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

核心提示：台海两年对辛亥革命百年纪念是令专制政府不安的对比。 原文： From Sun to Mao to now 来源：《经济学人》 发表：2011年10月8日 本文参考了其他“ 同来源译文 ”，“译者”的志愿者对此文做了补译和二次校对 【原文配图】 一百前的十月十日，发生在中国中部城市武汉的一场兵变引发了中国最后一个皇朝的覆灭。台湾尽管1949年后因内战原因与中国大陆分离，但仍然自称为1911年那个民主共和国的合法继承人，并将在百年庆典当天举行庆祝游行和空军表演。对中国大陆来说则五味陈杂——这个国家也花费了很多心思在大张旗鼓的纪念上，但执政的共产党仍在沉闷的氛围里忙着辩论当年革命者的民主梦想，而这一切在台湾早已实现。 在谁是1911年革命继承者的问题上，大陆和台湾各执一词，争执已久。被尊为革命领导人的孙中山在海峡两岸都备受官方推崇，就像以往的周年庆典一样，他和毛泽东的巨型肖像将并排出现在十月一日的天安门广场上。但是共产党过度高调的纪念反而暴露了他们的心虚。  九月下旬，由香港著名功夫影星成龙主演的辛亥革命史片《1911》上映了，尽管官方大肆宣传，但票房成绩却持续低迷。该片小心翼翼地避开了对清末新政改革的描述，尽管这些改革加速了清王朝的覆灭。2003年上映的热播剧《走向共和》虽然对于这些改革多有提及，却尚未杀青就被叫停，并被禁止重播。片中有这样一幕：革命发生六年后，孙中山在一场政治演说中悲叹“强民才能得自由”。今日之中国，对于审查制度的不安之声仍不绝于耳。 过去的一年中，官员们试图阻止关于辛亥革命的讨论步入敏感地带。2010年11月，在中国南部省份湖南省发行的《潇湘晨报》因为刊发了一期关于辛亥革命的增刊， 遇到了审查方面的麻烦。该报引述了当时还是捷克持不同政见者的的瓦茨拉夫・哈维尔写给捷克共产党总统古斯塔夫胡萨克的一封信，其中有句话说，“历史需要被再次倾听”。而这句话的背景是哈维尔先生哀叹共产党对历史的封锁和禁制，该报对比并未做出解释，事实上也不需要。它背后不言而喻的是1911革命对民主的诉求不可能被永远压制。 近几个月来，阿拉伯世界的动荡让政要们绷紧了神经。四月他们禁止了北京主要几所大学里学生策划的关于辛亥革命的座谈会。一家报道了该事件的网站称，他们并不旨在关注“这场鼓舞人心的革命的胜利”，同时也把目光投向事件背后所潜藏的有关民主的议题。  两星期前，当局突然取消了一部由一个香港剧团出演的话剧《孙中山先生》的首映，该剧原定于在紧邻天安门广场的国家大剧院上演。据说是因为“后勤”方面的原因，但香港媒体推测，可能是因为该剧包括孙中山爱情生活在内的一些内容被认为与现实脱节。 但 是当局并未因为政治上的担忧而放弃这样一个可以挥霍的机会。在革命的发起地武汉，官方宣布了一项投资200亿之巨的计划，旨在进行与1911年革命相关的展览和城市改造。1912年清帝的退位结束了2000多年的王权统治。武汉和各地的官员们对于伴随着动荡的暴力反清活动则深缄其口。  有些中国学者认为，辛亥革命除了引发了军阀割据和独裁政府，于国无益。这种说法也不无道理。1911年后的中国确实陷入了军阀混战的乱局。任何民主共和的希望都淹没在了对国家稳定的诉求中，而共产党也于1949年成功地控制住了局面。中国的学者李泽厚近几年声称，中国本应给清政府的改革更多的机会，这引起了一些争论。 共产党坚称1911辛亥革命是正当合理的，最后却陷入难圆其说的窘境。今年早些时候发布的另外一部庆祝共产党九十岁生日的影片（译注，指《建国大业》），尽管众星云集，却意外激起了观众的不同反应。该片涵盖了从辛亥革命到1921年共产党成立这一历史时期，其间展现的人们如何对坏政府进行反抗的“经验”，也在中国的网络论坛上激起了千层浪，热评如潮。多有趣的想法！ 相关阅读： 布鲁金斯学会卜睿哲：中华民国对两岸关系的重要性 《纽约时报》中国历史，从头说起――《建党伟业》影评 发送邮件至 yyyyiiii+subscribe@googlegroups.com 即可订阅译文；译者的音频博客已登录iTunes，到 这里 即可收听往期的译者音频节目；下载更新需翻墙。

  选择字号： 大 中 小 　　　　　　　　　　　　　　　　　　　　　本文共阅读 263 次 更新时间： 2011-10-04 13:06:27 杨小凯：革命与反革命及其它 进入专题 ： 杨小凯 革命 反革命    ● 杨小凯 （ 进入专栏 ）   向继东       向继东(以下简称向)：杨先生，你是澳洲莫纳什大学经济学讲座教授和哈佛大学国际发展中心研究员,今天我们不谈经济。前不久我在网上读到你的《中国政治随想录》和《从科索沃事件看中国民主和政党政治的前景》，觉得很有意思。你能就此谈谈吗?          杨小凯(以下简称杨)：我是搞经济学的，别的文章写得很少。你刚才提到的这些文章，都是美国的一些杂志编辑盯上我，被逼着交差的。          向：你的《中国政治随想录》提出一个“革命与反革命”的问题，有意思。          杨：这篇文章是一九八七年写的，我不知是哪位热心人把它上的网。在那篇文章里，我说洛克的思想对我有过极大的影响。按照洛克的逻辑，革命要推翻的是一个暴君，而没有一个比暴君更集权的力量，却无法打倒暴君。一旦暴君一倒，革命中形成的权威，任何人又无法控制它了，它又成了新暴君，又会催生革命。这就是“革命产生暴君，暴君产生革命”的改朝换代的逻辑。我有两个基本的观点：一是用革命手段推翻专制行不通；二是革命          会延缓民主化进程。我还说，在现代条件下，如果没有国与国的战争，没有上层阶级内部的          大规模冲突或类似代理人战争的局面，用革命手段推翻一个专制政体成功的概率等于零。换句话说：我不主张革命，因为革命无益于民主化进程，正像一九四九年的革命使中国民主化进程延缓了几代人时间、俄国革命使苏联的民主化遭遇挫折一样，所以阻止革命对于当今中国的改革具有十分重大的现实意义。          向：这是你现在的观点?          杨：现在我的观点又有很大不同了。我读过英国人伯克写的《法国大革命论》，这本书写于一七八九年法国大革命后，可以说，它是经典的反革命理论。革命的时候，一般都是人们对这个制度不满，他们相信人的理性，认为可以把这个制度改造好。但在革命过程中, 可能将许多人们不了解其功能的有效制度破坏了，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历史有一个很长的筛选过程，好的东西经过筛选建立起来，坏的东西同样经过筛选淘汰出去。经长期历史变化后仍生存下来的制度一定有其生存的理由。现在中国虽然有许多问题, 但有合法的警察暴力，可以惩罚偷窃，维护国家机器的运转。还有，中国政府决定最高领导人的一些机制，也不是谁说了算的，它也有自己的套路。譬如江泽民做了总书记，他也经过了许多磨练，一步一步做上来的，也就是说它有一个让人服气的机制。如果把这些机制去掉了，谁都不服谁的气，那可能就乱套了。有些机制，你现在看它有不少弊端，它正面的东西被你忽略了，当你革命的时候，没有了这些机制时，你才会发现没有它可能会更糟糕，你不得不恢复和保留它。否则，去掉这些机制，革命的后果可能比预想的要坏，这就是所谓的“反革命”思想。          向：你是否读过李泽厚与刘再复的“告别革命论”?          杨：李泽厚与刘再复的对话“告别革命”，是“八九风波”后，他们在海外完成，而我在一九八七年就表达了大致相同的观点。现在我要修正这个观点，因为革命理论也有其合理性。我认为，有些东西在学术上还没有定论，你不能轻易地说，反革命的理论就是对，或者革命的理论就是对的。革命对统治者总是一种威胁，没有这种威胁，政府为人民服务的承诺就不可信；有威胁，其行为就不会太离谱。美国宪法明确指出：人民的权利是天赋的，而政府的权利是人民给的。所以美国人普遍认为：你要统治我们，就必须得到我们的同意。要是你搞得不好，人民就可以革你的命。如美国的弹劾制度，就是人民表达革命权利的一种方法。你是否读过已故Olsen的书，他就有非常深奥的革命理论，认为一个稳定的秩序会使既得利益者寻租行为制度化，而革命和动乱却能打破制度化寻租。美国很多经济学家都很敬佩Olsen 。他甚至把社会动乱看成一个国家兴盛的原因(见他的“国家兴衰论”) 。他大概是西方的“多难兴邦” 论者。          向：你那篇谈科索沃事件的文章我读了。你能简单谈谈它的意义吗?          杨：科索沃事件是世界历史上的大事，也是中国政治和外交史上的大事。说它是世          界史上的大事，是因为起于十七世纪和在十九世纪被神圣同盟确立的“国界神圣不可侵犯”的原则已被“住民自治”和“民选政府”不可侵犯的原则超越(Override)。在这两个原则有冲突时, 国际社会选择了后者优先的原则，并有“国际警察”机制来强制执行这些新制度。这是意识形态、道德准则和国际关系的大变化。其背景是：欧洲由于没有统一的政治权力，各国之间长期战乱，逐渐形成了住民自决、民选地方政府的原则，并且这个原则在二次世界大战后，成为西欧的共同意识形态，各国之间的领土纠纷都是由住民投票解决的。例如德法之间对鲁尔区的归属在二次大战后就用公民投票解决。虽然法国是战胜国，是鲁尔区既成事实治理者, ，公民投票还是使鲁尔区回归了德国。这次就是科索沃地方民选政府要求独立，而南斯拉夫企图收回自治权，并动用联邦的军队去打。          向：那么强大的北约去打一个小小的南联盟，这不是依强凌弱吗?          杨：不能这么简单地看，要在国际大环境下做具体的分析。中国人比较普遍地认为这是一场强权政治的游戏，无道德准则可言。这点我也理解，但是我们的意识形态不能老是停留在苏联时代。要有人类普遍的价值观念。比如说警察惩罚小偷就不能说是依强凌弱，因为我们有社会公义概论：偷东西是不义的，应受到惩罚。          向：在“随想录”中你说三个平等竞争的野兽就是民主，而一个”圣人”却是专制。这话很有意思。          杨：既然我们认识到人都有天生的弱点，找不到十全十美的”控制者”, 那我们就让几个”一半是天使，一半是野兽”的人来平等竞争吧!这个道理虽简单，但实行起来却不易，因为人都有征服的本能，都想打倒对方。怎样才能保证他们和平共处、平等竞争?唯一的办法就是依赖历史提供的各派平衡、谁也吃不掉谁的机制。英国光荣革命前夕，长期互相迫害的两大派之间就出现了这种谁也吃不掉谁的均衡局面，这就是两个魔鬼平等竞争——即民主的条件。所以作为一个民主主义者来说，就是要尽量维持上层各派的均衡，哪一派强大了，就要支持它的敌对派。可惜，中国知识分子对民主制度的实质远未了解，他们喜欢附和强权而歧视弱者。          向：由此来看，二十世纪中叶以来的知识分子全部悲剧都是咎自由取?

胡锦涛纪念辛亥革命百年讲话（全文） 作者：胡锦涛 来源：中国网 来源日期：2011-10-9 本站发布时间：2011-10-9 16:50:48 阅读量：1688次     辛亥革命100周年纪念大会9日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胡锦涛发表重要讲话，总书记的讲话中23次提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同志们，朋友们：100年前，以孙中山先生为代表的革命党人发动了震惊世界的辛亥革命，开启了中国前所未有的社会变革。今天，我们隆重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深切缅怀孙中山先生等辛亥革命先驱的历史功勋，就是要学习和弘扬他们为振兴中华而矢志不渝的崇高精神，激励海内外中华儿女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共同奋斗。 　　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中国逐步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西方列强野蛮入侵，封建统治腐朽无能，国家战乱不已，人民饥寒交迫，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遭受了世所罕见的深重苦难。在那个内忧外患接踵而至的年代，一切关心国家和民族前途命运的人们无不痛切感到，要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国家富强、人民富裕，就必须推翻封建专制统治，对中国社会进行根本变革。辛亥革命的爆发，是当时中国人民争取民族独立、振兴中华深切愿望的集中反映，也是当时中国人民为救亡图存而前赴后继顽强斗争的集中体现。 　　孙中山先生是伟大的民族英雄、伟大的爱国主义者、中国民主革命的伟大先驱。孙中山先生站在时代前列，“适乎世界之潮流，合乎人群之需要”，大声疾呼“亟拯斯民于水火，切扶大厦之将倾”，高扬反对封建专制统治的斗争旗帜，提出民族、民权、民生的三民主义政治纲领，率先发出“振兴中华”的呐喊，希望推动中华民族摆脱封建专制统治和外国列强侵略，推动中国跟上世界发展进步的步伐、跻身世界先进行列。孙中山先生以自己的模范行动实现了“吾志所向，一往无前，愈挫愈奋，再接再厉”的誓言。在他领导和影响下，大批革命党人和无数爱国志士集聚在振兴中华旗帜之下，广泛传播革命思想，积极兴起进步浪潮，连续发动武装起义，有力推动了革命大势的形成。 　　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统治，结束了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传播了民主共和的理念，以巨大的震撼力和深刻的影响力推动了近代中国社会变革。虽然由于历史进程和社会条件的制约，辛亥革命没有改变旧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没有改变中国人民的悲惨境遇，没有完成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历史任务，但它开创了完全意义上的近代民族民主革命，极大推动了中华民族的思想解放，打开了中国进步潮流的闸门，为中华民族发展进步探索了道路。 　　孙中山先生和辛亥革命先驱为中华民族建立的历史功绩彪炳史册!在辛亥革命中英勇奋斗和壮烈牺牲的志士们永远值得中国人民尊敬和纪念!辛亥革命永远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征程上一座巍然屹立的里程碑! 　　同志们、朋友们!辛亥革命后，接受这场革命洗礼的中国先进分子和中国人民继续顽强探寻救国救民道路。1921年，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中，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从此，中国人民有了用先进理论指导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领导，中国革命出现焕然一新的面貌。 　　中国共产党人是孙中山先生开创的革命事业最坚定的支持者、最亲密的合作者、最忠实的继承者，不断实现和发展了孙中山先生和辛亥革命先驱的伟大抱负。中国共产党在成立之初，就提出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并同孙中山先生领导的中国国民党携手合作，建立最广泛的革命统一战线。辛亥革命后屡遭挫折的孙中山先生，把中国共产党人当成亲密朋友，毅然改组国民党，实现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国共两党第一次合作，形成席卷全国的革命新形势，给北洋军阀反动统治以沉重打击。孙中山先生逝世后，中国共产党人继承他的遗愿，同一切忠于他的事业的人们共同努力、继续奋斗。经过20多年艰苦卓绝的斗争，中国人民终于夺取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建立了人民当家作主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完成了近代以来中国人民和无数仁人志士梦寐以求的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历史任务，开启了中华民族发展进步的历史新纪元。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继承和发展孙中山先生关于建设人民享有民主权利和幸福生活的现代化国家的理想，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完成了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开展了大规模社会主义建设，推进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伟大事业。经过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持续奋斗，中国人民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谱写了中国发展的辉煌篇章。当前，全国各族人民正满怀豪情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而团结奋斗。孙中山先生振兴中华的深切夙愿，辛亥革命先驱的美好憧憬，今天已经或正在成为现实，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 　　同志们、朋友们!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任重道远。我们要紧紧抓住并切实用好我国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继续解放思想，坚持改革开放，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继续团结奋斗。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坚定不移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辛亥革命100年来的历史表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找到引领中国人民前进的正确道路和核心力量。中国人民付出艰辛努力、作出巨大牺牲，终于找到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和核心力量。这条正确道路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个核心力量就是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深刻总结近代中国一切救亡图存、振兴中华的经验教训，深刻总结在中国推进社会主义建设的正反两方面经验，深刻总结世界各国实现发展进步的历史启示，符合我国实际和时代要求，符合中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符合中华民族根本利益。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上，我们一定要牢牢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和拓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持和丰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全面推进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以及生态文明建设和党的建设，不断保障和改善民生，奋力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宏伟目标，不断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不断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打下坚实基础。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坚定不移高举爱国主义伟大旗帜。辛亥革命100年来的历史表明，爱国主义是中华民族精神的核心，是动员和凝聚全民族为振兴中华而奋斗的强大精神力量。热爱祖国是中华民族的光荣传统。创造中国人民的幸福生活，使中华民族巍然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离不开全体中华儿女的团结奋斗，也是全体中华儿女义不容辞的职责。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上，我们一定要大力弘扬爱国主义精神，巩固和加强全国各族人民的大团结，巩固和加强海内外中华儿女的大团结，巩固和壮大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促进政党关系、民族关系、宗教关系、阶层关系、海内外同胞关系的和谐，广泛凝聚中华民族一切智慧和力量，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万众一心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坚定不移高举和平、发展、合作旗帜。辛亥革命100年来的历史表明，实现中华民族发展进步，不仅需要安定团结的国内环境，而且需要和平的国际环境。孙中山先生曾经说过：“中国如果强盛起来，我们不但是要恢复民族的地位，还要对于世界负一个大责任。”当今世界，和平、发展、合作的时代潮流更加强劲，中国的前途命运日益紧密地同世界的前途命运联系在一起。中国过去、现在、将来都是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的积极力量。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上，我们一定要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坚持实施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同所有国家发展友好合作，推动国际政治经济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同各国人民一道推动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努力为人类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同志们、朋友们!孙中山先生和辛亥革命先驱振兴中华的宏愿，应该成为两岸同胞的共同追求。两岸同胞是血脉相连的命运共同体，大陆和台湾是两岸同胞的共同家园。当今时代，两岸中国人面临着共同繁荣发展、共谋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机遇，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已成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组成部分。携手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同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应该成为两岸同胞共同努力的目标。 　　孙中山先生曾经说过，“‘统一’是中国全体国民的希望。能够统一，全国人民便享福;不能统一，便要受害。”以和平方式实现统一，最符合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全体中国人的根本利益。我们要牢牢把握两岸关系和平发展主题，增强反对“台独”、坚持“九二共识”的共同政治基础，促进两岸同胞密切交流合作，共享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成果，提升两岸经济竞争力，弘扬中华文化优秀传统，增强休戚与共的民族认同，不断解决前进道路上的各种问题，终结两岸对立，抚平历史创伤，共同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努力。 　　同志们、朋友们!回首中华民族百年奋斗历史，我们无比自豪。展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光明前景，我们信心百倍。我们呼吁，全体中华儿女携起手来，坚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理想，努力作出无愧于孙中山先生和辛亥革命先驱、无愧于我们伟大民族的贡献，在时代进步洪流中奋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 明報專訊 】今年辛亥革命一百周年，香港特別熱鬧。電影、展覽、座談、電視特輯紛至沓來，有識之士也紛紛纂文，正確的指出香港和辛亥革命的關係。這個殖民地在一百年前，曾經作為「革命基地」的事蹟，如非首次出土，也是被熱熱鬧鬧地重新解讀。 一時之間，幾十年以來香港建制辯護之士灌輸關於香港是一個非政治化城市的印象，粉碎得七零八落。香港不單止不是超然於政治爭逐，自外於百年的中國歷史，反更是當中的領航燈塔。論者認為，香港既啟發了孫中山以革命建立民國的構想，也曾在革命進程中扮演過實質的關鍵角色。在推翻千年帝制的起義當中，香港人也貢獻資源，盡心出力。 一句話，沒有香港，就沒有這些孕育民國的起義。 可是，令人納悶的是，如果香港的確曾經在這場讓帝制終結、讓民國誕生的革命中扮演如此重要的角色，那為什麼這股革命的氣息，對當代的香港人來說，又是如斯隔膜？在香港社會中，這場追求民主自由，終結封建體制的革命，為什麼又好像水過無痕似的不留下半點身影？以致於，今時今日，你我還可以在街頭巷尾，隨便就可以碰到一些說者毫無愧色的論調，意謂「中國怎可以沒有皇帝？」 一百年過去了，歷史卻好像什麼都沒有發生過。 如果說，一百年前香港不乏保守派人物，相信中國沒有皇帝是不行的話，他會在孫文的興中會（同盟會）革命之後，袁世凱復辟帝制之時，跑出來公然支持中國要恢復帝制。然而在一百年後的今天，抱着同樣信念的人，卻會公然支持執政的中國共產黨。原因當然不在乎任何「共產主義」的信念和理論，只是因為今日共產黨治理它的國民和香港這個地方，已是徹頭徹尾的一如昔日的封建皇帝。 香港﹕天朝變藩屬 今日的港情國情不單是共產主義退場，讓資本主義復辟，更是共和主義變質，向天朝主義倒退。朝廷回復封建宗法，元老輩傳位予太子黨，這些都是明目張膽地進行。太子黨各擁山頭，地方日益諸候化，乃是昭昭在目的事實。所有舊禮教舊迷信都翻生再世，貪腐規模史無前例。大陸士林派系縱橫，政治與學術相互糾纏，怪論蜂起。各地民怨叢生，只欠陳勝吳廣揭杆起義。 既然要回到朝廷世代，就只能等着面對那種種朝廷時代特有的暴烈反抗。 香港這邊，從大英帝國殖民地搖身一變成為天朝的一個藩屬。你以為只是評論家生花妙筆的想像和比喻。豈料原來中聯辦真有這麼一個研究項目，把「一國兩制」視為一種「帝國的技藝」。它說﹕鄧小平治港藍圖的設計，偉大之處在於他承繼了毛澤東治西藏背後那套滿清帝國的「理藩」經驗。要命之處，還在它更超克了西方的現代性，妙處在於把「一國」拒絕視為一個以「社會契約」而立的國家，而是這種「一國」符合了傳統儒家文化的「天下」觀。（見強世功《中國香港》） 有趣的是，如此赤裸坦呈的帝國慾望，在香港並沒有激起義憤，令大多數人站起來要求「還我共和」，反而是在他脫掉了最後一塊意識形態面紗之後，卻愈發吸引這裏先天後天的奴民族群的擁護和愛戴。沒有這種在「威武君臨」底下益發血脈賁張的奴性，最近有人要「勸退」特首候選人，只因他未經「欽點」的那種話是不會說出的。 香港就是這麼一種矛盾的綜合體﹕一方面是這個城市的現代性所應許的「主體性」，另一方面是這個城市因其殖民根性而深埋的「奴性」。大體而言，從歷史觀之，「主體性」張揚的時刻雖有，但「奴性」佔上風的時候總是較多。 所以，雖云孫中山的民國革命理念是汲取靈感自香港，但他所感最深的並非這裏的自由民主——這在殖民統治底下是沒有的——而是英國殖民治下的治安衛生和社會秩序，有別於當時腐敗不堪的內地。當年支持孫中山的香港人，除了一些激進的讀書人之外，就是商人和與英國人及華僑有密切關係的買辦。故此，當年的民國革命，絲毫沒有觸及香港本地的權力和階級結構。 辛亥﹕一種革命 但縱使孫中山所搞的，是一場發生於香港境外的「革命」，香港人對「革命」的態度也是反覆多變的。孫中山當初在香港曾獲得不少支持，但清帝退位，袁世凱卻取孫而代之成為民國大總統之後，也的確有一大票香港商人積極表態支持擁袁，箇中還包括那些昔日也曾支持孫文革命的。 據莫世祥教授新著的《中山革命在香港》所載，當時「挺袁」港商的擁袁言行，深得袁世凱欣賞，曾通電嘉獎他們「深明大義」、「愛國熱誠殊堪嘉尚」，後來還寄贈金字牌匾予挺袁最力的華商總會，上書「弭患保安」。當孫文一黨與袁世凱公開對決，支持孫的陳炯明宣布廣東獨立，加入孫中山的「二次革命」，昔日曾稱讚陳的港商喉舌《香港華字日報》也忽然「轉軚」，聲討「陳賊」，表示對他「切齒痛恨，欲食其肉而寢其皮」。 及至袁世凱準備在1916年復辟帝制，肯堅持以當日「毁家紓難」的方式支持孫中山發動「討袁護國」，抵制復辟運動的香港商人，差不多絕無僅有。只是及至袁世凱復辟圖謀付諸現實，香港的輿論和商人才先後加入討袁行列，是時部分港商為袁世凱祝壽而懸掛的旗幟才剛落下。 上述這些場景，曾經經歷八九年那場「風波」的，自然毫不陌生。 搖擺於急變的權力形勢，既想跑在中國的前頭，領導改革，復又對帝制欲迎又拒、念念不忘。這種華籍商人左搖右擺的「政治文化」，早在一百年前已經活靈活現。正如香港史家鍾寶賢所指，香港的華籍商人一直以來都有視「政治」作為一種生意投資，一種以找尋政治力量來庇蔭其生意投資的習性。 所以，香港的資產階級無法孕育出有別於國家的公民社會，他們也不會有助於開拓社會的公共領域。一句話，因為他們只熱中於尋求和官府權力的勾結。在政治形勢大起大落的清末民初，香港商賈權貴預演了八九之後一時政治失措的窘態。 他們在極端的狀况下，或者「投資」於「革命」，甚至為那些成功了的「革命」唱頌歌。可是，他們從不會讓「革命」「革」到他們的身上。 研究辛亥革命的學者張鳴，曾在評論《讓子彈飛》這部調侃辛亥革命的電影時指出，片中「辛亥不是一個地方名而是一種革命」其實不止是一句爛gag，而是十分精辟的見解。因為的確，「辛亥」是一種只有同盟會那樣的革命黨才會策動出來的革命。推動這種「革命」的「革命黨人」要推動的正是以先知先覺的英雄來拯救愚昧的群氓的「革命」。沒有平民群眾參與，甚至禁止平民參與。革命黨人主要動員的革命力量反而是土匪和會黨，部分甚至是「革命黨人」付錢僱來參加，革命反而是把群眾變成是看客。 香港曾有參與過這場「辛亥」（一種革命）的「輝煌」歷史，自然亦不難理解，為什麼這麼多年下來，香港人還只是感覺自己不過是看客。然而問題還在於，辛亥革命之後的連番「革命」，又有多少真正的超越了，把平民群眾都最終變成是看客的「辛亥」模式？毛澤東的革命捲入群眾，但其實也不過是變成「革命戰爭」。當中人人都知道，「戰爭」的成分遠大於「革命」，把看客都變了「難民」。 魯迅筆下的阿Q，聽聞革命到來，都想造反，於是用筷子盤起辮子，招搖過市。老爺秀才們當初不知就裏，對阿Q低聲下氣。到了假洋鬼子回來，阿Q想參加就不被准許……這就是「辛亥」這種「革命」。今天，「革命」的「正典」掌在共產黨手上，其餘想革命的，共產黨一律打成「反革命」。於是，所有人都被迫成為阿Q。 這樣一來，「革命」就只得變成一種隱喻，隱喻一種狂歡，隱喻一種態度。在隱喻的世界，什麼都是革命，也就使革命什麼也不是。可是，對香港人來說，「辛亥」卻不是隱喻，而是這裏歷史的輪迴和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