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

本文原发表于《阳光时务》第13期，现有部分字句改动。 改革就是革命 ――后南巡时代的中国政改 长平 辞旧迎新的改革希望 虽然现实未有多少改变，但是希望从来也没有远离，这个春天尤其令人浮想联翩。 首先是邓小平南巡20周年，人们像当年一样渴望沉闷中的一声惊雷。这声惊雷原本期待 在九年前“胡温新政”伊始响起，却被代之以“和谐社会”，改革的空间不长反消。然而，当人们在不久前听到总理温家宝谈到“今年是本届政府任期的最后一年”，“能做的事情绝不拖延，能解决的问题绝不推脱”时，再一次心潮澎湃地，准备原谅九年苦等，对胡温政权的尾声寄予厚望。 其次，继近两年频繁谈论政改之后，温家宝今春再次成为话题明星：首次正面回应阿拉伯之春，称“要尊重各国人民要求变革和维护自身利益的诉求”，“任何政府的责任都是为人民谋利益，除了这一点以外，它不应该有任何特权”。他还借南巡纪念之机，重提邓小平讲话：“不改革开放只能死路一条”。而且，在乌坎村民通过顽强抗争实现民主选举之际，他要求保障农民的选举权利，强调“没有程序的民主，就没有实质的民主”。 再次，打黑唱红之都的英雄，重庆市副市长王立军戏剧性地从成都美国总领馆被押送到北京，让“重庆模式”的前途和中共十八大的人事暗战成为全世界的政治八卦。而《人民日报》刊发题为《宁要微词，不要危机》的文章，大谈“冒风险也要改革”，因为“改革有风险，但不改革党就会有危险”，被认为是这个八卦的严肃注脚，意味着高层已达成改革共识，十八大之后的新“新政”更值得期待。 至少人民还有期待的自由，任何希望和幻想都值得体谅和尊重。同时为了不让希望再次被“和谐”，不让生命被耗费又一个九年，我们也不妨趁此机会，讨论几个问题。 政治改革必须有死路一条 《人民日报》文章坦率地说，中国的改革改到如今，“容易的都改得差不多了，剩下的全是难啃的‘硬骨头’。”它没有直接说透”硬骨头”所指何物，但我相信在大多数读者的理解中，都是指政治改革。 准确地说，并非经济体制改革“改得差不多了”，而是在金融，财税，地产，国企等等各个领域都问题成堆，甚至不进反退，危机四伏。然而，所有的经济问题都碰触到政治的暗礁。正如邓小平一再表述，温家宝一再重述的那样，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无法深入，而且成果难保。 由于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作为执政思想在全球的破产，中共在改革开放以后把经济发展作为事实上的合法基础。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不保，也就意味着中共的统治危机。因此，邓小平和温家宝在谈及深化改革时，都是以一种大声疾呼的语气进行警告：“国家需要改革开放，人民需要改革开放，谁不改革谁下台！对，不改革开放就下台！下台！”，“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以及“邓小平表示，要坚持改革开放不动摇，不改革开放只能是死路一条。” 中国内地主张政治改革的媒体及民间舆论，也总是一再借“亡党亡国”相威胁。他们不知道的是，“久经考验”的中共高级官僚，再也不会有谁会被这些话吓倒。邓小平也仅仅以这些警告推动了经济改革，其他人想要靠它启动政治改革，让人想起经济学家于光远说过的一句话:“要共产党搞政治体制改革，等于与虎谋皮。” 就个人的政治利益而言，历史清楚地告诉人们，不消说极权专制的毛泽东时代，即便是在三十年改革开放时期，事实并非“谁不改革谁下台”，而是恰恰相反，谁改革谁下台――被认为在政改方面不思进取的江泽民、胡锦涛，甚至保守反动的李鹏等中共领导人，都能得以善终，而锐意改革的胡耀邦，赵紫阳，则成为悲剧性的政治人物。 这并非是历史的偶然。从一个想要永远把持统治权力，视任何挑战权威的民间努力为敌对势力的政治集团的利益来说，政治改革并不会带来任何好处，甚至就是死路一条――至少对于既有的依靠腐败专制的获利者来说，必须是死路一条。 把“长治久安”作为改革的前提，那就不可能是真正的政治改革。即便按照邓小平及其他中共领导的论述，政治改革也意味着更多的民主。民主就意味着挑战，意味着公平的竞争，意味着一切皆有可能。 一个腐败专制的政治利益集团，经过改造以后是否能够新生？当然有这个可能。苏联和东欧的共产党，台湾的国民党都是如此。然而，把拒绝统治权力的挑战作为新生的前提，在全世界都还没有先例。 胡耀邦之子胡德华在接受采访时指出，邓小平与胡耀邦改革动机的区别在于，前者是为了救党，后者是为了救民。救党者权杖在握，救民者黯然下台。要么胡德华的说法不成立，要么政党利益和人民利益并不像政治宣传中号称的那样始终一致，而且前者大大凌驾于后者之上。 当《人民日报》再次以“救党”的立意谈论深化改革的时候，我们有必要认真思考这一问题：政治改革到底是为了什么，救党还是救民？假如二者发生冲突，应该如何取舍？救党的改革在何种前提下才有可能？ 政治改革就是民主革命 改革与革命的新争论，自去年辛亥革命百年纪念开始，至今余波未了。 很多人都认为区分改革与革命至关重要，但是很少有人作出清晰的论证。甚至用暴力来区别，也遇到了这样的难题：戊戌变法磨刀霍霍，六四民运血染广场，反右和文革死伤无数，辛亥革命却并未爆发大规模流血冲突，更不用说和平的天鹅绒革命了。 这些争论者似乎都不知道，邓小平很早就断言：改革就是革命。 从1978年开始，邓小平一再宣称：“实现四个现代化是一场深刻的伟大的革命”，“必然要多方面地改变生产关系，改变上层建筑”；“精简机构是一场革命”；“这几年进行的农村的改革，是一种带革命意义的改革”；“我们把改革当作一种革命”；“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改革的性质同过去的革命一样，也是为了扫除发展社会生产力的障碍，使中国摆脱贫穷落后的状态。从这个意义上说，改革也可以叫革命性的变革。” 在1992年的南巡谈话中，邓小平同样强调说，革命是解放生产力，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因此改革就是革命。 这并非因为邓小平作为职业革命家偏爱“革命”一词，而是他比当下很多人更明白改革的意思。真正的改革跟革命是一回事，就是要进行性质上的实质性改变。政治改革就是民主革命，民主革命就意味着权力竞争，专制不再。 正如戈尔巴乔夫所说：“改革是一个含义很多、容量极大的字眼。但是，如果要从它的许多同义词中找出一个最能表达它的本质的关键词，那么可以说，改革就是革命。” 正因为如此，邓小平从来没有下定决心进行真正的政治改革。他的确多次强调政治改革的重要意义，他的“不改革就是死路一条”至今被认为也包含了政治改革。然而，当他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第一，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第二，必须坚持无产阶级专政；第三，必须坚持共产党的领导；第四，必须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作为改革的前提时，所谓政治体制改革就没有任何革命性质，甚至是一个文字游戏了。 赵紫阳在他的回忆录中说：“邓对现行政治体制的运行，他是有不满意的地方，主张改革也是真实的。但他心目中的改革，并不是真正的政治上的现代化、民主 化。主要的是一种行政改革，属于具体的工作制度、组织制度、工作方法、工作作风方面的改革。邓主张的是在坚持共产党一党专政前提下的改革，改革正是为了进 一步地巩固共产党的一党专政。任何影响和削弱共产党一党专政的改革，都是邓坚决拒绝的。” 杨继绳在《中国改革年代的政治斗争》一书中说：“邓小平阵线和陈云阵线有两点共识:一是坚持中国原有的政治制度和指导思想不能改变;二是必须改变毛泽东留下的经济现状,即经济体制改革。”并认为南巡谈话强化和固定了市场经济加权威政治的模式。邓小平在南巡讲话中强调:“在整个改革开放过程中,必须始终注意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十二届六中全会我提出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还要搞 20 年，现在看起来，还不只 20 年。” 当下中国经济发展，政治滞后，造成官员滥权，腐败丛生，法治倒退。这些现象的出现，并非像有些主张改革的人士所抱怨的那样，是因为中共领导人没有遵循邓小平理论思想。事实上，这正是他们严格执行邓小平路线的结果。 重庆模式和广东模式，并没有人们想像中那么大的差异，都是不同版本的邓小平模式，也就是让全世界受到困扰的中国模式。 没有共识才有变革 很多有志于推进改革的人士，虽然了解邓小平改革思想的矛盾之处，但是他们故意视而不见，而且把彻底的政治改革的愿望强加到邓小平的头上，希望借助这位已逝领袖的余威，说服民众，施压中央，从而达成全社会的改革共识。他们以为有了改革共识，一切都会迎刃而解。 这些借南巡纪念而寻求改革共识的人们忽略了基本的历史事实，那就是当年如果形成了改革共识，就不会有南巡这件事情了。此前，邓小平试图通过上海《解放日报》发表的署名“皇甫平”的系列文章制造舆论。据作者之一周瑞金回忆说，这些文章遭到来自北京长达一年左右的批判，由此可见分歧与斗争之严重。 由此上溯至上世纪七十年代，是否因为全社会形成了改革的共识，随后改革就发生了呢？当时的大多数民众，和权力中心根本信息不对称，没有任何可能去和斗得你死我活的当权者达成共识。安徽小岗村的村民，也不是因为要和别的什么人达成改革共识，才立下“生死状”，在土地承包责任书上按下红手印。 在一个政治资源被统治者彻底控制的社会，假如说统治者内部达成某种共识尚有可能的话，那么民间社会根本没有渠道也没有资格去寻求这样的共识。 尤其是一方要追求民主政治，一方要把专制作为前提时，共识只会是一个谎言。 当人们津津乐道于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改革共识”时，他们俨然忘记了八九民运的存在。统治者不惜以坦克和枪炮来对准示威民众，足见“共识”之虚幻。 更重要的是，这样的共识本身没有必要。 人类历史上的变革，很少是因为共识而发生，更多恰好是冲突的结果。 今天广东的乌坎，就是当年安徽的小岗村。正如小岗村人争取到经济权利一样，乌坎人争取到了自己的政治权利。乌坎人也曾试图通过上访去和当局达成改革的共识，然而并未如愿。最后，他们和当年的小岗村人一样，冒着生命危险，捍卫自己的基本权利，终于获得成功，载入中国改革的史册。 尤其要警惕的是，在很大程度上，形成共识是统一思想的另外一种表述。统一思想只会限制自由，而不能促成改革，尤其不能促成包含思想自由的政治改革。 与其寻求全社会的改革共识，不如鼓励每一个人都了解自己的权利。 与其徒劳地把希望放在一代又一代的领导人身上，不如一点一点地积聚公民社会哪怕微薄的力量。 无论即将卸任的胡温政权如何满足你九年前的期望，也无论即将履职的新一代领导人如何大刀阔斧，你都不必沉浸于改革共识的虚幻图景，而是始终清醒地意识到你作为个体的存在，尽最大可能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多元存在乃是文明进步之本,冲突和压力才会带来改革，激烈冲突和强大压力才有可能促成一个享受专制盛宴的利益集团进行政治改革。

2011年12月28日 11:00:12 “改良”与“革命”赛跑 章立凡         改良是逐步释放能量，渐进地解决社会问题；革命是积蓄能量的总爆发，一揽子解决社会问题。由于多年所受教育的影响，在一般中国人的概念中，“革命”是个褒义词，而“改良”则显得跟不上时代，总会令人想起老舍先生的话剧《茶馆》里“一辈子好改良”的王掌柜。历史教科书里只肯定“戊戌变法”的进步性，但一说到孙中山与梁启超关于中国国体、政体的论战，无不肯定革命，否定改良。                    “戊戌变法”是“洋务运动”的继续，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一种体制上的选择。“洋务运动”造成社会经济结构的变化，才会产生“戊戌变法”这样的政治体制改革诉求。慈禧太后杀了谭嗣同等“六君子”，幽禁光绪，政治体制改革失败，内忧外患的能量开始无序释放，不久便酿成义和团事变。但无论封建王朝还是守旧农民，都无法阻挡世界历史潮流的走向。                    外侮日急，国库日虚，国内矛盾越来越尖锐，风雨飘摇中的“老大帝国”朝廷，才想到派五大臣出洋考察西方政治经济，宣布“预备立宪”，打算搞“改良”了。可惜为时已晚，好似晚期癌症病人，举着输液瓶子想与壮硕的“革命”赛跑，如何能夺锦标？虽“改良”起步早于“革命”，最终还是“革命”跑到了前头。                    革命的代价是巨大的。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中国人都在“不断革命”中度过，先有旧民主主义革命，继有新民主主义革命，后有社会主义革命。“治痼疾须用猛药”，但“猛药”岂有天天服用的道理？1949年以后有了一个和平建设的机会，却又以革命的名义，关起国门制造“阶级斗争”，搞了大小无数的政治运动，直到“文化大革命”以惨败告终，总算把能量释放完毕，再也“革”不下去了。                    毛泽东逝世之际，国民经济已到崩溃边缘。邓小平顺应历史潮流，推行改革开放。“改革”者“改良革新”之谓也，显然不同于革命，是原有体制的内部整合，而非推倒重建。                    革命靠理想，改良重务实；革命多风险，改良非保守。改良的社会成本，比革命要经济得多，问题在于能否抓住历史机遇。如果经济结构已变，社会发生转型，各种矛盾交织，政治体制不可能不变。若昧于既得利益，致改良太慢或失败，则革命随时可能发生。                    以改良避免革命，最终被革命取代，有大清灭亡的教训在；革命成果不加以完善，被下一次革命推倒，有国民党失败的事例在。历史机遇稍纵即逝，“以不变应万变”的古训，是一种政治技巧，但不见得是政治智慧。                    《易》曰：“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尚书•泰誓》曰：“民之所欲，天必从之”。不妨将“天”解读为历史规律，“人”解读为人民意志。无论改良或革命的领导者，都不能违背历史规律和人民意志，否则便成为孤家寡人。社会矛盾深重之时，应当及早改良；社会危机到了最后关头，必然发生革命。殷鉴不远，识者慎之。                    2004年1月16日  风雨读书楼          2004年5月6日修订

作者： 张耀杰  |  评论(2)  | 标签: 隆裕太后 , 光荣革命 , 张耀杰 文载《环球人物》2012第4期“民国红粉”专栏 100年前的公元1912年2月12日，也就是中国传统历法的辛亥年腊月二十五日，刚刚六岁的宣统皇帝溥仪奉垂帘听政的隆裕太后的懿旨下诏逊位。《清帝逊位诏书》以及其他两道配套诏书连夜颁布，一举打破了中国社会南北双方分裂敌对的政制僵局。真正意义上的南北统一、五族共和或者说是完整全面、共和立宪的中华民国，是应该从这一天开始算起的。宪政学家高全喜在《立宪时刻》一书中，把《清帝逊位诏书》的颁布称之为“中国版的光荣革命”。作为大清王朝事实上的最高统治者和责任人，隆裕太后自然是“中国版的光荣革命”的终极决定者。 隆裕太后的宫廷生活 与隆裕皇后史无前例的历史性贡献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清史稿》中对于她简单得不能再简单的历史记载：德宗孝定景皇后，叶赫那拉氏，都统桂祥女，孝钦显皇后侄女也。光绪十四年十月，孝钦显皇后为德宗聘焉。十五年正月，立为皇后。二十七年，从幸西安。二十八年，还京师。三十四年，宣统皇帝即位。称“兼祧母后”，尊为皇太后。上徽号曰隆裕。宣统三年十二月戊午，以太后命逊位。越二年正月甲戌，崩，年四十六。上谥曰孝定隆裕宽惠慎哲协天保圣景皇后，合葬崇陵。 清朝同治八年也就是公元1868年的正月初十，小名喜子的叶赫那拉•静芬诞生在北京东城朝阳门内芳嘉园。她的父亲桂祥是同治皇帝的生母、正在以皇太后身份垂帘听政的慈禧太后的弟弟。在众多姐妹中，她是从小就被慈禧太后选中的一个。据说慈禧太后很早就给桂祥留话儿：喜子不要嫁给别人。 1875年，同治皇帝去世，只有4岁的爱新觉罗•载湉被慈禧太后选为同治皇帝的政制继承人，从而成为光绪皇帝。光绪皇帝的父亲醇亲王奕譞，是同治皇帝爱新觉罗•载淳的叔父，母亲是慈禧太后的同胞妹妹。到了1889年也就是光绪十五年的正月二十七日，19岁的光绪皇帝与21岁的姑表姐姐叶赫那拉•静芬举行大婚典礼，静芬从此入住东六宫之一的钟粹宫，开始掌管后宫大权。与静芬一起嫁给光绪皇帝的，还有原任侍郎他他拉•长叙的两个女儿，其中16岁的瑾嫔后来晋升为瑾妃，只有14岁的珍嫔后来晋升为珍妃。1900年，八国联军攻入北京，慈禧太后带着光绪皇帝及其皇后、皇妃逃往西安，临行前把依仗光绪皇帝的宠爱而卖官干政的珍妃沉入井中。 美国传教士I.T.赫德兰1888年来华传教，他的妻子在20多年的时间里，一直是慈禧太后的母亲、隆裕皇后的姐妹以及许多朝廷贵妇们的医生。他在《一个美国人眼中的晚清宫廷》一书中转述妻子的话说，隆裕皇后长得一点都不好看。她面容和善，常常一副很悲伤的样子。她稍微有点驼背，瘦骨嶙峋。脸很长，肤色灰黄，牙齿大多是蛀牙。太后、皇上接见外国使节夫人时，皇后总是在场，但她坐的位置却与太后、皇上有一点距离。有时候她从外面走进太后、皇上所在的大殿，便站在后面一个不显眼的地方，侍女站在她左右。在别人不注意的时候，她就会退出大殿或者到其他房中。她脸上常常带着和蔼安详的表情，总是怕打扰别人，也从不插手任何事情。 作为女人，隆裕皇后显然是很不幸的，她从来没有得到过光绪皇帝的宠爱。1908年11月14日，光绪皇帝在南海瀛台涵元殿去世，第二代醇亲王载沣只有3岁的儿子爱新觉罗•溥仪，依照慈禧太后遗命以“继承同治，兼祧光绪”的双重身份，被立为宣统皇帝。“兼祧母后”的隆裕皇后被尊为皇太后。醇亲王载沣被封为监国摄政王。 隆裕太后的政制表现 1909年9月2日，署理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那桐，在日记中记录了垂帘听政的隆裕太后，对于中日两国围绕间岛问题的外交谈判的高度肯定：“早进内，巳正散值。召见时面陈与日使会议延吉厅交涉事宜甚棘手，现经决定，请旨定夺。奉谕：即照此定，后日签字，如此结局已为难得，断不为浮议所摇，今日锡督、陈抚电奏可以不理，签字后发一电旨宣示一切可也。圣明洞鉴万里，实为钦悚。” 这是作为政治家、外交家的那桐，关于隆裕太后政制表现的真实记录。这里的“锡督、陈抚”，指的是当时的东三省总都督锡良和吉林巡抚陈昭常。9月4日，外务部尚书梁敦彦与日本驻华公使伊集院彦吉，正式签订《图们江中韩界务条款》，日本方面完全承认间岛为清国领土，以图们江为中韩国界，在江源地方以界碑为基点，以石乙水为分界线，并承诺撤销所谓的统监府派出所。中国方面则在开商埠、领事裁判权、兴修铁路等具体事项上，对日本方面做出让步。这在中国近代外交史上是极其罕见的成功个案，同时也是清政府外交当局袁世凯、那桐等人，与处于敌对状态的宋教仁、吴禄贞等同盟会会员，为了国家利益而进行的一次特殊合作。宋教仁用长达6万字的《间岛问题》一书，充分证明了图们江北岸吉林省延边地区和龙县光霁峪前原名假江又名间岛的滩地，属于中国领土。先任吉林边务帮办后任督办的同盟会秘密会员吴禄贞，也写作有长达10万字的《延吉边务报告》，为捍卫国家主权做出了自己的一份贡献。 自称公主的裕德龄是清朝正白旗贵族裕庚的女儿，她的母亲是法国人。她与妹妹容龄从小在汉口的教会学校接受教育，后来又随出任外交官的父亲在日本、法国生活过六年。1902年冬天，裕庚任满回国，被赏以太仆寺卿衔留京养病。17岁的德龄与妹妹容龄因为通晓外文及西方礼仪，被慈禧太后召入宫中担任侍从女官。她在辛亥革命与南北议和期间接受记者采访时提供的信息，较为形象地佐证了那桐给予隆裕太后的“洞鉴万里”的高度评价：现在的皇太后是一位很仁慈的女性；“她是一个消息非常灵通的人，她读过一些被译成中文的外国历史书，她很愿意学习并培养皇帝”。与此同时，裕德龄也谈到了隆裕太后所面临的被动共的弱势困境：“她是一位温和的、文静的、谦逊的人，有点冷漠。她非常清楚地知道她不能和她的婶母[姑姑]——也就是已故的慈禧太后相比”；“她根本不想去控制政府，这点我非常确信。她想要的仅仅是平安而已。” 被动共和的光荣革命 1911年11月13日，袁世凯依据大清王朝颁布实施的《宪法重大信条十九条》，在北京就任君主立宪的内阁总理大臣。12月6日，载沣奉隆裕太后懿旨辞去监国摄政王的职位，以醇亲王名义退归藩邸。垂帘听政的隆裕太后，因此成为即将终结的大清王朝事实上的最高统治者和最高责任人。 12月7日，时任总理公署幕僚秘书的许宝蘅，在日记中记录了隆裕太后与内阁总理大臣袁世凯，在养心殿内长达一个小时的对谈。隆裕太后表示：“余一切不能深知，以后专任于尔。”并且任命袁世凯为议和全权大臣，委托唐少仪为议和代表，负责与南方各省进行和平谈判。 12月28日，全国各地要求清帝逊位的呼声越来越高，在袁世凯等内阁大臣的强烈要求下，隆裕太后召集庆亲王奕劻等王公贵族和国务大臣共商皇帝国事。隆裕太后最后对袁世凯等人表态说：“顷见庆王等，他们都说没有主意，要问你们，我全交与你们办，你们办得好，我自然感激，即使办不好，我亦不怨你们。皇上现在年纪小，将来大了也必不怨你们，都是我的主意。”说到这里，她放声大哭，袁世凯等王公大臣也陪同大哭。哭过之后，隆裕太后又表示说：“我并不是说我家里的事，只要天下平安就好。”清帝逊位的基本国策，至此已经初步确定。 1912年2月2日，许宝蘅在日记中记载，他于当天到公署，亲眼看到国务大臣到养心殿内与隆裕太后商酌优礼皇室，“闻太后甚为满意，亲贵亦认可”。2月3日，许宝蘅在日记中写道：“六时起，到公署，总理入对……”同一天，袁世凯将经过隆裕太后认可的《关于大清皇帝优礼之条件》九款、《关于皇族待遇之条件》四款、《关于蒙满回藏各族待遇之条件》七款，分别列作甲、乙、丙三项电告南方议和全权代表伍廷芳。 2月4日下午，伍廷芳、唐绍仪、汪精卫从上海来到南京。当天晚上，孙中山召集各部总次长在总统府讨论。2月5日上午，临时参议院开议孙中山交议之优待清室各条件，孙中山委派胡汉民、伍廷芳、汪精卫莅会说明。参议院对该项条款逐条讨论，将《关于大清皇帝优礼之条件》改作《关于清帝逊位后优待之条件》，并对原案中尊号、岁费、住地、陵寝、崇陵工程、宫中执事人员、清帝财产、禁卫军等项进行修改，删去第8款“大清皇帝有大典礼，国民得以称庆”。 2月12日，与许宝蘅同为总理公署秘书的汪荣宝在日记中写道：“本日国务大臣入内请旨发表，同人均来此静候，惴惴恐有中变，比及午，闻各大臣到阁，一切照办矣。”接下来，他抒写了与《清帝逊位诏书》高度一致的个人感慨：“大清入主中国自顺治元年甲申至今宣统三年辛亥，凡历十帝二百六十八年，遂以统治权还付国民，合满汉蒙回藏五大民族为一大中华民国，开千古未有之局，固由全国志士辛苦奔走之功，而我隆裕皇太后尊重人道，以天下让之，盛心亦当令我国民感念于无极矣，……匕鬯不惊，井邑无改，自古鼎革之局岂有如今日之文明者哉？” 许宝蘅也在当天日记中写道：“三时到厅，知辞位之谕旨已下。268年之国祚遂尔旁移，一变中国有史以来未有之局。” 2月16日，《伦敦泰晤士报》评论说：“天子已退位，清朝统治不复存在，世界上最古老的君主国已经正式成为一个共和国。历史上很少见到如此惊人的革命，或许可以说，从来没有过一次规模相等的、在各个阶段中流血这样少的革命，革命的最后阶段是否已经达到目的，这是未来的秘密。……我们衷心希望，这会给中国带来一个它所切望的进步的稳定的政府。” “女中尧舜”的身后哀荣 逊位诏书颁布10天后，上海《申报》于2月22日以《清后颁诏逊位时之伤心语》为标题报道说，2月12日，《清帝逊位诏书》由袁世凯在养心殿内呈献给隆裕太后，隆裕太后阅未终篇已泪如雨下，随交世续、徐世昌盖用御宝。此时反对共和的恭亲王溥伟自请召见，隆裕太后表示说：“彼亲贵将国事办得如此腐败，犹欲阻挠共和诏旨，将置我母子于何地！”此时无论是何贵族，均不准进内，于是盖用御宝陈于黄案。“清后仍大哭。清帝时立清后怀中，见状亦哭，袁世凯君及各国务大臣亦同声一哭。” 9月11日，黄兴、陈其美一行人在袁世凯、孙中山的一再邀请催促之下来到北京。当天晚上，满清皇族奉隆裕太后的旨意，在金鱼胡同的那桐住宅举行欢迎会，黄兴在答谢词中表示，辛亥革命不过三个月就实现共和，“全赖隆裕皇后、皇帝及诸亲贵以国家为前提，不以皇位为私产，远追尧舜揖让之盛心，遂使全国早日统一，以与法、美共和相比并。”孙中山也当场表示说：“孝定景皇后让出政权，以免生民糜烂，实为女中尧舜，民国当然有优待条件之酬报，永远履行，与民国相终始。” 10月10日，袁世凯就任中华民国第一届正式大总统。他在写给逊位皇室的公函中，称赞隆裕太后为“天下为公”。 1913年2月22日，隆裕太后在西六宫之一的太极殿病逝，享年46岁，袁世凯下令全国下半旗致哀3日，文武官员穿孝27日。参议院除下半旗外，于2月26日休会一天。2月28日为祭奠之期。副总统黎元洪在唁电中称赞隆裕太后“德至功高，女中尧舜”。在参议院议长吴景濂的倡议下，民国政府于3月19日在太和殿召开国民哀悼大会。灵堂上方悬挂着“女中尧舜”的白色横幅，灵堂正中摆放隆裕像，所有外露的梁柱均用白布包裹。殿堂内摆满挽联、花圈。穿着清式丧服和现代军服的仪仗队在灵堂前左右站立。已经逊位的宣统皇帝，也上谥号为孝定隆裕宽惠慎哲协天保圣景皇后，隆裕太后的尸体随后与光绪帝合葬于河北易县的崇陵。 隆裕太后去世后，《清帝逊位诏书》中明确规定的“将统治权公诸全国，定为共和立宪国体，……总期人民安堵，海宇乂安，仍合满、汉、蒙、回、藏五族完全领土”的“大中华民国”，始终没有完整全面地建设完成；随之而来的反而是同为汉族人的南方国民党与袁世凯北洋军阀之间反复不断的国内战争。被动主持中华民国共和大业的隆裕太后，更是被各种各样的历史叙述和小说传奇，妖魔化为一名宫廷妒妇和亡国罪人。借用高全喜的话说，“从革命建国到和平建国，《清帝逊位诏书》并没有像英国光荣革命那样，通过昭示权利法案、凸显权利与自由原则而获得人民的拥护，而是通过昭示平和价值，以逊位禅让的方式，把一个现代共和国的宪法性蕴含呈现出来。……革命的激进主义占据主导——竟效法苏俄，创建党国体制，而保守主义的军政旗手——袁世凯最终也是包藏祸心，搞起洪宪帝制，看来悠悠天命注定了两种力量之领袖人物终究缺乏一种像华盛顿、林肯那样伟大的心灵，致使这场穿越古今之变的政治大变局在开了一个好头之后，旋即沦入深渊泥潭，所谓‘中国版的光荣革命’之最终失败，看来也是极其无奈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