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及革命一周年后，社会媒体上10%的革命记录都不见了。美国杂志 大西洋 上一篇文章引述来自欧道明(Old Dominion )大学计算机科学与網絡备份学系一位博士生所进行的 研究 ，解释了这是怎么一回事。 “Twitter为我们带来‘历史事件第一手资料’的新视野。但推文却是脆弱的东西”。 校对： Portnoy 作者 Bernardo Parrella · 译者 Nico1106 · 阅读原文 en · 则留言 (0) 分享: HEMiDEMi · MyShare · Shouker · facebook · twitter · reddit · StumbleUpon · delicious · Instapap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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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到30岁的奥斯特列克(右)在游行现场发表讲话 2011年12月，俄国执政党统一俄罗斯党杜马选举因涉嫌舞弊，引发全国范围的示威活动。陶里亚蒂这座以汽车制造业闻名的城市也爆发了几场游行。那么，示威者们有什么想法和诉求？ 从莫斯科坐20个小时的卧铺来到这座仍然被冰雪覆盖的城市，正赶上公众假期“卫国者节”（即军人节），街头人烟稀少。 在位于陶里亚蒂市中心的酒店安顿好，很快就约到示威活动的主要组织者之一亚历山大-奥斯特列克在附近的咖啡馆见面。 不到30岁的奥斯特列克目前在陶里亚蒂经营一家网络广告公司，妻子是自由摄影师，两人有一个4岁的儿子。 几场游行 奥斯特列克介绍，去年12月4日，现任总理普京的统一俄罗斯党在杜马选举中获胜，几天后的12月10日，民众就通过互联网自发组织，在陶里亚蒂市中心广场举行了示威游行。 俄国城市陶里亚蒂的首次示威游行 据了解，有大约500人参与了第一次游行，当天并没有当局找麻烦。然而，结束后，有16名参与者被传唤上庭，每人被判罚款1000卢布（约合21英镑）。 12月24日，全俄各地在同一天出现游行，陶里亚蒂有300多人冒着零下20多摄氏度的严寒走上街头，抗议统一俄罗斯党的做法。 奥斯特列克表示，游行不是针对普京本人，而是他领导的统一俄罗斯党的一党专政、想让谁当选谁就可以当选，丝毫没有民主。 他说，自己以前并不十分关心政治，但是最近几年发现，普京给人民的福利承诺很多都没有成为现实；而且，梅德韦杰夫担任总统期间，普京仍然是实际上的最高领导人。 奥斯特列克认为，近年来，俄国出售自然资源的经济模式不可靠，同时，各地方官员腐败丛生，更加令人无法忍受。 宣传工具 奥斯特列克告诉记者，今年2月4日，莫斯科大规模游行示威，陶里亚蒂也再次出现示威活动。“几次游行的参与者中有年轻学生、公司职员、退休工人，人们来自各行各业。也有陶里亚蒂全俄最大车厂伏尔加汽车制造厂的工人，但是为数不多”，他介绍。 他说，自己从不看俄国电视，因为主要频道就是执政党的宣传工具，不真实。他们的全部信息来源都是较少受到审查的互联网。 奥斯特列克表示，希望通过游行示威改变俄国一党专政的状态，给电视媒体言论的自由，展现各个不同党派的真实状况。 他说，游行是有效果的，因为普京的支持率有所下降，但同时，他也强调，如果普京能够实现示威者的上述诉求，自己也会支持普京。 示威诉求 “我们要的是变革，不是革命，因为革命会使经济倒退，而这不是我们愿意看到的；我们希望执政党能够做到公平、公正”，他解释。 针对执政党有关示威者拿到海外资金的指称，奥斯特列克回应，从未收到任何外国资金。 “游行需要买话筒和音箱，这些资金是十余位参与者每人几百卢布凑起来的”，而横幅则是自己手工制作的，他说。 奥斯特列克认为，普京很可能在第一轮投票中获胜，而他本人对任何一位候选人都没信心，因此不会参与投票。 据了解，游行组织者曾经向陶里亚蒂当局申请在3月4日总统大选前再次举行示威活动，但是没有得到回复。 因此，他们已经确定，将在投票日的第二天，即3月5日上街游行，继续抗议执政党的一党专政。
阅读更多回到辛亥重估革命 文/魏英杰 “有一天在养心殿的东暖阁里，裕隆太后坐在靠南窗的炕上，用手绢擦泪，前面地上的红毡垫子上跪着一个粗胖的老头子，满脸泪痕。……后来我才知道，这个胖老头就是袁世凯。”这段话出自末代皇帝溥仪的晚年回忆录《我的前半生》。 当时的宣统皇帝并不知道，这是袁世凯作为大清朝臣与皇太后的最后一次会面，而这次会面关涉大清王朝的最后命运。随后不久，裕隆太后颁布《清帝逊位诏书》，大清王朝结束了自己二百多年的统治，也宣示着中国长达二千多年的帝制时代终结。一个新的时代就此开始了。 时值辛亥百年，各种相关学术论著纷纷出版。这段在某种程度上被遗忘、被误读的历史，也因此引起世人的重新审视。对于清帝逊位这段历史，高全喜先生在《立宪时刻》一书中，称之为中国版的“光荣革命”。去年底出版的《旧邦新造：1911-1917》（章永乐著）一书，则把南北议、清帝逊位和袁世凯被选为临时大总统等一系列事件称为“大妥协”。这两本书都肯定了清帝逊位的积极意义，读来备受启发。 《立宪时刻》作者认为，面对中华民国肇始之际的革命激进主义，清王室最终选择了以和平逊位的方式，将统治权转让给未来的共和立宪国体，由此避免了频仍不断的战争烽火和生灵涂炭。《旧邦新造》作者更进一步评价，认为“大妥协”避免了血腥内战，促成了政权和平过渡，最重要的是避免了更为激烈的边疆危机。《立宪时刻》的分析评判主要着眼于宪法学，重点落在清帝逊位的和平过渡特征。《旧邦新造》一书则从多民族王朝国家的共和转型路径、时局形势以及宪政法理等多角度展开论述，逐层厘清了“大妥协”的积极意义及其难以避免的局限性。 相较之下，我认为以“大妥协”来形容这段历史，比“光荣革命”更为贴切。清帝逊位与英国“光荣革命”的本质截然不同，前者是帝制终结，后者则是王朝复辟。《立宪时刻》作者也指出，清帝逊位所表现出的核心原则并不是英国“光荣革命”的自由与权利原则（即对王权进行限制），而是和平原则。而以“大妥协”形容这段历史不仅更符合史实，也更加准确地道出了这段历史的实质。 武昌首义后，帝制终结已成南北共识。不过，南京临时政府虽代表新生共和力量，却不具备将革命进行到底的实力。北洋集团虽手握重兵，却也难以抛开南方独立闹革命。特别是，君主立宪派加入拥戴共和力量后，双方均势也发生了变化。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大妥协”确如《旧邦新造》作者所称，乃最不坏的结局。无论从当时还是今天眼光看，以和平过渡方式开启共和之局，实为国家之幸。主流史学向来认为这是革命不彻底，是旧官僚窃取了革命果实，这样的说法过于教条，忽略了包括清王朝和以袁世凯为代表的北洋集团对历史进步所起到的积极作用。 今天回首这段历史，重新审视辛亥革命，完全有必要把清帝逊位这段重要史实纳入视野。这样不仅才能更加客观理性地对待这段历史，也才能够更进一步重估革命的价值。革命的终极价值在于革故鼎新，这并不意味着一定要采取暴力流血的手段去实现目标。武昌首义后，因南北议和、清帝逊位成功实现了政权和平过渡，避免了边疆危机加重，中华民国从而得以大致保持原有疆域的完整性。这场“大妥协”体现了清王朝、北洋集团和南方革命派顾全大局的精神和责任意识。这是辛亥革命留给后世的历史遗产和精神遗产，值得永远珍视。 这段历史也生动表明，揭竿而起闹革命容易，“旧邦新造”却非一时之功。以共和为国体，这在当时已成共识。遗憾的是，包括北洋集团、立宪派和南方革命派内部，对采取何种政体并未达成一致。在以后的历史进程中，这很快地引发了宪政危机，进而造成长达数十年的内乱动荡。帝制一去不复返，宪政迟迟不来兮。随着袁世凯称帝、二次革命等历史事件发生，宪政话语退出历史舞台，革命话语最终占据了主流地位。在这历史背景下，重新审视辛亥革命这段历史，重估革命的价值，显得更加具有现实意义。 2012年2月15日 首发《阳光》杂志
阅读更多1 我很少听从网友建议去写文章，这是因为我固守一个原则，对没有经过慎重思考的问题尽可能不发表看法，然而本篇却是地地道道的“命题作文”。最近（“韩三篇”发表以后）关于革命的话题突然热络了起来，很多网友给我来信，希望听一听我对这个问题的看法，这让我很为难，如果我说：“我还想看一看。”读者一定会觉得我虚伪，看来只能遵命了。 我想说一说假如中国发生革命，革命以后会怎样？一定有人不以为然：“现在连革命的毛儿都还没有看见一根，你却要说革命以后会怎样？你是不是傻掉了？”我没有傻掉，我是这样看的：革命是一个完整的社会政治过程，有开始就会有接续，有接续就会有结局，它的内在品性不仅见诸于发端的部分，也会渗透进接续的部 …… ……
阅读更多今日中国不会庆祝100前清帝的逊位，今天中国的领导层也不面临着有组织的军事化的反抗，但是，此起彼伏的小规模农村抗议让本文作者，历史学副教授史蒂夫，不由地想起了150年前造成史上最血腥内战的”太平天国”起义。考虑到彼时的超级大国英国不得不出手协助平息那场动乱，今天的美国真的那么期望”中国之春”到来吗？ 100年前，在1912年的2月12日，清朝六岁的儿皇帝退位，结束了在中国延续二千多年的帝制。但是，这个现代中国划时代的日子不会在人民共和国内得到广泛庆祝。随着共产党准备秘密地把政权移交给下一代领导人，未经锻炼的国家副主席习近平预计将要成为国家主席，北京的政治气氛一片紧张。事关改朝换代的提示都不受欢迎。 当然，中国现政府对1912年的事没甚么好怕的。由满洲人於1644年南下征服中国後建立的清朝，在1912年被高度组织化、得到海外武器资助、带有爱国主义大一统意识的革命运动推翻了。今天的共产党并不面临这样的威胁。 然而，它正在面临的是巨大、原生态的农村动荡。中国经济崛起的黑暗面是富庶的沿海地区和贫困的内陆之间日益加深、令人吃惊的鸿沟；地方官员普遍贪污；以及依据我们所能蒐集的资料所示，还有广为蔓延的怒气和不满。政府承认每年有数以十万宗”群体性事件”，这既包括了一些无依无靠老妇人抗议腐败的房地产徵地，也包括了公然反抗村庄/社区(就如南部的乌坎村那样)，还包括致命的种族暴乱，就如过去几年在内蒙古、西部的新疆省以及在藏人当中发生一样。 诸般景象，现政府面临的更象是在1912年之前50年几乎推翻清朝的太平起义。那场堪称史上最血腥的内战在被平息前至少夺去了二千万人性命的暴动，那些希望今天出现”中国之春”的民众起义的人不能掉以轻心。 太平天国起义是1850年代初在中国南部爆发的。那年代像今天一样，经济混乱、腐败、道德真空。农村的贫困人口很多，地方官员疯狂腐败；北京政府遥远得似乎不存在。触发起义的是说广东话的汉人和客家人就土地权而起流血种族冲突。许多客家人加入了一个信徒不断增加的邪教，其中心人物名叫洪秀全，一个认为自己乃耶稣基督之弟的人。当清朝的地方官员站在汉人农民那一边的时候，客家人—和他们的教派—举兵造反了。 太平天国令人啧啧称奇、同时令人惴惴不安的是，它扩展迅捷、全凭自发。和1912年那推翻帝制的革命或是1949年那促成共产党执政的革命不同的是，它不需要多年的早期”革命”准备工作。 尽管洪秀全的信徒形成了其教派核心，但当他的教派突破清帝国的封锁线并向北推进的时候，其所到之处风靡了成千上万的农民，这些人都有各自的苦难和委屈，跟着造反对他们来说没有损失。失业的矿工、贫穷的农民、犯罪团伙以及所有其他不满者纷纷加入，壮大了叛军。到了1853年，由招募和强徵入伍的人组成的叛军人数达到50万。那一年，太平军占领了南京城，屠戮城内所有的满族人，并以那城市为他们的首都，直到11 年後内战结束为止。 1950-60年代，中国的中小学生受的教育是，太平天国乃共产党的前身, 洪秀全为毛泽东的精神祖先。这个比喻现在已经搁在一边了，因为中国政府已经不再是什么革命者。故此，近年来对太平军的描述多是负面的也就不足为怪，说他们鼓动迷信和宗派暴力，威胁社会秩序。而曾经镇压他们的中国将军曾国藩，曾受到过几代人唾骂，抨击他支持满族人、背叛自己的民族。但现在对他的评价变了。今天，他是中国最受欢迎的历史人物之一，一名忠贞不二儒士和自律的典范。他对中国历史的主要贡献是无情地镇压暴力异议，这正好合乎国家需要。 北京已经从历史汲取了教训。我们可以从它在法轮功和其他类似太平天国的教派变得军事化之前展开迅速而残酷的镇压中看到这点。我们也可以从当今”群体性事件”的数字中看到这点。据估计，在2010年有18万宗群体性事件听起来确实不祥。但事实上，群体性事件”数量之多显示，抗议是无组织的，也（还）没有聚合成足以威胁国家的势力。中国共产党宁可面对数以万计甚至数以十万计的独立、小规模抗争，也不愿看见它们聚合成单一的越滚越大的叛乱。政府最害怕的不是暴力抗争，而是这些抗争会聚合为一。 对西方而言，太平天国也是一个教训。19世纪的中国统治者，一如今天的，在外国也普遍惹人反感。人们视满族为傲慢腐败、阻碍贸易和憎恨外国人的暴君。所有的幻想都在太平军那一边，在起事初期外国称誉他们为中国人民的解放者。正如一个当时在上海的美国传教士所说，”美国人对政府赖以建立和发展的原则信念之牢固，使得他们无法不同情那些为反对外国奴役而战的英勇人民。” 当习先生准备於周二访问美国的时候，类似的同情塑造我们对中国目前动乱的看法。就在上周末，参议员约翰·麦凯恩警告中国副外交部长说：”阿拉伯之春天会降临到中国。”西方新闻报导的主调是，共产党终於嚐到它贪污腐败，在农村的暴虐，以及漠视民主人权的恶果了。而在这表象之下，潜藏着一种通常不会宣之於口，但深深感受到的幸灾乐祸情绪是对共产党被本国人民推翻的一种渴望。 但我们应该注意的是我们想要的是什么。西方在19世纪时尽管蔑视中国政府，但当太平天国把它推向毁灭边缘时，英国介入了，以保着当时的政府不被推翻。当时英国经济对中国市场依赖程度之深，使它根本无法承受叛军胜利可能造成的风险（在1861年美国南北战争中失掉美国市场之後更是如此）。在美国鼓励下，英国向满清政府提供武器、炮舰和军事人员，并最终使战争局面转为对清朝政府有利。 我们可能不会和当时的英国相去甚远。考虑到我们经济今天所处的不稳状态，特别是美国对与中国贸易几乎攸关生存的依赖性，人们不禁要问：我们尽管原则上谴责中国政府在政治权利和人权的立场，但如果它真的面临一场内生革命——即使是由要求更大民主的联盟领导的革命，我们最终会有多大可能不想让革命成功？ 作者是阿默斯特马萨诸塞大学历史系副教授，着有《太平天国之秋：中国、西方、太平内战的史诗故事》。 来源：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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