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卫

美国之音 | 禁书《立此存照》主编访港发布新书

香港 — 中国内地禁书《立此存照•500位中国人的心灵记录 (第三卷)》在香港書展問世。主编陈卫东獲准来港并在星期五举行新书发布会。   北京艺术家、独立制片人杨卫东在香港书展期间来到香港城市大学,发表他的新书《立此存照》第三卷。《立此存照》的第一卷和第二卷分别记载了不少政治敏感的访谈内容,也记载了不少不满中国现狀的声音。而第三卷主要纪录了中国“红二代”的心路历程和他们的反思,记载了25位父辈中带有红色背景的人士。   为了记载500位中国人的想法、记忆、反思与展望,杨卫东在这六年来,付出了很多心血和代价,一人拍摄采访身处不同领域和阶层的中国人。去年4月,他被中国当局禁止出境、监视生活,让他无法正常生活。但是,他坚持拍摄的工作,希望自己把从受访者身上所感受到的真实表达出来,“说真话”。   这次来香港,他先跟当局汇报和妥协,并详细告知在香港的个人行程。   《立此存照》主编杨卫东說:“妥协是门艺术,在这个不丧失立场的情况下,你妥协,就是很必要的。没有必要在一些很枝节的问题上去坚守他们。你的方向是对的,你的方向还在进行,一些细节的丧失我觉得,对于我来讲没关系。我的妥协就是(在香港)不发表发言,这是我对他们的一种诚意,对他们的职务的一种尊重,所以我来了。”   杨卫东在他多年来的采访中发现,中国社会上累计了很多的民怨,人民越来越敢说话,反抗的行动越来越尖锐和激烈。   《立此存照》主编,杨卫东说:“民怨已经到(嗓子眼),我相信执政的他们应该很清楚,生活的压力,税收在不断的增多,房产要收房产税了…再压的话这个声音就要喷发出来了…很多人,比如说像在第三卷,有很多老人,尤其是经过反右,就是他们被打成右派的那些老人,他们想说话。受到不公待遇的,想说话,但在体制内的人不理我嘛。”   杨卫东採訪的之一艺术家杜峡也一同来了香港。他认为,杨卫东的工作非常重要,是第一个这么系统化去纪录中国人的心声的人,而他的采访对象从社会科学,走到政治这一块,采访的对象层次也越来越高。   《立此存照》二卷受访者、艺术家杜峡说:“当他做这些事的时候,接受他采访的人,和拒绝他采访的人,这些人必然心里有一些涟漪、一些反映,一些变化。当这个缺口一旦打开,比如说杨卫东以前是不允许他出国的,香港都不允许。这次慢慢地允许他来了,这是一个好的开端,是一种互动,当来了之后,回去又没有被逮捕的时候,他的做这个事情的过程中,他的民气,这些影响力,会慢慢扩散出去,会慢慢有第二个、第三个来参与,加入做类似的事情。”   杨卫东计划采访香港和台湾的立法会议员,成為《立此存照》的第四卷。 fullrss.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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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獨立媒體 | 中国:新领导班子应直视天安门后续问题

http://www.hrw.org/zh-hans/news/2013/06/01 中国:新领导班子应直视天安门后续问题 过往迫害迟不平反将使依法治国沦为空谈 2013年06月01日 (纽约,2013年6月1日)-人权观察今天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其他领导人应秉持依法治国的承诺,承认政府对于24年前屠杀无武装平民负有责任,并且允许民间举办记念活动。 六四血腥镇压二十多年后,中国政府仍矢口否认在压制天安门示威时曾经犯错。人权观察指出,中国政府不仅掩盖杀人事实、纵放加害者、压迫遇难者和幸存者家属,还持续严格监控集会和言论自由。 人权观察中国部主任索菲・理查森(Sophie Richardson)说,“中国历届领导人一直试图将天安门事件从史册抹去。但新上台的领导班子可以选择改弦更张,展现与前任不同的作风。一个很好的起点就是允许家属和维权人士悼念六四,不必担心秋后算帐。” 随着1989天安门屠杀24周年记念日逼近,中国政府已加紧监控死难者家属维权人士。天安门母亲──由六四死难或失踪者家属组成的非政府组织──的成员张先玲被阻止前往香港参加周年记念活动。其他许多活跃的维权人士也在“敏感期间”遭紧盯。例如广州人权律师唐荆陵,根据媒体和非政府组织报导,已被警方从家中带走。 中国政府严禁一切传播媒体和教育机构谈论六四相关议题,并且有系统地过泸网路上的象征数字,包括6/4和89──甚至不放过意图躲避审查的隐讳说法,例如实际上不存在的“5月35日”。 据媒体报导,中国共产党中央办公厅最近下发一份与“七不讲”有关的文件,要求所有高校(即大专院校)不得讨论包括“普世价值”和党的历史错误在内的一些话题。同一时间,另一份由中共中央组织部、宣传部和教育部党组联合下发的文件则要求各地高校加强对青年教师的“思想政治工作”。在1989年示威活动中,大学生曾扮演主要角色。 天安门镇压是针对自1989年4月起在北京天安门广场和其他城市聚集示威,要求建立多元政治体 制的工人、学生和市民。中国政府面对日益高涨的抗争,于5月下旬宣布戒严,并授权军队使用致命武器。 1989年6月3日至4日,中国军队开枪杀死不明人数的无武装平民,其中许多人并未参与示威。继大屠杀之后,又有数千人遭到逮捕,被控“反革命”或扰乱社会秩序、纵火等其他罪名。根据研究机构“对话”的调查,最后一批因“反革命罪”被囚禁逾二十年者才刚刚刑满出狱。 中国政府拒绝对屠杀提出解释,或追究杀人凶手的法律责任。政府起初坚称镇压是因应“反革命暴乱”的合法行动,并强调有些示威者攻击士兵、焚烧军车才导致伤亡。现在,政府虽已改口将事件称为“政治风波”而非“反革命”活动,却仍拒绝对事件进行调查,或公布死伤、失踪及囚禁者的资料。不过,天安门母亲已收集到202位在北京和其他城市因镇压遇难者的详细资料。 屠杀之后,政府通过了1989年《集会游行示威法》(《集会法》),其中一系列限制性条文造成人民实际上难以行使这项权利。举例而言,该法规定,一切示威活动必须得到警方(公安机关)许可。然而,实际上,中国警方很少许可公众示威,尤其是带有批评政府性质的。在24周年之前,有多位维权人士因申请举行记念六四的公众集会而遭逮捕或骚扰。 对于曾经参与1989民主运动的年轻人来说,这一事件在他们人生中留下不可磨灭的烙印,驱使他们投身长期抗争,付出极大代价。刘晓波在 1989年由教师变成示威领袖,现在是中国最著名的持不同政见者,被以“煽动颠覆”罪名判刑12年,现仍服刑中。他的妻子刘霞遭到非法软禁,关在北京家中。陈卫,1989年学运领袖之一,因为持续记录四川省的人权迫害案件,于2011年12月被判刑9年,罪名也是“煽动颠覆”。陈西,1989年任职贵州省某大学并领导示威,出狱后组建“贵州人权论坛”,于2011年12月被捕,以“煽动颠覆罪”判刑10年。这三人都曾在1989年政府镇压全国各地民主运动时首度入狱。 “政府一味否认、压抑,将使天安门的创伤无法平复,”理查森说。“由世界各国的经验来看,唯有正义和问责才能解决一个国家的历史悲剧──眼前的问题是,习近平是否有足够勇气面对这个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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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权观察 | 中国:新领导班子应直视天安门后续问题

中国历届领导人一直试图将天安门事件从史册抹去。但新上台的领导班子可以选择改弦更张,展现与前任不同的作风。一个很好的起点就是允许家属和维权人士悼念六四,不必担心秋后算帐。 索菲・理查森,中国部主任 (纽约,2013年6月1日)-人权观察今天说,中国国家主席 习近平 和其他领导人应秉持依法治国的承诺,承认政府对于24年前屠杀无武装平民负有责任,并且允许民间举办记念活动。 六四血腥镇压二十多年后, 中国 政府仍矢口否认在压制天安门示威时曾经犯错。人权观察指出,中国政府不仅掩盖杀人事实、纵放加害者、压迫遇难者和幸存者家属,还持续严格监控集会和言论自由。 人权观察中国部主任索菲・理查森( Sophie Richardson )说,“中国历届领导人一直试图将天安门事件从史册抹去。但新上台的领导班子可以选择改弦更张,展现与前任不同的作风。一个很好的起点就是允许家属和维权人士悼念六四,不必担心秋后算帐。” 随着1989天安门屠杀24周年记念日逼近,中国政府已加紧监控死难者家属维权人士。 天安门母亲 ──由六四死难或失踪者家属组成的非政府组织──的成员张先玲被阻止前往香港参加周年记念活动。其他许多活跃的维权人士也在“敏感期间”遭紧盯。例如广州人权律师 唐荆陵 ,根据媒体和非政府组织报导,已被警方从家中带走。 中国政府严禁一切传播媒体和教育机构谈论六四相关议题,并且有系统地过泸网路上的象征数字,包括6/4和89──甚至不放过意图躲避审查的隐讳说法,例如实际上不存在的“5月35日”。 据媒体报导,中国共产党中央办公厅最近下发一份与“七不讲”有关的文件,要求所有高校(即大专院校)不得讨论包括“普世价值”和党的历史错误在内的一些话题。同一时间,另一份由中共中央组织部、宣传部和教育部党组联合下发的文件则要求各地高校加强对青年教师的“思想政治工作”。在1989年示威活动中,大学生曾扮演主要角色。 天安门镇压是针对自1989年4月起在北京天安门广场和其他城市聚集示威,要求建立多元政治体 制的工人、学生和市民。中国政府面对日益高涨的抗争,于5月下旬宣布戒严,并授权军队使用致命武器。 1989年6月3日至4日,中国军队开枪杀死不明人数的无武装平民,其中许多人并未参与示威。继大屠杀之后,又有数千人遭到逮捕,被控“反革命”或扰乱社会秩序、纵火等其他罪名。根据研究机构“对话”的调查, 最后一批因“反革命罪”被囚禁逾二十年者 才刚刚刑满出狱。 中国政府拒绝对屠杀提出解释,或追究杀人凶手的法律责任。政府起初坚称镇压是因应“反革命暴乱”的合法行动,并强调有些示威者攻击士兵、焚烧军车才导致伤亡。现在,政府虽已改口将事件称为“政治风波”而非“反革命”活动,却仍拒绝对事件进行调查,或公布死伤、失踪及囚禁者的资料。不过,天安门母亲已收集到202位在北京和其他城市因镇压遇难者的详细资料。 屠杀之后,政府通过了1989年《集会游行示威法》(《集会法》),其中一系列限制性条文造成人民实际上难以行使这项权利。举例而言,该法规定,一切示威活动必须得到警方(公安机关)许可。然而,实际上,中国警方很少许可公众示威,尤其是带有批评政府性质的。在24周年之前,有多位维权人士因申请举行记念六四的公众集会而遭 逮捕 或骚扰。 对于曾经参与1989民主运动的年轻人来说,这一事件在他们人生中留下不可磨灭的烙印,驱使他们投身长期抗争,付出极大代价。 刘晓波 在1989年由教师变成示威领袖,现在是中国最著名的持不同政见者,被以“煽动颠覆”罪名判刑12年,现仍服刑中。他的妻子刘霞遭到非法软禁,关在北京家中。陈卫,1989年学运领袖之一,因为持续记录四川省的人权迫害案件,于2011年12月被判刑9年,罪名也是“煽动颠覆”。陈西,1989年任职贵州省某大学并领导示威,出狱后组建“贵州人权论坛”,于2011年12月被捕,以“煽动颠覆罪”判刑10年。这三人都曾在1989年政府镇压全国各地民主运动时首度入狱。 “政府一味否认、压抑,将使 天安门的创伤 无法平复,”理查森说。“由世界各国的经验来看,唯有正义和问责才能解决一个国家的历史悲剧──眼前的问题是,习近平是否有足够勇气面对这个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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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权网 | 维权网声明:尽早结束对“八九”一代及其亲属的持续打压

随着“六四” 24 周年的到来,中国大陆掀起了又一轮对民间异议人士、维权人士的打压高潮,许多人或被传唤,或被软禁,或被绑架,或被拘押。如此年复一年全国性的定期疯狂非法侵权情况,已经持续了近四分之一个世纪,因此涉及群体之广,受害人数之多,实为世所罕见。其中被打压尤其严重的群体是“八九”一代,甚至他们的亲属也受到株连。“维权网”对这种长时间、大规模、持续性地针对“八九”一代的歧视性的违法侵权行径表示强烈抗议并予以严正谴责! 今年“六四”到来之际, 5 月 22 日 ,曾参与八九民主运动的徐向荣、李维国、李文生三人依法向广州警方递交“六四”游行申请,结果被拘押;深圳曾参与八九民主运动的民主人士余刚因制作纪念“六四”横幅遭传唤, 5 月 27 日 被软禁家中并被断网;人权律师唐荆陵 5 月 29 日 被强迫外出“旅游”;独立作家野渡家门口有人把守,网络被切断;广州街头民主人士徐琳也被两名治安人员 24 小时监控,并且要求不得离开其所在的南沙区。 在湖南, 5 月 23 日 ,邵阳市新宁县国保将曾参与八九民主运动的维权人士罗茜带走囚禁于一宾馆,不提供足以充饥的食物,使其处于挨饿境况; 5 月 27 日 ,怀化市曾于八九年被判刑的民主维权人士张善光被溆浦县国保带走,与外界失去联系;同市的另一维权人士黎建军也被国保带走控制。 在陕西,曾因支持八九民主运动被开除公职的民主维权人士马晓明,于 5 月底就被西安国保强迫外出“旅游”; 5 月 30 日 ,八九学生领袖杨海和人权律师张鉴康被西安国保强行带到外地“旅游”。 在北京,大批上访维权人士“六四”前被强行遣送出京,还有一批维权人士如邓志波、赵广军、吕动力等多人被刑拘。一批独立学者和维权人士如张祖桦、许志永、胡佳等“六四”前一个月就遭到严控,被软禁于家中。与此同时,全国各地也纷纷传出因“六四”维稳而侵犯人权的种种情况。 如果说这种“六四”期间全国性打压已经成为惯例,使世界习以为常的话,那么其中“八九”一代中许多人因坚守“反腐败、争民主、要人权”的信念,践行宪法赋予公民的言论、监督、结社等等的基本权利, 24 年来反复多次被判刑入狱,甚至他们的亲人也受到株连的情况,值得世界高度关注! 例如:赵常青,陕西商洛人, 1989 年 因 六四事件 被关 北京 秦城监狱 4 个月; 1997 年 ,他在 陕西地方人 大选举 中指出当地官员违反选举法,被以“ 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 ” 判处 3 年徒刑; 2002 年 因起草致 中共 十六大公开信,提出平反六四等要求,被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处 5 年徒刑; 2013 年 4 月 17 日 因要求官员公布财产被以涉嫌“非法集会罪”刑拘,后被逮捕,现关押于北京第三看守所等待定罪判刑。 陈西,贵州省贵阳市人, 1989 年因组建贵州爱国民主联合会声援 六四事件 ,而被判入狱 3 年; 1995 年,因公开要求 平反六四 ,被判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入狱 10 年,剥夺政治权利 5 年; 2011 年 12 月 26 日 再次被以“煽动 颠覆国家政权罪 ” 判处 10 年有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 3 年。 刘贤斌,四川省遂宁市人, 1987 年考上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因参与 1989 年民主运动 ,于 1991 年 4 月 15 日 被北京市公安局逮捕,关押在 秦城监狱 ,后于 1992 年 12 月 28 日 被北京市中级法院以“ 反革命宣传煽动罪 ” 判刑 2 年 6 个月,剥夺政治权利 1 年; 1999 年 7 月 7 日 因参与申请组建中国民主党被遂宁市公安局刑事拘留 , 8 月 6 日 被遂宁市中级 法院以“ 颠覆国家政权罪 ” 判刑 13 年,剥夺政治权利 3 年; 2010 年 6 月 28 日 ,被以涉嫌“ 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 ” 刑事拘留, 2011 年 3 月 25 日 ,被四川遂宁市中级法院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处 10 年有期徒刑,并处 剥夺政治权利 2 年零 4 个月。 陈卫, 四川 省 遂 宁市 人, 1988 年考入 北京理工大学 ,因参与 1989 年民主运动被捕入狱,次年获释; 1992 年因参与组织中国自民党而被判处 5 年有期徒刑; 2011 年 3 月 29 日 被四川遂宁市检察院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拘捕,同年 12 月 23 日 被以“煽动 颠覆国家政权罪 ”判处 9 年有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 2 年。 刘晓波,北京师范大学教师、 文学 博士,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因参与 1989 年民主运动,当年 6 月 6 日被捕,在关押一年半后, 1991 年 1 月被判“反革命宣传煽动罪”但免予刑事处罚释放; 1995 年 5 月被北京市公安局以“监视居住”的形式单独关押在北京郊区,到 1996 年 2 月才被释放; 1996 年 8 月,以“扰乱社会秩序”被处 劳动教养 三年,被关押到大连劳动教养所; 2008 年 12 月 8 日 被以“涉嫌 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 ” 刑事拘留 , 2009 年 12 月 25 日 ,被 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处 有期徒刑 1 1 年, 剥夺政治权利 2 年。 以上仅是参与八九民主运动者 24 年来因践行宪法权利、担当公民义务而遭到反复判刑的几个例证,而全国受到类似迫害者不胜枚举。不仅这些“八九”过来人被当局长期歧视性地反复判刑入狱,而且其中许多 1989 年没有受到过刑事处罚,也就是没有被从法律上剥夺权利的人,也被歧视性地剥夺教育、经济发展等基本权利。 如原陕西师范大学学生赵常青, 1989 年虽然被关押,但没有受到刑事处罚, 1995 年他以优异成绩考上北京大学研究生时,被北大以他参与八九民主运动政审不合格为由剥夺了其读研究生的资格;原北京师范大学学生王德邦(王治晶), 1993 年考上中国人民大学研究生时,因参与八九民主运动政审不合格被人民大学剥夺读研究生资格。类似赵常青、王德邦这些八九年并没有受到刑事处罚的学生,仅仅因为参与了八九民主运动而被剥夺读研的教育权的情况在全国多有发生。直到 2012 年,“六四”过去 23 年后,湖南新宁县原中国人民大学学生罗茜,在参加司法考试通过后,仍被司法部以他曾参与八九民主运动为由而取消司考成绩,剥夺他成为执业律师的资格。 同时,在经济发展上,曾参与八九民主运动的学生在从事社会经济活动时,许多人都经历过被各种管理部门刁难、严查,甚至被以一些莫名的理由查封的情况。如浙江六四学生薛振标在广西南宁从事经营时,在 2001 年前后就经常受到当地工商税务等部门刁难,最后促使其无法经营而返乡; 2012 年底,原北师大八九学生领袖之一的陈天石经营一家幼儿园,结果也反复被当地有关部门前往调查,使一些原本到园的孩子受到影响而不敢再到该幼儿园上学。 24 年来因“六四”问题而遭到清查的公司在全国发生过很多,可见“六四”参与者经济活动权利遭歧视与被肆意侵犯的情况。至于八九民主运动参与者们 24 年来在政治领域更是倍受歧视,那些保持当年八九理想与责任的人普遍被限制性使用,难于得到提拔重用。 24 年来,不仅当年参与八九民主运动者们的基本人权、经济及政治权利受到歧视与侵害,而且他们的家人也屡屡受到株连。 如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先生的夫人刘霞长期被软禁家中,被阻断与外界联系;安徽八九受害者张林的女儿, 2012 年欲到合肥上学而因张林历史问题被国保绑架回家,被剥夺到合肥上学的权利;四川遂宁民主维权人士刘贤斌的女儿, 2010 年 6 月 28 日 ,年仅 13 岁时,在没有监护人在场的情况下,被警察在学校询问威胁,后来孩子到美国求学后,刘贤斌妻子 2012 年春节欲前往探亲,也遭到当地国保阻止;遂宁另一位民主维权人士陈卫的妻子与女儿 2013 年欲办理护照出国旅游时,遭到国保阻止;中国著名琵琶艺术家王范地 2013 年 3 月已获中国宋庆龄基金会的邀请,到香港担任 5 月 29 日 举行的琵琶比赛的专家顾问,但在出发前夕突然遭到北京警方阻拦,原因是王范地的妻子张先玲是天安门母亲成员。如此种种侵害八九一代人的亲属们权利的行径, 24 年来在这片土地屡屡发生。 中国大陆 24 年来对八九一代及其他们亲人们的歧视和权利的侵害,严重违反《世界人权宣言》“对人类家庭所有成员的固有尊严及其平等的和不移的权利的承认 , 乃是世界自由、正义与和平的基础”, 第一条“人人生而自由 , 在尊严和权利上一律平等。他们赋有理性和良心 , 并应以兄弟关系的精神相对待”,第七条“法律之前人人平等 , 并有权享受法律的平等保护 , 不受任何歧视。人人有权享受平等保护 , 以免受违反本宣言的任何歧视行为以及煽动这种歧视的任何行为之害”,第九条 “任何人不得加以任意逮捕、拘禁或放逐 ”, 第十三条“人人在各国境内有权自由迁徙和居住”,第十九条“人人有权享有主张和发表意见的自由 ; 此项权利包括持有主张而不受干涉的自由 , 和通过任何媒介和不论国界寻求、接受和传递消息和思想的自由”, 第二十条“㈠ 人人有权享有和平集会和结社的自由”, 第二十六条“㈠ 人人都有受教育的权利”;违反《人权捍卫者宣言》第  1  条“人人有权单独地和与他人一起在国家和国际各级促进、争取保护和实现人权和基本自由”,第  2  条“ 1.  每个国家负有首要责任和义务保护、促进和实现一切人权和基本自由,除其他外,应采取可能必要的步骤,在社会、经济、政治以及其他领域创造一切必要条件,建立必要的法律保障,以确保在其管辖下的所有人能单独地和与他人一起在实际享受所有这些权利与自由”, 第  8  条“ 1.  人人有权单独地和与他人一起,在不歧视的基础上得到有效机会,参加治理国事,管理公共事务。 2.  这特别包括有权单独地和与他人一起向政府机构、机关和负责公共事务的组织提出批评和建议,以便改进其运作,提请人们注意其工作中可能阻挠或妨碍促进、保护和实现人权和基本自由的任何方面 ”;同时还违反中国《宪法》第三十三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 第三十五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第三十七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人身自由不受侵犯。任何公民,非经人民检察院批准或者决定或者人民法院决定,并由公安机关执行,不受逮捕。 禁止非法拘禁和以其他方法非法剥夺或者限制公民的人身自由 ,禁止非法搜查公民的身体”,第三十八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人格尊严不受侵犯。禁止用任何方法对公民进行侮辱、诽谤和诬告陷害”。 “维权网”强烈要求: 一、尽早结束对“八九”一代和他们的亲属的政治迫害,调查公布“六四”真相,平反“六四”冤案,医治民族伤痛,恢复八九民主运动的名誉,肯定八九“反腐败、争民主、要人权”的精神; 二、对 24 年来受到侵害的八九一代及他们的亲属进行国家赔偿,对持续制造人权灾难的部门和个人追究责任; 三、尽快开启以宪政民主为内核的政治改革,切实落实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的承诺,真正做到将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培育和壮大公民社会,实现国民的宪政期待! 维权网 2013 年 6 月 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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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广 | 特别专题: 杨建利谈如何推助策划陈光诚等民主人士的国际维权

杨建利首先谈到了他如何在去年陈光诚还没能顺利离开中国,自己在奥斯陆领人权奖时就答应论坛主办方陈光诚将受邀出席今年的第五届奥斯陆自由论坛。他也说明此次陈光诚获得英国议会威斯敏斯特人权奖的过程,以及英国籍欧盟委员会及傅希秋牧师的协助。杨建利并详细叙述了在何种机缘下运作、协助陈光诚今年六月前往台湾访问的过程。 另外,杨建利博士于今年5月11日获得2013年度哈佛肯尼迪学院校友成就奖。以下是他在受奖典礼中不忘为中国民主人权发声的演讲词,由段潮代为翻译成中文。 校友们,尊敬的来宾和亲爱的朋友们, 下午好。这是非常美好的一天!感谢你们授予我这个奖项。这不是对我个人的表彰,而是对為了世界四分之一的人口的人权和民主而吶喊的声音的认可,正如你们颁奖通告所讲,这种声音“必须得到认可并加以放大”。 我怀著深切的感激接受这个奖项。在六四屠杀的餘波之中,作為一名倖存者,我决心全身心投入中国的民主事业。当我做出这个决定的时候,我认识到自己知识匱乏,需要深入地学习民主的本质及其相关知识和实践。很幸运,我被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录取了,它是我心目中学习这些知识的圣地,它执著於思想也致力於行动,它营造一种发人深省的氛围,促使人们拷问“我们能做什麼” ,以寻求解决这个时代最棘手问题的答案。 我非常感谢肯尼迪学院。它给我提供了绝佳的学习环境,但更重要的是,我在这裡结识了像Richard Zeckhauser教授和David King 教授这样博学、有智慧而又正直的老师,我所渴慕的个人品质在他们身上展现得淋漓尽致。 在这裡,我也认识了一些被同样的理想所激励的同学,例如Jared Genser,他今天已是一名杰出的国际人权律师,当我在中国坐牢的时候,他作為我在美国的律师為我争取自由。目前,Jared和我在為世界各地的良心犯争取自由的工作上密切合作,是人权工作的一对好搭档。 我在中国经受牢狱之灾的五年之中,超过百位哈佛大学的教授向中国领导人请愿,要求释放我。其中包括哈佛大学校长Larry Summers教授,肯尼迪学院的两任院长Joseph Nye教授和David Ellwood教授。后来我又得知,很多為了我的自由孜孜不倦工作的美国行政和立法部门的官员也是肯尼迪学院的校友。我从心底里感激你们。 今天,我怀著深深的谦卑接受这个奖项。我在这裡呼吸著瀰漫著这个伟大国度的自由空气。自由不是一个微不足道的优势,我在这裡所做的一切都不是凭藉一己之力而為。我有能力做的那些事情,之所以做了,就是因為我站在了那些根本都没有机会享有这样的自由优势的同胞们的肩膀之上。 你看不见他们,但他们今天与我同在。在我左边是刘晓波,他是零八宪章等公民行动的主要推手,2010年诺贝尔和平奖得主,这个时刻他正在狱中熬度中国政府判处的11年刑期;在我右边是王炳章,中国海外民运的创始人,被中国政府判处终身监禁,单独关押已长达11年之久。在我后面是赵常青、丁家喜、高智晟、哈达、努尔莫哈提•亚辛、刘贤斌、陈卫、杨天水、顿珠旺青、陈树庆、朱虞夫,谭作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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