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獨立媒體

正如主持葉蔭聰所說，每一次楊凱斌來港分享馬來西亞的民主和社會運動，都帶來好消息，這次楊凱斌談的是馬來西亞的大選，以及民眾所希望看到的「變天」。 楊昨日穿著反稀土廠的示威 T-shirt 談馬來西亞過去十多年的轉變，「以前大家出去遊行示威，要寫下遺書給親友，現在大家透過 Facebook 互相鼓勵，自製 T-shirt 標語即場派發，媽媽領著孩子一起走上街頭，大家都希望要變。」 馬來西亞的「一黨專政」如何煉成？ 馬來西亞跟中國大陸一樣，都是「一黨專政」，不過後者沒有選舉制度，馬來西亞卻是在選舉制度下的一黨專政國家。馬來西亞的一黨專政，是如何煉成的呢？ 馬來西亞的選舉法，容許首相在五年的任期內隨時解散國會，並隨時召開全國大選，亦即是說執政黨擁有時勢上的優勢去為選舉上籌謀。譬如說，目前的首相納吉 (Najib A. Razak）將於明年四月前屆滿，一般來說大舉應該在屆滿前一年進行，但因為巫統未有勝算，故遲遲不公佈大選日子，目前估計會拖到最後一刻，在三月中旬進行。 此外選區與每一個選區的議席數目比例劃分也由執政黨操控。在2008年的大選，在野黨雖然取得選票與執政黨相約，卻只取得83議席，佔 222 個國會議席36.9﹪，相反執政黨的首112國會席位，只來自22.75%的選民。 最誇張的是植入「幽靈選民」的手法。由於執政黨掌控了發身份證的權力，曾傳出在選舉期一些企業向外勞發身份證，讓他們登上巴士，要求他們拿著不同的證件去不同的區域投票，有些外勞一天可以投十次票。此外，因為軍人有兩張身份證，執政黨會動員他們一人投兩票。 在一些反對派的選區，執政黨更會透過引進移民去減少反對票的比例。譬如說，在沙巴州，執政集團為了推翻在野黨派團結黨政府， 向大量的菲律賓南部非法移民派發身份證 ，讓他們成為當地公民，行使投票權，結果使沙巴洲的原住民比例大減，更釀成族群矛盾。 由於執政黨控制了絕大部份的主流媒體，選舉期間經常肆意製造醜聞，攻擊反對派領導，兩度上演的安華肛交案，就是最「雷人」和重口味的例子，楊凱斌笑說，「選舉將近，網民都笑說要等第三波安華肛交戲上演！」 見招拆招的大馬公民社會 過去幾年，民間社會發動了「淨選運動」，提高公民意識，阻止選舉舞弊。今年九月，執政黨在壓力下成立皇家委員會，調查沙巴州的非法移民事件。選舉委員會採納了不脫色墨水的操施，防止同一個人在不同選區多次投票的情況。 民眾因為不相信執政者，紛紛自己行動起來，有的呼籲要組成摩托車隊阻截外勞巴士投票，有的則組織起來到票站監察選舉。 今年，首相遲遲不公佈選舉日期，公民反而利用這一年，發起一波一波的運動，挑戰執政黨。上月的反稀土 300公里的「綠色苦行」 ，原住民、環保人士與關注孩子未來的民眾，從彭亨走到吉隆坡，沿途呼籲國民愛自己的土地。自淨選運動以來，越來越多一般市民加入社運，媽媽們成立「媽媽團」，就經常帶著她們的「娃娃團」在夜市派傳單。 由於馬來西亞的族群和宗教問題很敏感，巫統經常以1965年5月13日發生的華人與馬來人衝突來恐嚇民眾，馬哈蒂爾（Mahathir bin Mohamad）更以「寧願選擇熟識的魔鬼，不要選擇陌生的天使」來為執政黨爭取選票。故此，反對派在民間運動時，會特意安排不同的宗教與族群代表作為核心，以示團結。楊凱斌就說：「在 Facebook 上我們常常會看到一些不同族群在示威中守望相助的影像，族群融和在街頭上實踐，而不是政府的強制政策。」 反媒體洗腦攻略 面對壟斷的媒體，公眾所發揮的力量就更大。馬來西亞有二千九百萬左右的人口，而互聯網滲透率超過80%，Facebook用戶達一千五百萬。楊凱斌說，在活躍的網民中，有一部份負責新聞評論，每天早上第一件事就是看報，批評報章的處理手法，人肉搜尋抄襲的評論，記者壓力很大。另外，有一些網民則會把他們認為有意思的新聞，以圖像的方式作二次傳播，譬如說，有約20多個 Facebook 專頁，是專門幫《當今大馬》的新聞改成圖像，作二次創作與傳遞。其中一個專頁的主持人，是一個車輛維修人員，他並不懂電腦技術，以最簡單的 powerpoint去製作圖像，累積了兩萬的粉絲！ 此外，很多民眾為了教育他們的上一代不要接受執政集團的便宜和主流媒體洗腦，他們會買智能電腦或 ipad 給父母，為他們裝 Malaysiakini 和 Facebook 等應用程式，讓他們看公民新聞。 變天的大氣候 當然，造就馬來西亞變天，與全球經濟的大環境所造成的壓力，以及執政集團腐敗有更大關係。 1998年的亞洲金融風暴，即時造就了印尼的改革 (Reformasi) 和蘇哈托的倒台，當時馬來西亞的執政集團也出現分裂，安華接受 IMF 的經濟調整方案，而馬哈蒂爾則希望以封閉貨幣的方式來對應，結果安華即時被爆出十四宗罪，而政治迫害過後，成為反對派的領䄂。 過去幾年，執政黨貪腐的罪證越爆越多。七月份，一份 Morgan Stanley 的報告 指出，自八十年代以來，由馬來西亞流出的貪污黑錢竟達美金一千億！ 而2008年，在野黨打破了執政集團於國會3份之2的壟斷，並取得了檳城、吉蘭丹（衛冕）、雪蘭莪、吉打及霹靂州政權，由於馬來西亞的天然資源豐富，而在野黨政府透過出售天然資源，推出一系列的福利政策，如資助大學生學費，並增加安老開支，使民眾看到在野黨管治的能力，越來越多人抱著「換個政府試試看」的心態。 跨越國界的社運驗經循環 馬來西亞的民主運動口號 Reformasi（烈火莫熄）源自印尼1998年的民主運動，同時，也一直參考香港、台灣和南韓的民主化和社會運動經驗。每一年，馬來西亞都有朋友專門飛來香港參與六四集會，馬來西亞青年看到香港的反國教集會，也會問馬來西亞能不能也出品一個黃之鋒。 因為馬來西亞會大規模的發展石化業，台灣的環保運動者也曾過來分享他們反國光的經驗。相反，目前台灣面對媒體壟斷，大馬在這一方面的抗爭經驗較他們更深刻，因為馬來西亞的媒體早於幾十年前已開始掌控在親政府的商人集團手上，充當執政者喉舌。《當今大馬》（Malaysiakini ）的發展，也許能會台灣媒體運動帶來啟發。楊深信，本土社運的經驗，會在其他地方落地生根。 講者楊凱斌：馬來西亞資深媒體人，2004年創辦《當今大馬》中文版，目前為最受歡迎的中文網絡媒體，讀者人數每個月逾100萬人。他曾主持獨立政治雜誌《小辣椒》及異議新聞網站《時代報》。他於2004年獲英國「志奮領」(Chevening) 獎學金，負笈伯明翰大学政治與國際研究所，曾擔任歐盟駐中國與蒙古大使館實習政治分析員，並受邀參與《夏威夷東西中心》資深記者論壇，訪問華盛頓、紐約及丹佛，以探討穆斯林與美國的關係。

剛才在電視上看到莫言、在諾貝爾頒獎典禮上說、政治不可壓倒文學。他又提及要正義。他又說到他母親為了一毛錢、的貧窮遭遇而落淚。 筆者只想問莫言一句說話、他母親為什麽會受到貧窮的煎熬。筆者代莫言答吧！因為這就是「政治」的原因。「政治」是眾人之事、牽涉數十億人的生存、及自由的條件。如果你莫言要正義、怎可以不把「政治」排在第一位。怎可以不讓「政治」壓倒文學! 莫言的說話只顯示他自己是一個掩著良心的人！

文化人胡恩威在本版撰文狠批香港處於「大倒退」，說我們正在走向「低俗獨裁」（詳見11月19日〈回歸十五年香港文化大退化〉）。其所謂的「低俗」，罵遍全港，從「新聞傳媒」、「流行文化」、「藝發局」、「建制」、「八九十後社會運動」到「公共知識分子」等無一倖免，統統無法免俗。然而，如此這般的「反低俗」，顯然失諸籠統，不過是文化精英專用的廉價粗口。甚至，「低俗」的「低」字，根本未能涵蓋另一種同樣叫社會「倒退」的「惡」，它們不時以高人一等的理性和文明來包裝自己，胡恩威恰恰代表其中之一，我謂之「惡俗精英」。 例如胡先生以文化批評的基本套路，來為亞視護航，真是何等噁心。他說政府即使發出新電視牌照，都不過是讓大氣電波又多了一間TVB而已，因而不存在更多選擇云云。這難道不是文化批判論者指控資本主義的常見修辭嗎？即所謂消費社會的多元都只是表面宣傳，在惠康和百佳之間或7-11與OK便利店之間，不存在真實選擇。然而，先不論城市電訊是否另一間TVB，難道為了避免資本主義同質化的虛偽，一間零收視兼赤化了的電視台也可成為文化「出路」？這跟「北韓是西方自由世界以外的幸福國度」的說法有何不同？ 文化精英的特點在於脫離社會民眾。這幾年，香港面臨巨變，政府深陷領導權危機，社會各個範疇充斥革新的訴求。然而那些精英往往脫離這股社會動力，其志向也不在推動全社會的文化充權（empowerment）；面對社會如雨後春筍的各種創新和訴求，則經常嗤之以鼻。例如，對於八九十後的社會運動，像胡先生一類的文化精英，只廉價貶斥為「低俗」和「倒退」，卻沒有認真看待年輕一代對於新社會的呼聲和渴求。更惡劣的是，他們直接為腐爛的建制撐腰。也就是說，與其積極投入民間社會運動，倒不如依附建制來推動文化，這更為實際。事實上，胡恩威一度盛傳是文化局長的人選，而在數年前西九一役，他也曾被嘲為「文化諸侯」，不變是他今天又去了亞視那邊站台。 或許有人會說，跟大眾社會保持距離，也是文化人慣見的定位，不一定是精英之惡。對的，但這次不一樣。當胡恩威鬧爆全社會無不低俗之際，無疑很有「文化人」的調子，即選擇那種「成為自己社會的陌生人」的批判定位。但問題是，在這一批判傳統中，那份因反省而來的疏離，是從來不會在政權面前止步的。胡先生的可笑恰恰在於，他成功演繹出一種反社會但親建制的文化叛逆，這就不是反低俗那麼簡單了，而是讓「文化批判」變態成為河蟹的工具。 當然，我更期待一種跟民眾站在一起的文化人，他甚至不以疏離的文化批判者自居，而是葛蘭西所說的、以全民民眾為念的知識分子。在這項構思中，知識分子和民眾沒有分離，不會顯得像社會的局外人，因而文化改革也不是一場遺世獨立的戰爭，更不走趨炎附勢的捷徑，而是積極走進公民社會，跟民眾的民主事業一同冒險和奮鬥，致力創造新的知識和語言，對抗老舊的世界。 在這個統治階層深陷領導權危機的時刻，香港更需要葛蘭西所說的「民眾型知識分子」。 本文刊於明報世紀(07-12-2012)

一個影響全世界網絡與言論自由的會議（WCIT – World Conference on International Telecommications）正在杜拜進行，不少評論認為這會議會在基礎技術和電訊法例的層次合理化互聯網的監控。由12月4至14日的 WCIT 2012會議是一聯合國旗下，由世界各國電訊管理機構組成的組織International Telecommunications Union（簡稱 ITU）召開，其中一個目的是要擴大 ITU 的職權，從電訊管理延伸到互聯網的管理。 以有效管理之名合理化監控 由於互聯網是由世界各地的科學家和工程師共同開發，早期全球網絡的建立由英美主導，其後再透過商業力量慢慢滲透到世界每一個角落，自1998年開始，美國政府把互聯網的管理交到一個非盈利組織 ICANN（The Internet Corporaion for Assigned Names and Number）手上。這個做法被非西方國家究病，故此在聯合國的層次一直有壓力要求把互聯網的管理權收回。 為了回應這些壓力，ICANN設立了多個顧問團，當中包括由各國政府組成的（GAC – Governmental Advisory Committee)、由科技人員組成的 （IETF – Internet Engineering Task Force 、 TLG – Technical Liaison Group、SSAC – Security & Stability Advisory Committee)代表用戶的 (At-Large Advisory Committee) 顧問團。同時，ITU於WCIT 2002 年的會議建議定期召開世界資訊社會高峰會 (WSIS – World Summit on Information Society) 去討論互聯網管治原則等問題，2005年確立了「持份者參與原則」(Multi Stakeholders Approach) 並會定期於世界各地召開「互聯網管治論壇」鼓勵不同的持份者參與。然而，據 2011 年的資料顯示，WSIS 的持份者參與比例是：政府54%、國際組織25%、商業8%、公民社會11%、其他2﹪。可見，互聯網的管治原則，主要由政府和國際組織主導。 當政府不代表人民 然而，ITU部份成員，認為WSIS傘下的「假民主、假諮詢」太沒效率，以網絡安全的理由，要透過修改1988年訂定的「國際電訊條例」(ITRs – International Telecommunication Regulations) 和全球電訊管理標準 (ITU-T – ITU Telecommunication Standardization Sector) 去加強互聯網的管治。然而，因為 ITU 由政府機構組成，當中有很多政府都不是由民主產生，不能代表人民做決定，有的甚至以管治互聯網為借口去剝奪公民的權利。令人更震驚的是，根據一些 漏出的 WCIT 文件 顯示，一些國家提出了嚴重侵犯用戶私隱和權利的互聯網管治標準。 其中一個修訂 ITU-T 的建議是把「深層數據包檢測」(DPI-Deep Packet Inspection)變成標準的互聯網監控手段。DPI這系統，簡單地說就是國內用於監控互聯網的防火牆，系統會掃描數據，並阻截一些被定為「有害」的數據包流通，要落實這操施，要從互聯網服務供應商 (ISP – Internet Service Providers) 的系統著手。 為 Great Firewall 製造合法性 正如影像資料所說一樣，ITU是一個過時的機構，於1865年成立，最初只是為了建立全球的電報系統，所以機構不論在組成和決策的方式，非常封閉寡頭，若互聯絡的管治由它來決定，後果不堪設想。故此很多關注人權和言論自由的機構，都發動反對的行動，希望國民向自己的政施壓。 還記得去年與政府就《版權（修訂）條例》對奕時，碰上太多太多難以動搖的「國際標準」如以「科技中立」的借口，把版權保護自動延伸至所有（包括未來）的傳送技術，和「移除通知」的「網絡安全港」設置等。這些「標準」尤如在「火星」訂定，卻影響著每一個用戶。 在互聯網管治黑洞中投一根火柴 反 ITU 的運動，在一些民主國家相對有動力，在香港獨媒雖以團體的名義簽了一些國際性的反對聲明，但在一個黑箱管治制度下，究竟誰代表了香港去杜拜，遺憾地我們也不太清楚。事實上，互聯網管治這區塊實在太複雜，對於一個小小的草根團體，真的有被大石壓著的感覺。 無數的黑箱聚集在一個地方，變成了一個黑洞，希望大家能支持獨媒的網絡政治的倡議工作，在這個黑洞中燃一根火柴。

王菀之說討厭政治一點也不奇怪，其他藝人又有多少不討厭政治？他們只是討厭政治到連「討厭政治」四個字也不想說而已。其實我也討厭政治，有位朋友曾對我的這種姿態表示質疑：「你寫那麼多政治，又經常上街，你說你討厭政治，不是自相矛盾嗎？」她要是高慧然，大概就會這樣說我：『彷彿一個俗人，吃喝嫖賭之後，很不屑地道，「我很清高，我討厭人間煙火，我討厭吃飯屙屎性交。」』 我知道我們的生活不能完全離開政治，政治就是我們的空氣，對於這一點的認識，我敢肯定不會比高慧然少，但是我不明白，為甚麼就不能討厭政治呢？其實，在沉默等於冷漠的社會氛圍下，對政治的高談闊論，何嘗不是一種清高的表態呢？ 我確實寫了很多關於政治的文章，甚至有時候覺得自己並不是在寫政治，也被當成了政治，比如《一個島鎖住七百萬人》就不能算是政治，就算有政治成分也只屬於少量，但「主場新聞」把它分在了政治類別。我自稱「文藝憤青」，其實已經點明了我對政治的態度，就是我討厭政治，但是我也關心政治。 對，政治與社會上的每一個人都有關，吃穿住行，有哪一樣不是政治？每年的巴士加價、地鐵加價、電費加價，我們每天呼吸的空氣乾不乾淨，這些都是政治，又有誰能逃離得了政治？這點道理真是講得嘴皮子都要破了。生活離不開政治，這是我不得不關心政治的原因。我關心政治，我每天都讀很多關於政治的資訊，當然也免不了思考關於政治的問題，這些事情的很大一部分原因是我不能接受被政客當成傻瓜來耍。如果你不想被政客欺騙甚至利用，你就不應該遠離政治，而是必須面對它，了解它。王菀之把梁振英僭建和老人特惠生果金混淆在一起談，就充分顯示了她的政治無知。倘若你像王菀之一樣不關心政治，她給了你一個很好的教訓。 有人也許會想，關心政治便關心政治吧，也不至於要寫政治吧，像我寫那麼多政治，一定是有政治上的抱負吧？我不能否定，很多人寫政治可能是出於一種抱負，或者希望社會變好，或者希望社會毀滅，好壞都是一種抱負，有人簡直當了自己是文宣的工具，但我實際上沒有甚麼政治的抱負，我對於政治，也就僅僅止於寫寫文章上上街而已，就算上街我也很少跟著大家喊口號。我寫文章談政治有時候是出於八卦心態，有時候是為了滿足說話的需要，有時候是對某些政客忍無可忍；我上街，是希望有一天我不再需要上街，我可以多點閒暇看看電影泡泡妞。 我討厭政治不是因為覺得政治骯髒，各位有所不知，其實我非常喜歡骯髒下流的東西，我不喜歡政治純粹是興趣問題。在自由而且多元化的社會，有人不喜歡政治是必然存在的情況。我們總是基於政治的無可避免，而強迫別人去喜歡政治，這種行為其實也忽略了人性的一點，就是越無可避免的事情，越容易致人生厭，比如有些人生為女兒身卻討厭女兒身，性別是天生的當然無法避免，但她為甚麼不可以討厭？ 討厭政治還有不同的種類，我是從本質上討厭政治的人，就是無論政治變成怎樣，我都討厭，但也有一種討厭，只是討厭當下的政治環境，倘是如此，則更應該積極參與政治，去改變它，把它變成你喜歡的樣子。 香港需要克服政治冷感，去尋求社會的進步，但我們並不需要走到每個人都要擁抱政治熱愛政治的地步。我誓死捍衛王菀之討厭政治的權利，就算是高慧然也無法將之剝奪。當然，既然政治無法避免，那麼，就算你討厭，也要有個限度，不能討厭到把頭埋進沙裡，然後當作社會與自己無關。 http://www.rapbull.net/posts/30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