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本土派

學聯或缺席今年六四晚會，浸大學生會成員解釋：「建設民主中國，呢個唔應該係我哋香港人嘅責任，香港人嘅責任只有一個，就係保住香港」，云云。這犯了兩個錯誤。首先，是中了陳雲一路極端本土派所散播的咒，以為六四僅僅是別人的事。事實上，26年來，香港人之所以持之以恆，依然懷有傷感，除了因為守望正義，更是由於這是一件極之本土的事。8964根本是百萬港人的一次民主洗禮。那年春夏，連跑馬地也破天荒成了民主集會地，人們不再只做馬照跑、舞照跳的經濟動物，而是從心坎裏多了份民主意識。縱然後來坦克車將之暴力輾碎。當時，這一政治創傷，一定程度的造成了犬儒、冷漠、移民，但同一時間，也有很多人沒有給挫折打垮，並懂得了人間正義和自由民主的真諦，走上不一樣的路。後者影響了之後的社會發展，並孕育出香港崇尚自由民主反專制的氛圍氣息，1990年代滲入大眾傳媒、文化領域、以至各式公民社會運動之中，造就了之後的人間世。由此可見，極端本土派之所以是極端，乃因為他們的所謂本土，具強烈排斥性，且時常跟過去徹底割離，可謂抽象離地。此外，將關心中國和保住香港，視為相互排斥的事情，其實也是偽命題。因為，一個人對某些東西或深厚關係負有特殊義務（例如友誼、愛情、親情，或社區、城市或本土），這並不必然跟其他更普遍的追求相衝突。出席六四集會，就不能保住香港？什麼時候開始，香港人的自我理解，收縮至所謂「責任只有一個」（即保住香港）？這豈不像是說，假如你星期日去了國際救援組織當義工，那就形同背離了香港人的責任？現在看來，真正的危險不是來自一種願意出席六四晚會的本土認同，而是倒過來，當本土主義變得過分進逼和狂熱，否定自己歷史之餘，並輕率地把更為普世的追求排除在外，視為非此即彼，甚至對立，大家就更須小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