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

我想象那是一个彪悍异常火药味十足却可以全部转化为革命热情和阶级感情的时代，我想象那是一个淡化一切个人崇尚无限集体以至疯狂的时代，我想象，那是一个让人们对未来无所期待却又似乎期待很多终至斗志昂扬的时代…… 性与革命（三）   文/张畅（浙江大学） 其实，这不是妄加揣测，而是有确凿证据的。比如，我读到过关于美国9.11后十个月的时候，美国全国的生育率达到历年来最高。按此推断，在恐怖袭击发生之时，是美国人的做爱高峰。医学这样解释“恐惧性爱”。就是在危难即将来临，未来不可预期，生命无可保障的时候，性爱是发泄的最有效也是最绝望的途径。既然活不成，那就“生”吧！这是我读到的让人惊讶的描述。但也在情理之中。我终于以此为线索，理解了陈凯歌的《霸王别姬》里段小楼和菊香在文革最惨淡的时候为什么有一段做爱的情节的设计。这是合乎情理的。我终于将我看这部电影看到这个镜头时内心生出的疙疙瘩瘩的感觉消除了。 因此，性对于我而言，就不再如从前所受的教育一样是禁区，而是一种本能了。 让我百思不得其解的是，人偶然爆发出的绝望感究竟从何而来？从佛教的角度讲，无非是求而不得，无明而有欲，苦集灭道。云云。我做不到佛教徒自我历练的功夫，也没有这样的慧根。我只想，是不是有很多人仅仅因为这瞬间爆发的孤独选择自绝。如何走出孤独呢？ 昨晚，再说昨晚。我躺在床上的时候，只想起了一个成语——行尸走肉。从前做错了事情，被妈妈骂一顿，哭一场，还尚可自责。如今犯了错误，（问题是甚至不知道怎么样才叫犯错误……）自己却毫不自知，也无人提醒，这是多大的危险。从前上学迟到，被罚站在黑板边上，看着同学同情也伤人的眼神，以后不敢迟到了。现在上课不去又有谁能说一句呢？本来都是细枝末节的事情，累积起来就是行尸走肉了。 我打算用理想打发时间。或者说，用理想抹去孤独感。我想写小说，我预感自己可以写。问题是，不知道写什么。我想把奖学金全部捐给我们的基金会，我犹豫了好久好久，我想这是一件好事。我又想，这是我努力的结果。我被夹在“好事”和“结果”中间犹豫不决。慈善家绝对不是一般人的境界可以做的。问题是，做慈善很容易就走火变味，做到最后万夫所指就不好了。有人给你喊冤，有人帮你说情，却说也说不清。 在中国，为什么孩子被当街撞死了没人去扶去救？我的一个匈牙利朋友问我，这是最基本的同情心啊，为什么不救人？我说不出话。因为我太浅薄，解释不出中国自酿的文化，也不能搬出所谓的“劣根性”来说自己。我终究还是不肯站在公平公开的立场上说公道话，因为我被一群外国人夹在中间质问：那是最基本的同情心啊，为什么不救人呢？ 我依旧说不出话。你能说，因为以前有人救了人被诽谤了，吃了官司，被媒体报了，以后就没人敢管了。这是最实在的回答，可是他们不会明白，我也不明白。你能说，可能是中国革命得太多，频率太大，人人自危，过过些苦日子，大家都不想…… 我对他们说，鲁迅先生说——你们知道鲁迅先生么？——他们摇头，不知道。我说，就是中国很有名的作家、革命家——说：“我想，人们在社会里，当初是并不这样彼此漠不相关的，但因豺狼当道，事实上因此出过许多牺牲，后来就自然的都走到这条道路上去了。所以，在中国，尤其是在都市里，倘使路上有暴病倒地，或翻车摔伤的人，路人围观或甚至于高兴的人尽有，肯伸手来扶助一下的人却是极少的。这便是牺牲所换来的坏处。” 这又是我的臆想。我该怎么用英语说“豺狼当道”？A government ruled by the evil? 还是A society manipulated by a disordered government?我不清楚。鲁迅所讲的牺牲应该就是革命。中国自古好革命，这是尽人皆知。到了近代风起云涌之势丝毫不减，也是尽人皆知。革命的好处自然明显，新政府换了旧政府，新制度换了旧制度，后浪推前浪。不亦乐乎。革命，是一群人的呐喊。根据法国社会心理学家勒庞的解释，这个革命的群体不需要清晰的逻辑和缜密的推断，只需要一个有个人魅力的人站出来，亮出一个最简单易懂的口号，然后就是万人齐喊的场面了。不自控，但威力巨大。 另一方面，革命，又造就了个别人的孤独。这在蒋勋的《孤独六讲》中的“革命孤独”里说得很入人心。每个革命者都是有过强烈的挣扎的，最终才会走向这条路。对于死亡司空见惯的人估计同情心也不会有多少。中国在一场又一场革命里催生，在革命里成长，革命歌曲天天传唱。人一革命，大有六亲不认的气势。以前听过一个笑话。某男入党后，觉得其女友尚为团员，不知上进。后来分手，理由是，你不要来找我了！我是党员！ 戏谑之词，不可当真。文学艺术之类，大多是吃饱了肚子才玩儿得了的。不吃饱了肚子也可以玩儿，但是玩儿出命来就不好了，就偏离了文学本身跑到别的路上去了，或许就成了革命。 回头来说中国人的生命意识。大概分两个方面，第一是中国人的性爱观念；第二是中国人对生命的价值观。按照资料显示，1980年中国颁布了新《婚姻法》，标志着中国第一次公开承认，性爱不仅仅是为了生儿育女，而是为了情感和快乐。之前呢？不得而知，有待考查。我只知道的是，1983年北京一位王姓女子在水中裸泳之后与十多名男子性交，后以流氓罪被判处死刑。 面对死刑，她说了这样一句话：“性自由是我选择的一种生活方式，我的这种行为现在也许是超前的，但20年以后人们就不会这样看了。”二十年过去了，以后还将有更多的二十年过去。但是她死了，看不到了。现在，性自由在中国已经成为一种可以自己选择的生活方式。就像革命，总要有流血牺牲。至于说这位王姓女子在这场“性革命”中起到怎样推波助澜的作用，也许是没有的。可是后人回忆起她的话，还是觉得她像一个革命家在预言未来，虽不如《圣经》里的预言恢宏雄伟，也是另一种勇气了。 至于中国人的生命价值观，不好说，不能说，说了也会被“和谐”的。和谐其实是好事情，古人讲，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可惜，有人把“同”等同于“和”还浑然不觉，是很可悲的。不说，不代表不知道。说了，也不等于知道。一个时代都在不知道和知道不知道里面徘徊，大家都装作不知道，也是很可悲的。 记得一位老师在上课的时候问我们，如果你和一群人在一艘航行在海上的巨轮上，你突然发现它即将沉没，而其他人对此毫不知情。没有任何其他的工具可以逃生，也就是说，大家必死无疑。那么，你到底该不该告诉这些人。 有人说告诉，因为大家都有知道的权利，说不定还可以想些办法；还可以减少一下自己内心的恐惧；有人说，不告诉，因为反正都要死了，快乐地死不是比恐惧到死好些吗？讨论依旧在进行，其实两种观点都彼此渗透，说不清也道不明。就像很多其他的道理一样，不是简单的推理就可以肯定的。我想，辩论的精髓大概就在于此，即对于不肯定的事情加以雄辩，是了不起的事情。 接着，老师说，其实，这个知道船即将沉没的人就是知识分子，是社会的良知。中国历代有很多这样的人，他们为现实担忧，如同屈原“众人皆醉我独醒”的味道一样。可是他们无从呐喊，因为他们看到的未来其他人看不到；他们无从申辩，因为他们逻辑是超前的逻辑，不为现实理解；他们努力在短暂的生命里承受全部的孤独，直到死去。在一个伟大的知识分子身后五十年到无限期之内，总会有声音说，某某某在很多很多年前就已经得出这个结论，可惜…… 一个国度，能够珍视知识分子，听他们说话，是弥足珍贵的。不光是知识分子，作家、戏剧家、画家……都是一样。他们也许不讲政治，对现实一无所知，可是他们敢讲真话。讲真话的社会是不常见的，可是讲真话确实如此重要。当我走在埃文河畔斯特拉福德镇上的时候，惊奇地发现这个小镇的每一处景观都和一个人有关——莎士比亚。在埃文河畔，耸立着古老而有文艺气息的雕塑；在街头小店的墙上涂抹着莎士比亚的诗作和各色的语言创作；沿街没有大红大绿的横幅，只有头上方淡黄色的破旧的横幅上写着，欢迎来到莎士比亚的故乡，来到埃文河畔斯特拉福德。走在莎士比亚的故居逼仄的小屋里，看到他根本称不上富裕的房间布置，却看见有老人默默地站在古老的窗边沉思。很久很久。 莎翁若在天有灵，他也一定惊异于他不长的一生竟能换来这么多来世。 我去过的地方不多。两年前，去到乌镇——中国作家茅盾的故乡看。这位生活在莎翁死后四百年左右的中国作家是跟着时代走的，是享有盛誉的。也许是中国的作家太多了，也许是时代变迁太快了，我没有在这个旅游开发过度的小镇感受到任何茅盾的痕迹，除了那间房子。 话语权是知识分子最起码的权利（更起码的是生存权），活着但是不能讲话不敢讲话的知识分子不叫知识分子，但是个别除外，比如为了活着不能讲话不敢讲话的知识分子。弗洛伊德说得很对，受虐狂是这样形成的：假如人处于一种不能克服的痛苦之中，他会渐渐爱上这种痛苦，甚至把它当做一种幸福。我不敢说这是不是中国知识分子在绝境中的逆来顺受的心理。我想象那是一个彪悍异常火药味十足却可以全部转化为革命热情和阶级感情的时代，我想象那是一个淡化一切个人崇尚无限集体以至疯狂的时代，我想象，那是一个让人们对未来无所期待却又似乎期待很多终至斗志昂扬的时代……但是因为我只是看客，大多数时候，我只是历史书的读者，是历史影像的观众，我走不进那段历史。也终于被那段历史残忍地阻隔。这怪不得谁，这真的怪不得谁么？ （未完待续） （采编：应鹏华；责编：麦静）   您还可能想阅读…… ＜天玑＞性与革命（二） ＜天玑＞性与革命（一） ＜摇光＞水晶棺里的列宁 中国自由主义为什么如此保守? ＜北斗荐书＞本期主题：告别理想乌托邦的青春年代——读《启蒙时代》

我想象那是一个彪悍异常火药味十足却可以全部转化为革命热情和阶级感情的时代，我想象那是一个淡化一切个人崇尚无限集体以至疯狂的时代，我想象，那是一个让人们对未来无所期待却又似乎期待很多终至斗志昂扬的时代…… 性与革命（三）   文/张畅（浙江大学） 其实，这不是妄加揣测，而是有确凿证据的。比如，我读到过关于美国9.11后十个月的时候，美国全国的生育率达到历年来最高。按此推断，在恐怖袭击发生之时，是美国人的做爱高峰。医学这样解释“恐惧性爱”。就是在危难即将来临，未来不可预期，生命无可保障的时候，性爱是发泄的最有效也是最绝望的途径。既然活不成，那就“生”吧！这是我读到的让人惊讶的描述。但也在情理之中。我终于以此为线索，理解了陈凯歌的《霸王别姬》里段小楼和菊香在文革最惨淡的时候为什么有一段做爱的情节的设计。这是合乎情理的。我终于将我看这部电影看到这个镜头时内心生出的疙疙瘩瘩的感觉消除了。 因此，性对于我而言，就不再如从前所受的教育一样是禁区，而是一种本能了。 让我百思不得其解的是，人偶然爆发出的绝望感究竟从何而来？从佛教的角度讲，无非是求而不得，无明而有欲，苦集灭道。云云。我做不到佛教徒自我历练的功夫，也没有这样的慧根。我只想，是不是有很多人仅仅因为这瞬间爆发的孤独选择自绝。如何走出孤独呢？ 昨晚，再说昨晚。我躺在床上的时候，只想起了一个成语——行尸走肉。从前做错了事情，被妈妈骂一顿，哭一场，还尚可自责。如今犯了错误，（问题是甚至不知道怎么样才叫犯错误……）自己却毫不自知，也无人提醒，这是多大的危险。从前上学迟到，被罚站在黑板边上，看着同学同情也伤人的眼神，以后不敢迟到了。现在上课不去又有谁能说一句呢？本来都是细枝末节的事情，累积起来就是行尸走肉了。 我打算用理想打发时间。或者说，用理想抹去孤独感。我想写小说，我预感自己可以写。问题是，不知道写什么。我想把奖学金全部捐给我们的基金会，我犹豫了好久好久，我想这是一件好事。我又想，这是我努力的结果。我被夹在“好事”和“结果”中间犹豫不决。慈善家绝对不是一般人的境界可以做的。问题是，做慈善很容易就走火变味，做到最后万夫所指就不好了。有人给你喊冤，有人帮你说情，却说也说不清。 在中国，为什么孩子被当街撞死了没人去扶去救？我的一个匈牙利朋友问我，这是最基本的同情心啊，为什么不救人？我说不出话。因为我太浅薄，解释不出中国自酿的文化，也不能搬出所谓的“劣根性”来说自己。我终究还是不肯站在公平公开的立场上说公道话，因为我被一群外国人夹在中间质问：那是最基本的同情心啊，为什么不救人呢？ 我依旧说不出话。你能说，因为以前有人救了人被诽谤了，吃了官司，被媒体报了，以后就没人敢管了。这是最实在的回答，可是他们不会明白，我也不明白。你能说，可能是中国革命得太多，频率太大，人人自危，过过些苦日子，大家都不想…… 我对他们说，鲁迅先生说——你们知道鲁迅先生么？——他们摇头，不知道。我说，就是中国很有名的作家、革命家——说：“我想，人们在社会里，当初是并不这样彼此漠不相关的，但因豺狼当道，事实上因此出过许多牺牲，后来就自然的都走到这条道路上去了。所以，在中国，尤其是在都市里，倘使路上有暴病倒地，或翻车摔伤的人，路人围观或甚至于高兴的人尽有，肯伸手来扶助一下的人却是极少的。这便是牺牲所换来的坏处。” 这又是我的臆想。我该怎么用英语说“豺狼当道”？A government ruled by the evil? 还是A society manipulated by a disordered government?我不清楚。鲁迅所讲的牺牲应该就是革命。中国自古好革命，这是尽人皆知。到了近代风起云涌之势丝毫不减，也是尽人皆知。革命的好处自然明显，新政府换了旧政府，新制度换了旧制度，后浪推前浪。不亦乐乎。革命，是一群人的呐喊。根据法国社会心理学家勒庞的解释，这个革命的群体不需要清晰的逻辑和缜密的推断，只需要一个有个人魅力的人站出来，亮出一个最简单易懂的口号，然后就是万人齐喊的场面了。不自控，但威力巨大。 另一方面，革命，又造就了个别人的孤独。这在蒋勋的《孤独六讲》中的“革命孤独”里说得很入人心。每个革命者都是有过强烈的挣扎的，最终才会走向这条路。对于死亡司空见惯的人估计同情心也不会有多少。中国在一场又一场革命里催生，在革命里成长，革命歌曲天天传唱。人一革命，大有六亲不认的气势。以前听过一个笑话。某男入党后，觉得其女友尚为团员，不知上进。后来分手，理由是，你不要来找我了！我是党员！ 戏谑之词，不可当真。文学艺术之类，大多是吃饱了肚子才玩儿得了的。不吃饱了肚子也可以玩儿，但是玩儿出命来就不好了，就偏离了文学本身跑到别的路上去了，或许就成了革命。 回头来说中国人的生命意识。大概分两个方面，第一是中国人的性爱观念；第二是中国人对生命的价值观。按照资料显示，1980年中国颁布了新《婚姻法》，标志着中国第一次公开承认，性爱不仅仅是为了生儿育女，而是为了情感和快乐。之前呢？不得而知，有待考查。我只知道的是，1983年北京一位王姓女子在水中裸泳之后与十多名男子性交，后以流氓罪被判处死刑。 面对死刑，她说了这样一句话：“性自由是我选择的一种生活方式，我的这种行为现在也许是超前的，但20年以后人们就不会这样看了。”二十年过去了，以后还将有更多的二十年过去。但是她死了，看不到了。现在，性自由在中国已经成为一种可以自己选择的生活方式。就像革命，总要有流血牺牲。至于说这位王姓女子在这场“性革命”中起到怎样推波助澜的作用，也许是没有的。可是后人回忆起她的话，还是觉得她像一个革命家在预言未来，虽不如《圣经》里的预言恢宏雄伟，也是另一种勇气了。 至于中国人的生命价值观，不好说，不能说，说了也会被“和谐”的。和谐其实是好事情，古人讲，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可惜，有人把“同”等同于“和”还浑然不觉，是很可悲的。不说，不代表不知道。说了，也不等于知道。一个时代都在不知道和知道不知道里面徘徊，大家都装作不知道，也是很可悲的。 记得一位老师在上课的时候问我们，如果你和一群人在一艘航行在海上的巨轮上，你突然发现它即将沉没，而其他人对此毫不知情。没有任何其他的工具可以逃生，也就是说，大家必死无疑。那么，你到底该不该告诉这些人。 有人说告诉，因为大家都有知道的权利，说不定还可以想些办法；还可以减少一下自己内心的恐惧；有人说，不告诉，因为反正都要死了，快乐地死不是比恐惧到死好些吗？讨论依旧在进行，其实两种观点都彼此渗透，说不清也道不明。就像很多其他的道理一样，不是简单的推理就可以肯定的。我想，辩论的精髓大概就在于此，即对于不肯定的事情加以雄辩，是了不起的事情。 接着，老师说，其实，这个知道船即将沉没的人就是知识分子，是社会的良知。中国历代有
很多这样的人，他们为现实担忧，如同屈原“众人皆醉我独醒”的味道一样。可是他们无从呐喊，因为他们看到的未来其他人看不到；他们无从申辩，因为他们逻辑是超前的逻辑，不为现实理解；他们努力在短暂的生命里承受全部的孤独，直到死去。在一个伟大的知识分子身后五十年到无限期之内，总会有声音说，某某某在很多很多年前就已经得出这个结论，可惜…… 一个国度，能够珍视知识分子，听他们说话，是弥足珍贵的。不光是知识分子，作家、戏剧家、画家……都是一样。他们也许不讲政治，对现实一无所知，可是他们敢讲真话。讲真话的社会是不常见的，可是讲真话确实如此重要。当我走在埃文河畔斯特拉福德镇上的时候，惊奇地发现这个小镇的每一处景观都和一个人有关——莎士比亚。在埃文河畔，耸立着古老而有文艺气息的雕塑；在街头小店的墙上涂抹着莎士比亚的诗作和各色的语言创作；沿街没有大红大绿的横幅，只有头上方淡黄色的破旧的横幅上写着，欢迎来到莎士比亚的故乡，来到埃文河畔斯特拉福德。走在莎士比亚的故居逼仄的小屋里，看到他根本称不上富裕的房间布置，却看见有老人默默地站在古老的窗边沉思。很久很久。 莎翁若在天有灵，他也一定惊异于他不长的一生竟能换来这么多来世。 我去过的地方不多。两年前，去到乌镇——中国作家茅盾的故乡看。这位生活在莎翁死后四百年左右的中国作家是跟着时代走的，是享有盛誉的。也许是中国的作家太多了，也许是时代变迁太快了，我没有在这个旅游开发过度的小镇感受到任何茅盾的痕迹，除了那间房子。 话语权是知识分子最起码的权利（更起码的是生存权），活着但是不能讲话不敢讲话的知识分子不叫知识分子，但是个别除外，比如为了活着不能讲话不敢讲话的知识分子。弗洛伊德说得很对，受虐狂是这样形成的：假如人处于一种不能克服的痛苦之中，他会渐渐爱上这种痛苦，甚至把它当做一种幸福。我不敢说这是不是中国知识分子在绝境中的逆来顺受的心理。我想象那是一个彪悍异常火药味十足却可以全部转化为革命热情和阶级感情的时代，我想象那是一个淡化一切个人崇尚无限集体以至疯狂的时代，我想象，那是一个让人们对未来无所期待却又似乎期待很多终至斗志昂扬的时代……但是因为我只是看客，大多数时候，我只是历史书的读者，是历史影像的观众，我走不进那段历史。也终于被那段历史残忍地阻隔。这怪不得谁，这真的怪不得谁么？ （未完待续） （采编：应鹏华；责编：麦静）   您还可能想阅读…… ＜天玑＞性与革命（二） ＜天玑＞性与革命（一） ＜摇光＞水晶棺里的列宁 中国自由主义为什么如此保守? ＜北斗荐书＞本期主题：告别理想乌托邦的青春年代——读《启蒙时代》

“ 我们对于学生的希望，简单说来，只有一句话： “ 我们希望学生从今以后要注意课堂里，操场上，课余时间里的学生生活：只有这种学生活动是能持久又最有功效的学生运动。 ” 今天是五月四日。我们回想去年今日，我们两人都在上海欢迎杜威博士，直到五月六日方才知道，北京五月四日的事。日子过的真快，匆匆又是一年了！ 当去年的今日，我们心里只想留住杜威先生在中国讲演教育哲学；在思想一方面提倡实验的态度和科学的精神；在教育一方面而输人新鲜的教育学说，引起国人的觉悟，大家来做根本的教育改革。这是我们去年今日的希望。不料时势的变化大出我们的意料之外，这一年以来，教育界的风潮几乎没有一个月平静的；整整的一年光阴就在风潮扰攘里过去了。 这一年的学生运动，从远大的观点看起来，自然是几十年来的一件大事。从这里面发出来的好效果，自然也不少；引起学生的自动的精神，是一件；引起学生对于社会国家的兴趣，是二件；引出学生的作文演说的能力，组织的能力，办事的能力，是三件；使学生增加团体生活的经验，是四件；引起许多学生求知识的欲望，是五件；这都是旧日的课堂生活所不能产生的，我们不能不认为学生运动的重要的贡献。 社会若能保持一种水平线以上的清明，一切政治上鼓吹和设施，制度上的评判和革新，都应该有成年的人去料理；未成年的一代人，（学生时代之男女）应该有安心求学的权利，社会也用不着他们求做学校生活之外的活动。但是我们现在不幸生在这个变态的社会里，没有这种常态社会中人应该有的福气；社会上许多事被一班成年的或老年的人弄坏了，别的阶级又都不肯出来干涉纠正，于是这种干涉纠正的责任遂落在一般未成年的男女学生的肩膀上。这是变态的社会里一种不可免的现象。现在有许多人说学生不应该干预政治，其实并不是学生自己要这样干，这都是社会和政府硬逼出来。如果社会国家的行为没有受学生干涉纠正的必要，如果学生能享受安心求学的幸福而不受外界的强烈的刺激和良心上的督责，他们又何必甘心抛了宝贵的光阴，冒着生命的危险，来做这种学生运动呢？ 简单一句话：在变态的社会国家里面，政府太卑劣腐败了，国民又没有正式的纠正机关（如代表民意的国会之类）。那时候，干预政治的运动，一定要从青年的学生界发生的。汉末的太学生，宋代的太学生，明末的结社，戊戌政变以前的公车上书，辛亥以前的留学生革命党，俄国从前的革命党，德国革命前的学生运动，印度和朝鲜现在的运动，中国去年的五四运动与六三运动，都是同一个道理，都是有发生的理由的。 但是我们不要忘记：这种运动是非常的事，是变态的社会里不得已的事，但是他不是很不经济的不幸事。因为是不得已，故他的发生是可以原谅的。因为是很不经济的不幸事，故这种运动是暂时不得已的救急的办法，却不可翻存在的。荒唐的中年老年人闹下了乱子，却要未成年的学子抛弃学业，荒废光阴，来干涉纠正：这是天下最不经济的事。况且中国眼前的学生运动更是不经济。何以放呢？试看自汉末以来学生运动，试看俄国德国印度朝鲜的学生运动，那有一种用罢课作武器的？即如去年的五四与六三，这两次的成绩可是单靠罢课作武器的吗？单靠用罢课作武器，是最不经济的方法，是下下策，屡用不已，是学生运动破产的表现！ 罢课于旁人无损，于自己却有大损失，这是人人共知的。但我们看来，用罢课作武器，还有精神上的很大损失： （一）养成依赖群众的恶心理，现在的学生很像忘了个人自己有许多事可做，他们很像以为不全体罢课便无事可做。个人自己不肯牺牲，不敢做事，却要全体罢了课来呐喊助威，自己却躲在大众群里跟着呐喊，这种依赖群众的心理是懦夫的心理！ （二）养成逃学的恶习惯，现在罢课的学生，究竟有几个人出来认真做事？其余无数的学生，既不办事，又不自修，究竟为了什么事罢课？从前还可说是“激于义愤”的表示，大家都认作一种最重大的武器，不得已而用之。久而久之，学生竟把罢课的事看作平常的事。我们要知道，多数学生把罢课看作很平常的事，这便是逃学习惯已养成的证据。 （三）养成无意识的行为的恶习惯，无意识的行为，就是自己说不出为什么要做的行为。现在不但学生把罢课看做很平常的事，社会也把学生罢课看做很平常的事，一件很重大的事，变成了很平常的事，还有什么功效灵验呢？既然明知没有灵验功效，却偏要去做；一处无意识的做了，别处也无意识的盲从，这种心理的养成，实在是眼前和将来最可悲观的现象。 以上说的是我们对于现在学生运动的观察。我们对于学生的希望，简单说来，只有一句话：“我们希望学生从今以后要注意课堂里，操场上，课余时间里的学生生活：只有这种学生活动是能持久又最有功效的学生运动。” 这种学生活动有三个重要部分：（1 ）学问的生活，（2 ）团体的生活，（3 ）社会服务的生活。 第一、学问的生活 这一年以来，最可使人乐观的一种好现象，就是许多学生于知识学问的兴趣渐渐增加了。新出的出版物的销数增加，可以估量求知识的兴趣增加。我们希望现在的学生充分发展这点新发生的兴趣，注重学问的生活。要知道社会国家的大问题，决不是没有学问的人能解决的。我们说的“学问的生活”并不限于从前的背书抄讲义的生活。我们希望学生——无论中学大学——都能注重下列的几项细目： （1 ）注重外国文，现在中文的出版物实在不够满足我们求知的欲望。求新知识的门径在于外国文。每个学生至少须要能用一种外国语看书。学外国语须要经过查生字，记生字的第一难关。千万不要怕难。若是学堂里的外国文教员确是不好，千万不要让他敷衍你们，不妨赶他跑。 （2 ）注重观察事实与调查事实，这是科学训练的第一步。要求学校里用实验来教授科学。自己去采集标本，自去观察调查。观察调查须要有个目的，——例如本地的人口、风俗、出产、植物、鸦片烟馆等项的调查——还要注重团体的互助，分工合作，做成有系统的报告。现在的学生天天谈“二十一条”，究竟二十一条是什么东西，有几个人说得出吗？天天谈“高徐济顺”，究竟有几个人指得出这条路在什么地方吗？这种不注重事实的习惯，是不可不打破的。打破这种习惯的惟一法子，就是养成观察调查的习惯。 （3 ）建设地促进学校的改良，现在的学校课程和教员一定有许多不能满足学生求学的欲望的。我们学生不要专做破坏的攻击，须要用建设的精神，促进学校的改良。与其提倡考试的废止，不如提倡考试的改良；如其攻击校长不多买博物标本，不如提倡学生自己采集标本。这种建设促进，比教育部和教育厅的命令功效大得多咧。 （4 ）注重自修，灌进去的知识学问是没有多大用处的。真正可靠的学问都是从自修得来的。自修的能力是求学问的惟一条件。不养成自修的能力，决不能求学问。自修应注重的事是：（一）看书的能力，（二）要求学校购备参考书报，如大字典、词典、重要的大部书之类，（三）结合同学多买书报，交换阅看，（四）要求教员指导自修的门径和自修的方法。 第二、团体的生活 五四运动以来，总算增加了许多的学生的团体生活的经验。但是现在的学生团体有两大缺点：（一）是内容太偏枯了，（二）是组织大不完备了。内容偏枯的补救，应注意各方面的“俱分并进”。 （1）学术的团体生活，如学术研究会或讲演会之类。应该注重自动的调查、报告、试验、讲演。 （2 ）体育的团体生活，如足球、运动会、童子军、野外幕居、假期旅行等等。 （3 ）游艺的团体生活，如音乐、图书、戏剧等等。 （4 ）社交的团体生活，如同学茶话会、家人恳亲会、师生恳亲会、同乡会等等。 （5 ）组织的团体生活，如本校学生会、自治会、各校联合会、学生联合总会之类。 要补救组织不完备，应注重世界通行的议会法规（Pariamenop Law）的重要条件。简单的说来，至少须有下列的几个条件： （1 ）法定开会人数。这是防弊的要件。 （2 ）动议的手续。与修正议案的手续。这是会议法规里最繁难又最重要的一项。 （3 ）发言的顺序。这是维持秩序的要件。 （4 ）表决的方法。（一）须规定某种议案必须全体几分之几的可决，某种必须到会人数几分之几的可决，某种仅须过半数的可决。（二）须规定某种重要议案必须用无记名投票，某种必须用有记名投票，某种可用举手的表决。 （5 ）凡是代表制的联合会，——无论校内校外——皆须有复决制（reterendum）。遇重大的案件，代表会议议决案必须再经过会员的总投票，总会的议决案，必须再经过各分会的复决。 （6 ）议案提出后，应有规定的讨论时间，并须限制每人发言的时间与次数。 现在许多学生会的章程只注重职员的分配，却不等重这些最紧要的条件，这是学生团体失败的一个大原因。 此外还须注意团体生活最不可少的两种精神：（1 ）容纳反对党的意见，现在学生会议的会场上，对于不肯迎合群众心理的言论，往往有许多威压的表示，这是暴民专制，不是民治精神。民治主义的第一个条件就是要使各方面的意见都可以自由发表。（2 ）人人要负责任，天下有许多事都是不肯负责任的“好人”弄坏的。好人坐在家里叹气，坏人在议场做戏，天下事所以败坏了。不肯出头负责任的人，便是团体的罪人，便不配做民治国家的国民。民治主义的第二个条件是人人要负责任，要尊重自己的主张，要用正当的方法来传播自己的主张。 第三、社会服务的生活 学生运动是学生对于社会国家的利害发生兴趣的表示，所以各处都有平民夜学，平民讲演的发起。我们希望今后的学生继续推广这种社会服务的事业。这种事业，一来是救国的根本办法，二来是学生的现力做得到的，三来可以发展学生自己的学问与才干，四来可以训练学生待人接物的经验。我们希望学生注意以下几点：（1）平民夜校。注重本地的需要，介绍卫生的常识，职业的常识，和公民的常识。（2 ）通俗讲演。现在那些“同胞快醒，国要亡了”，“杀卖国贼”，“爱国是人生的义务”等等空话的讲演，是不能持久的，说了两三遍就没有用了。我们希望学生注重科学常识的讲演。改良风俗的讲演。破除迷信的讲演。譬如你今天演说 “下雨”，你不能不先研究雨是怎样来的，何以从天上下来；听的人也可以因此知道雨不是龙王菩萨洒下来的，也可以知道雨不是道士和尚求得下来的。又如你明天演说“种田何以须用石灰作肥料”，你就不能不研究石灰的化学性，听的人也可以因此知道肥料的道理。这种讲演，不但于人有益，于自己也极有益。（3 ）破除迷信的事业。我们希望学生不但用科学的道理来解释本地的种种迷信，并且还要实行破除迷信的事业。如求神合婚、求仙言、放焰口、风水等等迷信，都该破除。学生不来破除迷信，迷信是永远不会破除的。（4 ）改良风俗的事业。我们希望学生用力去做改良风俗的事业。譬如女子缠足的，现在各处多有。学生应该组织天足会，相戒不娶小脚的女子。不能解放你的姊妹的小脚，他就不配谈“女子解放”。又如鸦片烟与吗啡，现在各处仍旧很销行，学生应该组织调查队，侦探队，或报告官府，或自动的捣毁烟间与吗啡店。你不能干涉你村上的鸦片吗啡，你也不配干预国家的大事。 以上说的是我们对于学生的希望。 学生运动已发生了，是青年一种活动力的表现，是一种好现象，决不能压下去的；也决不可把它压下去的。我们对于办教育的人的忠告是：“不要梦想压制学生运动；学潮的救济只有一个法子，就是引导学生向有益有用的路上去活动。” 学生运动现在四面都受攻击，五四的后援也没有了，六三的后援也没有了。我们对于学生的忠告是：“单靠用罢课作武装是下下策，可一而再再而三的么？学生运动如果要想保存五四和六三的荣誉，只有一个法子，就是改变活动的方向，把五四和六三的精神用到学校内外有益有用的学生活动上去。” 我们讲的话，是很直率，但这都是我们的老实话。   （原载 1920年5月4日《晨报副刊》，又载于1920年5月《新教育》第2卷第5期）     （胡适，学者、诗人、文学家，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之一。蒋梦麟，中国近现代著名的教育家。两人都曾担任北京大学校长。原文链接： http :// www . my 1510. cn / article . php ?565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