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瑜

中国资深独立记者高瑜“涉嫌为境外非法提供国家秘密罪”案二审三度延期在前面的“心灵之旅”节目中报道了中国资深独立记者高瑜女士被控“涉嫌为境外非法提供国家秘密罪”一案今年4月17日在北京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宣判，高瑜被以“为境外非法提供国家秘密罪”判处有期徒刑七年，剥夺政治权利一年。判决书所指的“国家秘密”，是中办发2013九号文件，也就是其中提到七个“不准”的那份文件。高瑜提出上诉，5月14日北京市高级法院受理了她的上诉。二审两个月时限到期，法院通知延期两个月。在前面节目中还报道了被羁押的高瑜女士健康状况恶化情况。9月9日，高瑜的律师在看守所会见了高瑜，之后又将会见情况转告了高瑜的家人。家人得知8月13日看守所让高瑜在两个文件上签字。一个是二审从7月12日延期到9月12日的延期文件，高瑜看到这个文件的时候已经过期一个月了，等于是让高瑜补签。再一个是二审从9月12日，延期到10月12日的文件，则是提前一个月让高瑜签字，等于是预签。高瑜认为不合法，拒绝在这两个文件上签字。但是这些文件都已经发出，因此可知高瑜案再延期审理一个月，到10月12日。10月12日高瑜的律师接到法院电话通知，高瑜案二审再延期三个月，也就是说到明年1月12日。今年8月中旬律师以健康理由为高瑜提出“取保候审”申请，9月7日“取保候审”申请被当局拒绝。高瑜遭“坐板”酷刑，放风时间过少，看守所饭菜质量差，健康更堪忧现年71岁的高瑜女士入狱以来，早晨六点半要起床，每天有大约八小时要“坐板”。“坐板”是酷刑的一种，端坐，不许说话，不许动，不许做任何事情，只有很少时间给放点电视。再例如，按当局有关规定，每天户外活动时间应该在一到两个小时，但高瑜的每天放风时间常常只有十分钟。家人还得到消息，高瑜所在的看守所近来换了一家承包公司，被羁押人员的伙食质量非常差，饭菜特别咸，馒头又黑又小，大不如以前。在这种情况下，家人更加担忧高瑜的健康状况。莫少平：律师10月13日会见高瑜，才知二审第三度延期未通知高瑜本人10月13日高瑜的律师尚宝军在北京市第一看守所会见了高瑜。因为我打不通尚宝军律师的电话，高瑜的律师莫少平转述了当天会见的情况。莫少平：“今天是尚宝军尚律师去见的高瑜。大概这么几个情况：一个因为昨天是12日，是高瑜这个案件第二次延期的届满日，法院已经正式通知律师高瑜案又报请最高法院批准延期三个月。高瑜这个案子是第三次延期了。这个在会见时就转告她，因为她还不知道案子又延期了。按照相关规定应该通知她，但是没通知她。”莫少平：高瑜得知二审再延期三个月消息非常愤怒，并希望对她的淋巴结节作“活检”主持人：“请问这个告诉律师是用口头还是书面通知？”莫少平：“电话。第二是她本身的状况。因为我们上次见她的时候，看守所给她去进行了一个血液化验，因为她颈部有那种结节。我们上次见她的时候，只是抽血去化验，但没有结果。这次有了结果，她的血液化验还是正常的。但是不是还进行‘活检’，因为当时高瑜并不清楚又延期三个月，所以当时没有非常明确地说需要不需要‘活检’。这次明确告知她最高法院第三次批准延期了，她还是希望医院对她（的淋巴结节）进行一个‘活检’。第三，她得知第三次延期而且延期三个月这消息，非常愤怒，说‘我这个案件，你一而再，再而三的延期，没有最终结论，是不是要把我在看守所里关到死啊？！’又不给取保候审，她身体有病，年岁又这么大，所以她对这个表示非常不满，非常愤怒。”莫少平：超过法定审限即应取保候审，法定审限不应包括延期，这是法律规定的疏漏莫少平：“下一步我们律师准备再力争为她去（申请）‘取保候审’。因为关于‘取保候审’、关于‘法定审限’我们和法院的看法有分歧。作为辩护律师，我们认为法院的‘法定审理期限’（两个月）不包括延期。也就是说，你在法律规定的‘审限’之内没有审结，你申请延期了，这个延期是属于‘法定审限’之外的了。所以按照法律规定，在‘法定审限’之内没有审结案子，就应该‘取保候审’。特别是我们这种理由依据就是，报请最高人民法院延期审理是没有次数限制的，所以如果把延期都算作‘法定审限’之内，那就没有超过‘法定审限’的了。说句不好听的话，他可以永远关下去。所以我们还是坚持认为，法定的审限是不应该包括所谓他‘申请延期’的。特别是像这种报到最高法院，这种延期的次数又没有法律规定的一种禁止，我们觉得，这也是属于法律规定的一个疏漏。你如果这么没有限制的可以同意延期的话，那实际上也是违反法治精神的。所以我们还是觉得，只要是没有在正常的法律规定审限之内审结，申请延期了，这就不属于‘法定审限’了。所以我们还是准备再为她去力争‘取保候审’的机会，再次向法院提出为她‘取保候审’。”莫少平：法院延期审理应告知当事人，手续补签、预签、不告诉本人都不合法律规范莫少平：“严格来讲，你如果法院延期审理的话，经过上级法院的批准，应该告知当事人。这个没有告知，包括前面的手续，一个是补签，一个是预签，这都是不对的，不符合法律规范。”莫少平：最高法院可批准延期原则是“重大疑难复杂”案，而高瑜案事实非常清楚主持人：“在现有的法律规定中，最高法院可以批准延期的案子，有没有什么条件和前提？还是任何什么案件……”莫少平：“这个都是原则性的，就是‘重大’、‘疑难’、‘复杂’的案件，像高级法院，他报请哪儿了，就要报请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法院可以批准延期一个月，两个月，也可以批准延期三个月，这是他的一个权力。”主持人：“您作为执业律师，像高瑜这样的案子在您看来，与‘重大、复杂、疑难’有什么关系吗？”莫少平：“我们觉得这个事实非常清楚，也就是说本身争议的焦点应该说是非常清楚的，从专业的角度来判断这个案件的事实，我们认为很清楚，没有任何其它障碍。”高瑜和高瑜案简况现年71岁的高瑜女士去年4月24日在北京失踪。两周后官方称高瑜被以“涉嫌向境外非法提供国家秘密罪”刑事拘留。6月27日，外界获知她于5月30日被以同样涉嫌罪名批捕。9月24日高瑜案以同样涉嫌罪名移交北京法院起诉。高瑜曾在中新社工作，1989年任《经济学周报》副总编，不久该报停刊，同年6月3日高瑜被捕，1990年获释。1993年她再次被捕，后被以“泄露国家机密罪”判刑6年，1999年出狱。高瑜女士多次获国际新闻奖。例如，1995年获“国际报业发行人协会”在法国巴黎颁发的“自由金笔奖”、同年获“国际妇女媒体基金会”颁发的“新闻勇气奖”，2006年她第二次获得此奖。“高瑜自述人生经历”长篇访谈录此前已播出的九部分内容简要回顾在前面的“心灵之旅”节目中分段播出了目前被关押在北京市第一看守所的高瑜女士2006年来美国领奖时，接受我采访的长篇访谈录“高瑜自述人生经历”前九部分。其中谈到她的家世、童年、大学生活、“文革”经历，以及她自己结婚以后，家庭受到政治运动的干扰……高瑜还回忆了在“改革开放”年代她先在中新社作记者，后在《经济学周报》任副总编期间如何争取新闻自由，一直谈到1989年3月“两会”前后为推进中国民主与进步所作的努力。谈到她1989年6月3日早晨在上班路上被当局绑架，家人三个半月不知道她的生死下落。后来家人被告知“高瑜被监视居住”，但仍然不知道她在什么地方。直到1990年8月28日，高瑜被送回家。三年后的1993年10月2日。高瑜在原定赴美国访学的前两天，第二次被抓捕，后被以“泄露国家重大秘密罪”判刑六年，从大红门看守所被送到北京的延庆监狱服刑。高瑜这位早期中共党员的女儿，在前面播出的自述中还回忆了自己从酷爱唱歌的青少年时代，到监狱中恶劣的环境对身体的伤害、狱中的被迫劳改，直到被强迫唱监狱规定的歌曲，体会到‘唱歌也会成为一种酷刑’。高瑜谈到自己多本狱中日记和读书笔记被无遗漏的没收，谈到自己的狱中心态和个性特点。也谈到因为自己多年失去自由，家人为此付出的代价。高瑜：漫长的监狱生活让我面对突然灾难有更强的应变力，出狱后先生重病也非常困难听众朋友！以下请听高瑜自述人生经历专访录音之十，也是本长篇专访的最后一部分。主持人：“您觉得您经历漫长的监狱生活之后，有哪些使您改变的东西？”高瑜：“它就让我面对突然的灾难我有更强的应变力。你看我出来以后也非常难的，我先生身体状况面临了几次……一次是车祸，接着就是一次小中风没有及时发现，今年的中风就严重了。这就说明……前一年有一段……他忽然半拉身体没感觉了，鞋掉了都不知道，但是照的片子什么问题也没有，我们家就麻痹了。他这次中风也是照CT什么问题也没有，结果等到十天以后还没有太好转，那就照个核磁共振，一下就出来了，而且脑干部的（有）一个新形成的大血栓。所以在这个问题上，这么多变故，而且尤其是那次车祸，从那以后我先生身体就很糟糕，一天鼻涕眼泪哗哗的流，连走路都不能，躺在床上。我有时候扶着他上厕所，他还能挪一步，病得不是说全部瘫痪，他一下压到我身上，我只能往下低着驮着，我根本就弄不起来他。哎呀，非常难。而且他开始还泡药澡，你说孩子都不在家，我把他弄到澡盆里泡，再把他扶起来，这种情况……我遇到这么大变故，我没有一滴眼泪。要没有监狱那种锻炼，那种磨难……我不是心硬。我的眼泪呢，我母亲去世以后，我流了好几年眼泪。1995年我得‘自由金笔奖’，我不（请人）带出去那封信吗，后来十月审查我，我一提起母亲还‘哗哗’泪流，结果也等于把他们这些人给打发了。”高瑜：对爱情忠贞不渝是美好品德，我算得到了爱情，但没有文学作品里那么浪漫主持人：“前面您讲到从小非常爱唱歌，近来这些年新的歌曲里有您特别喜欢的吗？”高瑜：“哎呦，你这真是对我的考试了，我要交白卷了。我喜欢唱歌还是……起码是三十年前了，现在我几乎很少唱歌。流行歌曲我不太懂，但是我最近逐渐爱听了。你知道吗？关押我的1989年给了我一台电视让我每天看，我才知道什么叫流行歌曲，我才认识了那些明星。不过我也很喜欢，因为他们更多的是表现爱情的，爱情也是非常美好的东西啊。你看中国的民歌，多少都在写爱情。而且苏联歌曲，连卫国战争歌曲也是表现爱情这种忠贞不渝，这是人非常美好的一种品德。”主持人：“您觉得您得到了爱情吗？”高瑜：“算得到了吧。但是并不是像我年轻时候在读文学作品时看到的那么浪漫，但在中国作品里我没有看到这样的浪漫。所以我才是个中国人，我也不会得到更浪漫的东西（笑）。”高瑜：看大学同学聚会的纪要——怀念“文革大批判峥嵘岁月稠”，我非常吃惊主持人：“您在接受我采访时曾经提供了这么一个细节，您说直到现在和中学的同学聚会，还是常常和一些干部子弟在一起。您自己怎么看这个现象？”高瑜：“（笑）我们本来就是从小的好朋友，一个圈儿长大的，这绝不是说对别的（人）排斥。友谊就是地久天长（笑），这个很难摆脱的。我大学里边几乎没有干部子弟，很少的。但是我们同学接触呢，我们共同的语言非常少。为什么呢，和中学同学能够敞开我的心扉，谈现在的……她们甚至能够共鸣。但是和大学（同学）就不成。有一次大学（同学）聚会，他们反复思考，没有让我参加。有一个在一个地区当政协副主席的人邀请大家到葫芦岛，他们后来写了一篇聚会的纪要，都是文人嘛，喜欢舞文弄墨，就给了我看。我非常吃惊，他们竟然怀念的是‘文革’的那种‘大批判’，‘文革’的那种‘峥嵘岁月稠（毛泽东诗词语）’，哇——我非常吃惊。”高瑜：我想起的“文革”是黑暗的，和“六四大屠杀”一样就像纳粹集中营那种记忆高瑜：“我说‘你竟然……文革不管你是参加武斗没有，你参加批斗没有，在那场把中国几乎拖到崩溃的边缘那么一场恐怖活动……我就给文革定义，就是一场大恐怖。恐怖主义在文革畅行，红卫兵的那种恐怖，还有一种群众专政的恐怖。再不要说毛泽东号召打倒一切这种恐怖。你难道没有一点反思吗？现在什么人能歌颂文化大革命，歌颂你的青春岁月在文化大革命当中呢？’所以，我想起来的‘文革’永远是黑暗的，是和‘六四大屠杀’一样永远抹不掉的一种……就像纳粹集中营那种记忆。我没有经历过纳粹集中营，但是中国的一个‘文革’，一个‘六四’，我认为每一个中国人都应该牢记的。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我和大学同学反而语言接触的共同语言现在越来越少。”高瑜：大学同学最让我痛心的是现在还有“文革”的那种很强烈的派性主持人：“您刚才举的这个例子，您觉得这是不是也有一个无意中的‘抽样’意义呢？您觉得有没有代表性？”高瑜：“当然了。正说明他们是失去思想的一代，他们在思想史上是被抹去的一代。”主持人：“恰好是您的同龄人。”高瑜：“当然是我的同龄人哪。当年丁子霖（高瑜在中国人民大学上学时的班级辅导员）曾经跟（原）班上（同学）讲过，说‘班上你们同学里边最有出息的就是高瑜’，那次是我第一次出狱。这是为什么呢？要是丁老师没有经历过‘六四’丧子，我想她也不见得对我会有这样的评论。我是坐了两次监狱，而我的有一些同学可能干到县委副书记？还有一个在班上连抄文章都抄不成章的那么一个人现在竟然是少将，解放军艺术学院的副政委……”主持人：“在这样情况下，当他们面对您的时候，他们知道不知道您后来所经历的？他们是什么态度呢？”高瑜：“当然我们班呢，最让我痛心的就是还有‘文革’的那种很强烈的派性。他们那一派，就是反丁老师的那一派，几乎都是党团干部。所以他们到现在对我们，尤其我坐了监狱了，他们没准还认为是活该呢（笑）。但是绝大部分的人，还有一部分也是那派里的同学，反而对我非常友好，在心里边他们非常关心我。而且很少的有那么几次机会，他们到我家作客，跟我交谈当中，我认为我对他们会产生很强烈的影响。所以呢，这些人里边最重要的还是具有良知的人，可能是思想上被蒙蔽了，但是是有良心的，还是善良的，这样我们还是很容易接触的。但是个别的……我们人大六二级也的确培养出来不少党棍，像这种，我们是永远没有共同语言的，有几个（同学）已经拒绝来（参加老同学聚会）了，但是我一次也没参加，我参加的都是小型的，不是全班性的聚会，因为人的年岁也都大了嘛。而且他们还说了一句这样的话‘庆幸我们班上没有出现一个腐败分子’，就是说没有因为贪污受贿入狱的。我说‘你们庆幸啊，因为你们没赶上，你们都退休了（笑），你们那级别还不够’。我就说‘因为中国政治制度不改革，这种腐败会落在每一个当官的人头上’。”主持人：“从您谈到您大学同学聚会的时候，我听出来好像是‘文革’在亲身经历过它的人中留下的痕迹像是要携带终生似的？”高瑜：“对。‘文革’这种派性到现在对我们班还是非常强烈的，包括他们对丁子霖，丁子霖发展他们入党，提拔他们当干部，反而把丁子霖作为敌人那样的要打倒，没有丝毫的同情心，那种‘红卫兵’的野蛮全部表现出来了。”主持人：“包括丁子霖成为‘六四’的难属，他们现在的态度是什么呢？”高瑜：“‘六四’丁老师的儿子被打死，我相信班上绝大部分同学会同情。也许有些人会站在支持党这种立场上，会对丁老师有一种否定，尤其丁老师现在经常发表公开的一些意见。他们可能不了解，我相信他们对这些情况……那些人也不知道。”主持人：“那在你们聚会时，你们会有公开的争论或者冲突吗？”高瑜：“个别有。他们曾经说‘你看，高瑜的脾气一点儿没改’。还有人劝我……都是我们这派的，说‘你为这些事做这么多工作，有什么用啊？所以还是不要管了！’”高瑜：如果到俄国我不会参观列宁墓，但世界反法西斯是文明反对野蛮的伟大战争主持人：“您刚才提到中学同学的友谊，又都是干部子弟，当你们在中学（同学）这个圈子之内的话，您觉得这些同学走过了四十多年人生风雨，她们今天对这个社会的看法和您的距离大不大？”高瑜：“没有大学同学大。而且比如在‘文革’问题上，我曾经在我们饭桌上，我说你看大学同学见面竟然回忆的最值得怀念的是‘文革岁月’，‘大批判小组’。当时朱丽南（空军中将朱辉照之女）就对‘文革’非常愤慨，但是朱丽南到苏联去，她说她对着列宁墓鞠了三个躬，一个是代表她爸爸妈妈，一个是她自个儿，还怎么的。我说‘我到那儿我都不会去参观’。这就是我们还是有分歧，但是有一致的地方。”主持人：“那您不会去参观，当然您是没有去过俄国，您想像一下，真正当您踏到那片土地上，会不会回忆起那个时候对俄罗斯文化、俄罗斯歌曲的那份……”高瑜：“我还包括对红军。我会非常的激动，和我今天参观（美国首都华盛顿）那个‘二战纪念地’一样的激动。这边是美国青年的热血的抛洒，那边是苏联红军的热血的抛洒，就是包括去年（2005年）全世界五十多位政要到莫斯科去向苏联的红军墓献花，而且红军老战士坐在卡车上，男女老战士在高唱《喀秋莎》、《神圣的战争》……都使我非常激动。因为这种全世界反法西斯，就是文明和野蛮的最为伟大的一场战争。和今天一样，法西斯主义是一种野蛮，是一种恐怖主义。在今天，我们在保障人权、伸张新闻自由的时候，我们同样要认清什么是文明，什么是野蛮。”高瑜：共产主义运动在二十世纪是一个思潮，但我觉得它给人类带来的更多的是灾难主持人：“如果请您对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用比较简明的语言来谈一谈，您怎么看这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您的父亲是一九二几年入党、并且参与地方建党的老党员，直到您在他逝世差不多四十年以后，您正在共产党的监狱中。这样长的父女两代人的这么一条路，回顾一下，您怎么样看您家庭和您个人经历中的这样一种命运？还有就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在历史上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运动？”高瑜：“我觉得呢，从家庭的脉络不能说它就是怎么曲折或者是怎么样。我觉得人呢，最重要的是他的独立，选择个人的……不是由父辈来决定的。我觉得如果我父亲还能活在今天，他仍然在‘六四’问题上会坚决的支持我，和我的母亲一样。对于共产主义运动，我觉得在二十世纪，它是一个思潮，但是它给人类带来的，我觉得更多的是灾难。所以在今天，正因为这样，社会主义国家越来越少，这个应该说是人类文明的一种发展。在今天我们在批判二十世纪的法西斯主义的同时，人们越来越多的也在批判二十世纪的共产主义给人类造成的灾难。这一点绝不是什么‘干涉主权’啦，什么‘每个人都有选择自己国家制度的自由’啦，我觉得这种‘选择’不是人民的选择，而是统治者的选择。”高瑜：要消灭恐怖主义，也要消灭极权专制，反思中国问题应该从毛主席进城开始高瑜：“所以，在今天来讲，我们更重要的、共同的……既要战胜、消灭恐怖主义，另外也要消灭极权专制制度，要使全世界都汇合在主流文明上，这就是民主自由的制度，对人权的最根本的保障。新闻自由只是人权的一部分。从苏联人民当年和法西斯战斗那种艰苦卓绝，一个列宁格勒饿死一百多万人，他们没有白死；我们中国‘人民公社运动’，‘大跃进运动’饿死几千万人，我们的人就白白死了。但是现在我总觉得，我们这几千万人也不能白死。我认为中国最重要的问题，现在是需要对‘文革’进行彻底的回忆和批判。只有这样才能解决毛泽东的问题。毛泽东的问题到现在也影响了邓小平的问题，也是属于毛泽东的问题，包括我们现在政治制度存在的一些最严重的限制着……使宪法不能真正的落实，现在就造成经济、社会贪污腐败……以至环境的所有严重的问题，你追到最根儿上还是毛泽东的无产阶级专政的问题。从1949年开始，毛主席就穿着那个翻领的军大衣，坐着美国吉普车，领着浩浩荡荡的解放军进城了，我们对中国问题的反思，很多问题就应该从毛主席进城开始。”高瑜：“我自横刀向天笑……”过去认为是豪言壮语，今天觉得是很自然的意识流表达主持人：“您这次来到美国，正值何家栋先生过世。前面采访中您也提到他在您从事新闻业的过程中对您有一些引导带领……”高瑜：“何家栋老人更多是在他的思想、他的智慧启迪了我，对一些中国和世界形势的分析，而且我觉得他对我的影响不是说因为他去世了，我以后就再也受不到他的影响了，我想这种影响是长远的，是一生的。”高瑜回忆她第二次失去自由1994年的宣判。高瑜：“11月10日宣判，回来（到看守所）以后我给何家栋偷偷写了一封信，好像也是用手纸写的。当时我不是可以写‘上诉’了嘛，所以给我笔了，那在安全局连笔纸都不给你。我就利用那个机会，写了第一个关于我整个的审判经过、案子经过，后来让程翔带出去发表了。我写的还有谭嗣同写的那首诗‘我自横刀向天笑……’四句吧，还有一句是什么我忘了。”主持人：“‘去留肝胆两昆仑’。”高瑜：“你看我经常忘东西现在，也是脑子不成了。我当时是说‘过去我们学这些诗的时候，念这些诗的时候，都认为是豪言壮语。但是，我今天面临这种情况，我觉得是很自然的一种意识流的表达。’”高瑜：中国要和世界文明潮流汇合，一定要进行政治改革，保障人权，尊重新闻自由主持人：“您这次来到美国，在这个领奖会上也接触了更多美国的节目主持人和……一位是美国的，一位是黎巴嫩的同时和您一起获奖的人，您这次有哪些特别的体会？”高瑜：“我总觉得从‘九·一一’之后，‘反恐’成为全世界面临的共同任务。恐怖主义到底是一个什么？我觉得它是一种极端的野蛮行为，而且是对人权的最大践踏。在恐怖主义和极权专制的共产制度方面有相通的东西，虽然它表现的方式不一样。我们中国现在对人权的践踏，对新闻自由的干涉，我认为也是一种野蛮的表现。所以中国要和世界文明潮流相汇合，就一定要进行政治改革，必须要走保障人权、尊重新闻自由这样一条路。我对亨廷顿的《文明的冲突》有我自己的理解。我认为他对于文化体系是给人有很深启迪的，但是恐怖主义和极权专制不属于文明，它和作为文明的主流……这民主自由制度、民主自由思想对比的话，它是野蛮对文明。你能说恐怖主义就代表伊斯兰教、（代表）伊斯兰文化吗？不能。我们中国现在是共产主义国家，但是这种专制、这种集权和中国的五千年的封建帝王制度是一致的，但是它也不能和中国五千年的文明划等号。”高瑜：保护世界的人权，保护全人类的新闻自由，这也是世界面临的共同任务高瑜：“你看今年我竟然和两个受恐怖主义迫害的（一起获奖）……尤其一个是美国记者……我已经得了两次‘勇气奖’，美国统共两个记者得过这个奖，一个是今年这个女孩子，另一个就是《华盛顿邮报》那个女老板，刚刚去世。而且2000年日内瓦的一个新闻组织评选了二十世纪后半叶从1950年到2000年的‘新闻自由英雄’，全世界选了五十名。当时（从）中国是选的我，美国呢也是《华盛顿邮报》的这位女老板，她是做得非常杰出的。美国记者因为不受什么压制她（他）新闻报道的东西嘛，所以很自然的他们的报道都充满着勇气，敢于揭露黑暗，敢于针对一些什么。美国记者非常杰出，但是他们在‘勇气奖’好像沾边儿的不太多。今年能够这么联系起来，更说明保护世界的人权，保护全人类的新闻自由，这也是面临的世界共同的任务。”

当局向高瑜的律师和家人施加压力，不准他们接受采访，律师要求会见两周无回音在前面节目中报道了中国资深独立记者高瑜女士被控“涉嫌为境外非法提供国家秘密罪”一案今年4月17日在北京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宣判，高瑜被以“为境外非法提供国家秘密罪”判处有期徒刑七年，剥夺政治权利一年。《判决书》所指的“国家秘密”，是中办发2013九号文件，也就是其中提到七个“不准”的那份文件。高瑜提出上诉，5月14日北京市高级法院受理了她的上诉。二审两个月时限到期，法院通知延期两个月，至今（还差9天又到时限）没有公布关于二审的进一步消息。一个多月前的7月28日，高瑜的辩护律师尚宝军到北京市第一看守所会见了高瑜，得知看守所里有身份不明的人找高瑜谈话，让她更换律师，高瑜坚决反对。同时得知高瑜此前被带到北京市安贞医院作体检，在原有心脏病、血压高、美尼尔综合症之外，又发现了心肌梗塞痕迹、心血管狭窄，颈部淋巴有结节斑块等，医生说很不好。高瑜和家人已经提出要求尽快作进一步确诊。近来记者得知，当局向高瑜的律师和家人施加压力，不准他们接受记者采访。我从可靠的消息来源了解到，高瑜的辩护律师在两周前提出会见高瑜，按照有关规定，看守所应该在48小时内作出安排，但是直到本次节目截稿时间，北京时间9月5日上午，律师仍然没有收到有关会见的任何答复。律师见不到高瑜，律师和家人都无法确知她现在的情况。高瑜和高瑜案简况现年71岁的高瑜女士去年4月24日在北京失踪。两周后官方称高瑜被以“涉嫌向境外非法提供国家秘密罪”刑事拘留。6月27日，外界获知她于5月30日被以同样涉嫌罪名批捕。9月24日高瑜案以同样涉嫌罪名移交法院起诉。高瑜曾在中新社工作，1989年任《经济学周报》副总编，不久该报停刊，同年6月3日高瑜被捕，1990年获释。1993年她再次被捕，后被以“泄露国家机密罪”判刑6年，1999年出狱。高瑜女士多次获国际新闻奖。例如，1995年获“国际报业发行人协会”在法国巴黎颁发的“自由金笔奖”、同年获“国际妇女媒体基金会”颁发的“新闻勇气奖”，2006年她第二次获得此奖。“高瑜自述人生经历”（2006年在美受访现首播全文）访谈录前六部分简要回顾听众朋友！以下请继续收听“心灵之旅”节目分段播出的目前被关押在北京市第一看守所的中国资深独立记者高瑜女士2006年来美国领奖时，接受我采访的长篇访谈录：高瑜自述人生经历。在以前的“心灵之旅”节目中播出了“高瑜自述人生经历”前六部分，其中谈到她的家世、童年、大学生活、“文革”经历，以及她自己结婚以后，家庭受到政治运动的干扰……高瑜还回忆了在“改革开放”年代她先在中新社作记者、后在《经济学周报》任副总编期间如何争取新闻自由，一直谈到1989年3月“两会”前后为推进中国民主与进步所作的努力。谈到她1989年6月3日早晨在上班路上被当局绑架，家人三个半月不知道她的生死下落，后来家人被告知“高瑜被监视居住”，但仍然不知道她在什么地方。以下请听“高瑜自述人生经历”专访录音之七——高瑜：抓我十三、四个月不给结论，被安全局送回家，受到邻居夹道欢迎高瑜：“1990年8月28日。我已经让他们关了差不多十三、四个月吧，安全局那天晚上八点钟拿个车把我送回家。我已经让他们关了那么长时间，我说‘那你怎么也得给我一个结论哪！我是怎么回事呀？’他们说‘不需要。’就这样，抓我的时候三个半月没跟我家里说，三个半月以后让我办了个‘监视居住’手续，一直到出去。我还记得那天把我送回家，邻居呀……我一看夹道欢迎在等着我。我一回来，我们隔壁一个邻居是化工大学教员，就揪着他们，说‘你们把小高弄走了，我心脏病就发了，住了两个月医院’。那边是揪着安全局在说，还有一些……因为我们那边住了好多老司局长……一个司局长是文化部的，他就跟我说‘小高，你是我们的英雄！’我被关了不到一年半，就成英雄了。”高瑜：我三个半月无音信，我爱人到各医院停尸房等处找我，悬着心，就弄个糖尿病高瑜：“把我送回屋里，我知道母亲因为心脏病很严重，那会儿好像是来不及换衣服。已经很晚，都九点多了，我母亲出来，问我‘你还走吗？’（问他们）‘还把她带走吗？’安全局的说‘不走了，不走了’。这样就算我第一次被释放了。1989年把我突然失踪，我爱人以为我已经被打死了。先找的是各医院的停尸房，后一阶段尸体都处理了，就给照片，到医院就翻照片。找遍了就托人哪，打听北京所有的看守所，看有没有我在里面，也没有。他反正就受刺激，就是糖尿病。”主持人：“在那之前没有？”高瑜：“没有。”主持人：“那时候他多大年纪？”高瑜：“他比我大五岁，1989年54岁。悬着心，就弄个糖尿病。我楼上的一个人也是突然的……‘六四’时候因为他们楼上打枪，他让一对儿女都钻到床底下，他们是四楼，我们顶层就是四层楼，他怕儿女被子弹打中，吓的……完了以后也是糖尿病，所以这就是很突如其来的。”高瑜：抓我一年多，家人不知在哪儿，如果没有“六四”，我母亲绝不会那么快去世主持人：“中间允许（家人）看过吗？”高瑜：“不允许，根本在哪儿都(不知道)不让见。”主持人：“只是三个月之后告诉说‘这个人在我们手里’？”高瑜：“对，对。就告诉我们家‘人在我们这儿监视居住哪’。这样家里就知道我活着呢。完了以后就送回家，就什么事……跟他们好像没事儿似的。”主持人：“但是这三个月真是经历了‘六四’难属全部的那种心理过程。”高瑜：“我第一次释放被送回家了，结果我母亲……你看她也经历了那么多运动，解放后，包括‘文化大革命’，我们家被抄家，那就甭提了，很多问题。因为我父亲过去也是领导干部嘛，所以整个我们家也就被抄家……全都过来了。但是我母亲这次算经历的最后一场运动了。（我回去）她呢，就20天，我发现她的记忆力不成了。有时候我们两个，熬个稀饭，我先给了她一碗，因为心脏病不能多吃，她就又问我‘你还有稀饭吗？’我说‘妈，我已经给过你喝完了，你再过一段时间再喝’，我就知道她的记忆不成了。这样呢，我8月28日回来的，好像是9月二十来号吧，她一头栽到地下了。我赶快把她弄起来，当时都不知道怎么办，叫来救护车。一问有心脏病，以为是心脏病，送到安贞。那会儿医院还不像现在有各种各样的设备。到了安贞，我母亲右腿整个折掉了，就是栽的，因为老太太胖嘛，一栽整个体重压到右腿上，右腿骨折。后来到那儿一看，要做CT。CT只有旁边的中日医院有，到了中日医院才知道是脑血栓，整个堵住了。等她醒了以后就不会说话了，语言中枢全不（行）了。”主持人：“还明白吗？”高瑜：“当时还明白。每天我去做饭，喂我妈吃饭。我妈后来就不愿意吃了。我有时候跟她说‘你看你饿的，你都快饿晕了’，我妈还‘嘎嘎嘎’笑了。但是，两个月以后她就真是不吃饭了，开始鼻饲。人家中日医院不让住了，这样的病人一般就得回家，因为医院不治疗了。结果因为我弟弟那时在空军指挥学院，学院里边有个部队的小医院，可以接受这样的病人。就到那个医院，我也去守着。我妈一年两个月之后，最后就是植物人了。一般心脏病死在脑血管上最后都是饿死，因为每天就靠流质，整个营养耗干了，她后来非常瘦小，枯干了，人就去世了。所以……等于如果没有‘六四’，我母亲绝不会那么快就去世。”高瑜：若按赵紫阳提出“在民主法制基础上解决中国的问题”中国绝不会是现在这样主持人：“八九‘六四’给您和您的家人带来这么大的变故，那您怎么看八九‘民运’和‘六四’屠杀？”高瑜：“对于这场运动，我现在有这种想法，已经这么多年了，你现在又要讲‘和谐社会’，‘和谐社会’呢，我就觉得首先是你政府应该和老百姓、和全民和解，才能达到和谐。你如果不和解的话，你怎么办？第一，当然啦，你可以暂时不为这场运动平反，你也可以现在先把责任者都揪出来，你只要有一步就成了，你先承认被你打死的那些人是公民，不是暴徒。赵紫阳在‘六四’这个问题上是非常明确，宁可自己下地狱，也不愿意做违背良心的事，不愿意下命令对学生开枪。如果他同意镇压，总书记还是他的。在最后的历史关头，他提出了‘在民主法制基础上来解决中国的问题’。如果共产党能够采纳他的意见，如果当时不是‘老人党’在背后那种操作的话，他是总书记，他的意见……而且完全可以取得多数……在中央委员会和常委会里边……我说，那中国真是……如果是能够实现，现在的中国绝对是一个非常好的状况。绝不会出现贫富差距这样悬殊，而且社会问题这么尖锐。重新‘三农问题’又被提上来，而且这种腐败。那会儿传媒……我估计中国就要正常的走上了政治改革道路。‘六四’激发了整个一个‘苏东波’的那种巨变，反而我们自己……现在你说，共产社会还有几个？一个朝鲜，一个古巴，一个越南，人家越南现在也在改革，也在变哪，差额选举什么的。我说，（如果按赵紫阳提出的‘在民主法制基础上来解决中国的问题’）那中国绝不会是现在这样。”高瑜：建立起一个好的政治制度，我们的国家才真正能够稳定高瑜：“最好的国家的转机的时候，又葬送在坚持毛泽东的路线的……邓小平‘六四’时候他采取的是比毛泽东还激烈的那种无产阶级专政的镇压，就是用‘革命的暴力’来镇压，对社会进行镇压。因为毛泽东当年28年就是一直搞无产阶级专政。你要用列宁的话来讲‘什么叫无产阶级专政？就是不受任何法律制约的暴力’。所以在这些情况下，他最后……邓小平起的作用是别人不能相比的，主要是他有权哪。胡耀邦、赵紫阳这些人一直所进行的改革是希望能够全面改革，就是经济改革的同时能够逐步推进政治改革，这样才建立起一个好的政治制度，进行政治制度的变革，这样我们的国家才真正能够稳定。”高瑜：单纯经济改革形成权贵资本主义集团经营联盟，攫取最大利益，工农承担代价高瑜：“邓小平他自己的思想……我认为在前十年的改革当中，并没有完全表现出来，因为他受两方面的制约，一方面是‘左派’那些人，要回到计划经济；‘右’的方面，就说胡赵吧，老想在一定的时候来推行政治改革，又要被邓小平给拉回来，不成我搞掉你一个，再搞掉你一个。到了1992年之后邓‘南巡讲话’，邓小平的思想的确比较全面的得到了贯彻，那就是单纯走经济改革，政治还是要强硬的手段来‘保持社会稳定’，希望能够……经济发展了，他认为人民就富裕了，国家就稳定了。实际上，现在才看到，他这个结果，实际上是造成了社会的不稳定。因为他形成了一个权贵资本主义集团经营联盟，他们所得的……把改革的最大利益都攫取了。而广大农民和下岗工人都变成了改革代价的承担者。所以在这个问题上，现在中国应该解决的问题，一个还是毛泽东的问题。毛泽东的问题就是无产阶级专政，这种理论用暴力手段进行全社会的压制，巩固一党专政。第二个问题就是邓小平的问题，单纯的经济改革给中国带来的是什么？这种改革走下去就是现在的中国——腐败遍布，上下而且是全社会性的腐败，再带上贫富悬殊，工农的利益整个被剥夺。我刚才主要谈的是经济利益，在政治利益上，在人权方面，中国这个经济高速发展是以人权为代价的。那么多的农民工拿到最低的工资，全社会没有医疗的保障，义务教育都不能贯彻。但是在这种情况下，攫取了改革利益的人反而是富的流油。”高瑜：1993年10月2日在原定赴美访学的前两天，第二次被抓主持人：“母亲过世的时候您在家吗？”高瑜：“我是……第一次（被抓）8月28日把我放回来（后），20天我母亲就病了，一直就离不开人了，到去世。这当中，中国社会科学院来找过我，他们审查组组长是他们的机关党委书记，来审查我。我说‘你审查我，你先得给我解决工作呀，我是你们按正常手续调到《经济学周报》的，你是主管。虽然那个主办的单位’经团联‘也是副部级单位，现在也不存在了，但是你们得有负责的吧？一直也没给我安排工作。我是从《中国新闻社》调到你这儿的，你怎么能不给我分配工作呀？’结果这一下从1989年被抓就没工资，任何社会保险没有。等我母亲去世以后，怎么办？很多人帮忙。哥伦比亚大学邀请我去作访问学者，我正准备来哥伦比亚大学，这（申办）奥运会投票失败，过一个礼拜就把我抓了，离我起飞就两天。”主持人：“这次说辞是什么？‘泄露国家机密’是给香港杂志写文章？”高瑜：“当时上我们家来了……都是些膀大腰圆的，这回可不像上次都是些小个儿……膀大腰圆的来给我《拘留证》，上头应该说违反哪条法律吧，什么罪名吧，没有。那就是先把你抓去，要打‘人质牌’了嘛，明显就是这样。我当时非常冷静。因为那两天太累了，和朋友们告别呀怎么样……我刚回家，10月2日下午两点钟，就来一拨人要给我带走。”主持人：“本来打算几号走（去美国哥伦比亚大学）？”高瑜：“4日。而且那天特别怪，我儿子当然是不在家了，我有两条小狗，平常一来人‘汪汪汪’的，竟然都在我那个卧室睡觉去了，眼看就让我别和牠们有那种难舍难分的……或者小狗咬这些人的那种场景。”主持人：“后来出狱的时候小狗还都在吗？”高瑜：“都在。哎呀，我那小狗……”主持人：“牠们不会记得了？”高瑜：“记得我。”主持人：“六年还会记得吗？”高瑜：“记得。我对小狗的感情那是……当时两只小狗都是我养大的，整两岁。（我被带走时）我先生当时就那么一直看着我，那种眼神，就是眼睁睁那种样子，我倒是非常坚决，我连头都没回，就‘蹬蹬蹬’上他们那车了。他们去了两辆车。”高瑜：没有思想准备，但好像天生性格使然，不会向强权屈服主持人：“在这之前有思想准备吗？”高瑜：“没有。”主持人：“但是为什么会有这么强的应急应变能力呢？那时候的心态……”高瑜：“我这个人就是这样。因为我从小失去父亲，母亲呢……我们经历‘文革’，抄家，那会儿我还正上大学，我都是一定要……这些事情我们必须来自己处理，而且我好像是天生的性格使然，我不会向任何强权屈服，那种求情啊，我不会。”主持人：“现在换句话说，如果当初没有帮胡绩伟送些什么信，做点什么，绝对不会入狱吗？”高瑜：“第一次好像不会。”主持人：“如果没有第一次也就没有第二次，是吗？”高瑜：“不一定，那可不一定。因为他要选择呀，他选择到你了。（申办）‘奥运会’失败，国内可能他就觉得我合适一点吧。”主持人：“我想如果没有第一次，您也不会长时间失去工作……”高瑜：“工作是会有的，那几年工作会保留的。如果第二次的话，一般出了狱的人都是无业游民了。”主持人：“第二次是1993年……”高瑜：“1993年10月2日。2月23日投票败给悉尼嘛。”高瑜：《拘留证》没写涉嫌罪名。“文革”时庆幸父亲已过世，现庆幸我母亲不在了主持人：“这次是什么说法？”高瑜：“给了《拘留证》，这次是有手续了，手续不全哪。上头应该写明‘涉嫌什么什么罪’，没有啊。”主持人：“是先抓的，然后到多长时间之后才给了涉嫌罪名？”高瑜：“我到里边呢……我这个人当时对法律也不熟悉。现在又延长了，当时就是10天，我不知道，我还说15天，我说‘赶快把问题弄清楚好了’。他问我‘你都给哪儿写过东西？’后来我就讲‘给徐四民写了两篇东西’。哎呀！审查的那些人那个乐呀！第二天没找我，第三天就转（逮）捕了，这就是第10天头上。他一听，乐了，从中就找，找一些什么说的‘公务员长工资’啊，《文汇报》1993年2月14日把那个文件全文都登了，我就是评论了两句，这就算问题，给我转捕的时候我还记得让我填《逮捕证》，上头都没有‘涉嫌什么什么’，也是空的，你想想。”主持人：“您当时那种感觉……不管怎么说，1989年到1990年那次还不是正式的批捕，不是坐监狱……（高瑜插：‘监视居住’嘛），到1993年这次，这时您觉得心理上的落差大吗？”高瑜：“1993年这次，因为想起我母亲，我还比较欣慰，我说‘我母亲不在了’，这种感情我从小长大每一次政治运动，尤其‘文革’，我想‘幸亏我父亲已经去世了’。你说，哪有人庆幸自己的亲人已经过世了的？！就是我说的‘如果是（在世）那样，我父亲不知道要有什么样的结局，而且我们谁也不能保护自己的父亲，虽然我们都长成人了’。到这次我就又想‘幸亏我母亲已经去世了，不然老人家怎么能够经过这样的打击！’所以这就是中国的……一场一场的这种……我们过去都提‘政治运动’，现在就是对人权的迫害，应该提到这种高度。”高瑜：判我六年，我当时说“你要是判我刑的话，你先把徐四民抓起来”主持人：“我们的话题再回到……真正在开庭宣判时，那一刻您有没有想到判6年？”高瑜：“没有。我认为我没罪，我一直就是作这样……当时给我宣判的时候，一个录像机冲着我，我就决不低头，而且我还一直要保持着微笑，我就让……那个人拿着那个东西，还有摄像机就等着我好比那么一低头，或者有点什么表情。我就这么一直扬着头。”主持人：“您那时候作的思想准备最多多少年？有没有很具体的内心的……”高瑜：“因为判我的时候……还没有给我起诉，我当年属于‘未决犯’，那会儿正开‘人大’‘政协’，忽然他让我先生和我见了20分钟，在安全局一个接待室，那里边都是大皮沙发什么的……”主持人：“这时候距离您被捕有多长时间了？”高瑜：“10月嘛，这到第二年3月，五个多月。他给我讲了很多事。我问他外边的事情，也问了一些，反正有看着的人，我们没有说太多。他当时给我估计，说他们曾经问过审判的合议庭庭长，他说‘像她这个罪要非让我们判的话，我们也只能判二缓二’，人家也知道都没有事情。所以我没有准备这么重。可是后来我一想，我这个还是‘判轻’了。为什么判轻了呢？因为原来给我《起诉书》的罪很重，是‘非法提供国家秘密罪’。法庭上我的律师张思之他们都给我做的无罪辩护，我很清楚他当时辩的，说‘按着人民代表大会的有关解释，非法提供国家秘密罪必须是境外的组织提供金钱、器材、渠道、有目的的泄露国家秘密，才能属于非法提供国家秘密罪’。那我根本就构不成啊。当时我就提出来‘我写文章（给）的徐四民，是国家政协常委，他什么秘密不接触啊？他需要我提供吗？是不是？根本就不成立，而且我文章里边没有一条是秘密’。当时刘锐绍、程翔他们给我帮了特别大的忙。还有香港的记者协会，还有所有我认识的香港记者都在声援我，游行啊什么的。我在法庭上特别惊讶，这么厚的复印件，而且是报纸多大他复印多大，不是缩的。这么厚的情况就证明，我的文章内容早已在香港发表，我文章里涉及到的没有一项是国家秘密，都公开发表了。其中有一个最典型的就是，我涉及到公务员工资的改革方案，《文汇报》1993年2月14日全文发表。我们在法庭上辩得是非常厉害的。我当时手上有一张纸的《起诉书》，我说‘你看看这上写的是什么？公务员制度、机构改革什么……哪一个不是我们报纸要公开讨论的，这算国家秘密吗？’另外我引用了两句语录，都是在三卷，当时没出版嘛，一个是‘西方矛盾多得很’这算一条语录；一个是‘我愿意世界太平，但是冷战结束以后世界并不太平’就这这类意思话，你说这叫国家秘密吗？我当时就提了‘我引用这个不算违法’。就是这些东西，你说你判我六年，当时按‘非法提供国家秘密罪’我当时就说‘你要是判我刑的话，你先把徐四民抓起来’”。高瑜：我虽身体特别不好，判六年，我昂首挺胸盯着宣判者主持人：“宣判六年的时候，您说当时一直在笑着，您改变了没有？”高瑜：“没有。我就昂首挺胸盯着他，其实我当时身体特别不好，美尼尔症也厉害，而且是心绞痛，我是心脏供血不足。心绞痛是第一次抓我的时候，1990年元旦得的。后来在里边我原来吃的一些中药，‘藿香正气丸’根本就止不住，必须吃‘速效救心’。当场宣判，最后给我派的那个检察院的让我们给驳的，他说一条我驳一条，律师辩驳的也有机会。他（检察院的）最后说‘我希望法庭关注高瑜六四的表现，她之所以今天犯罪，就是因为六四的立场原因’。我说‘我也提醒法庭注意，我们今天在辩论是一个法律问题，这位检察院的他就要把法律问题变成政治问题。首先我讲，六四我没有违反国家任何法律，这都有前边的安全局对我审查了一年四个月作证明，甚至没有给我任何政治结论，更没有法律结论。第二条，这个检察员这样有意的要引导到政治问题上去，我说他是有背景的，这个背景就在陈希同’。当时陈希同还是政治局委员。我说‘陈希同1989年6月8日向人大常委会所作的那个报告里边，对我进行了政治诬陷，说我1988年写的一篇文章是动乱暴乱政治纲领’。”高瑜：宣判时我的律师、家人竟不让在场，我在判决书上签“非法宣判，我不承认”主持人：“您被判了六年，当时您的先生是不是觉得很突然？”高瑜：“宣判我的时候，竟然律师不在场，我们家人不在场。我们家知道那天要宣判我，全家都到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去了，是第一还是第二我现在都给忘了……竟然不通知他们到场，律师也不知道。那天把我给判了以后，外电都知道了，香港啊、美国呀什么都给我们家打电话，说‘高瑜判了六年，你们家有什么想法？’家人说‘我们不知道啊。’他们再给律师打电话，律师也不知道。律师过了一会儿给我们（家人）回电话‘是有这么回事’。你说这个荒唐到什么程度！”主持人：“那（宣判）当时在场的有多少人？什么样的人？”高瑜：“那边有五、六个，根本不认识的人，他们就装模作样。他们给我《宣判书》让我签字，我就写了‘中国法律的硬性规定，一切宣判都应该是公开的。今天我的律师不在场，我的家人不在场，说明你们这是非法宣判，所以我不承认’。”主持人：“写在这个《判决书》上？”高瑜：“写了。第二次律师再和我见面，我提出上诉，准备二审。我的律师还估计……律师是非常有经验的律师，估计可能二审就不会这么荒唐了，这么公然的践踏法律进行秘密宣判。没想到，二审连庭都不开了，就在安全局，他们找了一个二审的审判长，是个马上要退休年龄到线的。那个人带着个小书记员。安全局看守所的一个副所长就在那儿站着，他们俩给我宣判。我清清楚楚给他写了‘你们今天宣判是非法的，因为你不是公开宣判’。他说‘那是你自己的理解’。我就给他写上，说‘你拿走吧’。他说‘你可以申诉，到了监狱，你哪儿都能申诉’他告诉我北京哪个书店还卖《保密法》。宣判时给我改了罪了，本来是‘非法提供国家秘密罪’，（量刑）差不多五年起步一直到死刑的，因为我实在罪行不够，你给我安，我也没泄露你什么重大的问题，结果就给我当场宣布是‘泄露国家重大秘密罪’。这个罪，当年《刑法》属于公务员渎职罪。我都好几年没工作了，我什么‘公务员’哪！我和你什么关系都解脱了。社科院最后我找他，还不错，还给我办了一个出国手续。”主持人：“您是指的什么时候？”高瑜：“就是1993年（被捕前）……竟然能够改变罪名也得让你坐（牢）！”主持人：“社科院因为给您办出国手续后来他们有没有受牵连？”高瑜：“他们受什么牵连哪，我们《经济学周报》就属于他们的。”高瑜：第二次被抓先被关在大红门看守所，后被关在北京最苦的延庆监狱服刑主持人：“后来关押在哪个监狱？”高瑜：“延庆监狱，最苦的一个监狱。”主持人：“在那之前，是在哪个看守所？”高瑜：“大红门。一年三个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