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

译者 | 《外交政策》革命将出现在推语中

核心提示:作者用亲身经历告诉你新推特阶级先锋队的生活 原文: The Revolution Will Be Tweeted 作者:BLAKE HOUNSHELL 发表:2011年7月/8月刊 本文由”译者”志愿者”阿拉伯的劳伦斯”翻译 那是深夜的解放广场。深陷危机中的埃及总统胡思尼 穆巴拉克刚刚发表了一篇古里古怪的演讲,誓言自己不会下台。我跟着数百名愤怒的抗议者,沿着尼罗河,往国家电视大楼走。他们聚集在那里,声讨官方媒体对革命的污蔑。抬头往上看,一位愤怒的演讲者拿着扩音器在大喊:”撒谎的信息部长,阿纳斯・费奇(Anas al-Fiqi,)下台!腐败的政府下台!”在另一边站着的是一群完全不同的反叛者――一群低头看着自己手机的邋遢青年男女。他们在发推。 几天来,热情过度的标题党作家和沉闷的电视主持人们滔滔不绝地说着席卷中东和北非的”推特革命”。《每日秀》搬出萨曼莎・比(Samantha Bee)做自己的”高级推文分析师”来嘲讽这种炒作。我也觉得媒体的宣传太荒谬了,至少是吹过了头;任何见过埃及的互联网和智能手机的覆盖率数据的人都这么说。(”在线活动人士的群体很小,”一位抗议领导者提醒我。) 但是,在电视大楼前面,我还是又一次地想到了”推特革命”的说法:与其说这些人是革命者,还不如说他们是把替我们把抗议翻译给外界的记者。 从1月开始,我也一直在推着关于阿拉伯革命的消息,没日没夜地推。但是这让我成为了一名革命者吗?完全没有。尽管有铺天盖地的关于它的谈论,但是推特并不是政治革命的制造者,而是一个媒体先锋。在很短的时间内,它就成了给国际新闻迷解渴的实时信息流。所以,还是忘掉所有其它夸大其词的论断吧。在一方面有革命性还不够吗? 现在,推特已经成为一个必要的――不,是唯一必要的――跟踪并了解整个阿拉伯地区的动向变化的工具。它聪明,快速――如果有时候它的反应有点太快了的话――还有人情味,而其它信息源只会让你感到冷冰冰的客观。半岛电视台社交媒体部门的主管Riyaad Minty说,”我认为它是一个关于世界上正在发生什么的巨大的言论泡泡。” 如果中东真的有像推特革命这样的东西,那么是这个工具在改变外部世界看待这一地区的方式。华盛顿大学博士后研究生Deen Freelon整理了一个巨大的数据库,它包含了抗议期间发自7个阿拉伯国家(阿尔及利亚,巴林,埃及,利比亚,摩洛哥,突尼斯和也门)的600万条推文。当他用地点来过滤这些数据的时候,他发现,推特完完全是一个外人讨论重大突发事件的平台,像穆巴拉克的辞职,卡扎菲的一次疯狂咆哮,或者一场大规模抗议的开始。他写道,”只有在外界的关注逐渐减弱的时候,当地和该地区的声音才开始达到他们国际伙伴的水平。”换句话说,推特和其他媒体工具一样,信息有起有落,只是更亲密些。 必须承认,我开始是一个推特怀疑者――它看起来似乎只是一个像Foursquare或Flattr等那样的时髦工具,只是另一个无处不在的,名字差不多都是以”r”结尾的社交网站中的一个。它的倡导者往往是这样的一群人:他们周游世界,从各种会议上进行推特直播,夸赞推特的优点。在开设了帐户后的差不多一年时间,我都很少使用它。 但是从它成立的5年来,推特已经吸引了相当多在各种现场的活动人士和偶然的旁观者、在办公室和现场的记者和办公桌后的分析家。今天的推特上,各种新闻,思想,谣言,推测和有趣的八卦,一片喧腾。(推特把自己从一个无用虚荣的工具转变成了一个新闻平台,它比任何人都更早地意识到了这一点。在2009年12月,它把自己的提示语从”你在做什么?”改成了”现在在发生什么?”一个最快了解一个人是不是值得在推特上关注的方法,是看他是不是还在回答前一个问题。) 脸书和YouTube明显也是这一新闻生态系统的必要组成部分,但它们主要是用作来自”公民记者”(一个给拿着带摄像头手机的人的时髦称呼)的重要信息的平台。他们上传的视频和和第一手资料通常都很难被外界的人找到和证实,这毫不奇怪。而推特则是好东西不会沉下去的地方。在马里兰大学研究社交媒体的Zeynep Tufekci说,”你根本不可能通过浏览脸书页面来让自己一直知道外界的动态。”她指出,很多发展成阿拉伯革命的在线组织和动员都在脸书上进行的,通常用的是阿拉伯语,但是推特是活动人士把他们的消息告诉世界的地方,而且经常使用的是英语。Minty补充说,”我认为推特是一个广播平台,仿佛你是一名卫星电视提供商或有线电视供应商。” 但是推特也有利用集体意识的能力,就像32岁的单身母亲Manal al-Sherif因为无视沙特阿拉伯的妇女不准开车的禁令而被捕时那样。关于她被捕的消息首先出现在推特上,随后,全世界的阿拉伯人都加入了讨论。讽刺的是,当你关注一个热门标签(推特上用来表示群体推动话题的标签,如#FreeManal或#jan25)的时候,它却没有太大的帮助:越多的用户涌进一个既有的故事,就会有越多的垃圾信息,或由那些缺少经验的用户发出的重复推文,而这些信息能把好的信息淹没。比如,一些关于本拉登死亡的假照片在被揭穿之后,还在推特上流传了好几天。 我经常被人问起:推特,或者总体上的社交媒体,是一个关于这些革命活动的可靠消息来源吗?这很像在问:电视值得相信吗?报纸说的是真的吗?推特只是一个工具――这要看你怎么使用它。像半岛电视台和BBC这样的电视网已经发展出严格的检查程序,来核实从网络得到的消息。从和目击者通过Skype通话来验证地区口音,到检查新的图片和视频,同验证过的有地理编码的图片和视频进行比较。但是最终,社交网络和传统新闻媒体一样,也要依靠信任――我们更容易相信从我们信任的人那里获得的信息,因为那些人过去提供的信息一直都很可靠。在任何情况下,我们大多数人不想在脸书上花时间寻找信息,评估人们被屠杀,或被警察或政权的打手毒打的视频的真实性。那是”旧媒体”要做的,现在它们不得不做得比以前多得多。 相关阅读: 《纽约客》小改变――为什么革命不会被”推”出来 友情提示:您可以到 这里 看到推友们对该篇译文的评论和转发;欢迎参与!如果您的电脑可以翻墙,请到 这里 的左栏参加我们的一个小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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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者 | 路透社 革命内幕:2011年的解放广场

核心提示:“非暴力抗议的理念不是让人们去当烈士。我们知道,要想让普通的埃及人、阿拉伯人去面对他们的政府和安全部队,必须让他们有保护自己的工具。这样才会提高士气,增加他们走上街头的热情。” 原文: INSIDE A REVOLUTION:TAHRIR SQUARE, 2011 作者:Marwa Awad、Hugo Dixon 来源:路透社特别报道 发表:2011年4月13日 翻译:阿拉伯的劳伦斯 校对:@Freeman7777 在2011年2月推翻埃及总统胡思尼・穆巴拉克的抗议活动中,缺乏暴力是抗议运动最引人注目的地方。而这并非意外。 2005年初,在一次网上闲逛的时候,开罗的计算机工程师萨阿德・巴哈尔(Saad Bahaar)遇到了三位倡导使用非暴力技术来推翻强人胡思尼・穆巴拉克的埃及侨民。时年32岁的巴哈尔对政治以及埃及将会如何改变很有兴趣,他深深地迷上了非暴力抗争的理念。他开始和那三个人联系,也点燃了在六年后给解放广场带来自由其中一条的导火索。 他接触的那三个人——内科医生希沙尔・摩西(Hisham Morsy),专业的土木工程师瓦埃尔・阿德尔(Wael Adel)及其表兄弟药剂师艾哈迈德(Ahmed)——都因为伦敦的工作离开了埃及。 通过非暴力抗议,塞尔维亚的Otpor(反抗!)在2000年打倒了斯洛博丹・米洛舍维奇。受Otpor这种做法的启发,此三人团体开始研究先前的抗争。最受他们喜爱的其中一位思想家就是波士顿的吉恩・夏普,而夏普则深受圣雄甘地的影响。这三个人在2004年创建了一个网页,用阿拉伯语来宣传公民不服从理念。 起初,三位年轻人进行的是纯理论性的活动。但是在2005年11月,瓦埃尔・阿德尔来到开罗,开办了一场为期三天的公民不服从培训会。在他的听众中,有三十名来自反穆巴拉克的抗议组织Kefaya(阿语的意思“够了”)的成员。Kefaya在2005年穆巴拉克以压倒性优势获胜的总统大选中获得了自己的声望。在它组织的抗议活动中,抗议人群受到了打手的攻击,有些女性成员被剥光了衣服。在一次授课后,巴哈尔加入了阿德尔的组织,也开启了他作为非暴力行动主义地下教官的序幕。 阿德尔教导活动人士如何在一个去中心化的网络中运作。这么做的话,即使他们的领袖被逮捕了,安全部门也很难消灭他们。在面对警察暴力的时候,如何使非暴力行动保持有纪律的状态,以及如何赢得旁观者等方面,他们也得到了的一些指导。 “一旦意识到安全部队没有使用暴力的可能性,第三方,即那些坐在栏杆上的旁观者也会加入我们的行动。”巴哈尔在接受路透社的系列访问的其中一次这样说道。“安全部队会对你进行骚扰、挑衅,让你作出的暴力回应,这样他们就能够给自己以法律和秩序的名义实行的镇压找到理由。所以一定要避免这种圈套。” 这个培训过程需要时间。3月,正如瓦埃尔・阿德尔在开罗一家破败的咖啡馆接受采访时提到的那样,还未强大到可以与独裁者一较长短之前的非暴力战士们需要一个“试错”过程。 比如,Kefaya过去的确曾开展过几次运动——包括在2006年的一次要求司法独立的运动。但是它们都没能激发起大规模的抗议,也没有把抗议扩展到中产精英之外。在组织内部,年轻的活动人士和年长的政客之间也有分歧。到2007年,整个组织已经失去了运动动能,很多人都选择了退出。 变革学会 与此同时,思想家三人组也发展成了一个总部设在伦敦(最终搬到了卡塔尔),名为变革学会(Academy of Change)的组织。变革学会成了埃及活动人士了解阿拉伯世界以外的公民不服从运动的窗口。为了传播新的抗争方法,学会在2007年出版了关注阿拉伯世界的非暴力行动主义的书:《公民不服从》(Civil Disobedience),《第三条道路:非暴力战争》(Nonviolent War the 3rd Choice)和《变革学会 思想地震》(“AOC MindQuake)。  一年后,学会又出版了《防止恐惧之盾》(Shields to Protect Against Fear),这本手册介绍了在抗议活动中,人们如何才能保护自己的身体免受安全部队攻击的技术。“非暴力抗议的理念不是让人们去当烈士,”阿德尔说。“我们知道,要想让普通的埃及人、阿拉伯人去面对他们的政府和安全部队,必须让他们有保护自己的工具。这样才会提高士气,增加他们走上街头的热情。” 变革学会拥护的理念传遍了埃及。要求变革的呼声也传到了工业地区,而那里有大批受到低工资和恶劣工作环境之苦的工人。不断增加的经济困难鼓动了马哈拉(Mahalla El Kobra)市的工人,尼罗河三角洲上的马哈拉拥有全国最大的纺织工厂。工人们一直和Kefaya,还有其它的劳工活动人士保持联系。一场持续的大规模动员行动的准备工作已经开始。 2006年的12月,超过20000名纺织工人为没有支付给他们的奖金,在马哈拉发动了一次为期6天的罢工,这也是他们第一次真正的胜利。和平但顽强的抗议者让习惯于打击无组织人群的警察部队不知所措。最终,为避免停产带来的损失,政府作出了让步。  但是随后就出现了挫折。2008年4月,马哈拉的工人为提高工资再次罢工。由Kefaya的前活动人士组织的支持马哈拉罢工的在线号召活动虎头蛇尾。同时,在马哈拉的抗议也转向了暴力。活动人士们声称是便衣警察毁坏了公共财产和警察财物,接着又怪罪到抗议者头上。警察同马哈拉市民之间的流血冲突持续了三天。警察在抗议者周围开枪,投掷催泪瓦斯,暴怒的市民则向警察扔石头。在整个冲突中,至少有三人被杀,数百人受伤,二十多人遭到逮捕。  运动需要更严明的纪律。巴哈尔开始加大他的努力。他来到远离首都的不同地方,向草根民众宣传和平的公民不服从意识。  同时,前Kefaya的活动人士创建了4月6日脸书群组,使用互联网来聚集支持者。这个组织使用Otpor的紧握的拳头作为自己的标识,其其中一些成员前往塞尔维亚接受公民不服从培训。  脸书活动人士 2010年2月。穆罕默德・巴拉迪回到了开罗。这位前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诺贝尔奖获得者激励了埃及的一些年轻人,他们相信变革是可能的。其中有几个人在脸书上创建了一个支持巴拉迪担任下一任埃及总统的主页。但是,鉴于穆巴拉克的压制性政权,他们如何才能实现自己的目标呢?他们向变革学会求助。  变革学会向他们介绍了自己的在线训练手册,这些脸书活动人士尝试了一段时间。尽管都是网络高手,但他们很多人都觉得完全依赖网络训练太理论化了。难道变革学会就不能给他们一些实际的训练吗?  这时巴哈尔出手了。  所有加入那个脸书页面的人被分成100个小组。在埃及不同的地方,巴哈尔使用Powerpoint演示,以及其它工具培训了其中八个小组。PPT主要介绍如何在抗议行动中将自己的力量最大化。巴哈尔解释说,每个人都有一个家庭,围绕家庭则是一个更大的社群。如果一名抗议者遭到警察的逮捕或者殴打,他/她的家庭也许就会变得激进。同样,如果一名警察从事了残忍行为,那么他的家庭和社会网络也许都不会支持他。通过维持有纪律的非暴力行动,政权的力量可被逐步地削弱。  巴哈尔自己为什么没有被捕?他说部分原因可能是因为他在地下工作,但是他认为安全部门没有把他的非暴力方法当作威胁也是一个原因。  其他人则没有他这么幸运。2010年6月,在埃及第二大城市亚历山大,28岁的哈立德・萨伊德(Khaled Said)被警察打死。萨伊德的家人说,他在网上发布了一段展示了警官们在分享一次毒品搜查行动的战利品的视频。萨伊德的尸体面目全非,警察的暴行激发了进一步的抗议——特别是由谷歌中东及北非地区行销主管Wael Ghonim和地下活动家Abdel Rahman Mansour创建的反酷刑脸书主页“我们都是哈立德・萨伊德”(“We are Khaled Said”)。  这个页面是传播诸如“快闪”沉默抗议等非暴力战略的枢纽。所谓快闪,是指大量的人在一个公共场合突然聚集,并集体在短时间内做一些不寻常的举动,然后迅速分散。全国范围内的“快闪”行动指导被发布在页面上。参与者被告知穿上黑色衣服,以小组的规模来到到特殊的地点,以规避大规模公众集会的禁令。他们沿着主干道站成一排,背对街道。一段时间后,他们列队离开。  跟巴拉迪青年运动进行合作的组织者,同时也是哈立德・萨伊德页面组织者的Ahmed Saleh说,“哈立德・萨伊德主页吸引了无数有意的支持者,其中很多人并不关心政治,但是因为页面的注意力集中在侵犯人权上,而这是一个对所有人都有影响的问题。页面定下渐进的,容易操作的任务。人们因此感觉很安全,也就加入了进来。   跟2006年的马哈拉罢工一样,快闪也是一种安全部队不熟悉的抗议形式。快闪活动的骨干受过组织,来自民间,并散布在埃及全国,看起来好像没人领导。警察不知道如何应对。活动的参与者在线上由哈立德・萨伊德页面的创建者进行非暴力技术培训,在线下则由巴哈尔进行相关培训。  自由广场 2010年年底,哈立德・萨伊德主页决定组织一场更有野心的行动——一场全国范围的,要求解散议会,解散国家安全局(它被埃及人视做该国最主要的酷刑执行者),并要求内政部长辞职的大游行。  行动的时间选在1月25日——埃及的全国警察日。在1月17日被征召入伍的Mansour发起了12月28日全国大游行的号召。抗议者被要求前往开罗的解放广场和全国各地的公共场合。但是主页并未要求穆巴拉克下台。随着总统本・阿里的流亡,突尼斯革命在1月14日的达到了高潮,而正是它的成功把埃及的抗议转变成了一场起义。 抗议吸引了所有年龄段,来自所有背景的人民。晚上8点,解放广场里集体响起一句受到突尼斯鼓舞而来口号:“人民要求政权下台。”在那时,很多人都已经或多或少地了解了一些非暴力不服从的战术。“你不用训练每一个抗议者,只有一小部分活动人士和他们地方上的人们保持紧密的联系。非暴力抗争的理念像病毒一样在传播,”巴哈尔这样说道。  抗议者去和被派去封锁广场的防暴警察交谈,目的很简单:赢得穿制服者的支持。妇女们向饥肠辘辘的义务兵和军官赠送食物和饼干。  一旦被驱散,年轻人会很快地重新集合起来。一些人爬上安全部队的运兵车,拉下那些在抛射催泪瓦斯和操作高压水枪的警官。人群因此下定决心要安全部队往后推,以获得更多的空地。当需要号召人群,加强防守的时候,广场上自然地发展出了一种哨声和有节奏地石头敲击广场金属栏杆的通信模式。当人们成功地把安全部队推后的时候,他们也会吹响哨子发出信号。  受到第一次大规模抗议的鼓励,哈立德・萨伊德主页第二次在线发布了1月28日,周五的行动号召,并把行动定名为(推翻政权的)“革命”。  四六运动的活动人士,和来自穆斯林兄弟会的年轻成员组成了抗议群众中关键性的前线力量。他们冲破警戒线,随后便面临穆巴拉克支持者的攻击。穆斯林兄弟会是埃及最有组织的反对力量,它的成员习惯于在一个有纪律的队伍里工作。在把活动人士组织成安全小队来守卫解放广场的多个出口的工作上,来自兄弟会的年轻人起了重要作用。他们对进入广场的人搜身,以发现武器和其它可以被用来制作可以莫洛托夫燃烧瓶的材料。他们不想渗透者或支持者使用暴力。  为了让示威者坚持非暴力抵抗,变革学会在网上发布了一部8分钟长的电影。电影涵盖了它2008年发布的那本手册的内容。这部影片向人们介绍,如何利用塑料板或厚纸板做成临时的保护物来保护自己的胸部和背部,以及用浸过醋,柠檬水或洋葱水的手帕盖住脸以减轻对催泪瓦斯的反应的技巧。  大部分情况下,广场上的人都很开心。他们也为自己占领了广场而骄傲。音乐声响了起来。志愿者和抗议者们清扫了垃圾,建立了户外厕所。  “非暴力行动不只包括非暴力,也包括快乐和幸福,”阿德尔说。“这里节日一样的气氛,是我们能吸引到埃及少见的大规模人群的一个重要因素。人们感觉没有危险,所以就出来了。他们在解放广场看到了埃及的将来,他们也想成为新埃及的一部分。”  但是整个抗议并非一个完全和平的过程。尤其是在2月2日,一群被怀疑是穆巴拉克的心腹组织的打手,骑着马和骆驼穿过广场,用棍子和鞭子攻击抗议者,抗议者也发起了反攻,他们向穆巴拉克的支持者扔石头,不让他们进入广场。双方进行了一场混战。这场战斗后来被称为“骆驼之战”。但是大规模的暴乱并未发生,秩序又回到了广场上。  阿德尔说,“非暴力起义成功的关键是它不断改变、不断纠错的能力。如果发生了暴力行为或冲突,要迅速解决好,同时也要找到避免再次发生的办法。”受过训练的骨干高喊着“和平,和平!”来压制他们头脑发热的同仁。很快,一直都没有参与冲突的军队宣布,它不会向没有武装的平民开枪。  9天后,穆巴拉克下台。  (编辑:Simon Robinson and Sara Ledwith) 友情提示:您可以到 这里 看到推友们对该篇译文的评论和转发;欢迎参与!如果您的电脑可以翻墙,请到 这里 的左栏参加我们的一个小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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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将出现在推语中

核心提示:作者用亲身经历告诉你新推特阶级先锋队的生活 原文: The Revolution Will Be Tweeted 作者:BLAKE HOUNSHELL 发表:2011年7月/8月刊 本文由”译者”志愿者”阿拉伯的劳伦斯”翻译 那是深夜的解放广场。深陷危机中的埃及总统胡思尼 穆巴拉克刚刚发表了一篇古里古怪的演讲,誓言自己不会下台。我跟着数百名愤怒的抗议者,沿着尼罗河,往国家电视大楼走。他们聚集在那里,声讨官方媒体对革命的污蔑。抬头往上看,一位愤怒的演讲者拿着扩音器在大喊:”撒谎的信息部长,阿纳斯・费奇(Anas al-Fiqi,)下台!腐败的政府下台!”在另一边站着的是一群完全不同的反叛者――一群低头看着自己手机的邋遢青年男女。他们在发推。 几天来,热情过度的标题党作家和沉闷的电视主持人们滔滔不绝地说着席卷中东和北非的”推特革命”。《每日秀》搬出萨曼莎・比(Samantha Bee)做自己的”高级推文分析师”来嘲讽这种炒作。我也觉得媒体的宣传太荒谬了,至少是吹过了头;任何见过埃及的互联网和智能手机的覆盖率数据的人都这么说。(”在线活动人士的群体很小,”一位抗议领导者提醒我。) 但是,在电视大楼前面,我还是又一次地想到了”推特革命”的说法:与其说这些人是革命者,还不如说他们是把替我们把抗议翻译给外界的记者。 从1月开始,我也一直在推着关于阿拉伯革命的消息,没日没夜地推。但是这让我成为了一名革命者吗?完全没有。尽管有铺天盖地的关于它的谈论,但是推特并不是政治革命的制造者,而是一个媒体先锋。在很短的时间内,它就成了给国际新闻迷解渴的实时信息流。所以,还是忘掉所有其它夸大其词的论断吧。在一方面有革命性还不够吗? 现在,推特已经成为一个必要的――不,是唯一必要的――跟踪并了解整个阿拉伯地区的动向变化的工具。它聪明,快速――如果有时候它的反应有点太快了的话――还有人情味,而其它信息源只会让你感到冷冰冰的客观。半岛电视台社交媒体部门的主管Riyaad Minty说,”我认为它是一个关于世界上正在发生什么的巨大的言论泡泡。” 如果中东真的有像推特革命这样的东西,那么是这个工具在改变外部世界看待这一地区的方式。华盛顿大学博士后研究生Deen Freelon整理了一个巨大的数据库,它包含了抗议期间发自7个阿拉伯国家(阿尔及利亚,巴林,埃及,利比亚,摩洛哥,突尼斯和也门)的600万条推文。当他用地点来过滤这些数据的时候,他发现,推特完完全是一个外人讨论重大突发事件的平台,像穆巴拉克的辞职,卡扎菲的一次疯狂咆哮,或者一场大规模抗议的开始。他写道,”只有在外界的关注逐渐减弱的时候,当地和该地区的声音才开始达到他们国际伙伴的水平。”换句话说,推特和其他媒体工具一样,信息有起有落,只是更亲密些。 必须承认,我开始是一个推特怀疑者――它看起来似乎只是一个像Foursquare或Flattr等那样的时髦工具,只是另一个无处不在的,名字差不多都是以”r”结尾的社交网站中的一个。它的倡导者往往是这样的一群人:他们周游世界,从各种会议上进行推特直播,夸赞推特的优点。在开设了帐户后的差不多一年时间,我都很少使用它。 但是从它成立的5年来,推特已经吸引了相当多在各种现场的活动人士和偶然的旁观者、在办公室和现场的记者和办公桌后的分析家。今天的推特上,各种新闻,思想,谣言,推测和有趣的八卦,一片喧腾。(推特把自己从一个无用虚荣的工具转变成了一个新闻平台,它比任何人都更早地意识到了这一点。在2009年12月,它把自己的提示语从”你在做什么?”改成了”现在在发生什么?”一个最快了解一个人是不是值得在推特上关注的方法,是看他是不是还在回答前一个问题。) 脸书和YouTube明显也是这一新闻生态系统的必要组成部分,但它们主要是用作来自”公民记者”(一个给拿着带摄像头手机的人的时髦称呼)的重要信息的平台。他们上传的视频和和第一手资料通常都很难被外界的人找到和证实,这毫不奇怪。而推特则是好东西不会沉下去的地方。在马里兰大学研究社交媒体的Zeynep Tufekci说,”你根本不可能通过浏览脸书页面来让自己一直知道外界的动态。”她指出,很多发展成阿拉伯革命的在线组织和动员都在脸书上进行的,通常用的是阿拉伯语,但是推特是活动人士把他们的消息告诉世界的地方,而且经常使用的是英语。Minty补充说,”我认为推特是一个广播平台,仿佛你是一名卫星电视提供商或有线电视供应商。” 但是推特也有利用集体意识的能力,就像32岁的单身母亲Manal al-Sherif因为无视沙特阿拉伯的妇女不准开车的禁令而被捕时那样。关于她被捕的消息首先出现在推特上,随后,全世界的阿拉伯人都加入了讨论。讽刺的是,当你关注一个热门标签(推特上用来表示群体推动话题的标签,如#FreeManal或#jan25)的时候,它却没有太大的帮助:越多的用户涌进一个既有的故事,就会有越多的垃圾信息,或由那些缺少经验的用户发出的重复推文,而这些信息能把好的信息淹没。比如,一些关于本拉登死亡的假照片在被揭穿之后,还在推特上流传了好几天。 我经常被人问起:推特,或者总体上的社交媒体,是一个关于这些革命活动的可靠消息来源吗?这很像在问:电视值得相信吗?报纸说的是真的吗?推特只是一个工具――这要看你怎么使用它。像半岛电视台和BBC这样的电视网已经发展出严格的检查程序,来核实从网络得到的消息。从和目击者通过Skype通话来验证地区口音,到检查新的图片和视频,同验证过的有地理编码的图片和视频进行比较。但是最终,社交网络和传统新闻媒体一样,也要依靠信任――我们更容易相信从我们信任的人那里获得的信息,因为那些人过去提供的信息一直都很可靠。在任何情况下,我们大多数人不想在脸书上花时间寻找信息,评估人们被屠杀,或被警察或政权的打手毒打的视频的真实性。那是”旧媒体”要做的,现在它们不得不做得比以前多得多。 相关阅读: 《纽约客》小改变――为什么革命不会被”推”出来 友情提示:您可以到 这里 看到推友们对该篇译文的评论和转发;欢迎参与!如果您的电脑可以翻墙,请到 这里 的左栏参加我们的一个小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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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亥革命主力军系帮会,专家称贺龙为哥老会成员

三点暗含革命宗, 入我洪门莫通风, 养成锐势复仇日, 誓灭清朝一扫空。 反诗一首吟罢了,射雕英雄,书剑恩仇,深山密林,街巷阡陌之中,又多了几条劫富济贫不怕死的好汉? 一句“反清复明”,振臂一呼,应者云集。清代历史上,多少次农民起义,和天地会(俗称“洪门”)有关? 清乾隆三十三年(1768年),福建杜浔天地会首领卢茂起事反清失败,官府抓捕天地会会员365人,卢茂等43人被押赴市曹斩立决;清道光二十年,湖南水灾,米价骤贵,官商勾结盘剥,民不聊生,湖南新宁天地会首领李沅发率众起义,杀贪官,砸监狱,清兵围攻,李沅发负伤跌落崖涧,被俘解京就义;太平天国时期,广东天地会陈开、李文茂等攻克广西浔州府(今桂平),改浔州为秀州,府城为秀京,国号“大成”;而最著名的,则是天地会分支小刀会在上海的起义…… 至辛亥革命,洪门兄弟和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也曾亲密合作,有钱的捐钱,没钱的冲锋陷阵慨而慷,抛头颅洒热血的,不仅有革命志士,也有这些古道腾驹、危峦快剑的帮会兄弟。 不论是以雇佣军的方式,还是自发自觉投身于革命热潮,在推翻清朝统治、建立民国可歌可泣的历程中,帮会扮演了极其隐秘而又极为重要的角色,甚至可以说,没有帮会,就没有辛亥革命! 但是,这又是一群被遮蔽的人。民国成立后,无论民国政府还是革命党,都迅速与帮会撇清关系,曾经的同志加兄弟,倏忽竟成路人,亦可谓中国革命史上一段由爱生恨的秘辛。 历史悠悠,如白驹过隙,东方大白之时,群雄伫立的身影,依旧苍凉。 惊回首,倒海翻江卷巨澜,血铸辛亥! 帮会射雕英雄传 同盟会总章中写得非常清楚:“凡国人所立各会党,其宗旨与本会相同,愿联为一体者,概认为同盟会会员。”如何否认得了帮会作为辛亥革命主力军的地位? 民国八年(1919年)1月9日,蔡元培和张相文致信孙中山,要求其公开会党秘史。信全文如下: 中山先生大鉴: 顷接方兄寰如来函,欣悉国史征集,荷为先生允为间日演讲,逖听于余,至为佩慰。盖以民国成立以来,群言淆乱,是非不明,不有信史,另以昭示来兹?且饮水思源,尤不容忘其本来,故元培与编撰诸君公开斟酌:拟自南京政府取消之日止,上溯清世秘密诸党会,仿司马公通鉴外纪之例,辑为一书,名曰国史前编,所以示民国开创如斯其难也。唯兹诸党会既属秘密组织,迄今事过情迁,往往不能言其始末,再阅数十年间,窃恐昔年事迹不免日益湮没,滋可惧也。所幸先生以创始元勋,不吝教诲,征文考献,皆将于是赖之矣。手此,即颂 勋安 蔡元培、张相文谨启 对此,日后的逆骨李敖如此点评:“国民党革命成功,本来是靠着黑社会的帮助,所以老同志蔡元培、张相文写信给孙中山,说我们写历史,对黑社会的帮助‘饮水思源,尤不容忘其本来’。” 一个以共和革命元勋自居的领袖,怎么能与帮会扯上关系?孙中山回信矢口否认同盟会与帮会之间有什么瓜葛:“至尊函主《国史前编》上溯清世秘密诸党会,文于此意,犹有异同。以清世秘密诸党会皆缘起于明末遗民,其主旨在覆清扶明。故民族之主义虽甚溥及,而内部组织仍为专制,阶级甚严,于共和原理,民权主义,皆概乎未有所闻。故于共和革命,关系实浅,似宜另编为秘密会党史,而不以杂厕民国史中,庶界划井然不紊;此亦希注意及之也。” 蔡、张二人接信后又强调,秘密帮会“乃与共和有直接关系,然固亦秘密党会也,且亦多吸收各会分子,此中离合之迹,戏未易分明。”蔡元培一介书生,还要“饮水思源”,孙中山是政治家,想法就有所不同了。 不过历史就是历史,终会留下蛛丝马迹,连国民党右派元老邹鲁在《中国国民党史稿》中也不得不承认:“中山先生鼓吹革命之始亦以洪门会馆为对象”。同盟会总章中就写得非常清楚:“凡国人所立各会党,其宗旨与本会相同,愿联为一体者,概认为同盟会会员。”如何否认得了帮会作为辛亥革命生力军的地位? 你要做老大,我也要做老大 1906年,同盟会会员刘道一回到长沙后准备发动萍浏醴起义。这一年,正遇荒岁,萍浏醴各县,米价连创新高,民众苦不堪言。天时俱备,尚欠人和,同盟会会员蔡绍南、魏宗铨广为联络帮会,以为革命主力。不想风声走漏,仓促应战,终于败北。孙中山总结经验,觉得虽败,但革命高潮可能近在眼前,乃慷慨陈词:“义愤的火焰大有烧尽爱新觉罗残骸之势,如不乘此时机气势,我党又何能以陈、吴之救国?”陈、吴者,陈胜、吴广也,可见此时的孙中山先生,脑海中浮现的,不是华盛顿的美国模式,终逃不脱中国农民起义的精神感召。所以孙中山在之后的起义中倚重帮会,也就不足为奇了。 当是时,孙中山令旗高举:“即将传檄十八省会党,联络声气,立即举事。”1906年,三合会领导人许雪秋加入同盟会,担任中华国民军东军都督,负责潮州起义。他一到潮州,就拉来帮会兄弟——潮州三合会首领余丑、余通,在起义中担当骨干。帮会涣散,军法难以约束,早年杀人越货的老账,百姓可没忘记,以为又是飞贼大盗乱我中华,只可旁观,不可近玩,终不能以一点星星之火成燎原之势,这也是武昌起义之前历次起义不能成功的根本原因之一。 钦州防城起义的领导人是流亡越南的前广西三合会起义首领王和顺,原芒街帮会头目梁少廷和梁瑞阳为副手(而这二梁素来不睦,为日后黄兴钦廉上思起义的失败埋下了伏笔)。1907年9月1日,起义军500人在钦州壬光山起兵,5日得清军内应,攻占防城,在城内发布公告《告粤省同胞书》:“本都督少居父母之邦,长怀四海之志……奋入洪门,奉其宗旨,以反清复明为职。”已经清楚表明了他的阶级出身。 帮会的性质,就是你要做老大,我也要做老大。钦州起义失败后,王和顺部退入越南。镇南关起义时,王和顺这支有生力量自然是起义的首选,可是当时他在当地发展的帮会头目黄明堂竟不听他的调度,王和顺只好又退回越南,而黄明堂孤掌难鸣,镇南关起义的结局,自然也就可想而知了。 1908年,黄和顺在越南休养生息后卷土重来,连克河口、新街、万河等地,以中华国民军南军都督名义出榜安民,本来也算形势喜人。不想孙中山派了个同盟会二号人物黄兴空降黄部,任命他为云南国民总司令,想要把军权掌握在革命党的手中。面对钦差大臣,黄明堂可不吃这一套,于是就出现了这样尴尬的一幕:“黄八(明堂)既据有械药,又不听调度,克兄(黄兴)乃如客矣。”没有革命党人的坚强领导,一帮旧式帮会喽罗,能成什么气候?最后,黄和顺部也没成势多久,就被清军击败,退居越南,又被越南法军缴械,押送新加坡遣散了事。 逼上梁山,改朝换代 帮会终究是早期革命中的生力军,至少在传播声势的意义上,有其不可替代的作用。而谈到帮会在辛亥革命中的作用,自然不得不提四川哥老会。 哥老会者,活跃于长江中、上游的秘密宗教帮会组织,虽然没有“反清复明”的夙愿,但也是一支重要的不安分力量。1906年初,同盟会四川支部主盟人黄树中请四川哥老会首领佘英于日本加入同盟会,孙中山委任其为四川大都督。佘英回到四川后,积极举事,此时的哥老会和同盟会,不分彼此,同盟会会员熊克武,就加入了哥老会,同盟会方面还制定了《革命党入会意见书》:“兹闻贵会提倡大义,正与鄙人宗旨相合,是以仰求阁下介绍入会,如承允许,贵会所有条规情愿遵守,倘有虚伪,任从处罚。”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其实也为日后其他政党加入国民党提供了一个先例。 1911年8月,四川同盟会与哥老会商议,将保路运动引向革命,当时川东、川南、川西地区的负责人都是哥老会首领。9月7日,哥老会首领秦载庚、侯宝斋率领的部队在郊外与清军激战,而另一路由哥老会张捷先率领的部队则在围攻成都,哥老会罗子舟部攻打雅州府城,再加上各地新军、共进会、孝义会的起义军四处开花,四川风雨飘摇,11月27日,四川总督赵尔丰宣布自治,几天后,赵尔丰被斩首示众,四川光复。 当时革命党并未统一,除同盟会外,1907年在东京成立的共进会,其实就是一个帮会组织。发起人的身份,大多为长江流域帮会成员,兼具同盟会身份,既然与帮会渊源颇深,自然会想到利用帮会进行革命活动。共进会入会的方式也很帮会化:开堂、烧香、结盟、入伙,不像革命,倒像是上梁山,其流程,和哥老会入会时几乎一模一样。湖南革命党首领正是共进会的焦达峰,他很重视帮会的力量,1909年他在浏阳普迹市大开山堂,10月进攻厅城的战斗吸收了哥弟会的势力。 陕西则是又一个会党帮会势力盘根错节的省份。当时陕西军队中很多人都参加了哥老会。1910年7月9日,陕西同盟会的井勿幕、张钫等人与哥老会首领张云山、刘世杰、万柄南等在西安大雁塔秘密碰头,歃血为盟。1911年10月22日陕西新军起义,其成员几乎都来自哥老会。西安光复后,各地的哥老会风起云涌,临潼、富平、榆林、潼关等地,哥老会连战连捷,哥老会兄弟用他们的鲜血,染红了民国的开国国旗。 但帮会终究是帮会。佘英的哥老会还没起义,坊间已经在风传:“佘大哥要当皇帝了。”毫无革命的规划,还是改朝换代的老观念。1909年3月的起义之前,佘英手下的一些帮会人员逼他发放每天要发的400文饷银,又泄露了起义大事。佘英所部在小规模的起义后,迅速失败,在叙府豆沙关被俘遇害。 上海青帮:改变民国历史 这些会党,多少是真心革命?多少又是冲着钱而来的雇佣军? 当时,在不能发动群众,又策反不了多少新军的背景下,帮会的亡命之徒几乎是革命党手中唯一的王牌。 在浙江,因鲁迅而为我们熟悉的王金发起义之初,依仗的其实也是浙江帮会。在上海,青帮大字辈李征武和同盟会关系密切,日后臭名昭著的军阀张宗昌就拜在他的门下。哥老会天目山聚义堂当家三爷、青帮通字辈刘福彪在辛亥上海起义中身先士卒,立下汗马功劳,刘本人也被炸弹炸去左脚踝骨。1911年11月3日,刘福彪率领300位敢死队队员猛攻江南制造局,并在次日光复军的支援下一举拿下制造局。3天后,在推举沪军都督的会议上,原本定陈其美为军议长,不想刘福彪突然拔出手枪,猛地拍在桌子上:“陈其美昨天吃了苦头,现在给他做一个军议长,太不公平,不足以响应起义。”结果硬生生将陈其美推上沪军都督的宝座,亦可见两人关系之铁。 而影响了日后中国历史进程的还不是李征武、刘福彪,另一位青帮大字辈——应桂馨——即将登上历史舞台。上海起义前,陈其美帮助应桂馨摆平了宁波强占民房事件,应桂馨则投桃报李开始帮陈其美搜集情报。 民国成立后,陈其美全力支持应桂馨筹建青帮、洪帮及哥老会公口联合组织——中华国民共进会,应桂馨任会长。没想到应桂馨竟吃里扒外,1912年密会袁世凯和国务总理赵秉钧后,应桂馨就成为埋在国民党内部的一颗定时炸弹。 1913年3月20日晚,上海沪宁火车站的几声枪响,将彻底改变民国宪政史的历程。受到赵秉钧密令,应桂馨指使刺客武士英将宋教仁暗杀于上海火车站。应桂馨自认有功,结果被灭口,死于北上京津铁路的头等客车中,兔死狗烹,应桂馨也没有好下场。 至于陈其美本人,盛传其也加入了青帮,但是他的侄子陈立夫在《风云扫荡中国》一书中却否认了这一臆测,不可否认的则是当时青帮分子在革命党中占有举足轻重的位置。 民国成立后,帮会成员自由散漫、山头林立的局面亟待整治。不论是袁世凯一方,还是革命党一方,都觉得此风不可长,遂采取取缔、打压政策,引起帮会成员的反感应该也是预料之中的事。应桂馨在接受庭审时也抱怨说:“因同盟会自合并国民党后,即将从前分子之青红帮等置之脑后。”也反映了当时帮会成员的一般心理。 宋教仁、陈其美及其副手韩恢先后遇刺,革命党改造青帮的计划只能搁浅。直到1919年,蒋介石在上海股票交易所里当掮客时,通过虞洽卿结识了黄金荣,成为其门生,国民党与青帮的联系才变得更为密切。黄金荣的弟子黄振世回忆说,当时蒋介石想要筹一笔路费,好去广州追随孙中山,只是囊中羞涩,只好求助黄金荣了,虽然那时候黄金荣还没有加入青帮。这一说法在上海公共租界警务处1929年9月23日的文件中有明文记载,当属事实无疑。蒋本人是否是青帮成员有争议,但是一本青帮手册中,记载有青帮兴武六悟字辈成员、奉化人蒋德政的名字,这被认为是蒋介石在青帮中的名字。 蒋介石的时代,上海青帮三巨头黄金荣、杜月笙、张啸林权倾一时。1951年,《黄金荣自白书》在《文汇报》刊出后,“黄金荣可杀不可留”的呼声响彻上海滩,这个80多岁风烛残年的老流氓此时只好“顺应潮流”,扫起了大街,而青帮的气焰与势力,也随着这位大佬的扫帚一起付之东流了。 没有帮会就没有辛亥革命 任何帮会都是一把双刃剑,这是革命党在革命时期要利用之,在和平时期又意欲灭除之的初衷所在。但既然是黑社会的会党,你在明,我在暗,想要他们一夜之间弃暗投明谈何容易。 在上海师范大学历史系见到邵雍教授时,他正在为博士开题提供意见。高高瘦瘦、斯斯文文的邵雍教授是中国研究秘密社会的权威之一,那些遮蔽已久、被刻意隐瞒的历史事实,逃不过邵雍先生的眼睛。他的《中国帮会史》下编、《中国会道门》、《中国秘密社会第六卷·民国帮会卷》、《民国绿林史》等重要著作让那些绿林好汉亡命之徒重见天日,黑暗社会中的英雄与流氓,不再屈服于帝王将相之下,走入我们的视野。 上海,也曾经是流氓大亨呼风唤雨之所。清末的上海,帮会林立,在黄金荣、杜月笙成为带头大哥之前,青帮、洪门不好惹,连奉贤肖塘一带都有南桥帮:“有的是全国性系统,比如青帮、洪帮、哥老会。南桥帮属于地方性帮会,就和上海当时的小刀会是同一种性质的帮会。南桥帮也很可能是江南青帮活动的分支,对于清朝统治是一种巨大冲击。所以说这是一把双刃剑,既伤害了民众,也破坏了清政府的统治。” 任何帮会都是一把双刃剑,这是革命党在革命时期要利用之,在和平时期又意欲灭除之的初衷所在。但既然是黑社会的会党,你在明,我在暗,想要他们一夜之间弃暗投明谈何容易。 众所周知,中国帮会,肇始者,天地会也。金庸先生的一本《书剑恩仇录》,将天地会与清廷作斗争的故事铺陈得荡气回肠,令人心向往之。虽小说家流,但也不可一笑置之,邵雍先生说:“金庸写的天地会,有一定历史根据,就是天地会的传说故事——火烧少林寺,编造了一个不是我负朝廷而是朝廷先负我、造反有理的故事。有几个和尚在北京揭了皇榜帮助朝廷击退一个西虏的入侵,但是出家人并没要皇上想给予的赏赐。奸臣时不时在皇帝耳边讲这帮家伙是有野心的,他们什么都不要那就只是想要你的皇位了,最后皇帝听信谗言派人一把火烧掉了这座寺庙。有5个人逃出来了,在广东惠州于万云楼碰头,歃血为盟,反清复明,是天地会的雏形。” 可以说,没有帮会就没有辛亥革命。帮会,作为一支神秘的革命力量,在辛亥革命中立下汗马功劳,但是因为其多少具有黑社会性质的背景,不论是孙中山时期的国民党还是解放后的正史,都对这段历史及其相关人物讳莫如深。好在历史就是历史,发生过的终究无法抹去。 从反清复明到反满兴汉 《新民周刊》:以“反清复明”为宗旨的帮会,为什么清朝没有能力斩草除根将其彻底清除干净,反而使其成燎原之势? 邵雍:清朝政府其实一直想把帮会镇压下去的,但是帮会是当时社会政治经济问题的反映,而且在清朝末年有了新的现象,资产阶级革命党人如孙中山、陶成章等都在想方设法利用帮会,与一些帮会首领建立联系。帮会获得前所未有的生机,有一部分帮会革命化,并且同情革命,有了新的苗头。帮会和革命党最大的共同点就是反满的民族革命,因为反清复明就是共和革命的第一步,推翻满族皇帝。反清复明口号随时间推移内涵有变化,清初的时候这个口号激动人心,但是时间长了之后复明是绝对不可能的了。所有明朝皇室后裔都被赶尽杀绝了,名号保存其实是汉民族的标志,就是等于反满兴汉。 《新民周刊》:自立军起义、惠州起义、萍浏醴起义等早期革命党武装斗争,其实质是否都可以视作是“反清复明”的帮会起义? 邵雍:历史是多重因素合理的结果,这些起义大体上来讲是受到资产阶级革命派、维新派的影响。本体还是旧时的帮会,基本群众还是原来的成员,虽然领导者有新思想的灌输,并且新思想是主流,但是思想还是不能统一,惠州起义中既有孙的旗号也有秦(大秦国)的旗号,类似这种情况在自立军中也有。 《新民周刊》:致公堂是怎么帮助革命党海外筹款的? 邵雍:美国致公堂,是华侨努力下维护自己利益的组织。同革命党建立关系是孙中山的开发,他是靠基督教会得到支持,经过人介绍在檀香山进入致公堂,后来就去美国发展了。他设计的制度是双赢策略,重新登记致公堂,亲自修订致公堂章程,提出的纲领和后来的同盟会十六字纲领是没有什么两样的,另外带着致公堂的领导去各地登记,召集演说,表达自己的革命道理,收取经费,这样提高了凝聚力也提高了经济实力。到了后面要武装起义暴动的时候,在大陆筹钱是不可能的,只有在海外,大多数都是靠致公堂筹集的,真正有钱的人对这种革命也不是很感兴趣,感动的是中下层人民,很多矿工把自己的工钱捐出来也不求回报,所以孙中山说华侨是革命之母。洪门筹饷局在加拿大就已经有了,中下层民众商量把致公堂的会所公产抵押出去,支持孙中山革命,美国致公堂和加拿大致公堂贡献率在70%左右。 《新民周刊》:日本黑龙会曾经帮助过孙中山吗? 邵雍:跟孙中山在某种程度上是有联系的。这与从1895年清政府甲午战争失败之后,日本政府对华政策改变是有关系的。割台湾和巨大赔款引起民众的反抗仇恨情绪,为了防止中国的崛起,控制清朝政府,日本政府实行两手政策,就故意联络孙文,利用孙文和清政府作对。民间还是有同情中国革命的人,比如宫崎寅藏,宁愿自己饿肚子,也要资助革命。但是日本政府财团军阀对中国革命的支持都有不可告人的目的。 帮会与革命党:利用与镇压 《新民周刊》:帮会和革命党之间是否也有矛盾和意见分歧? 邵雍:分几种类型。革命党本事比较大的,比如孙中山在檀香山参加致公堂的时候,由于当时有些威望,致公堂让他担任红棍,所谓红棍就是三合会的第一把手——三个主要职位是红棍、白扇(军师、参谋长)、草鞋(联络官)——是对孙中山的承认。还有一种是互相参加,比如说陕西的哥老会成员参加到同盟会,同盟会的人参加到哥老会,实质上就是两套系统同一帮人,这种系统在美国也搞过,同盟会的人参加致公堂,这种情况当时是很不容易的。因为致公堂属于下层社会,同盟会都是青年学生,以前都是互相看不起的,然后大家为了共同的革命目标抛弃以前的成见,这是比较好的情况。比如在上海,在市区可以做到这一点,在郊区就不可能深入大规模发动群众,所以整个辛亥革命在农村中波澜不惊,毛泽东说辛亥革命没有成功是因为没有一个农村大变动。 《新民周刊》:革命党是如何处理与帮会之间的关系的?冯玉祥也是哥老会成员,贺龙的姐夫谷绩廷就是湘西哥老会的首领,在国共的高级将领中,与哥老会关系密切的也非常多吗? 邵雍:从当时的整体态势来看,革命党当时力量特别弱小,很多人胆小都是不敢参加的,只有以反清复明为宗旨的人不以为怪,所以说是相濡以沫,大家都有共同目标,这是第一阶段。第二阶段是实际合作阶段,孙中山在西南地区发动的几次大规模的起义,采取雇佣军的方式打仗,出现了很多问题,往往都是思想教育不够,还有个别人不听指挥,换了黄兴亲自指挥也不听。还会带来负面作用,本来革命军堂堂正正的,但是和会党合作,以前骚扰老百姓印象不好的人现在也变成革命军了,胡汉民是深有体会,以前群众基础很好的地区,现在门都不让进了,就是说他们和会匪合作。还有一个全国性通病,组织纪律性、保密性极差,往往一些很好的行动就被几个不负责任的人在喝醉酒的情况下说漏嘴了,没有造反就被政府的眼线发现,被破坏了。大致在1908年之后,工作重心就转移了,认为会党发动容易,但是要控制很难,所以重点放在搞新军的工作上了。后来广州起义武昌起义就是由新军为主力了。流氓无产者是很难处理的,引导得好就可以走上革命道路,引导得不好就只能成为革命的敌人。 贺龙也是哥老会的,没有哥老会,贺龙不可能在白色恐怖之下乘轮船回到家乡。回到家乡之后靠他姐姐贺英的家族武装,还是哥老会的武装系统。国共高级将领与帮会的关系是比较密切的,比如说辛亥革命时期的湖南都督焦达峰就是共进会的领导,他代表穷苦人的利益,所以当权不久就被立宪派暗杀掉。还有陕西省,除了第一把手是同盟会之外,其他全部都是哥老会的成员,使陕西同盟会的一帮人在抱怨,起先是他们在干革命到后面就成哥老会的革命了,有点失控了。 新民周刊:辛亥革命之后,为什么许多军政府对帮会采取了镇压政策?帮会又是如何应对的? 邵雍:比如说孙中山颁布了一些法令进入哥老会,历史又进入另一种循环。产生分化组合,还没有到袁世凯镇压的时候,陕西军政府就已经下手了,把原来的同道者镇压下去,想建立革命新秩序。二次革命的时候,发现势单力薄,在袁世凯武装进攻面前,一触即溃,形成错综复杂局面。当然袁世凯自己也镇压的,各个层面的统治者,都希望自己的统治管辖区能达到稳定。所以帮会的日子都是不好过的。 新民周刊:陈炯明后来成为中国致公党第一任总理,他之前和致公堂及洪门的关系是怎么样的,为什么当时以海外洪门为主的致公堂会推举陈炯明为总理? 邵雍:早期跟致公堂没有关系,1912年,美国、加拿大致公堂回来了,他们要求在国内发展,要合法化。但是孙中山不同意,根据资产阶级民主法制的理念,这种秘密帮会显然是不符合章程的,又不好直接回答,就让他们去找陈炯明、胡汉民,互相踢皮球。孙中山答应致公堂革命以后会回报他们,但是没有下文。致公堂有怨恨之心,等到孙中山和陈炯明闹翻之后,自然拥护陈炯明,这是符合历史逻辑的。 关键词:暗杀 新民周刊:在袁世凯当上总统以后,帮会是不是也发生了一些分化,比如应桂馨这样投靠了袁世凯是不是也占据了相当的比例? 邵雍:袁世凯就是利用自己的军事政治实力,最终掌握民国的霸权。从统治者的角度来讲需要稳定,秘密社会要禁止,在普遍镇压的同时个别收买。最成功的一招就是收买青帮的应桂馨,应桂馨以前是同盟会的人,陈其美以前帮应桂馨解决了一些个人问题,应桂馨就报答陈其美,主要表现在谍报方面,在酒楼、饭店、妓院、赌场等都有很多眼线,情报很快。孙中山去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的时候,武装护卫就是应桂馨负责的。民国临时政府也要纠正不符合资产阶级民主法制的东西,也希望把原来的帮会改造成一个现代化的社团,应桂馨这些人就会有想法了,革命成功之后你们抛头露面我们却什么好处没有捞到,产生离心力,这一点被袁世凯利用。通过一个特务头子洪素祖进行个别策反,带他去见江苏省的军政府都督,委任为稽查长,每月给1000块大洋帮政府做事,这还不够还去面见袁大总统,为了利用他,爽气地给了一个头衔——全国驻沪的一个稽查长,费用升至为3000元,这样一来,应桂馨就成为潜伏在革命党内部的最危险的敌人,就是通过密电向国务院总理报告,所以宋教仁最后还是死在应桂馨所收买的枪手的枪下。 新民周刊:蒋介石刺杀陶成章与陈其美,与帮会是怎么样的关系? 邵雍:有很大关系,这个成为一些电影的重要情节,衍生出一个问题就是革命党和帮会合作当中谁影响谁。应该说是交叉影响,革命党让帮会革命化,帮会在某种程度上让革命党帮会化。最明显就是反映在陈其美身上,他在攻打上海制造局那一天,想说服制造局负责人和平解决,但是却被扣押,是其他武装力量比如说光复军把他救出来的。后来出现了一个戏剧性的场面,几天之后进行选举上海军政府都督,主持会议的李平书说,论功劳应该给李燮和,陈其美的手下青红帮的头头就不舒服了,拿出手枪为陈其美抱不平,在这种极不正常的情况下很不情愿地选了陈其美做了上海军政府都督。这样上台也是很不光彩的,用这种流氓行径来掌权,这是对于革命队伍的轻视。对于处理革命党内部关系方面,帮会也起了很坏的作用。可以讲孙中山是革命党,陶成章也是革命党,由于陶成章对孙中山的经费问题产生分歧才重新回到光复会。后来第一任浙江都督汤寿潜被调到南京去,这个位子就让出来了,章太炎讲了论威望资历应该是陶成章。但是陈其美也想要这个位子,采取流氓手段,通过蒋介石收买光复会叛徒王竹卿在医院暗害掉陶成章。这个事情是早于袁世凯的刺宋案,陈其美可能是跟青红帮打交道惯了,身上都是流氓做法。周恩来说陈其美等等是造成上海大买办资产阶级流氓政治的源头,这个话是非常正确的,这是对辛亥革命的副作用。 流氓政治走向灭亡 《新民周刊》:我看过中统大特务郑蕴侠的纪录片,说到他也是袍哥,在辛亥革命之后,国民党中的帮会势力是否仍然很强? 邵雍:中统军统中帮会势力很大,典型的例子就是戴笠和杜月笙之间的关系。国民政府是不能在公共租界随意活动的,通过杜月笙在法租界镇压共产党至少是如鱼得水的。中统也是一样的,拜青帮洪帮为老头子,青洪帮有庞大的组织系统,通过基层成员搜集情报,效率高成本低。 新民周刊:这种帮会的流氓政治对民国的混乱状态以及国民党最后的败北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邵雍:冯玉祥的回忆录里面记载,决定支持蒋介石时,蒋介石想到的第一件事就是拜把子换八字庚帖。蒋介石这套东西也是从孙中山中华革命党那儿学过来的,入党进来要按指模,黄兴觉得这是非常荒谬的,但是有一帮人是绝对支持的,比如说陈其美、蒋介石等。这些不是由革命政党影响帮会,而是帮会负面影响革命政党。陈其美被暗杀跟帮会没有关系,是北洋军阀干的。 《新民周刊》:1949年后,帮会是怎么走向灭亡的? 邵雍:帮会基本上属于游民,1949年后从根本上下手,就是解决工作问题。当时采取低工资广就业,最主要的是保证人人有工作。另外一方面就是在土地改革的同时,在工矿企业开展民主改革,对一些欺压工人群众的把头进行斗争法办,这些人大多数都是有帮会背景的。当时共产党并没有大肆宣传帮会这样的名称,而是命名为恶霸、历史反革命、特务等等。通过这些非常迅速地解决了城市的问题,后来通过建立全方位的户口制度就全面解决了这个问题。共产党在解决帮会问题上还是很拿手的,民间社会压缩到最低点。 致公党是一个特例,也是致公党的一个新生,在抗日的时候香港总部就已经停止了活动,但是保存了一些档案和海外的关系,后来参加了民主运动,为蒋介石所不容。在抗日战争胜利之后,周恩来发现致公党领导人可以变成自己人,就说服主要领导人,重新启用香港总部的组织关系。最重要的标志是响应1948年共产党提出的五一口号,核心内容是要召开没有国民党反动派参加的新的协商会议,致公党是最早响应的民主党派。与此同时还是有很多分支,比如说从美国回来的就组织了一个叫民治致公党,现在美国加拿大也还堂而皇之地挂着致公党的牌子,已经在国外合法化了,这些是海外的一支,估计广东福建人比较多。国民党败退,帮会中的人在台湾也起了重要作用,比如说武圣山。台湾黑社会现在带有本土性草根性特点,杜月笙的洪帮青帮在台湾已经是强弩之末了,蒋经国组织政党合法化的时候也有几个洪门政党。   让我们一起来胡扯吧: 辛亥逸事:让子弹飞 干部在延安修干群课内容:听革命故事唱民歌 国际友人,为了中国,不惜参演中国的革命电影,这是怎样的精神!! 学者称:中美物价差有点过分了! 人民搜索启用新域名jike.com,邓亚萍称,jike可理解为“即刻、极客、饥渴”——太饥渴了。。 无觅 © 胡扯吧 | 订阅 | 查看原文 | 新鲜资讯传播媒体与分享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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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力健 | 贵族是英国革命兵不血刃的保障

说到西方近代革命,我们一般都把 1688 年的英国光荣革命当成一场不彻底的革命,因为它保留了帝制,而法国大革命则被视为一场彻底的革命,因为它推翻了帝制,建立了共和。然而,事实上英国革命使议会对国王的斗争最终以胜利而告结束,它以不流血的方式完成了政权的更替,使得“议会至上”原则和他们前辈不懈争取的其他宪政原则终于得以确立,开创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成为人类宪政史上重要的里程碑。值得一提的是贵族阶层在这个不流血的“光荣革命”中的作用。可以说,真是英国贵族的存在和作用,保证了其法治文明和光荣革命的顺利完成。 英国贵族有这样大的作用是因为在历史上,他们就是一个受保护的阶层。早在八世纪,英王在登基之前就要举行加冕宣誓:“保证教会、国家和人民的安全”,“保证维护法律”,“在司法审判中惩恶扬善,伸张正义”。如果国王违背誓言则被视为“违法行为”,有可能被废黜,甚至招致杀身之祸。自十二世纪起,他们就提出:“在法律面前,各种身份、各种阶级一律平等。”法律至上的观点在十二至十三世纪时已经成为多数英国人的共同信念,“国王不应服从任何人,但应服从上帝和法律,因为法律创造了国王,国王必须遵守法律”。 1215 年,在贵族们发出对国王宣战的压力下,约翰王被迫签署被称为世界上第一部宪法性质的文件——《大宪章》。《大宪章》明确了法律至上、王权有限的原则,界定了王权,对封臣的权利作了全面的承认,明确了人民的财产权及继承权、自由人的自由及自由习惯。如,把自由权“授予吾王国一切自由人(至少授予贵族)”;未经议会同意不得征税,“凡自由人未经其同级贵族依法裁判或经国法判决,不得被处以扣留、监禁、没收其财产、褫夺其法律保护权,或被处以放逐、伤害、搜查或逮捕”。约翰保证,“我们不愿向任何人出卖权利或正义,不愿对任何人拒绝权利或正义,更不愿迟延权利或正义的实现”。《大宪章》还规定,设立一个监督机构,通过贵族推举由二十五人组成一个特别委员会,以监督《大宪章》的执行,并把武力作为最后的保留手段。《大宪章》在爱德华一世( 1239 — 1307 )时被最终确定;爱德华一世时,还制定条例,规定贡税或补助金,未经本王国大主教、主教、伯爵、男爵、骑士、市民及平民中其他自由人同意,国王或其嗣君不得征收之。《大宪章》以书面形式对王权作了限制,对贵族的形成和发展做出了法律上的保障。 正是在这法律的保障下,贵族势力大增,在贵族的压力下 ,1258 年亨利三世签署了“贵族请愿书”——《牛津条例》,该条例规定,议会每年举行三次会议,由此,一个定期开会议政的机构——议会——开始形成。在 1275 年至 1290 年间,议会制定了三个《威斯敏斯特条例》,规定了保护国民不受政府官员之侵害,教会的财产、地产完全保有的自由以及财产的继承和转让的权利。十四世纪,议会权力得到明显增强。英国已有较完善的封建制度,诺曼征服之后,威廉一世发展了这一制度。在封建制度下,国王向封臣授以土地,封臣将领得的土地再分封给自己的附庸。概括地讲,贵族制度源于封建制度,而贵族制度又造就了等级制度。这一制度表现了以下特征:首先,国王与封臣保持着一种习惯性的政治契约关系,或者说,贵族与国王形成了一种权利—义务关系。国王作为最高领主必须承担率军作战、维护正常秩序、保护贵族们的人身及土地财产安全的义务,而贵族则必须承担效忠国王、提供军役、缴纳各种封建捐税、应召出席国王法庭等义务。因此,国王与贵族之间不是绝对的支配和服从关系,而是建立在相互依存、彼此利用基础上的契约关系。其次,领主是其所管辖区域的最高统治者,享有免受皇室官员管辖的特权,所辖地区的法院享有民事和刑事管辖权,各个封建领主行使行政权和司法权,保护农人。并且,每一个领主都有义务组建一支由自己领导的部队。随着时间的推移,领主所管辖的区域逐渐成为一个权力中心,就是说,贵族逐渐作为一个有力量的实体而存在,从而发展出地方自治。再次,领主拥有维护自己权利的机构。在诺曼登陆之前,领主与廷臣官员一道组成贤人会议 , 享有咨议、立法、司法和行政管理权 , 甚至可以议立或废除国君。诺曼征服以后 , 贤人会议逐渐发展成议会组织。所以,长期以来,贵族始终不是通过个人力量,而是通过一个组织即形成为一个阶级来实现自身的权利主张,他们“以集体管理国政为目的而不是以扩张自己采邑上的权力为目的”。最后是等级和世袭制度。英国早期贵族的称号和领地需经国王亲自赐予,但随着封建制度的延续,王权的衰弱及大贵族权势的膨胀,贵族领地和称号逐渐演变为世袭。与此同时,一些战功卓著、在社会和经济事务中做出杰出贡献的人士也及时获封,进入贵族行列,使得英国贵族制度保持了生机和活力。 正是因为等级制度的存在,所以英国人认为等级是客观存在的,并且为维持秩序所必需。由于人的状况不同,“使得人类有如不同的动物品种一样的繁多”。一味追求平等会使人躁动不安,社会就会不稳定,因此,不得不把公民安置到不同的阶级里去,放置到国家中不同的位置上,使他们各得其所;并提供给“他们不同的适当的特权,以确保他们特殊的境况所需要的东西,从而能在由所有复杂的社会中所必定存在而且必定相互争斗的利益分歧所引起的冲突之中保护他们”;另一方面,每个社会阶层有不同的价值取向、话语和行为方式,如果硬要将这些客观存在的差异搅和在一起,社会将由群氓所统治,接受其价值观,那么,一个文明社会就永远建立不起来。我们看到,英国贵族制度的这些特征使得其能够得到一般民众的尊重、认同,英国贵族不只是一个社会等级,更表现为一个阶级,一个领导阶级,人民的代表,可以以人民的名义同国王抗衡。英国的政治文明史,是国王与贵族或议会的斗争史,光荣革命可以称之为一场贵族革命。历史上历次关键性时刻,贵族领导的起义都得到了人民的拥护和参与,它不仅顶住了王权的侵犯,而且实现了自己的权利主张,扩张了自己的权力。如托克维尔所分析的,贵族社会倾向于地方治政,而民主社会倾向于中央集权政府。贵族制度逐渐发展出宪政制度的一项重要原则——分权和制约。傅勒引用基佐的话,“英国有两种社会力量、两种公共权力,一是贵族,一是国王,两者彼此需要,而且往往被迫共同行动”。在法定组成的贵族阶级的英国男爵和法定组成的君主政体的国王之间,相互斗争产生了一系列宪章之后又产生制度,即一个“自由的国家政府”。伯克对英国贵族这样描述到:“贵族是社会秩序中一件优美的装饰品,是一个优雅社会的科林多式建筑的雕花柱顶。被英国世代所产生的法律、舆论和长期形成的习惯所赋予的荣耀乃至特权,绝没有可以激起任何人的恐惧和愤怒的东西。” 中国改革开放到今天,已经形成了颇具势力的五百家族,这五百家族在中国社会中的政治经济地位堪比当年的英国贵族。然而,他们能不能象英国贵族那样担负其社会转型和国家进步的中流砥柱作用,则还有待观察——毕竟,“最少三代,才能形成真正贵族”。 This entry passed through the Full-Text RSS service — if this is your content and you're reading it on someone else's site, please read the FAQ at fivefilters.org/content-only/faq.php#publishers . Five Filters featured article: Ten Years Of Media Lens – Our Problem With Mainstream Dissident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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