雅尔塔会议

　　[内容简介]美国早期的社会结构主要是在反抗英国压迫中形成的。从华盛顿开国到二战前，美利坚合众国从属于欧洲主导的全球体系，因此那时的美国外交政策带有很强的民族主义即反欧洲压迫的色彩。两次大战中的大批量、长时间的军事订货在为美国崛起做出巨大贡献的同时，也为它制造了一个尾大不掉且反客为主的庞大的“军工复合体”。 尼克松更将美元直接与国际石油挂钩。这使原来可以支持美元坚挺的美国工业——那怕是军工——产品脱离了国民劳动，并直接转换成资源产品即国际石油。此后，美国外交的重点不再是为了获取石油的使用价值，而是要保证国际石油采购以美元结算；通过军事手段保持对石油的使用价值的垄断，并强迫国际社会对美元持续和旺盛的需求以使美元坚挺。但瞬间剧增的石油美元的主要部分与军工利润一样并没有回流给美国国民，而是回流到华尔街；这些巨额回报并没有增加美国国家的力量，而是增加了华尔街金融资本控制美国的力量。如果再考虑到美国没有国家控制的银行，而美国国家财政要依赖华尔街控制的美联储为其注资，以及美国外交的决策权已不在白宫而在华尔街等事实，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今天的美国已从早期民族主义国家蜕变为华尔街金融资本控制的国家，已从一个拥有独立主权和独立自主外交能力的国家，转变为由国际财团控制的半独立、甚至具有“半殖民地”性质的国家。“殖民地”现象从南方国家向北方发达国家扩展，是当代帝国主义腐朽性的重要表现。 　　[美键词]美国、政治结构、外交、半殖民地 　　[发表刊物]《国际关系研究》（上海社会科学院国际关系研究所主办）2013年第3期 　　国家外交政策及其走向不取决于它每隔几年发表的各种白皮书和各类研究机构发表的研究报告，而是取决于这个国家的政治结构和国际社会对其外交政策接受的程度。结构决定性质，外交同理。笔者试从这个角度研究美国的外交政策，并对其“战略东移”可能的走向及中国应对政策做出必要的分析。 　　一、美利坚民族国家形成及其异化 　　“权利永远不能超出社会的经济结构以及由经济结构所制约的社会的文化发展。”【1】国家需求是一种结构性的存在。美国最早的社会结构主要是在反抗英国压迫中形成的。美国外交史学者孔华润（Warren I. Cohen）等曾指出：“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夜的世界是由欧洲主宰的。在我们追溯1913年至1945年间的美国对外关系史时，重要的一点是应当认识到美国是在由欧洲军事、经济和文化主导下的世界体系当中得以建立并从事其对外事务的。”【2】从华盛顿开国到二战前，美利坚合众国从属于欧洲主导的全球体系，因此那时的美国外交政策带有很强的民族主义即反欧洲压迫的色彩，美国的工业资本和金融资本与美利坚民族的利益需求大体一致，尚属民族资本范畴。华盛顿早期强调工业立国。就职的当天，他特意穿着国产布料制成的服装，这“使一切后继者，一切后来的立法者，获得一次深刻的教训，告诉他们怎样才能够促进这个国家的福利”。【3】德国学者弗里德里希-李斯特对美国独立战争的性质作了中肯的评价：“一切工业都垄断在祖国的手里，这一点就是美国革命主要原因之一，至于茶税事件只是提供了革命爆发的一个机会。”【4】美国在林肯时期完成了国家统一，终止了美国对英国的政治依附，走上了独立自主的资本主义发展道路。 　　二战的爆发为美国跻身世界强国提供了机遇，美国利用这次战争联手苏联，将法国诺曼底做为开辟第二战场的地点，将东欧让给苏军解放，由此欧洲为所谓的“铁幕”一分为二，欧洲世界霸权从中心地带被摧毁。随后，美苏并列成为世界霸权大国。二战后期，美苏在一系列国际会议上分割世界，最终形成由雅尔塔会议确定的苏联控制东欧和远东陆地部分、美国控制海洋和整个西欧的划分。这个划分是战后雅尔塔和平体系的法权基础。 　　在这“从奴隶到将军”的转变中，美国的军工生产起了极大的推动作用，同样美国军工集团也从国家那里得到极大的政策优惠。太平洋战争前夕，罗斯福曾对军火大亨们说，欧洲打仗，我卖军火：“越多越好！来，快来！使我们的工厂能进行批量生产，好！”“我将尽我所能，通过尽快地向世界上大约40或50个现在还保持独立的国家运送一切它们有能力支付的货物，以维护它们的独立。这就是美国的外交政策。（鼓掌）”【5】这里，“维护它们的独立”就是保持欧洲破碎状态的另种表述；换言之，只要欧洲保持破碎，美国军火就有市场。二战后，美苏进入冷战，美苏全球争霸再次刺激并强化了美国军事工业。两次大战中的大批量、长时间的军事订货在为美国崛起做出巨大贡献的同时，也为它制造了一个尾大不掉且反客为主的庞大的“军工复合体”。这是美国政治的一个结构性的变化。艾森豪威尔总统意识到这一变化的危险，他卸任时“感到有必要就这些发展的危险性向全国再次发出警告”，他说：“庞大的军事编制和巨大的军火工业的这种结合，在美国是前所未有的。它的整个影响——经济的、政治的甚至精神的——在每座城市、每个州政府、每个联邦政府机构里都能感受到。”“我们的劳动、资源和生计全都同它有牵连；我们的社会结构本身也是如此。在政府的各种会议上，我们必须防止军事－工业复合体有意无意地施加不正当的影响。促成这种大权旁落的有害现象的潜在势力，目前存在，今后也将继续存在。”【6】 　　注意：艾氏提到美国当时已出现的“大权旁落”即指军火财团支配政府决策的现象。集中于华尔街【7】的军工财团——哪怕在和平时期——需要的不是面包而是军火，而拉动军火工业只能是战争，最好是美国直接发动的战争。为了巩固其在美国已形成的反客为主的政治地位，这个“军工复合体”从部门利益出发就必须不断制造敌人，以此促使美国外交不断强势升级且不能停止的战争。只要有战争，美国的军工集团就有军火赢利，由此它在美联储乃至美国就有巩固的地位。巨大的利润——庞大的国内枪支销售利润只是它用于保底的基数——增加了军工财团的收入，华尔街财团再拿出其中部分通过美联储反补白宫并由此控制美国财政。如果白宫拿钱不办事，摆在它前面的就是“财政悬崖”——由此可以解释为何美国枪击案频发而禁枪难以立法【8】，以及在二战后美国又提出遏制理论并继续发动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的深层原因。 　　美国称霸世界之后，其政治结构便日益失去民族性和独立性。这时美国政治已不由政治家而由军火商操纵了。美国政府许多重要官员，特别是国防部的官员都是军火商的代言人【9】。而对于那些试图停止战争从而使国家摆脱军火商控制的具有民族主义意识的美国总统（如肯尼迪）不是被暗杀就是被换掉。他们知道，民生工业在和平时期只会有助于美利坚民族的发展而非军工复合体的成长；一旦美利坚民族有了日益壮大的民族工业，就会有自己的财政来源继而有国家可以控制的银行，这样白宫与华尔街的地位就会发生翻转。这是华尔街国际资本财团不愿意看到的结局，而避免这样结局的方式只有不断制造战争。 　　这就提出一个问题，美国到底是谁的，是美利坚民族的还是军工复合体的。列宁一针见血，他说：“生产的集中；由集中而成长起来的垄断；银行和工业的溶合或混合生长——这就是金融资本产生的历史和这一概念的内容。”【10】具体说到美国，华尔街国际资本就是这个“银行和工业溶合或混合”力量的象征。如果它可以为美利坚民族国家所掌握，也就是说，如果白宫能够决定华尔街，那它就是民族的力量——比如当年的英国，这样的霸权还是压迫民族的霸权；现在的问题是，今天的美国已与列宁时期大为不同，它已“大权旁落”：是华尔街国际资本决定白宫而非相反。奥巴马二期连任甫始便遇到的“财政悬崖”就是华尔街国际资本敲打和提醒新任美国总统的方式之一。委内瑞拉总统查韦斯曾称美国中情局常用暗杀手段对付与美国拉开距离的拉美左翼领导人【11】，何止于此，即使是美国总统，如要想与华尔街国际资本拉开距离，其结果也是朝夕不保。事实表明，今日之“美国”已非华盛顿创建的那个美国：那时，正如李斯特所说，“一切工业都垄断在祖国的手里”【12】，而现在它已成了华尔街国际财团而非民族资本的代名词。 　　美国的军工复合体的片面增长与当年工业帝国主义英国以战争扩大殖民市场，以殖民市场扩大推动国内生产的结果不同，而与高利贷帝国主义的法国相似。这些由战争开辟的巨额海外收益的相当部分在美国并没有进入除军工之外的其他生产领域，除了一部分中饱军火巨头的私囊外，其余的则经华尔街扣除后由白宫财政进入了国民消费领域，由此刺激了美国服务业以及随后的虚拟经济而非实体经济。2010年美国服务业在GDP中所占比重达70%左右，狭义上的制造业在美国GDP中所占比重由1990年代中期的17%强降至目前的12%左右【13】。这使得美国由以往的以实体经济为主体的生产性社会结构不自觉地滑入一个以消费为主业的寄生性社会结构，并且到目前为止仍“没能找到一个合理的办法把维持庞大的武装力量所需要的工业和财政支持跟社会上其他事业联系起来”【14】。结果与古罗马帝国灭亡的原因相似，大量或真实或虚拟的财富涌入美国的同时，也窒息了美国的实体经济和美国人的劳动精神。实体经济的衰落削弱了美利坚民族独立的根基：没有实体经济生产，美国政府只能听由华尔街金融财团的摆布，而金融家与吸血虫一样，需要的不是国家，而是供其吸血的附体——由此可以解释为什么美国不吸取在朝鲜和越南战败的教训，在国家持续衰落时还要屡败屡战，不断发动扩张战争的深层原因。时至20世纪80年代，凯南已看明白，他说：“由于我们在和平时期维持庞大的军事机构并向其他国家出售大批军火，成千上万的既得利益者业已形成，也就是说，我们在冷战中造成一个庞大的既得利益集团。我们已经使自己依赖于这种可憎的行径。而且如今我们对它的依赖程度已经很深， 以致可以毫无偏见地说：假如没有俄国人和他们那莫须有的邪恶作为我们黩武有理的根据，我们还会想出另一些敌手来代替他们。”【15】 　　如果说在尼克松之前，华尔街的主要财源是军火工业，需要战争以支撑其赢利。为了战争，他们需要理由：于是他们将凯南提出的目标远超出美国国力的从全球遏制苏联的战略瞬间炒热，而对于同期李普曼从美利坚民族主义立场出发主张“目的和力量之间保持平衡”【16】的节制国力的观点有意淡化，对于主张从朝鲜或越南撤军的总统或暗杀或缩短任期。这时的美国已成为华尔街盈利的工具。美国乃至接受它资助的外国总统上任后不管推行什么政策，如不能为华尔街获利，就必须走人。 　　但这对美国还不是最坏的结局，最坏的结局是在尼克松之后。尼克松为美利坚民族做出的最卓越的贡献是成功使美国摆脱越战并与中国修好，但他为此付出的代价也是巨大的，对美利坚民族而言也许是致命的：他宣布放弃美元的金本位而将美元直接与国际石油挂钩。于是原来可以支持美元坚挺的美国工业——那怕是军工——产品，直接变成了脱离了国民劳动且远离本土的资源产品即国际石油。这样，美元的坚挺就要靠国际大宗消费品石油的采购以美元结算来保证。从劳动形态上说，今后支持美元的就不是国民劳动而是国家对外战争。自从古罗马的存在方式建立在对外战争而不是国民劳动后，其统治者依靠的就不是罗马公民而是军阀；华尔街的赢利方式一旦摆脱美国的实体生产和国民劳动，它也就摆脱美利坚国家及其民族性约束。同样的道理，由于美国国民已失去国民劳动的基础，它也就只有听凭华尔街国际资本的摆布了。学者梁亚滨指出石油美元这种不劳而获的寄生本质：“美国凭借在世界政治经济中的优势地位使石油利润全部转换成美元资本，同时使石油美元的流动绕开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完全按照美国的利益，以购买美国各种债券等金融资产的方式回流美国，弥补美国的财政和贸易赤字。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在于确立石油的美元标价和结算制度，同时说服石油出口带来的巨额顺差用来购买美国国债。”“美国对世界石油控制的关键是确保石油标价和结算使用美元，并且只能使美元。”【17】明乎此，也就不难理解尼克松连任的第二年（1973年10月）便发生第四次中东战争的原因。沙特是第一个同意用石油美元购买美国有价证券——也只能购买有价证券而不能购买股票、不动产或其他有形资产——的“石油输出国组织”（OPEC，简称“欧佩克”）国家。1975年“欧佩克”成员国同意只用美元进行石油结算【18】。1977年10月，“欧佩克”宣布石油价格由每桶3.011 美元提高至5.11美元。稍后，又再度提高到11.65 美元，结果使得世界的国际收支结构发生很大变化。( 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

　　像入越受降抵制法国、帮助越南独立这样的国际行动，虽有助于凸显中国的“列强”地位，但如果不慕虚名而求其实，一个国家、民族的真正地位，还是要从自己的事做起。自己首先不受别人欺负，才能谈得上真正帮助别人不受欺负。而自己的人民首先不受“自己人”的欺负，才能谈得上真正不受外国人欺负。而这不仅是民国历史的真正短板，也是至今仍然没有完全解决的问题。以后我们还要谈到这一点。 　　归根结底，正是由于这一点解决得不好，对外维护国家权益的斗争尽管成果辉煌，仍留下许多缺陷与遗憾。1942年以后，中国虽然在法理上抹去了“半殖民地”色彩，但从事实上收回国权，还是抗战胜利的结果。这一丰硕结果的许多部分，如今仍然隐而不彰；同时还有许多重大的遗憾，仍然有待揭示。 　　在领土方面，大家都知道，通过抗战，中国不仅光复了全部大陆国土，收回了日据已半个世纪之久的台湾和澎湖，而且还有过去很少提到、但意义同样重大的几件事：南海诸岛的归我版图，陆地一些争议地区主动权的获得，以及新疆的内附，这些成绩，对于后来的影响，也非同小可。 　　民国的遗产：南海诸岛——兼评所谓“地图开疆”说 　　过去，中国即便在王朝强盛时代，也缺乏海权意识。西沙、南沙，虽然一向有我先民活动，官府却不在意。清末，李准水师虽曾巡视西沙，也未能驻守。遂使西沙、南沙在1930年代相继为法国、日本所踞。民国政府虽于1935年出版《中国南海岛屿图》，声明主权，但当时国势不支，不能实际驱逐入侵者。 　　近年，网上有人全盘否定民国时期维护国权的努力，把当时我国无力实争、只能在地图上标示主权的情况，一概讥为“地图开疆”。其实，国势弱时先作宣示，待国势强大后收复，本理所当然。如果后来未能如愿，我们可以为之遗憾，并没什么可讥笑的，因为这总比连宣示都不宣示、逆来顺受、拱手让人好吧？ 　　假如无力实争，就得承认既成事实，那么东三省曾经沦陷十多年，我们是不是应该在1932年后就把国界划在山海关？如果这样，东北后来还能收复吗？ 　　当然，反对讥笑，并不是否定史实。抗战前，我国的很多主权宣示，确实是无力实争，只能“地图开疆”。但抗战后就不同了。 　　1946年10月，法国军舰重占南沙，引起中国抗议。法舰被迫撤退后，国民政府派出“太平”号、“永兴”号、“中业”号和“中建”号4舰，由林遵将军率领，于12月间相继收复西沙、南沙，从此派兵长期驻守。今天西沙群岛最大的永兴岛和中建岛、南沙群岛最大的太平岛和中业岛，就是以这4艘军舰得名的。这当然就不是什么“地图开疆”了。 　　1947年，民国政府内政部公布《南海诸岛位置图》，图中画出了“11段线”，作为中国南海海域疆界，这就是今天我们坚持的南海主权“九段线”的来源。而中国的海军陆战队一直驻守西沙，直到1950年8月海南岛易手三个月后，西沙国民党守军“起义”归顺新中国。此后很长一段时间，西沙却悄悄撤守，又回到了“地图开疆”状态，被南越趁虚占据，直到1974年，新中国才又通过“西沙之战”，再次收复了西沙各岛。 　　至于南沙，虽经大陆政权更迭，但主岛太平岛一直由国军-台军驻守至今，成为今天中国人在南沙惟一实际控制的自然可居岛屿——尽管惟一，但由于是最大岛屿，仍是坚持主权的有力根据。而新中国由于海防薄弱，有限的海防力量主要用于对台方向，在南沙不仅军事上鞭长莫及，就是渔民，也由于1956年后政府实行禁海政策，从此绝迹于南沙。 　　直到1986年政府解禁，中国渔民“重返南沙海域探路时才发现，那里已是越南等国的天下”（赵叶苹：《南海中国渔民直面外国军舰》，《国际先驱导报》2011年6月17日），而解放军在1988年重返南沙时，除太平岛以外所有自然岛屿都已落入他人之手，只能驻守一些需要人工增高才能待人的礁盘了。 　　这里，还要谈谈南海诸岛中现在争议很少，因而不太受关注的东沙。 　　所谓“东沙群岛”，其实就是一个东沙岛，加上几处暗礁，虽非舆论焦点，但却是南海诸岛中自然面积最大、离大陆最近、经济与国防价值也最高的岛屿。该岛于清末曾为日本人窃占，妄名“西泽岛”，中国政府赎回后，一时无力驻防，又被日本浪人侵居。 　　1925年，中国海军江宝容中校率兵驱逐日本人后，开始派兵长驻。抗战爆发后，东沙为日本海军攻陷。1945年5月29日，太平洋战场的美军击败日寇，攻克东沙，随后交还中国。1946年6月26日，中国军队登岛接收，1949年后，由台湾军队驻守至今。 　　1950年海南岛解放后，国民党守军和党政人员基本都撤到了台湾，但在周边南海地区，仍然留下一些据点，即东边的东沙、南边的西沙和西边的浮水洲岛。西沙、东沙后来的历史已如前述，浮水洲于1955年易手，解放军驱逐了国民党人，在岛上建立了党政军机构。但一年半后，这个面积等于西沙南沙总和（5平方公里）、位居北部湾海权中心基点的岛屿，被交给越南（越南改名白龙尾岛）。 　　南海这些岛屿，陆地面积虽只是弹丸之地，但作为主权基点，涉及的海疆却广达上百万平方公里，在大陆架与专属海域都逐渐主权化的今天，它们的命运对国家前途极为重要。而我国今日在南海主权斗争中持有的态势，仍然要拜托抗战后的遗产，除了浮水洲让与越南、南沙绝大部分岛屿被周边各国控制外，这些遗产中的西沙、东沙和南沙的太平岛及若干礁盘，总算留在了中国人手里。 　　对此，海峡两岸都是有贡献的：台湾一直坚守着东沙和南沙太平岛，大陆在1974年后也开始经营南海，通过1974年的西沙海战和1988年的赤瓜礁海战，不仅收复了一度弃守的西沙，在南沙也保持了几个礁盘上的象征性存在，为今后进一步巩固海权，提供了基础。 　　中国取得边界争议地区的主动权 　　海疆而外，我国自晚清以来还有大量的陆地未定边界地区，抗战前也只能处于“地图开疆”状态。抗战后，中国大大改善了控制态势，一度取得近代以来从未有过的主动。 　　例如中缅边界，晚清以来英国不断北侵，进入民国后，1914年，英国以印缅共同宗主的身份，提出了“麦克马洪线”，但中国不承认。当时，中国在中缅段（克钦地区）主张的是更靠外的界线，包括了历史上曾是中国属地的一些地区。当然，在抗战以前由于国力孱弱，中国政府实际无力控制这片地区，也只能“地图开疆”而已。 　　抗战前期，情况甚至一度恶化，由于当时英国置身事外，中国却因沿海被封锁，严重依赖缅甸国际通道，被迫接受英国要挟，未经边界谈判，就临时通过换文，承认了英国控制的既成事实，从而有了所谓“1941年线”（主要涉及掸邦北界）的说法。 　　但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英美参战，日本侵占缅甸，中国远征军入缅作战，以蒋介石为司令、美国将军史迪威为参谋长的“中印缅战区”成立，缅北控制权因而经历了剧烈的变化。1942年，中美中英宣布废除以往的不平等旧约，签订平等新条约，其中的中英新约，并未肯定“1941年线”，“边界未定”成为公认事实。 　　而在实际控制方面，中国远征军不仅在战时一度控制了大部分争议地区，而且由于果敢汉族土司宣布内附，重庆政府予以接受和正式委任，中国军队进入佤邦，以及1946年中国军队为修建第二中印公路（又称新中印公路，即今腾密公路）留驻密支那及克钦地区等情势，抗战后，中国对这些地区仍保有着强大的影响力乃至控制力。 　　尽管南京政府后来忙于打内战，并未积极扩大这种控制力，但把这个时期的状况，仍然讥为与抗战前一样的“地图开疆”，显然是不符合事实的。这个时期的许多争议地区，不仅在中国地图上划在中国一侧，而且实际上也控制在中国人和认同中国的地方势力手里。 　　而英国势力在抗战后虽然重返缅北一些地区，但却远远未能恢复战前旧观。一是战前旧观本来就没能通过条约获得法理支持；二是不仅很多地方仍有中国军队留驻，另一些地方也在战时乱局中为地方民族势力控制；加上战后不久，缅甸就于1947年独立，英国仓促退出缅甸，其在缅北控制的一些地方也未能完成移交，更何谈其他地区了。 　　更有甚者，由于英国在殖民时期搞分而治之，禁止缅族势力进入这些地区，导致当地民族与缅族的传统关系，本来就弱于与英、中的关系。战时，由于当地民族（克钦族与果敢汉族尤其典型）追随中英两国抗日，而缅族的民族主义者却在很长一段时期内，错估形势，企图通过联日反英，争取独立，因此帮助日本，不但站在了中英的对立面，而且也加深了与中英同舟共济的克钦等缅北民族的对立。 　　尽管日本战败前夕，以昂山将军为代表的缅民族主义者，终于认清形势，举兵反正，避免了像印度的鲍斯势力那样在战后被淘汰出局，得以保留了战后缅族代言人的资格；但历史的阴影终难消除，缅族想要继承英国人在缅北的势力，并非易事，何况，这种势力在抗战中也已大幅削弱。 　　此前，在国共内战末期，国民党败军退至中缅边境争议地区，强化了抗战后中国人对当地的控制。在南段边境的果敢、佤山一带和北段的克钦地区，都是如此。作为中国内战的延续，1952年，解放军也进入这些当时国人认为属于中国的地区，与国民党作战。于是，缅北出现了中国的国共两军和各个民族势力各据一方的局面，除了几个点外，缅甸中央政府对边境几无控制能力。 　　在这种情况下，缅甸领导人希望利用中国政权更迭之际，借新政权的力量，消除旧政权在争议地区的势力，帮助仰光政府控制缅北。于是缅甸成为最早承认新中国的非共产党国家之一。而当时的新中国迫切需要外部承认，对此相当感激。 　　于是，在后来的边界谈判中，中国政府基本以中缅段麦克马洪线和“1941年线”为基础，承认了缅方对绝大部分争议地区的主权要求，只有片马和班洪两个象征性地点，因历史上的抗英事件曾导致舆论沸腾，在国人心中有强烈的记忆，得以归属中国。在其余地区，中国政府不但应缅甸的要求，撤回了1952年后进驻的解放军，而且在撤军后缅甸政府仍然无力填补真空的情况下，应缅方要求，出兵争议地区，击败了国民党军队，再把地方移交缅甸。 　　对此，缅甸总理吴努明言：“在我国，是有相当多的国民党军队的。如果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不是非常友善地对待我国，那一定会使我们遭到很大的损害……但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出于爱护我国，在国民党问题上对我们采取了一种非常富有同情心的态度。”（余定邦：《中缅关系史》，光明日报出版社，2000年版，第312页） 　　“再版巴黎和会”：雅尔塔体系造成的新国耻及纠正 　　前面说过，民国时期对中国国家权益的威胁主要来自日、俄两强。抗日战争彻底打败了日本，但苏俄却也是战胜国。于是，中国尽管以比一战大得多的牺牲，赢得了比一战伟大得多的胜利，实现了“民族解放”，但在一些地方，还是重复了一战后的悲剧： 　　中国的战胜国权益得不到尊重，某些战胜国居然要求继承战败国先前的侵华“遗产”！ 　　一战后的巴黎和会上，是同为战胜国的日本，抢夺了战败国德国的侵华遗产：青岛和胶济路； 　　而在二战结束前夕的雅尔塔会议上，苏联同样要求继承日本的侵华遗产：以取得不冻港旅顺、大连和中长铁路（原中东铁路和满铁的总和）以及承认蒙古独立，作为对日作战的条件。（美、英在对日作战中，牺牲比苏联大得多，但都不敢做如此要求） 　　姑且不说，中东路的权益，原本就是沙俄侵华的结果，连布尔什维克也曾认为不义，就算这权益由沙俄传给了苏俄（当年中国要收回，遭到苏联的野蛮报复），但“九一八”之后，苏联却主动把中东路权卖给了日本，本来已经与苏无关，就算按不平等条约的观念，中东路当时已是日本人的财产，即中国宣布要没收的“敌产”了。然而苏联不仅索要，还公然宣称，这是要雪当年日俄战争失败之耻、恢复沙俄当年在华的“光荣”！ 　　美、英为减少自己士兵的伤亡，居然答应了苏联的要求。而这时的中国，尽管可以在入越受降时“刁难”法国，却仍然无法对抗苏联。于是，雅尔塔会议后签订的中苏条约，就成为抗战后的新国耻、1942年中美中英废除旧约后，新出现的惟一不平等条约。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斯大林仍想沿袭这一条约。但是对于兄弟党掌权后的新生社会主义盟国，苏联不示好是说不过去的。1949年12月9日到1950年2月26日，毛泽东放下新建政权百废待举的事务，对苏联进行了两个半月之久的马拉松式访问，其间的种种波折，如今已众所周知，总之，斯大林最后答应了毛泽东的要求，另订了一个《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放弃了1945年中苏条约中攫取到的一些权益，主要是以新中国接受雅尔塔会议的结果为条件，换得苏联承诺于1952年归还旅顺，并且尽快交还大连与中长铁路。 　　但是斯大林对此非常恼火。近年来沈志华教授根据档案指出：正是在同意毛泽东的要求之际，斯大林立即改变了他此前一直反对金日成对南方用兵的立场，告诉金日成可以发动战争。 　　不久朝鲜战争爆发，中国也被卷入（按沈教授的分析，其中重要原因就是要消斯大林的火，“挽救中苏同盟”）。到了1952年，战争仍在进行，斯大林要挟说我要按约定时间撤出旅顺了。当时仍在打仗的中国，没有像样的海军，无法防守旅顺，不得不反过来请求苏联不要撤。斯大林说，不是我不撤，是中国人不让我撤，那就再签个协定。“这个协定签了就惨了，苏联继续租用旅顺港，没有时间限制，实际上斯大林还是达到了自己的目的。”（沈志华：《毛泽东访苏轶闻》，2011年1月7日文史大讲堂） 　　幸亏斯大林一年以后就去世了。后来上台的赫鲁晓夫立足未稳，要跟中国拉关系套近乎，于是苏联于1955年主动交回了旅顺港，撤回了驻华苏军。当时苏联高层内部对此是有异议的，强硬的斯大林主义者反对这样做。无论意识形态立场如何，仅从中苏关系来说，我们也应当肯定赫鲁晓夫的“修正主义”，他首先修正的，是雅尔塔体系对中国的错误，就像华盛顿会议修正巴黎和会的错误一样。

作者： 信力建   5月26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德国勃兰登堡州参观波茨坦会议旧址时发表讲话，提醒日本不要无视《开罗宣言》和《波茨坦公告》已公认的决议，破坏二战果实。二战是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战争，整场战争涉及到全球绝大多数国家及所有大国，据世界各国认可的官方数据统计：在二战中，全球军民死亡人数超过5500万（有说法称死亡人数在5000万至7000万之间），受伤人数超过1.3亿，伤亡总数达1.9亿人。其中，平民死亡人数约2730万人。经济损失方面，参战国军费消费总额达13520万美元，再加上各国财政消耗和物资损失，总损失达40000亿美元。二战中生命和财产损失是全人类的损失，是以巨大的代价才换来的和平，因而二战的胜利更显弥足珍贵。这些胜利的果实有：彻底消灭了德意日法西斯政权，使倍受法西斯侵略蹂躙的国家得以解脱，迎来了世界和平的曙光；东欧和亚洲出现了一系列人民民主国家；反殖民解放运动取得了巨大进展，许多国家取得了独立；联合国诞生，在维护世界和平、安全，调解国际纠纷取得了一定的成就，等等。但二战结束并不意味着从此天下太平，从二战至今，世界格局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纷争大大小小难计其数。在其中，不独是日本想抹煞二战的胜利果实，早在二战刚结束后，胜利的果实就已经在遭受破坏了。 二战后和平的曙光初现，却很快隐匿在冷战的阴影里。老牌帝国英法深受重创，苏联却异军突起，并控制了东欧，打破了欧洲均势。同样崛起的还有强大而富有的美国。两个超级大国意识形态不同，武力相当，互视为敌，形成了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产阶级阵营的对立，并持续近半个世纪的冷战，对世界格局产生了巨大影响。而两个超级大影响的优劣如何，相比之下，可见分晓。 在二战正式爆发前的1939年8月23日，斯大林与希特勒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并同意缔约国之一如与他国交战，另一缔约国将保持中立。波兰被占领后，苏联也分得了利益，德国占领了波兰拥有2200万人口的37000平米哩土地，而苏联占领了拥有1300万人口的77000平方哩土地。斯大林与德国签约，是打好了如意算盘的，他曾对左右说：“我们将不得不参战，但我们必须是最后一个参战。我们参战的目的是为了在天平上放上一个决定性的砝码，这个砝码将使天平倾斜。”可见斯大林投机者的心态。出于自身利益考虑，斯大林于1941年4月13日也与日本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双方保证，如果一方“成为一国或其他几国的进攻目标”，他方将保持中立。在维护自身利益面前，苏联是极典型的“超现实主义”。 未曾想，希特勒很快就征服了欧洲大陆，苏联成为其下一个目标。德军出其不意的进攻，让毫无准备的苏联险些搬石头砸了自己脚，在列宁格勒战役、斯大林格勒保卫战等战役中，苏军都付出了惨重代价的。仅斯大林格勒保卫战中，苏军474871人死亡，650878人受伤或被俘，合计伤亡1,129,619人，还不包括无辜丧生的平民。 战后，苏联在对战败国的处理中捞到了不少利益，控制了东欧诸国和东德，形成了以其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在中国，根据雅尔塔会议的密约，苏联同意在欧洲战场结束后2—3个月内对日宣战，但作战的条件是维持外蒙古的现状，库页岛南部及邻近岛屿交还苏联，大连商港国际化，苏联租用旅顺港为海军基地，苏、中共同经营中东铁路和南满铁路，千岛群岛交予苏联。斯大林的这一要求无异于趁火打劫，严重损害了中国的利益。 彼时，日本败局已定，1945年8月6日，美军在广岛投下一颗原子弹， 8日，苏联对日宣战， 9日，美军在长崎投下第二颗原子弹， 14日日本天皇决定投降。刚刚宣战的苏联即刻忙于收获他的“战利品”，龙应台在其著作《大江大海——1949》的《人民大街》一文中曾有一段日本投降后苏军进驻长春的记述： 1945年8月，在接受日本人统治14年之后，当苏联红军以“解放者”的姿态进城，并且在长春和沈阳中心建起那些高大的战机、坦克纪念碑时，长春和沈阳的人是带着什么样的心情在那纪念碑上落款，说 “长春各界人士”共同纪念？事实上，在纪念碑落成、“长春各界人士”向红军致敬的同时，红军正在城里头烧杀掳掠。那一年冬天，21岁的台北人许长卿到沈阳火车站送别朋友，一转身就看到了这一幕：“我要回去时，看见（火车站）广场上有一个妇女，手牵着两个孩子，背上再背着一个，还有一个比较大的拿一件草席，共五个人。有七、八个苏联兵把她们围起来，不顾众目睽睽之下，先将母亲强暴，然后再对小孩施暴。那妇女背上的小孩被解下来，还在嚎啕大哭。苏联兵把她们欺负完后，叫她们躺成整列，用机关枪扫射打死她们。” 作为战胜国、联合国五个常任理事国之一，中国原本可以在国际社会把握更多的话语权，成为国际新秩序中的重要一员。但却好梦难圆。二战结束后没多久，国共两党的谈判失败，很快陷入内战，其中推波助澜的，少不了苏联的“功劳”。苏联一直将东北视为自己的势力范围，但蒋政府得到了美国的支持对苏联并无好感，并坚持东北实行门户开放政策，只想在经济关系中让苏联保持主导地位，甚至坚持要将美国人和美国资本引入到东北地区来。这让在全球范围内与美国一争高下的苏联方面十分恼火。斯大林当时对中共的力量还并不看好，也曾积极促进重庆谈判，但随着与美国矛盾上升，且攫取中国东北的利益受损，苏联决定将宝押在中共身上。1946年，英美公布雅尔塔协定密约，揭示苏联在中国东北的野心，在中国引发了全国性的反苏大游行。斯大林恼羞成怒决定全力支持中共，并将从日本人那里接手的满洲交出的地盘、武器等转交给了中共。1948年，中共武装力量从满洲突然发起猛攻，东北各大城市，接下来势如破竹，横渡长江，横扫南方，蒋介石国民政府最终逃至台湾，中国的历史开始了新篇章。 新中国成立后，国际地位一直得不到承认，中国政府多方谋求以期获得认可。但关键时刻，老大哥又 “拉”了兄弟一把——把中国拖下了泥潭深渊。 二战后，由美、苏、英、中托管的朝鲜由于冷战因素分裂成了南北两个对立的政权，双方以北纬38度作为军事行动的警戒线。苏联在占领区扶持金日成政权，美国这边则支持“大韩民国”成立。1950年6月24日，金日成政权为了“解放”南朝鲜，突然越过三八线，引发朝鲜内战。第二天，联合国安理会通过了美国提出的要求立即停火，北朝鲜军队撤回三八线以北的提案。6月27日，安理会决议，当天苏方代表竟然缺席，也没有及时返回行使否决权。当时有40个会员国响应安理会决议，超过成员国的三分之二，以美国为首的16个国家派出了军队作战。惊慌失措的金日成向斯大林求援，但其却怂恿金向中国求助，同时又承诺提供中方先进武器以示支持。当年10月中国志愿军在苏联喷气式飞机的配合下发起了“抗美援朝”。朝鲜战争的结果是南北朝在疆界上维持原状，苏联坐山观虎斗没有损兵折将，但参战双方却付出了沉重代价：美军伤亡139272人，其中死亡24965人；朝鲜死伤620264人；中国伤亡总数为909607人，其中401401人死亡。长远影响是，一直积极谋求重返联合国的新中国不仅重返无望，还背上了北朝鲜这个沉重的包袱。而北朝鲜则成为世界各国中一大异类，也成为当今世界和平的一大困扰。 同为各自阵营里的带头大哥，美国和苏联都不是维护二战后国际秩序的“义务兵”“协管员”，不可能无私到只是为了全人类的和平发展，其根本出发点终究是从自身的利益需求考虑，但从行动和结果上较之，美国利己的同时也利他，而苏联则利己难利他。 美国为复兴二战后受重创的欧洲经济推行马歇尔计划，并为此连续四个财政年度提供了包括金融、技术、设备等各种形式的援助合计130亿美元。在接下来的20余年时间里，整个西欧经历了前所未有的高速发展时期，社会经济呈现出一派繁荣景象。美国对战后接管的西德、日本、南朝鲜进行了民主化改造，并在经济上大力扶持，帮助其在战后自力更生、迅速崛起， 1950—1960年，西德国民经济劳动生产率处平均增长5.3%，50年代后进入繁荣时期，60年代已超越英法，成为欧洲头号资本主义强国，世界第三大经济体。日本在短短二十余年里，迅速摆脱了经济上的困窘，到1970年时，已成为仅次于美国和苏联的世界第三大工业强国。南朝鲜得到了美国无偿、有偿、金融、技术等多种方式援助，成为世界发展最迅速的国家之一。 相形之下，苏联老大哥在经济上让阶级兄弟袭用其高度集中的经济体制，片面发展重工业，而忽视各国特点，致使社会主义阵营里的国家经济发展滞后，人民生活水平很低；为对抗马歇尔计划而成立了经济互助委员会，表面上其任务是输送苏联援助的物资，但实际情况却相反。经互会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成员国的经济发展，但更多的是给苏联带来好处。由于苏联的控制，成员国的经济无法独立自主。政治上，一党独大一党专政，政府缺乏监督和选举，贪污腐败，专制独裁；各卫星国积累了各种矛盾，一触即发，不断爆发了反苏脱苏的运动。终于在20世纪90年代初从波兰开始，迅速席卷东德、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等国，以老大哥的解体为结束，社会主义阵营瓦解，冷战局面也由此打破，世界格局迈向多元化发展。 究竟谁在破坏二战后的胜利果实？不言自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