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

《浪潮之巅》作者吴军:把握技术革命的浪尖

记者/常政 “浪潮之巅”最初是2007年时在Google黑板报博客连载的一系列文章,因对世界IT产业高屋建瓴的视角、深入浅出的剖析,而获得盛誉。近期在读者们的千呼万唤下,《浪潮之巅》由出版公司Just-Pub正式出版,再次在IT圈内引起了广泛的关注。 这是一本什么样的书?下面这段话可概括它的主旨。 “近一百多年来,总有一些公司很幸运地、有意识或者无意识地站在技术革命的浪尖之上。一旦处在了那个位置,即使不做任何事,也可以随着波浪顺顺当当地向前漂个十年甚至更长的时间。在这十几年间,它们代表着科技的浪潮,直到下一波浪潮的来临。” 不难看出,这是一部分析科技产业、商业机遇内在规律的IT历史书,难以想象的是它出自一位科学家之手——前Google资深研究员、现任腾讯副总裁的吴军老师。他是如何考量这部作品,并将其中的法则来解读我们身处的IT大时代的?最近,本刊记者有幸对吴军做了专访。 辨析时代浪潮的准则 记者:撰写《浪潮之巅》的内在动力是什么? 吴军:写这本书的主要目的,首先是帮助大家了解美国科技产业的发展。其次,我发现现在很多科技公司的投资者热衷于盲目跟风,不够专业,甚至连财报都懒得读,所以希望这本书能帮助大家对于IT投资有一个基本了解。另外,在美国时,经常会接待来美国访问的中国政府官员,发现他们对美国社会提的一些问题,存在普遍共性,大多和投资、产业、政策相关,说明国内普遍对西方科技产业感兴趣但并不熟悉,这也使我萌生了通过写点系统性的文字介绍一下的念头,好让大家无论是投资也好、制定政策也好,都少走弯路。当然最直接的原因是李开复希望我来写Google中国黑板报,他的邀请我不好意思拒绝。 记者:全书贯穿了一个主题,科技的发展轨迹是一个浪潮接着一个浪潮,只有顺应潮流才能成功。那么对于一个创业者,如何正确评判他是否处在时代的最新潮流当中? 吴军:新旧浪潮的更替,会遵循一定的标准。首先,这个浪潮不是泡沫,它能满足针对普通大众的很多需求。其次,是否具有关键的技术革新。比如PC热潮出来时,有两项技术(处理器、操作系统)是整个产业链绕不过去的。尽管硬盘、显示器等可以各式各样,却只有这两款技术主导了整个PC产业链。最后,这个产业必须是能盈利的,靠烧钱是维持不了长期繁荣的。 对于一个创业者来说,浪潮不会一夜间起,而后就马上落下来,一般都会延续十几到二十年,所以还是比较容易判断清楚。即使你做不了最早有眼光的人,跟着潮流做还是大有机会,比如像PC时代里跟Windows相关的软件行业,跟计算机相关的一些硬件行业等。记得当时中国的电子工业部,因觉得所有的计算机产品线都要补齐,要做小型机、工作站,结果却是小型机、工作站这些线基本失败了,而PC这条线倒是出了个没有太受政府扶植的联想,因为前者违背了浪潮。此外,顺应浪潮,最困难的是人的心魔,思维定式往往会使人不愿意承认新的潮流,结果就白白失去了很多的机会。 《浪潮之巅》作者吴军认为,科技的发展是一个浪潮接着一个浪潮,把 握技术革命的浪尖,可令你事半功倍。 公司基因的力量 记者:在IT史上,不乏原来占据优势的大公司错失发展机遇的案例,但我觉得现在的大公司都学聪明了,一旦有新浪潮,纷纷厉兵秣马大量投入,这种情况下,实力相对弱小的创业者们还有机会吗? 吴军:我是这么来看的,大公司其实都有自己的基因,以中国最大的三家互联网公司,即阿里巴巴、百度和腾讯为例,你会发现它们虽然在其他领域也投入大量的资源,但真正做得最好的还是自己主营的领域。比如百度后来放弃了社区,阿里巴巴从收购雅虎中国开始就试图进入搜索领域,至今没有做成。原因就在于它们的基因仅限于其所擅长的特定范围。再以国外的Google为例,在收购YouTube前,研发出了自己的Google视频服务(Google Video),但由于Google的主要精力还是花在搜索上,对在线视频的运营并不在行,加上投入度有问题,因为它也只是大公司里的一个小项目。这样,研发Google视频的员工们在激情和投入度上显然不能与完全专注于这个领域的YouTube公司相提并论。因此,尽管前者比YouTube早几个月上线,但后者很快就超过它,并把它远远地抛到了后面。所以,大公司重视一个新潮流,并不意味着就能把握住机会。此外,尤其是对那些超过万人的大公司,尽管领导讲话时习惯说“我们要万众一心”,可事实上万众一心是件非常难的事,所以一家大公司尽管会不断扩张、进军其他领域,但一般来说步伐会非常缓慢。 记者:说到公司基因,《浪潮之巅》还举了一些通过改变公司基因去迎合潮流、走向成功的公司案例,能否归纳一下,改变公司基因需要具备哪些条件? 吴军:公司基因,有的可改,有的不可改。可改的公司,往往是不断地把转基因作为一个强制性的任务。最典型的是3M,它有一个硬性的指标,要求每年的营业额必须有很高的比例来自于最近几年的技术——这样转型起来就比较容易。事实上3M公司最近的十几年,有35%的收入总是来源于五年之内开发的新品。但很多传统的大公司显然不是这样的,有收入的老部门习惯将没有收入的新部门卡死,比如原来的微软公司。所以要想成功地转基因:首先,公司的文化本身就是以转基因为核心,GE就是这样,一百年来经历了从做电灯泡开始,到无线电,最后到电视机的蜕变。其次,转基因也存在很多偶然性,成功与否看你能否把握住。比如美国的运通公司和美国第四大的富国银行(Wells Fargo,原意是威尔斯马车运输公司),很难想象,这一家信用卡公司和一家大银行,在历史上居然还是两家快递公司。因为过去的股票不是现在计算机上的一个数字,是实实在在的一张纸,当时运通公司和富国银行的前身就是给人传递股票、传递证券的快递公司,而通过传递股票、证券业务,使得它能够接触到买股票的有钱人,于是通过给这些有钱人提供买股票的贷款,最后变成了一家信用卡公司。当时美国买股票跟今天不一样,只要押10%,股票就可以先给你,所以运通公司和富国银行能通过贷款服务很容易地将这个生意做起来。当然在今天,这样的事根本不可能发生,因此有些时候,转基因需要靠一个特定的历史契机。 为什么选择腾讯 记者:《浪潮之巅》盘点了无数的杰出企业和领袖,您自己最欣赏哪一家公司和哪一个领袖? 吴军:从员工的体验来讲,Google是一家理想的公司。它非常善待员工,它说“不做恶”是真的落在行动上。两个创始人,尤其是拉里·佩奇,是个体面的绅士。它的问题是,一些员工被宠坏了。 从领导者的角度讲,我最欣赏GE的杰克·韦尔奇,因为使一家百年老店脱胎换骨、做成如今的规模其实是件很困难的事。世界上永远能找到几家这样的公司:如果没有了谷歌,可能有张歌、李歌,没有Facebook,也会诞生别的同类网站。但GE作为一家大公司,其拥有的每一家子公司都足以和行业的其他大公司竞争,而且快速发展了十几年,是件很难的事,但韦尔奇做到了,很了不起。在韦尔奇担任CEO期间,GE进行了上千次的并购和重组,保证了GE的活力并且能不断跟上时代的步伐。 另外,大公司通常官僚主义盛行,且每个行业里都有类似的潜规则,比如无论在美国还是中国的公司,如果你要越级向老板反映意见,是件很不敬的事。但杰克·韦尔奇却鼓励这样的行为,并随时会越下两级,约一个员工谈事或吃饭,这样便把整个公司的官僚作风,尽可能地降低。这对于一个大公司的领袖来说,是件非常不容易的事情。作为一个管理者韦尔奇可以用“国士无双”来形容。 记者:说到大企业的管理制度,谷歌自底向上的民主管理模式令世人称道,您觉得这样的模式能否在中国的企业或者创业团队里复制? 吴军:新创业团队肯定可以复制,因为大家目标明确、利益都绑在一起,即使有矛盾都能抛在一边,以工作为主。但在中国的一些大公司内部,坦率讲是很难做到的,原因是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 ,中国员工的社会成熟度普遍不够高。中国学生高考升学压力很大,基本大学毕业以前都是在象牙塔里生活。而美国的很多孩子,从小就很独立,基本上到了高中、大学,父母就不管了,都靠自己挣钱养活,其独立性和处理社会关系的能力很强。 第二 ,中国和西方的历史文化传承不同。中国古代习惯采用以皇帝为核心,各个省份设立总督这样的自上而下的体制,即使在今天采用的还是中央集权模式。而西方,从罗马帝国分裂以后,实现了真正的封建,就是一个骑士、贵族得到了封地后,就真的自己做主了,国王管辖的范围,超不过他的王城周边领域。大约公元1000年前左右,英国还出了个大宪章,大意说这些领主们和国王并不是一个完全上下属的关系,需要限制一下国王的权力等。所以西方产生民主的习惯不是一天两天的。 第三 ,中国的现代企业制度,也是最近30年才得到比较大的发展,在此之前每家工厂和政府部门的组织结构没什么差异。再往前追溯,就是胡雪岩那一辈开始办企业的时候,从兴盛到破产也不过几十年的历史。所以全部加起来,中国的企业发展进程可能不到百年的历史,远没有在全社会范围内,形成职业化、产业化的土壤,导致现在中国企业内的员工们职业意识普遍不强,所以一家中国企业如果贸然采用西方模式,不对员工加以管束的话,很容易搞得一团糟。 记者:海内外有那么多卓越企业,您现在为什么选择腾讯作为职业新起点? 吴军:中国现在的发展特征和二战后日本崛起的轨迹很类似,如果平移一下时间,相差40年左右,也就是说中国还有二十年的高速发展期。并且以中国的经济规模、发展趋势,她势必会孕育出像索尼、丰田这样真正意义上的大型跨国公司。当然历史永远不会简单地重复,记得英国最早期的大公司可能是机械公司,美国是电子公司,日本则是电器、汽车公司,而中国肯定不会重复它们的历程,同时一定会诞生这样一类科技公司,它会和互联网、IT技术紧密联系在一起。所以除了运营商外,我觉得在中国最有发展前景的就是腾讯、阿里巴巴、百度三家公司。但百度很难做到全球化,阿里巴巴则主要是以商业驱动,这都和我的个人价值观相差比较大。 为什么选择腾讯?尽管中国公司一般不适合象美国那样采用完全民主式的管理,但相对而言,腾讯公司的基因和文化,是最接近硅谷的。这有两方面原因:第一,公司的创始人,尤其是马化腾、张志东两人,都是工程师背景,和很多硅谷公司的创始人很像,他们在心态上和硅谷文化很接近;第二,腾讯总部设在深圳,深圳是一个非常开放的城市,所以腾讯相对其他中国公司更加外向,更容易包容海内外人才。考虑到这些因素,我觉得腾讯相对而言是不错的选择。 何时有下一个Google 记者:你在《浪潮之巅》里说了这么一句话,当中国不把房市、股市作为最快的挣钱手段时,就是诞生下一个Google的时候,能否预测一下这个时间大概是什么时候? 吴军:下一个Google肯定不是做搜索,甚至不一定在互联网上,但它一定是一家在世界上领头的创新公司,而且足够大。我还是拿日本与中国做对比,日本早期的时候也喜欢模仿,包括20世纪30年代中国抵制日货时,日货并不是高品质的代名词,它只是便宜,并且在70年代进入美国市场时同样如此,类似今天的中国制造。但进入90年代以后,日本孕育出了大量的新创造和新标准,比如卡式录音带、CD和蓝光DVD标准、混合动力车技术等。中国地域辽阔,聪明人众多,所以不必为它着急,一旦时机成熟了,一定会产生相应的成果。总得来说,再有20年时间中国应该可以产生自己的Google。 记者:听说您的下一本新书是《数学之美》,它和《浪潮之巅》有无一脉相承之处? 吴军:说到相同的地方,就是无论商业还是技术的内容,都遵循一个原则,就是要把复杂的问题简单化,让所有的老百姓都能读懂。任何一个事物都有它的规律性,《浪潮之巅》侧重科技和商业的规律性,《数学之美》则是阐述技术本身,看上去很玄乎,但背后也有一定的规律性,能用通俗易懂的方式表达出来。 结束语 一个月前,在北京贝塔咖啡馆举行的《浪潮之巅》新书发布会上,吴军有一番话令我印象深刻,大意是哪怕一个才华平平的人,如果赶上浪潮的顺风顺水,也能取得不俗的成绩。这说明人是一种社会性存在,世界宏观大势的流向与个人事业的命运存在紧密的辩证关系。而中国的软件工程师,特点是习惯于就某个技术领域精耕细作,鲜有“抬头看天”的意识,《浪潮之巅》无疑是一本帮助我们理解自身在IT产业内位置坐标和未来走向的指南,而吴军通过这本书所展现的广阔视野和深厚学养,也给大家树立了一个榜样。 本文选自《程序员》杂志2011年09期,更多精彩内容敬请关注09期杂志 《程序员》杂志订阅火热进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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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時報 | 中國批楊甦棣 企圖 在港推顏色革命

中國批楊甦棣 企圖 在港推顏色革命 〔記者曾韋禎/台北報導〕維基解密不只在台灣政壇引發風暴,也在香港掀起波瀾。中國質疑現任美國駐香港總領事楊甦棣,在香港密切接觸民主派人士,企圖在香港推動「顏色」革命。 生於一九五一年的楊甦棣,與台灣淵源深厚,十二歲起就隨父親在台居住,曾五度長居於台灣,因此能說得一口流利中文,甚至還曾糾正過AIT的翻譯人員。楊甦棣進入美國國務院任職後,曾派赴莫斯科、北京,擔任過美國駐吉爾吉斯大使。○六年三月至○九年七月間,擔任美國在台協會台北辦事處處長;自去年二月起擔任美國駐香港總領事。 根據「維基解密」近日所公開的美國駐港總領事館機密文件,常見楊甦棣與香港民主派人士交換意見,此舉引發中國的高度不滿。香港「文匯報」在前天刊出社論「『維解』暴露美干預港事務無可抵賴」,痛斥維基解密選擇性地公開密電,「刻意迴避」楊任美駐港總領事以來,企圖把其推動「顏色革命」的經驗推廣到香港的事實,同時也迴避中國外交部副部長傅瑩在今年七月十三日對楊發出的「間接警告」。 傅瑩當天與澳門各界人士進行對談時曾警告,外國領事館人員不應干涉香港及澳門特別行政區的內部事務。由於座談會上曾有人提及,楊甦棣「非常關注港澳事務」,外界推測,這是傅瑩不具名地向楊甦棣發出「間接警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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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思想 | 金冲及:辛亥革命的历史地位

  选择字号: 大 中 小                      本文共阅读 5 次 更新时间: 2011-09-07 10:12:49 金冲及:辛亥革命的历史地位 ——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专论 标签: 辛亥百年 ● 金冲及        内容提要          ●有着几亿人口和几千年文明史的中国,要发生一场历史性巨大变化,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革命从来不会无缘无故地发生。要千百万人民不惜抛头颅、洒热血,作出巨大自我牺牲,更不是哪个人或者少数人的鼓吹就能办到的。它有着深刻的社会原因。到辛亥革命前夜,民众对清政府的不满和愤怒已发展到十分普遍的地步。辛亥革命的发生到这时是不可避免的。          ●辛亥革命“开创了完全意义上的近代民族民主革命”,在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进程中提出了一个新的奋斗目标,这个意义非同小可;推翻了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建立起共和政体,这是其最大的历史功绩,是了不起的事情;在思想领域内也引起十分深刻的变化,主要表现为民主精神高涨和思想得到很大解放。          ●辛亥革命没能从根本上改变中国:中国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性质没有改变,中国人民的悲惨境遇也没有结束。这是当时中国新旧社会势力的力量对比所决定的,也是中国还不成熟的社会条件所决定的。辛亥革命的成功和失败从正反两个方面教育了中国的先进分子,起了某种阶梯的作用。10年后成立的中国共产党,一开始就显示出中国以往任何政党不曾有过的全新特点。有了中国共产党,中国的面目为之一新。          辛亥革命是20世纪中国发生的第一次历史性巨大变化。它在很多重要方面改变了中国,成为一个新的起点,为中国以后的进步打开了闸门。辛亥革命过后只有7年多,中国便发生了五四运动,又过2年多便产生了中国共产党,这当然不是偶然的。           巨变从何而来          有着几亿人口和几千年文明史的中国,要发生一场历史性巨大变化,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晚清以前,中国虽不能说停滞不前,但变化十分缓慢。这并不奇怪,农业社会生产的发展本来就是缓慢渐进的。从世界范围内比较,中国的封建社会已经发展到十分成熟的地步,很多方面已接近凝固。长期以“天朝大国”自居,更形成一种盲目自满的心态。“天不变,道亦不变”,正是这种社会心态的反映。传统是无形的,却常能支配人们的思想和行动。如果没有受到异常强烈的刺激,历史性的巨大变化是不会出现的。     但外部世界这时已发生太大的变化。18世纪和19世纪之交,英国工业革命和法国大革命后的西方国家把中国远远地抛在后面。1840年的鸦片战争使中国开始丧失作为独立国家的完整主权,领土完整也遭到破坏,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到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局势越来越危急了。中日甲午战争的失败和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的签订,是巨大的转折。它深深刺痛了中国人的心。亲身经历这场事变的革命前辈吴玉章回忆道:“我还记得甲午战败的消息传到我家乡的时候,我和我的二哥(吴永锟)曾经痛哭不止。”“这真是空前未有的亡国条约!它使全中国都为之震动。从前我国还只是被西方大国打败过,现在竟被东方的小国打败了。而且失败得那样惨,条约又订得那样苛,这是多么大的耻辱啊!”紧接着,西方列强纷纷在中国划分势力范围,八国联军又武装占领中国首都北京达一年之久。居民门口要分别悬挂占领军的国旗。这一连串冷酷的事实把一个异常尖锐的问题摆在中国人面前:中国是不是要灭亡了?它像可怕的噩梦那样,沉重地压在每个爱国者的心头。孙中山先生在1894年冬兴中会成立时的宣言中沉痛地写道:“蚕食鲸吞,已效尤于接踵;瓜分豆剖,实堪虑于目前。有心人不禁大声疾呼,亟拯斯民于水火,切扶大厦之将倾”。像这样强烈地指出中国面对的严重民族危机,在以前还不曾有过。他响亮地提出“振兴中华”的口号。这个口号深深地打动了几代中国人的心,激励中国人民前赴后继,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     在如此深重的民族危机面前,当时统治中国的清政府抱着怎样的态度呢?同八国联军签订《辛丑条约》后,清政府变本加厉地对外屈服,向外国大举借债,竭力保护外国人在中国的特殊权益,严厉镇压民众的爱国行动。国家的命运不是掌握在中国人自己手里,而是任人摆布和宰割。正如陈天华一语道破的那样:“列位,你道现在的朝廷,仍是满洲的吗?多久是洋人的了。”“难道说这洋人的朝廷,也不该违拒么?”那时,国家的权力都掌握在清政府手中,不把它推倒,一切根本变革都无从谈起。为什么辛亥革命把推翻清政府作为自己的直接目标?这并不奇怪。既然清政府已把自己同外国侵略者紧紧地拴在一起,成为外国侵略者统治中国的工具,民众也就自然地把反抗外国侵略者、振兴中华的要求同反对清朝统治者紧紧地联结在一起了。     不仅如此,清政府对民众经济上的榨取也大大加重。《马关条约》和《辛丑条约》规定的对外赔款共达白银六亿八千万两(还没有包括利息在内),而清政府每年的财政收入只有八千万两左右,国家财政已完全破产。而到宣统三年,财政收入猛增到三亿两。在当时农业社会的历史条件下,这自然不是生产发展的产物,而只是对民众敲骨吸髓盘剥的结果。贪官污吏又乘机巧立名目,层层加码。原本已极端贫穷、挣扎在生死线上的老百姓更加活不下去了。     反动统治势力总是把权力看得比什么都重要。越当他们统治地位不稳、日益孤立的时候,就越对周围一切人都不放心,越把权力紧紧地攥在自己手里。1908年8月,清政府在“预备立宪”的旗号下,颁布一个《钦定宪法大纲》。这个被一些人起劲鼓吹的《钦定宪法大纲》究竟是怎么一回事?读一下很可以开人眼界。它一开始就规定:“大清皇帝统治大清帝国,万世一系,永永尊戴。”一切颁行法律、召集开闭解散议院、设官制禄、统率海陆军、宣战媾和、订立条约、宣布戒严、司法等等大权,全在君主一人手中。特别是用人、军事、外交等权,议院不得干预。宪政编查馆、资政院在会奏这个宪法大纲时明白地说:“宪法者,所以巩固君权、兼保护臣民者也。”国内一部分人希望清朝能自己进行重大改革、实行立宪,而等来的却是宣统三年的“皇族内阁”,13个大臣中满人占8个,皇族又占了5个。连原来十分温和的立宪派发动的请愿早开国会运动,也在清政府的高压下失败。人们真是无法再对它抱什么希望了。尽管现在还有人说:如果实行了君主立宪制,现在的中国会更美好。要是睁眼看看事实,真觉得同这种论调进行认真的讨论实在是多余的。     孙中山先生在1904年就讲了:“满清政府可以比作一座即将倒塌的房屋,整个结构已从根本上彻底地腐朽了,难道有人只要用几根小柱子斜撑住外墙就能够使那座房屋免于倾倒吗?”     革命从来不会无缘无故地发生。要千百万人民不惜抛头颅、洒热血,作出巨大自我牺牲,更不是哪个人或者少数人的鼓吹就能办到的。它有着深刻的社会原因。     到辛亥革命前夜,民众对清政府的不满和愤怒已发展到十分普遍的地步。1911年5月,长沙税务司伟克非在给总税务司安格联的信中写道:“毫无疑问,大多数老百姓是希望换个政府的。不能说他们是革命党,但是他们对于推翻清朝的尝试是衷心赞成的。”“我看在不久的将来,一场革命是免不了的。”他讲得不错:辛亥革命的发生到这时是不可避免的。           辛亥革命在哪些方面改变了中国          为什么说辛亥革命是20世纪中国第一次历史性巨大变化?它在哪些重要方面改变了中国?它在中国历史上处于什么地位?我想至少有以下几点。     第一,辛亥革命“开创了完全意义上的近代民族民主革命”,这是党的十五大提出而似乎被人们注意得不够的重要论断。辛亥革命在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进程中提出了一个新的奋斗目标,这个意义非同小可。     在世界格局已经发生剧烈变动的新的历史条件下,中国的出路在哪里?在这之前,中国人做过多种尝试:由清朝统治者中一部分人推行的洋务运动,甲午战争的失败已经证明它的破产;希望由无权的光绪皇帝来实行的戊戌变法,虽然有着不可忽视的思想启蒙作用,但在封建顽固势力迅速反扑下也破灭了;下层民众自发的义和团运动,沉重地打击了外国侵略者,但同样没有能够给中国指出新的出路。     孙中山先生不愧为“站在时代前列的伟大人物”。面对近代中国千头万绪的社会矛盾,他提纲挈领地提出三个基本问题:民族独立、民主政治、民生幸福(也就是他所说的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并且要用革命的手段来实现。这些主张,在中国历史上还不曾有人提出过,深深地影响了不止一代的中国人。辛亥革命时期其他思想家和政治家,在某些问题上可能比他说得更深刻,但要作为一个时代的代表,没有人能同他相比。     当然,作为先行者,孙中山先生还存在严重的弱点:他提出了这些目标,却没能真正找到实现这些目标的具体道路,对这些目标的理解和后人也不尽相同,更没有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长远目标。但不管怎样,在中国人面前提出民族独立、民主政治、民生幸福三大奋斗目标,主张用革命的手段去实现它,并且成为人们相当广泛的共识,在历史上是迈出了很大的一步。100年来,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坚持为实现这些目标而不懈奋斗。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直到今天,绝大多数中国人依然把自己看作是孙中山先生开创的事业的继承者。     第二,辛亥革命推翻了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建立起共和政体。这是辛亥革命最大的历史功绩,是了不起的事情。     对这个历史性巨大变化的意义,人们往往缺乏足够的认识。中国同盟会最早会员之一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林伯渠在1941年曾很有感慨地写道:“对于许多未经过帝王之治的青年,辛亥革命的政治意义是常被过低估计的,这并不足怪,因为他们没有看到推翻几千年因袭下来的专制政体是多么不易的一件事”。中国在君主专制制度统治下已经几千年了。这一专制制度不仅依靠经济、政治、军事的支配和统治,而且通过一整套严密的意识形态牢牢地束缚着人们的头脑。人们从幼年时起,头脑里就根深蒂固地被灌输“三纲五常”那一套封建伦理观念,把它看成万古不变的天经地义。“天地君亲师”的牌位到处供奉着。君主还被用神秘的色彩装点起来,被称为“天子”,仿佛代表天意站在封建等级制度的顶端。古代中国是封建制度和封建伦理观念异常发达的国家,旧统治秩序经过长时期经营已编织成一个严密的网络。皇帝便站在这个网络的顶端,独揽一切大权,成为整个旧统治秩序赖以稳定的重心。     到了封建社会末期,虽然出现一些质疑君主专制制度的“异端”思想,但“国不可一日无君”的观念有着根深蒂固的影响,人们设想不出还可以用什么政治制度来代替它。到了近代,在辛亥革命以前,中国各种进步的社会政治运动不管如何激烈,都没有触动这个问题。太平天国的洪秀全做了天王,其实还是皇帝。戊戌维新运动,想依靠的是光绪这个“好皇帝”来推行变法。义和团运动,旗帜上写的还是“扶清灭洋”。中国同盟会纲领上的“创立民国”是一个前所未有的全新观念,有如石破天惊之论,逐步深入人心。     还要注意到:那时,共和政体在世界范围内还为数很少,西方大国中实行了共和政体的只有美、法两国,亚洲连一个共和国也没有。处在这种状况下,孙中山先生在中国同盟会成立前夜的一次演讲中断然决然地指出:“世界立宪,亦必以流血得之,方能称为真立宪。同一流血,何不为直截了当之共和,而为此不完不备之立宪乎?”这是何等的气概!     辛亥革命不仅推翻了极端专制、腐败、媚外的清政府,扫除了中国历史前进的这个严重障碍,而且一举结束了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建立起共和政体。中国封建社会有个头,就是皇帝。一旦把这个头砍掉了,整个旧秩序就全乱了套。尽管以后从袁世凯到蒋介石,一个又一个政权轮流登场,旧势力却再也建立不起一个统一的比较稳定的统治秩序来。这为旧社会的崩溃和革命的最终胜利创造了重要条件。     有一种看法,认为辛亥革命的结果带来的只是军阀割据和混战那种更加混乱的局面,并没有带来进步。这是一种肤浅的看法,没有把事件放在长时段的历史大背景下来考察。军阀的割据和混战,在一段时间内可以张牙舞爪、胡作非为,给人民带来极大的痛苦。但这样一种落后于时代、极端不得人心的赤裸裸的野蛮军事统治,注定是不能维持长久的。而且,它反映出中国旧社会势力的统治已经分崩离析,连表面上统一的和比较稳定的统治也难以维持,从而为以后中国人民革命的胜利提供了方便。有如产前的阵痛,这正是历史大转折前夜常出现的过渡现象。     第三,结束君主专制制度,在思想领域也引起十分深刻的变化。它的主要表现有两点:民主精神高涨,思想得到很大解放。     先说前一点:民主精神高涨。民主意识的前提是民众对自己在国家中的地位有正确的认识。在君主专制制度下,只有皇帝是至高无上的,他的话便是“金口玉言”;国家大事只能由他作决断,称做“乾纲独断”。老百姓被称为“子民”,根本没有参与国家决策的权利。戊戌维新运动时的公车上书算得是轰动一时的大事,但上书的只是一小批已有举人功名的士大夫,由于都察院拒绝代奏没能送达朝廷,并且在上书中处处把“忠君”和“爱国”看成一回事。现在叫“民国”了,孙中山先生指出《临时约法》中一定要写上一条:“中华民国之主权属于国民全体”,还把政府官员称作“人民之公仆”。尽管许多事实际上依然如故,但民众的心理有了巨大变化,觉得自己是国家的主人了,有权对国家的事情发表自己的意见。于是,社会舆论空前活跃,报纸刊物上对国事纷纷发表种种议论,各种社会团体像雨后春笋般成立,推动并组织起许多群众性的活动。如果没有这种变化,如果没有形成这样的新的社会氛围和民众心态,7年多后五四运动的发生是很难想象的。     再讲后一点:思想得到很大解放。辛亥革命使中国人在思想上得到一次大解放。皇帝在以前该算是至尊极高、神圣不可侵犯的了,如今都可以被打倒,那么,还有什么陈腐的过时的东西不可以怀疑、不可以打破?这是一种无形的力量,促使人们去想以前不敢想的问题、发表以前不敢说的主张。陈独秀在《新青年》上写了一篇《偶像破坏论》说:“其实君主也是一种偶像,他本身并没有什么神圣出奇的作用;全靠众人迷信他,尊崇他,才能够号令全国,称做元首,一旦亡了国,像此时清朝皇帝溥仪、俄罗斯皇帝尼古拉斯二世,比寻常人还要可怜。这等亡国的君主,好像一座泥塑木雕的偶像抛在粪缸里,看他到底有什么神奇出众的地方呢?”这里可以清楚地看到辛亥革命这场历史性巨变在人们头脑中激起的巨大反响。思想的闸门一经打开,思想解放的洪流就不可阻挡。人们便大胆地继续向前探索了。           辛亥革命的历史局限和启示          辛亥革命毕竟是20世纪中国发生的第一次历史性巨大变化,它跨出了一大步。但这一步仍是有限的,没能从根本上改变中国:中国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性质没有改变,中国人民的悲惨境遇也没有结束。     为什么辛亥革命这样全国规模的革命运动依然不能解决这些根本问题?这是当时中国新旧社会势力的力量对比所决定的,也是中国还不成熟的社会条件所决定的。     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在中国的统治,盘根错节,根深蒂固,推翻它、消灭它不是一两次革命运动的冲击所能完成的,而需要经过持久的多次冲击。更重要的,在中国不成熟的社会条件下,当时的革命党人确实也存在严重的弱点。     第一,那时的革命党人充满着对祖国的热爱,有着革命的决心,却提不出一个彻底的明确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纲领。他们中许多人并未认清帝国主义的真面目,甚至天真地认为,他们既然以西方为学习榜样,就一定能得到西方国家的援助,并且总害怕革命的猛烈发展会招致帝国主义列强的干涉,所以在革命起来后小心翼翼地避免触动列强在中国的既得利益。他们对封建主义也没有多少认识,大多数人把清政府看作唯一的敌人,不但看不到旧社会制度的基础是地主阶级土地所有制,而且把一切赞成或被迫同意推翻清朝统治者的汉族地方官僚看作自己人,不惜向他们作出重大让步。因此,当清朝的统治一旦被推倒,建立了民国,许多人便以为革命已经成功,失去继续前进的方向和动力,妥协心理上升为主流,导致革命半途而废。     第二,辛亥革命在一定程度上依靠并发动了群众,但做得远远不够。革命党人不仅在会党和新军中做了许多工作,并且开展了有力的革命宣传,举行了多次武装起义,在社会上博得相当广泛的同情。这是武昌起义能够很快得到多数省响应的重要原因。可是,依靠并发动群众的严重不足,尤其是没有深入到社会底层去,同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劳动人民相脱离,又是导致它不能把革命进行到底的重要原因。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在中国的统治那样根深蒂固,要推倒它们,不充分发动广大民众是办不到的。当时的革命党人恰恰做不到这一点,特别是没有一场农村的大变动,不可能吸引广大农民积极参与革命。这样,他们在强大的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面前只能深感自己缺乏实力而处于孤立无援的境地,从而走向妥协。     第三,领导这场革命的中国同盟会是一个松散的组织,成员复杂。当革命开始取得胜利时,革命阵营内部便呈现出一派分崩离析的混乱局面:内部意见分歧,不少人转眼间成为享有权势的新贵而心满意足,开始争权夺利。吴玉章回忆道:“在南京临时政府中,不仅原来的官僚政客毫无生气,并且有些革命党人也在他们的影响下,开始蜕化,逐渐地丧失革命意志,而一味追求个人的官职和利禄去了。”没有一个坚强有力的革命政党作为团结群众的核心,也无法使革命进行到底。     一句话,缺乏一个能够提出明确的科学的革命纲领、能够发动并依靠全国最大多数民众、由有共同理想和严格纪律的先进分子组成的革命政党的领导。这是辛亥革命留下的发人深思的沉重教训,而这又是当时中国不成熟的社会条件所决定的。     路总得一步一步走。跨出了第一步,就可能有第二步和第三步。中国共产党领导人中的年长者,如朱德、董必武、林伯渠、吴玉章等早年都参加过中国同盟会,投身辛亥革命,这在当时是最进步的思想和行动。比他们年轻一点的毛泽东在武昌起义爆发后也支持辛亥革命,曾投身湖南新军。他们正是在辛亥革命的洗礼中受到了深刻的教育,用新的眼光来看待中国的问题,提高了民族民主觉悟和革命决心;又从它遭受的沉重挫折中接受教训,思考它的不足,开始新的探索。辛亥革命的成功和失败从正反两个方面教育了中国的先进分子,起了某种阶梯的作用。     10年后成立的中国共产党,一开始就显示出中国以往任何政党不曾有过的全新特点:有着科学的理论——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来观察和分析中国的问题,提出明确的反帝反封建纲领;能够到社会底层去,坚决发动并依靠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劳动民众共同奋斗;组成一个有共同理想和严格纪律的先进分子的革命政党,成为凝聚群众的核心力量。毛泽东同志指出,“中国产生了共产党,这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变。”有了中国共产党,中国的面目就为之一新。尽管在90年的征程中遇到了种种困难和曲折,但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立党的根本,不断开拓前进,取得了革命、建设、改革的光辉成就,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道路上大步前进。     这就是历史:后人总是以前人已经达到的位置作为出发点继续前进,又大大超越前人。但前人的历史功绩不容遗忘,应当永远铭记,因为没有昨天,也就不会有今天和明天。            (作者为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原常务副主任、研究员) 本文责编: frank 发信站:爱思想网(http://www.aisixiang.com ) ,栏目: 天益学术 > 历史学 > 中国近现代史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43969.html 文章来源:本文转自人民日报,转载请注明原始出处,并遵守该处的版权规定。         爱思想(www.aisixiang.com)网站为公益纯学术网站,旨在推动学术繁荣、塑造社会精神。 非经特别声明,本网不拥有文章版权。 凡本网首发及经作者授权但非首发的所有作品,版权归作者本人所有。网络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并保持完整,纸媒转载请经本网或作者本人书面授权。 凡本网注明“来源:XXX(非爱思想网)”的作品,均转载自其它媒体,转载目的在于分享信息、助推思想传播,并不代表本网赞同其观点和对其真实性负责。若作者或版权人不愿被使用,请来函指出,本网即予改正。 相同作者阅读 金冲及:辛亥革命的历史地位 金冲及:开天辟地的大事变 金冲及:辛亥革命研究的回顾和展望 金冲及:20世纪中国历程的启示 金冲及:“人生要有追求”——悼念龚育之同志 相同主题阅读 金冲及:辛亥革命的历史地位 张永:辛亥革命时期的十八省建国思想及其后果 秦晖:不仁不义的帝制和亦道亦德的宪政——辛亥之变的价值观基础 刘申宁:改革是革命的引路人 张鸣:摒弃历史符号,探究辛亥真相 侯坤宏:佛教在辛亥革命中的角色与地位 袁伟时:大清帝国的两道催命符:倒行逆施其实是最大的错误 郭世佑:谁是武昌起义的主要筹划者 汤伏祥:谈谈袁世凯与辛亥革命 许纪霖:晚清新政如何催化辛亥革命 辛亥革命百年纪念:另外一个视角 梁启超:辛亥革命之意义与十年双十节之乐观 秦晖:“演员”越来越清晰,“剧本”越来越模糊 许耀桐:辛亥革命百年与推进民主政治 徐贲:中国共和腐败的肇始——马基雅维里的启示 李冬君:辛亥革命:导火索与“投名状” 傅国涌:退位诏书下达之后 张耀杰:宋教仁架空孙中山 阙光联:走向文明:辛亥革命的是非成败辨析 侯宜杰:革命与立宪相辅相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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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BC | “茉莉花革命恐导致国际洗钱增加”

有来自世界各地将近50个国家与地区的代表参加这个一年一度的研讨会。 在英国剑桥大学举行的国际经济犯罪防治研讨会上,专家指出北非的茉莉花革命可能令洗钱更加活跃。 在这个年度国际研讨会上,参与的学者表示,茉莉花革命对部分执政的“独裁者”造成了一定的压力,将资产转移到世界各地。 而为了避免资产被国际间冻结,因此这些“独裁者”极有可能通过洗钱等不法手段来达到目的。 与会的学者向参加这次研讨会的执法人员呼吁,要及早因应和注意,以免学者们所称的“独裁者”结合贩毒、人口走私等不法集团共同洗钱。 本次研讨会的组织者之一,伦敦城市大学卡斯商学院的中岛博士向BBC中文网表示,“独裁者”的洗钱手法将会日趋复杂,国际执法部门将会很难追查和认定。 而且执法机关在认定时也需要金融机构的协助,但是“独裁者”可以动用其国家的中央银行来协助洗钱、掩盖痕迹、增加追查的困难度。 主办单位向BBC中文网表示,这也就是举办此类研讨会的价值所在,因为通过研讨会,不同国家和地区的金融机构、执法机关以及法律学者可以建立工作关系。 例如本次的研讨会就有来自中国大陆、香港以及台湾的学者、执法机关人员参加。 台湾更是由法务部部长曾勇夫率领代表团与会,而研讨会的规模也比去年扩大许多。 与会的各国执法人员也表示,他们以往通过外交渠道和其他国家合作,但是因为公文旅行、加上每个国家对打击犯罪的优先顺序不同等等因素,导致效果不彰。 但是通过此类研讨会,执法人员彼此之间就可以建立“非正式”的联络管道,增加彼此间的了解,对查缉经济犯罪的活动甚有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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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BC | 点评中国:中东民主革命给中国带来的政治挑战

香港民众支持中国茉莉花革命 中东的民主浪潮吞没了又一个曾经不可一世的独裁者!从街头的和平示威到血腥的武装起义,通过半年之久的战斗,利比亚人民推翻了控制国家四十二年的政治狂人卡扎菲,用勇气、智慧和生命为自己民族的历史掀开了新的一页,也为中东和世界的民主进程注入了新的活力。虽然利比亚的战后重建将十分艰难,民主制度建设也充满了变数。但是,革命的成功至少给人民带来了希望和机会。 无论是突尼斯和埃及的街头抗争,还是利比亚人民的武装起义,都是为了推翻没有合法性的独裁政权,争取人民的政治权利。他们胜利的意义远远突破了地域的限制,具有世界性。他们的成功极大地鼓舞了正在争取民主权利的叙利亚、也门等中东国家的民众,震撼了尚存于世的那些苟延残喘的独裁者。与突尼斯和埃及的革命相比,利比亚的武装起义还有者进一步的意义。它向世界宣告了“武装革命过时论”的终结。它向世人宣告,在独裁者的血腥镇压面前,人民有通过武装革命推翻独裁者的权利,世界民主力量有支持他们的义务。 如果说上个世纪前苏联和东欧集团的瓦解是世纪之交的一波大型的民主化浪潮,那么,今年以来突尼斯、埃及和利比亚民主革命的胜利所代表的则是一波新的民主化浪潮。这一轮新民主化浪潮对仍然在威权统治下的中国带来的冲击的程度不亚于二十年前苏东集团瓦解所产生的冲击。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期,苏东集团的瓦解宣告了现代历史上持续时间最长的以共产主义为旗号的独裁政治制度的破产。中国作为当时为数不多的一个共产党大国则刚刚血腥镇压了大规模的民众抗议示威活动,国家的政治局势面临严重的政治危机。苏东集团瓦解对中国的冲击是当时的领导人必需面对的挑战。 中国领导集团对苏东瓦解的解读是:这是因为这些国家的经济制度无法改善民众的生活,导致政权失去了人民的支持。面对当时的政治危机,中国决策者们的对策是一方面淡化执政党僵化的意识形态色彩,以减轻民众的厌恶和逃避在理想和现实之间不能自圆其说的困境;另一方面通过加速市场化的改革和对外开放进一步搞活中国经济,通过经济的高速增长来挽救因“六四”镇压而进一步恶化的合法性危机,抗击苏东瓦解所产生的对中国的政治冲击。邓小平通过南巡讲话,与党内的经济保守派彻底地分道扬镳。应该说,邓小平和执政党内的经济开明派通过此举延长了中国共产党的政治生命。 相似性带来的挑战 当前这一轮民主化的冲击与当初苏东集团垮台的所带来的冲击不一样。在这一波民主化面前遭受冲击的国家的独裁政权并没有很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不仅如此,这些国家的独裁者们中的不少人还曾经领导国家经历了不错的经济增长,这些国家在世界经济中大多列入中等收入国家的水平。换言之,他们的经济形态和人民生活水平大多与现在的中国相似。当然,最为相似的还有,中国与这些国家一样,都有着由于一人或者一党专制所带来的大面积蔓延的腐败现象,都有着不受人民制约的国家政权,都有着人民大众日益增长的对政治权利的追求。 正是由于这种相似性,中东民主变革给中国带来了巨大的挑战。因为中东的革命击破了只要经济增长就能给执政党带来合法性的神话;它清楚地显示,任何试图永远地垄断政治权利的政权都不具备治理国家的合法性,因为这样的政权无法满足民众对政治权利的诉求,无法遏制不断蔓延的腐败。面对这一巨大的冲击,现在的中国领导人采取了被动消极的态度。中国的官方媒体一直以同情的口吻谈论中东独裁着们的困局,并且以大量的负面报道来其表达对中东民主革命的反对立场。 与政府的消极立场完全不同的是,中国的普通民众通过对中东民主革命给与了高度的关注和热情的声援。甚至在九十年代中期之后一度曾经被官方收买的中国主流知识分子面对中东的变局也产生了剧烈的分化。虽然中国政府依然保持着政治上的高压,但是一个认同普世价值、推动中国民主的暗流正在中国涌动。问题是,与邓小平等中国的执政精英们在二十年前对苏东变革产生的冲击作出迅速大胆的反应不同,中国当前的领导集团面对这一轮的冲击却显得无所措手足。显然,他们是要将面对这一条挑战的任务留给新一代中国领导人了。 本文不代表BBC 的立场和观点。网友如要发表评论,请使用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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