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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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與辛亥革命 2011年10月10日 辛亥革命一百周年，「紀念」得一片混亂，形成中國式的「歷史內閧」：不但黃興的後人不滿偏重孫文功績，孫中山的孫女在美國嚴斥大陸歪曲辛亥革命史，袁世凱的重孫也為袁世凱平反，要求「公開辛亥革命所有史料檔案」。 公開一切史料檔案，如何可能？中國人的現代史，是一部說謊大全，不是隱瞞，就是閹割，總之每一眨眼，就是大話。謊言拆穿，怎樣教「通識」呢？ 況且要公開辛亥革命所有史料，要日本政府合作。因為日本人手上有許多孫中山「裏通外國」顛覆中國大清政府的證據：孫中山在日本流亡時，與日本的「民間團體」合作，成立了一家「東亞同文會」，後來當了日本首相的大隈重信、犬養毅，都是孫中山的好朋友，這一點，許多人都知道。 革命要軍火，買軍火要錢。辛亥革命孫中山給袁世凱擺弄之後，不但跑到日本去告東洋狀，還向日本人要錢。一個叫久原房之助的日本財閥，給了日圓七十萬。 久原為什麼肯借錢？因為軍人出身，後來成為首相的田中義一，是久原的好友，田中叫久原借錢。田中義一的「政績」可不得了：除了著名「如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滿蒙」的「田中奏摺」，並策劃暗殺張作霖，主張切不可令中國統一。 日本的軍閥與財閥合作，日本的財閥也資助東亞同文會一類「民間團體」，孫中山的革命，自然是誕於日本，成於東瀛；向日本人要來的錢，購買日本陸軍省的二手舊鎗和廢彈，並經由三井物產為代理購入，三井公司賺點佣金。 這還未算：討袁的中華革命軍，僱用了日本陸軍現役軍官野中大尉指揮作戰。中國人打中國人，由日本人來指揮，孫中山也覺得有點不好意思，打電報給革命軍東北司令居正，吩咐：「以後表面宜避與日人有關係，乃不招各國之忌而有障礙。」 這些都是袁世凱後人想公布的史料，但今日在任何的「辛亥革命百年紀念展」之類，一句也不會提的。還是香港人最有良心，日本福島核災，我們香港人捐錢捐水，日圓貴了點，但港女情迷日本新宿、飲食 Shopping，加油啊， Yeah！ 真相是傷感情的 2011年10月11日 辛亥革命百年，冷眼看四周往自己臉上貼金的吹水，令人很好笑。 辛亥革命的搖籃，不是香港─雖然興中會在中環的一條街成立，但只限於公共知識份子的口水沙龍，真正的基地，也就是說：要錢有錢，要鎗有鎗，化理念為行動的，是在日本。 沒有日本人，沒有中華民國。孫中山尋求日本合作（成王敗寇，國父絕無「勾搭外國勢力」尤其日本之理）：日本在日清戰爭之後，視中國與朝鮮為擴張日本領土的利益線。滿清政府是日本和孫文的共同敵人，孫中山欣然搭上日本對華外交擴張的順風車，日孫合作，以現實利益來看，理所當然。 孫中山不但得到政治家犬養毅、大隈重信、志士富崎滔天的協助，連日本駐台灣總督兒玉源太郎，為了把殖民勢力拓展福建，也接待來訪的孫中山，支持孫中山在惠州造反，日本配合。 真正的辛亥革命真相史料，在日本外務省外交史料館的檔案室裏，在早稻田大學的圖書館，紀錄了孫中山與日本人通信，以東北利益交換日本的支持；日本政治家和民間志士與孫中山的會談。孫中山說：「余之事業，依靠日本，日本不採取主動的行動，是很難辦到的。」這一條，就在東京的外務省外交史料檔案館了，有志於歷史真相的人，不要像四周抽水吹水的那許多爛人那麼懶惰，只要花點時間，就會知道什麼是真正的辛亥革命。 日本就是辛亥革命之母─這一點真相，中國人不敢面對，日本人反而謙虛，辛亥百年，何嘗見日本政府和學者居功，提半個字？他知道一水之隔的鄰國，情緒之脆弱，謊言之盛行，日本人一切記憶清晰，心裏明白即可，了解中國人心理者，舉世莫過於日本。 至於孫中山，深知合縱連橫之道，沒有包袱，沒有所謂的「風骨」和「原則」，孫中山得德國人說的現實政治（ Realpolitik）之真傳，得春秋戰國的兵謀大略，才是道行高超的政治藝術家。 邏輯往事 2011年10月12日 司徒華先生生前曾與他對話。司徒老先生有一次說：他最崇拜的人物是孫中山。不久之後，在另一次見面時，司徒華又說：他認為實現「民主」是中國人民的內部事務，不可以「勾結外國勢力」。 我聽了，禮貌地提醒司徒先生：你說過你的偶像是孫中山，但你又說，實現民主不可以依靠外國。但你知不知道，沒有所謂的外國，如日本和英國，根本沒有辛亥革命，也沒有什麼孫中山？ 然後我告訴他孫中山拿日本人的錢和武器的史實，與宮崎滔天、犬養毅，甚至日本台督兒玉源太郎的交往，三井產業提的資金，向日本防衞部門提供的軍火，最後還有孫文寫給首相大隈重信的一封協議信，信的頭一段：「今日日本，資助支那革新，以救東亞危局，而支那之報酬，則開放全日市場，以惠日本工商，此中相需至殷，相成至大。如見於實行，則日本固可一躍而蹻，於英國現有之地位，為世界之首雄支那亦以之而得保全領土，廣闢利源，為大陸之富國。」 司徒華說：辛亥革命的資金是美國和南洋華僑資助的。我說：十九世紀末，北美的華僑開洗衣店，南洋的華僑多賣豬仔，他們生存還來不及，哪來這許多錢資助孫中山？捐是有一點，但主要的金主，是日本。 司徒華沒說話。我也很識相，沒有再說下去，因為香港的民主黨，一向就充滿矛盾。一九八二年九月，戴卓爾夫人訪華後轉來香港，司徒華領導的港同盟人士，跑到機場去抗議，拉橫幅，把戴卓爾夫人當做敵人，聲稱「反對三項不平等條約」、「反對續約香港」，他們「支持香港回歸中國」，但同時要實行「民主治港」。 當年，我看了電視新聞，大笑：這群儍蛋，同時擁護「香港回歸中國」，但又堅持「民主治港」，這不是歡迎一頭老虎進屋，但同時又要老虎吃素菜嗎？ 司徒華是不是共×黨員？如果他是，他把香港的「民主」控制在很安全、而且絕不可能影響大陸的程度；如果他不是，他只是一位書生。你怎可以崇拜孫中山，又不承認他的「勾結外國勢力」是革命成功的主因？我對中國的政治全無興趣，除了歷史的一點點簡單的邏輯。

编者按：余英时，原籍安徽潜山，生于中国天津。燕京大学历史系肄业。一九五O年入读香港新亚书院，师从钱穆，成为第一届毕业生。一九五五年，被推荐入美国哈佛大学，师从杨联升，取得历史学哲学博士学位。历任美国密歇根大学副教授、哈佛大学教授、新亚书院校长兼香港中文大学副校长、美国耶鲁大学历史讲座教授，现为普林斯顿大学讲座教授。余先生曾经喻称自己对政治只有“遥远的兴趣”，会持续观察、评论政治，而不会参政。自一九八O年代起，余先生发表了许多政论文章，掷地有声。二OO六年美国国会图书馆颁授余先生克鲁格人文与社会科学终身成就奖(Kluge Prize rewards lifetime achievement)；而为表扬余先生为史学作出之贡献，新亚书院联同崇基书院成立“余英时先生历史讲座”，以推动中外历史文化，介绍学术新知。 　　　　 　　　　　　“满洲党”不改革，就逼出一个辛亥革命来 　　　　 　　　　　　马国川：在辛亥革命之前，清王朝也在进行改革，试图挽救危局。学界把清末改革称为“清末新政”。近年来，大陆学界对于清末新政不再完全否定，而是评价较高。作为一位历史学家，你怎么评价清末新政呢？ 　　　　 　　　　　　余英时：所谓“新政”主要是指清王朝做的一些改革，这种改革从洋务运动就开始了，但是没有触及体制，真正的新政是戊戌变法。戊戌变法第一次提出来改造“君主专制”体制，实现“君主立宪”，这才是改到了体制的关键。戊戌变法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当时人非常兴奋。数据表明，当时知识界对世界、对西方有了解的人士都觉得，这是唯一一条可以避免危机的道路。两种势力促成了戊戌变法。除了利用公羊春秋“托古改制”的康梁等人，部份地方巡抚也是改革力量，如湖南巡抚陈宝箴等。历史学家陈寅恪讲得很清楚，清朝末年的另外一个改革并不是讲公羊春秋之类的意识形态，而是实务要改革，不改革中国就存在不下去。遗憾的是，机会丢掉了，原因就是权力斗争。慈禧太后在咸丰死后掌握朝廷实权，同治死后以年幼的光绪来继承王位，继续控制权力。随着光绪长大成人，有了自己的想法，两个人的权力冲突发生了。当然，光绪没有夺权的想法，他主要是怕亡国，认为列强瓜分的危险就在眼前，“瓜分豆剖，渐露机芽”，所以逼切要改革。如果按照光绪的想法改革，势必要把慈禧太后架空。 　　　　 　　　　　　马国川：因为实权都在慈禧太后手上，所以一旦慈禧公开反对改革，改革力量立刻土崩瓦解。戊戌变法仅仅进行了一百零三天，就以失败告终。 　　　　 　　　　　　余英时：戊戌变法失败的第一个直接结果，就是“庚子之变”。变法失败后，康梁都被外国人保护起来了，继续在海外活动。慈禧太后恼恨“外国势力干涉”，全面反动，利用没有受过教育的老百姓仇恨外国人的心理“扶清灭洋”，于是义和团兴起。她不知道，煽动群众运动势同玩火，结果八国联军进京，慈禧太后仓皇西逃。 　　　　 　　　　　　马国川：“庚子之变”后，清王朝似乎痛下改革决心，实行了废科举、改官制等一系列改革措施。大陆学界一般把这一时期的改革称为“清末新政”。 　　　　 　　　　　　余英时：“庚子之变”以后是不是有改革？这是很大的问题。我们不能认为，废除科举就是改革。废除科举只是不得已而为之，因为人才不够用了，做八股文的人根本没办法对付现在的世界。至于改官制，只是行政方面的改革，目的是提高行政效率。洋务运动中设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也是行政改革啊。我们要分别行政改革和政治改革。庚子之变后的改革，都是行政方面的调整，而政治改革是要涉及整个体制的。大陆在八十年代进行的改革，也是行政改革。虽然清末提出了“立宪”，但也是“预备立宪”，而且还要等待九年以后才开始（陈寅恪挽王国维诗中所谓“君宪徒闻俟九年”）。慈禧太后至死都是不肯放弃权力，不肯改变“君主专制”体制的。因此，我认为没有甚么“清末新政”，清王朝只是做了一些行政上的调整来缓和危机而已。实际上，危机缓和不过去，于是才有了辛亥革命。 　　　　 　　　　　　马国川：你的观点确实与大陆学界不同。大陆有很多学者认为，清末新政搞的轰轰烈烈，而且还有很多成绩。 　　　　 　　　　　　余英时：我不敢说我的看法一定正确。但就我所读过的史料，包括各种公私记载，以及现代学人的相关著作，我没有看到清末有甚么“轰轰烈烈”的“新政”。戊戌变法以后，慈禧和满洲保守派贵族最怕满洲政权被汉人夺走，哪敢真正让汉人士大夫进行认真的改革？只要一读以前李剑农先生的名著《中国近百年政治史》以及西方近几十年的中国近代史作品，包括剑桥中国史在内，即可知其大概了。总之，清末满人最关心的问题是亡中国，还是亡大清？在满洲权贵看来，大清比中国还重要，权力还要掌握在自己手里，汉人不可信，像袁世凯那样的能臣也要罢官回家。所以我认为，统治中国的满洲就是一个党，满洲党。这个党绝对不能放弃权力。所有重要的官职都是满洲人，汉人仅仅是辅佐。就像党国体制之下，所有主要的职位都是党员担任一样。清朝有一个内务府，专门负责管理满人，相当于他们的“组织部”，一切重要事情都在那里决定。满洲党不能丢权，丢了权等于宇宙毁灭一样，所以它的命运已经注定，只有被推翻。 　　　　 　　　　　　马国川：大陆有些人士认为，清末形成了“改革和革命赛跑”的局面：一方面革命党人鼓动革命，一方面清王朝实行废科举、改官制等改革措施。而你认为清末没有真正的改革，所以也就不存在所谓“改革和革命赛跑”。对吗？ 　　　　 　　　　　　余英时：“改革和革命赛跑”这种说法是不成立的。满清改革只能限制在经济方面、技术方面、行政方面，只要不涉及根本权力，结果只能使“满洲党”更加专制，这算甚么改革呢？没有体制上的改变，就无所谓改革。“满洲党”的一句话，就能够把所有的努力都消灭光。这就是清末非逼出辛亥革命不可的原因。 　　　　 　　　　　　革命和暴力是两回事 　　　　 　　　　　　马国川：那么能不能说，满清是由革命党推翻的呢？ 　　　　 　　　　　　余英时：也不能说得太肯定。清末地方性变革很多，所以武昌一起义，各省纷纷宣布独立，满清说垮也就垮了，于是民国成立。事实上，民国转换并没有经过一个很严重的革命，绝不能跟法国大革命比。辛亥革命没有甚么暴力，是社会成本很低的一场革命，结果也并不坏。早期的议会是相当认真的，很有效力。否则，宋教仁就不会被袁世凯暗杀了。所以几十年后的国民党时代，还有很多人怀念当年的议会。还有一点，辛亥革命前后，地方社会有很大进步。清末江苏、浙江一带新学校纷纷出现，都是地方乡绅们搞起来的，不是朝廷的贡献。人民的自发性很重要的，如果没有自发性，社会根本不可能前进。只要地方的领袖有开明想法，老百姓支持，一步一步做，就会有许多进步。这些进步不是依靠政府发命令搞出来的。我们现在研究中国的问题，也要从这样的角度看，不能把注意力过份集中在集权体制上。 　　　　 　　　　　　马国川：有人说，如果慈禧太后晚死十年，中国的宪政改革就可能成功了，这种说法有无道理呢？中国有无可能不经过革命的剧变，却经由立宪运动逐步演化为宪政体制？ 　　　　 　　　　　　余英时：这种观点我不大能接受，持这种观点的许多人都是体制内出来的，对于早年相信的东西很难彻底否定，总认为原始的设想是好的。他们有意无意地对旧体制有些迷恋，把慈禧太后投射到当代威权人物身上。 　　　　 　　　　　　马国川：其实，慈禧晚年也很清楚，一方面她在大张旗鼓地搞行政改革，另一方面又把权力聚拢到满洲贵族手里了。 　　　　 　　　　　　余英时：因此，清末不可能不经过革命的剧变。旧体制某种程度解体以后，新的东西才能出现，但是并不一定是暴力革命。革命和暴力是两回事。当初，法国大革命的暴力最受中国大陆恭维，可是1989年法国大革命二百年纪念前夕，西方史学家，从欧洲大陆到英、美，都对它的暴力进行了深刻的分析和指摘。暴力导致法国直到今天政治还没有完全安定，而英国自从国王查理一世被推上断头台以后，再也没有别的暴力革命。美国除了内战之外，后来也没有再发生流血革命。 　　　　 　　　　　　马国川：英国、美国之所以能够避免暴力革命，是因为它们建立了民主体制。 　　　　 　　　　　　余英时：民主体制的好处，就是一个党不用担心灭亡，被选下去也没有甚么了不得，只要自己求进步还可以重新上台。这与中国历史上的王朝循环完全不一样了。历史上所有的王朝都由一家一姓把持，开始时得意得不得了，死也不放权力，最后非要给人逼到煤山上吊不可，临死前只有哀叹，希望子子孙孙不要生在帝王家！各个王朝寿命长短不一，总是要经过流血改朝换代，再流血再改朝换代，永远在封闭的系统里循环，以万千生民的鲜血作为润滑剂，没有政治文明可言。在国民党时代，左派人士骂国民党不搞民主，有个对联写得很好：江山是老子打来，谁让你开口民主，闭口民主；天下由本党坐定，且看我一枪杀人，两枪杀人。好对联啊，到现在我还记忆犹新。 　　　　 　　　　　　马国川：对于执政者来说，权力就像贾宝玉的“通灵宝玉”一样，那就是它的命根子，绝对不能碰。 　　　　 　　　　　　余英时：就是命根子，其它的一切都可以忽略不计。改革可以提高一下效率，提高执政能力，但是不能让我放松掌握权力的手。不平则鸣，怎么可能在不公平之下，还能永远维持秩序，维持人家对你的尊敬？不可能做得到。 　　　　 　　　　　　“中国人思想上的一个大敌” 　　　　 　　　　　　马国川：辛亥革命后中国陷入长期的军阀混战，有些人据此对辛亥革命提出了批评，如果当初不把秩序破坏掉的话，就不会有后来的混乱局面。虽然辛亥革命本身是一个代价不高、成本不高的社会革命，但是打开了一个闸门，从此以后洪水滔天了。你怎么评价这些观点？ 　　　　 　　　　　　余英时：用暴力推翻另一个秩序，这是我最反对的。因为暴力革命以后，一定用暴力维持，否则自己就要垮台。辛亥革命不是靠暴力起家的。武昌起义不久，各地宣布独立了，慈禧太后已先死了，权威没有了，一个三岁小皇帝有甚么本领呢？所以，满清是自然解体的。我们把这个解体叫做“辛亥革命”。“革命”是从日本人那里借来的名词，它与中国历史上的“革命”不是一回事。中国历史上所谓的“命”是天命，“革命”就是天命的变革，就是改朝换代。满洲垮掉以后，袁世凯当国，这个人自私，但也相当负责任。他死得很早，北洋没有了权威人物，于是进入了军阀割据的混乱时期。 　　　　 　　　　　　马国川：北洋军阀走马灯似的轮流上台，整个政治局面相当混乱。 　　　　 　　　　　　余英时：混乱时期也有好处，在这个混乱时期才会有五四运动出现。如果有强人控制场面，五四运动就不可能发生了，许多新思想也就进不来了。这是历史的吊诡，军阀本身自然是负面的东西，但军阀时代却为思想学术的自由创造了条件。因为军阀各自为政，不管老百姓，言论反而自由。而且军阀脑筋简单，没有深文周纳的心思，不像后来党国体制对意识形态那么密切关注。那个时期，从政治上看一塌糊涂，但是从社会或者文化方面看，不一定全是负面的，许多新东西就是在那个阶段出现的。北京大学不就是在那时成为一个真正的大学吗？另外，因为当权的军阀也管不了各地方，一些地方绅士、地方领袖在地方上做革新工作。所以，不要简单地把历史简化，好像北洋政府一塌糊涂，整个中国都在往后退，事实并不如此简单。 　　　　 　　　　　　马国川：其实中国地方社会还是在不断地进步的。 　　　　 　　　　　　余英时：在国共合作革命以前，地方社会发展了十几年。我们要相信，一般老百姓在为生活奋斗的过程中，自然就改进了社会。政府不可靠，人们就要自立。总之，我不认为辛亥革命后中国如何混乱，也不必怕混乱。有些关心中国前途的朋友提倡“告别革命”，就是怕再有混乱。“革命”确有种种不同的意义。如指“暴力革命”而言，我也赞成“告别革命”。但若指从下面民间发出群体抗争，要求合理变革，而不使用暴力，则我们反而应该赞同这种革命，否则大家都乖乖不动，不敢冒犯权威，造成混乱，那便是让不讲理的统治者永远主宰老百姓的命运了。而混乱和秩序都是相对的，即无绝对的秩序，也无绝对的混乱。数学上有一个重要分支叫“混沌理论”。混乱没有甚么可怕的，可怕的是暴力革命乱杀人。我当然不是提倡混乱，而是认为混乱必须保持在最低限度，若用暴力维持不合理的秩序，反而会招致最大的混乱。 　　　　 　　　　　　马国川：从北洋军阀到后来又变成了国民党的党国体制，这里面是不是也有一个内在逻辑？为甚么会走到这一步呢？ 　　　　 　　　　　　余英时：这牵涉到国际形势，中国走到这一步，日本侵略是最大的关键。日本在二、三十年代完全控制在军国主义者中下级军官手上，骄横已极，自信可以用武力称霸亚洲，中国成为他们的吞并目的所在。日本侵略，民族存亡之秋，需要依靠强有力的政党凝聚力量，一致对外，所以国民党在抗战时期的口号是“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大家都要拥护党，于是培养出一个党国体制。这是中国的悲剧，所以我始终不原谅日本军国主义者。从某种意义上，一九二三年“改组”后的国民党也是从苏联来的。孙中山急于成功，无法很快拿到政权，就学苏联的方式，然后把集权的党组织建立起来，党高于一切。 　　　　 　　　　　　马国川：然后，中国就在这条路上越走越远了。 　　　　 　　　　　　余英时：我亲眼看见历史嘛！我的政治记忆从一九三六年西安事变和次年抗日战争开始，我上过一二年的临时中学，对国民党坚持的“党化教育”印象很深。历史上有甚么王朝可以是永远维持的？中国最长命的朝代是周朝，八百年，中间好几百年还是战争状态。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在重庆豪言壮语地声称，周朝八百年，我们国民党六百年总该有吧？！并不是所有人都相信，但是有一部份人是相信的。可是，没到两年就完了。“眼看他起朱楼，眼看他宴宾客，眼看他楼塌了”。前车之鉴，清末是一个很好的历史教训。中国的问题就在于，没有从历史中真正吸取教训。 　　　　 　　　　　　大陆现行体制根本谈不上“模式” 　　　　 　　　　　　马国川：辛亥革命一百年，中国有哪些进步？在你看来，中国应该从辛亥革命以来的历史中吸取哪些教训？ 　　　　 　　　　　　余英时：实质问题是，中国在现代化路上前进了多远？比如，日本变革那么大，虽然仍保持着天皇制度，但真正实现了君主立宪。中国虽然搞了民国，但是至今还没有实现宪政。二战后，日本在美国压力下实行了民主选举，重写了新宪法，军国主义大体上不是亚洲和平的威胁了。多数日本知识界的人（就我认识的来说）是爱好和平的。几年前大江健三郎在普林斯顿大学访问，他便是反对原子弹的先锋，给我印象很深。民主选举是无法躲避的。刚打天下的时候可以说老百姓支持，“民心向背”，否则成功不了。但是不可能几十年都讲这种话，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这种老调子已经唱完了。没有合法性，难道又要靠暴力革命取得合法性吗？最好的方式就是民主选举嘛。民主并不是一个理想的东西，但在长距程中则是最能保证稳定的制度。除了北韩、北越等少数国家，二战后亚洲大多数国家走上了民主道路，而且越变越好。台湾是地地道道的中国社会，民主不是照样实行，普世价值不是照样接受？大陆如果有智慧，应该认真吸取台湾经验。我们不能设想一个模式，一切都由一个组织、一个党、一个中央来发号施令，大家跟着走。这是不可能的事情。长此以往，维持不住，社会非崩溃不可。且不要说做得好与坏，做得好也不行。前三十年专搞“阶级斗争”，只信仰“有权便有一切，无权便失去一切”。后三十年因为受到民穷财尽的逼迫，于是开始了经济开放，接受了市场的观念。经济成长之快，有目皆睹。但这是在绝对政治控制下的市场，不是“自由市场”。我读《纽约时报》多次专栏报道，知道今天大陆市场全控制在一百二三十个国有企业之手，它们垄断一切资源，利用廉价劳工，吸引大量外资。发财之后大量建设硬件，铁路、公路、建筑物在各地都兴起了，外表十分壮观，但内情则不可说，不可说。私人企业也偶有成功的，但有钱而无权作为后盾，是保不住的。这就是所谓“中国模式”吗？所谓模式别人也可以仿效，“中国模式”谁能仿效呢？某种程度上集权体制似乎效率很高，但是一旦做出错误决定，后果就不堪设想。所以我认为，中国现行体制根本谈不上“模式”。 　　　　 　　　　　　马国川：现在许多人相信，有了钱就可以买一切，有权力也可以吸引一切。 　　　　 　　　　　　余英时：一般讲，中国老百姓都是比较听话、比较顺从、比较服从权威的，不大容易造反。中国多少年来比较安定，也有赖于此。人民没有自觉性，只要给点小恩小惠就得过且过了。知识界也是如此，知识分子被权和钱双重腐蚀得相当多了。不过，我所接触的学者中，还有不少有正义感、不为自己谋利，肯为中国着想的人。从前只有讲权力，完全变成了一个权力操控的社会。现在呢，把权力放出一部份赚钱，再以金钱来养权力，因此造成普遍的腐化。反腐败不会有效果的，反而可以用利益收买一大批人拥护、歌颂现行体制，甚至称其为“新模式”。实际上是，这种模式是维持不住的。另外，现在法律得不到执行，“我爸是李刚”就可以少判几年。长此以往，怎么能维持长治久安呢？对中国的思考，必须要跳出圈圈，六十多年搞下来，许多人思维无形中就被困住了。 　　　　 　　　　　　马国川：官方对于“中国模式”也抱着谨慎态度，因为现在各种社会矛盾很多，贫富矛盾加深，远没有到歌舞升平的时候。其实，比贫富矛盾更深层的矛盾是官民对立。 　　　　 　　　　　　余英时：中国是一个官本位国家，一点都不假。从前大学校长如蔡元培，受到知识界、文化界的普遍尊敬，声望甚至超过元首。只是一个个司局长或副部长，没有人知道中国有甚么好的大学校长，成为精神领袖的更没有，所以文化堕落。不要说别的，至今没有出过一个获得诺贝尔奖的科学家，华裔拿到诺贝尔奖的都是在美国训练出来的，都是美国人。你看，日本出了多少诺贝尔奖？ 　　　　 　　　　　　马国川：但是一些人仍然信心满满，只要有了钱，就可以打造一个大国，现在“大国崛起”的声浪很高呢。 　　　　 　　　　　　余英时：我承认，现在大陆的经济实力在增强。但是，是不是一个文明大国，要比文化，要比艺术，要比科学，比人文研究。并不是有钱了，就能够成为现代国家。腰缠万贯的暴发户并不等于有教养、使人起敬的社会精英。 　　　　 　　　　　　所谓普世价值，中国古已有之 　　　　 　　　　　　马国川：与宣扬“中国模式”相呼应，一些人极力反对“普世价值”，指摘普世价值是西方的价值。 　　　　 　　　　　　余英时：所谓普世价值，如人权、自由之类中国古已有之，只是没有西方所流行的这些名词罢了。比如，孟子讲“明君制民之产”，就是讲政府对人民应尽的义务，反过来说也就是人民的基本权利，其中不只包括田产权、工作权，也包括教育权（为“庠序之教”）等。“民主”虽然不是中国名词，但是要给老百姓权利，以老百姓为主体，这种观念早就有，否则《尚书·泰誓》怎么说“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呢。“天”比皇帝更大更高，而“天”是代表老百姓的。所以，民主其实人人心里都有、都向往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就是一种民主态度。人权的核心观念是每一个人的尊严，能自己做主，这在儒、道两家文本中都可找到。清末以来，许多学者，包括孙中山在内，都已做了不少努力，要在中国传统中找普世价值。胡适去美国演讲（四十年代），也强调中国的“民主”虽未发展成功，却具有一些重要的“历史基础”。不能说，西方才是文明的主流，普世价值就是西方的。中国也有普世价值，应该把自己文化传统里的普世价值好好进行整理。不但中国有，印度也早有自由、平等之类的“普世价值”，阿玛蒂亚．森（Amartya Sen）已有文章指出。 　　　　 　　　　 马国川：普世价值的观念在中国遭过了很大的曲解。 　　　　 　　　　　　余英时：曲解后就被维护体制的人利用，西方的东西我们要不要？偶尔有说“民主是个好东西”就不得了了，那都是废话嘛。如果不承认“民主是好东西”的话，共和国也不是好东西了。那还是回到皇帝制度吧，回得去吗？中国人一直讲，搞政治要靠民心，如果得不到民心就完了。 　　　　 　　　　　　马国川：能不能说，在现代社会所谓“民心”，某种意义上也就是普世价值？ 　　　　 　　　　　　余英时：是普世价值。每个人生下来都要自己做主，都有自己选择的权利。这就是所谓自由。佛经上到处都是自由、平等。权利和义务是相对的，不能说只有义务没有权利。中国语言是从义务方面着眼，不强调应该得到甚么。强调我应该做的，对别人来说就是权利。两种不同的语言。讲的是同一个事实。动辄反西方，完全对历史不了解，而且封闭历史、曲解历史，这样下去，中国哪能变成大国呢？ 　　　　 　　　　　　马国川：看来，你对未来是悲观的。 　　　　 　　　　　　余英时：短期，我有点悲观；长期，我是乐观的。利用廉价劳工和资源，经济高速增长能够维持吗？如果社会越来越不平等、不公平，将来如何维持秩序？如果不能维持秩序，黑社会也会越来越厉害。随着早期革命时期出现的“强人”的凋零，集权体制越来越难以维持了。大的变局很快会出现的。 　　　　 　　　　　　马国川：清末以来，中国的民族主义开始出现，辛亥革命以后民族主义越益发展。近年以来，民族主义思潮又兴起。在权威消失、社会解体的过程中，会不会出现一些人利用民族主义，走上二战前日本或德国的道路呢？ 　　　　 　　　　　　余英时：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民族主义的激情很容易煽动起来，义和团便是前车之鉴。现在搞民族主义，就是要转移视线，把国内矛盾转移到外面去。那就可能造成世界大战，不是暴力革命的问题了。民族主义是一个双刃剑，最后也可以伤到始作俑者。我对现实不抱太多的幻想。但是我相信，中国有这样悠久的文明传统，中国社会里总有一些精神力量是会发挥作用的。必须有社会空间、文化空间，政治无法完全干预。文革时代大概是彻头彻尾的控制和操纵，现在有人想重新搞“文革”那一套，我相信是绝对做不到的，对一般老百姓不会有影响的。 　　　　 　　　　　　对中国未来不必那么悲观，十几亿人，每个人总有一些小空间做自己的事情。不能把注意力、理想寄托在政治权力上，政治权力是暂时性的，一时威风凛凛，过时就不行了。千万不要心灰意冷，还要继续向前，各尽本份。现在社会文化各方面可以改进的地方太多了，也有许多空间还可以做事。等到有一天有变化以后，这些东西都有用了。 　　　　 　　　　　　重建价值观念 　　　　 　　　　　　马国川：辛亥革命以来，甚至是从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一直在现代化的道路上摸索前进。在现代化进程中，中国的文化传统如何确立自己的现代身份？这是你多年研究的一个问题，也是许多人关注的一个问题。 　　　　 　　　　　　余英时：中国文化传统里许多价值可以在日常生活中发挥作用的，但是不可能作为将来中国的指导原则，也不可能成为新的意识形态。现代社会有公领域和私领域。在公领域，只有实行民主选举、司法公正等现代制度。私领域就是个人道德、人和人之间关系，儒家思想可以发挥作用。儒家本身不能直接变成宪法，只能是社会上的一种文化力量，用来处理人与人之间的问题。西方主要是靠宗教，如果把儒释道三教都丢掉了，中国的精神领域便未免太贫乏了。 　　　　 　　　　　　马国川：现在中国社会一方面没有宗教信仰，另一方面儒家的东西被破坏殆尽。没有价值观念，没有信仰，没有底线。 　　　　 　　　　　　余英时：尤其是1949年以来，一方面把中国文化传统当作封建毒素来批判和咒骂，另一方面把西方文明批评为资产阶级的遮羞布而痛斥之。结果把所有文明都搞光了，最后所推崇的就是阶级斗争之类的暴力。在现代社会重新建立价值观念，只能由普通人民在日常生活中逐渐培养出来，决不能靠政治力量从上而下强迫灌输。中国人要培养一些价值，这些价值在中国既有底子，又跟其它文明价值可以配合。这就是我们文化界、学术界、艺术界所当共同建设、共同努力的方向。 　　　　 　　　　　　马国川：中国文化传统里面是有资源可以利用的。 　　　　 　　　　　　余英时：从儒、释、道到民间文化中都有许多精神资源可以提炼出来和现代生活互相配搭。有些价值虽受反传统潮流的冲击，仍潜在于人心中，时机一变，可以召唤回来。关于怎么样处理人与人的关系，如何处理好天理人情，这是中国很特殊的地方，文化传统也可以解决实际问题。学术上、思想上、文化上、日常生活中的价值层面，儒家有些价值可以复活。不过，“三纲五常”已决不可能恢复了。现在一些人提倡把儒家作为一个替代性的意识形态，高扬民族主义，若如此，则是把中国传统又糟蹋一次，在老“孔家店”完了以后再造新“孔家店”，这是一个很不智的事情。要把私领域跟公领域区分开。公领域不可能由儒家来挂帅。因为除了伊斯兰教，现在任何国家都不允许任何一家教义或学术在宪法内占主要位置。大家可以有各种信仰，不同信仰自由都可以在宪法内得到保证。 　　　　 　　　　　　马国川：你说过，中国有没有前途，要看它如何选择价值、理解世界。请问，中国应该选择甚么价值，如何理解世界？ 　　　　 　　　　　　余英时：我没有资格建议应选甚么价值。我只能提一个原则，即所选价值是开放性、多数文明社会都能接受的。开放心灵尤其重要，想理解世界决不能故步自封，以自己为中心。 　　　　 　　　　　　马国川：你还说，“一旦中国文化回归到主流之『道』，中国对抗西方的大问题也将终结”。你所谓的主流之“道”是甚么？中国文化如何与西方核心价值兼容？ 　　　　 　　　　　　余英时：我所谓“文明主流”，是包括中国在内的普世性文明。我从不认为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是对立的、互不相容的。所谓“道”便是重视“人”的道，群体和个人都同时能得到“人”的待遇。只要有“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胸襟，中西文化自然而然能包容彼此的核心价值。 　　　　 　　　　　　采访时间：2011年6月22日夜，电话采访， 　　　　 　　　　　　北京-普林斯顿，略有删节。 　　 　　http://www.tianya.cn/publicforum/content/no01/1/443709.shtml

瘦米网摘导读：上次的网摘——杨小凯写的 《中国向何处去》2.0版：中国政治随想录 认为革命只会带来另一个暴政。这篇文章可以说是针对这种观点的反驳，作者changping认为：在当下中国的社会语境中「告别革命」、「反对暴力」等口号不仅显得简单粗暴，对底层民众的处境毫无同情和理解，而且有压制民众抗争权利、维护当局统治秩序的嫌疑。详细论述请看全文： 革命新发现 文/长平 所有纪念辛亥革命的文章，无论作者本意如何，都必然映照现实。关于革命的正当性、革命的手段、革命的目的以及革命的后果，现实比历史更迫切地需要答案。 而这所有的问题，又都被中国共产党反复论证过。该党的历史教科书告诉我们，当一个政府搞一党独裁、压制民主自由、剥夺民众权利和财产、导致民怨沸腾的时候，人民就有理由揭竿而起，通过暴力手段推翻政权，建立一个新中国。「枪杆子里出政权」，暴力被赋予了天然正当性。革命者是个体英雄、民族救星和历史伟人。 历史又到革命关头了吗？在革命教科书中，这从来都不由统治者、中产阶级和附庸文人说了算，而是由底层那些被欺侮和被凌辱的人来决定，那些未得赔偿就被强制拆迁了房屋的人，那些蒙冤上访却被关押折磨的人，那些被工厂主剥削劳动苦闷到要跳楼自杀的人，那些仅仅写了反对政府的文章就被判刑入狱或被跟踪监视的人，那些因为腐败工程而可能丧命于桥梁铁轨的人，那些没有基本医疗保障而在重病中被赶出医院的人……前提简单得不能再简单，那就是「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 革命的星火遍地闪烁。有上街「散步」抗议的，有围攻州县政府的，有阻断公共交通的，有炸毁政府机关的，有冲上街头砸车毁店的，还有持刀直奔警察局的……这些在历史教科书中被誉为「革命火种」的事件，在现实中被称为影响社会稳定的「群体事件」、煽动癫富政府或其它犯罪行为，遭到严厉的打击。正如「压迫」与「反抗」的辩证逻辑所示，政府的「维稳」经费逐年上升。 当执政党一边歌颂革命以论证自己统治的历史合理性，一边压制革命以维护一党独享的现实政权的时候，到底是执政党背信弃义呢，还是革命的逻辑本身有问题？ 早在二十二年前，当一场从来没有称自己为「革命」、甚至打着「拥护中国共产党」的旗号的学生运动遭到血腥镇丫之后，一些学者开始反思「革命」的问题。他们指出，通过暴力革命获得政权的组织，必然患上暴力依赖症，继续以暴力维护政权，产生新的暴君或专制统治，从而导致新的暴力革命发生。如此周而复始，永无止境。这就是中国历史上改朝换代的暴力循环。在这个过程中，无论兴亡，都是百姓受苦。民主、自由和法治，除了作为幌子之外，从来没有生长的土壤。 很多学者花了大量的篇幅论证改良较之革命的好处，其实大可不必。除了少数天生嗜血者，绝大多数人都知道，不流血的变革比流血的变革更好。尽管经过意识形态洗脑，暴力成为反复讴歌的光荣历史，但是我相信大多数人仍会恐惧暴力和战争。另外，遍及全球的和平主义思潮也会深刻地影响年轻一代中国人。 问题在于，改良怎样发生？启蒙如何生效？如果不改变一党专制，别的改革是否都是治标不治本，从而半途而废？如果是这样，那么执政党放弃一党专制的动力何在？李泽厚先生在倡导「告别革命」之后，最近以慈禧太后为例，开出的药方是「只要给予充足时间，变化就会发生」，「只要保证她的利益，可以慢慢来」。 这无疑是「相信政府」的另一种说法。且不论政府是否可以相信，单说多久才是「充足时间」呢？六十年是吗，一百年呢？在这漫长的时间之内，几代人的个体命运，就应该心甘情愿地成为历史发展的代价吗？而且，就当代中国的情况而言，为什么前三十年会走向黑暗呢？如果黑暗之后统治者自当觉醒，那么如何避免再次陷入黑暗？如何避免「黑暗——觉醒——黑暗」的历史循环呢？ 杨小凯先生曾经在反思和反对革命的时候，也开过一个药方，那就是等待国际环境，尤其是台湾和香港的压力。压力足够大的时候，变化就会发生。这也必将面临这样的质疑：前三十年西方社会民主自由的压力不够大吗？如果说非要等到经济压力足够大，大到国家面临崩溃边缘，变化才会发生，那么如何解释当下的朝鲜政局？而且在这场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中，「中国模式」还被论证为优胜者，香港台湾也难挡赤化，这是否意味着民主自由永远也不会到来？ 醉心于甘地式的非暴力反抗的朋友，也必须直面这样的现实：既然高呼「拥护中国共产党」口号的运动，都会被视为过分激烈，像甘地那样公然拒绝承认现政权、一再组织民众静坐示威、有组织地当众撕毁当局颁发的居民身份证等行为，恐怕早已经受到跟暴力反抗一样的惩罚了。 暴力反抗必然带有报复社会、伤及无辜的后果，实为悲剧中的悲剧。但是，谴责暴力反抗的人们也必须回答这样的问题：像江西抚州炸毁政府机构的钱明奇那样的不幸者，他们的出路何在？在实施爆炸之前，钱明奇已经上访十年，而且通过写微博等方式公开自己的绝望处境，得到的社会反馈，无非是鼓励他只有实施暴力。 这时候，你总不能还轻描淡写地对他说，办法总是有的吧。非暴力主张者似乎会说，无论如何被欺凌，你都必须忍着；实在忍不下去，宁可自杀也不杀人。然而，唐福珍等人不就是选择了自焚抗议吗？那些强拆者因此而有过半点迟疑吗？再说，主张私有财产保护的人们也必须回答：当未经谈判达成协议，也未经正当的法律程序，一群身份不明的人闯进家中拆你的房子，你是否有暴力反抗的权利？ 在当下中国的社会语境中，「告别革命」、「反对暴力」等口号不仅显得简单粗暴，对底层民众的处境毫无同情和理解，而且有压制民众抗争权利、维护当局统治秩序的嫌疑——与李泽厚先生一同倡导「告别革命」的刘再复先生在一篇访谈中，就强调说「这种告别，执政者本应当是欢迎的」，但我没读到，他有无关心底层民众是否欢迎。 值此辛亥革命百年纪念，诸多学者和媒体都对革命进行新的审视。谈论革命再也绕不开「暴力循环」的门槛。于是学者们对革命进行了重新定义和阐释。秦晖教授认为，革命未必流血多，如辛亥革命；改良未必流血少，如戊戌变法（「陆4」也许是最新的例子）。张健先生把革命分为权力革命、政治革命和社会革命，从而细化了革命的价值。萧瀚先生认为「当代中国就是革命的时代，革命已无法拒绝」，「不指望彻底非暴力，而是如何最大限度避免非正义的暴力」。这些对革命的重新发现，都具有丰厚而深刻的意义。 我问过不止一个熟悉政府内情的人，政府改革的动力到底何在？在这些人士中，相信「明君德政」者，显然比普通民众要少得多。他们一般会回答说，出于长治久安的目的。一党之长治久安，本身就与民主政治背道而驰。如果有人期待从这个目的出发，改革到民主政体，那实在是痴人说梦。 但是，这些人通常会有一个迷惑人的说法，那就是开明专制，党内民主或者部分民主。就算你接受如此民主，那么到底什么情况会影响这样的长治久安呢？最后你会发现，并非西方发达国家把当局逼得脸红了，也不是人们幻想的统治者利益争斗达到一种平衡结构，更不是当权者的良心不安，而是「维稳的压力」。如果你继续追问维稳的压力到底是什么？显然并非学者的理性建设性批评，而是底层民众带有暴力倾向的群体性事件。 不是足够的时间，不是足够的外部压力，也不是足够的权力争斗，而是足够的权利主张，让政治变革产生可能。反对革命、痛恨暴力而又真切地希望社会进步的人们，应该研究的是，是否有可替代性方案，来置换或者分担带有暴力倾向的群体性事件产生的压力。我个人的看法是，应该告别陈旧的权力游戏，寻找新的力量。 无论是革命还是改良的主张者，都对古老的权力倾轧——改朝换代或者宫廷斗争——倾注了太多的热情。他们相信权力的变革来自权力本身，民众的命运来自国家的发展，个体的权利攀爬于历史的阶梯。 在最近的一个讨论会上，我提出远离权力争斗，拒绝宫廷秘闻，关注个体权利，支持新型抗争。有将改革希望寄托于政府进步的人士，当场对我的发言表示失望。我后来认真反思，认为除了言辞可以更加温和、表述可以更加清晰之外，我仍然会固执己见。几千年来，宫廷政治浪费了太多的政治和社会资源。今天还有人对中南海内幕津津乐道，我只会把他当作一个旧时的说书人。 从年初的「末利花革命」到最近的「占领……」运动，再到持续发展的互联网技术和观念的更新，一场深刻的革命正在席卷全球。这场革命可能发轫于阿拉伯世界，可能燃烧于美国华尔街，但是全世界的权力玩弄者都将难以幸免。中国人将不是受影响受波及的对象，而是以新的方式，成为革命的主角之一。 （原文： 《阳光时务》第4期 ） 查看评论(1) 部分文章附有精彩AV，如果您的阅读器无法观看AV，请移步原文页面享受 更好的阅读效果 FROM 瘦米中文网：做一个有态度的青年！ | BY 瘦米网摘 | 查看评论(1) | 投稿 | 官方 新浪 / 腾讯 微博 | CC. 阅读完本文的她/他还阅读了… 政府管理社会不能靠人民币 (0) 【随笔】民族主义化的治外法权 (3) 陈光诚：一个盲人律师的双重黑暗 (3) 马英九辛亥革命100周年讲话（全文） (7) 纪念辛亥百年之各报社论集锦 (3) 袁伟时关于辛亥革命答《阳光时务》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