骆家辉

@全球蛋疼：王朔骂环球时报，解气！：人骆家辉不过是吃了碗杂酱面，坐了个经济舱，去了一趟民工子弟学校，并申请将孩子安排在该校读书，我们的报纸如环球时报就不干了。警告人家…你他妈你一个中国报纸，中国贪官你不敢报道也就算了，人家老外吃穿简单点也碍着你了，非得跟你们一起鲍鱼鱼翅同流合污你们丫才满意？...

提到“钦差”，一般人脑中浮现的往往是电影电视和戏曲中的形象：一位年轻的官员手拿尚方宝剑，口含天宪，诛杀贪官，为民申冤。 应当说，传统中国社会，老百姓是具有相当重的“钦差”情结。因为钦差代表皇权，而现实中地方官吏尤其是基层官员太坏了，草民只好希望皇帝圣明，钦差是皇帝派来的，对其寄予厚望，不足为怪。从字面上看，“差”是临时性质的，钦差不是一个常设官职，而是某一时因某一事，皇帝派出信得过的人四处巡视，差事办完了，使命也就完成了。 自秦始皇废封建、建郡县开始，地方和中央的关系不再是周朝时那种层层转包的“高度自治”关系，而是总公司和分公司的关系，全天下只有一个法人代表，即皇帝，朝廷文武百官和地方封疆大吏理论上说都是替皇帝打工的。但打工的人总希望占老板的便宜，老板一个人看管不过来，于是就会派官员去查看，用严刑峻法来吓阻打工者不占或少占便宜。因此，从秦朝开始，中国历代王朝有完备的监察体系，秦朝的御史大夫属于“三公”之一，明清两代的左都御史亦是和六部尚书平级的高官。 既然替皇帝办事的，中央有六部，地方有各级官员，而纠察这些官员的有专门的监察官员，如明清两代的六部给事中（对部门的监察）和十三道御史（对十三行省的监察），为什么还要这类办临时差事的“钦差大臣”呢？ 钦差的出现，一种原因是某种突发事件，关系到政局的稳定，如灾荒、民变发生，不能循规蹈矩地依靠行政体系运转来应对，皇帝只得临时派出官员，越过已有行政程序，去“救火”；另一种原因是已有的监察体系已经生锈了，皇帝觉得对原来的官僚体系有失控之忧，于是派心腹来直接处理政事，恐吓官员。 考诸历史，会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政治越腐败，中央和地方、皇帝和文官集团的矛盾越尖锐，皇帝派出钦差的频率则越高。对多数文官而言，他们心底里是反感“钦差”的，因为官僚体系的运转有赖于制度的稳定，而皇帝临时派钦差越俎代庖处理政事，是对制度的破坏，也是对有相应职责的官员不信任。而对皇帝来说，那些官员背着我不知干多少坏事，挖我家江山的墙角，我凭什么信任你呀？ 以汉代为例，到汉武帝时，已经建立起中央有御史大夫，地方郡国有刺史，县一级有督邮的三级监察网络。特别是刺史制度，算是一个创举，汉武帝于元封五年在全国分设十三个监察区，每区设刺史一人，负责一区的监察工作。刺史的职责是：“周行郡国，省察治状，黜陟能否，断治冤狱，以六条问事”。刺史六条问事具体内容是：“一条，强宗豪右，田宅逾制，以强凌弱，以众暴寡；二条，二千石不奉诏书，遵承典制，倍公向私，旁诏守利，侵渔百姓，聚敛为奸；三条，二千石不恤疑狱，风 厉杀人，怒则任刑，喜则淫赏，烦扰刻暴，剥截黎元，为百姓所疾，山崩石裂，妖详讹言；四条，二千石选署不平，苟阿所爱，蔽贤宠顽；五条，二千石子弟恃怙荣势，请托所监；六条，二千石违公下比，阿附豪强，通行货赂，割损正令也。” 刺史的品秩很低，是六百石，和一个小县的县令一样。且明确规定刺史只管监察，不问民政，本质上，也算是“钦差”。但因为代表中央监督地方，所以“位卑权尊”。因为十三个大区刺史相对是固定的，他们代表皇权，对当地郡守的升迁和祸福有着决定性影响。时间不长，就出现了“监察官变异”。因为刺史可以借助皇帝给予的权力控制郡守，渐渐地就成为一个大区的实际最高行政领袖。到了汉末，刺史几乎是一个独立王国的最高领导人，辖区内的军政、民政全管，且可以世袭。明清两代的总督、巡抚，最初也是临时性的监察官职位。真正名分上的一省民政长官是布政使—–雅称“方伯”，他领导的才是一级地方政府，所用印信是正方形，大红印泥，说明这是常任官。而总督、巡抚用的长方形（似先秦的兵符，一半留皇帝，一半给办差的官，办完后交回，合二为一才完整），用紫色印泥。但逐渐地，这类总督、巡抚由监察官变成地方最有权势的长官了。 正因为从中央空降的监察官容易变异。—–这也是情理使然，无论当初皇帝怎样信任他，他发誓如何效忠皇帝，一旦能掌握一个庞大地区众官员命运，掌管众官员的命运也就等于掌握当地老百姓的鸣命运，尝到权力的甜头，所谓屁股决定脑袋，皇帝的信任，对皇帝的忠诚，会让位于权力带来的利益。于是这类本应监察地方众官员的“巡视大员”，反过来和众多地方官合流，一起上占皇家的便宜，下侵百姓的利益。 皇帝当然也会看到这些，于是在制度明确的监察官之外，又隔三岔五临时派心腹，来监督包括监察官在内的各地官员。如设立刺史制度的汉武帝，经常派“绣衣直指”，持节巡察各地。“直指”，意即“衔命直指”， “指事而行”，具体为皇帝办某件大事。因此，这类钦差往往是皇帝的私人心腹，如汉武帝时的江充，就是著名的“绣衣”，因深得皇帝信任，飞扬跋扈，连太子都不放在他眼里。后被武帝灭族。到了唐代、明代，太监往往担当这类角色；到了清代，皇帝对手握重权的汉族地方大吏不放心，往往派旗人充当这类角色。 在监察制度和监察官之外，皇帝还屡屡派钦差巡视，看起来确是叠床架屋，但这是帝制的必然。如黄宗羲在《原法》中所言：“用一人焉则疑其自私 ， 而又用一人以制其私 ；行一事焉则虑其可欺 ， 而又设一事以防其欺 。”这是集权制度下解不开的死结。 {lang: ‘zh-CN’} 相关日志 2011/09/23 — 金融时报:中国“鉴表”微博被关 2011/09/23 — 美国公务员怎么花钱？ 2011/09/22 — 笑话一则:在北京的官场上，老婆孩子全在中国的，搞不好只有骆家辉一个人 2011/09/13 — 《新世纪》周刊:巡视组的账单 2011/09/07 — 国内现在的形势真这么差了么？ 2011/09/04 — 中部某县曝161个“政治家族”垄断县党政 2011/09/01 — MRandson:诸侯经济与部门经济 2011/07/22 — 广州：两个官员的珠江 2011/07/18 — 牟丕志:套话、假话、大话、官话——机关中的说话哲学 2011/07/11 — 杨继绳:集体世袭与“权力场”

这位新任美国大使到任不久，就明确表示过，自己代表着美国价值。这一点毫不奇怪。在骆家辉的任命出台之后，我曾写过一篇短评，提出骆家辉是美国价值的产物，也是美国价值的维护者。骆家辉与洪博培的不同之处在于，他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华人后裔，而洪博培尽管中文流利，生物意义上毕竟是一个标准的西洋人。这一点就决定了骆家辉对于中国社会的潜在影响力，不是前任大使能相提并论的。西方发达国家、西方政治人物是个什么样子，无论去过没去过，见过没见过，大家多少都有些概念，但日子久了也就那么回事了。但华裔骆家辉的到来，其作用则类似于在以往十余年间台湾政治格局巨变在大陆引发的震撼：他再一次发出一个讯号，华人同样可以适用民主政体，同样可以遵循普世价值。这一点是显而易见的，他的到来，从西雅图机场星巴克的折扣券开始，到自带的大小行李，再到拥挤的经济舱，一路赢得连声喝彩，引起国内外媒体的极大关注。这些都已见诸报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可以撇开不必再提。而同时值得关注的，则是国内舆情对于骆氏一连串言行的对立极化反应。 在一方面，除了老早就有的“汉奸”“假洋鬼子”之类已经太过老套的帽子之外，很快他就又被戴上了一顶“新殖民主义”的帽子，当然背后的逻辑依旧是“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之类的陈年旧货，廖无新意。骆家辉从出发到就任，车马从简、低调行事，被一些人指责是处处不忘推销美国价值，企图用一张黄面孔赢得中国人民的信任，从而进一步加强美国意识形态对于中国的渗透，因而对于此等“新殖民主义”的另类策略和特殊人物必须提高警惕、不能不防，等等等等。而在另一方面，骆家辉一路风尘仆仆的形象也赢得了很多中国人的大力赞扬，骆氏官风令中国民众耳目一新，舆论普遍认为这才是政府官员应有的形象，懂得公帑不可滥用，公权不可妄为，纳税人才是主人。甚至有网络言论直呼，面对这样的“新殖民主义，我欢迎”。值得注意的是，骆家辉此行的一个背景，恰恰是911事件10周年。与2001年相比，中国社会已经少见当年那种为恐怖主义欢呼的极端民族主义情绪，取而代之的则是对于骆家辉冲击波表示大力欢迎的煌煌民意。一些极端民族主义者为此悲叹，由此可以看出，经过多年的经营，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价值已经逐步占据了中国社会价值体系的制高点。 骆氏到任以后，先是陪同拜登在北京吃面，然后参访成都 ，在简陋民居餐厅招待领馆人员，再后来参访北京农工子弟学校，以美国驻华大使之身，轻车简行，亲近民间，一时成为媒体焦点，赢得中国民间赞誉一片，甚至惊动了欧美主流媒体，连番报道中国民众对于骆家辉的热烈反应。以至于后来骆氏自己也不得不表示，自己只是一切按规矩办事，没有想到会引发了这么大的动静。偏巧国内此时此刻也不太平，有湖北省委巡视组下乡贫困县城开支巨大的新闻刚刚被曝光，引发社会议论纷纷，正好黄面孔新殖民主义者骆家辉的廉洁先生形象新鲜出台，更是火上浇油，引发民怨无数。面对此情此景，终于触发了不安情绪，于是一些具有明显针对性的“报复性新闻”或者“反制新闻”纷纷出台。有消息称骆家辉在成都吃饭，一餐下来人均开销几百。后来又有消息说，当年中国外交官在西方骑自行车买菜，曾引发记者围观。只可惜这样的消毒措施完全如同泥牛入海，连个回声都没有就消失了。最后某媒体不得已语带杀机的警告说，专心做好你的大使吧，你自己“最清楚”，你“并没有中国互联网上宣传的那么朴素”。言下之意大概就是，你老丫的要是再折腾，就把你选州长时，一群不同肤色孩子抱着你的大腿叫“爸爸”的图片登出来，有图有真相。 而在后来的一次采访中，那个自以为聪明的官方记者芮成钢对骆家辉的尖酸提问，则戏剧性地把这位大使先生的曝光率提升到了新的高点。虽然网路上对于芮成钢的挖苦奚落连篇累牍不绝于耳，支持芮成钢的也是大有人在。比如那位著名的北大醉侠孔教授就明确表示，要坚决支持芮成钢对于骆家辉贩卖美国殖民主义价值观的反击行为。对于关注国内舆情、民情变化的人，孔庆东最近在其窗口栏目《第一视频》的这个谈话发言是极有参考价值的，因为这一段谈话在事实上对现在风生水起的“毛左派”的思想基础做了根本上的诠释。国内近些年来所谓左右之争颇为激烈，有人认为，“毛左派”属于左派的一个原教旨主义极端思潮。无论如何，大众舆情对骆家辉到来的反应，就是一个很好的机会，意见都发表出来，恰恰让围观群众看清了所谓左右之争的实质。此时此刻，骆家辉在瞬间赢得大众民意的同时，也在无意中充当了一块中国政治民意的试金石。当然，这是他之前绝对想象不到的。孔庆东在与《第一视频》的访谈中这么说，“芮成钢对骆家辉的提问，其实真正地打中了要害，说：“你作什么秀啊？”——背后很明显，说“你作什么秀啊？”——按理说你一个美国驻华大使，这是一个重量级的人物，这样的人物应该坐头等舱。（主持人：明显作秀。）对，这是应该坐——这是国体啊。假如说美国总统坐经济舱来，这正常吗？这显然是不正常的。那头等舱给谁坐啊？就是你坐头等舱来，至少坐商务舱来，这是正常现象；然后你故意坐经济舱，这就是有阴谋。” 无可否认，毛式革命的遗产之一，就是重塑并大大强化了森严的社会等级制度和人身依附关系。在这一点上，作为“毛左派”的灵魂人物之一的孔庆东丝毫也没有任何试图隐晦的意思。他的原话清楚地表明，美国驻华大使既然是一个政治上的权力象征，既然是一个“官”，就应该享受头等舱的待遇，否则就是纲常紊乱，就是作秀，就是不正常，就是阴谋。根据其这一点简短的声明，今天四下里热火朝天的“毛左派”的政治诉求其实就已经十分明朗了：他们所追求的并不是所谓人民大众的福祉，而是正如李悔之先生先前所指出的，以毛的名义绑架一大批社会底层的困苦民众，试图谋求维护少数人的集团私利。按照孔教授的逻辑，相对于贫困的小县城，湖北省委巡视组当然是重量级的人物，那么花多少钱都是理所当然的；李天一是将军之子，当然也是重量级别的，动手打几个人有能算什么。在孔教授眼中，简而言之，这一点特权都不能维护，还做什么官。当然，这一点是任何明眼人都能看出的，这里无需赘述。更有必要的，是对所谓骆家辉“新殖民主义”冲击波带来的舆情对立，做一点理论意义上扼要的梳理。 对于今天中国社会里的种种乱象，少有人不抱怨的。但区别在于不同的解读和不同的解决方案。大致而言，有人主张采用西方的民主制度来一揽子解决问题，与之针锋相对，也有人认为必须“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西方那一套并不适合中国的国情。据此有人就以对西方普世价值的态度来划线，赞同者称之为“右派”，反对者称之为“左派”，而反对者中要求平反文革，重回毛式路线的则成为“毛左派”。除此之外，也有所谓“自由派”对“民族主义派”的说法，林林总总，五花八门。面对突如其来的骆家辉冲击波，赞誉者有之，毁谤者亦有之，究其分歧的核心，仍然是在于一个世界观的问题。或者简而言之，可以被归纳为是两种哲学思维方式之间的冲突，但绝非简单的所谓左派、右派针锋相对，只是一边是毛粉反骆，一边是美粉哈骆那么清楚。在我看来，模糊意义上的左派所秉持的，是前现代的结构主义世界观，而笼统而言的右派所信奉的，则是后结构主义的信条。 针对西方世界的经济大危机，左派认为这是自由市场经济的失败，因而必须建立一个强有力、无所不能的强势政府，一个权力高度垄断的政党，来驾驭社会的运行方向，才能躲避自由市场经济带来的危机，并实现社会生产在计划下的高效进行。从中国的历史和现实来看，这毫无疑问是马列理论模式结构主义世界观的产物。其基本特征就是认为历史的发展有鲜明阶段性，社会中人与人的关系，是按照阶级间经济关系清晰划分的，国与国之间，阶级与阶级之间，非友即敌。因而要建立一个强大的国家，无论对内对外，必须建立一个自上而下具有高度控制能力的单一政党和政府。这种理论模式 高度强调意志和思想的一致性与统一性， 面对国家民族的整体，个人的意愿和需求微不足道，其理论探讨始终在寻求一种世界普适的终极真理，并以强制所有人服从单一的政治原则为基本的治理理念。更进一步，按照这种理论，在人类前途阶段命运既定的情况之下，可以以跳跃的方法来实现历史阶段的时间、空间穿越。在具体实践中，集权制和中央计划经济体制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在今天的网络世界中，很多左派的专家学者和粉丝一直不遗余力地修补着这种理论模式，并以此作为个人终极精神寄托。他们也痛恨社会腐败与不公，但并不认为是这种理论模式本身的问题，而是把罪责都归咎到所谓右派和市场经济身上。看到了这一点，那么他们对骆家辉的怨气也就很好理解了。 而后结构主义对此种观点持彻底否定的态度。其代表人物否认历史的演进具有鲜明的结构特征，历史前景不可能被预言，过去也不能被复制，人类的历史在他们眼中是完全碎片化的，所谓的阶级关系也是不存在的。因而后结构主义者主张对于世界的理解，与结构主义理念完全相反，需要自下而上来进行，需要强调个人的存在意义，而不是寻求一种普适通用宏观的大理论。这种哲学理论对西方社会影响极为深远。在经历了欧洲中心理论占统治地位的时代之后，西方的知识界对于历史做了重新检讨，并以后结构主义为依托，建立了多种社会批判理论体系，其影响在当今欧美社会清晰可见。在中国人的社会中，所谓右派或者自由派人士的主张，无论是自创的还是原样照搬西方，也基本是依托于这一理论模式。在具体的实践中，他们认为个人权利应该得到充分保障，而不应该被以国家利益的名目侵犯，他们拒绝一元化的政治原则，主张思想言论开放多元化、社会治理多中心化。在经济生活中，他们自然地选择了原子化的自由市场经济制度，而排斥中央计划的模块经济模式，并对政府干涉经济的行为不予认同。在他们眼中，骆家辉的到来，带来了一种中国社会土壤中所稀缺的平等自由元素。那么骆氏受到这一派人马的热烈欢迎也就是很自然的了。 进一步展开来探讨，在当今的世界，谁也无法否认，后现代的特种越来越明显。民主平等理念深入人心，市场经济全面取代计划经济是一个例子，而互联网对于传统结构化思维方式的瓦解更是显而易见。比如在传统的治理思路之下，媒体受到自上而下的高度管制，媒体人必须是“驯服的工具”或者“喉舌”。但是在互联网的时代，社会大众被迫接受单一信息来源的二元化结构已经被彻底结束，任何一个人不但是受众的一分子，也都可能成为网络上的信息源，原子化、碎片化的趋势已成大局，这也就是传统的媒体控管方式已经越来越力不从心的根本原因。由于任何讯息都可以被同步传输，面对汹涌而来的传播模式革命，旧有的“宣传部门—新闻单位—社会大众”的传播管理模式已经毫无招架之力。一言以蔽之，在当代中国的社会现实中，面对一个日益后现代的社会，社会治理的思维却仍然处于前现代的模式，就是当前社会管理混乱、效率低下、乱象迭出的根本原因之一。以眼前的例子说来，骆家辉到了北京，陪着拜登吃了79块钱的面，去了农工子弟学校，坐了经济舱，谁能否认，他的开销少的不能再少，民心的收益却是多得不能再多！而就在骆家辉的名字刚刚上了中国报纸那会儿，某通讯社的名字也上了美国的一些媒体。作为外宣战略的重要步骤，财大气粗的新科贵人买下了纽约时代广场上最显眼的广告牌之一而惊天下，高高在上的几个大字每天在那里闪来闪去，每一秒钟都在大把地烧钱。然而问题是，和骆氏吸星大法相比，这种居高临下恐龙式宣传模式的收益又在哪里？又有几个人会在意它的存在呢？ 一五一十部落原文链接 | 查看所有 5 个评论 柏蔚林的最新更新： 警惕中国模式下的贫困陷阱 / 2011-09-19 12:37 / 评论数( 14 ) 骆家辉将促进中国人进一步了解美国 / 2011-08-05 11:00 / 评论数( 17 ) 说说教育：一声叹息 / 2011-07-19 12:37 / 评论数( 20 ) 美国不是天堂，但却是穷人能活的地方 / 2011-07-04 12:54 / 评论数( 59 ) 告别毛时代：读茅（续） / 2011-06-27 22:35 / 评论数( 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