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

法广 | 系列专题: 看大陆与台湾如何纪念百年辛亥革命

在中国大陆,纪念活动偏重于辛亥革命而避免更多纪念辛亥革命的核心代表人物孙中山。但在台湾,辛亥革命百年与中华民国百年相辅相成,纪念辛亥革命百年就是纪念庆祝中华民国建国百年。在中国大陆,辛亥革命的化身-孙中山是旧民主革命的先行者。而在台湾,孙中山则是中华民国的国父。中国纪念辛亥革命也谈三民主义,强调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扶助工农的选择。在台湾,执政的国民党政府则强调孙中山的三民主义理想在台湾实现,台湾成为真正的民生民权与民主的政体,由选民选举总统,议会。 这些不同与分歧,决定了纪念辛亥革命将是敏感的事件,虽然各方表达共同举行纪念活动,最终将还是各办各的活动,各作各的宣传与结论。 香港作为两岸三地重要一地,又与辛亥革命发起后的重要城市广州相接,今年也积极准备纪念辛亥革命。就辛亥革命主题,拍电影,上演歌剧,办展览,出新书,并不输与台湾。仅辛亥革命题材的歌剧,香港就筹备两个相连的演剧,在香港推出第一部歌剧时,引起轰动。第二部歌剧中山逸仙原本在北京国家大歌剧院演出,但临时取消,理由是排演技术问题。但各方都猜测可能与中国官方评价处理辛亥革命以及孙中山有关。两出歌剧担纲主要演唱演员,今夏在巴黎练唱,所展示的唱词对孙中山以及支持孙中山辛亥革命的宋查理即宋庆龄的父亲,都曾竭力客观人性化的中性处理,但担心仍然引发争议与禁止。 尽管中国以流程操作问题取消了中山逸仙歌剧,香港则接过演出,定在10月13日公演。此剧由港府资助,由香港歌剧院制作,这几日临近辛亥革命百年纪念日,港府相关部门积极宣传推广售票。 中国官方一直表态要积极纪念百年辛亥革命。中国政府与台湾事务负责的国台办负责人近日还强调两岸共同庆祝辛亥革命百年有利于交流。国台办发言人范丽青表示,纪念辛亥革命百週年有利于促进两岸同胞交流与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亦有利于团结两岸同胞共同致力振兴中华。 官方的评价说,辛亥革命集中反映了当时中国人民争取民族独立、振兴中华的真切愿望,是中国人民为改变自己的命运而奋起革命的一个伟大里程碑。 而孙中山先生始终致力于振兴中华、追求国家统一的伟大精神,至今仍在激励著两岸同胞为之奋斗。大陆每年都会举办纪念辛亥革命的相关活动,今年尤其要举办隆重的纪念活动,来纪念辛亥革命一百周年。官方还说,两岸同胞共同举办纪念辛亥革命一百周年的活动,有利于促进两岸同胞的交流,共同推进两岸关系的和平发展,有利于团结两岸同胞共同致力於振兴中华。 中国大陆对纪念辛亥革命和孙中山的意义限定于争取民族独立,振兴中华和追求国家统一。强调这一点就是强调宣传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大陆经济发展,国家繁荣,坚持国家统一,实现了孙中山没有实现的理想。 台湾官方的纪念定调完全不同。台湾总统马英九10月3日出席中央研究院「辛亥革命百年回顾」国际学术研讨会。马英九开幕致辞就说,纪念辛亥革命百年有重要的历史史意义,毕竟辛亥革命只是手段,目的是建 立民国,真正结果还是如何透过民国建立,实践孙中山的理念及一路以来的理想。 马英九认为,中华民国自由台湾承袭着国父孙中山的思想 ,已完成国父当初的建国理念,是从辛亥革命一路延续下来的正统。 马英九强调,台湾走向自由民主发展是正确的道路,未来仍要朝这个方向努力。 马英九也定调说,1911年孙中山发动辛亥革命,推翻满清,建立中华民国, 走向民主共和。如果当年没有这位28岁年轻人在檀香山成立兴中会, 就没有双十革命,也不会有今天自由民主的中华民国。回顾这百年革命历史,国父当时提出的改革理念虽然困 难,但今天已逐步完成,包括民选总统、民选国会,并建立多元社会 ,证明事在人为。 马英九还强调,现在台湾已是完全民主的国家,能选自己的总统、自己 的国会、管理自己的事务,同时社会也能容纳多元声音,相信中山先 生不论是兴中会「驱除韃虏、恢复中华,建立合众政府」的主张,或 是同盟会「驱除韃虏、恢復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的主张,在这个国家都已经大部分付诸实现。他身为中华民国的总统,未来仍会 朝继续发展自由民主这个方向迈进。评论指出,台湾当局强调的是台湾是孙中山及辛亥革命的真传,三民主义和中华民国存活在自由民主的台湾。 台湾举行隆重的纪念活动,仍有学者批评台湾的纪念活动显得低调,并没有积极的推动。 香港苹果日报发表司马评论说国民党应该惭愧,因为连一本像样的国民党党史都没有,孙中山是没血没肉的圣人,辛亥革命是无人相信的神话,中华民国的历史外包给中国大陆。 最近,中国大陆修订出版中华民国史,全套三十六册,对国共内战经过和蒋介石的功过,都有比较平实的叙述和客观的评价,国民党对此颇感欣慰,因为往事不堪回首,他们既无心也无力去研究自己的历史,这回有人代劳,省事不少。 司马说,现在这类文史题材,大陆没什么禁忌,材料多,人才多,时间多,文笔好,没利害关系,比台湾学者更超然,更好看。而国民党本身太忙,忙著在台湾证明中华民国是流亡政权,把自己的历史外包给大陆研究,似乎有客观需要,何况中共对国民党己有善意,不会故意拆国民党的台,如果这是国共平台的祕密协议,不必太意外。 按照批评,成王败寇,替前朝立传,以巩固新政权的合法性,这是中国封建传统。大陆在七○年代就出版中华民国史,替中华民国盖棺论定。可是中华民国虽死犹存,在大陆死了,在台湾犹然存在。现在更以一整年的活动,自我庆祝其存在。随政治情势和两岸关系的变化,大陆不断修正其史观。现在对蒋介石和国军重新评价,对国民党释出善意,反映两岸和解氛围,铺下未来政治谈判的基础。 但是,善意归善意,他们仍然不承认中华民国虽死犹存的事实。主编这套书的中国社科院民国史研究室主任不忘强调,「中华民国史己成两岸共同历史记忆。」 司马调侃说,中华民国明明还在台湾,却说「己成过去的记忆」,这种话,岂不太不给马英九面子了。 大陆官方可以内部研究国民党史,并适当公开一些开放的新说法。批评的分析指出,中国大陆开放性地面对台湾不仅是为了统战考虑,也更是避免让人拿共产党与国民党作比较。明报指出,北京高调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但主题集中于纪念孙中山,而避免突出民国和国民党,有北京学者认为,大陆的纪念活动是希望促进两岸的统一,而避免引发「过多的政治联想」,即将今天的国共两党作比较。 中国大陆今年的辛亥革命百年纪念活动,将分别在武汉、南京、广州、中山等地举行,而最大的纪念活动由全国政协在北京举办,但纪念主题在盛赞孙中山革命伟业的同时,也避免高调谈论「中华民国」。 明报引述中国理工大学教授胡星斗表示,「大陆隆重纪念辛亥革命的活动,更多的是从统战角度考虑。」大陆以政协而非政府的名义来举办纪念活动,主要是为了促进统一,凝聚两岸人心,并且避免人民有更多的政治方面的联想。 虽然政府避谈「民国」,但大陆民间和学界却掀起「民国热」,包括对民国历史的研究,甚至对民国时尚和文物的追逐,这主要源于民众普遍对现状不满。胡星斗认为,目前国民党在大陆已不能与共产党竞争,但共产党内官员的腐败也引起民愤,纪念活动多提孙中山少提国民党,可以避免民众对两党作比较。 其实中国大陆官方已经指示限制纪念孙中山和辛亥革命的热情与规模。中国当局根据社会实情和对茉莉花革命的担心,早在今年春天就向纪念辛亥革命的各种民间活动浇冷水。孙中山,辛亥革命,三民主义都曾经在学术界以及学校引起讨论,组办演讲辩论。北京理工大学组办的辛亥革命辩论赛自2002年开始举行,今年迈入第10届,全国16所大学参赛,包括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天津大学等名校。主办人表示,辩论目的在鼓励学生回顾1911年的辛亥革命,并反思现今中国。 而且今年辛亥革命届满百年,中国各地也举办多项庆祝活动。评论分析指出,在知名艺术家艾未未遭逮捕以及中国茉莉花革命集会蠢蠢欲动之际,任何与革命、民主相关的指涉,似乎都会触碰中共当局敏感神经。中国当局下令停止类似的三民主义或辛亥革命的辩论活动。有报道说,中国大陆表面上积极纪念辛亥革命百年,实际上对这个议题控制监督,由官方主导,不能超越框框与限制范围。 可以肯定的是,中国大陆与台湾在辛亥革命及孙中山一系列议题上的分歧,不仅导致各自理论捍卫者对上述议题的争论和评价,同时也致使双方各自按照利益取舍举办活动,纪念同一个辛亥革命百年沧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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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平:革命新發現

作者: 阳光时务  |  评论(0)  | 标签: 时事观点 , 言论 從年初「茉莉花革命」到最近的「佔領ةة」運動,再到持續發展的互聯網技術和觀念更新,一場深刻的革命正席捲全球。這場革命可能發軔於阿拉伯世界,可能燃燒於美國華爾街,但是全世界的權力玩弄者都將難以倖免。中國人將不是受影響受波及的對象,而是以新的方式,成為革命的主角之一。 文/長平 所有紀念辛亥革命的文章,無論作者本意如何,都必然映照現實。關於革命的正當性、革命的手段、革命的目的以及革命的後果,現實比歷史更迫切地需要答案。 而這所有的問題,又都被中國共產黨反覆論證過。該黨的歷史教科書告訴我們,當一個政府搞一黨獨裁、壓制民主自由、剝奪民眾權利和財產、導致民怨沸騰的時候,人民就有理由揭竿而起,通過暴力手段推翻政權,建立一個新中國。「槍桿子裏出政權」,暴力被賦予了天然正當性。革命者是個體英雄、民族救星和歷史偉人。 歷史又到革命關頭了嗎?在革命教科書中,這從來都不由統治者、中產階級和附庸文人說了算,而是由底層那些被欺侮和被凌辱的人來決定,那些未得賠償就被強制拆遷了房屋的人,那些蒙冤上訪卻被關押折磨的人,那些被工廠主剝削勞動苦悶到要跳樓自殺的人,那些僅僅寫了反對政府的文章就被判刑入獄或被跟蹤監視的人,那些因為腐敗工程而可能喪命於橋樑鐵軌的人,那些沒有基本醫療保障而在重病中被趕出醫院的人……前提簡單得不能再簡單,那就是「哪裏有壓迫哪裏就有反抗」。 革命的星火遍地閃爍。有上街「散步」抗議的,有圍攻州縣政府的,有阻斷公共交通的,有炸毀政府機關的,有衝上街頭砸車毀店的,還有持刀直奔警察局的……這些在歷史教科書中被譽為「革命火種」的事件,在現實中被稱為影響社會穩定的「群體事件」、煽動顛覆政府或其他犯罪行為,遭到嚴厲的打擊。正如「壓迫」與「反抗」的辯證邏輯所示,政府的「維穩」經費逐年上升。 當執政黨一邊歌頌革命以論證自己統治的歷史合理性,一邊壓制革命以維護一黨獨享的現實政權的時候,到底是執政黨背信棄義呢,還是革命的邏輯本身有問題? 早在二十二年前,當一場從來沒有稱自己為「革命」、甚至打著「擁護中國共產黨」的旗號的學生運動遭到血腥鎮壓之後,一些學者開始反思「革命」的問題。他們指出,通過暴力革命獲得政權的組織,必然患上暴力依賴症,繼續以暴力維護政權,產生新的暴君或專制統治,從而導致新的暴力革命發生。如此周而復始,永無止境。這就是中國歷史上改朝換代的暴力循環。在這個過程中,無論興亡,都是百姓受苦。民主、自由和法治,除了作為幌子之外,從來沒有生長的土壤。 很多學者花了大量的篇幅論證改良較之革命的好處,其實大可不必。除了少數天生嗜血者,絕大多數人都知道,不流血的變革比流血的變革更好。儘管經過意識形態洗腦,暴力成為反覆謳歌的光榮歷史,但是我相信大多數人仍會恐懼暴力和戰爭。另外,遍及全球的和平主義思潮也會深刻地影響年輕一代中國人。 問題在於,改良怎樣發生?啟蒙如何生效?如果不改變一黨專制,別的改革是否都是治標不治本,從而半途而廢?如果是這樣,那麼執政黨放棄一黨專制的動力何在?李澤厚先生在倡導「告別革命」之後,最近以慈禧太后為例,開出的藥方是「只要給予充足時間,變化就會發生」,「只要保證她的利益,可以慢慢來」。 這無疑是「相信政府」的另一種說法。且不論政府是否可以相信,單說多久才是「充足時間」呢?六十年是嗎,一百年呢?在這漫長的時間之內,幾代人的個體命運,就應該心甘情願地成為歷史發展的代價嗎?而且,就當代中國的情況而言,為什麼前三十年會走向黑暗呢?如果黑暗之後統治者自當覺醒,那麼如何避免再次陷入黑暗?如何避免「黑暗——覺醒——黑暗」的歷史循環呢? 楊小凱先生曾經在反思和反對革命的時候,也開過一個藥方,那就是等待國際環境,尤其是台灣和香港的壓力。壓力足夠大的時候,變化就會發生。這也必將面臨這樣的質疑:前三十年西方社會民主自由的壓力不夠大嗎?如果說非要等到經濟壓力足夠大,大到國家面臨崩潰邊緣,變化才會發生,那麼如何解釋當下的朝鮮政局?而且在這場資本主義經濟危機中,「中國模式」還被論證為優勝者,香港台灣也難擋赤化,這是否意味著民主自由永遠也不會到來? 醉心於甘地式的非暴力反抗的朋友,也必須直面這樣的現實:既然高呼「擁護中國共產黨」口號的運動,都會被視為過分激烈,像甘地那樣公然拒絕承認現政權、一再組織民眾靜坐示威、有組織地當眾撕毀當局頒發的居民身份證等行為,恐怕早已經受到跟暴力反抗一樣的懲罰了。 暴力反抗必然帶有報復社會、傷及無辜的後果,實為悲劇中的悲劇。但是,譴責暴力反抗的人們也必須回答這樣的問題:像江西撫州炸毀政府機構的錢明奇那樣的不幸者,他們的出路何在?在實施爆炸之前,錢明奇已經上訪十年,而且通過寫微博等方式公開自己的絕望處境,得到的社會反饋,無非是鼓勵他只有實施暴力。 這時候,你總不能還輕描淡寫地對他說,辦法總是有的吧。非暴力主張者似乎會說,無論如何被欺凌,你都必須忍著;實在忍不下去,寧可自殺也不殺人。然而,唐福珍等人不就是選擇了自焚抗議嗎?那些強拆者因此而有過半點遲疑嗎?再說,主張私有財產保護的人們也必須回答:當未經談判達成協議,也未經正當的法律程序,一群身份不明的人闖進家中拆你的房子,你是否有暴力反抗的權利? 在當下中國的社會語境中,「告別革命」、「反對暴力」等口號不僅顯得簡單粗暴,對底層民眾的處境毫無同情和理解,而且有壓制民眾抗爭權利、維護當局統治秩序的嫌疑——與李澤厚先生一同倡導「告別革命」的劉再復先生在一篇訪談中,就強調說「這種告別,執政者本應當是歡迎的」,但我沒讀到,他有無關心底層民眾是否歡迎。 值此辛亥革命百年紀念,諸多學者和媒體都對革命進行新的審視。談論革命再也繞不開「暴力循環」的門檻。於是學者們對革命進行了重新定義和闡釋。秦暉教授認為,革命未必流血多,如辛亥革命;改良未必流血少,如戊戌變法(「六四」也許是最新的例子)。張健先生把革命分為權力革命、政治革命和社會革命,從而細化了革命的價值。蕭瀚先生認為「當代中國就是革命的時代,革命已無法拒絕」,「不指望徹底非暴力,而是如何最大限度避免非正義的暴力」。這些對革命的重新發現,都具有豐厚而深刻的意義。 我問過不止一個熟悉政府內情的人,政府改革的動力到底何在?在這些人士中,相信「明君德政」者,顯然比普通民眾要少得多。他們一般會回答說,出於長治久安的目的。一黨之長治久安,本身就與民主政治背道而馳。如果有人期待從這個目的出發,改革到民主政體,那實在是癡人說夢。 但是,這些人通常會有一個迷惑人的說法,那就是開明專制,黨內民主或者部分民主。就算你接受如此民主,那麼到底什麼情況會影響這樣的長治久安呢?最後你會發現,並非西方發達國家把當局逼得臉紅了,也不是人們幻想的統治者利益爭鬥達到一種平衡結構,更不是當權者的良心不安,而是「維穩的壓力」。如果你繼續追問維穩的壓力到底是什麼?顯然並非學者的理性建設性批評,而是底層民眾帶有暴力傾向的群體性事件。 不是足夠的時間,不是足夠的外部壓力,也不是足夠的權力爭鬥,而是足夠的權利主張,讓政治變革產生可能。反對革命、痛恨暴力而又真切地希望社會進步的人們,應該研究的是,是否有可替代性方案,來置換或者分擔帶有暴力傾向的群體性事件產生的壓力。我個人的看法是,應該告別陳舊的權力遊戲,尋找新的力量。 無論是革命還是改良的主張者,都對古老的權力傾軋——改朝換代或者宮廷鬥爭——傾注了太多的熱情。他們相信權力的變革來自權力本身,民眾的命運來自國家的發展,個體的權利攀爬於歷史的階梯。 在最近的一個討論會上,我提出遠離權力爭鬥,拒絕宮廷秘聞,關注個體權利,支持新型抗爭。有將改革希望寄託於政府進步的人士,當場對我的發言表示失望。我後來認真反思,認為除了言辭可以更加溫和、表述可以更加清晰之外,我仍然會固執己見。幾千年來,宮廷政治浪費了太多的政治和社會資源。今天還有人對中南海內幕津津樂道,我只會把他當作一個舊時的說書人。 從年初的「茉莉花革命」到最近的「佔領……」運動,再到持續發展的互聯網技術和觀念的更新,一場深刻的革命正在席捲全球。這場革命可能發軔於阿拉伯世界,可能燃燒於美國華爾街,但是全世界的權力玩弄者都將難以倖免。中國人將不是受影響受波及的對象,而是以新的方式,成為革命的主角之一。 原载《阳光时务》第4期 www.isunaffairs.com 声光影像,多维体验,越互动、越精彩,都在《阳光时务》iPad版。弹指之间,触摸真相。 iPad: http://ipad.isunaffairs.com Android系统: http://android.isunaffairs.com PC电脑: http://emag.isunaffairs.com 手机:请下载Zinio阅读器,并确保已在PC上访问并注册http://emag.isunaffairs.com 一五一十部落原文链接 | 查看所有 0 个评论 阳光时务的最新更新: 我们脚下的土地,从来不属於我们 / 2011-10-03 19:10 / 评论数( 0 ) 买房子,或关於现实与诗歌的吐糟 / 2011-10-03 19:07 / 评论数( 1 ) 十年一觉广州梦:大陆抗议之都的衰落 / 2011-10-03 19:03 / 评论数( 3 ) 我們怎樣被洗腦?——專訪牛津大學研究員凱瑟琳·泰勒 / 2011-09-30 16:27 / 评论数( 2 ) 十年進退兩茫然 ——「9.11」以來的美國與世界 / 2011-09-30 15:53 / 评论数(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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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耀杰 | 张耀杰 革命与暗杀:壮志未酬宋教仁

作者: 张耀杰  |  评论(0)  | 标签: 革命与暗杀 , 宋教仁 , 张耀杰 (删节版) 文载《同舟共进》,2011年第10期。 中华民国的创建,是各派力量反复较量的结果,其缔造者很难锁定为某个人或某个党派。而当年最大的议会政党国民党,却是宋教仁坚持不懈地奔走联络、苦心经营的成果。国民党名符其实的组织者和缔造者,并不是其理事长孙文,而是代理理事长宋教仁。借用孙文的话说,为缔造现代化的议会政党而付出生命的宋教仁,是“为宪政流血”的第一人。 程家树组织同盟会 在迄今为止的历史叙述中,孙文等同于同盟会,同盟会等同于孙文几乎成为不容置疑的常识定论。而在事实上,中国同盟会的第一组织者和第一推动力并不是孙文,而是已经被公众淡忘的程家柽。 1913年1月,宋教仁在《程家柽革命大事略》中介绍说,程家柽,字韵荪,又写作润生,别署下斋,斋名轰天隐,安徽休宁人。1899年9月,由张之洞创办的两湖书院选送为湖北省官费留学生,赴日本后考入帝国大学农科。当时在日本留学的中国学生不过200人,他们中间只有谈维新的而没有谈革命的。程家柽透过裁缝师、三合会会员郑可平辗转见到隐居横滨的孙文,听了孙文讲解“民族、民权、民生之理,及五权分立,暨以铁路建国之说”,程家柽当场表示要“树党全国,以传播之”。孙文当时的愿望却是联系20名东京留学生,其中学习陆军的10人,专门利用广东广西的三合会、长江流域的哥老会创建军队;学习法政的10个人,主要在占据城池后处理地方上的行政事务,并且与外国人进行国际交涉。程家柽觉得这样做远远不够,主动帮助孙文与留学生进行联络,这样才有了1905年8月20日正式成立的中国同盟会。 1904年底,因为起义计划夭折而先后逃亡日本的华兴会成员黄兴、刘揆一、宋教仁等人,打算联合田桐、白逾桓、但焘等人重新建立革命组织,被程家柽出面阻止。他的理由是:“革命者阴谋也,事务其实弗惟其名,近得孙文自美洲来书,不久将游日本,孙文于革命名已大震,脚迹不能履中国一步,盍缓时日以俟其来,以设会之名奉之孙文,而吾辈得以归国,相机起义,事在必成。” 孙文是1903年10月从日本横滨出发前往美属檀香山的。他在檀香山加入洪门致公堂,被封为洪棍,并且在旧金山洪门致公堂大佬黄三德等人的劝说下,通过伪造出生证明加入美国国籍。1904年4月,孙文前往美国旧金山,然后在黄三德陪同下游历美国、加拿大的华人聚集区以宣传革命。1904年底,孙文应中国留学生邀请前往英国,并且游历了比利时、德国、法国等国。1905年6月11日,他从法国马赛启程,于7月19日抵达日本横滨。7月25日,宋教仁在日记中写道:“至程润生寓,润生告余言孙逸仙已至东京,君可与晤面云。余允之。” 关于同盟会的成立,宋教仁在《程家柽革命大事略》中回忆说,程家柽在自己居住的北辰寓庐召集陈天华、黄克强、宋教仁、白逾桓、田桐、张继、但焘、吴旸谷与孙文聚会商议,孙文“所斤斤者,仍以二十人为事”。为了让孙文振作起来充当革命党名义上的党魁,程家柽专门联络宋教仁等人,于8月13日在富士见楼组织了一场3000多人的欢迎大会。程家柽在会上“痛言革命之理,鼓掌之声,上震屋瓦,孙文大悦”。 与宋教仁的叙述相印证,张继在为《程家柽革命大事略》一文题写的跋语中介绍说:“余常有言:中山提倡革命者也,克强实行革命者也,韵荪组织革命者也。向使学界而无韵荪,则中国同盟会必不能以成,北京而无韵荪,则吾同志死者必不可胜数。完全终始,一手维持,韵荪大矣,然而韵荪不言矣。” 1905年7月30日下午,宋教仁应邀来到赤坂区桧町三番内田良平住宅兼黑龙会事务所时,同盟会的第一次集会已经开始。他在当天日记中为同盟会的成立留下了最为原始也最为准确的文字记录:“到者七十余人。孙逸仙先演说革命之理由及革命之形势与革命之方法,约一时许,讫,黄庆午乃宣告今日开会原所以结会,即请各人签名云。乃皆签名于一纸,讫。孙逸仙复告此会宗旨,讫。复由各人自书誓书传授手号,卒乃举起草员,规定章程,举得黄庆午等八人,讫,乃闭会。” 同盟会在黄兴(庆午)的倡议之下,没有经过正式的选举程序就推举孙文(逸仙)为总理,是8月20日第二次会议上的事情。据宋教仁在当天日记中记载,与会人士仿照欧美各国三权分立的宪政原理,当场选举司法部职员8名,评议部议员20名;然后没有经过选举和评议程序,就由孙文当场任命执行部职员8名。但是,随着包括程家树在内的任事诸人先后离职,负责“司法”的司法部一年之后便无形取消;负责“立法”的评议部,也因为各议员先后回国,一年之后便形同虚设。三权分立的制度设计,最终依然落实为总理孙文的一人专权,以及同盟会内部一次又一次的无序斗争。 1907年2月28日,宋教仁在日记中记录了发生在孙文与黄兴之间的激烈冲突:“七时至《民报》社与黄庆午言余辞职事,庆午不应。良久,庆午忽言,欲退会,断绝关系,其原因则以□□□以己意制一新国旗,而庆午以为不善,请其改之,逸仙固执不改,并出不逊之言,故庆午怒而退会。……盖□□素日不能开诚布公、虚心坦怀以待人,作事近于专制跋扈,有令人难堪处故也。” 过了一段时间,黄兴与孙文言归于好。宋教仁与“作事近于专制跋扈”的孙文之间,却一直保持着貌合神离的微妙关系。 宋教仁的“英而不雄” 在同盟会内部,比宋教仁年长22岁的湖南同乡谭人凤,是年龄最大、阅历最深的一个人,也是与宋教仁最为投缘的一个人。1911年7月31日,同盟会中部总会在上海正式成立,年龄最长的谭人凤被推举为交通部干事,陈其美为庶务部干事,宋教仁为文事部干事,潘祖彝为财务部干事,杨谱笙为会计部干事。8月2日,谭人凤被选举为总务会议长。 撇开孙文以及同盟会东京本部独立运作的同盟会中部总会,积极致力于长江流域和内地省份的革命活动,先后组建了由范鸿仙、郑赞丞等人负责的江苏、安徽分会;由居正等人负责的湖北分会;由焦达峰、曾杰等人负责的湖南分会;由张懋隆、吴玉章等人负责的四川分会;由井勿幕等人负责的陕西分会。但是,直接发动武昌起义及辛亥革命的,却是孙武、刘公、居正、张振武、邓玉麟等人组织的以湖北人居多的共进会,和蒋翊武、刘复基、胡瑛、蔡大辅等人组织的以湖南人居多的文学社。 等到宋教仁遇难之后的1913年4月2日,谭人凤在上海《民立报》发表《哀宋教仁辞》,其中介绍说,几年前在日本东京,他与专门看风水、算命相的阴阳家给宋教仁推算的是“三十年太平宰辅”的好命相。没有想到“星命杳无凭,天道暗难问,被击之后,仅阅十七点钟而竟死矣”。 “二次革命”失败后,谭人凤遭受袁世凯政府的悬赏通缉,于1913年10月逃亡日本,化名林泉逸避居九州福冈县筑紫郡太宰府町。已经承认“星命杳无凭,天道暗难问”的谭人凤,依然结合着《易经》八卦的推演,写下了他所见证的革命传奇。 在《石叟牌词》第二十九首的“叙”中,谭人凤介绍说,1911年8月,彭寿松来信告知湖北情形。9月中旬,湖北方面的同志来电催促同盟会中部总会前往主持。由于谭人凤生病,宋教仁(钝初)在9月20日的会议上答应,将于10月11日前往湖北。9月25日,杨玉如、居正到上海通报情况,被关在监狱里面的文学社领导人胡瑛也派人来索要炸弹。宋教仁询问各方面情况,结果却是茫无所知,便决定滞留上海等待从香港赶来的黄兴。谭人凤判断湖北方面情况紧急,于10月3日召开会议催促宋教仁前往。宋教仁答应中秋节也就是10月6日过后一定前往。等到中秋节,他又以于右任不在民立报馆自己无法脱身为借口不愿动身。谭人凤大为愤怒,带药出院后于10月8日再次开会,会后立即赶往南京,邀约相关同志准备响应。10月10日,谭人凤与居正一起乘船赶往武汉,船到九江时,“黎元洪为都督之名义,已喧嚣于耳鼓矣”。 在《石叟牌词》第二十九首的“评”中,谭人凤评论说:“英雄造时势,时势造英雄,其作用不同,其结果亦遂难以道里计。黎元洪一无用之庸劣懦夫也。武昌革命以统率无人,拥为都督,旋而副总统,……推原祸始,则皆宋钝初之迁延有以致之也。不然,当时内地同志,对于海外来者实有一种迷信心,安有黎元洪?无黎元洪,又安有此数年来之惨剧?吾昔日因袁世凯目黄、宋为英雄,曾有言曰:‘克强雄而不英,钝初英而不雄。’盖有慨而言之也。” 宋教仁组织国民党 1912年2月13日上午10时,孙文依照自己就职时宣读的誓词,向南京临时政府参议院提出辞呈,推荐袁世凯为继任总统。3月10日,53岁的袁世凯在北京宣誓就任临时大总统。随着临时政府与参议院的北迁,已经由主要从事地下活动的传统秘密会党初步转型为议会政党的同盟会本部,于4月25日迁往北京。由于总理孙文、协理黄兴以及总务部主任干事汪精卫,对于议会政党和政党议会都没有足够的经营兴趣和操作能力,同盟会本部只好由代理总务部主任干事魏宸组勉强维持,同盟会的政党建设一度陷入停顿状态。 8月11日,在宋教仁的极力推动和组织下,来自同盟会、统一共和党、国民公党、国民共进会、共和实进会的代表,在北京安庆会馆召开国民党筹备大会,会议决定设立筹备事务所具体负责相关各党的合并办法,同时推举同盟会的宋教仁、统一共和党的张耀曾、国民公党的张南生,负责起草《国民党宣言》。宋教仁因此成为作为现代议会政党的国民党第一位的组织者和缔造者。 8月25日,国民党成立大会在北京湖广会馆举行,公推张继为临时主席。应袁世凯邀请来到北京的孙文,中途到会发表演说,重点阐述他自己一直提倡的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孙文的演说大概持续两个小时,他在演说结束后休息几分钟便离开会场。与会人士当场推举九名理事:孙文、黄兴、王人文、王芝祥、宋教仁、张凤翙、吴景濂、王宠惠、贡桑诺尔布。9月3日,由黄兴、宋教仁、吴景濂、王宠惠、王芝祥、王人文、贡桑诺尔布七名理事共同推举孙文为理事长,孙文请宋教仁担任代理理事长。 与孙文、黄兴缺乏现代议会政党的经营操作能力不同,代理理事长宋教仁在随后的几个月里,在宪政民主的制度框架内把国民党经营得有声有色。1913年3月,中华民国第一届国会选举基本结束,在宋教仁主持经营下,国民党取得重大胜利。众议院议员596人,国民党得269议席,共和党得120议席,统一党得18议席,民主党得16议席,跨党者得147议席,无党派26席。参议院议员274人,国民党得123席,共和党得55席,统一党得6席,民主党得8席,跨党者38席,无党派44席。国民党在参、众两院870议席中占有392席,虽然没有超过半数,由于共和、民主、统一三党加起来只有223席,国民党依然可以凭借其绝对优势影响操纵参、众两院。国民党的选举胜利,进一步抬高了宋教仁的政权预期和政治热情。到处演讲自己理想中的议会政党责任内阁的宋教仁,实际上是在从事着一生中的最后冲刺,等待他的是沪宁火车站的一场血腥暗杀。 1913年3月20日晚上10时40分,国民党代理理事长宋教仁在上海沪宁火车站准备乘车时,被凶手武士英从背后开枪暗杀。陪同武士英执行暗杀任务的,是与国民党方面的前沪军都督陈其美关系密切的吴乃文、陈玉生、冯玉山、张汉彪。到火车站为宋教仁送行的,是国民党方面层级更高的吴颂华、拓鲁生、黄兴、陈策、廖仲恺、于右任、吴铁城等人。国民党方面的吴乃文、拓鲁生、冯玉山、陈玉生、张汉彪、陆惠生、张秀泉、邓文斌等人,在安排武士英充当暗杀凶手的同时,还预先安排了到公共租界巡捕房举报应夔丞涉嫌犯罪的虚假线人王阿法。就是这样一桩并不十分复杂的刑事案件,通过国民党方面疑罪从有的宣传造势,直接导致了号称“二次革命”的国内战争。由于军政实力过于悬殊,“二次革命”很快像落花流水一般归于失败。流亡日本的孙文在陈其美等人支持下,另行创建党魁崇拜加党魁专权的中华革命党。一举消灭国民党军政实力的袁世凯,在没有强有力的政治反对派监督制衡的情况下,一步步走向他所梦想的皇帝宝座。1916年5月18日,宋教仁案的第一嫌疑人陈其美,惨死于张宗昌、程子安等人组织的另一场暗杀行动。涉案的张宗昌是与陈其美有着多重恩怨的青帮大佬李征五的老部下,程子安是曾经被陈其美牺牲出卖过的张秀泉、韩恢、胡侠魂等人的老部下。 在同盟会及国民党内部,“英而不雄”的宋教仁是最早也最为坚定地反对孙文“作事近于专制跋扈”的一个人;但是,他既没有像章太炎、陶成章等人那样,公开站出来向孙文进行挑战;也没有像张百祥、刘公、孙武、焦达峰等人那样,另行组织共进会自行其事;而是与谭人凤等人一起,局限在同盟会内部对孙文实施架空虚置。等到辛亥革命胜利之后,组织缔造国民党的宋教仁,一方面在国民党内部继续对理事长孙文实施架空虚置;另一方面又打算在国民党占据较大优势的议会中,通过议会政党的责任内阁,对大总统袁世凯实施同样性质的架空虚置,以实现自己充当实权总理或者说是“太平宰辅”的政治理想。宋教仁所从事的政治活动的成功与失败,都根源于此。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孙文在宋教仁遇刺之后所写的挽联中,意味深长地认定宋教仁是“为宪政流血”的第一人。 谭人凤之所以在《石叟牌词》中痛恨宋教仁当年的错失良机,是因为他连同他周围的一部分湖南人,确实把由“雄而不英”的黄兴充当新政权中的第一号人物、由“英而不雄”的宋教仁充当宰辅式的第二号人物,当成他们从事革命活动的主要目标之一种。由于孙文在黄兴准备赴南京组织临时政府的时候适时回国,从而为中华民国的政权建设带来新的变数和新的局面。宋教仁想通过拥戴黄兴出任大元帅及大总统而由他自己出任内阁总理的政治梦想,也随之破灭。随之而来的是各个方面尤其是同盟会及国民党内部对于他的排挤与仇恨,直至凶手武士英对于他的夺命刺杀。随着“英而不雄”的宋教仁过早去世,不仅中国社会的宪政民主制度归于失败,谭人凤所设计的由湖南人主导全国政权的政治理想,只能等到1949年由另一湖南人毛泽东来加以实现。 一五一十部落原文链接 | 查看所有 0 个评论 张耀杰的最新更新: 辛亥百年的价值迷失 / 2011-10-05 21:19 / 评论数( 2 ) 北京关停打工子弟学校调查 / 2011-09-25 22:19 / 评论数( 2 ) 我所知道的民国范儿 / 2011-09-09 10:17 / 评论数( 0 ) 梁晓声先生的原话记录 / 2011-09-03 22:15 / 评论数( 1 ) 关于梁晓声先生“一句话风波”的亲历见证 / 2011-09-03 12:21 / 评论数(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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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思想 | 袁伟时:辛亥革命与百年宪政

袁伟时:辛亥革命与百年宪政 进入专题 : 辛亥革命 辛亥百年 宪政    ● 袁伟时 ( 进入专栏 )       主题:辛亥革命与百年宪政     主讲嘉宾:袁伟时(中国近代史专家,中山大学哲学系退休教授)     主办:腾讯公益慈善基金会 北京大学法学院人大与议会研究中心、北京大学法学社     承办:腾讯评论 腾讯微博     时间:2011年9月17日(周六)晚19:00-21:00     地点:希格玛大厦5层培训室     主持人:张千帆 杨子云          张千帆:今年是辛亥百年。100年中国是怎样走过来的?中国又向何处去?这两个问题紧密相关。托克维尔曾经说过,一个不能把握自己过去的民族也不能把握自己的未来。这句话说得很对,中国目前就是属于这样的民族。今天晚上非常有幸请到袁伟时教授,下面把时间留给袁老师,大家欢迎!           辛亥革命尝试把中国建设为三权分立的宪政国家          袁伟时:感谢大家来这里与我进行交流,这个交流很有意思。其中一个很尖锐的问题是:辛亥革命究竟是胜利还是失败?或者讲胜利在哪里失败在哪里?对于百年宪政究竟带来什么样的影响?这是一个很值得探讨的问题,我今天晚上跟大家交流,想将我自己的一些读书心得跟大家分享。     我认为辛亥革命是一个伟大的胜利,但跟一般的教科书所说“辛亥革命推翻掉2000多年的帝制”的结论我不太认同,因为有没有皇帝对一个现代国家来讲不是一个问题,很多国家有皇帝,但宪政推行得很好。所以不是这个问题所在。另外,推翻掉了专制,实际证明辛亥革命没有完成这个任务,到现在有一些东西,辛亥革命提出来我们还在做。所以说辛亥革命推翻了专制、帝制的结论可能靠不住,但确实有很大的变革。     这个变革在哪里?我想这样一个革命就带来一个社会制度的大变化,主要是政治制度的大变化。这个变化是一举建立了三权分立的现代国家制度。议会、独立司法系统,还有行政系统,一下子就建立起来了。在清代最后十年的新政是有意识的推行这样的政治体制改革,从1906年决定预备立宪开始就在地方到中央推行三权分立制度,好些地方在这方面有很显著的成绩,直隶(河北)、浙江乃至其它省份都有很突出的表现,但在全国范围内,虽然准备向这方面前进,但关键时刻没有迈出最重要的一步:真正的实行三权分立。辛亥革命以后一下子就实现了,从此以后整个历史就围绕着是要结束还是要巩固这样的制度。     第二个成绩,一下子把自由度大大提高。言论自由、结社自由,这些一下子就实现了,学术自由也实现了,这是前所未有的,从这方面来讲是一个胜利。           为什么辛亥革命的成果巩固不下来?          为什么当时提出在中国实行民主、共和的目标到现在还没有完成?原因在哪里?这是一个最值得探讨的问题。所以,研究历史的人都有一个说法,辛亥革命失败了。但对于失败的解释有各种各样,有一些解释说袁世凯是偷窃革命果实,袁世凯登台意味着辛亥革命失败。这个说法跟历史事实不符,因为袁世凯当临时大总统是经过法定手续当选的,当上第一届正式大总统也是经过法定程序当选的,所以不存在所谓“窃”的问题。另外,他是不是卖国贼?历史研究已经否定了这个结论,袁世凯在“二十一条”的谈判中的表现可以说非常好,得到历史学家的赞扬。当时的条件下中国那么弱,日本那么强势,日本提出要强迫袁世凯接受“二十一条”,袁世凯在当时的条件下尽了最大努力,“二十一条”分5部分,关于第5部分袁世凯说这一部分简直是把中国变为日本的殖民地,要求在中国政府各个部门请日本人做顾问,要用日本的武器或者跟日本合作在中国制造,中国的警察、军队要请日本的教官等,袁世凯说这些部分坚决不讨论,所以“二十一条”第5款(好象有七条)那部分根本没有进入议程,其它部分他也想尽办法拖延谈判或者是讨价还价,将消息透露出去,利用列强之间的矛盾给日本施加压力。到了最后,5月7日日本发出最后通牒,在不得不接受的情况下达成的协议,一共不过十多条,袁世凯才签订。所以历史上有日本提出的“二十一条”,但没有中日之间达成协议的“二十一条”。签字之后他马上召开有关官员会议讨论怎么执行,那时所有的办法都是怎么抵制,尽可能减少中国的损失。实际上达成协议当时的十多条都没有实行。所以战后日本有一个著名首相吉田茂应大英百科的要求写一个《百年日本史》,中文翻译是《激荡的日本百年史》,里面对“二十一条”下了结论:这个全部没有实现,徒然增加了中国对日本被中国人的咒骂的不满。     这个不是我的创见,所有认真研究过这段历史的中国历史学家或者世界各国历史学家,都是这么认为的。袁世凯当选不是辛亥革命失败的标志,袁世凯的称帝是辛亥革命的一大挫折,但很快取消,而且他也死了,死了以后又继续维持原有的政治架构。这个政治架构直到什么时候被破坏掉?辛亥革命真正终结的日期在1926年4月,标志是3·18事件以后段祺瑞下台,段祺瑞挽救共和的努力失败。从那时候开始,整个三权架构就完了,那个时候东北军阀进关,根本不要三权架构,成立了京军政府,一年多时间后国民党建立了全国政权,从苏联学来而建立党国体制。所以国民党要捧着辛亥革命的招牌,台湾说建国百年,好像它就是正统,我想这不对,因为它是另外一个重新用革命手段建立的新的政权。那样一个党国体系建立以后,中国人面临的任务就是怎样重建一个民主国家、宪政国家,原有的那个体制就完结了。辛亥革命所取得的政治自由、言论自由、学术自由也在国民党统治下基本终结,不给人家政治自由,言论自由、学术自由受到很大限制,这是一个大的倒退。在这个基础上要重新建立一个新的宪政,在国民党的党国体系下怎么样慢慢恢复这样一个体制?这是另外一个课题。     再讲前面那一段,前面那一段没有巩固下来,表现在什么地方?主要一条是军阀混战。但是1926年4月以前这一段(我们通常叫北洋时期或者北洋政府),现在冷静的考虑一下,北洋政府对中国历史的贡献相当巨大,主要是:第一,这个时候经济继续发展。过去讲那个时候经济发展比较快是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列强无暇东顾,我们钻了空档,结果发展起来,这个讲法有一定的道理,这是国外的条件。更重要的是清末义和团事件以后,慈溪禧太后痛改前非决定接受市场经济制度,决定要实行教育革命、司法和法律体系的革命,这两个革命很了不起,而且都成功了,同时要进行政治体制的改革(这个没有成功,关键时刻失败)。市场经济体制为经济发展建立了非常良好的基础,在辛亥革命以后中国的经济一直是高速发展,特别是民国建立后10年间,那时候的经济发展以10%-20%的速度增长,到20年代,世界经济一再发生危机,但总体上中国经济是上升的,一直到抗日战争。所以一个法国研究中国历史的学者把义和团事件以后和抗日战争之间的时段说成是“中国资产阶级的黄金时代”。政治上经济上是这样的。           中国现在的问题是辛亥革命的任务没有完成          外交。过去我们说北洋政府是卖国政府,是否这样?除了刚才讲的袁世凯那个事件以外,其它在外交上应该讲北洋政府是收回中国主权的开端,它维护了中国主权。这里面有很多历史事实:首先从领土来讲,想办法维持整个国家的统一,蒙古在沙皇俄国的支持下(要求独立),沙皇俄国想把蒙古变为殖民地,后来苏俄建立以后继续延续沙俄的政策,要把蒙古变成它的殖民地,段祺瑞政府就进兵蒙古,第一次就把蒙古收回来,而且袁世凯在生时也经过谈判迫使沙俄承认中国的宗主权。除了这个以外,所有的关税自主权、司法自主权还有以及其它不平等条约的废除都在努力,都在谈判。比如关税自主权已经达成协议,于1929年1月开始交回中国,但由于只是当时谈判达成协议还没有最后签字。由于26年段祺瑞下台,国民党上台在这个基础上捡了一个大便宜,1929年1月实现了关税自主。司法主权废除,治外法权也是在那个时候达成协议的,五四运动1919年爱国学生要求收回青岛主权、山东主权,在北洋政府时代,1921年末到1922年初华盛顿会议就将讲这个问题解决了,将青岛收回,山东隶权收回,也就是说五四爱国运动提出的要求在北洋政府期间解决了。所以北洋政府不是一个卖国政府,而是收回中国主权的开端,它没有完成这个历史任务的主要问题就是乱,巩固不下来。巩固不下来的原因在哪里?我们的眼光更宽一点,从世界范围来看,所有的革命政权最初都有一个混乱的阶段,1640年的英国革命到什么时候才真正胜利?到1688年光荣革命才巩固下来,前面那38年都是混乱的,不断内战,1688年以后实行了法治,慢慢改革就稳定下来。法国大革命什么时候巩固下来的?1799年拿破仑上台讲大革命终结了,是否就此终结?没有,一直到1871年普法战争后才巩固下来,所以中国现在的问题是辛亥革命的任务没有完成。     北洋政府没有完成的原因在哪里?在于几大政治势力都没有完成向民主政党转化的历史任务。辛亥革命以后,革命组织的中心任务是要由革命组织变为民主政党,假如不完成这个转变,整个社会会动荡,没有办法稳定下来,没有办法使整个国家走向法治道路。但为什么各大政治势力都没有完成这样的转化?     先从北洋派讲起,当时国内整个掌握政治军事实力最强的是北洋派,本来清末宪政时它是推行中国改革的一个很重要的制度支柱,发展经济、发展市场经济它支持,改变中国的管理体制、推行三权分立的制度它支持,到辛亥革命以后,所有各省乃至中央的军政要员口口声声讲法治、民主、讲军人不要干政,那套话语跟现在的官员比起来口号还要响一点。以袁世凯为代表的北洋势力派一方面有想维护三权分立体制的表现,另一方面又有破坏的表现。破坏表现是什么?比如袁世凯成立了一个所谓军政执法处,这个军政执法处实际上是他的特务机关、他的东厂,随便乱抓人、杀人,包括湖北一那些革命领导人,武昌起义的领导人,因黎元洪跟这些人有矛盾,向袁世凯推荐说这些人到中央去做官吧,后来黎元洪打电报给袁世凯说这些人应该杀头,袁世凯真的就将这些人抓起来杀掉。这是胡作非为,专制的本性表现出来,不是真正的支持实行法治。类似的情况有,这是一方面。可这样侵犯法治不但是来自政府,民间也是这样,同盟会、国民党照样这么干,当时最突出的是国民党里面的陈其美那一派在辛亥革命胜利时,因为同光复会之间有矛盾,派人将浙江的都督陶行章杀掉,这是蒋介石干的事。除了这个,国民党还在北京砸报馆。它这方面是很突出的,民间也搞暴力。这是一个方面。但你说它不想转变也不是这样,一个很明显的事实是:大家在读历史教科书都说安抚俱乐部是臭名昭彰的,但从另外一个角度看是不是这样?其实是段祺瑞那一派势力,想向一个政治组织乃至政党组织转化,但这个转化没有完成,北洋方面是这样的。     另外是原来的维新派或者保皇派梁启超这一派的势力,这一派势力变为进步党,但有一个问题,辛亥革命以后它立即跟袁世凯合作。跟袁世凯合作没问题,他接受袁世凯的支持,所有梁启超办刊物的资金是袁世凯给他的,组织进步政部党的经费也是袁世凯给他的,它作为依附北洋政府势力时期的一个组织,没起到监督执政方面的作用。我想它是不是中国的参政党的一个开端?这里面他们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到袁世凯称帝时,原来的独立本性又发挥出来,成为护国运动、保卫共和制度的一个很重要的力量,表明这一部分势力还不是完全丧失独立性,但没有形成一个很大规模、很有力量的监督政府的反对党,或者执政党。           国民党的失误是没有及时完成从革命组织向民主政党的转化          更关键的是国民党,国民党没有完成这个历史性的转化,没有从革命组织向民主政党转化的,情况更加突出。它名义上是改组了,从同盟会变为国民党,但这个国民党在很多方面都在违法。在我看来,辛亥革命的成果不能够巩固下来国民党要负很大的责任,因为北洋实力派本来就是大清帝国的文官武将,有专制的畸习性,一点不奇怪。问题是号称革命组织的这一派力量在革命成功以后怎样运作,当时全国对他们都寄予很大希望,所以第一次国会选举,国民党在800个席位里占据了大部分(我只能笼统说大部分,没有准确数字,为什么?原因后面会讲),但它没有真正的按照法治民主程序管理这个国家或者推动这个国家向民主法治道路前进,从南京临时政府时代开始就践踏法治。为什么这样讲?有两件事最突出:南京成立临时政府时,由最初5717个各省的所谓军政府革命政权派出代表成立一个临时代表会或者临时参议院来选举产生。原来有过一个声音,革命力量方面跟袁世凯有过协议,只要袁世凯支持共和就选他做为大总统。这个协议达成后,袁世凯南北议和,袁世凯本来的希望就是召开一个国民代表会议,直接选举他为总统,没有想到要另外先成立一个以孙文为临时大总统的一个政府,孙文回来以后运作的结果是成立临时政府。成立后就要按照民主原则执行选举。1912年2月12日清帝发表退位诏,2月13日孙中山辞去临时大总统职位,2月15日临时参议院选举袁世凯为大总统。那个时候临时参议院通过决议,袁世凯要求将首都迁到北京,临时参议院表决通过,将首都前到北京,孙中山和黄兴非常不满,结果黄兴发话:赶快给我改过来。临时参议院说,你不同意,总统有权退回我们的决议案,你提出质问来说这个不合适,得重新议论。孙中山、黄兴说,没有必要那么罗嗦,明天给我改过来,要是不改,就派兵将你们捆起来。黄兴是革命党,道德方面没有什么值得追究的地方,就是这样讲。这标志着当时的革命党人的水平就是这样,不能怪某一个人,这是当时思想文化发展的现状。这是第一。     第二个问题更大,本来临时政府是根据中央临时政府组织法选举出来的,既然是通过组织法成立临时政府,袁世凯也是临时大总统,让他继续这样下去,然后制定宪法就顺理成章。但那些革命党不干,说政权马上要交给袁世凯,那我们原来实行的总统制,总统有实际的权力来执政的这个架构不行了,要改变,马上开始制定《临时约法》。《临时约法》就是当时的宪法文件,这个宪法文件过去一直认为是很准确正确的,但历来有很多宪法学者研究,综合起来加上我自己的意见,这个《临时约法》的制定很荒唐,它是一个漏洞百出的宪法文件。荒唐处在哪里?首先制定的方式、步骤不对。为什么?制订一个宪法,一定要全国各种势力、各派,来自乃至民间代表,特别是民选的代表,很慎重来拟定。但没有这样做,当时已经通过临时参议院要改组,改组由各省军政府派代表改为由各省省议会选举出五名代表参与,这些代表还没有选出来,应该等这些代表选出来以后在临时参议院比较健全的情况下来制定,这样的一个制定应该由当选总统组织下的机构主持下来制订,但不,他就在已经辞职的有那样的总统组织下、由已经决定重新整顿改组的临时参议院,那样匆匆忙忙的制订,无论从政治角度或者法律角度都是非常不可取的。     制订以后由谁来签字?已经到了3月份,3月10日袁世凯已经完成一切手续,除了当选当时还有个争议,他究竟在哪里宣誓?3月11日《临时约法》公布,3月10日袁世凯宣誓完毕,他当总统的一切手续完全完毕,但孙文还在3月11日也就是第二天签署《临时约法》,这样的话,制订的程序上就有很大缺陷。为什么会这样?这值得我们追问。     同时临时约法从内容上来讲很多错误,有多少错误?首先一个错误,没有达到世界上宪法的最高水平。当时成文宪法制订最好的是美国宪法,里面《权利法案》规定“国会不得通过法令限制公民信仰自由、言论自由”。但中国的《临时约法》抄日本的宪法,还是延续大陆法系的那些条款,每一条公民有什么自由,比如有言论自由,后面加一个“非依法不得限制之”,假如制订一条法律就可以限制了。每一条几乎都是这样,或者最后加上这一句。当时的章士钊在是民国初年真正懂得法治的,从英国学法律后回到中国的法律界的先驱。他提出,假如有人违反宪法约法,你说了那么多自由,那怎么保障?《临时约法》是保障不了的,没有这样的规定。他说应该设立好像英国“人身保护令”那样的制度,要逮捕带走一个人,他的亲友或者朋友马上可以要求法院审查,你的拘捕是否合法,要审查,马上交给法院依法审理。但约法没有,人的自由保护制度没有建立起来。另外还有一个大的问题,体制从总统制变为内阁制,但又没有内阁制互相牵制的制度,行政方面没有解散议会的权力,这样就留下很大漏洞。还有,没有违宪审查制度。等等这些缺陷我将他归结为五大缺陷,在我的一篇文章《袁世凯与国民党:两极联手摧毁民初宪政》有详细讲。这个法律成为后来整个北洋时期的一个政治纷争的原因。除掉这方面以外,没有转化为民主政党的组织,那些国会议员都是腐败的,基本上都是贪污的,应该也有少数比较清廉,但整个风气是贪污的。不但国民党议员是这样,其他议员也是这样,从选举到例行履行国会议员职责都是这样。根据当时记者记载和的有关回忆录,你说他是哪一个党根本说不清楚,一到火车站就有很多接待议员的人等到那边,一来就拉到我们那边去,由哪个党招待就成为哪个党的。后来不甘心的又去另外一个党捞一笔好处,全都是这样,几个月捞了几千块(当时最高的收入一个月是300到500银元之间)寄回家,后来的贿选在那个时候就有了。另外不好好讨论,不好好制订法律。选议长就选了十天,还没有搞定。很腐败的状况。不但国民党议员这样,其它党议员也差不多。同时有一些重要问题,如袁世凯死后,段祺瑞提出来我们应该宣布参战,结果不行。为什么不行?不是说参战对中国不利,其实参战对中国很有利,我们可以取得战胜国的权利,比如德国或者其它敌对国家的东西我们可以马上收回,但在国民党下支配下的国会就是不答应,原因在哪里?背后进行很肮脏的交易。德国跟契约协约国方面是敌对的,它拉拢这些政治人物,跟孙中山谈判说不要支持中国参政参战,给孙中山几十万(当时是一笔很大的资金),德国也曾找过段祺瑞说你不要参政战,段祺瑞说不行,损我国家利益不能干。段祺瑞拒绝了,可孙中山就接受了,这些档案在德国外交部上有记载,蒋介石日记上也有,我在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院看蒋介石日记亲眼看到,他说这笔钱是他接受然后转交的,非常确凿,要中国不要参战。然后孙中山授意朱执信执笔写了长篇文章,论证这次大战是两个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战争,都是不正义的,接受列宁主义的关于帝国主义战争的论点,我们不能参加。其实背后不是这样。     这是一个腐败成风。再加上国民党在此之后打着护法旗号,一连发动过三次战争,在我看来都是错误的。首先是1913年3月20日宋教仁被刺案件发生以后,全国各界都要求这个问题由法院解决,孙中山不接受说要进行二次革命,国民党内很多人反对,说力量对比太悬殊,打不赢,他一意孤行,结果发动以后一个多月全军覆没。这是一个错误,被袁世凯抓住把柄,迫使那些议员选出大总统以后就说,你们是叛乱组织,国会议员资格是不合法的,予以撤消,一下就将国会陷于停顿,因为法定人数不足,授人以柄,这是一个严重后果,使得后来袁世凯登上皇位去掉了一个障碍。第二,张勋复辟孙中山又发动一次护法战争,在广东陆陆续续搞了5年,但护法根本不合法,国会议员800人,他拉拢了200个议员说要成立另外一个政府,这不是叛乱吗?但因为后来他掌握了全部政权,到现在一些人都在歌颂这是革命,很伟大很正义的斗争,其实这是违法的一个行动,对中国是不利的。第三,1922年、1923年以后,他接受俄国人的帮助,再搞一套,又发动革命,叫国民革命,发动北伐战争。这个战争有没有正义性?1922年6月徐世昌已经决定辞职去总统职务,当时北京以蔡元培为首的一共有一两百各界名流联合签名发表声明,打电报给孙中山,也在报纸上公开呼吁,说你发动护法战争不外乎是要恢复原来的约法,原来选举的总统,现在徐世昌决定接受恢复原来的国会,也请黎元洪再当总统,你护法的要求实现了,所以也请你孙中山不要当所谓非常大总统,全国统一起来。孙中山不听,还是要。           段祺瑞为了挽救共和制度煞费苦心          其中很大一部分是国民党跟共产党联手利用学生一再破坏(我讲历史没有办法,假如有得罪各位的地方敬请原谅)。3·18事件跟你们所了解的不同,其实有些历史学家做了很好的研究。3·18事件大沽口要中国军队撤出,这是怎么回事?张作霖的海军舰队就是在那个时候要跟直系的力量联合起来,利用海军运一些武器上来。反对他的力量国民军方面就开炮打。本来是内争,但这违反了条约,当时这个地区本来是不准设防的,要保障自由通航。你可以说这是不平等条约,但按照条约、历史事实就是这样。国民党和共产党其实多数是书生,国民党是左派,他们联手发动要打倒帝国主义侵略,要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鼓动这个,然后开会示威,利用、调动大家的民族感情反对帝国主义。明明是内争,扯到反帝,而且要立即收回一切,这现实吗?加上当时外交谈判已经谈好了,这个问题本来可以通过外交谈判解决,国民军方面的冯玉祥(这个人颠三倒四,历史上很关键的时刻他就倒,哪一方面投机能够捞到好处就干),本来达成协议,可以和平解决,他却不,就要破坏,这是一方面。另外,段祺瑞为了挽救共和制度煞费苦心,他在1924年11月,当各方面力量联合,包括冯玉祥起作用,将曹锟赶下台以后,各方面邀请他出来组织临时政府,就任临时执政,总统总理都由他一人担任,是过渡性的。段祺瑞有一个宏伟很正确的计划,首先要开一个宪善后会议,邀请各方面的代表参加,怎么样收拾这个残局,挽救辛亥革命成果。跟段祺瑞结盟的孙中山也到了北京,但他不喜欢在段祺瑞支配下在使国内会恢复和平,稳定下来,就节外生枝,提出一些问题,第一,这个会议代表性不够,没有民众团体的代表参加。段祺瑞立即接受,说原有的规定已发出去,要大修改难,我接受你的意见,由各省议会选出代表补充这个不足,另外要各省商会、教育会等都派出代表都参加,但是作为咨询直选性质的参与,他们的一些意见可以接受。政治是妥协的,为什么不能够用这个方式解决?在计划里,这个善宪后会议要讨论召开一个国民代表会议,效仿美国的费城会议,制订一个宪法来建设我们的国家。这不是很好吗?孙中山说不行,要召开国民大会。全国四万万人开大会根本不可能。段祺瑞用词对汉语的理解比较准确,叫国民代表会议,孙中山的汉语好像没有认真学,叫国民大会,其实完全是字面之争。但就是不行,然后就说是帝国主义的走狗等,问题是有真凭实据吗?在段祺瑞的执政下,刚才讲到关税要收回来,司法主权要收回来,想办法建设一个美国式的国家,蓝图都出来了,却由于孙中山等人的捣乱全部变为泡影,以后辛亥革命的成果就没有办法。3·18事件段祺瑞其实不在现场,他的卫队开枪杀死一批人,这个非常痛心。段祺瑞采取的措施是,一方面说这是国民党一些人在捣乱,要通缉那些人,除此外他说学生是无辜的,要抚恤,发表了抚恤令,但有些人讲段祺瑞为死者跪下来忏悔从此吃斋,这是不可靠的,是野史,这个传闻我证明是假的。其实,北洋派里有一些人有远见,想挽救辛亥革命成果,但失败了。没办法。     辛亥革命为什么会失败?就是由于各方面的力量没有转化,特别与作为国家革命组织的国民党没有完成由革命党向民主政党转化,没有选择走民主法治的道路有绝大关系。我讲的就是这些,不对的地方请大家批评。谢谢!          张千帆:感谢袁老的精彩讲座,他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和历史教科书截然不同的版本,而且给我留下了非常值得深思的问题。今天袁老没有涉及辛亥革命以来的司法成就,这可能是辛亥革命比较重要的成就;但您写过文章,探讨宋教仁被刺杀以后的司法处理,当时上海的地方检察院曾经发传票给在任的国务总理,我记得您将此次事件誉为“二十世纪中国司法空前绝后的大事”;这在今天来看是不可想象的,反过来也映衬着百年司法制度的发展,发展到今天是何其的悲哀。     下面请一位法学家探讨一下中国司法改革的前景,有请中国宪法学会副会长、《法学》月刊主编、华东政法学院童之伟教授。          童之伟:我听了袁老的讲座有三点感受:     第一,历史真相我了解不多。我曾考过历史学研究生,但还有很多事不清楚,看来还是历史观的问题。一个人有什么历史观,就会找什么历史资料,找资料的过程都是在历史观的指导下完成的,所以我们要反思我们的历史观。     第二,要有理性。理性特别重要,启蒙时代的思想家要用理性反对和对抗神迹。     第三,中国这个民族在历史上民主法治传统比较少,封建专制的传统比较多。袁老的讲座我做了一些记录,其实从孙中山国民党开始就不喜欢走民主法治的路,不喜欢在民主与法治的框架里解决问题。相当一段时期民主法治受到严重的践踏,很多人吃了苦头。吃了苦头的人掌了权后痛定思痛,有一些反思,比如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有些人想认真的建设一个法治国家,并且做得比较认真。但又过了一段时间,又出现了以前的情况,比如说最近十多年法制建设在倒退。现在我感觉到一些人对“宪政”这个东西好像很害怕(现场笑)。最近我们在编写一本官方的教材,好不容易顶着压力把“宪政”写进去了,但还是受到上面指责,还是要把它拿下来。     我在来之前拜读了袁老师的文章,对于袁老今天要讲的内容有些了解,在来之前我甚至准备了稿子,并改了标题,叫《努力建设法治型社会管理模式》,上次我讲的是“否定打黑型社会管理模式”,很长的稿子,但到现在还没有发表出来(笑)。光否定一个东西不行,要有一个建设性的东西,要以法治型社会管理模式来取代、代替打黑型社会管理模式。胡锦涛总书记提倡管理模式创新,但管理模式创新不是说跟现在不同就叫创新,正确的理解是往回走不算创新,肯定是要往前走,而且顺应历史潮流。我的基本结论是:打黑型社会管理模式肯定不是一个创新,只有建设法治型社会管理才是创新,但法治型社会管理模式从根本上说还是要司法独立。袁老师刚才也讲到了,但讲得不是很多。历史上在建立独立的司法体制上做了一些努力,包括在北洋时期和国民党时期,虽做得不是很好,但从今天来看已经是有模有样,至少审判一个共产党人时大家可以自由听(笑),还可以不断的提问,律师还可以慷慨陈词,被告的辩词也讲得慷慨。现在的情况有点麻烦。     司法独立并不可怕,十一届三中全会说:我们没有一个独立的司法体制,我们要建一个忠于法治、忠于制度、忠于人民利益、忠于事实真相的制度,因此我们需要有司法机关,需要应有的独立性。“应有的独立性”和“足够的独立性”没有差别,“应有的独立性”可以完全理解为“独立的司法”,这有什么不对的?1954年的宪法和1954年前的宪法都是法院独立审判,法官独立审判,司法独立无论从哪个角度说都没有任何问题。但我们今天要强调这个东西,而且我们看到的是我们今天的中国没有一个独立的司法,很多问题没有办法解决,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要探讨理性问题。在这个方面,领导层还是缺乏理性。比如宪法和法律是党的主张和人民意志的统一,但却允许地方党委书记干涉司法,换句话说就允许地方党的组织和地方党的领导人来改变和破坏全党的主张和全民意志。我们需要建立独立的司法,很多东西要变,包括修改宪法,或者调整宪法的规定,比如法官独立行使审判权,社会主义国家都是这么规定的,1954年宪法也是,现在是倒退,而且很严重。     今后我们在建设独立的司法体制上可以做一些事,它引起的波动应该说是最小的,跟政治改革、选举制度比起来引起的波动要小得多,也就是说成本比较小,收益比较大,我们要理性的探讨。谢谢。(掌声)           清政府漠视民众的利益,拒绝实质性的政治改革,导致革命爆发          魏汝久:袁老师在《炎黄春秋》上的一篇文章分析了为什么会发生辛亥革命这样的重大事件,就是因为清政府漠视民众的财产,比如铁路利益等,拒绝实质性的政治改革,所以才导致这个历史事件的发生。在这篇文章末袁老师说,革命发生以后,建设一个稳定的社会秩序就摆在中国人面前,而建设这一秩序我们走了一百年。在我的理解下,只有分权制衡,保护人民的财产权、人身权等基本人权的宪政秩序和法治秩序才是可行之路。而我认为律师是社会宪政和法治建设的一个重要的力量。我知道今天(9月17日)和明天(9月18日)是司法资格考试的时间,我也是在1993年10月1日和2日参加司法考试的,从一个学生变成一个律师,做了18年的律师,有人说现在法律专业是十大垃圾专业里最垃圾的专业,找工作非常难,但我不感到悲观,因为我认为每一个法律系的学子,每一个律师都是一颗种子,只有我们的土壤发生改变,或者我们改变这个社会的土壤,每个人心中公平正义的种子才会长成一棵大树。这些大树就会形成一座一座森林,就是法治中国的宪政人权森林,那是我们应该追求的生活方式,跟100年前那些法律人和我们先辈一样所追求的是一种生活方式,谢谢。(掌声)          杨子云:下面有一点时间可以向袁老师提问。          网友1:非常荣幸听到袁老师的讲座,我有两个问题:一个是关于辛亥革命,现在有一种观点认为辛亥革命是超前的,正如您所说根本不具备那个基础,没有巩固下来,而且环顾当时世界,除了美国和一些拉美国家以外,在整个东半球只有法国和瑞士两个共和国,而我们一步就跨到了最先进的行列里,超前了、不合适了。您对此有什么看法?第二,谈未来的宪政转型,从比较政治学的角度,经过数据实证分析得出这样一个结论:现在三种威权政体,皇权的、军人专政的、党国体制的,宪政转型最困难的是党国体制,您对此有何看法?谢谢!     袁伟时:第一个问题是说关于条件够不够,我想人的行动是受观念支配的,规则一旦固定下来就变为一个制度。从中国情况来看,晚清的宪政思想传播已经很长时间了,很多理念在当时是大势所趋。从1910年开始到1911年初,当时中国一年有四次大规模的请开国会运动,那个运动的规模年年超过五四运动,每次都有几十万人参加,都是要求将政治交给老百姓,能够民主。所以不能说当时完全不够条件,从经济发展、文化水平来看,当时具备基本条件。从转变为一个共和国家、民主国家进入的门槛来看,中国的条件够了,但要完善,那个条件要慢慢生长、前进,这方面有很多不足,而且当时很多人的认识水平不高,比如到现在的一些官员敢讲当下的政治家水平不足就认为你这个人对我们的领袖不敬,好像有点大逆不道的样子。不要怪这些人,其实我感觉到他们很可怜,为什么那么简单的道理都不知道?我告诉你了还不愿意接受?从这个角度来看政治家、官员的水平不够,不够我们要教育他,所以我们给他们总结历史经验,告诉他不要重复历史错误。     第二个问题,宪政转型最困难的是党国体制,我同意。因为党国体制是用现代性的形式来推行一个很严密的统治架构。那样一个架构是人类历史上没有的、空前的,那是苏联的体制。中国那些革命家很单纯,认为苏联那个就是马克思主义,认为苏联讲的那一套是真正有利中国人的。中国那些革命家出发点是好的,问题是对整个世界文明的发展了解不够,对政治学、法学以及其它方面的知识准备不足,所以在决策时有这样那样的想法,甚至我的演讲都要受到限制,我觉得很好笑。有些人听到后说原来袁老师的观点那么温和,我以前不知道。其次,党国体制下困难很多,但不要革命,至少不要革共产党的命,为什么这样?总结历史经验,在现有的体制下逐步改革是代价最小的,如果一下子把原有的社会体系推翻掉,社会混乱,要重建一个合理的法制体系更加困难。有一个值得重视的思想家杨小凯有一篇很重要的文章《中国政治随想录》,这篇文章里有一个很重要的观点:革命一次,民主法治的到来要推迟三四十年。这是经验的总结,所以我们不要乱,就在现有的体制下,就好象参加讨论时指责你现在法治倒退了,你的法令制订不对,哪里不对我们教育他们。最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官员,让他们懂得什么是现代社会,什么是现代国家。我们转型的代价小,老百姓利益损失小,这就回到了《大公报》历来提倡的“小骂大帮忙”,小骂是不动刀枪,以法治、现代利益、社会利益、理智来批评你,你哪里违法了,哪里违反民主程序,帮了整个国家进步的忙,帮了人民利益的忙。所以我认为逐步改革很重要。          网友2:袁老师您好!您刚才提到杨小凯,杨小凯提出一个观点是他对1946年的宪法评价比较高,他提到建国以后中国的宪政变革有可能按台湾的宪法作为支撑点,您有何看法?     袁伟时:我对1949年以前的那些宪法文件看过,印象是:北洋时期的宪法除了《天坛宪法》比较偏激以外,后来的都比较合理,包括已经通过完成的法律手续的《曹锟宪法》都有很多可取之处。国民党建立体制以后,经过与共产党领导的多种民主力量的奋斗,包括民主同盟,包括各方面的中坚力量无党派的民主人士共同努力,迫使国民党一步一步让步,提出了宪法修正的意见,这些修正意见在1946年的宪法里全部采纳。所以那部宪法不是国民党的全部,也不是有人说的是张君劢的贡献,是共产党和民主同盟以及其他很多知识分子、很多政治家共同努力的成果,那些成果值得我们珍视,如果将来我们要修改宪法,要吸收那些东西,逐步采纳到我们的宪法里。          网友3:袁老师您好,很高兴在这么狭小的空间跟您探讨这么宏大的历史命题。我有一种看法,宏大的历史叙事有其深刻的历史必然性,无论是辛亥革命的爆发还是最后的失败都是如此。您刚才提到中国辛亥革命成果没有得到巩固是由于当时各大政治势力特别是作为中国国民党没有完成从一个革命党变成现在法治执政党的转型,我想问的是:是什么原因导致当时的国民党没有完成这种转型?我个人有一种看法,这个党当时所持有的意识形态特别是后来受到苏俄所影响的激进主义意识形态始终没有根本改变,不可能完成一种转型,而改变后的可能也是现在台湾的国民党,您是怎么看的?我认为一个民族内在精神决定了历史发展的必然性,展望未来我个人没有您那么乐观,我觉得是要发生的和不可能发生的很多东西都不是我们主观所能控制得了的,都是超出我们的意外。     袁伟时:我基本同意你的意见。为什么不能完成这个转型,那个转型是什么转型?不是由革命组织向执政党转型,从政治学角度考察这个讲法是不对的。你已经是执政党还说应该变为执政党这不是废话吗?(笑)应该从革命党变为服务型的民主政党,政党不是国家的主人,公民才是国家的主人。共产党为人民服务的这个宗旨真正实现或者真正落实,承认公民是国家的主人。国民党当时不能完全转变一方面是传统的思想影响,孙中山制订《中华革命党党章》时竟然写上“要服从孙文一人”,这很荒唐,这基本上接受了中国帮会传统,帮会就是要服从老大。后来国民党受到苏俄的影响,又在第一次国民党代表大会上制订《国民党总纲》上写上一条“总理对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决议有最后决定权”,一个政党人怎么可以推翻中央执行委员会的集体决议?这是在历史浪潮中涌现出来的一些领袖人物的缺陷,这代表了中国当时思想文化状况。孙文对西方现代社会的理论和现代政治理论理解不够,对中国社会的认识也不深刻、不全面,所以出现了这样的错误。如果要避免重返这种错误,应该让各种各样的理论传播,要让我们的政府官员懂得什么是现代社会、什么是现代国家,还要让知识阶层懂得这些常识,那样国家转型就会有基础,但这条路非常漫长,虽然漫长但是为必由之路,只能走这条路。这是我的答复。谢谢。           在现有的体制下逐步改革,社会代价最小          网友4:您说前面的几个观点我很赞同,但您最后说不要革命,对于这句话我是否可以理解为埃及革命错?突尼斯革命错?利比亚革命错?     袁伟时:我没有讲中东和北非那些国家问题,我们现在在中国,只讨论中国问题,所以你那些问题不存在。在中国目前的状况下,要是再有一次革命,就是说整个社会管理架构打乱,这个代价非常大。不要将政治架构神圣化、理想化,好像是碰不得的一个制度,政治架构说到底是社会管理的组织,社会管理的组织有不合理的地方就督促改进,通过对原有规章的修改,原有规则的修改逐步完善,不要把整个公司推倒,推倒以后没有饭吃,原有体系一乱,重新组织国家机关,这样的话社会大动荡,那个代价我们负担不起,而且跟多数人的意愿不相符。如果你想参与政治就要认认真真去锻炼,了解社会实际,使得自己的思维方法全面一点,那样的话就会避免极端。          网友5:袁老师您好!辛亥以后关于宪政发展的焦点:宋教仁被刺事件。这个事件对中国宪政发展无论是北洋派还是在野的国民党共同对既有宪政原则的破坏。在一些研究上,传统说法是袁世凯跟赵秉钧合谋暗杀了宋教仁,但一些研究不排除国民内部暗杀了宋教仁,尤其陈其美跟应桂馨的关系,我想请问袁老师对这个事件的看法以及它对宪政的影响。     袁伟时:这是一个纯学术的问题,你可以看一篇文章《袁世凯与国民党:两极合力摧毁民初宪政》,这篇文章有我的答案,也有一些朋友,比如张耀杰先生就认为是陈其美搞的,他也有文章可以找来看看,这里我认为没有必要再重复。          网友6:您刚才提到我们不要革命,要去教育官员或者说服官员,应该怎么做?我现在看到很多人在做,比如说参加基层人大选举,比如北京的徐春柳。您怎么看?     袁伟时:关于选举问题,中国现状是共产党还想整个选举在它领导下进行,假如一些独立候选人出来觉得脱离了它的领导范围他不高兴,这个东西是中国民主生长过程的一个现象。但中国民主法治的生长过程不光是这个现象,要看到在60多年来,现在的宪政、民主、法治正在我们生活里生长,要看到这个,不看到这个可能会走向极端,甚至说不革命不行了。但在我看来,21世纪特别是2003年以后,中国进入了公民意识觉醒的年代,为什么讲2003年?2003年发生了“南方都市报”事件,打压它当然是错误的,《南方都市报》公布事件真相,有关当局打压它。这个打压受到各方面人士指责,指责的根据是什么?公民的意识与觉醒。更重要的是延安农民看黄碟,警察去抓他,结果大家声讨派出所,派出所不得不道歉、赔款,很小的一件事是公民的自由得到一个小小的胜利。以后这一类的博弈继续在进行,整个博弈的有关官员要压制自由、压制公民的权益,大部分恐怕是以官员失败告终,这表明我们公民自己本身的意识在觉醒,而且公民权利保障逐步在改善,要看到这一条,这样的话,就不会悲观。     其次,上帝赐给我们最好的礼物是互联网,互联网给了我们一个平台,在上面表达多元观点,并且这些观点是每个人发自内心的声音。一个官员怎么样对待多元意见?这是一个考验,包括我自己,很多人骂我,有人说我应该回骂,但不是,我尊重你的发言权,这样的话整个社会比较平和,官员也是这样,要面对多元。想回到过去大一统、统一思想已经不可能了,只有尊重现实、尊重公民权益,人家才会承认统治的合法性或者领导的合法性、存在的合法性,所以不要悲观,宪政正在我们身边生长,应该让这个生长更结实一些、更稳固一些,最后中国的面貌会大变。          网友7:台湾宪政从1949年之后到现在,宪法已经做了一些改变,那大陆的宪法是否可以结合台湾宪法做一些修正?您对此有什么看法?     杨子云:你是来自台湾的吗?     网友7:是。     袁伟时:台湾是华人社会向民主宪政转型的一个典型,有很多经验。中国的宪政学家和政治学家乃至世界都应该好好研究一个东方社会怎么转型。我想将来中国大陆有关学者、官员要修改我们本身的规则、宪政一定会吸收海峡对面兄弟姐妹的成就,我想一点问题都没有。          网友8:袁老师您好,请问您对新加坡体制还有所谓的亚洲价值观怎么看?     袁伟时:新加坡因为是一个很小的城邦,周围有强大威胁,在这样的情况下常常采取防御性措施。所谓亚洲价值观根本是胡扯,李光耀本身慢慢知道他讲这套不行了,后来讲还是要独立、多元自由。同时那个设计里有好有坏,好的地方是接受了英国的法治传统,这个城邦在这方面比较经典,人口很少,认认真真实行法治,根除贪污,这方面是好的。但另一方面设计了很多民主障碍,有法治,但没有民主。这个障碍从最近的选举可以看出,反对党得到了将近40%的选票,但在67个国会席位里才得到6个席位,就是在制度上有设置障碍,但即使这样,40%的民意执政党也不敢忽视,要是不尊重民意,不按照民众的要求办事,下一次选举可能会很难看。只要选举,即使不完善,民主自由有本身的纠错机制,会逐步的纠正、逐步的自我完善,就像台湾,最初是打架、贿选,国民党、民进党都搞,但慢慢会自我净化、完善,现在走向正轨。          网友9:袁老师您好!刚才您说中国的宪政完善过程是缓慢而温和的,但在缓慢而温和的过程中,无论是政府还是个人都要付出一定的代价,这是长期的一个痛苦。我们无法能够把我们心里所有的话说出来,但还是要说,我认为整个过程是中华民族的内讧,为什么选择长痛而不是短痛?     袁伟时:你们青年的激情,改变现状的愿望我能理解,我也曾年轻过。我现在自称“80后”,理解年轻人的心声,但我们希望这个过程比较平稳、温和。从人民利益与多数人福祉考虑只能忍受比较平稳的改革过程的一些痛苦。现在我的言论自由受到相当限制,但我一笑置之。你这个是错误的,你侵犯了我的自由,表明你的愚蠢,但另一方面我还自得其乐,还寻找自己的空间,继续说出我自己的话,为中国做出我自己很小贡献。所以,我认为不要走上极端,虽然有这样那样的限制,但已经有相当的空间在这里,以前在餐桌上骂国家领导人是大逆不道的,现在在餐桌上开玩笑骂国家领导人多的是。现在很多地方骂政府官员,特别是在农村地区、小城市还会遭到麻烦,但在大城市指着鼻子骂他,成功的例子比比皆是。我觉得这里有一个思维方法问题,要看到困难、黑暗与不足,另外又要看到我们的光明与希望所在,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就会比较成熟,会选择对中国比较有利的道路。这是我的回答。          杨子云:我有一位朋友曾在我面前感叹,我们这一代人最可悲的是陪着这个专制政权慢慢变老。我说也不是,慢慢变老过程中看到很多风景。人要改变自己的思维,你不断的在斗争,但也可以不断的享受这个过程,享受另外的人生,每个人要有多元的思维方法。     现在掌声欢迎张老师做一个简单的小结。          张千帆:不是什么小结,我不知道在这个过程中该怎么样“享受”,但两个多小时的讲座顺利结束了,我心里的一块石头终于落了地。袁老师确实比我想象的要温和,至少要比我温和。他讲一场革命可能会耽误这个民主法治国家三、四十年,我看至少已经耽搁60年,还不知道以后还会耽误多少年。     总结今天晚上这次研讨,我想它说明了一个道理:民主不可怕,宪政不可怕,讲座不可怕;如果哪天连讲座都没了,革命来了还不知道,那才是可怕!再次感谢袁老和两位评议员,感谢腾讯网和子云,感谢新的合作伙伴北大法学社,感谢大家的积极参与,你们对历史的兴趣让我看到了中国未来的一点希望。还要感谢网络和微博能在这么短的时间里把大家召唤到这个地方。辛亥百年来临,我经常问自己一个问题:如果辛亥革命那个时候有网络该多好!(现场笑)。希望腾讯网的燕山大讲堂和宪政讲坛继续合作,越办越好。谢谢! 进入 袁伟时 的专栏    进入专题: 辛亥革命 辛亥百年 宪政    文章分享到 : 新浪微博 QQ空间 人人网 抽屉网 腾讯微博 豆瓣 百度搜藏 更多 本文责编: lizhenyu 发信站:爱思想网(http://www.aisixiang.com ) ,栏目: 天益讲坛 > 人文社科讲稿 > 历史学演讲稿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44709.html 文章来源:本文转自燕山大讲堂,转载请注明原始出处,并遵守该处的版权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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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BC | 香港观察:香港的革命足迹

革命先烈的胸怀和视野,仍能在今天的香港找到吗? 辛亥百年将至,只要有孙中山足迹的城市,也有各种纪念活动,香港自然不能缺一席位。这个曾是孙中山求学和策动多次起义的蕞尔小岛,如今还留下多少他的印记?而革命先烈的胸怀和视野,仍能在今天的香港找到吗? 寻找孙中山 来到当年孙中山经常出没的维多利亚城,即现在的港岛中西区,你需要非常丰富的想象力才可重现当年的完整布局和那份救国深切的情怀。早在1996年,即孙中山诞辰130周年,中西区区议会设计了一条「中山史迹径」。这条全长3.3公里、共15个「景点」(其中孙中山纪念馆2006年才成立)的步行径,基本上概括了孙中山与香港的渊源。 不过,除了孙中山于1923年在香港大学演讲的大礼堂(即今天的陆佑堂),以及变成孙中山纪念馆的甘棠第(宅第原主人何甘棠是孙在中央书院就读时的同学)仍保留建筑原貌外,史迹径的大部份古迹已面目全非。孙中山于1884年入读的中央书院早在1948年已拆卸,旧址也变成荒废多年的警察宿舍;四大寇聚会论政的歌赋街杨耀记、史丹顿街的香港兴中会总会和中国日报报社旧址、兴中会会长杨衢云被暗杀的结志街私垫、还有德己立街的和记栈鲜果店(策划1903年广州之役的地点)等重要古迹,在百年间已因城市发展(再贴切点来说,是让路给地产霸权也不为过,史迹径是全港最昂贵的地段之一),不是变成高级消费场所就是豪宅,最多只在路边留下解说路牌。中央书院旧址在2005年被政府列入申请售卖土地,但在保育团体和民间的反对之下才将之剔出,现在用途仍悬而未决。 有不少民间团体、学校和学者也不时组织导赏团参观这个香港老城区。但是,在熙来攘往的坡道上,极目是市区重建局准备拆掉和翻新的摩天楼。尽管导赏员倾情讲解,我们还是很难重构当年孙中山「暇时则散步市街,见其秩序整齐,建筑宏美」的中环。 长眠在香港的革命志士 倒是人迹罕至的跑马地,才更叫人看到革命先烈甚至是整个中国近代史与香港的关连。 位于昔日维多利亚城边缘的跑马地香港坟场,除了是香港现存最古老的坟场外,还是许多曾襄助孙中山革命事业的人的长眠之地。 踏进这个仍保留了维多利亚时代色彩的墓园,确是可在沧海桑田的香港中,一窥殖民地时代早期,香港的「永久居民」如何协助孙中山投身救国大业。 中央书院创校校长史钊域,还有创立西医书院、中国近代启蒙思想家兼孙中山在中央书院的恩师何启(辛亥革命后何启成为革命政府的总顾问官),就是这里的永久居民之一。被暗杀的兴中会会长杨衢云;曾参与太平天国及计划1903年在广州起事的洪秀全侄儿洪春魁;还有孙中山的谊父、中国牙医先驱关元昌;于1910年发起剪发不易服的「香江六老」之一温清溪;在戊戌变法失败后,收留逃难来港的康有为、以及暗中支助孙中山的革命政府、军阀割据时呼吁和平统一的香港大老何东(也是上述何甘棠的兄长,孙中山就是在何东的陪同下于1923年到香港大学演讲;其儿子何世礼更是自效力张学良东北军开始,一生忠于国民党、百多年来唯一一位香港的土产将军),这些在中国近代史上占重要席位的人物,也是长眠在香港。 看着墓园内不同形状的石雕,感觉和这些曾影响过中国与香港命运的人的距离近了。至少,你知道这些一度举足轻重的人物,现就在你的脚下。 可惜,这些名字,大部份也不曾在香港的中小学课本出现。香港人对他们部份人的认识,主要是来自不太反映史实的电影,或是以他们名字命名的建筑物而已。 再广一点看,香港坟场呈现了香港开埠以来的历史完整性以及与中国的关连。最早期下葬于此的,除了两次鸦片战争的侵华英兵,来华的传教士、商人,然后陆陆续续是参与中国变革的志士仁人等等。 虽然近年陆续有团体组织坟场导赏,让市民一窥香港的过去,属可嘉之事,但在华人社会,墓园游毕竟是小众玩意,要能办到像伦敦的海格坟场(High Gate Cemetery),每天也有导赏,让市民有历史的熏陶,仍需要下很多功夫。。 如果我们归究是殖民地教育没有让我们认识香港历史与中国的关系,而现在我们又急不及待要推行的国民教育,强调祖国的成就而把香港的角色淡化,那孙中山在港大寄予港人的厚望:「以香港为模范,将来返祖国,建设一良好之政府,吾人之责任方完,吾人之希望方达」,要实践的话,还有漫长的路。 网友如要发表评论,请使用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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