颜昌海

日前网上热传一则微博，对上海官场投下一颗震撼弹。这则微博题为“上海最富拆迁经理项伟国因家人受害，爆拆迁内幕”，指称涉及上海数百官员。一位自称上海浦东新区的网民“最富拆迁经理项伟国” 11 月 9 日发表微博爆上海拆迁黑幕：本人是上海最富拆迁经理项伟国，因女儿项朝静遭遇到土地储备中心太子爷等数 10 人的轮奸，虽自己搞动拆迁赚到 6 千多万，仍上告无门，不能为女儿讨回公道。以前在浦东新区做了很多缺德事，赚了很多亏心钱，现在终于良心发现，惊爆浦东土地储备中心及其拆迁内幕，涉及上海数百官员。 该则微博立即被网民转载，不过，截至 11 月 25 日，已经看不到这则微博的内容。此外，据新华社消息，微博当事人项伟国今日接受采访时表示，所谓“内幕”系有人故意诽谤诬陷，自己有怀疑对象，已经向上海浦东新区孙桥派出所报警。上海浦东警方表示，已经开始着手调查事件详情及原因。事件发展，令民众摸不着头绪。尽管新华社报道项伟国澄清该事，但民众质疑官方刻意隐瞒实情。一名网民评论，无风不起浪，事隔十多天的 180 度变化，背后有多少悬疑？有多少幕后交易？“一个靠拆迁都要赚 6000 万的小人物，不是很清楚的显示了其背后的黑幕吗？为什么一有黑幕待揭，就总有人跑出来搽屁股，涉及面过大就马上掩饰掉？！” 亦有网帖评论表示怀疑：“不像是真的，像是恶搞，谁会把自己的微博定义为 ‘ 最富拆迁经理项伟国 ’ 呢？！”但 有别于官方的冷处理，民众反应相当火热；北京才良律师事务所主任王才亮观察表示，这一“最富拆迁经理项伟国”的微博是闹剧还是悲剧？我们拭目以待。不争的事实是，社会对于拆迁公司这一个介于黑、白两道的行业是十分不好的印象；大多半人对于强拆是表示反对甚至愤恨，可见拆迁公司的声誉早已被中国人民所唾弃。 该则微博掀起官场波澜，也挑动民众的敏感神经。虽然可能存在网民“恶搞“的可能，然则“因女儿项朝静遭遇到土地储备中心太子爷等数 10 人的轮奸，虽自己搞动拆迁赚到 6 千多万，仍上告无门，不能为女儿讨回公道”的“恶搞”中，却有着严峻的现实基础。现在的贪官包养情妇、玩弄女性导致的后果实际上要比酒驾更为严重；贪官包养情妇、玩弄女性必然要加大贪腐资金的力度，必然要加大腐败的程度。 目前贪官们贪腐的数目常常达到上千万，甚至上亿，被“轮奸”的贪官情妇们可谓功不可没。贪官们包养情妇、玩弄女性还造成了官场的潜规则，让官场中的女性人人自危，随时面临着好色上司的可能的性侵犯，而这些女性的家庭也必然会遭到程度不同的破坏。更有甚者，贪官们的情妇居然还窃据高位，将讲品行有才能的干部排挤出局，严重败坏了官场的“组织纪律”。正因为如此，很有必要象推动酒驾入刑一样也推动贪官包养情妇、玩弄女性入刑。 以下是广大网民概括的贪官在包养情妇、玩弄女性上所创造的世界吉尼斯纪录： “数量”吉尼斯。 南京市车管所长查金贵虽已年近花甲，居然包养了 13 个情妇，以此来显示他的宝刀未老，权倾一方的不凡气魄！有如此光耀的情场资本，便使得查所长自豪不已，也使得他经常在熟人面前情不自禁地自我炫耀：“《红楼梦》里有金陵十二钗，我呢，有金陵十三钗……”。所长的包养纪录还未来得及申报，同在南京为官的江苏省建设厅原厅长徐其耀就已将其纪录刷新。徐某人以包养 140 多个情妇的叫人业绩，完全有资格对查某人嗤之以鼻。 “品质”吉尼斯。 厦门远华案中的贪官包养起情妇来，引领了由“多数量”向“高品质”的时尚。他们一改查金贵、徐其耀那种“捡到篮里的都是菜”的粗放式经营作风，在情妇的个体含金量上下功夫，硬是把诸多名流揽入怀中。重庆市委宣传部原部长张宗海虽然在重庆有家，但他在重庆的五星级饭店希尔顿饭店长期包房。张宗海选女人有三个“标准”：一要大学本科毕业生，二要漂亮，三要没结婚。 “收藏”吉尼斯。 贪官身上的兽欲，还容易使其对情妇产生诸多变态的行为和嗜好。海南省纺织工业局原副局长李庆普以“另类收藏”著称，在其储藏室里 4 个带有密码锁的铁皮柜中，有着李庆普记录其本人每次跟女人发生两性关系全过程的日记本 95 册，日记本里每隔几页用纸包卷的则是与李庆普发生性关系的女人的毛发。办案人员统计，李庆普收集的女性毛发多达 236 份。 “年轻”吉尼斯。 乐山副市长李玉书包养情妇的业绩就令所有涉足此领域者汗颜！因为他包养的情妇才仅仅 16 岁！为了把娇艳动人、且属处女的 16 岁花季少女搞到手，他竟谎称自己是新加坡商人，为博得丽人一笑，他在成都丽都花园花 61 万余元购买了一套豪宅。 “管理”吉尼斯。 安徽省宣城市原市委副书记杨枫，不仅利用职务之便，非法收受、索取巨额贿赂，而且同时包养了 7 个情妇。为了防止情妇们争风吃醋，这个以“学者型官员”自 诩的贪官，运用进修时学来的ＭＢＡ管理知识，让“首席情妇”邹某用分类法统领其他 6 个情妇。在邹某的“科学”调度下，杨枫和情妇们很长一段时间相安无事。 “逻辑”吉尼斯。 南京奶业集团公司原总经理、号称金陵“奶王”的副厅级贪官金维芝创立的金式“情妇逻辑”谬种流传：“像我这样级别的领导干部谁没有几个情人？这不仅是生理的需要，更是身份的象征，否则，别人会打心眼里瞧不起你。”湖北原副省长孟庆平在接受审判时，双目深情地看着远处说：“我是爱江山也爱美人。在我有生之年能遇上几个有情有义的女人，是我的福分。” “供养”吉尼斯。 深圳市沙井信用社原主任邓宝驹在不到三年的时间内，挪用、侵吞公款 2 ． 3 亿元，他不仅包养“二奶”，还有“三奶”、“四奶”和“五奶”。前后花在“二奶”身上约 300 万元；广州的“三奶”和北京的“四奶”也不是省油的灯，绝没少花从邓宝驹那里得来的钱。邓宝驹从认识“五奶”小青至亡命外逃近 800 天，总共花在小青身上的钱多达 1840 万元，平均每天 2 ． 3 万元 ! “创意”吉尼斯。 福建周甯县原县委书记林龙飞先后和 22 名女性长期保持不正当的两性关系。为此，他专门做了一个红皮通讯录，上面记录着这些女性的通讯方式，并得意地为其取名为“群芳谱”。并于 2002 年 5 月 22 日在福州一家酒店举办“群芳宴”，让 22 位身着华服、美丽妖娆的女人在包房里彼此见面。席间林龙飞还宣布，今后每隔一年就举行一次群芳宴，还要设置“年度佳丽奖”。 “滥交”吉尼斯。 湖北省天门市原市委书记张二江不但长期包养情妇，而且嫖娼成性，不管出差到何地，都公开指使身边工作人员“到街上转转，有好的就带回来”。从 1989 年至 2001 年 7 月的 12 年中，张二江竟与除老婆之外的 107 个女人有染。而江苏省建设厅原厅长徐其耀玩起女人来不管老小，不分美丑。 “周旋”吉尼斯。 海南临高县城监大队原大队长邓善红曾包养过 6 个情妇，而且 6 个情妇都为他生了小孩。其中 4 个情妇各住的两层两间楼房，是由邓出资建造。让人难以置信的倒是，当邓已被检察机关以涉嫌收受贿赂批捕、其丑闻几近家喻户晓后，他的妻子还“根本不相信他在外面有女人”，其已成年的女儿更是信誓旦旦，“相信父亲在这方面是清白的。” “承诺”吉尼斯。 曾先后担任湖南省邮电学校校长、湖南省专用通信管理局局长的副厅级干部曾国华，有钱包情妇，却无力玩情妇，被欲火烧得猴急的情妇贺某想了一个绝招，要他写“承诺书”，既有“以后再也不让贺某生气”、“ 60 岁时一定和贺某结婚”的，也有“每周必须和贺某发生三次性关系”的，否则，她就要到纪检检举和告发。因不堪情妇的严格管束，曾国华在朋友的怂恿之下雇人将情妇砍伤，也把自己送上了审判台。 “双雕”吉尼斯。 江苏省建设厅原厅长徐其耀，胸口不太舒服到医院“高干病房”后， 40 多岁的女护士王秀丽为其打点滴，徐其耀的左手上还输着液，竟三下两下就解开了王秀丽白大褂的纽扣……成了徐其耀的情人后，王秀丽求徐为其毕业后在家待业的女儿安排工作，也把女儿刘澜送入了“虎口”。这个可怜的姑娘，一年之中两次为徐其耀堕胎。令人发指的是，荒淫无度的徐其耀不仅不隐瞒自己的无耻行径，有时反而故意标榜自己的“能耐”。一次酒后，他不仅当着众人的面炫耀自己的“一箭双雕”，居然还将这母女俩的“床上功夫”进行了一番比较！ 除了上述贪官的 12 大色字吉尼斯纪录，还有一个吉尼斯纪录是所有贪官共同创下的：在所有贪官忏悔表白中，都不约而同地感谢党和组织，说辜负了党和组织的培养，声称自己从骨子里是热爱党的。这一吉尼斯纪录，是从古至今所有的党和组织，都没法享受到的荣耀。 此前的就不赘述，说说近日的一个例子。据媒体报道，广东中山市原市长李启红，以内幕交易、受贿等罪，被法院判处有期徒刑 11 年。宣判后李启红在法庭上声称：“我是从骨子里热爱党的，我身上还有好多好的品质。”对此，网上有篇署名徐有模的文章评论说：李启红从骨子里爱共产党，不是无缘无故的。她在高调当选 2009 中国“十大品牌市长”时，党给她获奖时的颁奖词是：“前瞻木兰，情系中山”。可以说，没有党的干部任命制，她的升迁之路，不会一路顺风。如果干部的升迁，是靠群众的选票，没准现在的她，还在为养家餬口、社保医保而发愁，甚至还会为房屋被强拆，土地被强征，而担惊受怕，也许在饥寒交迫的上访之路上，苦苦挣扎；如果没有党，她怎么可能不受监督的长期贪腐，还能得到大量肉麻的溢美之辞。是党让她贪腐得如鱼得水，怎能叫她不对党感激涕零？！文章说，贪官哪个国家都有，但 在民主国家的贪官，往往只是个案，像中国，这种让贪官成建制、连锁案、无官不贪的国家，肯定已为数不多了。 可以说， 如果中国实行官员民选而非委任制度，非空投制，中国现在的官，绝大部分可能当不了官，自然也无法当上贪官。是党腐败的用人制度，使它们顺利地当上了官，最终当上贪官 。所以，谁说中国的贪官没有道德？贪官的道德就体现在“饮水思源、知恩图报”上，中国的贪官没有一个在骨子里不爱党的。然而，相对于贪官爱党爱在骨子里，深受贪官欺压盘剥之苦的广大屁民，对党的爱会爱在哪儿，答案也不言自明。 这答案，和广大的五毛们的答案，也不会有太大差异。最近，“中国选举与治理网”有篇文章，题目叫“中国最大的危险是什么 ? ”；文章说：为什么中国多奴才 ? 原因有：第一，专制统治时期太长，凡有骨气之人，被消灭得差不多了，剩下来的人里边儿，奴才坯子的比例，就相应提升；第二，中国文化里奴性的因子太多，长期耳濡目染，奴才意识成了人们的习惯思维；第三，在中国当奴才，比不当奴才的人风险小，容易生存；因此当奴才，也就成了多数人的首选。对皇帝来说，奴才的好处很多：比如，只要皇帝一拍脑袋，无论对错，什么样的想法，都可以一杆子插到底，因为奴才不会也不敢唱反调。奴才多，社会就稳定，处处都是莺歌燕舞，符合维稳的需要；奴才没有三心二意，容易集中力量办大事，那怕错到底的混账事，也照样顺利进行。 不过，话又得说回来，没有天灾人祸的时候，奴才可以说是多多益善。反之，如果碰上有天灾人祸之时，奴才就不顶用了，还会坏了皇上的大事儿。卡扎菲，就是让奴才们搅的局，去年这回儿，谁能看得出来卡扎菲要倒台 ? 3 个月前，还有人在挺他。结果，奴才们挺死了卡扎菲。就算谁有先见之明，也无渠道上达朝廷，即便卡扎菲听着了，只能是一个“杀进谏者”的回答。因为大家都在欢庆盛世，你来个危机论，不是阴谋又能是什么 ? ！ 所以，以卡扎菲为例：对皇帝而言，奴才是有利有弊的。当事变之初，奴才们说“这是社会闲杂份子闹事”；当事件进一步发酵蔓延时，奴才们说“这是西方敌对势力捣乱”；当局势发展到不可收拾的地步，奴才们流泪表示效忠，准备打巷战。然而，最后当卡扎菲被人捕获时，他的奴才们早已溜得一干二净。 因此，若有人问什么是中国专制统治最大的危险 ? 用不着思考就可以回答： 奴才多是最大的危险。因为他们都是牛梁鸟，以牛身上的寄生虫为生。当牛真的遇到存亡之险时，鸟儿们早就飞得了无踪影了 。

报载，2011年11月25日，中国大陆政府代表驻马其顿大使崔志伟宣布将援助马其顿的23辆校车交付马副总理阿里菲。对此，中国大陆民众予以痛骂，认为在甘肃孩子尸骨未寒之际，对国内孩子不管不顾，却将校车援助发达的欧洲国家。就在2011年11月16日，中国甘肃省庆阳市正宁县接送幼儿园儿童的校车与卡车相撞，导致20人死亡，其中包括18名儿童。事故发生时，充当校车的面包车严重超载，本来是运载9个人的车塞进了64人。   甘肃校巴悲剧发生后，中国民众公布了甘肃省教育厅长白继忠的家产，指其一家三口在兰州有三个物业、一个车位、一辆丰田RAV4越野车及400万人民币存款，质疑其一家收入不过万余元何来如此身家。据悉，白本人至今未回应。而新浪微博上，痛骂中国大陆官方的留言迅速增长。截止11月26日清晨6时，留言已突破11万，且内容是一边倒痛骂官方。 中国驻马其顿崔姓大使在11月25日交接致词的时候表示，中国“虽然面临经济结构调整、发展模式创新等诸多挑战，但一直对外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此次援马校车将进一步改善马学生的学习环境，体现了中方对中马关系的高度重视。”今年是中国大陆建政后开展对外援助第61个年头。据官方透露，截至2009年底，中国大陆累计对外提供援助金额2562.9亿元人民币，其中无偿援助1062亿元，无息贷款765.4亿元，优惠贷款735.5亿元。但中国大陆的援外问题多多，尤其在毛泽东时代，备受诟病。当时中国大陆为支援越南、朝鲜、阿尔巴尼亚等国，勒紧裤带，其中无偿援助越南达200亿，对朝鲜的援助是数以百亿计，甚至还搭上几十万条志愿军生命，但这些国家最后都几乎与中国反面，被外界讥笑为“蠢援”。 据马其顿政府网站透露，今次中方向马国捐赠校巴共23辆，为35座豪华配置，符合欧美安全标准，有自动车门、灭火器，每个座位都配安全带等。该车由郑州宇通汽车公司制造；该公司一名销售经理称，该款巴士国内售价约50万人民币，此次中方向马国赠校巴，总价值应超过1000万元。大陆媒体表示，2010年4月，宇通正式与马其顿政府签署202台公交车商业合同，“近期向马其顿移交了首批68辆双层大巴，而赠送校车是这桩交易的附属环节。” 据网络的消息，有人拨打宇通公司客服电话4006596666后确认，校车是大陆政府采购然后无偿捐赠给马其顿的，并非宇通公司的公司援助，亦非宇通公司此前与马其顿签署的202辆公交车的合同附属品。校车援助是政府行为，宇通公司只是校车生产商。…… 甘肃校巴惨案死者尸骨未寒，大陆官方就向欧洲国家马其顿援助校巴的消息，深深刺痛了国人的心。连自己孩子都照顾不好，还要向外国施以援手，这是不是本末倒置？是不是假仁假义？宁赠洋人，不予同胞，中国大陆若以这样的方式讨好洋人，代价实在是太高了。 作为一个大国，对外援助无可厚非，但前提是量力而为，先把自己的事情办好。今次甘肃校巴惨案暴露出内地校巴量少质劣的问题，全国有多少学童每天像挤沙甸鱼罐头一样乘搭校巴，没有安全保障，堪比“流动棺材”。 这起交通事故引起中国网民的关注。一些网民质问，谁该对车祸负责？ “谁来保护祖国的花朵” ？有网民发表评论说：“希望那些只拿钱不干实事的狗屁官员做深刻反思，别再出惨案了。”在中国用户最多的新浪微博上，署名“神厨”的网民说，“一而再的发生这样的事情，我们的政府是否该好好反省反省？！”网民质问：“能让神八安全升空不能保证孩子们上学的安全？能拥有1万亿美国国债买不起能保障安全的校车？三千亿的公车消费，买不起校车？逼得80多岁的老人自焚，挤得18名幼儿丧命于上学途中。我所谓的祖国，你让尊老爱幼四个字情何以堪。” 媒体报道，近年来大陆校车伤亡事故总量，甚至超过黑煤窑矿工死亡数量。 中国教育学会学术委员会委员袁桂林在央视《新闻周刊》栏目中表示，最近这一两年，校车安全事故明显的变化是频率增加，频频发生；不完全统计，最近一年来，因为校车问题的伤亡事故，总量要超过中国报道的黑煤窑的矿工的死亡数量。据媒体报道，甘肃校车惨案发生后，乌鲁木齐教育局会同自治区教育厅检查组，对乌鲁木齐天山区、水磨沟区辖区内幼儿园校车进行专项检查，结果没有一所幼儿园校车达到国家规定标准；部份幼儿园或私立学校设有校车，基本都是普通的大巴或中巴车，符合国家规定的校车数量为零。陕西咸阳市地方当局在甘肃案发后展开全市校车安检专案，全市登记造册的校车有153辆，只有3辆真正达到国家标准。贵州省贵阳市金阳新区管委会购买了5辆“美式校车”，但让人意外的是这5辆校车并没有用来接送学生，而全是用来接送老师上下班。雅虎中文网报道说，发生校车事故的大都是一些私立的学校，或者是一些农村地区的学校。造成这种现象的背后是教育资源、教育经费的不均衡，公立学校、条件好的地区占据了较好的教育资源，占有大头的教育经费，而这些私立学校或是农村地区则显得十分艰难。大多数地方的校车都由民间力量承担，实行市场化运营。在河北省的接送学生车辆中，个体私营有8000余台。报道表示，中国大陆教育经费投入占GDP4%一直都没能实现，至今“欠账”超过1.6万亿。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日前公布的全国海关统计数据显示，2010年中国大陆进口各类汽车81.36万辆，同比增93.3%，累计进口金额306.40亿美元，同比增99.7%；而2010年中国大陆政府采购汽车金额攀升至800亿元，占总采购规模的14%，平均年增速超100亿元。公车也越来越豪华，有调查显示，奥迪的选择比例最高，占56.8%，其次是“大众”（29.6%）。“奔驰”和“宝马”分别有4.6%和2.3%的人选择。唯一的国产品牌“红旗”，只占6.8%。据国家财政部、国家发改委和国家统计局调研数据显示，中国大陆党政机关及行政事业单位公务用车总量为200多万辆，每年公务用车消费支出2000亿元(不包括医院、学校、国企、军队以及超编配车)，每年公务用车购置费支出增长率为20%以上。 而据估算，平均每个县配备300辆农村地区校车，花费3000万元，全国1600多个县，总花费近500亿，相对于每年10万亿元的财政收入，这笔钱不算多。有人测算过，现在大陆政府机关每辆公车，购置成本平均约为22万元，每年的维护和运营费用约为10万元，全国共有公车超过200万辆，可以说，减少一辆公车就可以增加两辆校车。 反观中国大陆的学校，鲜有正规校车。所谓“小车”多是经过改装的厢型车、中客车、大客车，甚至包括被称为“三轮大篷车”的三轮电动摩托车。中国客车网记者不久前专访大陆一客车企业高管，该高管说：“对于我国校车市场的未来，我深表担忧！因为我们缺乏相应的文化，目前很多学校用的是报废车，有的租黑车，有的校车司机责任意识不强，还有的校车严重超载……；据公安部2009年数据，我国每年有超过1.8万名14岁以下儿童死于道路交通事故，儿童因交通事故的死亡率是欧洲的2.5倍、美国的2.6倍。” 据有关部门统计，中国大陆平均每41秒钟就会发生一起车祸，每天有近40名中小学生死于道路交通事故。大陆学者、《财经报刊》特约评论员徐昌生在11月18日，发表博客文章《杀死孩子的是冷血的教育制度》表示，“胡乱责怪指鹿为马，把私立幼儿园与超员视同与超载作为车祸的主要原因的那就过于简单粗糙……现行的教育制度在这些孩子面前早已是冷酷无情，尽然它们口头上说这些孩子是祖国的花朵，可是本质上是严重歧视这些农村的孩子，它们毫不犹豫地斩断了大部份农村孩子的进城梦想。”文章最后说：“当听到甘肃校车事故的新闻时，我就在想，要不了几天，教育部门肯定又会在全国范围内开展校车安全整治的活动，到时，不知道有多少民办学校会撞在他们的枪口上，不知道又有多少无辜孩子的读书会受到影响，结果上网一查，发现自己OUT了，教育部在出事的当天就下发了整治通知，动作真是神速惊人。不过，我总觉得这是一场贼喊捉贼的游戏！”徐昌生的这篇博客文章三天不到时间被点击阅读57000余次，跟帖评论逾440条。网民“w-d-p1985”跟帖表示，“是制度的问题不是教育制度的问题”。网民“风の方向”跟帖说：“与其说是教育制度问题，不如说是整个体制的问题！” 大陆时评家童大焕发表博文表示，中国的GDP总量俨然已经是世界第二，中国财政对孩子们的投入却远不如一些贫穷落后的非洲小国，他质问：“为什么孩子们的交通工具如此简陋，为什么孩子们坐不起不超载的车和船？甚至，为什么个别地区的孩子们，要手脚并用攀着岩壁、像蜘蛛侠一样行走在上学和回家的道路上？”“我们的官僚体系，又是一种怎样的铁石心肠的封闭运行体系？”而日本时事社从北京发出报道，和童大焕的博文形成照映，题目是“中国：能发射宇宙飞船却不能买校车 / 中国大陆政府因幼儿园幼儿发生的悲剧受到批评。” 报道说，在事故发生后，“在中国的微博上，人们持续发贴，批评政府。有人写道，中国无人驾驶的‘神州8号’宇宙飞船进行了太空对接试验之后返回地面，‘可以多次发射神州飞船，但买不起一辆校车。’” 用来运载学童的车辆车身单薄，严重超载，乘车的人所面临的生命危险是一目了然的。为什么中国各地还是有无数的家长、以及学校、幼儿园每天要让千百万学童冒这样的生命危险？财新网记者张艳玲和蓝方的报道，给出了平淡无奇而又令人惊心动魄的解释：“多位家长告诉财新记者，曾跟学校反映过校车挤那么多孩子不安全，但‘人家没理我们，学校就这样的条件，孩子愿意上就上，不愿意上也没人强迫’，为了让孩子上学，只能坐这种改装的校车。另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家长认为，幼儿园也不应承担全部责任。他指出，校车超载也是出于成本的考虑，幼儿园兼并后，收费没有上涨；都知道农民赚钱不容易，如果交通费增加了，农民可能就不会把孩子送来了。”正宁县政府宣传部门有关人士告诉财新记者，目前，政府对学前教育投入极少，对民办教育的补贴几乎没有，对校车更没有补贴。 网名“豫南帝_7o2”的网民则通过新浪微博发出评论，对普通百姓民不聊生、政府官员贪污腐败的当今中国现状表示了强烈的愤慨：“打开电脑，看见甘肃血色校车，看见南京满街垃圾，看见公车采购花费800亿……这就是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吗？有优越感的都是谁呀？我优越吗？！” 这位网民所说的“公车采购花费800亿”是来自中国官媒的统计数字。 目前，全国中小学生乘坐不符合标准校车的情况非常严重，报废车、拼装车、微型面包车、两轮摩托车、甚至三轮农用车、拖拉机都被改装成了校车。中国大陆约9千万学生需要乘坐安全规范的校车，专业校车需求超过100万辆。然而到2010年，校车保有量才刚过1万辆。中国制造的国际标准校车大量出口到海外，然而在中国却极难见到它们的身影。 一方面是大陆政府钱多得到好似花不完，有大把大把的钱用于耗资巨大的面子工程和挥霍浪费，另一方面则是中国公众在背负沉重纳税负担之后得不到基本的社会福利，在这种大背景之下，甘肃学童死于非命的消息传来，在中国公众当中引起广泛的愤怒。而在这个骨节眼上，官方对马其顿的外交“蠢援”，更在民众中引起广泛愤慨。 当局有钱向外国援助高档校巴，为什么就不能造福自己的孩子，为他们添置、改建合格的校巴？！中国大陆虽成为经济大国，但人民并不富裕，当局需要解决的问题多如牛毛，需要花钱的地方数不胜数，尤其是医疗、教育方面欠帐太多。校巴如此，校舍何尝不是？与许多酷似白宫的官府衙门相比，豆腐渣校舍遍及神州，为政者不着力作为，却要去非洲建“希望小学”，让人啼笑皆非。不扫自家门前雪，偏管他人瓦上霜。不把自己的事情办好，偏要在国际上出风头，倾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这无疑是打肿脸充胖子。 以马其顿为例，虽是个欧洲小国，但无论人均国民产值还是生活水平，都比中国大陆要高，不可能连校巴都买不起而需要中国大陆援助。但为了所谓的“和谐世界”，当局不惜邀宠海外，将洋人视若掌上明珠，将国人视若草芥。事实上，这些年来中国大陆不仅慷慨捐钱给穷国小国，而且对周边国家大撒银子，甚至对美国、日本这些发达国家也大手笔援助！ 中国大陆人勒紧裤带，把最好的东西奉献给别人，以为对方会投桃报李，结果往往是事与愿违。当年中国大陆援助阿尔巴尼亚、越南，最后都反目成仇甚至兵戎相见！近来，中国大陆对菲律宾、越南频送大礼，同样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网民警告当局：你们所有通往天国的梦想，最后都会把我们领向奴役之路！ 还有民众“新闻哥”制作了一个中国大陆的人均收入，GDP，购买能力和受教育程度的对比图表，更加引起了中国大陆大陆网民的愤慨—— ●我TM又一次为我们这种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精神感动了，感动得眼泪哗哗地呀！我们太TM伟大了，宁可自己家孩子挤在破校车里冒生命危险，也要省下钱给别人家孩子豪华校车坐，我们简直是一圣人啊！ ●中国政府不知道怎么想的，自己人民还生活在水深火热中，却打肿脸充胖子，自己强大了，谁还会小看你；看看美国给各个国家捐的款有多少？而你却用自己人民的钱巴结别人！ ●宁与外邦，不予家奴……我D一贯的方针。 ●中国向欧洲国家马其顿援助校车——但愿这些校车的质量要过关，不然弄巧成拙，中国政府就成杀人犯了……。 ●宣传部早就被叫做真理部，劳动部民政部商业部财政部已经统称为劳民商财部，今天外交部因马其顿校车援助事件再被称为“援交部”，不愧为“殃殃”大国啊。期待网民们的下一个闪光点。 ●几个小时没上网，就惊闻“外交部”被网民更名为“援交部”了。挺好，挺好。 ●外交部，对朝鲜等而言，它是援助交际部，简称援交部；对美日等而言，它是口头交涉部，简称口交部。 ●这个外交政策好啊，把校车全送别人吧，我们的孩子需要锻练，多走一走路会比较好…… ●中国援交部：中国政府如果不援助马其顿校车，他们就可能要六十多个学生挤一面包车，一不小心车祸撞死二十个，马其顿人民肯定不干呀，就起来推翻现任政府，这样就影响了欧洲的稳定，大家都知道前南斯拉夫地区是欧洲的火药桶，中国政府是为了世界和平的大局着想才援交的。 ●中国为什么不把那些可以装64个人的“校车”援交？ ●崔大使先生你对中国援助马其顿校车怎么看？在场的记者都愣住了，怎么美国记者会问这个问题？崔大使微微一笑：“宁赠友邦，不予家奴。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机智的回答让现场的记者一片欢声笑语，然后崔大使当着所有记者的面唱了一首《中国人》 。 ●美国总统说过，我们不知道哪辆校车里的孩子将来会是美国的总统，所以校车安全性是中国的40倍。中国领导人知道，不论哪辆校车里的孩子都不会是中国的主席，因为领导的孩子不会去坐校车。 ●泱泱中华真泱泱，慷慨豪情又大方，君不见北京民工小学拆，那边谈笑援助非洲忙，君不见安全校车国内缺，政府跨海送欧洋，下三滥仍知教育是百年大计，到这里却闷头放屁！百姓年年交税政府年年哭穷，少立些颜面婊子坊，多干点柴米油盐事。   ●中国人的命就是贱，自己国内不肯花点零钱买校车，搞得校车事故死了21个人，对外金援外交，向马其顿这个致力于加入欧盟和北约的欧洲国家援助校车，真他妈的当自己是世界大国呢，对菲律宾越南都不敢叫唤下，只会强烈谴责，严正交涉以及金援外交，养一群贪得无厌的白眼狼如今还学救世主援助欧洲去了，讽刺！ ●看到中国大使向马其顿赠送校车，作为甘肃人，实在是羡慕啊，盼望甘肃也能早日与中国建交。 ●为了得到好校车，甘肃人民只好委屈改国籍了！要不……咱把甘肃划给马其顿得了。 ●即使他们辩解称“我们从马其顿得到了什么什么好处”，也只能说明，他们认为给中国的孩子合格的校车是一件没有任何好处的事情！ ●几万元的校车，装60多个学生。几十万元的公车，装一个领导干部。 ●他们对医疗不重视，因为他们有高干病房；他们对教育不重视，因为他们的孩子留洋；他们对食品安全不重视，因为他们有特供食品；他们对堵车不重视，因为他们出行警车开道；他们对国家未来不重视，因为他们妻儿已经移民美国！他们对维稳很重视，因为他们怕失去这些！这就是我们的领导！ ●能买光全世界的飞机，却买不起一辆校车；能把卫星送入太空，却造不好一座桥；能给别国花数亿，却不肯多建几所小学；一年能吃掉几十艘航母，却逼着孩子捐出午饭钱！ ●马其顿孩子为感谢中国政府在高歌：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校车。 ●哈哈……，60年代饿死国人3千万的时候，政府还送粮食给阿尔巴尼亚。 ●党国宁愿以孩子们生命的代价去换取所谓国际朋友，并且还无耻地瞒骗孩子们说，在这个国家里，从以毛主席为代表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起，都无微不至地关心孩子们的成长，孩子们是“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孩子们是最幸福的！TMD，最大的骗子：“呸！” ●拿人民的血汗钱去舔洋大人的菊花，麻辣隔壁，麻辣隔壁，麻辣隔壁。……

11 月 24 日，笔者收到很多师友和读者的短信和邮件，如春风般拂过，让笔者孤寂而荒芜的心田顿时充满温馨，不再有任何落寞和寒冷，回复到百花盛开阳光明媚的日子。比如中国著名的社会活动家、教育家和思想启蒙 人 信力建大师是这样鼓励我的： “迎难而上，有颗坚定的心；淡看荣辱，有颗平静的心；相濡以沫，有颗纯真的心；助人危难，有颗关爱的心；幸福常在，有颗感恩的心。”在这个感恩节到来日子，笔者感谢众多师友、亲人和百万读者多年来的一路支持和鼓励！恭祝您节日快乐，万事遂意！ 笔者是个疏懒的人，很少主动和人联系，即使自己的亲人；除了因母亲不在了，能记得每天去打电话给自己的老父亲请安外。这是我的一大病症；病因很多。 这个感恩节，是个洋节日。在北美，是全家团圆、共同庆祝的重要传统节日。 每逢十一月的第四个星期四，美国民众都要庆祝 “ 感恩节 ” ，家家庆祝。对于美国人来说，比圣诞节还重要。 美国人民每年都以谦卑、尊崇神明的心境感谢神赐予美国成为一个独立自由的国家。 感恩节庆祝的主题就是感谢神，他们相信神是他们的创造者、保护者和供应者，相信所有好事从根本上都来自神。古往今来这些传统理念代代相承。他们感谢神为地球上所带来的一切：美国人所拥有的自由；他们的生活和健康、孩子……。对所有美国人来说，这是非常特别的一天，美国人都会在这天休假，去表达对神的感恩。去教堂团聚，唱圣歌，做义工。每年感恩节，都有慈善机构及基督教团体，对社会上贫弱的一族施予爱心与关怀，让无家可归者及耆老们享受节日的温暖。 感恩节的由来，得从 300 多年前说起。 1620 年， 102 名英国清教徒不堪屈从于当时的宗教迫害，乘坐五月花日轮船，历经艰险来到了北美大陆。可是，寒冷和饥饿使他们再度陷入了绝境。这时，纯朴好客的万帕诺亚部落的印第安人给他们送来了生活必需品，还教会他们狩猎、捕鱼和种植玉米、南瓜等。在印第安人的帮助下，这些来自欧洲大陆的新移民逐渐适应了当地的生活方式，天时、地利与人和使新移民们在 1621 年获得了大丰收。在欢庆丰收的日子里，清教徒们邀请印第安人共享玉米、南瓜、火鸡等制作成的佳肴，感谢他们的帮助，也感谢上帝赐予的大丰收。这就是人们印象中的第一个感恩节， 从此年年代代相传。 1863 年，美国总统亚伯拉罕 · 林肯在发表的感恩节宣言中说，“我们应该做的是：美国人民应当怀以庄严、恭敬和感恩的心……赞美我们天上的仁慈之父”。 据美国之音报道，今年感恩节期间是美国最繁忙的旅游旺季，几百万人开车、坐火车或者飞机返回家人身边，共享盛宴。国际空间站的三名宇航员，在离地球将近 400 公里的上空庆祝感恩节，吃了火鸡和红薯。美国总统奥巴马与驻伊拉克的美国军人通了电话。而这将是当地驻军自 2003 年以美国为主的攻打伊拉克的行动开始以来的最后一个感恩节。驻伊美军人数剩下不到两万人，他们都预定在今年年底前撤离。 奥巴马总统在一次广播讲话中感谢那些在节日期间做义工的人，这些义工包括在无家可归者收容所分发感恩节食品。奥巴马还敦促面临经济困境的美国人相信国家有能力应对这些挑战。他说，美国的问题并非一夜之间产生的，也不会在一夜之间得到解决。 11 月 24 日，美国多个城市举行了感恩节大游行的庆祝活动，其中“梅西百货感恩节大游行”和芝加哥“麦当劳”感恩节大游行是美国的两个通过电视全程直播的大游行。今年的“梅西百货感恩节大游行”中的氦气造型除了参加多年的圣诞老人、系列漫画“花生”中的 Snoopy 狗、迪斯尼的水手米老鼠等， Tim Burton 创作的 B 男孩、 Aflac 保险公司宣传片中的鸭子 Duck Balloonicle 等则是第一次出现在梅西大游行中。尽管纽约的气温只有 40 多（华氏）度，仍然有成千上万的家庭站在寒冷的微风中，为每个经过的气球、造型或是花车、 乐队鼓掌、呼喊、欢笑。一年一度的“麦当劳”感恩节游行是芝加哥市以及美中地区规模最盛大的游行之一，申请团体要经过组委会的严格筛选才能争取到亮相的机会。 尽管感恩节是美国人的最大节日，感恩是美国所有人的平常心，但和中国大陆不同的是，在感恩节里，没有一个人会说感谢党、感谢政府。而在大陆中国人的思维里，如果感恩，首先是感谢党、感谢政府；连体育比赛中有运动员胜出后忘了说这种对党和政府感恩的话，就被政府官员痛批穿小鞋。因为党政官员生活中锦衣玉食的和平安定的环境中，而这正是党和政府的功劳，所以他们就代表所有大陆中国人，说一定要首先感谢党和政府。大陆中国人其次要感谢的，是自己的领导，感谢的时候在场的谁的官最大，谁就排在被其次感谢的第一位；因为自己的一切都决定于领导、掌控在领导手中，所以大陆中国人必须特别从大到小的领导各级；对领导比对自己的父母还感恩。因为绝大多数大陆中国人自己的父母不可能带来官场上的进步，而官场上的进步主要是领导的功劳；不是官场的老百姓感谢领导的原因，就是官场的领导包括不是领导的有权者，都是自己的衣食父母，不能不毕恭毕敬。 而在美国，官场中人都是老百姓投票选举出来的，老百姓才是政府官员的衣食父母。有选举权的美国人，对党和政府不感谢，因为党和政府是人民的仆人，官员是老百姓的勤杂工。美国是多党选举，老百姓是党的老板，他们根本不操心党和政府的权力会决定自己的一切；因为，如果某党表现不佳，就用选票将其赶下台，很容易地推翻、颠覆掉不负责任的政府。如果党和政府的官员腐败和滥权，首先是党和政府自己先紧张，害怕老百姓知道真相后立即发动抗议示威游行，从而将整个党撤职，将政府颠覆。所以，在美国，党和政府不仅没有人感谢，相反总是小心翼翼地，战战兢兢，如履薄冰。美国对自己国家的党和政府，对党政官员，只存在信任与否的问题，绝不存在感谢的概念。 再者，尽管美国人的教育很发达，但美国人却很少感谢老师，因为自己出钱买教育；因而也就没有感谢老师的意思；老师教书是应该的，而成绩却是自己努力的结果。正因为如此，在美国这里没有特别感谢老师的现象。这一点，现在大陆中国人也在向美国人看齐了。 但美国在感恩节里，最多的时感谢上帝，最多的时是感谢父母和家人，感谢亲友。感谢上帝赐予了人类赖以生存的万物，感谢父母、家人和亲友的生养和爱护；这种感恩，成为感恩节永恒的主题。他们感谢万物的心态令人感动。他们认为奉献的就应该感谢，而市场行为却不存在感谢；党和政府是纳说人养活，所以纳税人不会感恩党、政府；正是这样的观念，从而令大陆中国人和美国人的感恩对象大相竟庭。大陆中国人感恩党和政府，感恩领导；而美国人感恩万物，就是不感恩党、政府和领导。 其实，大陆中国人的感恩，也应该感恩父母，因为他们给于自己生命并养育自己们；感恩亲友，是亲友给予了自己帮助和温暖；感恩万物，因为这是自己生命的源泉。在这些方面大陆中国人与美国人没有差异，具有共同的感恩之心。 然而，在美国的中国人，在感恩节却还有一个特别的感恩对象，那就是美国。 11 月 24 日，美国华文媒体采访到一些旅美大陆华人，倾听了他们在这一天最感谢的是什么。他们都提到，对比在大陆的经历，他们最感谢的是美国赋有他们的自由，使他们能够有人的尊严，感受到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和友好。比如，现在生活在美国西部的资深媒体人张伟国在 1989 年后失去自由近 2 年。在 1993 年离开中国之前，他形容自己的生活就像噩梦一般，充满恐惧，随时都有可能被抓走。所以，在 2011 年感恩节，他最感谢的是美国保护人的自由，“感谢美国保护自由，尤其中国人，实际上选择美国生活本身就是一种用脚投票嘛。事实上现在是两个中国，一个这种贪官污吏、既得利益集团，他们跟统治者一起，好像是在人间天堂里边。另外一方面，以牺牲人权、牺牲环保做为一种发展模式，已经使得普通的老百姓不但生活在恐惧里面，连安生立命最起码的这些基础都没了。所以我非常感谢能够逃出这样一个火坑，摆脱这样一种恐惧的压迫。在这里享受人的自由，自己感觉到自己有人的尊严。”现年 73 岁的周女士是将门之后，在大陆历次政治运动中被整得家破人亡。到 60 多岁的时候离开中国大陆。现在她一个人生活在美国东部，“我感受最深的是一个人在美国能够平等、自由的生活，我觉的美国最使我感谢的就是美国尊重人权，感谢当地的人士，对人都是平等、友好，都显得非常祥和友好。” 在感恩节这一天回想起祖国，张伟国叹息道，“实际上，中国这个文化是一个知恩图报的文化。讲起感恩，这个历史要比美国悠久得多。现在，中国的好的传统被颠覆了，是一种毁灭性的破坏，变成了一种恩将仇报，反其道而行之。所以，（我）再怎么样感恩（美国）都不为过啊！”他说， 如果说对自由与真理的追求是当年的清教徒们为北美大陆带来的第一个文化内涵，那么感恩就是他们在这里的第二个收获。虽然“感恩节”是专属于北美民众的，但事实上，一份感恩的情怀是不分国界和种族的。感恩父母，感恩老师，感恩亲友……。生活中的许多的人和事，都会激发我们感激的心意。 旅美时事评论员张杰连认为：中华传统文化讲究敬天知命、谦卑感恩，这些与西方的“感恩”都属于人类的普世价值，“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都很注重定位人与神佛包括天地之间的关系，比如说敬天、感恩都是在体现对上苍、神佛神灵的感恩之情。同时，感恩中也包含了知命的因素。五月花日的清教徒在登岸的头一年遇到巨大的魔难。第一个冬天非常不好过，从大西洋上吹来的凛冽寒风，还有冰雪。他们住的房屋是相当的简陋，移民们缺少必要的装备，又缺乏在这片土地上生活的经验。又要从事繁忙劳动的重压下，很多人累倒了，病倒了，加上恶劣的饮食，很多人就被传染病等夺去了命。第二年 102 人，只剩下了 50 个。每天都有人死去，几乎家家都在做丧事。当时人们虽然心里都很绝望，但大家也都在祈祷，并没有怨天怨地，还是在向上苍发自内心的请求帮助。知命其实就是一种承受，所以它也有一种承受在里面。所以我觉的感恩节体现的文化内涵和中国古人谈的敬天知命其实是很相近的。”张杰连指出：感恩节的来历表现出的是一种宗教情怀，和信仰有着紧密联系；“ ‘ 感恩 ’ 我觉的体现出一种定位的关系，一种上下的关系。因为这个感恩节的来历是跟宗教、清教徒移居美洲、它是感恩上帝对他们的恩赐的。所以它是一种宗教情怀，和信仰这方面联系的最为紧密。” 张杰连还指出：敬神敬佛敬天是中国文化的基础，也是文化延续承传的精髓。然而，大陆几代中国人无神论的洗脑教育破坏了传统，破坏了文化。“把人培养成无神论，它是有目地的，是想把党取代神的位置，所以在无神论的宣传过程中，恰恰伴随着宣传对党感恩戴德，用党来取代神佛与祖先的地位，把老百姓敬天敬地就变成了对党的绝对的服从。无神论的结果实际上是改变了人的生活心态，颠覆了人与自然天地的关系。把传统破坏了，把文化破坏了，人现在天不怕地不怕，什么坏事都敢干，不怕受到报应。人们可以任意的破坏自然，互相之间你争我夺、贪得无厌，这一系列的不光造成了自然环境恶化，人文环境也一并的变的恶化。前段时间有个两岁的小女孩小悦悦被车连续的碾压， 18 人走过都没人去救助，可以看人心的冷漠到了极点。这一切都是和没有信仰有关系，没有信仰导致人在道德方面可以放纵。人没有了感恩的心态后，整个社会变成了唯利是图，有奶就是娘，有钱就称爹的社会现状。现在很多人都在反思，对比，宣扬无神论、打压有信仰的人群在把整个民族拖进深渊。” 其实，中国大陆的人也同样要感谢美国。首先就是党和政府要感谢美国。比如，在抗战期间，美国人救了中国大陆的党和政府。其时，为了争取美国不支持蒋，对中共采取友好立场，毛泽东完全跟美国人合作。 1944 年，罗斯福曾派观察组去延安。美国人刚到，毛泽东就在 8 月 12 日对苏联联络员孙平说： “ 我们在考虑改变党的名字，不叫‘共产党’，而叫别的什么。这样形势会对我们更有利，特别是在跟美国的关系上 ” 。莫斯科马上和毛泽东唱起了同一调子，莫洛托夫对当时在苏联的赫尔利将军说，在中国，“有人称他们为‘共产党人’，实际上他们跟共产主义一点关系也没有。他们不过是不满自己的经济状况，只要经济状况一改善，他们马上就会忘了他们是共产党。苏联政府与这样的‘共产主义分子’毫无关系。”于是，杜鲁门总统的遣华特使马歇尔 1945 年 12 月来华，使命是停止内战。他跟周恩来第一次见面，周恩来就说中共“期望美国式的民主”；一个月后，周恩来又说毛泽东喜欢美国更胜于苏联。马歇尔把这番话转述给杜鲁门，为毛泽东的成功作出了关键贡献。 1946 年晚春，当毛泽东的军队在东北全面溃败时，马歇尔给蒋介石施加了决定性的压力，迫使蒋介石停止在东北追击，“立即下令政府军停止推进、打击、或追赶”。措辞如此强硬严峻，蒋介石答应停火 15 天。这个决定，使毛泽东绝处逢生，在东北的中共官兵，包括林彪在内，都说蒋介石停止向松花江北推进是大大的失策。蒋介石只要穷追猛打，至少能阻止中共在苏联边境建立强大巩固的北满根据地。蒋介石停火 15 天之后，马歇尔又再施加压力，要蒋把停火期延长为 4 个月，甚至把整个北满让给中共。当蒋介石被马歇尔逼得焦头烂额时，又接到杜鲁门总统的严厉警告，威胁说如果和谈没有进展，他只好重新考虑美国对蒋政权的态度。在这样的压力下，蒋介石在东北的停火继续了下去，蒋离不开美国的援助。东北的停火使毛泽东得以在北满建立了横一千公里，纵五百公里，面积比德国还大的根据地。 在 1969 年，美国人又一次救了党和政府。 1969 年 3 月 2 日、 15 日、 17 日，中苏两国军队先后在珍宝岛发生了三次较大规模的武装冲突； 珍宝岛冲突爆发后，苏联领导层反应十分强烈。以苏联国防部长格列奇元帅、部长助理崔可夫元帅等人为首的军方强硬派主张“一劳永逸地消除中国威胁”。准备动用在远东地区的中程弹道导弹，携带当量几百万吨级的核弹头，对中国的军事政治等重要目标实施“外科手术式核打击”。 8 月 20 日，苏联驻美大使多勃雷宁奉命在华盛顿紧急约见了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向他通报了苏联准备对中国实施核打击的意图，并征求美方的意见，如果苏联动手，让美国保持中立。第二天一早，基辛格到对总统尼克松说：苏联想对中国使用核武器，克里姆林宫的决定用核导弹一劳永逸地消除中国的威胁，来征求我们的意见。尼克松在同他的高级官员紧急磋商后认为，“我们能够毁灭世界，可是他们却敢于毁灭世界。”经过磋商，美国认为：一是只要美国反对，苏联就不敢轻易动用核武器；二是应设法将苏联意图尽早通知中国，但做到这一点很难，美中 30 年来积怨甚深，直接告诉中国，他们非但不会相信，反而会以为我们在玩弄什么花招。最后决定“让一家不太显眼的报纸把这个消息捅出去，美国无秘密是人所共知的事实，勃列日涅夫看到了也无法怪罪我们。” 8 月 28 日，《华盛顿明星报》在醒目位置刊登了一则消息，题目是“苏联欲对中国做外科手术式核打击”；这则消息立即在全世界引起了强烈反响，中国大陆很快进入了“准备打仗”的临战态势。为了远水解近渴立竿见影，美国亮出了 1962 年古巴导弹危机中尚保留未及动用的一张牌 “ 用已被破译的苏联密码，发出向苏联本土 134 个城市、军事要点、交通枢纽、重工业基地进行准备核打击的总统指令。”心慌意乱的苏联总理柯西金向苏共总书记勃列日涅夫报告：中国的导弹基地已经进入临战状态，所有的地面导引站都已开通；美国已经拟定了同我们进行核战的具体计划。勃列日涅夫不信美国会站到中国一边，请马上拨通苏驻美使馆电话。苏联多勃雷宁大使向勃列日涅夫报告：情况属实。如果中国遭到核打击，美国将认为是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开始，美国将首先参战。听完后，勃列日涅夫愤怒地喊道“美国出卖了我们”，就放弃对中国大陆“核外科手术”， 20 世纪中国的最后一次核危机随之灰飞烟灭。而当时中国的的核弹头不多，不堪苏联一击。饮水思源，其实中国大陆的核弹专家，也都是美国在 1949 年前培养的。 至于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大陆和美国得往来就更加频繁，党和政府要感恩的地方就更多了。有人甚至笑谈，如果如果在两会期间美国人要开中国大陆学生的家长会，并规定家长缺席的学生就开除学籍遣送回国，恐怕党和政府的两会就没有代表参加，都跑到美国去了。虽然中国大陆现在不怎么尊师重道了，但官员们还是很在乎子女和亲属的美国国籍和绿卡的。…… 不过关心美国国籍和绿卡，却不一定代表他会有一颗感恩美国的心。正如中国大陆据体制内专家说，有 108 万裸官分别在欧美，但他们却时刻叫嚷的是爱国主义，强烈“反美”。 而中国自古有云： “ 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 ” 。 感恩，有不同的范畴、层面和对象。当人学会感恩的时候，便会做一个谦卑的人，一定能够摆好自身与自然乃至整个社会的和谐的关系；会保持一种平和的心态，生活得快乐自在。一个小小的人，在宇宙天地当中不断的去探索真理，当他终于获得圣者、上天给予的启悟、明了人生的真谛时，那种感激之情肯定超越了普通的人间的感恩。 感恩时节话感恩，就请从红尘的琐事中抽离片刻，回顾、思索。为何感恩？向谁感恩？为了又一个黎明，为了新的日出，为了冥冥中造物主的慈悲与展现眼前的真相的光芒，让我们怀着谦卑的心仰望星空！

世人期待已久的对红色高棉三个在世的领导人的审判，2011年11月21日在金边开始。三名被告被控犯有种族灭绝罪、反人类罪和战争罪。 被指控的罪行名单很长，包括谋杀、灭绝、奴役、监禁、酷刑、迫害和故意杀人等。 红色高棉又称赤柬，前身为柬埔寨劳动党。1960年9月30日在金边火车站的一间破旧房屋里，由1950年代初从法国留学回柬埔寨的波尔布特、农谢、英萨利等留法派，为摆脱越南共产党对柬埔寨的控制而创建，后改名为柬埔寨共产党。1975年4月，被称为“红色高棉”的柬埔寨共产党在毛泽东的支持下，取得当时柬埔寨政权。在其后4年统治期间，红色高棉领导人实施所谓“从肉体上消灭资产阶级”的极端政策，并进行党内政治大清洗，造成数以万计的柬埔寨人因劳役、迫害、饥荒等而非正常死亡，成为20世纪最血腥暴力的人为灾难之一。 本次受审者之一乔森潘，是红色高棉前最高领导人波尔布特最亲密的助手，是红色高棉第五号人物，有中国血统；他1931年出生于柬埔寨东南部的柴桢省，1950年代留学法国，期间加入了法国共产党，并担任高棉学生会主席。1959年回国后在一所大学任职。1960年代中后期加入红色高棉，成为其领导成员之一。乔森潘在红色高棉建立的“民主柬埔寨”政权期间，先后任民柬总理、国家主席团主席等职。1985年，乔森潘在名义上取代波尔布特，成为红色高棉最高领导人。2001年，乔森潘被列为红色高棉受审名单的第三位。面临被国际特别法庭审判时，乔森潘否认了自己涉及红色高棉在1975年至1979年期间曾经大肆屠杀平民百姓罪行，甚至称他当时对此毫不知情。乔森潘在其当年出版的自传书中辩称，他当年担任的民主柬埔寨国家主席团主席是一个虚职，没有实权。不过，他在书中承认民柬执政时期“极端的革命运动给这个国家带来了恐怖与仇恨”。 1975年4月，红色高棉攻占金边后夺取政权，在随后近4年统治期间，以波尔布特为首的柬共领导人在毛泽东等人的首肯与鼓动下，推行了一条比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更为左倾的路线。柬共要在经济基础十分薄弱的柬埔寨进行无阶级差别、无城乡差别、无货币、无商品交易的“社会主义实践”。消灭富人，追求平均；消灭城市，迁出居民下乡务农；毁掉家具、电视、冰箱、汽车等等“奢侈”物品；以革命性的名称更改街名；解体家庭，成立男、女劳动队强制劳动；改造知识份子，如不能脱胎换骨，就从肉体上予以消灭……。这场被柬共领导人称为“前无古人”的“高棉革命”，给柬埔寨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有评论指出，“毛泽东等人扶植豢养的红色高棉，说明了他们残暴和对生命的蔑视。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启发下，波尔布特领导的柬共为‘消灭私有制’，在执政的三年八个月中，在这个人口只有不到八百万的小国却屠杀了二百万人，其中包括二十多万华人。” 1975年4月17日，红色高棉藉口美军即将空袭金边，强迫所有金边居民紧急撤离至乡下，并以三日后可以返回为由，不准居民携带行李及财物出城。在红色高棉军队的强行驱赶威吓之下，原有两百万人口的金边，三日之内变成了一座死寂的空城。百万金边市民徒步出城，在炎炎烈日下颠沛流离，因所带食品、行囊不多，忍饥受累，被驱往遥远未知的他乡，大都被分配到边远的农村进行强制劳动。老弱妇儒更经受不住旅途的折磨，染病倒毙途中。 红色高棉不仅对国内各界层民众进行政治大清算和镇压，还对其内部也进行多次大清洗。1978年由西南区领导人塔莫负责对东部地区干部和军队的清洗中，半年就处决了近十万人。最臭名昭著的是S-21监狱（杜斯林监狱），这是金边郊外的一栋砖石结构的法式建筑，以前是一所中学。该处原是一所高中，被波尔布特改造成专门对付思想犯的S-21监狱，大批知识份子被关进这里并以酷刑折磨致死，今日这S-21监狱被改成红色高棉罪恶馆。据柬埔寨媒体介绍，馆中除了监狱及各种刑具，还陈列所有牺牲者临死前拍下的黑白照，许多令人毛泽东骨悚然的酷刑：割喉、钻脑、活摔婴儿等，皆传自中国援柬的“专家与技术人员”；连专门拍摄临刑囚犯的照片以供存档与欣赏的摄影师，也是他们培训的。 就是在这个S-21监狱，为了给柬共领导人进补，竟然特制了钻脑机，取人脑来制造补品。将要被处决的思想犯被绑在一个椅子上，置于钻脑机前，在被害者极度的恐惧中，快速旋转的钻头，就从被害者的后脑钻入，快速有效的进行活体取脑。1980年代初，在S-21监狱发掘出近九千具尸体。还有许多死人坑尚待挖掘。这些人死得极其恐怖，红色高棉为节省子弹，杀人多用棍棒重击或以斧头砍杀。许多陈列的头盖骨上，有被斧头砍出的裂痕。据报导，在从1975年监狱成立到1978年年底红色高棉垮台的3年里，前后共有约16000人被关押在S-21监狱，除8人由于越南军队攻入金边趁乱逃脱外，全部被处决。死难者中还包括4名美国人，2名澳大利亚人，1名阿拉伯人，1名英国人，4名法国人，1名老挝人，1名新西兰人，1名印尼人，31名泰国人和488名越南人。 据柬埔寨历史资料收集中心报告，他们在美国、澳大利亚、荷兰三国的协助下，在全柬170个县中的81个县进行了勘察，在9138个坑葬点发掘出近150万个骷髅。这些人死于处决、劳累、饥饿、营养不良和疾病。据调查，在柬埔寨发现的埋人坑就超过了两万个。 现在，有关这个残暴政权历史的材料逐步公之于世，见之于柬埔寨难民的陈述、西方记者的采访、学者的调查以及越南政府和由它扶植起来的柬埔寨新政府整理公布的材料。国际研究学者认为，红色高棉制订和推行政策时非常隐秘，执政时国家处于封闭状态，以及其寿命短暂，导致这一时期没有建立起系统的档案。但是所有这一切并不能阻止人们去研究它，不管其背后隐藏着多么深奥的历史机密，甚至不可告人的政治动机。 在此之前，已经有许多机构——包括国际、政府和民间的学者在不断收集、整理着红色高棉的犯罪证据，以便在适当的时候进行清算。国际上包括美国在内的一些国家向柬埔寨提出，要对红色高棉进行国际审判，为柬埔寨受害者讨回公道。 2003年6月，联合国与柬埔寨签署了设立柬埔寨法院特别法庭的协议。由国际法官和柬埔寨法官组成的特别法庭对在1970年代后期在柬埔寨犯下的种族灭绝罪、战争罪及危害人类罪等罪行的前红色高棉领导人进行审判。 2006年，特别法庭正式成立。特别法庭在经过近10年的谈判和拖延后终于进入了工作状态。2009年2月18日，联合国与柬埔寨共同组建的柬埔寨法院特别法庭开庭，拉开对“红色高棉”政权及其主要领导人的审判序幕。 2010年7月26日，特别法庭以战争罪、反人类罪、酷刑和谋杀罪判处S-21监狱的监狱长康克由35年监禁。现在英萨利、农谢、乔森潘等“红色高棉”领导人也垂垂老矣。但就像柬埔寨出生的传奇记者迪特·普兰生前所说的：“犹太人对正义的追求从不因为希特勒的死亡而停止，柬埔寨人对正义的追求也不应该因为波尔布特的死亡而停止”。 2011年6月27日，联合国柬埔寨法院特别法庭正式开庭审理农谢、乔森潘等4名前红色高棉领导人案。这4人被控的罪行包括灭绝种族罪、危害人类罪、严重违反《日内瓦公约》以及违反1956年柬埔寨刑法谋杀、酷刑和宗教迫害等罪。4名被告中，最年轻的英蒂迪79岁。对柬埔寨受害者而言，这场迟到的审判实在不能再耽搁了，他们必须与时间赛跑。 但多年来审判红色高棉遭遇重重阻力。柬埔寨媒体说，其中一个因素是中共从中作梗。中共一直都是红色高棉在政治上与军事上的主要支持者。红色高棉的兴起和“民主柬埔寨”政权的建立，正值中共发起的史无前例“文化大革命”时期及后期。出于意识形态的原因，当年中共全力支持红色高棉政权，向红色高棉提供了起码高达十亿美元的援助。中共阻拦国际社会对红色高棉的公开审判，当然是为了继续遮掩中共在其中所起的作用和所扮演的角色。许多幸存的柬埔寨华侨表示，在红色高棉4年的屠杀期间，约有20万华侨被屠杀。一名华人表示，由于许多柬埔寨华人是因为中共占据大陆而逃离中国的；所以当他们向中国大使馆求救，不但没有得到帮助，甚至还被告知这是背叛祖国的下场。 泰国曼谷的一名华人学者说：“对于所有留意这个东南亚苦难小国的人来说，法庭呈现给他们的将是一段苦痛的历史，一串令人悲伤的故事。” 对于一个当时人口在700万到800万之间的小国来说，即使3年死亡100万也是一个难以想象的数字，它远远超出了许多国家在新政权建立后的政治清算和镇压的规模，因此国际上把柬埔寨从1975年到1979年这段历史称为“自我灭绝的屠杀”。种族屠杀是指在柬埔寨的2万名越南裔人全部死亡，43万名华裔死了21.5万人，1万老挝裔死了4000人，2万泰裔死了8000人，25万伊斯兰教徒死了9万人，这些数字都超出高棉人死亡的相应比例。 柬埔寨在1975年至1979年之所以会出现如此规模的杀戮，是由以下几个因素形成的： 大规模的强制性人口迁移。1975年4月红色高棉夺取政权进入主要城市后，在3天至1周的时间里将全部城市人口强制遣散出城，武装押送到农村。由于这项工作完全缺乏相应的物质准备，甚至最终目的地都没有确定，大量的年老体弱者和妇孺死于饥饿、疾病和疲劳。此外，就是对不服从强迫迁移的人和各类异己分子在迁移过程中的有计划的屠杀。 政治清算和镇压。这是针对前朗诺政权的军政人员，包括一般士兵、警察和公务员，也包括朗诺政变前的王室成员(他们此时名义上还属于民族联合阵线)。处决的模式一般为用卡车将大量此类人员运至某个地点，然后或是用木棍殴打致死或是直接枪决。 高强度的体力劳动。幸存的从城市遣散的人员往往和农民一起被迫从事修筑水渠、农田和道路的工作，由于经济状况的恶化，粮食和生活物资缺乏保障，大量的人口在这种强制劳动下死亡。 内部清洗。红色高棉从建立就以肃清亲越分子、克格勃间谍、美国中央情报局特务和新混入党内的异己分子为藉口开始了内部清洗。在1975年10月宣布的民族阵线的13个领导人中，有5个在1977年的清洗中被处决，包括内政部部长、两任商务部部长、新闻和宣传部部长、国家主席团第一副主席等。各大区的党政军领导人被处决的更多。最集中的一次是1978年对被认为是亲越派的东部大区干部和军人的清洗，由西南大区的领导人塔莫负责，一次屠杀了近10万名红色高棉的自己人。 红色高棉在1975年4月17日到1979年1月6日期间的所作所为，以及这一时期非正常死亡的柬埔寨人数，让世界震惊！ 2010年7月26日，柬埔寨法院特别法庭以战争罪判处红色高棉前监狱长康克由35年徒刑。康克由是在前红色高棉担任领导职务的人中第一个被判处刑罚的人。康克由掌管的杜斯林监狱，代号S-21机关，是外界了解最多的红色高棉时代关押和屠杀政治反对派的监狱，一大批红色高棉党政军高级干部，以美国CIA、苏联KGB和越南特务的罪名被关押在这里，并遭到杀害。代号中的“S”在柬埔寨文里可以是“学校”，或者“安全”一词的第1个字母。由于监狱原址是学校，而监狱属于安全机关管理，所以两种说法都有一定道理。 执政后的红色高棉3年不到，就在1979年1月7日被越南支持的韩桑林-谢辛推翻。经过12年的艰苦战争，柬埔寨最终走上和谈之路。红色高棉终于成为巴黎和平协议签字一方，但红色高棉却拒绝与联合国合作，抵制大选。除红色高棉外，柬埔寨其他19个政党都参加了1993年5月举行的大选，于是红色高棉白白葬送了合法回归柬政坛的历史性机遇。大选后柬埔寨组成王国政府，奉辛比克党和人民党达成妥协联合执政，拉那烈任第一首相，洪森为第二首相。自此红色高棉失去国内盟友和国际支持，陷入全面孤立。1994年7月7日，柬埔寨议会宣布红色高棉为非法组织。 国际上向洪森提出，要对红色高棉进行国际审判，为柬埔寨受害者讨回公道。1997年6月21日，时任柬埔寨王国政府第一首相的拉那烈和第二首相洪森联名致函联合国秘书长，同意为审判红色高棉提供帮助。1998年7月31日，联合国秘书长委任三人专家小组，对审判红色高棉相关问题进行评估。11月，专家小组访问了柬埔寨和泰国。 1999年3月15日，专家小组建议成立国际法庭审判红色高棉。6月17日，洪森建议联合国帮助起草一项允许外国法官和检察官参加审判红色高棉的法令草案。随后，提出建立混合法庭的建议。8月2日，柬埔寨重申审判红色高棉必须用柬埔寨现有的法庭审判，希望外国帮助起草法律草案和派出法官和检察官参加审判红色高棉。8月26日，联合国首次派特使到柬埔寨，提出法庭应当符合国际标准。9月20日，洪森提出了联合国参与审判的三种选择：一是派法律专家组参加柬埔寨现有的法庭；二是派法律专家组，但是不参加法庭工作；三是不参加建议中的法庭。12月20日，柬埔寨将审判红色高棉的法律草案，连同一份时间表送交联合国。 2000年2月8日，在给洪森的回信中，秘书长要求柬埔寨政府保证逮捕被告并送交法庭；不得减刑和赦免；任命独立的国际检察官；国际法官人数要多过柬埔寨人。然而双方没能就赦免、检察官及其权力等分歧取得一致。4月19日，秘书长致函洪森提出一项建议，旨在解决联合检察官和联合法官在判决前出现的分歧。 谈判反反复复，直到2001年1月9日才有了转机。柬埔寨提交审判红色高棉的相关法律的高棉文译本。柬埔寨国会在2月2日通过了这个草案。6月26日，柬方在给联合国代表克莱尔的信中说，柬埔寨内阁重新审定了法律文本的第3条，以便与宪法委员会的意见一致，草案将再送国会和参院审定通过，最后送国家元首，成为正式法律文件。12月18日，克莱尔通知柬方，等柬埔寨与外国法律专家合作问题工作组的工作、建立审判法庭的工作都完成后，将给他一个内容广泛的回答，并将按照联合国的意见重新评估。 2002年2月，联合国退出与柬埔寨政府关于审判红色高棉的谈判。 2003年1月，联合国与柬埔寨的谈判再次恢复。2004年10月柬埔寨国会通过了柬埔寨与联合国达成的协议和审判红色高棉法。 2006年2月，联合国工作组进驻柬埔寨，开始组建审判红色高棉法庭班子。2006年5月8日，柬埔寨国王西哈努克亲王签署王令，批准了由柬埔寨最高法官理事会提出的审判红色高棉特别法庭的29名法官和检察官名单。他们中间17人来自柬埔寨，其余12人由联合国提出，分别来自澳大利亚、奥地利、加拿大、法国、日本、荷兰、新西兰、波兰、斯里兰卡和美国10个国家。柬埔寨审判红色高棉特别法庭的组成，标志着审判红色高棉准备阶段工作的结束，审判红色高棉从此进入法庭取证、指控和审判的实质阶段。 2007年6月12日，特别法庭通过了内部规则，标志着法庭开始运作。2009年2月，法庭正式开庭对前红色高棉成员进行审判。据美国《商业周刊》称，柬埔寨审判前红色高棉领导人的特别法庭，是由国际捐助人捐助成立的。最大捐助人是日本(2160万美元)和法国(320万美元)。特别法庭的运作成本之高，远远超出了组织者的意料。特别法庭的最初预算为5300万美元，计划在3年时间内审理完毕。现在，审理期限已经延长到5年，预算也飙升至1.7亿美元。法庭审理开销巨大，比如特别法庭的审理文件就需要同时翻译成英文、法文和高棉文；每年用于前红色高棉5名领导人的医药费12万美元，这其中包括法庭上24小时的医生和护士看护，救护车急救费用等。此外，特别法庭还要为国际名医的到访埋单。尤其是82岁的前红色高棉外交副部部长英萨利，他患有严重的心脏病。 但审判成本再高，国际社会也要将审判进行到底，因为这是对高棉的毛氏王国最后审判。而且，还要体现人道主义，哪怕为恶魔耗费再大的物力。 这就是国际正义。与红色王国的杀人为本对照，更显尘宵之别。

近年来，中国互联网上出现一些 “ 被失踪 ” 、 “ 被自杀 ” 等词汇，主要指一些人在官方的各种压力下非自愿的一些行为、状况或者活动，比如 “ 被失踪 ” 其实不是真的失踪，而是被非法秘密关押。近日，国家副主席习近平在对党员干部的调研工作提出要求时，也使用了一个 “ 被 ” 字打头的词汇，希望领导干部防止“被调研”。 据媒体报道，习近平在中央党校秋季第二批学员开学典礼上发表题为《谈谈调查研究》的讲话。媒体报道说，习近平在讲话中强调，官员下基层时应该防止调查研究走过场，避免出现“被调研”的现象。习近平表示，官员在调研中可以有“规定路线”，但也应该有“自选动作”。习近平鼓励官员去看一些没有准备的地方，搞一些不打招呼、不做安排的随机性调研，以了解真实情况。 对此，河南民间组织腐败行为观察的创办人安均说，中国各地领导视察所看到的场面多数都是事先安排好了的，不是真实情况，在现有体制下，官员这种“被调研”现象不可避免：“这个官僚体制它本身就是一个下级对上级负责，它不是对人民负责的一个机构。他不是民选出来的。上级也必须要通过下级。官员除了信任下级之外，他不可能再去信任老百姓。”文山会海，报喜不报忧，逢迎讨好，互相吹捧，中国官员走过场式的调研方式早已为老百姓所痛恨，习近平在这次中央党校的讲话中也提到了这些问题。安均说，既然习近平了解干部这种官僚作风，不知道他是否会在接任国家主席职位以后，允许省以下官员通过民众直接选举；“我觉得习主席这个想法倒是很好的。中国现在这个官僚体制就是建立在上下级他们之间密切的关系上。不是有句话吗，乡骗村，村骗县，一直骗到国务院。如果说能够打破这个官僚体制，所有的官员现在肯定不可能马上走得中共中央的主席去搞直选，但是省级以下的搞直选可不可以？官员都由投票来选举产生，选票控制官员，这个官僚体制就被打破了。上级下来调查，他们可以向选民调查。” 中新网一位江苏网友看了有关习近平此番讲话的报道后发帖子说，我们的村官们为了迎接上级领导所谓的调研已经准备 20 多天了，声势浩大，搞得全村鸡犬不宁，就会拍马屁。还有一位网友评论说，现在的官员 99•9% 都是贪官，都是为了捞钱。德国的费良勇说，中国的大部分官员都热衷于搞工程项目，很多都是为了通过项目搞腐败捞钱，各部门各地方多年来弄虚作假的官僚作风从未改变：“中共历史上假大空一直存在，总是在搞假象，下级为了应付上级也一直是搞假象。上面有些人是知道你搞假象，它下面做假象做得很漂亮。他觉得下面报假象报得好，那么也是政绩好，对他也好，这情况一直是存在。” 费良勇以中国的环境问题为例说，环境恶化不管怎样作假，每个人都可以看见的，官员不需调研也知道：“奥运之前整个国际社会在监控北京的污染，所以就让很多工厂停产或者减产，这样使北京的空气清新一些。污染度就降低了。奥运结束以后，现在整个北京污染又很厉害了。就是因为有外国检查，为了要搞好奥运它必须要排除污染，这是一个例子。而其他各个地方都有污染，很多河流、山区都污染得很厉害了，平常到处都看得见。”在费良勇看来，“真正想把中国搞好，要想办法让那些当官的去看，看哪个地方老百姓冤屈太重，也要解决一下，否则要威胁到共产党的统治了。” 据一份维基解密网站公布的美国外交电文指出，习近平尽管具有太子党的身分，但有不贪污的条件。 这份由美国驻北京大使馆于 2009 年 11 月 16 日建档的电文表示，一名大使馆的长期线人暨习近平前密友曾与大使馆官员分享他对习的所知与第一手资讯，包括家庭背景、教育、青年时期和政治生涯、以及他对习的印象与其个性和政治观点。这名消息人士在一所学校担任政治学教授，这些讯息是他于 2007 年至 2009 年间多次与大使馆官员谈话时所透露的。电文指出，该教授与习同样出生于 1953 年，同为中共第一代元老的后代，也在类似的环境下长大，同样经历过文革。尽管两人的工作和生活有所不同，却维持了 15 年的交情。该教授的父亲与习的父亲习仲勋在文革期间都被关押过，在邓小平掌权后也都被平反。在面对文革的苦难时，该教授与习走了截然不同的路。该教授与好友们沉溺于爱情、饮酒、电影和西方文学，作为精神上的解脱。他后来决定离开中国，前往美国攻读学位并展开新生活。习却选择以“变成比红军还红”作为存活下来的方式，并在 1974 年加入中共，当时他的父亲还在坐牢。在该教授眼中，习是信心十足和非常专注的人。习在青年时期就显露出其对政治的专注。该教授指出，习沉默寡言、不带感情、很难摸透，他有很强的意志力，也了解权力，但“从一开始就不显露身手”。电文引述该教授的话说，习不像社交圈的其他人，他不会谈论女人和电影，也不喝酒和吸毒，女人会认为习很“无聊”。该教授表示，习毫不在乎钱，他也不贪污。该教授还挖苦地说，习因为是含着银汤匙出生的，所以有本钱不贪污，但他有可能“被权力收买”。 该教授认为，习是相当务实的人，不受思想意识驱使，习的太子党身分和早年与中共第一代元老在北京生活的经验，对他的世界观产生最长远的影响。该教授称，习早年对佛教中的神秘事物着迷。他曾前往福建厦门拜访当时在该地任职的习，习显露出对佛教圣地五台山以及佛教武术、气功和其它有助健康的神秘力量的迷恋。 由于习的个人经验，他对于西方十分熟悉。他的姐姐在加拿大、前妻在英国、弟弟在香港，还有很多朋友在海外，他本人也去过美国。该教授认为，习希望与美国维持良好关系，无意与美国对立。该教授还表示，习曾在福建工作超过 20 年，所以对台湾也很熟悉…… 而海外媒体认为，资本家进中央、习近平主政、党的最高层世代更替，这些是明年召开的中共 18 大的一些看点。但中共改革多年依旧打左灯向右转、理论实践相背离，还有 “ 世袭 ” 等现实，在中国特别是党内引起相当大的争议。最近，湖南民营企业家、中国首富梁稳根有望明年 18 大进中委的消息，很是流传了一阵。与此同时，若没特殊情况，现中共政治局常委、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家副主席习近平到时接替胡锦涛执掌大权，也几近板上钉钉。中共 1878 年改革、特别是 2002 年中共 16 大正式允许资本家入党以来，中国的政治和经济发展一直是双轨道运行。宪法规定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精髓——无产阶级专政和阶级斗争理论在邓小平 “ 不争论 ” 指示下而束之高阁。这也就是老百姓所说的 “ 两张皮 ” ， “ 打左灯向右转 ” ，理论实践脱节。而坚持马列毛基本思想和教义则被斥为教条主义。 中共 17 大代表、当今中国首富梁稳根在 2007 年 10 月一次记者会上回答美国之音记者问题时，批这些教条主义者为“与时不进。”而马克思列宁认为，无产阶级就是资产阶级的“掘墓人”。习近平就是在 17 大召开前的几个月，突然以极快的速度 “ 杀出 ” ，一下子成了第五代领导人的领军人物。 17 大闭幕，习近平成了政治局常委。 习近平是中共元老习仲勋的儿子。父辈被打成黑帮后，习近平文革中在北京和后来的围棋大腕聂卫平、上将刘震的儿子刘卫平 ( 现总后大校 ) 等人结为好伙伴、 “ 铁哥们儿 ” ，这三个 “ 黑帮 ” 子弟 “ 为伍 ” 人称“三平”。如今，这位当年到陕北插队的黑帮子弟已经成了中共权高位重的接班人、中共理论掌门人——中央党校校长。作为中共在意识形态领域的负责人，习近平在今年两会之后中央党校讲话，要求 “ 领导干部要把学习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毛泽东同志的重要著作与学习《邓小平文选》、《江泽民文选》和党的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提出的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紧密结合起来 ” 。显然，习近平是与时俱进了。但经常在 “ 毛泽东旗帜网 ” 发表文章的中共老干部、原国家统计局长李成瑞对资本家入党提出强烈批判，认为这根本就是 “ 歪曲 ” 和 “ 篡改 ” 党的性质、理论和历史使命。李成瑞在该网站发表文章说，中共从创建起就一直是工人阶级先锋队，但这些年来，有关方面 “ 公然篡改党的性质，让资产阶级分子合法加入中国共产党，把工人阶级先锋队变为 ‘ 全民党 ’ ，是极其卑鄙的叛卖行为。 ” 邓小平的黑猫白猫理论，极大促进了中共改革开放的实践，但改革开放后到底 “ 姓资还是姓社 ” ？邓小平深知这个问题是个炸药包和导火索，一旦引爆后果不堪设想，所以就提出了 “ 不争论 ” 主义，将各种思想思潮一概压下，起码求得一时和谐，给改革争取时间。 路透社曾根据 “ 维基解密 ” 的消息说，习仲勋曾反对 1989 年的镇压；达赖喇嘛也表示，对习仲勋很有好感。 1950 年代初，达赖喇嘛曾到北京，而当时习仲勋是国务院秘书长，同达赖喇嘛多有接触。习仲勋和万里是那个时代中共高层的 “ 名嘴 ” 。网络刊物《中国数字时代》引用维基解密传出的消息说，中共 17 大推出的习近平、李克强等领导人，将决定中共今后 15 年的方向和路线。习近平之所以在最后一刻成为接班人，其主要原因就是他获得了党内更广泛的支持，中共好多元老及其后裔都更买习仲勋和习近平的账。维基解密的消息说，对于党内的 “ 老同志 ” 来说，他们更容易接受习近平。 美国“国家利益”刊物今年 9 月底曾发表布鲁斯 · 吉利的文章，题目是“见识新毛泽东”。文章认为，在意识形态方面，习近平是个新 “ 毛泽东 ” 。文章说，随着其主政日子的接近，有很多迹象表明，习近平在处理外交事务方面是个民族主义者，习近平的崛起对凡是派和改革派的斗争来说意义重大。它意味着，围绕改革开放的斗争将告一段落，取而代之的是那种建国初期的斗争——那个年代信仰马克思社会解放理论的先进人物同更认同列宁政治管控理论的抗日民族主义者之间的斗争。香港的中国问题观察家林和立在美国外交政策杂志发表文章说，不久前习近平和美国副总统拜登到四川都江堰青城山中学参观，习近平对学生们说，“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是归根结底是你们的。你们青年人，朝气蓬勃，正在兴旺时期，好像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这是一段毛泽东 1957 年在莫斯科对中国留苏学生的讲话。林和立说，没有证据显示习近平背诵毛泽东语录是想让拜登难堪，但很多方面都显示，这位第五代领导人是个坚定的毛泽东主义者。林和立说，今年早些时候，习近平到中央党校讲话，要求学员努力学习马克思理论，确保政治立场坚定。习近平还要求大家认真学习毛泽东原著， “ 抓住重点，掌握精髓 ” 。 长期观察中国事务和北京官场的林和立认为，军委副主席习近平接掌大位，其中如空军司令许其亮上将、副总参谋长马晓天上将、总后政委刘源上将、成都军区政委张海阳上将、沈阳军区司令张又侠上将都可能进入中央委员会。林和立说，许其亮父亲是已经去世的原空军少将许乐夫 ( 这一点，中国军事观察人士和网友还有争议 ) ；马晓天父亲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原教育长马载尧大校 (55 年 ) ；刘源父亲是文革中被毛整死的原国家主席刘少奇；张海阳父亲是前中央军委副主席张震上将；张又侠父亲是元老将军张宗逊上将。许其亮有望在 18 大之后担任中央军委副主席；马晓天有望成为空军司令；刘源和张海阳都可能成为总政治部主任人选；张又侠有望成为总装备部主任。 林和立说，这些人和习近平关系都不错。 习近平今年 9 月初发贺信给在中国南宁召开的亚洲政党发展与社会共享会议也引起人们广泛关注。习近平表示，未来中国将“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出席会议的中共政治局常委周永康承认，目前中国发展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问题仍然突出。有评论认为，中国要转变社会经济发展模式，就要改变现在的政治体制。 新华社报道说，中共政治局常委，中央政法委书记周永康参加开幕式并发表讲话，他承认中国的发展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问题突出，如何做大蛋糕，同时分好蛋糕，是中国面临的重大任务。中国十二五规划强化民生优先导向，并将努力使全体人民“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和住有所居”。习近平在发给会议的贺信中提出，要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并说，中国将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兼顾速度和质量、效率和公平，走共同富裕的道路。 近年以来，中国贫富悬殊问题日益突出。被视为中共未来领导人的习近平提出人民共享发展成果，引起关注。在美国的中国学者程晓农表示，中国贫富悬殊日益加大，并开始危及社会稳定，已成为中共当局无法不面对的一大问题。“我觉得是一个不得不面对的现实，已经无可回避也无可粉饰了，在今天的中国没有任何人能否定这一点。政府也无法否定，媒体是反复报道。中国贫富之间的差距之大也是有目共睹的。所以，这个问题已经在中国是无法回避，也没有办法遮掩或者是巧言伪饰的。” 根据中国官方的数据， 1990 年代，中国衡量贫富悬殊的基尼系数平均每年上升 0.07 ，到 2004 年达到 0.47 ，成为世界上贫富悬殊严重的国家之一。随后，大陆政府不再公布相关的数据，也禁止一些非官方的学术机构从事相关的调查与研究。目前，中国居民收入大约占中国 GDP 比例的 40% 左右，比世界上通常 70% 的比例少很多。 美国南卡罗来纳州大学管理学教授谢田认为，中国经济发展的大部分成果由官僚机构和权贵资本家占据，这本质上是一个政治制度的问题。“贫富不均也好、财富向高层集中也好，最关键的问题是大头拿走的是这些权贵阶层。这些阶层它现在已经形成一个牢牢的利益共同体。所以这个最大利益集团它控制着司法，控制着行政，控制立法，控制舆论。中国老百姓没有均等的财物机会的情况下，他们要面对的是这么一个庞大的利益集团。”谢教授表示，中国的贫富悬殊日益加剧是一个十分明显的现实，两极分化的结果，导致中国官民对立，冲突增加，民怨不断，社会难以稳定。“现在老百姓确实显得非常无力。我想这种无力和无奈的感觉在中国社会非常强烈地弥漫。以前还有点相信政府，现在绝对是不相信政府，也不相信党。民间弥漫着非常强烈的憎恨，仇恨的心里，对上层有非常强烈的憎恨。”事实上，大陆政坛和学术界近来也提出了不少解决中国贫富悬殊的方法，如中共广东省委书记汪洋提出的“做大蛋糕”论和中共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的“分好蛋糕”论。程晓农就此分析说，薄熙来提出的“分好蛋糕”，需要有一个限制和监督分蛋糕者的机制，但从薄熙来强调的方法看，他似乎在走回毛泽东的老路。“薄熙来那一套是行不通的。如果习近平要采纳薄熙来的方案，无非是中国再走一轮儿，重新走回毛泽东当年那套把戏，国有经济为主，然后不行了再恢复计划经济。这套模式是因为失败了，才走上邓小平的权贵资本主义。” 程晓农认为，目前中国领导层认识到贫富悬殊问题的严重性，但是，他们却缺乏改善这一问题的手段和方法。“共产党真想要找贫富差距不断扩大的根源，那么它就应该去检讨。过去的 20 年贫富差距是怎么扩大的？造成这种现象的体制是谁的体制？是谁在维持这个体制？！” 《人民日报》发表文章，强调要“坚定不移走共同富裕道路”，认为目前中国更应该重视共同富裕的问题；不过该文并没有探讨，造成过去 20 年中国贫富悬殊日益严重的原因，也没有提出具体的解决办法。 那么，将来习近平会提出怎样的具体解决办法？人们在期待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