颜昌海

北大教授孔庆东用三句排比粗话拒绝南方报系《南方人物周刊》记者采访，并通过微博炫耀粗话的事件，引起舆论哗然并持续发酵。为孔庆东撑腰的乌有之乡网站刊文称，山西日前有五人火烧数百份《南方周末》再度让事件延烧，此举招来众网民的讽刺与抨击。 乌有之乡网站日前刊文指，山西太原民众在17日下午举行了“为了中华民族，火烧汉奸媒体南方报系”活动，他们买断该市部分报亭的最新一期广州《南方周末》，将数百份报纸堆放在广场公开焚烧，指南方报业集团“歪曲历史、诋毁中共地位和威信”。文章描写道，“大家怀着对汉奸媒体的愤怒，纷纷拿出打火机，点起堆起来的南方媒体汉奸报纸，熊熊大火烧起，大家从火中看到汉奸媒体的丑恶嘴脸；看到了这些汉奸媒体将要得到的可耻下场……”；文章还称，这个南方报业诋毁了党和政府在人民群众心目中所谓的地位和威信，他们的所有一切行径在反对毛泽东。该文被转贴至凯迪社区，不过转贴的网民在题目上加了个附注“五人就自称代表中华民族”。从现场拍摄的照片来看，焚烧报纸的确实只有五个人。该文也立刻引起了各网民的热议，几乎是一边倒的批判焚烧报纸的人： 左罗二世：看来这些是天生的奴隶相。老毛没把这些人批斗死骨头痒了。 导航员：哈哈哈哈，我看到的不过是几个跳梁小丑而已。 被代表了5：这几个老儿怎么不跳到火里一起烧？ 述而篇第七：只有焚烧政体，民族才能得救。 孔庆东11月7日发微博说：“一分钟前，《南方人物周刊》电话骚扰要采访我，态度很和气，语言很阴险”；孔庆东声称，他斩钉截铁的答复了“三个骂娘的排比句”。微博发出后激起众多网民的愤怒。恰逢11月8日是中国记者节，引来中国媒体“炮轰”。新华社11月10日也加入了“倒孔行列”，批评孔庆东把辱骂记者的粗鲁当个性，敦促北大解聘孔庆东。同时北大学生也呼吁校长辞退这个“五毛教授”。 面对媒体和学生的声讨，孔庆东似乎毫不示弱。他在自己的第一视频阵地上，毫无顾忌地破口大骂新华社“公然对抗新闻出版总署和宪法”，“带头制作虚假新闻，必须向中国人民道歉”。“脱离党中央的领导，公然给‘南方汉奸报系’做走狗”，并暗示自己已经得到了“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北大领导支持。而极左据点乌有之乡网站以及重庆媒体则为孔庆东撑腰，将矛头对准新华社和南方报系。 孔庆东自称是孔子第73代孙，系中共党员；在媒体上很活跃，曾在多家电视台和院校发表演讲，并在乌有之乡等左派网站公开美化“文革”而闻名，成为极左派代表人物之一。今年8月，孔庆东在接受《重庆日报》专访时，曾为“唱红打黑”唱赞歌，《重庆日报》还说孔庆东十分关注重庆，多次赴重庆调研。而2010年11月在为重庆市公安局长王立军的“双起论”（起诉报社和记者）辩护时，孔庆东就曾呼吁“全国人民应该起诉南方报系，天天在诬衊我们革命先烈，诬衊我们的党和国家领导人，诬衊全体中国人民。”但当时包括新华社旗下报刊在内的各大媒体均狠批孔庆东，质疑其动不动就拿“革命先烈”、“全国人民”说事，十足文革思维下红卫兵的行径。 乌有之乡支持孔庆东的文章说，粗口骂南方报业记者事件拉开了左右两派决战的序幕。中国选举与治理网文章也指出，孔庆东身后积聚着中共极左派势力，文革大有死灰复燃之势，长期利用各种舆论工具围堵南方报系，同时为西南某地的做法唱赞歌。有分析人士认为，中国已经走到了一个十字路口，内政、外交、经济、社会各方面都出了很多问题，而向右走，向左转，还是走回头路，在改革停滞不前的今天，看不出方向。孔庆东粗口骂记者，折射的是中国左右两派的路线之争。 继山西五位“毛左”焚烧南方报刊后，11月18日，又有河北以“燕赵儿女”为名义的“怒烧南方报刊”事件。“毛左”的行动，引起学术界惊呼和驳斥。有专家认为替文革叫魂现象是因当政者中有余孽，也有学者认为“毛左”有市场，是因为1980年代改革出现巨大问题。大陆的一位化名“1社会主义好”的“毛左”发微博披露“燕赵儿女怒烧南都汉奸报”。微博消息称：11月18日上午，河北数位网民，受数百位网民的委托，也代表着所有“爱国同志”，将收集来的数百份汉奸报刊，在石家庄郊区野外垃圾场焚烧填埋。消息还用文革的语调大骂南方报刊是“汉奸报系”，受美国操控、“铲除卖国贼”云云。记者追踪了解到，该新闻由大陆的《民声网》以“朗朗乾坤”名义首发稿，并在“左派”旗帜网站乌有之乡上同时刊登。该消息在微博上快速传播出去，转发超5.5千次，跟帖评论超3千。“毛左”举动似乎激起众怒，评论几乎一面倒的对此表示不满，当中不乏有著名专家、学者及企业家等。 这个化名“1社会主义好”微博也提供一个乌有之乡的链接，说孔庆东在和司马南对话，慷慨激昂称：“恢复毛主席的那个党才是中国的出路！”。不过点击进去，发现该网页已被删。孔庆东言论中也有意挑汪洋整顿南方报刊，“南方报刊的罪恶目的就是就是破坏汪洋同志的名誉，让中央以为汪洋同志妄图篡党夺权。强烈要求汪洋整顿之！。” 大陆一家报社的高级编辑许林对此表示，文革焚书红卫兵的义愤填膺再现眼前。广东湛江的市民东震表示，“我考，文革阴魂死灰复燃了，难不成这两年红歌一唱不少人脑就残了？” 著名学者吴稼祥表示，“焚书开始了，坑儒还会远吗？今夕何夕，莫非赢毛？”；有不少人百思不得其解，现在居然有为万恶不赦的文革叫魂者，他解释：“这不稀奇，当政者中有余孽。” 政法大学教授仝宗锦表示，“看到焚烧《南方周末》的消息，我在想，如果一拨人以类似方式焚烧《人民日报》，不知会有何种后果？” 漫画专栏作家朱静雅表示，“两天内看到的第二起这种新闻，我决定一会儿去买份《南方周末》来提高他们的零售量”。山东的王祖哲表示赞同，并说“大家用点脑子吧——你那么折腾，当权却在看热闹，并不派警察来抓你，此时你就应该意识到自己的行为是很傻的，很无聊，很寂寞。 ”法律学者俞梅荪说，早在1998年，一位上海社科院法学所研究员就向他推荐《南方周末》，说是该报最能反映社会问题，且他只订阅这一份报纸。俞梅荪介绍，自己跟踪调查近一年有关四川自贡开发区强征三万亩土地，强拆民房，严重侵害三万多失地农民权益，还撰写大量文稿发表在《博客中国》后，引起各方关注，其中《南方周末》记者因此前往实地调查。一周后（03年12月）《南方周末》整版发表了记者的新闻调查报告。 不过俞梅荪也认为，“但是，离反映劳苦大众在权贵经济和警察治国中的呻吟和呐喊，离现实的需要，只能挂一漏万，远远不够啊！”北京宪政学者陈永苗表示，焚烧南方周末，实际上今天“毛左”对改革本身产生巨大问题的一个愤怒。陈永苗认为乌有之乡很多人把共产党抬出来，是为了他自己讲话安全，今天“毛左”有市场是因为改革本身出现的巨大问题。 事实上，孔庆东和乌有之乡之流的“毛左”泛滥，不仅仅是文革的死灰复燃，而且还可以追溯到希特勒纳粹党的源头。孔庆东和乌有之乡之流，具有浓厚的希特勒情结，更是对中国执政党“文改”的反动与嘲讽。 能与中国“五毛党”有共同语言的只有德奥帝国时期的元首希特勒——两者都极端迷恋“统一思想”与文化专制。10月29日，凤凰台“世纪大讲堂”对此进行了诠释——武汉大学教授李工真以《世界科学文化中心的洲际转移》为题，讲述了“希特勒改变德国科学文化的发展命运”，用“汉皇重色思倾国”的辛辣讽刺警告大陆执政党：切莫以“建立文化强国”的“文改”，重蹈希魔以文化清洗制造“知识难民潮”的覆辙。李工真指出：希特勒抓住了德国人一战失败后渴望复兴的民族情绪，1933年当政以后，立即展开“文化改革”——文化清洗运动，大肆迫害犹太人，驱逐“非雅利安学者”，把有自由思想的科学家尽数逐出校园，赶出体制内和国门，制造了骇人听闻的“知识难民潮”。到1937年，德意志高校师资队伍损失了39%，到1939年二战爆发时，整个纳粹德国高校教师岗位中的45%已被纳粹党棍占据。使德国科学教育文化元气大伤。当年被德奥帝国驱逐的爱因斯坦等12000名文化精英中，至少有63%被美国接收，其中约1400名科学家中，至少77%为美国接收。这就让世界科学文化中心从欧洲转移到了美国，美国也因此而迅速强大——是希特勒的“文化改革”——文化清洗运动帮助了美国，毁了德国。 李工真的演讲让人们想到，近日中国“五毛党”的焚烧《南方周末》——开始了中国极左势力的“文化改革”——文化清洗运动。也令人担忧，文化体制改革的命运和前途。 中国“五毛党”文化清洗运动的“文改”结果，是中国日益沦为无声的中国！ 其实，这种担忧并非空穴来风，近年来这种趋势愈演愈烈。包括李锐、胡绩伟、李慎之等党内“秀才”被禁止公开发表文章，包括焦国标、贺卫方等知名青年教授被清洗出北大或流放新疆，包括程益中、李大同、长平、杨锦麟等媒体人被清除或调离重要媒体，包括是余杰、王怡等青年“传道”者被禁止公开出版著作包括徐友渔、朱学勤、王鲁湘等学者被边缘化，包括章诒和、沙叶新、胡发云等作家被控制言论，也包括刘晓波、艾未未、髯云飞、等知名文化人进监狱、失踪、软禁……，也就是说，在极左思潮泛滥的大形势下，“文化清洗”趋势更加提速，中国“五毛党”的文革做派更加激烈，而中国文化思想界的希特勒情结就更加猖獗！有例为证—— 10月26日，广电总局下达“限娱令”——《关于进一步加强电视上星综合频道节目管理的意见》，禁止各级电视台自由编排播出娱乐节目！ 10月31日，“光明日报”禁谈“道德滑坡”——其关于“小悦悦事件”的评论《不要动不动说道德滑坡》，竟然对多次承认中国社会现在出现道德滑坡的温家宝进行不点名批判——温家宝也离文化清洗只有五十步了！ 11月1日，南方都市报再次报导：中国三成民营企业家已移民，年底将有近半数千万富豪考移民！财经观察家叶檀的《三大折价逼出移民潮》让人想到，希特勒创造的“知识难民潮”正在中国再现，并且有企业家移民潮配套！ 11月2日，有研究者发现，街头网吧已成为禁区——深圳街头的网吧几乎都变成了“动漫游戏吧”，以收发电子信息为主的网吧已基本从市场上消失。“建立文化强国”让中国人已从要求言论信息自由转型为只需要游戏自由。而这一现象并非深圳独创，全国各地皆然。 当日，南方都市报有篇记述一农妇因家暴上访被拘留、劳教、被送进精神病院强制电击的“深度报导”：《农妇吴春霞染“病”记》，但无论是南方都市报网站或任何一网站，都搜索不到此文——显然，关于为上访者鸣冤的文章，近日已成为网站和搜索的新禁区！…… 至此，“文化清洗运动”的雏形已然浮出水面了！ 与希特勒的“文化清理”最相似的，当然是毛泽东的十年文革。而中国“五毛党”也正是通过发扬“文革传统”来远攀秦始皇，近学希特勒。“文革传统”的精髓，就是睁着眼睛说谎话和强行推销谎话。明明是全国武斗天下大乱，却要说是“形势大好，不是小好，不是中好，而是大好”，且要组织“毛泽东思想讲用团”层层宣讲。此次的《不要动不动说道德滑坡》，通篇皆是“文革传统”——明明“小悦悦事件”是继三聚氰胺毒奶、双汇瘦肉精、局长日记、“组织部长收集女下属阴毛”等事件，再次证明中国官德败坏导致社会道德滑坡，但“文化清洗”却说：“与30年前相比，整个社会的现代文明程度有了明显提升，全体公民的思想道德素质有了显著提高，这是公民道德建设的主流。”这种与全国人民眼见为实相反的谎言，并不是五毛党的独创，而是十年文革的直接传承！ 可见，希望用颠倒黑白的谎言统一全国人民思想，让全民接受指鹿为马，是五毛党与希特勒的“文化清理”给他最主要目的。可以预料，在五毛党和极左势力的压力下，中国大陆文化清洗将更加残酷，思想禁区将与日俱增，“万马齐喑究可哀”势必再现！ 前一阵子深圳发生一宗耸人听闻的强奸案。犯案嫌犯是当地半官方的执法人员(联防队员),平日已恃势凌人,这一回则带人闯入民居,殴打居民,并把人家的妻子强奸。在法治不彰的中国大陆,这类恃势行凶的案件虽令人发指,却不算罕见;官员、公安、富二代打死、开车撞死无辜平民的事件也时有所闻。今次强奸案之所以备受注目倒不是因为嫌犯是执法人员，而是因为受害人的丈夫杨武案发时不吭一声,不敢反抗,任凭妻子被强奸,引起内地不少传媒及网民批评,有的传媒批判杨武是“最窝囊丈夫”,还不断追访逼问杨武及受害的妻子,质疑、侮辱两人,仿佛杨武比打人强奸的嫌犯更可恶。在大陆这种扭曲的政治社会体制下,把受害人当贼办的事时有发生,而像杨武及他家人这样的弱势者也不会有多少人替他仗义执言。 表面上看,杨武没有拼死保护身边妻子好像“枉为人夫”,好像很窝囊、性格好像被扭曲得不像样。但只要稍稍看看历史,稍稍看看中外古今的经验,就会知道长期在强权压迫下,人性随时面目全非,可以出现很多不可思议的行为,可以表现得非常冷血冷漠,可以窝囊愚蠢得难以想像。二次大战初期，纳粹德国横扫欧洲,在各国全力推动反犹太行动,把原来散居各处的犹太人集中到“隔离区”( ghetto),以方便管理。当然，困居在“隔离区”的犹太人根本不知道这原来只是个死亡中转站,他们大都以为多撑一会便有重过正常生活的日子。为了这一点点似有还无的希望,“隔离区”的犹太人作出了很多匪夷所思、迹近冷血的决定：首先,他们自愿把区内的病人交出,送上到集中营的火车,以节省口粮；接着,纳粹德国要求进一步减少“隔离区”人口,他们又主动把老人送走。往下来,一心灭族的纳粹党以没有生产力为理由要犹太人交出十岁以下的小孩。这一回,部份犹太人终于有些抗拒,要求反抗及交涉,以救回小孩。可“隔离区”领袖Chaim Rumkowski却认为大家应忍辱负重,弃小孩保大人,以免触怒纳粹。他还发表了一篇后世称为”Give me your children”的演说,情辞恳切的游说犹太人接受事实，当中有几句话是这样的：“我不得不伸出颤巍巍的手,哀求你们交出小孩,不然将有更多人牺牲。”结果,他说服了其他人,把接近一万个十岁以下的小孩交到纳粹手上,他们不久就被送进毒气室。到一年多以后,整个“隔离区”的人都被送进集中营, Chaim Rumkowski也不例外。 现在，中国大陆权贵们在斥巨资打造文化大国形象。然而，文化影响无法通过金钱获得，在空洞的文化符号之下，其实是要对内加强社会控制。德国《世界报》11月7日的社论认为，这“给有历史感的中国人敲响警钟。他们想到毛的文化斗争，1957 年的‘百花齐放’以55万知识分子和艺术家被劳改告终，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让这个国家陷入动乱。文化舞台甚至在毛死后也不得安宁，……。”该报写道，“中国想通过文化出口的跳板获得全球影响，这个雄心前所未有。4500万海外华人被当作‘天然的爱国’盟友，北京当局投资巨额外汇开展形象攻势，在外国电视台插入广告短片或者在美国纽约时代广场播映。国务院从2005年起用巨额资金扶持孔子学院，至今已在150个国家成立360家孔子学院和数百个孔子班。这些孔子学院和孔子班本来只是教授语言，然而它们正在发展成为扩大中国文化影响的机构。中国媒体‘走向全球’的战略也耗资数十亿，在外国设分部以打破西方的舆论和信息权威”；评论指出，在争夺文化和公共舆论的世界棋盘上，“文化影响是无法购买的，如果这个宏伟诉求对内空洞无物，就更无法获得。” …… ……

据国际媒体报道，2011年11月21日，柬埔寨红色高棉前国家主席等3巨头在金边出庭受审。他们被控犯有种族灭绝罪、反人类罪和战争罪，造成约200万柬埔寨人的死亡，占当时1/4人口。许多当年的幸存者和受害者亲友聚集在首都金边。这个星期，法庭将聆听检察机关和辩护方的首轮论述。 为了“建共产主义”，红色高棉给柬埔寨带来空前灾难，数百万人被赶到乡下“集中营”超强度劳动，饿死、累死和被随意处死者不计其数。红色高棉当年跟中国大陆官方关系密切，被越南赶下台后，中国大陆还发起对越“自卫反击战”声援红色高棉。 据悉，11月21日联合国柬埔寨法院特别法庭开始对3名前红色高棉领导人进行审判，分别为波尔布特政权第二号人物、前全国人大委员长农谢、前国家主席乔森潘和前外交部长英萨利。检方指控，3人与1975至1979年间约200万柬埔寨人的死亡有关，涉嫌反人类罪和种族屠杀罪等。但3名被告均否认指控，预料整个审讯将持续多年。该3人自2007年被捕以来一直被羁押，他们年龄均已80岁高龄。庭审一开始，法官读出被起诉的3名红色高棉高级领导人姓名和他们面对的指控罪名。被指控的罪行名单很长，包括谋杀、灭绝、奴役、监禁、酷刑、迫害和故意杀人等。 柬埔寨特别法庭自2006年设立至今，只曾对一名前红色高棉成员进行判刑。涉及1.5万名政治犯死亡的原S21监狱狱长康克于2010年7月被判处有期徒刑35年，减去他判刑前的拘禁时间，最终获刑至19年。据美国之音报道，对于民事诉讼的近4000名当事人（也就是由联合国支持的法庭认可的受害者）而言，已经过了很长一段时间才等来这一天。 11月21日，他们当中有些人出现在法庭上，包括柬埔寨裔美国人萨雷姆。她曾在美国之音高棉语言组任记者。为了出席首次庭审，她近日返回了柬埔寨。对于今天在法庭上目睹这些前领导人受审，她说：“因为他们曾经是红色高棉时期的大佬，他们就如天神，下令你可以死，你可以生，现在轮到他们在法庭上了。” 一个星期前，法院准备审判四名被告——他们是最后在世的柬埔寨臭名昭著的红色高棉运动领导人。但11月17日经法庭裁定，前红色高棉政府社会事务部长患老年痴呆症，不适宜受审。萨雷姆说，看到他们受到审判表明，那些犯有这类罪行的人不会逃脱起诉。她说：“当时，我觉得我像再次回到红色高棉政权时代——我感觉到了其他人的痛苦，我觉得我妈妈的痛苦，你知道，红色高棉用马拖她，她被拖死了，就因为她为了我的女儿偷食物。所以好像可怕的回忆一次又一次地回来了。” 柬埔寨首府金边以南约15公里的“红色高棉杀人场”，承载了无数民众的痛苦记忆，又被称作“钟屋”，是所有柬埔寨“屠宰场”中最著名的一个，当时约1万7千人在这里被处死。如今“钟屋”被建成一座17层塔的纪念馆，里面陈放着大约8千个左右的头骨，塔底部几层向参观者开放。 红色高棉曾与中国大陆政权的关系密切。自北越和美国签订停火协定，红色高棉1973年与越共分裂，便得到中国大陆官方的大力支持，在毛泽东死前，波尔布特曾秘密访问北京三次，均受到毛泽东和周恩来的亲自接见与指导，中共曾派约1万5千名专家入柬埔寨帮助柬共，并提供10亿美元的援助。 据作家张戎女士查证核实，柬共曾得到中共的大力扶持：“柬埔寨的红色高棉1975年夺权没有中共的援助是办不到的。”导致柬埔寨人口四分之一死亡的波尔布特掌权后来见毛泽东，毛泽东夸奖他的奴隶营式的统治，说：“你们取得了伟大的胜利，一举消灭了阶级。” 因周恩来病重，波尔布特最重要的那次朝觐是直接和毛泽东谈的。波尔布特毕恭毕敬地汇报本国的革命形势，谓称：我们不象老挝，高棉民族单一，阶级结构也不复杂，很有希望超越土地改革、工商业改造等过渡性阶段，而直接进入社会主义，柬共准备取消王室体制，消灭剥削阶级，消灭工农、城乡差别，全国实行供给制，以物品券取代货币……他敬请中国协助未来的“民主柬埔寨共和国”起草宪法。 　　看来，真正领悟毛泽东思想精义的，还真非波尔布特莫属！其时，张春桥、姚文元于1974年发表的《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论林彪反党集团的社会基础》两篇奇文，深得毛泽东的欣赏，并译成多种文字，毛泽东早先已向访华的英萨利推荐过。熟知中国历史的人都知道，张春桥所以从较低级别的干部而平地青云、荣宠有加，就是他发表于1950年代的一篇“反对资产阶级法权”的论文而被毛泽东青眼看中。毛泽东很喜欢有“军事共产主义”色彩的供给制，讨厌24级工资制，所以人民公社与后来的“五七干校”都是毛泽东式大同思想的产物，但即使以毛泽东的威权仍不足以在庞大的中国彻底实行之，故此毛泽东经常嘲弄道：“资产阶级法权象块臭豆腐，闻起来很臭，吃起来很香！”意在抨击那些抱着现行体制不放的同僚。张春桥、姚文元的“全面专政”论，正是毛泽东思想“辉煌”的延伸。而波尔布特作为一个外国人，居然能咂品出其中真髓来。总之，毛泽东闻言抚掌称善，慨叹：吾道不孤也！据悉，柬埔寨的第一部社会主义宪法就是张春桥组织班子协助起草的。波尔布特在柬埔寨领导了一场史无前例的“革命”结果柬埔寨没有象波尔布特追求那样成为“人类社会的天堂”，而是把柬埔寨的富人消灭了，统统都变成穷人；城市消灭了，人人拿起锄头种田。有“东方巴黎”之称的金边，成了无居民的“鬼城”。家具、冰箱、电视、汽车等生活用品，被当作“革命”的对象，烧掉，砸掉；黄金白银、美金钞票，成了粪土，失去价值。机器也是奢侈品、丢掉不用，而用汗水洗心革面。关闭学校、庙宇，强制推行农业主义，将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城市人驱赶到乡下种地；知识越多，头脑就越复杂，坏主意也越多，就需要改造；改造不好的，就要消灭，简单到消灭肉体。举凡知识分子、中产阶级、僧侣、少数民族，统统在杀戮之列。柬埔寨遂成为“战火屠城”。 4年时间，全国有三分之一左右的人(2百多万)被处死。而当时的柬埔寨只有500万人,从1975年暮春至1978年底，波尔布特执政仅三年又八个月，就使柬国人民“非正常死亡”了三分之一，年轻的行刑者为革命节省子弹，干脆用锄头铲断囚徒的脑袋。 回顾红色高棉的罪恶，实为“建设共产主义”给柬埔寨带来的空前灾难。1975年4月17日，红色高棉攻占金边，朗诺军人政府垮台，但当金边居民庆幸战争结束，刚开始准备迎接胜利者的时候，就接到紧急疏散的命令。人们匆忙带着点随身用品，没有明确目标地逃往农村。三天后，200万人的金边成了“居民不足三万、只有一家商店”、“没有小汽车，人人都靠步行”的空城。至少有两三万人死于疏散途中。红色高棉欺骗民众称，这是因美国飞机马上要来轰炸，后来又说是怕城里隐藏着大量阶级敌人。事实上，是红色高棉没有经验、也不准备学会管理大城市。在他们看来，城市是资本主义的丑恶象征，它会腐化干部和群众。要建设理想社会，就必须消灭城市。 可笑的是，红色高棉宣布要在十到十五年内使国家实现现代化，波尔布特相信他将超越马、恩、列、斯、毛泽东，成为21世纪革命的导师。红色高棉把柬变成一个农业社会后，着手推广合作社制度。取消货币和市场，实行按需分配和全民供给制。男女老少集体劳动，在公共食堂集体就餐。柬埔寨原是个鱼米之乡，但因粮食产量逐年下降，人们只能勉强喝上稀粥。红色高棉禁止私人拥有财产，取消家庭，甚至婚姻也由组织安排，婚后夫妇要分开居住。禁止人们从事宗教活动，勒令僧侣还俗。视知识为罪恶，不设正规学校，禁用书籍和印刷品。只唱革命的“红歌”，跳革命的“红舞”，取缔传统歌舞戏剧，严禁西方文化传播。人们不能自由流动。全国没有邮政电信，也没有医院。 红色高棉把人分为“旧人”和“新人”。“旧人”是攻克金边前已在解放区的人口，主要是农民。“新人”则是旧政权的军政人员、知识份子、僧侣、技术工人、商人、城市居民等，“新人”处在“旧人”的监督和管制下，食不果腹地从事超强度的体力劳动，饿死、累死和被随意处死者不计其数。 1976年1月柬颁布新宪法，居然也声称“民主”，改国名为民主柬埔寨。当年4月，毛泽东、周恩来的“老朋友”西哈努克，在毛泽东、周恩来的“好学生”波尔布特淫威下被迫退休，随后遭到软禁。他的子女亲属十几人照样作为“新人”下放劳动。 1976年夏，一直处在幕后的波尔布特出任政府总理。年底他忧心忡忡地指出：“党的躯体已经生病了”，而后开始了对党组织的内部清洗。大批自己人成为刀下鬼。仅金边南部的“图士楞”监狱就处决了1万4千名柬共干部及其家属。 柬共认为，革命后柬已进入社会主义革命阶段，要消灭各种差别，“在柬埔寨一举建成共产主义”。而柬共的“组织绝对正确”论和波尔布特在党内的绝对权威，使红色高棉的种种极端乃至残暴的政策得以实施。 1975年暮春至1978年底，波尔布特执政仅三年又八个月，就使柬国人民“非正常死亡”了三分之一，其恐怖行径超过了古往今来任何一个暴君！红色高棉的嗜杀嗜血，从“民主柬埔寨”的国歌中可见一斑；“国歌”歌词唱道：“红色，红色的血／洒遍了柬埔寨祖国的城市与平原／这是工人和农民的血／这是革命的男女战斗员的血／这血以巨大的愤怒和坚决的战斗要求而喷出／四月十七日，在革命的旗帜下／血，决定了把我们从奴隶制下解放出来。”这样句句沥血、字字见红的“国歌”，令中国大陆如今所有“唱红”的人都相形见拙。就在波尔布特的种族灭绝大屠杀仍在进行之际，另一股血潮又漫过了高棉国土。 1978年12月25日，越南10万军队进入柬埔寨，仅两周时间，红色高棉兵败如山倒，被迫退到柬西部和北部山区。邓小平正是在此种背景下，发动对越南的“自卫反击战”，中国大陆官方意在挽救红色高棉的意图非常明显。1979年2月17日凌晨，集结在云南和广西的中共30万大军开始对越发动地毯式炮击。在不到2天时间里占领11个越南边境市镇。但又在3月7日宣布撤军、3月16日退回边界，以数万中国人伤亡的代价结束了这场战争。 至于退兵原因，有说中共发起攻势数小时后，一只庞大的美国舰队迅速向北部湾集结，也有猜测，美国曾通过其卫星技术向中共提供苏军移动的情报，也传邓小平说，就是教训越南一下。不过，全世界各国几乎没有例外地同声谴责中国大陆官方。更可笑的是，中、苏、越、柬、老，5个共产国家打成一团，让西方世界终于明白，共产党内外都在“斗”，可以“分化瓦解”。 1989年9月越南从柬埔寨撤军。1991年10月23日，柬冲突四方在巴黎签署《巴黎和平协定》。柬将实现民族和解，在联合国监督下进行大选。但红色高棉拒绝与联合国合作，抵制大选，失去国内外支持，陷入全面孤立。而退到山区的红色高棉，在越共培植的政府军事压力和政治攻势下，内部思想混乱，官兵开始逃离。波尔布特残酷清除不同意见者，结果激起内变。1996年8月红色高棉二号人物英萨利率领两个师投降政府军，到1997年5月，红色高棉已丧失了近80％的作战部队，大势已去。1997年6月民柬国民军总司令宋成密谋投诚，全家10人被波尔布特枪杀。红色高棉官兵忍无可忍，第一次把枪口对准自己“一号大哥”。波尔布特仓皇逃命，但为部下抓获，随后被公审判处终身监禁。1998年4月，因心脏病发作，波尔布特在密林中的一间破木屋孤独离开人世。剩下的红色高棉领导人陆续走出丛林，红色高棉灭亡。 今天，若沿着柬甫寨首都金边市一处白色围墙而行，与其它地方不同的是这个围墙上方布满着铁丝网，原来这是1975年红色高棉执政时的监狱，狱中诉说着赤棉的暴行。 这就是被称为堆斯陵监狱或是s-21监狱的恐怖监狱 。当年赤棉专门用来关押重要政治犯。据说当时有1万 7千余名政治犯在这里被折磨而死。所以被称为波布罪恶馆。 堆斯陵监狱原本是一所中学，赤棉执政后被改为监狱，1979年经整理后，向外界展示，成为控诉赤棉罪行的历史见证。“堆斯陵”就成为揭露红色高棉残暴罪行的代名词。馆中展示了无数用来折磨政治犯的种种刑具和惨无人道的图片，以及部分被害者的照片，惨不忍睹，让人不寒而栗。有记者亲自走访这所罪恶馆，走进仅一人容身的牢房，真的很难想像当时景象。赤棉的惨忍手段，除了喜欢各种不同的杀人方式，更研发出许多杀人工具，而在赤棉统治柬埔寨的3年里，屠杀了200万人口，全国有300多处刑场和万人坑，波布罪恶馆里面所摆设的就是当时的纪实。时至今日，柬埔寨正在努力摆脱贫穷和战乱，整个波布罪恶馆可说叙述了当时柬埔寨内战的情况，多少知识份子与无辜人民血流成河。正由于这些不断的内战，导致外人认为柬埔寨是个不安全的国家。在柬埔寨有更多的万人冢等待被挖掘，而真正很难抹平的是柬埔寨人民的心痛。 柬埔寨历史铭记的是，毛泽东扶植豢养了红色高棉，典型的说明了共产主义的残暴和对生命的蔑视。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启发下，波尔布特领导的柬共为“消灭私有制”，在执政的三年八个月中，在这个人口只有不到八百万的小国却屠杀了二百万人，其中包括20多万华人。柬埔寨的红色高棉在中国大陆官方意识形态的怂恿下，更登峰造极的对知识份子进行迫害。有独立思想的就需要进行改造，从精神上消灭到肉体上消灭。从1975年至1978年，柬埔寨人民被杀害了四分之一。有人就因为脸颊上有戴眼镜的痕迹而难逃厄运。柬共在1975年胜利后，波尔布特开始建立超前的社会主义，就是无阶级差别、无城乡差别、无货币、无商品交易的“人类社会的天堂”。最后家庭也解体了，成立男劳动队，女劳动队，一律强制劳动，一起吃大锅饭，一样穿黑色革命服装或军装。夫妻只能在获得批准的前提下方得一周相聚一次。为了后人不忘记共产罪恶和纪念死难者，柬埔寨修建了红色高棉罪恶馆。据悉，馆中除了监狱及各种刑具，还陈列所有牺牲者临死前拍下的黑白照；许多令人毛骨耸然的酷刑如割喉、钻脑、活摔婴儿等，皆传自中国大陆援柬的“专家与技术人员”！连专门拍摄临刑囚犯的照片以供存档与欣赏的摄影师，也是中国大陆培训的。……  

在俄罗斯参加上合组织成员国总理会议之前，温家宝 11 月 6 日先去圣彼得堡郊区参观了俄国文学家普希金曾就读的皇村中学。温家宝在皇村中学的普希金纪念馆对着麦克风讲话时，郑重地说： “ 其实我对普希金的认识，不仅是他对自然，对生活的热爱，他是在沙皇专制时代对自由的追求，最有名的是他的《自由颂》。他说我相信我长久会为人们所尊敬，因为我用我心灵的竖琴拨动了善良的人们的心弦，我歌颂过自由。在我那个严酷的时代，我为倒下的人们呼吁要有所慰籍。 ” 与某些领导人心血来潮的当众梳头和嘴里蹦英文单词等雷人举动正相反，温家宝在公开场合明显没有随机的言论，都是经过计划而且有所指。如果说纪念胡耀邦是表示自己在循着前贤的足迹前行，那么在俄国这番借题表白中所提到的为人们 “ 呼吁 ” 和 “ 慰籍 ” ，已显然是在影指他近年十来次在不同场合讲话时所涉及的政改言论。然而这种经过计划而且有所指，听来还过于悲壮。作为一国的总理，其任期之内的政绩应该不只是用空谈来给国民一点 “ 慰籍 ” 。倘若民众需要，温家宝很可能在明年的十八大上背诵一段《自由颂》。 尽管一再重复的抒情已一些民众失去兴致，但从这番表白中倒可以解读出另一个事实，那就是，当高层唯一的还提政改的人已经认定那些言谈只不过是 “ 慰籍 ” 时，那些对政治改革还抱有期待的人的希望已被归零。实际上那些政改言论唯一起到的作用是抚平民怨。提政改以长治，慰藉以久安，即慰安。于是，无论温家宝本意如何， 中国人所正在经受的政治却是，一面是全国各地的暴力强拆、占田夺地，迫害上访者、维权律师和异见者，一面是省市县各级的温家宝们和媒体一起下基层，体民情，吃盒饭，关心五毛蛋；一面挥舞狼牙棒，一面喂胡萝卜；一面暴打，一面慰安。于是，当然要扩建精神病院 。 但是，无论红朝控制国民的手段有多变态而有效，却已日益显露出种种即将败亡的迹象。暴政狂妄之顶点，也就是陷落的起点。 一，正如近期一些经济学者直言，中国的经济形势已经面临崩溃，甚至已有学者预言和论证中国政府即将破产。而 “ 经济发展 ” 这唯一 “ 合法性 ” 的崩溃必然牵带红朝政治的溃塌。二，从国际大环境看，新一波民主革命浪潮刷新了突尼斯，又冲垮了埃及、利比亚专制政权，专制国家接连爆发革命，势如破竹，这无疑是红朝当前最大的威胁。三，国内各种民怨沸腾，骚乱一触即发。 近日一些学者已对中国经济形势之危作出惊人的分析，此处不重复。最近还有一个佐证。前不久二十国集团第六次峰会召开前，胡锦涛在嘎纳称解决欧洲债务问题主要还是要靠欧洲，相信欧洲完全有智慧、有能力解决债务问题。这一表态让那些期待中国能出手相救的欧洲人开始有些失望，却从一个侧面显示了向来不通经济的红朝领导人们也已感到了中国目前的经济现状已自顾不暇。 很难想像，这个在 其治下的社会里连被碾压的幼童都没人救助的政权去救助外国，会是出于某一个崇高而不 “ 低俗 ” 的理由。红朝政权从来就因其不被接纳而设法利用一切机会制造 “ 合法性 ” ，以让人接纳。对内，利用暴力和 “ 经济发展 ” 的小利令民俯首，对外，割地，投资，或以经济和军事 “ 援助 ” 换取其它政治力量的肯定。而今欧洲众国深陷经济危机，按说是北京大显身手之时，但北京却自顾不暇，这也是北京方面内忧外患的必然结果。在一个动粗的城管或一次加税就能引起重大群体暴力事件的今天，若砸重金 “ 投资 ” 欧洲，临界点上的老百姓是否甘心忍受再被深剥一层皮，当权者心里也没底。 从国际环境看，突尼斯、埃及和利比亚爆发的革命已对红朝造成巨大的震慑，同时为中国民众带来了启示和动力。阿拉伯之春风从突尼斯开始，吹过了埃及，又吹绿了利比亚。不多的老朋友和兄弟一个接一个被 “ 颠覆 ” ，甚至被民众乱枪打死，联想到自身，权贵们必胆寒心颤，已然高度警惕中国社会任何可能催生“颠覆”的因素。从突尼斯革命开始红朝就加紧了对国内的严控和打压，包括维权民众、民主人士、异见作家或艺术家、媒体、网络等等，及今已到了警察在 “ 特殊情况 ” 可以随意让人失踪不通知家属，警察盘查身份证的权力被无限放大，甚至全民被限制娱乐消遣的地步，特别是不能拿当局来娱乐，因为对当局的惧怕一减少，反抗的胆量必然增加。以上种种，足见当局的惊恐。在阿拉伯革命的影响下，中国民众已通过各种方式表现出响应的态度和热情，此前中国各地多个城市发生的 “ 散步 ” 行动和最近各方声援甚至亲自动身去探望瞎子的行动，还有 “ 成为债主 ” 的大型行动艺术，都已经说明现在的中国只要有一个开花的契机，绝不缺少参与者和领导者，无论是静开还是怒放。 红朝不光对一般民众越来越难以控制，对被其控制最为严密的阶层和人群同样在丧失控制力。拿被其全力严控的媒体领域来说，绝不会只有一个官媒的记者想逃往海外，更不会只有一个官媒或地方媒体的记者想过要去临沂探望那位盲人。近年各级和地方媒体擦边球式和明褒暗贬式报导渐增，抗旨现象也渐多，甚至还出现集体抗旨的现象。 现在各个阶层，各行各业，各种类型的反抗大抵有此趋向。变化最大的，是中下层民众的反抗形式。与几年前的集体静坐、集体下跪等群体平静反抗和杨佳杀警案、朱军杀法官案等个体暴力反抗相比，中国社会近来的民抗官行为越来越开始趋向于集体的暴力反抗。如暴力反侵吞征地款，暴力反城管暴力 “ 执法 ” ，暴力反污染，暴力反税等等，而且频率增高的速度可以天计，冲突的剧烈程度也不再仅限于从前的围堵建筑物或推翻警车，现已频频发生流血事件，甚至警民均有死亡。中国现在距离大规模的暴力反抗，只差一条将各种冲突的点串连在一起的线。应该注意的是，在目前异常的高通货膨胀、高税、中小企业倒闭、百业萧条等直接威胁到基本生活的现实问题促动下，这条线随时可能生成。更应该注意的是，那撞了人不但不救还要彻底轧死的司机们，那一个个漠视生命的过路人，一旦被逼反，很可能也是不讲人性的。 对中国大陆的执政者来说，天从无绝人之路，除非自己执迷死路而不悟。几个阿拉伯国家的社会骤变已经展示了一个选择的参照：让中国能像突埃一样基本平稳地过渡，或者如毛泽东的忠实崇拜者卡扎菲一样冥顽到底最终命丧于暴怒的乱枪之下。这不禁让人想起大陆高官数次出访国外时所遇人群打出的字幅 “ 神和人民给你的时间是有限的 ” 。阿拉伯的故事所展示的近在眼前的两种结局，也许就是上天给党内高层所有良知尚存者的一个选择的机会。 在国内外的观众看来，每隔一段时间提提政改，或者慰问几个群众演员，或是纪念一下前 “ 开明 ” 领导，然后过段时间，再提提政改，再慰问，这成了定式的总理活动安排已让人疲怠厌倦。最近的 “ 五毛蛋 ” 事件更令总理颜面扫地。总理此行应该说是真的出于对民生的关心，但在交谈学生和现场所有的人都被安排的情况下，即便他真心亲民，这一切最终也只会成为一场秀。不久前在第五届夏季达沃斯论坛上，温家宝又提政改。和以往一样，有人闻之再对中国的未来心怀憧憬；有人骂之作秀；还有人认为他是在跟权贵专制统治公开叫板。可以肯定的是，身为总理的温家宝，其一切面对公众的言行均是在党的最高领导人授意或者至少是默许之下才可能发生。因为如果一个总理真的说了党不想让他说的话，无论是在国外还是在国内，能说过一次，也绝没有可能再说第二次。所以即便是看起来小心翼翼的政改言论，能三番五次的透过媒体传出，说到底应该是党的一种安排。 整体来看，容许温家宝的温情四溢，其言其行作用至少有三：一，自然还是给中国的群众一点希望，让他们以为还有可能政改，让他们稍安勿暴，能忍多久忍多久。二，给国内一些改良派知识分子和受他们影响的人群一个宣泄的靶子。任你骂 “ 影帝 ” 也好 “ 作秀 ” 也罢，总之能给改良派知识分子和受他们影响的人群一个出口。这部分知识分子中因各种原因而不愿或不敢骂党，对他们还有社会上受他们的思想影响的人群来说，温家宝就成了一个绝佳的替身，这在很大程度上减轻了对党的不满甚至攻击。三，充分发挥胡萝卜作用。当局一方面挥大棒打压民主和异见人士、维权律师和民众，同时另一方面当然得制造一些胡萝卜效应。温家宝就是一根非常有效而且令人回味无穷的胡萝卜。不知道温家宝本人是否知道他和党之间这种关系。不过，他越是真心亲民，对党来说，这三点功能发挥的越好。 和温家宝有类似情结的，还有上届总理朱镕基。退休多年的朱镕基，在 2011 年 4 月 23 日清华大学建校 100 周年的校庆前夕，回到了长期工作过的母校清华，以罕见的高调姿态出现在公众视野中。尽管官方对这一消息的报导很简单，但是通过非正式的渠道，朱在对清华师生的讲话中对中国的现状颇有微辞。他向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图书馆赠送了当时还是试印版的《朱镕基讲话实录》，在对清华师生的讲话中，朱镕基评价自己的书是“只讲真话、没有套话”，还说“我送给你们我当国务院院领导 12 年的经验，我把我的经验送给你们。请你们看一看，我这十几年说的是胡话、真话、还是老实话，请你们鉴定。” 无独有偶，在朱镕基重回清华后大约半年， 10 月 25 日，现任总理温家宝也回到了母校南开中学。温家宝对师生们声情并茂地讲述了自己童年成长的经历，并充满温情地向中学生们讲述了自己的“穷人经济学”观点。他说：“一个政府、一个社会应该更多地关爱穷人，穷人应该拥有平等的权利。在中国，不懂得穷人，不懂得农民和城市贫困阶层，也就不会懂得穷人的经济学，更不可能树立穷人的教育观”，还说：“政府是穷人最后的希望，民众的贫穷是政府最痛心的事。只有把这些道理真正弄懂，才算真正理解‘以人为本’的含义。” 朱镕基自 2001 年辞去清华经济管理学院院长后首度重回母校；而温家宝则更是阔别南开中学 51 年之久后再度故地重游。朱镕基对清华师生的这番话想必早已是骨梗在喉良久；而温家宝对南开学子的这番感言看来也是垒块于胸多时。从朱镕基的讲话中人们不难解读出两点。第一、这位卸任的总理非常在乎历史对他的评价，很担心后生们不知道他当时是讲了“真话”的；第二、既然他一贯讲真话、实话，那么当前社会出现的诸多问题应当是与他无关的，历史的责任不应由他来承担。从温家宝对穷人的温情脉脉人们也不难解读出两点：第一，温相很担心人们不知道他其实是很关心穷人心的，一直心系穷人，历史的评价不应误会他的心意；第二、既然他其实一直是心系穷人的，那么当前中国社会最严峻的贫富分化问题并非出于他的本意，不该苛责于他。可是，朱、温两位宰相可能都需要面对一个现实，那就是历史的评价，主要看的是当事人的实际行为及其后果，而不是看其动机。 朱镕基在任期间施政的一项主要内容是“国有企业改制”，今天回首这个“改制”的主要后果有两个。 一是中小型的国有企业基本完成了私有化、而大型国企则长成了巨型垄断寡头，这是“抓大放小”方针的直接后果。第二是在“改制”过程中数千万国企职工失业，而原国企的厂长、经理们却中饱私囊，将国有资产化公为私，摇身一变成为了老板和企业家 。平心而论，低效的国有经济不能长久维持， 错不在“改制”，错在改制过程中多数人受损、而少数人受益；无辜者受损、而本应承担责任的人受益；原本一无所有者受损、而原来就享有特权的人受益 。老子云：“天之道，损有余补不足；人之道，损不足补有余”。朱相的国企“改制”忠实地履行了“人之道”。在东欧前共产国家的转型过程中，也进行了国企的改制，但与中国不同的是在这些国家，让员工持股、使员工真正成为企业的主人是一种常见的做法。这样既可以激发广大职工“主人翁”的积极性，又能顾及公平原则，不至于激化矛盾，如此惠而不费的良策朱相为何不用？朱相既然一贯“讲真话”，这其中的缘由可否对中国人开示一二？！温家宝主政期间的主要政绩之一是房地产成为支柱产业。经过温相的一个多任期，全国大中城市房价普遍上涨了 5 － 10 倍。其结果也有两个，第一是大部份城市居民虽然收入有了一定的增长，但远不及房价的上涨幅度，成了有钱却买不起房的“另类穷人”。 第二，为了攫取土地资源高价卖给开发商，各级地方政府大肆征地，从农民和城市平民手中低价夺取土地。以至于拆迁纠纷成为当今中国社会最尖锐的矛盾之一，这个过程中制造了上千万失去土地和住宅的贫民 。温相如此关心穷人，怎么会出现这种状况，其中缘由可否展示？！ 应该承认，朱、温两相都是 60 年来的贤相、良相，作为个人，他们受体制的掣肘太厉害，其实也是有心无力，经常被腐败的官僚集团所挟持，好心落不到实处、政令不出中南海。然而从经济政策讲，以国企“改制”为例，东欧一些前共产国家是实现了员工持股，这其中的好处难道朱镕基看不到？人们忽略的一点是，实现员工持股的前提是，共产党在这些国家已经下台，而这一“改制”进程只能由民主的政府推进，而不可能靠党的官员自己推进，因为如此改制对官员们实在没有好处，他们也不可能有任何积极性。朱、温二位应该非常清楚一点，经济上改革的第一要务是，党和政府必须是改革的最大受益者，而决不是受损者。要党和政府受益，就不能断了官员的财路，因为政策要他们去执行，他们必须有积极性。只有党和政府受益了、官员们开心了，朱、温在其他领域的措施在党内才有可能得到拥护支持、他们主政的地位才能稳固。而这一点，也是两位宰相深藏于心，不便说、也不能说明的隐私。 在经济领域之外， 朱镕基以反腐败的果敢言论著称；温家宝以政治体制改革的出位言论闻名 。不过，走出经济改革一步，二位也就只能停留在“言论”层面。朱镕基信誓旦旦要把 99 口棺材留给贪官，一口留给自己。可是他离任之时，不见那 99 口棺材，只见一个未曾了结的“厦门远华案”。温家宝从 2010 年 8 月在深圳特区 30 周年前夕发表政改言论开始，到 2011 年 4 月出访马来西亚，他在各种会议、论坛、外交场合公开主张政治体制改革就有 11 次之多。至于 2011 年 4 月以后他又发表了多少次政改言论，人们关注的兴趣就大减了。 朱、温作为党内的开明派和改革派，天生地在党内就居于弱势地位。因为他们的改良是体制内改良，目地是要维稳保党。所以，只要是党内的顽固派们祭出“亡党亡国”这道金牌，他们再好的措施也要放弃，就必须屈服。 “改革”的目的是党的江山永固，不能改到动摇党的根基。改革必然引起社会结构的变化，可是这种变化到江山易色，这其间的临界点在哪里？ 这其实是相当微妙的，很多时候也不是人力可以控制的。所以，在权贵专制集团的内部改良过程中，保守派和顽固派总是居于较强的地位；而改革派处于弱势地位。改革派们一方面要应付体制外要求做根本性变革的呼声，捍卫现政权；另一方面又要面对体制内顽固派的攻击，说他们的所作所为有“亡党亡国”的危险。可谓是腹背受敌，两头被挤。在历史上，专制集团内的改革派人物，如果不能得到最高权力掌握者的全力支持，几乎是寸步难行。 朱镕基的“真话”倾诉、温家宝的“温情”表白，说到底都是无奈之举，同时都希望在历史上有一个好的评价。可是作为在近 20 年间主政中南海的两任宰相，他们不可能不对中国今天的现状负责。面对当今的社会矛盾尖锐、贫富分化悬殊、经济泡沫行将破裂、民主人权倒退，纵然是句句真话、处处温情，但历史是无情的，不仅仅是看大人物说过了些什么，还要看大人物们做过了些什么，说和做得效果如何。 所以，对朱镕基和温家宝，历史会做出自己的判断。就目前情况看，是同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