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寒

　　潘采夫 　　 　　 刚刚过去的2月24日，是胡适先生逝世50周年的纪念日。看到邵建老师写了一篇纪念文章，用“风雨苍黄”四个字概括了胡适之后的五十年。 　　 我最早知道胡适，应该是在中学历史课本上，说陈独秀和胡适都是新文化运动的发起者，记得当时还考过一道题：陈独秀写过一篇《文学革命论》，胡适写过《文学改良刍议》，看他俩谁更牛。标准答案是老陈更牛，因为他是“革命”，更坚决更彻底，而胡适是“改良”，太温和，太妥协，缺少革命精神。类似的“思考题”还有一道，通过蒋介石和毛泽东各自发表的抗日宣言，比比他俩谁更抗日更坚决，标准答案是毛更牛。 　　 高中开始看李敖的书，李敖自认是胡适之的小朋友，但对胡适讥诮多于尊敬，倒也贯彻了他《老年人与棒子》一文的精神。通过零散片段知道了一点胡适，但是有限，只知道他整日笑嘻嘻的，怕老婆，常陪老婆打麻将等花边。中学语文里鲁迅骂梁实秋和新月派的时候，胡适也被语文拉出来展览过，好像说《新月》是小资产阶级杂志，一帮文人小骂大帮忙，没鲁迅柔石胡也频他们厉害，敢拿命跟国民党死磕云云。 　　 上大学以后，一位讲《中国革命史》的历史老师给我正式“开了蒙”，这位胖胖的、气喘吁吁的老师，用半个学期讲了一下胡适，说胡适其实是个大牛人物，无论写诗还是搞学术，随便一弄就是“开风气之先”，但是他没长性，兴趣太容易转移，老是弄半拉子工程，《中国哲学史大纲》的下半截到死也没写出来。那位历史老师犯过“政治错误”，很多年学校不给他分房子，我好像去过他家一次，一家三口一个单间，一个大床，门外做饭。但我到底但没有去过？记忆有点模糊了。 　　 那时候太晚熟，老师讲的好多东西，都没记到心里去，但我开始真正想一些事情，正是从那时候开始的。所以到现在都很感激他。 　　 工作以后，正好碰到民国热开始起步，从张爱玲钱钟书周作人他们开始，到沈从文梁实秋徐志摩，直到胡适微笑着走出来，民国热的主题演出才“哗”地正式拉开帷幕。随即，要“革命还是改良”、“救亡还是启蒙”、“要鲁迅还是要胡适”、“鲁迅属于20世纪胡适属于21世纪”、“五四和新文化运动谁重要”等篇目依次出场，各种论战，煞是精彩。现在回过头看，那几年是知识界十年来最好的时光，当今思想文化界有分量的人物，就是在那几年走上舞台的。 　　 那也是对我至关重要的几年。我在青少年时期喝下了太多“狼奶”，大学时开始“断奶”，但苦于找不到解药，毕业的几年才正式开始“吐奶”，至今仍觉得余毒未净。但已经不错了，如果没有那几年的启蒙，我现在得是多么可怜的一个人呢。每想到这儿，心里就几分庆幸，几分痛恨，又有几分感激。 　　 我喜欢鲁迅，也喜欢胡适，但与不少人的感觉相反，我在感情上与鲁迅亲近，对胡适更多的是敬重。鲁迅的严厉和苛刻，绝望和不宽恕，对我来说都可以理解，对其文章幽默之处也颇能领会，而对胡适，更多的是一种温情的敬意，有一种发自内心的珍惜，因为如他这样理性又乐观的人在中国，实在是太过稀少。 　　 朱学勤写过一篇《愧对顾准》，在鲁迅和胡适之间，我自觉比较愧对胡适。鲁迅本来就有大绝望，他属于黑夜，而胡适相信未来，深信如果多研究些问题，这个世界会一点点变好，如果为个人多争一些自由，就会为国家争到自由，但自他加入新文化运动到现在，正好将近百年，一百年的时间，我们给了一个无可救药的乐观主义者带去了最坏的消息。 　　 所以对于胡适先生，我有一半感谢，另有一半惭愧。 　　 韩寒和方舟子的论战，已经超越了论战，成为知识界的大检阅，结果令人悲观。在硝烟弥漫处深思，越发怀念胡适，他对待批评的理性态度，他的“有几分证据说几分话”，他对“容忍”的以身作则，都成了这个时代的空谷绝音。 　　 有这样一句话，不知是不是胡适先生说的，问了几位朋友，也不能最后肯定。不舍得放弃，现摘录一下，因为可以用来评价很多事情，比如学雷锋。他说：“一个肮脏的国家，如果人人讲规则而不是谈道德，最终会变成一个有人味儿的正常国家，道德自然会逐渐回归；一个干净的国家，如果人人都不讲规则却大谈道德，谈高尚，天天没事儿就谈道德规范，人人大公无私，最终这个国家会堕落成为一个伪君子遍布的肮脏国家。 ” 　　 　　 建议家长给小孩子们选书的时候，给他们读一些胡适的作品，通俗易懂，说理透彻，有如清水，很有益于小孩子的身心。 　　 　　 潘采夫 　　 　　

方绍伟：徐开彬对刘瑜的“方舟子行为” 作者：方绍伟 来源：作者赐稿 来源日期：2012-3-5 本站发布时间：2012-3-5 9:33:39 阅读量：457次                    相关链接： 旁观者：对徐开彬跨专业批评的批评 　　不久前我在“选举网”发表了“ 刘瑜的要民主和韩寒的不革命 ”一文，目的是批评刘瑜对中国政治现实的认识，不料，该文最近被“观察者网”转载时改题为“刘瑜的学术还不如韩寒”，成为“配合”旅美学者徐开彬先生质疑刘瑜学术水平的“佐证”。为此，我有必要指出：“刘瑜的学术还不如韩寒”不符合我的原意，这个判断也根本不能成立；而且，徐开彬对刘瑜“清华副教授”资格的质疑也不能成立，他所依据的“专业期刊论文数量”的标准完全是一种食洋不化的表现。 　　关于刘瑜的学术水平问题，我在“刘瑜的要民主和韩寒的不革命”一文里确实说过：“中国学术界的水平之低，甚至都已经到了对现实的理解力完全不如一个韩寒的地步，这完全是因为中国学术界仅仅满足和沉溺于要民主、要革命的规范冲动的结果”。这句话显然是针对刘瑜以及整个中国学术界对中国政治现实的一般理解力而言的，较低的现实理解力确实会拖累整个学术水平，但现实理解力并不是学术水平的全部。知识积累、考据功夫、分析方法等等也是学术水平的重要部分，故“现实理解力”有问题不等于说“刘瑜的学术还不如韩寒”，这是一个简单的“专业知识及积累能力”问题，何况韩寒哪有什么学术可言？这里我自然也没有责怪谁的意思，“观察者网”只是为了集中各种讨论的方便而已，不过细微之处还是辨析清楚为好。 　　关于刘瑜的学术资格问题，徐开彬在“观察者网”上先后发表了“刘瑜的学术水平”和“致刘瑜博士”两文，公开批评刘瑜“以次充好”（把“时政专栏集”归到“学术成果”）、“滥竽充数”（把一般论文混同于有“同行评审”的核心期刊论文），认为“刘瑜2006年博士毕业以来，在国际学术期刊上，只在与中国相关的两家地域研究期刊发表了2篇论文（这种地域研究期刊很杂，搜罗的文章包括语言、文学、历史、政治、社会、宗教、法律等各领域的，在这样的期刊发文章比在专业学科领域的期刊发文章容易），没有在其专业领域-－政治科学–的期刊上发表过一篇论文。……这样的学术水平，清华怎么能给她副教授的职称呢？清华不是要与国际接轨吗？如果是在美国，博士毕业6年只发表了2篇学术期刊论文，早就被学校赶人了。……与刘瑜同在清华政治系任教的苏毓淞，2009年从纽约市立大学获得博士，他的学术成果比刘瑜强很多，但他的职称还只是讲师。清华政治学系的教授和领导们，你们怎么了？难道是以貌取人吗？” 　　旅美的徐开彬先生的“爱美之心”的确令人共鸣（本人碰巧也是旅美），可“清华与国际接轨”就一定要“唯美是从”吗？在我看来，徐开彬在批评刘瑜的学术资格时，完全忽视了中国大学的学术层次及资格评定的现状；也就是说，徐开彬对中国的“现实理解力”也有问题，他的低“现实理解力”导致了他对刘瑜的不恰当批评和质疑（类似的“食洋不化案例”可参见我写的“《中县干部》真的有悖学术伦理吗？”一文）。 　　评估中国大学里社科领域学术水平的现状，其要害是理解所谓的“学科范式”。目前中国的大学社科界大致有三个“学科范式”：一是“中国古典派”，二是“新兴西洋派”，三是“苏联余毒派”。一般来说，古典派和西洋派的学术水平要比苏联派高，但具体到个别学者，范式交叉的情况也可能存在。有意思的是，“专业学术水平”普遍较低的“苏联余毒派”在目前中国的大学里反而获得了相对更高的资格地位，原因当然很简单，中国的所谓“学术水平”主要包括的是“政治学术水平”。近年来，“苏联余毒派”也在开明化，但他们身上的“苏式味道”还是依然如故。 　　刘瑜自然是属于“新兴西洋派”，按照一个考虑了中国“学科范式”的综合学术标准，刘瑜的“清华副教授”资格是恰当的。徐开彬质疑刘瑜的资格，实际上就同方舟子质疑贺卫方的“北大教授”资格一样食洋不化。 　　问题的关键是那个“专业核心期刊论文数量”的标准。可是，“专业核心期刊论文数量”的标准本身就有问题，美国学界早就对其涉及这个标准的终身教职评选制度多有诟病。在我看来，“专业核心期刊论文数量”的标准是“洋八股”的根源，也是窒息学术创造力的根源。一些美国学者做过统计分析，他们发现，被普遍认为重要的学术观点最早都不是在“专业核心期刊”上发表的。学术上的“林书豪落选”现象在美国也比比皆是。在美国经济学界颇有成就的张五常就特别反感这个所谓的标准，张五常甚至认为中国在引进这种标准时已经近乎走火入魔了。 　　实际上，“在国际期刊发表论文”不仅有崇洋媚外之嫌，这个标准也根本无法套到中国现实中的那些“苏联余毒派”的学者身上。即便是国内期刊，“关系发表”和“腐败发表”也已经泛滥成灾。所以，看一个中国学者的学术水平，根本不能不看他（她）在校内外的实际社会影响。 　　我的观点很清楚：看“国际专业期刊”未必就是“向上看齐”，看“苏式味道者”的依然故我也未必就是“向下看齐”，中国的社会转型独特性，决定了中国的学术水平评定的独特性，所以，不能只看学历和论文而不看社会影响，特别是不能在一个社会影响已经成为一种文化的国度里不看社会影响。想想一些莫名其妙的人纷纷以教授和博导自居，刘瑜的“清华副教授”资格哪有什么问题？中国的大学和美国的大学都有垃圾，只不过包装不同罢了。 　　刘瑜的学术随笔和时政评论，当然不可能成为徐开彬所津津乐道的“美国式学术成果”，但中国人正是在刘瑜的这些文章中看出了她有学术水平的。我虽然批评刘瑜的学术有问题，但我无法否认刘瑜有较高的学术素养。徐开彬拿清华的苏毓淞与刘瑜作比较，我认为这种比较根本不着边际。刘瑜的“清华副教授”资格是在她的《民主的细节》产生巨大的社会影响后获得的，而且这个副教授资格是清华吸引刘瑜的“起点头衔”，否则，人家凭什么放弃“剑桥大学讲师”的资格呢？搞计量的苏毓淞也许应该升副教授了，但当年他入清华时却并不顺利；同是来自台湾，他与入北大的林毅夫就无法比。中国人对搞计量的也许有成见，但美国人对计量的迷信显然是过头了。大学的行为目标是“声誉最大化”，你如果才高八斗却默默无闻，你又如何帮助要你的大学提高声誉呢？ 　　不过，从刘瑜对徐开彬的回应上看，我发现刘瑜自己已经“对徐开彬的质疑缴枪投降”了。刘瑜向徐开彬解释说：“我过去几年发表论文的确不算多。一则因为作为新教师，在剑桥、清华两地开新课占用颇多时间；二则因为在公共领域里的写作占据颇多时间；三则六年跨三洲搬家四处也破费周折。生活颇动荡的情况下，五年半内发表论文5篇，出版书两本，写时评若干，开新课5门，我自认为还算勤奋。两本书的确都不是学术著作，但我并不认为没有社会价值。学者不是我唯一的身份认同，我不把发表学术论文作为我唯一或至高的追求。当然目前作为一个大学教研人员，的确应有更多论文和专著产出，这也正是我下个阶段的工作重点。……有论文和专著计划若干，有些已经动手。当然这不是为了向谁’证明自己’，仅仅是仍有一份对学术的喜爱之心而已。” 　　为什么说刘瑜自己已经“对徐开彬的质疑缴枪投降”了呢？因为刘瑜上面这段话表明了她的“小气”，她太忙于承认论文少的“错误”，所以就已经不自觉地落入了“论文和专著的数量陷阱”。让我举一个极端的例子，经济学家科斯凭着两篇文章就拿下了诺贝尔奖，他的文章充满了独创性和想象力，尽管未必没有逻辑漏洞和错误（见我写的“精英是如何走上独裁之路的？”一文）。“论文和专著的数量陷阱”说的就是，数量是世俗的“无能信号”标准，质量才是真正的“唯一或至高的追求”。清华容得下一个刘瑜，拿论文数量逼不出一个科斯来。 　　如果刘瑜的“论文和专著计划若干”还是我所批评的那篇文章的样子，再多的“若干”也接近于零，即便那可能会堵住了徐开彬们的质疑。刘瑜关闭微博是明智之举，但“有论文和专著计划若干”却反而表明了她自己的局限。快速回应徐开彬对私人问题的搬弄而一直回避别人对学术问题的质疑，这也表明了刘瑜回到“浮躁中国”之后的轻飘，至少是不够厚重，毕竟“社会影响”也有质量问题。另外我认为，徐开彬这种类型的“方舟子行为”不值得鼓励（方舟子不打孔庆东和刘菊花的抄袭之假，还“立此存照”痛斥“海内外156位流氓学人”，大有“孔三妈”之势），学界应该把更多的资源放到学术内容的具体讨论上，不能象娱乐界那样把精力放在无聊的“八卦”上。 　　一句话，我批评过刘瑜，但我从没怀疑刘瑜是中国学者中学术能力较高的，“清华副教授”对她来说决不是给高了。刘瑜对此根本无需解释、更不必回应，对“洋八股”也不用太本能地认同。我不是说徐开彬把目标从“谈具体学术问题”转向“砸人家饭碗”有多么不厚道，我是说这种转移不能以“洋泾浜”的方式进行。清华和刘瑜的事情不会因为你去了一趟美国而突然变得无一是处。还是那句话：食洋不化不是中国人不懂西方，而是中国人不懂中国甚于不懂西方。 　　我这篇文章真正要说的当然不是刘瑜或徐开彬，我要说的是一个学者的自我认同力和一所大学的“伯乐气魄”。没有国际核心期刊论文又怎样？没有专著又怎样？没有学位又如何？没有职称又如何？真正有水平和有意义的思想，那怕就是在有高贵来头者也纷纷被迫采用的卑微的网络上发表，能经得住考验的照样能经得住考验（想想科斯的那两篇文章），社会忽视它也只是表明了这个社会的造化不够而已。所以，真正的学者一不要太小气（批评或辩解失当），二不要太娇气（经不起批评）。 　　现代经济学把文凭、论文数量和发表处，看成了评定者为减少信息费用而接受的、从被评定者那里发出的“资格信号”，我在一个“无能信号理论”里则提出：文凭、论文数量和发表处，实际上已经堕落成学历和职称泛滥时代大家都知道的“假资格信号”；更加重要的是，文凭、论文数量和发表处还变成了缺乏判断能力的评定者自我暴露的“无能信号”—批评者拿文凭、论文数量和发表处说事，正好表明批评者自己无能认识真货。 　　刘瑜是徐开彬所无能认识的真货，清华聘用刘瑜的做法和采用的标准都毫无问题。无事生非者喜欢搬弄私人问题的外在形式而不讨论学术问题的实质内容，但“假打”决不是“打假”。如今，用“假资格信号”腐蚀学者的不仅是中国的制度环境，徐开彬这样的“假洋鬼子”也难逃其责。“不谈问题、大谈虚名”的风气很难改，但也该变变了。 （方绍伟：“中国选举与治理网”专栏作家；作者文集： http://blog.sina.com.cn/fangshaowei ） (转载本文请注明“中国选举与治理网”首发，以上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本网立场和观点。)

作者： 神了旁逸斜出  |  评论(0)  | 标签: 反智时代 , 反智主义 , 智障 , 常识与理性 近来“反智主义”的话题大行于市。以前我知道北京的言论独行侠薛涌（现在在美国做教授）自称是“反智的书生”，并没有怎么往心里去，因为薛涌的用意是“承认自己是读书人，但不承认知识分子的道德优势，希望加入反智的潮流，推倒知识分子的文化垄断。”只要薛涌不是毛泽东式的民粹主义者就行了，何况以书生之命反智，则别有深意焉。 “反智主义”一词，起源于美国历史学家霍夫斯塔特(Richard Hofs－tadter)的《美国生活中的反智主义》（1962）一书而走红。“反智主义”(anti-intellectualism)，又称作“反智论”，是一种存在于文化或思想中的态度，而不是一套思想理论。“反智主义”可分为两大类：一是对于智性(intellect)、知识的反对或怀疑，认为智性或知识对于人生有害而无益（此类态度我愿意嗤之以鼻。—引者）。另一种则是对于知识分子的怀疑和鄙视，是来自社会普罗大众对一小部分精英意图掌控社会话语权的反抗。美国的建国之父，多是社会精英。但是他们继承的传统，则源于古典的希腊罗马，反智的成分很强。比如，雅典人对知识分子就强烈地不信任，认为老百姓集体的智慧高于精英的个人智慧。二十多年前这个词被介绍到中国来时，也是个贬义词。余英时先生还写了篇《中国历史上的反智主义传统》，把反智主义和专制主义联系起来。然而，“反智主义”主宰社会固然不好，但一个没有“反智主义”的社会，也同样成问题。有人后来写文章和余先生辩论，说中国历代的专制皇权，实际上非常“主智”，并不“反智”（我并不认为中国传统的读书人有多大的文明智慧，所以严格说，算不得“主智”。—引者）。中国的每一个王朝，都是靠读书人来支持的。这种权力和知识的伙伴关系，通过科举给制度化了。被统治者则缺乏基本的文化资源。被士大夫主宰了至少两千多年的中国文化，太强调读书人的权力，一般老百姓没有表述自己利益和意见的渠道。说到底，作为全民理性生活的义务，全体国民的“智慧水平”应当具有平衡的地位，智慧不是某些人的专利，也不是某一部分人的禁区。那么一部分人要用智慧来欺骗和压迫另一部分人，使另一部分人成了愚民，则是专制社会的真正的反智。智慧有不同的范畴，平民有平民的常识智慧，知识分子有知识分子的学问智慧，分工不同而具有共同的理性常识高度，这才是正常社会的健康文明状态。权力和知识联姻垄断智慧与平民大众文化横行社会“反智主义”成为主流，都不是什么好鸟。 最近因为韩寒被方舟子这个一根筋的疯子死揪住不放之故事，引发出了清华大学肖鹰教授的长篇论文《韩寒神话与当代中国的“反智主义”》。肖鹰指认韩寒是当代中国的“反智主义”代表，把他与文革时代的白卷英雄张铁生坐实为一伙，这个论证显然不顾事实且牵强附会，不大合乎一个教授的智慧水平。韩寒纵然是当代中学教育的失败者（中国式教育所包含之智性水平，一向受到本国人民的质疑），但是他的言论文章显然不是“白卷”或者弱智蛮横的叫嚣文字，至少还博得过无数有知性者的欣赏，甚至称为“公共意见的领袖”；韩寒的成功是依靠一篇一篇的文字实绩形成的，并非依靠什么权力的推行而愚民的。至于韩寒文章是否有代笔，很有些后现代游戏娱乐的性质，方舟子本身就是一个偏执狂，一个方舟子就足够了，偏偏又插进一个上纲上线的肖教授。肖鹰不愧是中文系的而且是清华大学的教授，很善于表现情绪化联想力的“失智”水准，竟能够纠缠不清地洋洋洒洒写下近万字去证明韩寒的弱智与“反智时代”的联系。我觉得这件事本身就是“反智时代”的代表作，顶级学府的大教授放着自己的学问不去做，坐不得自己书斋的冷板凳，却参加到网络是非之地，耗费特大的精神时间，去做妇姑勃谿的造势辩论，他自己就是最反智的先锋。当韩寒的基本事实尚且没有真实证据之前，一个博士出身的大教授却言之凿凿地赶来下结论，那么这个教授本身就是完全违反做学问的基本规则的；道听途说一方胡扯，以不实之词在市场上发表不着调的高论，匆匆忙忙地表态，还习惯性小题大作，以貌似学术的功夫来做失智的事情，这样的夯货居然是清华大学的名教授，我们忽然间就明白，果然真是“反智时代”来临了。 “反智主义”本来还有另一种意义，就是雅士与走卒，你玩你的，我玩我的，你高雅打桥牌，我俗点斗地主；你高端下围棋，我上联众专攻五子棋，大家自娱自乐，互不影响，在各自的地盘里作各自的主。可是肖鹰却舍得一身剐，就穿着教授的西装走到菜市场吵架的中央，开起迂腐的讲座来了。在我看来，“反智时代”最大的特点就是：由社会分工去做智慧大事的公共知识分子，放弃了公共知识的责任感，也成了大众文化的明星和打手，他们自己彻底颠覆了“智慧”的精神，是为真正的“反智主义”。韩寒本来就是时尚文化的明星，他的文章作者之真伪本来就是无厘头的话题，只要这些文章为大众喜欢而且对中国文化发展有益，那就是皆大欢喜的事情。方舟子无事生非，把不恰当的考据和严格理性追究的功夫用在完全不切题的项目上，本身就是“智慧”用错了地方。肖鹰再赶来趁热闹，煞有介事去证明一个青年明星与“反智时代”之关系一类哗众取宠的项目。这方舟子和肖鹰与常言的“脑残”，即“不问是非，只看立场，不看内容，立马表态”的追星一族，根本没有区别。方舟子是留学美国的理科博士，肖鹰是神圣中国文学文化的博士，两个脑残的“当代智者”去跟大众文化言论明星韩寒纠缠，你说反智还是益智？ 何谓“智慧”？如果说“反智时代”，那么一定是人类普世价值内涵的智慧和历史上积累的理性受到了蔑视和抵制。古希腊人认为，智慧具有两种——实用智慧（亦即“审慎”）及推测或哲学智慧，今天，“智慧”一词在我们的眼中仍然具有道德及知性的双重意义。从这样的角度来看，方舟子和肖鹰两大博士高手就属于反智的代表。因为第一，方舟子和肖鹰要封杀韩寒的目的非常奇怪，正如一位先生指出的：方先生选择“打假”的对象，以前就遭人质疑。此次PK，方先生的诚信和目的受到了越来越多的人质疑。不少的人怀疑此次方先生不是为了“打假”，而是为了“打倒”。其目的是要将韩寒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用“人造韩寒”垫脚（使自己更高大）。你将韩寒往死里打的时候靠的可都只是“逻辑推理”呀！“代笔”造假，那一定是必须有“枪手”存在的呀！您为什么不以科学的严谨的态度找出“证据”呢？找不到，或者不屑于找“证据”，就要人们相信一件事物的存在，是一位科学家应有的科学的理性的严肃的态度吗？第二，方、肖二人“有意识选择性动作”与“反智”甚有关系：打倒韩寒与对权势的沉默是相反相成的，霸道的权势需要我们用智慧去质疑，争取我们的合法权益，方、肖三缄其口，不干；但是却对勇敢冲锋在前的韩寒下套子，需要施展智慧的地方不智，却对增长世界的知性滥智，至少这就是最地道的“反智”打手。所以，我们宁愿相信：真正“反智主义”的代表人物正是挂羊头买狗肉的方舟子博士和肖鹰教授。 我认为“反智时代”比较完整的构成因素应该包含以下几条：1，真正需要知性智慧追究的大事和思想，有责任的公共知识分子不敢也不愿意去做，而他们都屁颠屁颠地客串成了大众娱乐文化的明星打手；2，大众娱乐文化的明星，则成了公共思想意见的领袖；3，凡是有公权力的大鳄，都一定充当一国之“大学士”，换言之，一国之文化思想的主旋律，是由这些宣传家博导来主导的；4，由于上述原因，所以公共舆论例如网络之界域，就会由许多情绪化的愤怒青年甚至暴民哄抬成妇姑勃谿的吵架阵地，而更大多数的信息参与者，都沉醉于一地鸡毛的无厘头微博轻薄细节上，例如某明星的硅胶腐烂穿帮了，某小三暗度陈仓之相好之小三与前小三的养主有路等等；5，最后，由于所有人都热衷于狂欢化的戏剧性场面，所以导致整个时代民族智力精神创造力的解构和消耗。于是，“反智时代”成功地诞生了！无庸讳言的，我们都成了“反智时代”的智障人物了。 除了方、肖一类反智的博士教授都成了私家侦探或者无聊论坛的大师之外，还有像北大的孔庆东作为“反智时代”的智障英雄，非常典型，他冲出网络视频的前台怒骂南方报系为汉奸报系、斥责香港人都是狗，被人称为“三妈教授”，“舆论打手”。孔庆东粗鲁下作如泼妇骂街一般的恶毒下流，污言秽语如同一个大小便失禁者，这是其人格（身体）不健全的结果，称为“智障人物”不会过分。考虑到普通一个大学教授也会珍惜自己的智者名誉身份，那么我们可以质疑：孔庆东挂着北大教授的名号而肆无忌惮有如疯狗，且常常出言极端，全盘否定，不讲事实逻辑，绝无一个学者受过智慧训练的修养，则肯定是一个在道德和知性方面丧失常识理性的智障。方、肖、孔都是时髦知识界有资格的“智者”，这个时代的智者之通胀率极高，就像去年津巴布韦的币值一样，8亿元津币只可以买一杯咖啡。而另一方面呢，重庆警长王立军同志，一身而兼任数个博导、教授、研究员名号，所涉及的专业依次是：政法、管理、经济管理、工商管理，担任国际法医颅面鉴定协会副主席，中国刑事科学技术学会常务理事，北京大学法学院刑法所研究员、现场心理研究所主任，东北财经大学MBA学院社会心理研究室主任、现场技术鉴定研究中心主任、博士生导师，西南政法大学刑法博士生导师。查验王立军警长的教育背景，是中专自学考试参加者，在职公安大专学习一年，在职研究生学习一年。王立军肯定不是智障人士，而我们肯定是脑残者，因为他以天才之力，远超比尔•盖茨的地位。教育背景当然不能够决定成就，但是领导干部百忙之下而仍然能够在各个学术领域作为领军人物，这样的冠名至少是在侮辱我们的常识，两种结论非此即彼：不是王立军警长属于“伪军”，就是我们都是“反智时代”的智障人士。当然，中国的事情总是会有惊艳的“中国特色”的，中式“反智主义”和美式“反智主义”不在同一个意义层次上，美式反智是平民以常识知性对抗知识精英的话语垄断，中式反智则是专家学者北大校长为王立军等保驾护航而全心全意费尽九牛二虎之力讨伐自由青年韩寒。 最近薛涌再度贴出《网络文化的反智主义》一文，特别强调“反智主义”的平民世俗对抗“知识暴君”的合理性，呼吁给予尚未成熟的网络民主以充分的理解、宽容和耐心。从纯学理的角度来看，薛涌的观点是政治正确的。但是事情还需要回到原始出发点：你要看究竟反的是什么“智”。假如反对的是“知识暴君”和空洞八股的假道学之智，则善莫大焉，否则袭击真正的常识、自由和普世价值之智，则是文明之损。考虑到中国特色，我想我们需要注意“中国式反智主义”的岐途：1，“知识暴君”为政治正确忠诚服务，主宰了“反智时代”的主旋律，例如《环球时报》主编胡锡进在他的微博上写道：“重要的是制定遭遇这种戏剧性的清晰原则，提高全社会对这些原则的共识和信任，最大限度降低其他解释和猜疑的入侵力量。这样就会在有很多具体不确定性的时候，建立起社会总的确定感。这样的确定感对中国非常重要。”这样的“智者”显然是用很专业的操作来给我们制造总确定感的“智障”。2，我们成功地教育出一代一代有确定感的政治正确的接班人和技术工具理性的操盘手，所以，当他们遭遇到“其他解释和猜疑的入侵力量”，就会在网络舆论上施之以暴力手段，他们是网络“反智主义”的“自觉维护政权”的草根主体。3，中国式教育最严重缺乏的其实是知性最重要的前提—追究基本事实真相和严格遵守事实、常识的逻辑，不以空洞吓人的大概念打击对手，习惯于在民主、公平和自由探讨的基础上与不同意见者交流，“理性的反智主义”只是反对没有实用价值的象牙塔学问和借助这类知识优势打压他人，但是中国式的“反智主义”或曰“病态的反智主义”常常会用流氓无产阶级的暴力方式对正常的事实探究和理性来反智，现在在网络上这种状态方兴未艾。这种不讲逻辑的现象在被认为可能思想水准比较高的网络上到处都是，显示了中国从知识分子到普通网民整体上的愚蠢和自以为是。之所以说愚蠢，是多数知识分子和网民的言论都明显的缺乏起码的逻辑，多是凭着一股子情绪在发言。网上不缺正义，不缺情绪，缺的是基本事实、常识逻辑和正常的思维。正如何适之所指出的：韩寒的“韩三篇”一出，就被混球时报以及一批国内左派人士热捧，则让一些人认定韩寒已升级为“高级五毛”；十年来在媒体的正面塑造和“庸众” 的狂吹胡捧之下，韩寒的确有帮子教徒级的粉丝，而同样的，作为事物的两极，自然也有很多非常讨厌他的人， 这批人抱着看热闹不怕事大的心态，使出文革式的简练、愤怒、凶狠的标语口号要“打倒韩寒，打倒韩仁均”。——由此观之，政治智障了我们，我们便发泄和娱乐政治。真的是把我们很需要的真正的政治和智慧都解构掉了。 总而言之，如果真要把这个时代称为“反智时代”的话，那我们真的需要辨别清楚这是否是一个公民可以运用常识和事实知性来反对“知识暴君”的状态——果如是，我们应当欢迎这个理性平和的民主时代。可惜我们遭遇的总是被喂食“白果”而已。在中国应当慎提“反智”，反智的结果之一肯定是流氓无产阶级习性的发扬光大，“暴力传统”生命力强大得很哪！如果网络文化正在得到合法合理发展的话，我当然乐意相信网民们正在天天向上。然而我最警惕的还是永远存在着一种给我们设置“智障”的主旋律。我们应当警惕自己是否已经浑然不觉地堕为一个“反智时代”的智障者。智障者，就是正常知性思维的思路堵塞了，我们的智慧被彻底解构了，被误导进入一条不追究事实真相和不遵守常识、逻辑的岐途了，找不到清晰推理和明智判断的方法习惯了。那么一定是我们的脑子里思考的路径已经被某些东西毒化了。是什么使我们丧失了常识和理性呢？愿所有人反思这个最基本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