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

在众多的回顾辛亥百年的论述中，不少论者将清末民初的形势同目前中国的形势进行比较。比较典型的有著名学者张鸣有关这一主题的一个演讲，他表示： 后意识形态时代 忧心改革被革命或者暴乱扑倒，是近年来知识精英们或隐或现的一种焦虑。因为，在近代历史上，清末的新政的确曾经被革命扑倒过。张鸣甚至表示：从总体上讲，清末的政局的确跟现在有很多相似之处。最大相似，是两个历史阶段，都已经进入后意识形态时代，所有的政治关系，都变成了利益格局。社会上宪政的呼声都相当高，但最高统治集团，最关心的问题，却是自己集团在日后宪政格局中的位置，即如何保住“领导地位”。 从社会冲突的角度，他也认为：现在的情势比那时还要紧张，辛亥革命的前一年，中国全国的民变事件，差不多有1 万起，而2007年的群体性事件，已经达到9万多起，2008年估算，肯定比上一年要多。 不过，目前的中国当然不是清朝后期的中国，即使二者存在比较的可能性，但分析其区别至少同样重要。张鸣提出了两点区别，一是当初，清朝社会的上层，依然保持了改革的激情，人们对于制度变革所能带来的好处，充满期待。而现在的中国人却滑入了物质主义的快车道，换句话说，今日中国社会的整体性腐败远远超出清朝末年。第二是中国知识分子的犬儒主义。 言论封禁程度今非昔比 张鸣提出的这两点区别甚为重要，因为这两点很可能决定着中国今后社会与清末的不同走向。其实除了这两点之外，当今中国社会同清末民初的一个重大不同则是政权对言论的掌控。尽管目前的中国处于全球化席卷世界的二十一世纪，中国互联网已经拥有超过五亿用户，近年异军突起的微博获得飞速发展，据称已经有两亿人注册使用微博。但是，不仅互联网牢牢的掌控于国家之手，微博也不过是政权予取予夺的舆论工具而已。近期微博实行实名制后，新浪微博接连传出或者如于建嵘、贺卫方、张鸣等影响甚大的学者“搬迁”或者如有“民主小贩”之称的著名网络作家杨恒均的微博被关闭等消息。 同清末民初相比，当时中国社会上下新知新学一浪高于一浪，科举考试废除之后一代新型知识人横空出世，传统与现代、保守与创新激烈交锋。思潮激荡中，催生出如康有为、梁启超等思想巨子。当时中国社会言论虽然受到清廷打击，但是办报纸、开书局一时成为时代风气。换句话说，清末的文网虽然存在，但其严苛与封禁程度却远不能同今天相比。 同清末相比，此种情势下的中国社会，虽然有着经济发展的不同，但同哈维尔所描述的后极权社会更为相近。在这样一种社会，会不会发生革命？如果发生革命，是类似辛亥革命式的革命，还是更类似于天鹅绒革命，抑或是离我们更近的茉莉花革命？

文章指出，革命、民主与自由三者是有关联，但其中只有民主政治是目的；革命只是实现民主政治的一种手段，而且是比较激进的手段；个人自由既是民主政治奠基于其上的基础，也需要依靠民主政治加以保护。对韩寒文章的批评以及为其辩护的文章很多，但我认为上海财经大学副教授李健在微博中的点评最为精当：“韩寒的三篇博文《谈革命》 、《说民主》、 《要自由 》，思想脉络很清晰：反对革命，担忧民主，讨要自由。” 有人认为韩寒发生了蜕变。我认为不是，多年来中国大众对韩寒一直有严重的误读。韩寒对中国这块社会土壤及其国民性有着一种可称之为绝望的感悟，也被迫学会了在极权统治下机智地生存，这次他只是将自己筹思已久的想法在这三个题目之下稍作归纳而已。他的某些结论，我与他看法一致，比如他说“相信天鹅绒革命其实就是选择相信了民众的素质，执政者的忍让，文人的领袖，这三者的共力才能形成天鹅绒革命，我认为这三者在中国全部不存在”。事实上，除了民众素质可以讨论之外，中国的执政集团对权力的肆意伸张之程度绝非本•阿里与穆巴拉克能比；知识精英对社会的影响近六、七年以来日见减弱。一些不缺少现实关怀及社会责任感的学者，其作用也被少数行动者与口头行动者大肆贬低。 韩寒虽然是以个人身份在发言，但他的思想其实就是中国中产阶级的基本共识。现阶段，中产阶级大多依附于体制或者部分依附于体制。他们对自身缺乏自由深感压抑，对于政治腐败深感绝望，但对草根民主仍保持有少许肯定的怀疑态度——因 “革命”在中国人的历史记忆里，就是以共产革命为模本的杀人如麻且以掠夺私人财与公共财为目的之农民革命。最近乌坎事件被广东总督汪洋用太极云手暂时化解之后，国内对汪督的风评甚佳，其声望一时大涨。从这点就可以看出，国内居于主流的意见还是希望中国实施开明专制，即韩寒期盼的有一定言论空间与个人自由的威权统治。 韩寒多年来对现行体制及诸多弊端的讽刺批评，始终就在这个范畴之内。韩寒言论之所以在中国广受欢迎，有其时代原因。那几年，中国社会矛盾还未全面激化，生活还处在上升通道的中产阶级正喝着卡普其洛、营造小资格调，畅想着未来的美妙生活。无论是国内还是国际社会，都对中国未来能自然演进至民主政治充满期待。只有在这种社会氛围中，韩寒才有可能因其那种哀而不怨的讽刺散文，成为21世纪零年代后期中国文化的一个符号。 这次韩寒革命、民主、自由三论在网上遭到强烈批评，并非韩寒的思想发生了急转弯，而是中国的社会条件正在发生急剧变化，网上舆论的主流由过去那种轻松的讽刺调侃，正悄悄演变成沉重的愤怒与绝望。与此同时，国际社会对中国的态度也在改变。比如美国政界过去一直期望中国能够在对外开放与经济改革中“和平演变”至民主政治，但今年以来，美国政界也开始怀疑自己的这种期望不切实际，对中国能够“和平演变”这一预设打上了一个大大的问号，这个问号的颜色正在变浓。 这一阶段大众对韩寒的误读，以及中国受众在与精英的互动中如何塑造精英的社会过程，是一个很有观察与研究价值的时代课题。 关于韩寒，我不同意他的观点基于两点，一、我认为，眼下的中国，使用任何可能的手段尽快结束一党独裁的专制政治，都有其道义基础。二、我知道，自由不是免费的，他则希望少付费甚至不付费。今年被卷入“阿拉伯之春”中的国家，除了突尼斯较为和缓之外，其他国家的革命（包括现在埃及正在发生的“二次革命”），在政治角力的同时，“剑对剑的谈判”从未缺席。 中国政治语境下的革命、民主与自由 检视中国十几亿人的希望与要求，应该说根据其所居社会层次的不同，占有的社会资源不同，各阶层与群体之间的希望与要求有所侧重甚至有很大的差别。比如现阶段普罗大众最需要的是社会分配的相对公正与公平，最急迫的事情是保障自己的生存权利；知识群体及中产阶级则希望有相对宽松一点的言说自由与结社自由。而在现有体制下，普罗大众得不到公正与公平，更无法保障生存权，他们这些权利也根本无法在虚拟世界里找到替代品；中产阶级及知识群体得不到的言论自由与结社自由，但在网络这一虚拟空间里，却可以找到部分的替代品，比如微博上有限的言论空间与虚拟的同类相聚。 但是，随着社会矛盾的积聚与爆发，当局维稳的缰绳在不断收紧。除了坚持“五不搞”的执政者及中毒太深者之外，但凡脑筋还不糊涂的人都程度不等地知道，只有民主制度能够保证普罗大众渴求的公正与公平，才能够满足中产阶级及知识群体希求的个人权利与自由。国人的意见分歧，主要集中在通过什么渠道建立民主政治。说白了，即大家愿意为建立民主政治付出什么样的成本。看清楚这点，才会弄清楚哪个阶层是中国求变的主力，以及这个阶层具有的求变能力。 中国的中产阶级显然现在不是革命诉求的主体。在中国现行体制下，进入中产行列与保住中产的位置，几乎是权贵之外的国人奋斗一生甚至拼上两代努力的结果。中国人熟悉的共产革命以及太平天国革命是以洗劫社会、颠覆人类社会秩序为特点。如果有人能够成功说服国人相信中国革命只需要付出突尼斯那样死上百人的代价，革命也许不会让国人望而生畏。但在中国已有的革命经验观照之下，中国的知识人及中产阶级的主体在骨子里只能是权力的同盟者，即以要求社会稳定为其主诉。 中国的普罗大众有没有革命诉求？当然有，只是在不少人那里，这种诉求还比较模糊。由于中国社会严重缺乏正常上升通道，权力与资源近年来更是形成了代际传递的趋势，普罗大众通过读书改变命运的希望几乎全被掐断，在这一社会背景之下，这种诉求只要被引导，一遇到外在诱因则会形成爆发力。广东省委副书记的谈话已经表明他认识到这种爆发力的可怕。与当年中共革命时需要“运动群众”，即向群众灌输革命理念时有很大不同，中国现行教育为了论证中共得国之正，灌输的全是的“马克思+毛泽东”那套“剥削有罪”、“造反有理”的说教。 在开明专制体制（比如突尼斯与俄罗斯）下，民众有结社自由，这就能够让民众通过自组织整合其利益诉求，形成压力，逼迫执政者改弦易辙。中国的黑暗专制却用尽一切招术消释民众的自组织能力，各阶层连讨论交流的平台都相当缺乏。

也许，有人认为，中国的打压策略是有效的，因为中国政府毕竟避免了茉莉花革命在中国爆发。2011年茉莉花浪潮确实没有波及到中国，但是，没有迹象显示，茉莉花革命的幽灵在中国已经成为历史。从中国目前的社会现实观之，将2011年说成是中国经历重要转折的一年也许并不为过。 “中国模式”的破灭 这一年，中国无论是在其亚洲周边地区还是在对美欧关系上均受到强大压力。中国外交在南中国海触礁，美国重新调整全球战略，战略防务目标明确指向中国。曾经在外交上刻意容忍中国的欧盟如今也在人权问题上摆出强硬姿态。与此同时，7月份的动车事件虽然发生在中国国内，但在这个信息全球化的时代，全世界目睹了被认为属于中国奇迹的中国铁路高速发展背后所隐藏的危险。对于世界舆论说来，2011年的中国动车事件意味着片面追求速度的虚妄，“中国模式”的破灭。对于不少的羡慕中国效率和批评西方民主不足的西方人说来，如果效率意味着劣质和危险的话，那么这个专制有利效率的梦于是破灭。无法保证生命安全的速度充其量不过是毛时代的大跃进的重演而已。 群体抗议成为社会日常景观 从另一角度，对内的打压并没有遏制住中国社会冲突的加剧。官方的打压促进了社会的觉醒，日益增多的民众看到了社会的不公，看到了制度腐败的不可救药。不少人走向绝望，更多的人走向了反抗。2011年是中国维权意识空前明晰，维权热情空前高涨的一年。由北至南，从西到东，族群维权、工人罢工、商人抗税，失地农民争地，公民反对污染，动辄数以千计甚至数以万计的示威者群起抗争，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散步、静坐、示威、抗议正在成为中国社会生活的日常景观，中国社会俨然已呈燎原之势。 正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之下，出现了广东乌坎村惊天动地的民主革命。乌坎有组织的民主维权是一场不折不扣的民主革命，因为乌坎事件包含了理性、和平、自治、民主、权力转移等多种民主革命所必须具备的因素。将乌坎同20年前的捷克“天鹅绒革命”相比，除了乌坎仅仅是中国中央政权之下的一个小小的村镇之外，乌坎完全具备同天鹅绒革命相比的条件。也许，有人说，乌坎人并没有彻底割断对中央政府的幻想。但这正说明了乌坎人的理性。 同捷克的天鹅绒革命一样，如果没有全中国势如燎原的维权大潮的支撑，如果没有中国互联网乃至整个世界舆论的支持，乌坎革命不可能取得阶段性成功。天鹅绒革命的最后成功，有赖于苏联及整个东欧共产主义制度的崩溃，同理，乌坎人现在绝非高枕无忧。如果中国有千千万万个乌坎村在新的一年里起来集体维权，有更多的个体站出来支持艾未未，声援陈光诚，那么乌坎革命的最后成功就会指日可待。  

“天鹅绒革命”，从根本上来说，是一场存在的革命，道德的革命，人的尊严的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