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有西

知道陈有西、斯伟江、萧翰、杨金柱四人在争论一个话题。话题的核心看似是保皇与否，但在伍雷看来究其实质，实为对国家命运的深刻思考：要和风细雨式温良渐进改革，还是暴风骤雨式的社会革命。这样一个建设性的话题，正在掀起一场争论。在历史长河中，这样一场争论也许会很快被人忘记，但亦有可能，润物细无声。我们也许正在悄悄触摸历史的脉搏，接近历史的真相，甚至无意中触动变革的按钮。因此，这个完全由民间力量提起的话题，不管在朝在野，应当引起高度的重视。 伍雷有自己的评论。 争论的基础，必须对当前中国社会有一个准确的评价。如果仅仅按照所谓大国崛起的思路去探讨，结论仍然不会扎实。前苏联不能不称之为大国，称霸一方，仍然顷刻的瓦解。晚清的体制内变法，不可谓不激烈，但仍然以失败告终，最后的结果不外乎还是流血，砍头，然后知识分子彻底的绝望，暴力革命频发，军阀势力割据，战争不断，民不聊生。 伍雷观察，当前中国社会事实上正处于一个新的重要历史转折点。他的意义有可能堪比 1949 。准确时间无法预计，只是大家都在猜：哪一天？生前还是死后，今日还是明天？哪个人在带领？ 我们当然要进行一些分析。从世界范围看，和平发展成为时代的主题，国家之间的合作远大于对抗，在全世界范围内，已经没有一个国家可以独善其身靠闭关封锁赢得发展。与此相对应的是，民主、人权、有限政府、宪政、平等等概念已经非常感性的深入到世界各地。越是经济发达国家，对此接受程度越强。这绝对不是美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所使然，这也不是单单靠几个专家学者著书呼吁的结果。不要小看奥巴马竞选对我们人民思想的冲击，我们的媒体在反复的告诉我们的人民：美国是这样的，美国并没有动乱，他们是在进行一场全民大选举的快乐游戏。也不要小看台湾的治理模式对我们的冲击。我们的媒体也是在通过各种长篇累牍报道向我们的人民介绍：陈水扁在接受审判。于是我们的人民在看世纪审判这场大戏的时候，也突然明白：在同根同源的台湾，总统可以这样被选举上去，也可以这样被选举下来，也可以这样被起诉，也可以这样被审判。还有，很重要，总统家里的账本可以被检察官查的一目了然。 民智已开。我们的目光自然还要落回到我们这片深爱着的土地。 毫无疑问，我们的经济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我们从一个一穷二白的国家终于变成世界强国，据说“狗的屁 ” （ GDP ）已经位列世界前茅，我们已有庞大的外汇储备，我们也有号称世界第一的高速铁路，我们也有四通八达的高速公路，我们的每一个城市，在南方至少是乡镇，在北方至少是县城以上的城市，都有宽阔的马路，华丽的建筑，我们还建设了绝对数目世界一流的高校，我们有世界最大数目的大学生、研究生甚至博士生。我们的有车族越来越多，虽然物极必反道路越来越堵。真的，我们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我们的父辈，在 30 年以前是无论如何也无法想象还有今天这样的生活。能够吃足喝饱，有些存款，可能还有汽车。我们以前真是太穷了！穷的饿死人！穷的没有吃穿！穷的卖儿卖女，穷的闯关东，走西口，下南洋。我们以前真是太苦了！目不识丁，受尽屈辱：曾经华人与狗不得进入。也曾经：当右派，进牛棚，划成分，黑五类。我们的父辈我们的人民真是怕乱怕的要死，怕穷怕的要命。他们万分珍惜目前的稳定环境，他们万分满足目前的经济生活，对各种所谓的“运动”心存万分的恐惧！ 存在就是合理。也许，从这个角度讲，稳定压倒一切，所谓“维稳”有着其极为深厚的社会土壤。 感谢上苍！伍雷没有被饿死在那个年代！ 然理性思考，除了感谢上苍，我们还应当感谢谁？有人告诉我，这是我们承认普世价值的结果，是运用和发展市场经济的结果，是中国人民自身勤奋的结果。我毫无反对之意并举双手赞成。但问题是，从社会组织机构分析，这期间是党的领导下的几十年，中国共产党的自身经历已经与这段发展的历史无可分割的捆绑在一起。用官方语言表述是：自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 ……. 。翻身不忘毛泽东，致富不忘邓小平，民谚为真。我们客观的分析，理性的再思考，必须承认：虽然历史上也曾有其千错万错（如文革等），但这一次我们党顺应了历史潮流，作出了卓越的贡献，人民得以温饱，国家得以强盛富强。 行文至此，我们自然会问：人民为什么仍然还不满意？ 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体制内如有高层领导阅见此文，请原谅，我不能掩饰自己的意见。这也不是一个文死谏的稿子，见仁见智，只求读者诸君感觉一挚诚滚烫的心。 衣食足而知廉耻。吃饱喝足是人与其他动物的共同需求。不同之处，是其他动物吃饱后还是等待下次的吃饱喝足。然人却不同，其吃饱喝足之后，就会思想，会行动。当然，社会精英知识分子不在此列，其宁可饿死也不食周粟。但是，社会矛盾的根本存在却不在所谓的精英阶层这边，春江水暖鸭先知，社会精英知识分子只是稍微先知先觉。当然，社会精英知识分子阶层是这个社会的预警器，其微小的分裂，就有可能预见社会的大震。执政者如能通过他们看到社会的深层矛盾而予以善待，是为明君。如为压制，便是暴政。 社会民众的思想产生了根本的变化。我们必须承认，在我们这个具有悠久封建历史的国家，顺民的思想根基深厚，如人大代表倪萍所言从不给政府添乱就是一例明证。一直以来，我们的政府，不仅仅是强势政府，而是绝对政府。生老病死，富贵贫穷，门第身份，人终其一生完全依赖政府。所以我们在参加工作时，家长的主要嘱托基本是相同的一句话：听领导的话，领导叫干啥就干啥。但社会正在发展，民众已经吃饱。其慢慢发现领导并不是全对，民众开始有自己的独立思想、独立判断。民智已开，这也许是萧翰所言公民社会之前兆。民众在慢慢的小心翼翼的挑战政府的权威。于是，在各个行业，各个地方，我们的政府突然发现民众已经不是以前我们的共产党闹革命时一呼百应的场面，而是反对之声日大，有合作，有反对，反对中有合作，合作中又有反对。政府与民众，似乎都在学会适应对方，都在学会慢慢转变。 客观的讲，在我党还没有有效完成革命党到执政党转变的情况下，我们的民众已经率先完成了转变。毫无疑问，革命党的经验对执政党来讲并非全部灵验。譬如伍雷相信，诚如有专家所讲，社会发展犹如两个轮子的马车，当下的中国就是一部高速奔跑的马车。其一个轮子就是经济，另一个轮子就是与之相匹配的政治。经济体制改革获得巨大的成功，然政治体制改革却按兵不动。长此以往，这不相匹配的两个轮子只能把马车彻底掀翻。 伍雷相信，社会发展到目前的阶段，经济发展待目前的水准，执政党与政府或者任何一种政治力量已经不可能完全主导社会的发展。社会的发展，和谐也好，民主也好，人权也好，其根本的价值在于尊重民意。在这个过程中，政府的主观意图也许是好的，但是由于缺乏与民意沟通的有效渠道，因此总是好心办坏事。了解民意，尊重民意，顺从民意，是执政者必须接受的游戏规则。但是在“维稳”的大旗下，我们自己完全阻碍了民意的沟通。 民众开始提出相关的问题。 譬如报纸，没有一张民营的报纸。所有的报纸都是假话连篇，我们的新闻检查确实太严了，那个部的权力在快速的膨胀。但把读者当傻子，读者只能拿他包油条。伍雷已经基本不买报纸，所有的信息都是从互联网上获取。报纸这一条路完全封死了，互联网却发挥了巨大作用。报禁是否开放，或许已经没有价值。韩寒就是在办一张报纸，萧翰也是在办报纸，陈有西也是，数以千万计的博客点击量，说明事实上新闻话语权正在转移。互联网是未来十年带给中国最大变化的事件。执政者如果没有看清这一点，仍然屈从地方政府的压力一昧的删帖，封网，掩耳盗铃而已。明确的理念是互联网无法控制，新技术层出不穷，博客，电子邮件，电子杂志，翻墙，推特，微博等等。互联网在快速的进行公民社会的培育，执政者如果没有抢先一步的革新，互联网带来的影响肯定是颠覆性的。 譬如司法。社会的发展本身就是公民权利意识逐渐提高的过程。譬如樊奇杭事件，为何社情发展到目前的情况，以前不也是冤死过人吗？只不过时代变了。互联网带来了万民围观的时代。司法一旦不公，必将引起强烈的民意反弹。杨金柱，陈有西等，只不过是在尽法律人的本分而已。正义的要求是任何社会都会有，这一次无非声音大了一点。以伍雷的观察，杨金柱等的要求实质就是温和改良，刮骨疗伤。就像人一样，错过一次小伤的治疗，等伤及心肺骨髓，就只能灭亡。人有命，天亦有命，国能无命？司法公正是社会公正的最后防线。毫无疑问，在政法口，中央用错了人。其没有顺应社会发展的大趋势，推进必要的改革，而是继续采取一昧高压姿态，专政理论，司法意识形态化，直接导致的结果就是民怨沸腾，万夫皆指。死刑错判已不是一例，刑讯逼供频频暴露，系统内院长、厅长高官窝案串串。在司法不公的社会，人们只能采取极端的措施，遇拆迁就自焚，不顺心到极点就可能爆发恶性案件，上访大军层出不穷。所有这些，与司法改革的严重滞后，司法严重不公有着直接的关系。按照目前的发展，中国将来如有偶然事件发生，司法不公最有可能成为导火索。 譬如历史。袁腾飞为什么受到攻击？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事情。从政治伦理道道上讲，即使在封建帝王时代，执政者也没有垄断历史研究的特权。历史的发言人只能是历史本身。然而，我们痛苦的看到，人民没有知道历史的真相。抗战到底是怎样一回事？三年“自然”灾害到底死去多少人，反右到底多少人被错划右派又有多少蒙冤致死？如此等等，我们的官方教科书并没有尽到应有的责任。伍雷说过，民族的进步当从说真话开始。倘若没有历史的真相，我们这个苦难深重的民族，那么多苦，岂不白白的吞咽！ 再回到讨论的话题，保皇还是造反，改良还是革命？ 依照伍雷的观察，在当下的中国无人敢于造反，也无人愿意造反。并且在当下的中国，也没有所谓革命的社会基础与力量。造反和革命，首先要过三关，老婆儿子和爹娘。但就本人所认识的激进人士也逃不过这三关。事实上冷静的分析，我们得到的潜台词是，虽然社会民众对目前的现状不满，但他们却也极力的反对大的动乱。我们的社会民众所期望的真的不是推翻谁，历朝历代的更替看的多了，还不是仅仅更换了年号而已？我们的社会民众真正期望的的就是在政治上，要更加清明，在舆论上，要更加宽松，在吏治上要更加严厉，在法治建设上少提口号，多做善事。你不要随便拆掉我的房子，你不要随便关闭我的律所，你不要随便吊销我的执照，你不要随便抓走我的作家，你不要随便抓走我的记者，你不要随便关押我的访民，你不要暴打我的上访。你的办公室不要如此的华丽，你的公车不要如此高档，你不要顿顿山珍海味，你的工资不要如此高涨，你的退休金不要是我的 N 倍以上！你也不要刑讯逼供，你也不要跨省追捕，你更不要冒天下之众怒复核杀人，你也不要随便删帖，你也不要随便的封网！ 这是伍雷观察的当下中国社会民众的心理。但伍雷也深知，社会发展无人能够准确预测，历史却又总是一遍遍重演。真正决定社会发展方向的不是书生，也不是当权者，而是人民大众。他们在创造历史，他们是真正的英雄。当权者政治清明，有可能延续统治或者中兴。但是如果不能够有清醒的认识，果断的决策，将毫无疑问的被历史抛弃。 伍雷一直有一种直觉，温和改良和暴力革命正在赛跑，谁跑在前边尚无法预计。当然，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方式有 N 多种，我们确实也无法预见。但伟大的时代也同时造就伟大的历史人物，社会变革时期总是会伴随着名扬青史的人物出现，而不管他是在朝在野，体制内外。如南非曼德拉，我国伟大爱国先驱中山先生。前者是非暴力的楷模，后者是暴力革命失败的英雄。当代中国小平同志也是极其重要的历史人物，是因为他顺应了历史的发展，解放了思想，推翻了神坛，让人民衣食无忧，让人民有了初步的做人的尊严。那么，我们在历数伟大的先贤之后，我们就会不自觉的发出这样的呼喊：在我们这个伟大的时代，谁，是下一个先贤，谁，会继续顺应历史潮流，能够让人民获得有真正的尊严！ 我们努力着，期待着，渴望着，准备着，迎接他的到来！                                                               伍雷                                               二 0 一年十月二日夜匆匆草就 转自杨金柱博客：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e00bcd90100m0kp.html MSN空间完美搬家到新浪博客!

博主按：这是我看到过最清晰分析中国刑辩制度实质的文章。有西很犀利。当然，有西这么说，并不是说，刑辩就是摆设，我看这文章，应该也得不出这个结论，在有的情况下，为当事人利益，刑辩只能蹲着辩，有的情况下，当然可以站着辩，毕竟，法律文书会记录律师的历史，司法的历史。最近买到一套《苏联检察院对5810例反苏维埃宣传活动案件的司法复查》，从开一个玩笑入罪，到最后要组织反对活动才入罪，都记录在案，后来的复查能看出，到底是谁，检察官、法官、公安、还是律师，是选择了做一个人，而不是工具。当你自己垂垂老去，后人会裁判谁有罪！ 中国官员为什么愿意选择自杀 而不愿意接受审判 兼答张友明律师 （定稿，转贴请按此更新）   陈有西     昨天（9月22日）中秋节，我怀着沉痛的心情写了《祭兆洪》后，资深刑事律师张友明在其新浪博客中转发了祭文并加了如下按语：     浙江省高院童副院长投环自尽之际，我就想到陈有西。我知道他们应该曾经同事过，他应该对童副院长有所熟悉，如果不避嫌疑，他应该表达自己的情绪或看法。    中国的反腐的动机自然是正义的，对此我从来举双手赞成，但中国的反腐衍生的异态也是有目共睹的。反腐制度设计的不合理加上人事制度、考核制度与办案者个人的政治前途、生活待遇息息相关，导致很多冤案的发生，对此我想陈有西更是十分清楚。    围绕着童副院长的死，尽管目前还没有令人信服的结论，甚至最终也不会有真正的结论，但一时间纷纷扬扬的猜疑必定让死者的身后人更难以面对（这一点是最为可怕的，甚至童副院长在下定决心的时候恐怕也未必想到这一层的可怕），因此，对童副院长的一般情形进行直观的表述或许便有必要——尽管这或许并不能说明相关事实的全部真相，甚至还有可能被认为为文者有别的动机，但陈有西还是做到了一个同事、知情者、局外人或许这个时候最应该做的。    当然，陈有西毕竟还是有深切的文学情节的，他的一句“有几人想到今天这个中秋节，他的家人会是在如何的绝望和悲凉中度过？”让人不禁唏嘘叹惋。我虽俗人，但尊重最普通的人性，所以我在昨天转载按语中还真的就说到了这一点——我绝对同情他的家人和所有真正关心爱护他的人。     能够抛开所有的权谋观念和不去担心本来不必要担心的猜疑，陈有西好样的，在此我要为陈有西真诚喝彩！     他的按语引起了我的进一步思考。其实，我同兆洪尚没有深交，只是对他的从政经历比较了解。能够在这敏感时期公开写此祭文，也可以看出我无嫌需避。其实兆洪之死，触动了我十多年中对那么多中国官员的自杀，而且都死后成谜，死后“被抑郁”的思考，觉得这种轮徊，不知何时是个尽头。后面还会有多少官员，会选择这样的方式去一了百了。因为今年以来，无论是人数，还是频度，都已经是大大加速了。官员自杀已经不是新闻，新的祭品还会不断产生。兆洪我对他有所了解，又是发生在身边杭州，使这种景像一下子明晰起来，一下子再触动了我的更多的思绪。     中国当前的官员非正常死亡后，这样的后事处理方法已经是常见的，而且已经十多年一贯制了：     1、媒体都报导为抑郁症，因为这个理由各方都比较好接受，逝者也希望各方这样去理解；     2、民间一概解读为贪腐，已经无须另外解释，潜台词比官方报道更让人作为结论相信，已经没有人相信官方的公开报道；     3、每一次事件都会进一步挑起民众的更大的仇官心理，导致更大的失望，吊起更大的胃口：希望有更大的官自杀，被捕；     4、侦查者、民间舆情，都认为这是逝者为保护利益链和家人的一种方式，牺牲自己保全了别人，甚至是别的贪官；     5、死者的、死者家属的好的一面，悲剧的一面，有可能被冤的一面，没有人去关注，“一死否百善”，一死，这个人就是完全坏的，一无可取的。“自绝于人民”的文革式结论，现在是完全继承的。选择这种死亡，往往就是否定了自己的一生；     6、这种死亡，在当前中国往往结束一切原因的追查，事件真相往往永远进入历史的黑洞。     7、大量这样的事件出现，让官场更加互相冷漠和自利。他们知道从政是残酷的，是现世的，有权不用过期作废的，人一走茶就凉的。所谓的一年一月的政声的积累，都是毫无价值的。因此，官员越来越功利，越来越看眼前政绩，越来越看短平快提拨，越来越短期行为。我走之后，哪管你洪水滔天。   8、在这样的反腐败模式下，所有官员都是胆小如鼠，再不敢负责和独立承担责任,再不敢为了干事业和申张正义而去得罪他人树敌。因为干事越多的人，大刀阔斧往前冲的人，是不大保守自己后方的，肯定漏洞多，肯定矛盾对立面多，政敌也会更多,越会受到举报。而举报多了，只要被纪委“双规”，这个人肯定完了，法院审不审判已经没有意义，律师辩不辩护也没有意义，现在几乎没有净身出来恢复名誉的。不如什么都不表态、什么都不干的太平官、笑脸对人一团和气的庸官更安全。因此中国现在的官员害怕纪委和检察院如同孙子，纪委一个电话就会出逃，就会自杀。平时则官场一团和气，虚假的你好我好大家好，在自己安全的前提下，得点好处，“平安着陆”。国家危亡、人民苦难，是不会去关心的。庸官昏官于是越来越多，干练有魄力的官员越来越少，整个国家机器得了帕金森氏综合症。现在的中国官场其实已经是病入膏盲。     9、专权之下，法制化反腐越来越衰竭。《刑事诉讼法》越来越被被搁置和破坏，官方相信，包括现在最应讲法的检察院也相信，按现在的刑事诉讼程序，不可能破案，需要用纪委的不受刑诉法制约的办法才有用。所有指使这样做的有权官员，对法律程序都是不相信的，对法庭审判也是不相信的，对律师作用都是不相信的。我已经不至一次听到反贪局长、检察长、纪委的高官说，现在的县长、县委书记，只让我审个五天五夜，查个十来天，没有一个是不够判的。对自己队伍的怀疑和不信任，已经比百姓还不如。他们更相信内部的单方面的汇报，相信内部的批示。     这样的人，等到他自己一犯事，一被“双规”，他知道即使有冤，法庭也不可能为他查明真相、澄清事实，请律师辩护只是演戏，多化冤枉钱，象刘方仁说的：我是党的人，怎么能够请律师同党对抗？党要把我怎样我就怎样。他作为一个省委书记，根本不知道现代法制理念是怎么一回事，根本不知道律师辩护对司法公正的重要作用，自己先“自宫”了。他们即使知道有冤，也觉得不如冤枉承认还可能判轻一点。如果请了律师一辩，态度就不好了，就会重判了。好多检察官和纪委人员，就是这样“教育”被告人的。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成克杰、贵州省委书记刘方仁、安徽省委副书记王昭耀，自己出事后都是这样看待法院和律师的。所以他们出事后，根本不想请律师，因为他们知道中国的法庭审判完全是虚假的，请律师不过是过个程序，是根本没有用的，判决方案早就讨论好了。他们在台上时就是这么干的。从来没有真正把法律当回事。法院如果不按他们的批示办，这些法院院长是不想当了。他们对中国的法制是完全不相信的。     在这样的情况下，越是位高权重的人，越是了解中国司法内幕的人，对得到公正审判的期望值更会是零。他们越会选择自杀，来一了百了。可以避免侦查中的被折磨和屈辱，避免害了家人，避免害了亲属，避免害了朋友（中国受贿案纪委、检察院抓证人几乎已经是百分之百，有经济来往的朋友无一可以幸免），同时还可以包住赃款，保住其他的贪腐同僚和上级，讨个口碑，博个感恩，图个回报，为自己走后，将来家属能够有一个相对较好的生存环境。     10、所以，中国的有问题的官员，一旦事发，只要稍有勇气，都会选择自杀，而不愿接受公开审判。因为我们的审判已经太虚假了，太坚持不了公平正义了。权力人在决定抓人的时候，一切都已经内部定局。不是中国的法院、法官都是聋子瞎子，真的查不明案情真相，真的发现不了冤案，而是在法官大面积腐败的中国现实环境下，法官自己都有尾巴，是“维吾尔的姑娘辫子多”，经不起查，他们是被“反腐败”绑架的，他们不敢得罪纪委和检察院，根本不敢坚守司法公正，根据事实和证据来判案。他们只有迁就这些机构的要求，明明有冤也要作有罪判掉，牺牲个案的公平正义，牺牲被告个人的后半生，来维护威权人物和“国家机关”的威信。     这就是一些明显的冤案，法院查明了，也不敢依法无罪判决的原因；这就是中国今天的刑事律师，被完全去功能化的原因；这就是中国的法院会这样不顾事实，同纪委、检察院穿一条裤子，一起对付律师和被告的原因；这就是中国的律师，会不断被打压贬低的原因；这就是中国的真正敢辩的律师，都没有好下场的原因；这就是大量“浆糊律师”、“配合律师”、“勾兑律师”如鱼得水，反而受到官方褒扬的原因；这就是今日中国大量冤案会连续不断产生的原因。     因为如果法院、法官敢不按纪委、检察的意见办事，他们随便找个抽斗里的早就收到的检举书、控告书，就可以到法院去抓法官。而且往往一查一个准。在中国这种反腐败模式下，不可能有真正独立的审判，“三权分立制约”的理论问题，谈都不用谈，只要“权力反腐”模式不改变，中国不实行“法制反腐”，就算有了“三权分立”，法院也会是软骨头，同样是烂泥巴糊不上墻，也同样是这个下场。     11、可悲的是，这是一个“蛇头尾自相食”的定律。一直在坚持、鼓吹这种“有效的反腐模式”的有权人物，往往自己也是这种模式的牺牲品。已经有不少纪委官员、检察长、反贪局长同样受到了这种模式的报应。我已经为这样的官员辩护过不少。而有的，也是选择了直接自杀。因为他们自己太明白法庭审判的虚假了。一旦权力的角逐，已经注定自己“要进去”了，他会选择自行了断，而不会选择上法庭接受审判。     基于此，他们有问题后，为了“不进去”，会调动一切权力因素自保，会拉帮结派，会你好我好，会寻求权力线上的保护伞，会用金钱拉同行下水一起贪，结成团伙互相保护，会用更多的金钱去买通上级巩固自己的官位和权势。等到这一切完成，他的腐败经过，其实也完成了。原本一个有抱负想干事的好官，这时候已经是个不折不扣的庸官、贪官、眼前只有自身利益的寄生虫官。     明白了这些平常无人点破，其实官场、特别是司法界官场人人都知道的潜规则，我们就知道，中国的以纪委主导的封闭的不受《刑诉法》制约的反腐败模式，其实已经走到尽头。只会越反越腐败，同时也是一种会真正搞垮共产党干部队伍的一种反腐败模式。     说出这一点，其实对纪委、检察院干部也是有好处的。因为，“权力反腐”大网之下，无人能够幸免这一新的“血酬定律”。纪委干部、检察院干部，同样难以逃脱。中国已经有检察长、反贪局长自杀的实例了。因为按照政治学原理，一个权势日盛而没有制约的权力，封闭的不受公众监督制约的权力，是最容易产生腐败的温床。享有查与不查、抓与不抓巨大自由裁量权的权力，是最容易产生权力寻租的渊薮。纪委、检察院的腐败绝不比法院好到哪里去。只是他们有权查别人，别人无权查他而已。     中国只有回归“法制反腐”，严格执行《刑事诉讼法》，真正发挥检察院的独立检察作用，坚持公开的司法程序，坚持公开的舆论监督，坚持人民选官，坚持公民对公共权力的监督，坚持法院的依法独立审判功能，坚持听取律师的理性分析和抗辩，中国司法才能回归理性，才能真正保障国家的长治久安。这一切，都必须立即启动实质性的政治体制改革，才有可能实现。也只有这样，在中国当官，才是安全的。官员外逃、官员自杀、人民仇官、官官自危的现象，才能真正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