商的口中，谁也不会傻到把进嘴的肥肉吐出来，即使将大量的空置房抵给银行也不可能降价。至于平民百姓，也只有听天由命了。当限购、限贷半途而废，限价与禁止预售不能施行时，房产税便呼之欲出了，在调控政策不能撕开房地产“假市场经济”的遮羞面纱时，人有多大胆、地就有多大产！ 　　可以预计，超发的货币与高企的房价最终会将微利的制造业及其他行业置于死地！ 本文责编： jiangxl 发信站：爱思想（http://www.aisixiang.com），栏目： 天益学术 > 经济学 > 经济时评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72813.html 文章来源：作者授权爱思想发布，转载请注明出处（http://www.aisixiang.com）。

　　“若徇私贪浊，非止坏公法，损百姓，纵事未发间，中心岂不常惧？恐惧既多，亦有因而致死。大丈夫岂得苟贪财物以害身命，使子孙每怀愧耻耶！” 　　 ——唐太宗 　　原铁道部长刘志军一案，因开庭后披露受贿金额之巨，网上骂声连连，检点案件形迹，该案苟苟营营之勾当，惹得民怨如沸持续发酵，至于罪罚之结果，网友们更是议论纷纷，愤愤不平！ 　　对于刘氏判决之后果，官方老调重弹，处之应然，引发笔者联想。从刑事法层面考量，起诉书列举刘志军受贿罪四个“情节特别严重”，按《刑法》第三百八十三条依律当斩。然，中国刑法在死刑之中又有死缓一途，尚可保命。换言之，犯受贿罪“情节特别严重”的处死刑，摆在刘氏面前的便有两个结果了，即“死刑立即执行”与“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同是死刑，却关乎生与死两种路径，差别何其大？ 　　刘氏所犯既是死罪，依惯例被判死缓而侥幸逃过死亡一劫的贪官大有人在。因是之故，众人皆曰：贪官多为死缓专业户！ 　　然而，刘氏一案能与死亡擦肩而过远非律典刑条所能概括，冷然回眸，竟发现刘氏一案有以下特殊情形。 　　首先，刘氏官阶正好够上“老虎”级别，从当下官员的层级看，刘氏若再跃上一官阶，便可进入核心层级。如依律当斩，会让有关方面颜面扫地；若低一级官位，副部副省以下官员涉贪涉腐多如牛毛，且不够当下“老虎”称谓。故，刘氏位阶正符合杀一儆百之震慑效果。 　　其次，刘氏受贿金额之巨，堪比明之严嵩、清之和珅，即令将刘氏所涉374套房产与8亿资产的巨额款项排除于审理范畴，仅6000多万的起诉金额也可毙掉两个文强。至于文强涉嫌强奸罪名，实为多数贪官恶习，而本案刘氏之德行，借用古龙的话讲，这些贪吏，“者边走，那边走，只是寻花柳！”可见，刘氏多方寻花问柳并不比文强差。 　　再次，我朝反贪气象渐行渐近，刘氏正巧被紫气东来的肃贪风暴裹挟卷入铁笼子中展示，刘氏这只死老虎太符合“老虎”的样品了，如网开一面，还能杀谁呢？如今高他一个档次关在笼子里的只有一人矣…… 　　以上情状，足见刘氏逃过死亡一劫实属奇险无比！ 　　上述特殊情形之类的嗟叹或许有些不太专业，但既然是联想，必不局限于法律窠臼，应放眼历史，举例喻世。 　　须知历史是不能割断的。 　　从唐朝的史实观之，贞观年间杀人极其慎重，唐太宗将死刑三复奏改为五复奏便在程序上亲自把住人命关天之生死命门。 　　比照当下，从朝局议事的种种情形看，估计刘氏一案也须“复奏”，其命运当在最高法院之上一两个层级定夺。 　　据披露的庭审情状，法庭没有启动量刑辩论这道程序。须知，被告与刑辩律师均不否认控诉罪名，亦未作无罪辩，法庭自当进入量刑辩论程序。然而，本案的特殊性却是刘氏只能被判死刑，至于死刑立即执行抑或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双方没有量刑辩论；又有报刊撇清迷雾，认为检察官没说“从轻处罚”。其实，说与不说无关宏旨。本案没有量刑辩论程序足以证明法庭与检察官做不了主。本案因循历史惯例尚需“复奏”。 　　试想一下，如是唐太宗处理此案当如何对待？ 　　贞观年间，唐太宗施行宽法慎刑，如对“止盗”，唐太宗认为：“民之所以为盗者，由赋繁役重，官吏贪求，饥寒切身，故不暇顾廉耻耳。朕当去奢省费，轻徭薄赋，举用廉吏，使民衣食有余，则自不为盗，安用重法邪！”可见，唐太宗对待小民之罪是宽法仁政，他不用重刑治民，轻徭薄赋，实为治本。然而，宽仁慎刑的唐太宗处置贪贿一类案件，却一改“理狱之体，必务仁恕”，而是“弹纠不避权贵”——在他看来，重大贪浊官员，均应处死。当然，唐太宗的少杀慎杀也是做到极致，“待到贞观四年，‘断死刑天下二十九人’”。或许唐太宗如此少杀慎杀，史书有夸张成分，但他“除恶官吏贪浊，有枉法受财者，必无赦免”却是事实。 　　前朝智慧，应为镜鉴，但要达到唐太宗李世民宽法待小民重罪治官吏之境界，为政者非冰冻三尺之历练不能企及。 　　当下，既不能承袭明君之智，亦不能依西法之衡平尺度，奈何！若一味老调重弹，虽科处刘氏死缓亦符合律法之裁量，然，庶民百姓则心知肚明，别有联想，心领神会之处， 乃上层处置贪贿之底线与最高法之“良苦用心”矣！ 　　 注：引文出自《唐太宗传》（中国文艺出版社、光明日报出版社联合出版） 本文责编： jiangxl 发信站：爱思想（http://www.aisixiang.com），栏目： 天益学术 > 政治学 > 政治时评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65776.html 文章来源：作者授权爱思想发布，转载请注明出处（http://www.aisixiang.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