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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邊廂九巴宣佈加價，對面海的 城巴及新巴最近亦公佈營運概覽 。2011 至 2012 年度城巴及新巴分別獲利 1.1 億及 2,900 萬。城巴及新巴去年並無加價，但乘客量分別上升 3.6% 及 2.4%，車費收入分別增加 4.7% 及 4.8%。其中城巴營運一部（港島及過海路線）的資產雖然由 6.33 億增加至 7.58 億，但所獲盈利仍然超過 9.7% 回報率，根據 專營權條款 ，任何超出 9.7% 利潤的回報由巴士公司及乘客各佔一半，巴士公司須動用任何超過相等於全年收益1％的數額以提供票價優惠。換言之城巴很可能將連續兩年，推出乘車優惠如即日回程車資折扣及即日第二程減兩蚊等措施。即使巴士公司不推出優惠，餘款亦會積存在「回饋乘客數額」中，降低日後加價的壓力。 兩巴同樣面對鐵路競爭、路面塞車以及油價上升等壓力，但繼續獲得盈利，令人更加質疑九巴的營運效率以及財技分拆的影響。 九巴廣告收入可疑 城巴及新巴雖然只擁有九巴不足一半的車隊數目，但最新公佈的廣告收入數字，竟然與九巴相差不遠。城巴已發牌的巴士數量為 933 部，廣告收入 4,800 萬。新巴則擁有 717 部巴士，廣告收入近 5,900 萬。 相反九巴的巴士數目在 3,800 部左右，去年的廣告收入僅為 1 億元。這個數字受到巴士迷廣泛質疑，認為是九巴分拆路訊通的惡劣影響，網友「 港島西人 」將三間巴士公司的營運情況比併，發現城巴及新巴每輛巴士平均所獲的廣告收益為約 42,000 元及 77,000 元，相反九巴只能低見約 27,000 元。 雖然城巴及新巴主要的服務範圍均在港島，港島的廣告位置一向受歡迎，不過九巴也服務彌敦道及尖沙咀一帶，雙方各有客倉。九巴的平均廣告收益或不及兩巴，但也不致於相差近兩倍之多。 圖：新巴車廂內設有電視屏。城巴新巴的電視資訊屏本來均由路訊通經營，自 2012 年七月起由交由 Buspak 經營，新系統命名為「 buzplay 」。Buspak 同樣是兩巴其他廣告的代理，在 2009 年之前，Buspak 也經營九巴的車廂及車身廣告，但同年九巴轉交予母公司旗下的路訊通代理。 九巴與龍運資產轉移財技 上文提到的專營權 9.7% 回報率的數字的存在，因此有巴士公司便想方設法，調控資產及盈利，務求不需要回饋乘客。 九巴與龍運雖然同屬載通的子公司，不過兩間公司是擁有兩個不同的專營權的。龍運巴士營辦北大嶼山及機場的巴士線，今年上半年也錄得盈利，不像九巴須申請加價。九巴官方給出的理由是龍運客量有所上升，因此不須加價。 不過回過來想，為何龍運不能如城巴般有錢賺又可以回饋乘客，答案很可能又是「財技」。只要谷大龍運巴士的資產，避免觸動龍運的 9.7% 盈利上限。可行的方法之一就是將折舊已經七七八八的老舊巴士，出售予九巴，龍運則購入全新巴士，折舊及資產自然較高，前者可以降低帳目上的利潤，後者則推高准許盈利的上限。龍運轉走老舊巴士，降低車齡，另一方面向政府承諾購入新巴士，於是政府 今年延續 龍運的專營權十年。《東方日報》今年曾 報導龍運出售二手巴士予九巴之事 ，兩年來共出售四十五部，並在今年再購入多十五部，這些巴士大部份將於 2015 至 2016年退役，而九巴的專營權將於 2017 年屆滿，屆時九巴又可以大條道理向政府表示會購入新巴士「改善服務」、已投入多少資金等等。九巴與龍運此舉的運作，可謂「算死草」。 相關報導： 又玩財技？九巴員工巴士服務都外判 九巴經營不善，不如執左佢 高超財技 九巴豈能不蝕

被指缺德及遭中央選舉委員會立案調查的選舉漫話。 除一般官方文宣工作外，近周公民社會也加入朴槿惠與文在寅二人對決的對陣，尤其不少政治藝術家也開始運用藝術方式協助兩位總統候選人加強形象宣傳，當中政治諷刺藝術是最有效製造輿論焦點。 上月底起，南韓公民社會建立的「平和博物館」，舉行了一個名為「維新的肖像」畫展，以紀念「維新體制」40周年為名，實為諷刺朴槿惠乃正在為其父朴正熙的獨裁政權延續下去，以圖在南韓復辟「維新時代」。筆者早陣子也有前往參觀過這個畫展。 當中一張帶有極強諷刺性的繪畫（文首圖），不單令朴槿惠陣營震怒，更表示這是缺德的負面抹黑，並已向中央選舉委員會提出檢控。繪畫的內容是描繪出朴槿惠生孩子的情景，她誕下了一個貌似朴正熙的孩子，戴上黑眼鏡 (朴正熙的標誌)。當看到朴正熙時，身邊的產科醫生也忽然肅然起敬，向那小孩敬禮，諷刺朴正熙的獨裁特性。今天，南韓中央選舉委員會宣佈接納新世界黨的要求，徹查這個畫展是否有抵觸國家選舉法中的誹謗條文。 保守派以諷刺文在寅和安哲秀有同性戀傾向的漫畫反擊。 然而，昨日南韓有名的「保守派」政治漫畫家崔志容，在網上廣貼了一張諷刺文在寅和安哲秀有同性戀傾向的漫畫，當中更有淫穢成份 (令讀者聯想到文與安互相協助對方手淫)。但中央選舉委員會卻表示圖片沒有誹謗成份，不會作出檢控，令外界質疑中央選舉委員會手持雙重標準處理諷刺性政治藝術品，其公正和中立性令人擔心。

昨晚（12月4日）香港電視 HKTV（前稱城市電訊-電視部）搞左個新台命名同節目試映晒冷活動。除了主席王維基再一次講他的電視夢外，一班投身電視圈已久的藝員，不停狂串舊東家不尊重藝員及工作環境惡劣。廖啟智說「好享受我既工作，因為呢度有專業、專注同埋識得尊重人既團隊！」、張可頤則表示「我係呢度做野好開心，因為我每日都有足八個鐘頭訓覺。」、石修說「做小生唔係剩係做個 CHOK 樣既。」以及林文龍說現在無人說「趕住返屋企睇電視」，原因是「眾所周知」。早前有廣告指阿努阿圖是一位小朋友最想住的地方，HKTV 已去了阿努阿圖拍活火山。而一些劇集的預告，亦於本報導尾段出現。 相關報導： 影像報導：政府遲發新電視牌，艾威：火都蒞 影像報導：亞視，關注香港未來? 影像報導：一台獨大，創意工業，生死存亡 本短片由 inmediahk.net 製作，內容以 Creative Commons「共享創意」授權 – 引用出處及非商業性。公民獨立影像製作，需要大家的支持，請捐款支持「獨立媒體（香港）」 http://inmediahk.org/support-us/ 。

賽後評論 港足在星期一（十二月三日）的東亞盃外圍賽次場比賽，僅負澳洲0-1 。與兩天前（十二月一日）對關島的首場比賽相比，雖然結果從贏變輸，但港足球迷的迴響則由散場時的噓聲變成掌聲。這樣大概也可以說明了港足球員們表現出拼搏精神，鬥志可嘉。 在開賽前，球迷們普遍預測港足將會大敗，被對方入球只是早晚的事，更有人戲言「輸少過四球就收貨」。主流媒體更報導澳洲隊主帥賽前態度傲慢，像是看不起主隊一般。但這場預料的「大屠殺」不但沒有上演，更差點變成另一個截然不同的劇本，因為澳洲隊要待到八十五分鐘才由隊長艾馬頓射破港足大門，全場僅勝1-0 。 港足要讓世界排名比自己高139位的對手吃盡苦頭，戰術執行上必定要做到「零出錯」。 全場比賽中，主教練金判坤基本上沒有回過自己的座位，不停地在指導區域「提場」，指示球員走位與防守。因此，港足上半場頭35分鐘便能做到前中後三線緊密，澳洲球員拿球後不能轉身，更往往被兩至三名防守球員「包夾」。如此一來，澳洲隊唯有把球大腳踢上前，但高空攻勢根本過不了本場比賽表現出色的一對港足中堅。港足緊密的防守踢法使澳洲進攻無計可施之餘，更獲得三數次反擊射門機會，看起來一點都不像賽前預料是一場「大人與小孩」的比賽。只是澳洲隊站穩陣腳後開始運用多一點球場寬度，把球運往兩邊組織進攻，這樣對防守一方的難度增大了不少，但港足亦成功「捱」過半場，雙方打成0-0 。 進攻方面，港足在本場比賽所採用的方式，其實只是十分簡單的「兩翼反擊」。「Kim Sir」不下數次大聲呼喝兩翼要站到邊線，待後場球員可以把球以四十五度瞄準禁區「K角位」斬上去，讓翼鋒從防守球員的「盲眼位」拿球，繼而運用速度製造攻門。這樣的戰術雖則簡單，但亦造成港足差點爆冷開紀錄的機會。下半場六十三分鐘的時候，右翼李威廉用速度壓贏對手，邊跑邊射門，澳洲門將只得把球托出底線，讓港足獲得一次角球機會。 正如筆者在東亞盃開賽前的前瞻一文中亦有提及，港足戰至七十多分鐘後，體能出現下降，開始被對方縮小進攻範圍，在己方半場「圍住來踢」。這時候，現場一些球迷（包括筆者在內）都認為，「Kim Sir」是時候要作出換人調動，以保持球隊的活動能力，這樣才有希望力拼至完場。只可惜，眼見防守中場陸志豪完成熱身，即將要入替之時，又不知為何被叫停。及後李威廉受傷，由他的弟弟康廉入替，這個「位換位」的調動對加強防守性並沒有幫助，充其量只是保持反擊的速度。但此時的港足即使截得來球，亦已經沒有體能去發動反擊，康廉可以發揮的機會基本上是零。最後，果然因左翼鋒麥基的「腳軟」解圍失誤，造就艾馬頓有機可乘，把港足置之死地。其實，筆者估計當時「Kim Sir」已經有意把麥基換出，此子全場助攻助守，體能早已在六十多分鐘「見底」，最後出色的表現換來解圍失誤，實在令人大感可惜。 完場後，不少球迷仍然向港足報以熱烈掌聲，以答謝球員們精彩拼搏的表現。縱觀全場數據，港足錄得三次角球之餘，更有六次射門，並取得近四成控球權。雖然最後輸球而回，但球迷們已經「收貨」。當然，澳洲隊或許受制於人選、場地和天氣等的影響，未能發揮出最佳狀態，但筆者認為，這場球賽證明了港足的實力與亞洲前列的距離並沒有如想像中「九萬八千丈」遠。但要鳳凰起飛，追上前列，仍然有很多事情需要做，例如青訓、場地等很多範疇。現階段最為重要的，是球員們不能因踢了一場「好波」而自滿，並需以拼搏精神、相信自己去踢好每一場比賽，這樣才能贏回球迷的掌聲，使他們入場支持，把香港足球發展的基石－觀眾群緊緊打好。

引言 本文嘗試透過法國哲學大師福柯(Michel Foucault)於上世紀七十年代所提出有關「生命政治」(bio-politics)理論的概念，透視香港的退休保障得以出現的原因，以及退休保障與「生命政治」之間的關係。從香港政府訂下以強制性公積金計劃(下稱強積金)，作為香港退休保障計劃時，與「生命政治」及資本積累之間的關係，是如何地緊緊扣連在一起，這種為著資本積累向度的考量，如何造成強積金有其先天性的缺憾，這種退休保障計劃未必能保障及關顧到每一個「生命」，造成一些「生命」的群體沒有獲得一份退休生活的保障，使這些群體最終未能「安享晚年」。 生命政治 福柯認為權力是無所不在、無處不在，然而人們又經常對這些權力視而不見的。福柯更認為這些權力是流動的，且在不斷轉變之中。福柯再提出權力的三種模式，包括：「主權權力」(sovereign power)、「生命權力」(bio-power)及「治理性」(governmentality)，而「生命權力」又分為兩部分，分別是「規訓權力」(disciplinary power)及「生命政治」(bio-politics)。 福柯認為「生命政治」早於十六世紀便已經出現，直至十八世紀才被真正大量使用，其原因是與十八世紀時期，社會由以往的注重土地，認為土地是國家最重要的資源，只要透過科技改善土地的使用，才能提升國家財富的「重商主義」(Mercantilism)時代，過渡到認為人口才是國家最重要資源的「重農主義」(Physiocracy)時代，這意味著國家由「領土的國家」(territorial state)過渡到「人口的國家」(population state)。由於「重農主義」的關注點是認為勞動資源與勞動人口成正比，而勞動人口的數目越是龐大，則能生產越多的生產品，這便能為國家積累更多的財富，故勞動人口的調節，便成為推動國家越趨強大和富足的要素。正如福柯於《性經驗史(增訂本)》(p.17)指出：「重商主義時代的大量人口學主題轉向嘗試根據鼓勵生育的或者反對過多生育的目標和要求，而對人進行更細致和精確的調節。」。 「生命政治」的施予對象便是人口，透過大量的人口統計數據的機制，福柯形容這些統計數據為人口的特殊現象和各種變量，即出生率、及發病率、壽命、生育率、健康狀況、發病頻率、飲食形式和居住形式，進而滿足對勞動人口調節的需要，由此各國便如福柯於《性經驗史 (增訂本)》(p.16)所提出：「政治經濟問題的人口現象：富裕人口、手工業者或者有着勞動能力的人口，維持人口增長和人口所使用的資源之間的平衡。」。 由於需要對維持人口增長和人口所使用資源分配的平衡作出調節，故此政府便需要關注出生率、長壽、公共衛生、居住條件、移民的問題，並且制訂一連串針對不同人口要素(如：繁殖、出生及死亡、健康水平、壽命和長壽)的相關政策，就如：公共醫療服務及公型房屋政策等，對不同人口要素作出調整控制，從而達致對人口進行調節控制的作用，這便是「人口的生命政治」。 各國政府透過對人口進行調節控制的這些機制及手段，其目的便是為著能達致推動資本積累的目標而前進的，即如福柯於《性經驗史(增訂本)》(p.17)中指出：「國家的人口分佈不是根據自然人口的繁衍，而是根據它的工業、它的產品以及各種不同的機構……人口增長就像地里的莊稼一樣，它是與勞動資源和勞動中獲得的利益成正比的。」。 在進入討論香港強積金的「生命政治」前，需要指出現時香港的社會脈絡，與福柯提出十八世紀「生命政治」時的具體脈絡當中的相異之處，在勞動資源即勞動人口這一點上，均是兩個不同時代的相同之處。然而，由於十八世紀是較注重生產的資本主義工業社會(industrial society)時代，而現時香港的社會脈絡已轉為較重視消費的資本主義後工業社會(post-industrial society)時代，人口的調節控制方面，已不單單停留在勞動人口的考量，相對於比福柯提出十八世紀開始大量使用「生命政治」的時代，消費人口的向度更為重要，消費人口的向度及其重要性，於香港現時的社會脈絡更是有大大提升的需要；而且金融業及服務業於現時，被香港特區政府視為最為重要的產業之一時，「生命政治」是否能為這些行業提供資本積累，便變得相對於十八世紀時更為重要。 當然，這種時代的變化實與全球政治及經濟格局的轉變，有著其密不可分的關係，由於本文主要集中強積金的「生命政治」，如何為現時香港主導的金融業及服務性行為達致資本積累的目標，故暫不討論全球政治及經濟格局的轉變。 家庭模式的轉變與退休保障 港英殖民政府於上世紀六十年代便開始展開研究退休保障，原因是當時開始出現人口老化的問題，這對公共財政將會造成極大的壓力，港英政府便需要研究及制訂處理人口老化問題的政策1。人口老化的計算方法是根據出生率與死亡率，以及巿民的平均壽命與不同年齡層的人口比例推算出來。當一個政府制訂一些關注人口老化問題的政策，這些政策以配合人口的轉變時，是利用大量有關人口的統計數據機制，並參考了這些關乎人口要素的變量來制訂政策，故此可視這些政策是一些關乎「生命政治」的相關政策。由於港英殖民政府在制訂退休保障的相關政策上，如上文是為著解決及處理人口老化所帶來的問題，也是考慮到上述的人口要素變量，故此退休保障便順理成章是一套關乎「生命政治」的相關政策。 與此同時，不同的家庭模式也是人口要素的變量之一，家庭能夠為每個個人在其生命週期的不同時段中，提供不同程度的支援及不同的需要的功能，就如嬰兒階段由父母提供照顧等。當這些家庭模式在不同的情況下，產生不同的轉變時，一些對個人生命週期所能提供的家庭功能，也會相應地出現不同的轉變，可以是形成、或提升、或削弱、或瓦解的一些或部分的家庭功能。因此，政府在這些家庭功能的轉變後，也會對相關的政策作出相應的調整，可以是縮減一些社會福利服務；就家庭模式轉變，導致一些家庭功能出現失效的情況下，便是增加或設立相應的社會福利服務，以填補這些因家庭模式轉變對個人帶來的影響。 自上世紀六十年代末，香港的家庭模式漸漸以由大家庭轉變為小家庭，家庭之間的各成員的相互支持大大被削弱，這種家庭功能被削弱的情況2，令致日後對長者的供養能力有所下降，即中國傳統文化中「養兒防老」的功能便大大被削弱。當時港英政府考慮研究退休保障政策的時候，便是作為針對及填補這種「養兒防老」的家庭功能失效的情況。 上文曾提及「生命政治」是包含資本積累的導向，其中之一是關乎勞動資本，即是勞動人口，退休保障於勞動人口之上，又能發揮著怎麼樣的功能呢？如何對資本積累的導向起著作用呢？ 退休保障與心靈健康勞動力 由於上述提及中國傳統文化中的「養兒防老」的家庭功，於大家庭轉變為小家庭的情況於香港出現後，便出現大大地被削弱的情況，甚或有消失的可能，故正在投入生產工作的工人，便可能因失去由家庭功能所提供的退休生活保障，從而產生一種對失去退休生活保障的擔憂及焦慮的情緒，導致他們未能全心全意地投入工作中，影響發揮其個人最大的勞動力的輸送，以致生產未能達致最大化的功能，從而利潤便未能達致極大化的效果，對資本的積累造成極深遠的影響。 故此，退休保障政策在這方面，確實能夠令工人想像出一幅未來退休生活的美滿藍圖，達致安穩及滿足工人對未來退休生活保障的展望及心理的需要。這種對工人的心理所產生的作用，可以化解工人對未來退休生活保障的擔憂及焦慮情緒，從而令致他們可更全心全意地投入生產工作當中。在這個情況之下，才能製造出心靈健康的工人；同時，再加上一些公共醫療服務政策的作用下，便能為生產工作提供一批身體健康的工人，退休保障與公共醫療服務的配合下，最終製造了一批身心均健康的工人。在這樣的情況之下，便能推動及促進工人發揮其最大的勞動力輸出，滿足生產最大化的果效，結果是令資本積累能邁向極大化的利潤目標。 正如上文所曾指出，由於香港已步入後工業社會時期，並以金融業及服務業為經濟主導的時期。在「生命政治」方面，更需要顧及提供一批龐大的消費者，退休保障於這方面又如何起著穩定地供一批龐大的消費者的功能呢？ 退休保障與消費巿場 剛才提及小家庭模式的出現及形成，會導致「養兒防老」的家庭功能有所削弱，這種家庭功能對家庭起著的影響，即每個家庭或個人也或多或少地需要就這種功能，比以往的大家庭模式承擔更出的養老支出。同時，由於工人對未來退休保障生活的擔負及焦慮，亦會引致他們對儲蓄的急切需求及其迫切性，作為他們日後退休生活之用。這些情況也會減少家庭或個人減少對消費可動用的資金，以及領致他們對消費方面的意慾有所下降，直接造成極體社會的消費出現下降。 退休保障計劃在這方面，正好減少及分擔了家庭於供養退休父母的壓力；另一方面，也能降低工人對儲蓄的即時需要及急切性。退休保障在這兩方面的功能，製造更多的消費者及提高他們於消費方面的意慾，從中形成一批更龐大及穩定的消費者群，可以為著消費巿場貢獻更多的資金作為消費之用，讓這些資金能在消費巿場上運轉及流動的結果，也就是向著資本積累考量及進發之步伐。 在這一點上，退休保障便滿足了服務業所需的龐大消費者群，以及提供巨額的消費資金來源，所以能達致資本積累的果效。這些資金只是流向服務業，然而退休保障制度又如何能順利地把資金流入金融業，作為金融投資的資本呢？相信這與強積金能夠成為香港的退休保障制度，有著其密不可分的關係。 強積金作為金融投資的資本 強積金作為香港的退休保障計劃，從上述有關退休保障作為一種「生命政治」，不難理解強積金亦是一種「生命政治」。現在便進入有關強積金與金融資本之間的關係，若要了解強積金與金融資本之間的關係，首先便需了解強積金的運作模式。 強積金是透過強積金公司中介人(中介人)，若年滿十八至六十五歲的僱員，其月薪達五千元或年薪達六萬元，則在僱員受僱六十日開始，僱主與僱員便需各自以僱員薪金的百分之五作為供款，僱員是從其薪金中扣除。僱員透過僱主所選取的中介人，選取其提供的相關強積金計劃，這些計劃分為不同的風險級別，個人可就著各自可承擔的風險能力，作為其選擇不同強積金計劃的考量3。 領取強積金供款方面，則供款人需要在六十五歲退休年齡，或是六十歲而不再工作，或是證明永久離開香港，這些條件的共同之處便是供款人也再不能或不會在港從事工作，未能為勞動巿場提供勞動資本4。 從強積金的運作中可發現，僱主及僱員所投放的大多數資金中是直接投資到金融巿場之用，並非純以儲蓄形式運作。在不同風險的強積金計劃中，只是投資產品的品種不同，姑勿論僱員選擇何種投資計劃，也只是把投資進入不同的投資產品，最終這些資金也難以逃脫為金融巿場的資本積累所服務。由領取供款的規定中，便可確保這些資金會以長期及穩定的方式投進金融巿場，以作為金融巿場的資本積累之用。 沒有保障而擁有生命的一群 在現時香港的強積金制度中，卻排除了一群人士未能保障他們的退休生活，包括：長期病患者、殘疾人士及料理家務者等，上述提及「生命政治」是為著資本積累的目的，故此這些未能投入生產的人口，便不會被納入退休生活保障的一群中。同時，他們由於沒有從事生產工作，可以估計這群人當中，相對的消費能力也較低，可投放到巿場的資金也相對少，長期病患者更因需要長期把資金投放到治療之處，能釋放的資金也受到大大的限制。因此，即使制定一套涵蓋這群的退休保障制度，可釋放出而投入消費巿場的資金也是極為有限。 故此，強積金制度沒有考慮這群人於退休生活保障方面的需要，可以看出強積金制度並未能對不同生命的個體達到關顧的作用，這一群人便成為沒有保障而擁有生命的一群。當中又更能突顯出「生命政治」於香港退休生活保障方面，是為著資本的積累(不論是勞動資源、消費巿場及金融巿場的資金)所服務的向度。 總結 可以發現在香港的退休保障計劃的出現，是因著解決人口老化及小家庭模式(家庭模式的轉變)的形成，在這兩種因素的帶動下而產生。強積金制度作為一種「生命政治」，其目的是為著資本積累，並配合了當下香港社會的具體脈絡而形成。然而，由於這種為著資本積累的考慮因素，令致強積金未能達致保障到每個「生命」也能獲得退休保障，製造了一批「沒有保障而擁有生命」的群體。筆者認為這批群體卻不是沒有為資本積累作出貢獻，就如料理家庭的人士，正因他們處理家務，令其他家庭成員不必為家務操心及付出生產力，能把最大的生產力投進勞動巿場中；同時，每個「生命」在現今香港這個消費社會中，亦不能也難以脫離一切的消費，即使長期病患者及殘疾人士，也曾或多或少地因其「衣、食、住、行」等方面的需要作出消費，亦即曾為資本積累作出貢獻。 筆者認為在思考退休保障時，若需要關顧到每個「生命」的重要性，摒棄只單單為資本積累考量的角度，去考慮香港的退休保障制度，從而產生更一套更能顧及每個「生命」的退休生活保障制度。在這種觀點及立場上，退休保障更應對每個個人的生活作出關顧，並需要保障、維持及改善每個個人的退休生活。現時由民間團體正在推動的「全民退休保障計劃」(一般稱為全養老金)，不需要考慮退休前是否投入勞動巿場上的正規工作，只需達六十五歲的香港居民，便能每月支取一定數額的「養老金」5，雖然有關的具體細節仍未完全確立及達成一致性的共識，然而「全民退休保障計劃」已相對於現時的強積金制度更能關顧及公平地對待每個「生命」在香港的退休保障，不會再出現一群「沒有保障而擁有生命」的群體，可讓更多的個人能夠真真正正地「安享晚年」。 ————————————————————————————————– 港式退休保障政策的政治經濟學http://www.franklenchoi.org/monograph/pe_retirement_protection.html 梅陳玉嬋、齊銥及徐永德(2008)，《廿一世紀老年社會工作》（頁255） 《強制性公積金計劃條例》香港法例第485章 同上 全民養老金方案http://aup-hk.org/zh-hk/education/detail.php?id=1&cate=1 參考資料 Foucault, Michel. 2008 (1979). “14 March 1979.” The Birth of Biopolitics: Lectures at the College de France 1978-1979. New York: Picador: p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