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考

感谢志愿者 忆枫茶 投递。 作者: 马云龙 （何籽/图） 因为夜太深太长了，从第一声鸡鸣到太阳升起也就格外漫长。 我曾经历过一个长达两年的“五更寒”——从“四人帮”倒台到我获释出狱。我每天都在想尽办法，了解外面的风云变幻，等待着黎明曙光的升起。 设立监牢，除了严格限制人身自由外，大概还有一个目的，是屏蔽信息。 在铁窗下想了解窗外的信息，是件十分困难的事。看守所为囚犯们订了一份报纸，但并不是每天都送进来，而是经过严格的选择。那时的报纸，本来真正的新 闻就很少，大都是领导人的活动、会议、文件和“典型经验”之类的官样报道；到了看守所，又经过一次严格的筛选，凡是登载比较重要新闻的，就不给送进来。我 计算过，每周大约只能看到一天的报纸。而这张送进来的报纸，还要在各个监号中传阅，一个号看一天，等传到最后一个监号，已经是半个月过去了，而且经过上百 人的手，报纸早已成了千疮百孔的碎纸片了。而这些残存的纸片，对我来说则是宝贵的信息来源。我仔细地读每一段文字，努力想象着文字后面的真实。我想，在外 面的人，恐怕没有几个人读报像我这样认真的了。 铁窗下的人自有获得外面信息的渠道。首先是听广播，就是街头的大喇叭（监号中没有收音机和小喇叭）。那些年，河南的城市，从郑州到下面的县城，都有 有线广播系统，大街小巷都在大喇叭广播的笼罩范围之下，看守所的高墙阻挡不住大喇叭的声浪。尤其是顺风的时候，有些广播声可以越过高墙，飘到铁窗内。 此外，更可靠的来源是不时进入铁门的新犯人。每个新来的人，都会受到老犯人的盘问，除了他的案情外，还有他在外面的见闻，包括社会上流传的小道消息（在信息严格封锁的社会，这一直是人们得到真实信息的重要渠道）。 第三个来源是看守和警卫。虽然他们有严格的纪律，一般不会透露什么消息，但他们也是人，有了重大消息，难免也会有说漏嘴的时候。例如“四人帮”倒台的重大消息，就是警卫黄建庄有意无意透露给我的。 1977年元旦那天，街头的大喇叭转播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节目，头条好像是照例要发的“元旦社论”，我听不清楚，似乎没发现什么新东西。但 是，在新闻节目后播出的音乐，让我一下子震惊了——那分明是一曲悠扬的“洪湖水，浪打浪……”这是1960年代初红极一时的歌剧《洪湖赤卫队》的主题曲。 “文革”开始后，在“打倒贺龙”的漫天口号声中，这支歌曲早被作为“黑歌”而被禁唱了。因为歌词中有一句“贺龙领导闹革命”，江青说，这个歌剧和这首歌曲 是贺龙“反革命野心的大暴露”。现在，这首已经整整被禁了十年的老歌又公开播出了，这不是说明有些重要的变化正在悄悄地发生吗？ 当时，我在狱中并不知道，贺龙的“骨灰安放仪式”已经在1975年6月9日（贺龙元帅含冤逝世六周年）举行过了，只知道《洪湖赤卫队》并没有解禁。 我把“洪湖水，浪打浪……”的重新唱响，当成逐渐开始否定“文化大革命”的信号了。这一天，我又兴奋起来了，在铁窗下写了一首七律《元旦听歌》： 悠扬一曲洪湖水，勾起十年风雨情。 鸱枭横行百鸟寂，华光初照万歌腾。 是非自有真诠在，功过且听历史评。 莫笑楚囚铁壁下，惊涛骇浪是人生。 虽然我所盼望的根本性转折并没有在那一年发生，但类似的每一个小的变化，都使我的希望和信心增加一分。 例如，1977年中的一天，站岗的哨兵李子奇突然来到我的窗前，他板着面孔问我： “你在看什么书呢？” 我从身边拿起一本书，说：“在看《资本论》。” 他看了一眼，教训我：“这就对了，你在这里就应该好好学习马列著作，改造思想。” 然后，他说：“我考试你一下，看你学习得怎么样。”接着他给我出了道题：“你说说，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是什么？” 我吃了一惊：这个当兵的还有这个兴趣？真是人不可貌相。平时我对他的印象并不好。这个人说话刻薄，对犯人总像凶神恶煞一样。最可怕的是他似乎有虐待 狂的倾向，吃了晚饭没事干，就喜欢到监号窗口逛，找到个理由就拉出个犯人，到院里去“捆一绳”，听到犯人被捆得狼哭鬼嚎，他似乎很享受。所以犯人们一看到 他来了，都很紧张。 今天他这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我也有点紧张，怕他是找碴要捆我一绳呢。 于是，我就小心翼翼地回答了他的问题。我一边回答，他拿出个小本子，一边认真地记着。记完了，他合上本子，说：“回答得差不多——但是还不完全，还要好好学。” 我问：“哪里不完全？” 他说：“现在没空和你说。”然后就走了。 这演的是哪一出？我如坠五里雾中。 下一个接班的哨兵是黄建庄，就是那个告诉我“四人帮”倒台喜讯的小战士。我就把这件蹊跷事对他说了，问他到底是怎么回事。 他一听就笑了，说：“别怕，他是拿你当老师了，他正在准备参加高考呢。”然后，他告诉我，因“文革”而停止多年的高考现在恢复了，第一次高考马上就要举行了。 这个消息又让我高兴了半天。恢复高考虽然和我没什么直接关系了，但是，这说明外面确实在悄悄地发生着一些重要的变化，“文革”的痕迹正在一点点地清除，这对我来说都是好消息。 这位李子奇在高考中到底失败了。参加高考后他依然要每天来站岗。在我出狱前，我们还演出了一幕“狱中捉贼”的剧。 1978年底，妻子给我送进来一条新做的裤子，用当时最时髦的高档灰色“的卡”裁剪的，裤线熨得笔直；因为狱中不准使用腰带，在裤腰上加上了宽松紧 带，谁看了谁说好。我收到以后，非常高兴，把这看成是一个无声的信号：她大概估计我有希望要出狱了，所以给我准备了出狱那天穿的“礼服”。 我又犯了“高兴得太早”的毛病。新裤子穿上身，半个月后还没有动静。我只得把裤子换下，借放风的机会洗干净，挂在院中的铁丝上（放风时，先上厕所，把号内的尿缸抬去倒掉，然后到院中的水管去打水，这时有几分钟时间可以洗衣服）。 不料，第二天早晨我从窗子往外一看，昨晚才挂在院中的裤子不见了，就向来开门的看守“报案”了。 在警卫森严的看守所大院里居然发生了盗窃案，这引起了高度重视。我被叫到一边，所长和县中队的指导员详细问了情况。我说出了我的判断：我是昨晚最后 放风的，裤子挂在院中以后再也没有犯人出过监号；我发现裤子丢了是在今早放风之前，因此不可能是犯人偷的。丢裤子的时间就在昨晚放风后到今天早晨放风前， 这段时间里院中只有警卫哨兵…… 紧接着是一场突如其来的大“查号”，所有犯人都被赶到院中集合，警卫挨个给犯人搜身，然后又到各号里彻底搜查了一遍。果然没有在犯人中间发现赃物。 犯人回到监号后，外面又响起了紧急集合哨声。我知道，这是在县中队的宿舍中开始搜查了…… 过了一会儿，我又被叫出去。看守所长和县中队指导员拿着一条裤子让我认。我一看，就是那条丢失的裤子。指导员的脸色铁青，一句话没说。所长说：“裤子你拿回去，这件事到此为止，你不要跟任何人说了。” 我不说，可有人说。黄建庄上岗后悄悄地跟我说：“真他妈丢人……” 原来，在县中队吹响集合哨以后，有人把这条裤子匆忙地从宿舍的后窗扔到街上去了（那条街叫衙后街）。一个路过的老太太看到部队营房里掉出条裤子，就拣起来送进来了。 我问是谁偷的，他不说，只说：“你看这几天谁不上岗了吧……” 我注意到，那位考我“马克思主义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的李子奇有一个星期没有值班站岗…… 时间进入1978年以后，外面发生重大变化的迹象越来越清晰了。特别是这年的下半年，送进监号里的报纸上出现了“真理标准大讨论”的文章。我虽然无法了解这场大讨论的全貌，但从能看到的片言只语中，分明感到一场有重大意义的巨变正在临近。 这年春天，和我同号的“在毛主席鼻子上捅了个窟窿”的李伟森出狱了。到秋天，对几个“政治犯”的提审突然多起来。特别是对“最老的政治犯”田忆秋的提审，更是震动了全监所。 我和这个田忆秋从来没住过一个监号，所以对他没有更多的了解。但是我从刚入狱时就听说，他和已经死在狱中的寇学书是“资格最老”、关押时间最长的犯 人。说他“资格最老”，不仅是因为他“文革”初期就进来了，还因为他建国初就曾经是解放军的连级干部——这个人的可敬之处，是他一直保持着军人的风度和尊 严。衣服尽管破旧，但风纪扣总扣得整整齐齐，举手投足都像是在走队列。他1957年在部队被打成“右派分子”（这是我第一次听说军队里也打“右派”了）。 而他被送进看守所，还并不只是因为“右派”，他还有一个更离奇、更吓人的罪名：“日本特务。” 一次在院里打蜂窝煤时经过他的监号，我曾经问过他“日本特务”是怎么回事。他说，在部队时，他的连队里有几个日本人，是1945年日本投降后留下的 技术兵种。这些人编入解放军后，和他一起战斗过，结下了深厚的友谊。1954年，中央决定把这些日本人全部遣返，一个不留。他们不愿走，希望留在中国人民 解放军的行列中，但没获得批准。这些“日本战友”回到日本后，还经常给他来信。他1957年戴着“右派”帽子回乡后，这些来自日本的书信还不断。这种“海 外关系”在河南农村成了远近风传的奇闻。“文化大革命”开始后，那些日本来信就使他扣上“日本特务”的帽子，被送到看守所了。 关在这里十几年，一直没人提审他。到1978年底，他忽然被提审了，回来时满脸笑容。原来提审他的是军人——军队里正在给当年的“右派”改正，就派 人找到他的老家，发现他早就被关到看守所了，于是就找到看守所，目的是给他摘掉“右派”的帽子，顺便也了解一下他的“日本特务”是怎么回事。 这年年底，大喇叭里传出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的消息，随着“四五运动”获得正式平反，一个“平反冤假错案”的高潮到来了。在这里住了十几年的田忆秋居然也有望出狱了（他在我出狱后不久也释放了）。 1979年元旦来到了。那天，我写了一首《七律·迎新年》。这首诗记录了我当时的心情： 岁暮炊烟飘狱门，依稀笑语杂刀砧。 翻天已录千秋史，覆地更开一页新。 禁果初尝民主味，快风横扫积冤云。 夜深扳指细细算，平反出监已几人？ 这是我在狱中写下的最后一首诗。19天以后，1979年1月19日，一个阳光灿烂的早晨，我被传到看守所外那间大房子里（就是1976年10月1日 晚法院对我开庭审判的那个房间）。许昌地区公安局预审科的于科长（就是四年零九天前宣布逮捕我的人）宣布了对我“免予刑事处分”和“宽大处理，予以释放” 的决定。 我仔细看了这纸留下巨大“尾巴”的决定，当即拒绝签字，表示不接受在这个条件下的释放，要求回到监所里去，等待一个不留“尾巴”的彻底平反决定下达之后，再走出看守所的大门。 于科长劝我说，先走吧，有意见出去后再申诉嘛。 于是，我在那份裁决书上签上“不同意、不接受”的意见后就出狱了。果然，在我出狱后半个月，“彻底平反”的决定就下发到县。一场长达四年多的“大戏”这样才落下大幕。 上一篇“狱中杂记”在见报时附上了我在狱中画的两张小画，有些朋友对此表示惊异。 其实，我没学过画画，那是小学时在课本上画小人练就的小本事。那两张还不是成功的作品，我最得意的作品是为看守所所长（不是原来的王海法所长，他退 休了，而是他的继任者）画的一张漫画肖像，据评价是画得像极了，形神兼似，让同号的人笑得前仰后合。有人就拿到监所里惟一的公共场所——厕所去张贴，办了 个“厕所画展”。结果出现了一个意想不到的效果：放风时各号轮流如厕，进去时都规规矩矩，出来时皆哈哈大笑，人人笑得直不起腰。哨兵在岗楼上见事有异常， 连忙上报，于是派一队兵进厕所搜查。可士兵们也都一个个蹦着高跳出来，笑不可支。整个监所的人，不管犯人、看守，还是警卫士兵，都像得了疯魔症，笑成一 团。这是看守所多年未有之怪事。最后所长来了，看后怒不可遏，开始了一次大追查——我只得承认是我所画，动机是闲得无聊寻开心。 我本想这回可要挨一绳了，结果却居然平安无事——那时离我释放已经没几天了。也好，让四年多的铁窗生涯以喜剧告终吧。可惜这张成功的画被愤怒的所长撕碎了…… © 鬼怪式 for 新闻理想档案馆 , 2012/04/26. | Permalink | 光荣之路 Post tags: 南方周末 New：！我们建立了OMM人人小站！欢迎关注！ | OMM通讯社@新浪微博 | OhMyMedia@Twitter | OMM通讯社@腾讯微博 | OMM通讯社@网易微博 加入我们，OMM通讯社志愿者招募！

于建嵘：中国改革的必由之路 进入专题 ： 改革    ● 于建嵘 （ 进入专栏 ）       今年两会上，温家宝总理在答记者问时，提出中国的改革已到攻坚阶段，“改革只能前进，不能停滞，更不能倒退”，并重申政治改革的重要性。此番关于改革的表态，与民间对改革的吁求相呼应。     两会前后，著名社会学家、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于建嵘教授提出了“未来十年中国改革纲要”，在网上引起不少关注。在接受时代周报记者采访时，他详细地描述了他心目中的改革蓝图，即从民生政策抓起，保障民权，在公民社会逐渐培育成型后，进行司法体制、新闻体制、社会组织管理方式的改革，最终实现转型目标。对改革的动力问题，于建嵘亦不悲观，他认为虽然社会矛盾突出，但社会矛盾正是继续改革的动力所在。           有路线图才能有方向          时代周报：您最近在网上提出“于氏”改革路线图，勾勒出您心目中未来十年中国社会和政治发展的路径，能不能详细分享一下您的想法？     于建嵘：我研判的未来十年“改革路线图”是从十八大开始，大体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从2012年到2015年，以民生政策调整为前提、以民权保障为基础，实现基本的社会公平和正义；第二阶段是2016年到2022年，以政改为前提，以公民权利发展为基础，推动国家转型。之所以以2016年为分界线，是因为2016年是县级政府选举之年，我们在县人大代表的选举上应该有所突破。     在第一阶段，首先要调整基本的民生政策，包括进行农村土地确权，落实物权法，调整基本的社会福利政策，养老、低保、医保等向社会低收入者倾斜，彻底改革户籍制度，实现异地无差异的义务教育和高考机会平等。其次，要建立司法制衡制度，树立司法权威。基层法院和中级法院的人、财、物脱离市县，实行省级垂直管理，法官任命终身资格制并实行严格流动与错案追究，以司法清理历史陈案，确保公民人身权利。再次，要保障新闻言论自由。实现政务信息公开，官员财产等信息公开，禁止因言获罪。最后，加强社会组织建设，发育民间社会。做到规范社区管理组织，大力发展社会公益组织，通过公益重塑人文精神。     第二阶段主要做到两点：一是实行县级政改，具体而言，开放县级人大代表选举，实现人大代表非行政化和专职化；实现县行政长官差额选举；将乡镇一级政府改为派出机构。二是开放社会，包括制定新闻法，开放媒体，以及制定政党法，开放社会政治组织。     时代周报：“路线图”的想法是如何产生的，为什么还要配上时间表？     于建嵘：因为我发现最近几年，关于中国社会的政府改革，悲观弥漫。实际上我认为大家对改革的方向存在误解，我们往往很容易把改革看成是国家宏观的、大面的改革，而实际上是要搞清楚中国改革的方向性的问题。     路该怎么走？既然方向已经确定，最重要的问题就是我们要寻找这条道路，要给人民以信心，分阶段达到目标。政治改革不是要不要改的问题，也不只是执政者的决心问题，而是一个方向和路径问题。现在都说要改，问题是往哪个方向改，具体从哪里入手。     实际上，根据现在的政治和经济形势，超越左右意识形态之争，提出具体的政改路线图和时间表非常重要。一方面，通过向社会鲜明地表达我们的看法，可引起讨论而形成共识。在政治决策中，共识性压力是十分有效的。另一方面，让执政者认识到多种可选择的方案，减少决策盲区，增加改革的可能性。     “摸着石头过河”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对中国未来的发展需要有一个更为明确的方向及实现路径。有路线图才能有方向，有了方向才有动力，有时间表才有压力，才有紧迫感。提出这样的路线图与时间表是一个公民和学者的意见表达，以期引起讨论，中国现在不能再“不争论”了。     时代周报：这张路线图是否可以概括为从民权、民生过渡到最终实现民主宪政的目标？这种顺序是基于何种考虑？     于建嵘：差不多可以这么说，解决任何社会政治问题，特别是体制性问题都有一个时间顺序。当前中国社会问题尖锐而复杂，这其中因分配不均所产生的社会冲突最为突出，因此，选择民生问题作为突破口，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社会紧张，为政治改革创造必要的社会环境，也容易为民众及执政者所接受。     政治问题是解决当前社会分配不公及社会紧张关系的最为关键性因素，也就是说，社会问题特别是因权力垄断的掠夺性体制所产生的分配不均问题，要获得最终的解决需要进行政治改革。因此，在民生问题有所缓解后及时推进政改是必不可少的一个重要阶段。政改有渐进式改革和突发性变革的区分，从理性的角度上来看，渐进性改革需要从基础性政治环境开始，进行到一定的程度后再推进全面的政治转型才能有效地防范和减少社会动荡。     中国县级政权改革应是进行基础层性改革的关节点。根据当前的政治形势和制度性环境，以下一届县级人大选举为阶段，为全面启动政治体制性改革的时间窗口较为现实。当然，这种阶段性划分是以当前政治形势为前提的，如果发生突发事件，就有可能完全改变相关顺序和时间窗口。           群体性事件出现了新情况          时代周报：近年来，中国社会的利益格局发生了显著变化，两极分化越来越严重，维稳的成本不断攀升，但地方冲突仍然不断，背后的原因是什么？     于建嵘：总的来讲，近些年群体性事件在增加，到了去年，情况又不一样了。原来大多是针对个体的维权，去年以来，出现了一些特别的情况，就是农民工的骚乱引发的族群矛盾，这些事件表现了社会的容忍度在降低，老百姓缺乏安全感和方向感，不知道未来会怎么样，情绪越来越需要宣泄。这与去年的经济形势有关，去年整个股市低迷，社会没有一种往上走的感觉，由经济原因引发社会心理变化。     尤其是农村问题突出，过去农民的抗争主要是抗税，取消农业税以后，矛盾的焦点集中在土地问题上。总体而言，国家与普通农民的关系在改善，但在城市周边地区，政府与被征地农民的关系在恶化。而税费与土地对农民的意义是不一样的，税费只是拿走农民的一部分财产，而土地却是拿走农民的命根，所以土地问题闹得越来越严重。另一个问题是环境污染，农村的环境问题在恶化。还有一个值得担忧的现象是利益格局的变化，取消农业税之前，冲突当事人只有农民与政府，而现在还有企业加入，更为严重的是涌现了大量黑势力。过去为了收税虽然也有一些地痞流氓，但不是黑社会，现在为了征地和拆迁，出现了许多黑恶势力，所以整个农村出现了利益交织的局面，农村问题占了群体性事件的80%以上。地方政府与大公司联合，结果就是弱势者利益受损，利益集团获得超额利润。           要把土地权利落实到农户          时代周报：农村已成为中国社会冲突的集中爆发点，尽管政府三令五申要保障农民的权益，但他们的土地和房屋等还是不停地受到侵犯，其根源是否在于农民对土地没有所有权？     于建嵘：没错，中国农村最关键的问题不是发展问题，也不是选举问题，而是财产确权问题。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特别是小岗村改革以后，农村发展已经走上了自我发展道路，全世界农业都是这条道路。今天中国的农业问题与其他地方不同之处就在于财产关系，包括土地、林地、矿产等，现在农民的土地被卖，出现贪污腐败，都可以归为财产权得不到确认。假如财产关系非常明确，选谁不选谁，大家不会争，腐败问题也就不存在了，选举问题也没有那么重要了。对农村集体财产进行一次全面清查，通过制度性安排量化村民各种权利特别是财产权利，严格限制村委会集体财产处置权。     把这个问题解决以后，再来考虑乡村社会的建设，突破村庄公共生活过度政治化误区，逐渐削弱村委会行政职能，充分发挥其社区治理功能，并培育村庄社区组织的多样性和服务性。之所以要建立乡村组织，一是政府为了控制农村，不要乱，二是所谓“提供公共物品”，管理好实体财产，当实体财产不存在的话，那就主要是社区生活问题，比如修路、打扫卫生等，在台湾地区，村长就是做好事的人，当了村长就带领大家一起搞卫生。而我们这里，当了村长之后，政府要发工资，村长还可以卖地，一旦有利益之后，大家肯定会去争夺。所以要把社区生活与政治生活分离。     时代周报：但土地确权是否与《土地管理法》等上位法，对土地进行国有和集体的划分相冲突，上位法不进行改革，土地权利改革如何改得动？     于建嵘：实际上，去年11月中央政府已经讲了，很多人没注意。国土资源部和中央农村工作小组联合下发文件，讲到包括宅基地、耕地、建设用地都要确权，只不过是确立到村小组，没有确立到个人，虽然还不够，但是起码进了一步。实际上，确权没有很多人想的那么复杂，我到了江西所有的林权确权改革点，林权已经确认到农民家里，老百姓自己就分了。他们也不叫“所有权”，搞得很模糊，就是使用、占有、收益、处分权都归农民，但实际上所有权就是这四大权力，可以转让、抵押、买卖，这就可以了。     其实，现在在意识形态上已经没有阻力，我们要把土地权落实到农户，但不提私有化，因为一提就有意识形态的争议。在操作手段上我们也有经验，法律的依据也有，只不过现在中央规定确立到小组，而我主张确立到农户。现在农民的土地为什么卖不起价格？就是因为地不是农民的，如果地权确立到农户，那价格自然就会变高。台湾的农村改革就是这样开始的，很多农民把地卖了，就到城里开工厂去了，而另一批人农地就增加了，最后种地的种地，当工人的当工人，而不是把过多的劳动力捆绑在土地上。     实际上，只要中央下决心，地方就没有办法。只要老百姓不同意卖地，地方政府就没权力去抢夺农民的财产，这样农村的矛盾就解决了，这项改革会有困难，但是已经有林权改革的操作经验，政府只需做好裁判，定好划分规则，让老百姓自己去分就好了，农民可以做好。           用司法监督地方不乱来          时代周报：您曾多次提出改革要从县级政府开始，县政改革要如何改？     于建嵘：县政改革需培育地方政治家。现在县乡干部异地为官存在很大问题，其中经济成本、政治成本、政治资源分配不公平、反腐败成本等都在增加。其次，司法地方化是当前中国必须面对的一个十分严重的问题，司法机关成为了某些地方党政搞地方保护主义的工具，甚至成为了地方主要领导人打击异己，巧取豪夺的工具。县级法院要改为由省直管，人、财、物脱离地方，这是可以做到的，县委书记、市委书记犯了错，法院要敢判，这样判决下来老百姓还不相信司法吗？县委书记要到省里去开后门，难度大了。而且法官不要是本地人，而要实行流动制，还要实行终生责任追究，不管到了什么地方，追究到底。     用司法监督地方不乱来，减少腐败，侵害老百姓权益的事情也少了，然后慢慢走向平稳，平稳后进行下一步改革。即放开社会组织、放开媒体，媒体现在也不可能完全放开，但起码要保证不因言获罪。10年内要制定《新闻法》，这是历史潮流，中国实际上已经完成了媒体的开放，不过最核心的东西没有。     时代周报：现在有一个流行说法，即改革进入转型陷阱，既得利益集团企图固化现有利益格局，改革动力已经丧失，您是否认同？继续改革的动力何在？     于建嵘：我认为有一定道理，但不完全正确。到今天，一方面社会利益固化，另一方面社会矛盾增加。这么多的社会矛盾实际上就是不同的利益表达，所以并不完全固化。现在维稳的很重要的目的，就是想把这种秩序固定下来，这实际上有一个很大的问题，维权活动给社会统治带来一个挑战，为了应对这个挑战，就必然要采取措施。     这种挑战本身就是不同的利益表达，就是一种改革的动力，农村之所以要免除农业税，不是因为突然的开明，而是当时的社会压力，湖南农民出来搞农会，导致征税成本增加。改革的动力就包括统治者管理成本的增加，因为管理成本增加、社会反抗增加，就必然要寻找一条新的出路，社会矛盾就是改革的动力。     总而言之，对当前尖锐的社会矛盾我提出的应对之策是：推进县级政权改革，放开人大选举，解决司法地方化问题，维护公民法定权利。我称之为“必由之路”。不管有钱或没钱的，都不愿意社会动荡的爆发，博弈的本身就是力量，力量的中间可能产生一种新的方向性问题，所以一定要对中国充满信心。（徐伟 巫秋君） 进入 于建嵘 的专栏    进入专题： 改革    文章分享到 ： 新浪微博 QQ空间 人人网 抽屉网 腾讯微博 豆瓣 百度搜藏 更多 本文责编： frank 发信站：爱思想网（http://www.aisixiang.com ) ，栏目： 天益学术 > 政治学 > 政治时评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52644.html 文章来源：本文转自时代周报，转载请注明原始出处，并遵守该处的版权规定。    

美國之音 记者: 海涛 | 华盛顿 重庆副市长王立军2月“出事”率先“亮相”，牵引出市委书记薄熙来、其妻子谷开来、其子薄瓜瓜、英国商人海伍德等多位“新闻人物”“闪亮登场”。而最新一位，就是重庆居民王康。王康何许人？ *爆料者王康* 本来中国当局将薄熙来、王立军“拿下”是当政治案子来办，但是，由于英国商人海伍德之“暴死”，当局又把谷开来和薄家勤务张晓军办成了刑事案。海外媒体说，如果发现薄熙来也同此案有牵连，那么，其政治生命完结自不在话下恐怕肉体生命也有告一段落的危险。 4月10日中南海正式宣布将薄熙来“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拿下后，不少海外媒体涌到重庆实地采访，希望能抓到“独家”。英国几家大媒体泰晤士报、每日电讯报还有路透社还有美联社都到重庆采访了王康，并对外“爆出”很多“猛料”，而这些消息，从王立军2月6日进入美领馆以来，北京对外发布有关王立军和薄熙来案的正式消息可谓惜墨如金，鲜有涉及。 中国公安部发言人武和平（4/9）曾说：大道不畅，小道必猖。那么，现在中国的“官方正式消息很少”，小道消息就必然大行其道，而重庆居民王康的“消息”，就正好补充了这个市场空缺。 王康接受路透社采访，外界首次得知：“薄熙来夫妇的关系多年来一直不正常，而谷开来曾与海伍德关系甚密。”王康对泰晤士报说：谷开来与海伍德之间‘绝对’有超乎友谊的关系。王康对每日电讯报说：海伍德曾威胁谷开来要公布她向海外转移巨额资产的行为；王立军向薄熙来告发谷开来参与杀害伍德，薄熙来一怒之下解除王立军公安局长的职务。 王康还告诉《每日电讯报》，目前至少有39名政商人士因与薄熙来关系匪浅而遭到拘押，其中包括中共重庆南岸区委书记夏泽良以及大连实德“失踪”的老总徐明。 德国之声（4/20）援引王康话说：“谷开来作为一个女人，50几岁了，如果她的家庭生活不像薄熙来宣称的那样幸福，相反是有很多痛苦、苦闷、焦虑和压力，她总要找一种方式让自己解脱。这个倒 霉的英国人（海伍德）刚好在人性的问题上做了牺牲品。”他说：”谷开来是一个非常不幸的女人。我并不认为她是一个很幸福的女人。权力腐化人，一个腐化的丈 夫不可能给妻子带来真正的幸福吧？权力太绝对之后，一定会毒化这个家庭。它很难让这个家庭保持一种正常的平静的生活。” 王康对海外媒体说，他其实并不认识薄家，只是多年前和薄熙来父亲、中共元老薄一波有过一面之交：20年前，他为重庆电视台电视片《大道》写解说词，台里想请薄一波题词，薄一波请王康进其中南海办公室，“和他见了一面，讨论了一些事。” 王康还对记者说，他对现实政治并不太关心，而且还是个（和薄家）“隔得很远的人，只不过刚好我有一个消息来源，知道有关的一点消息而已。” 台湾的《中国时报》说王康有许多文化头衔。而英国这些大媒体则说王康是“消息人士”、“重庆商人”、“重庆学者”。王康自称是民间思想家，就是“‘民间’有思想的一个家伙”。 王康到底是什么人？ 北京学者余世存曾撰写一文：王康其人，翔实介绍了王康其人、其风格、其思想。 *布衣王康* 王康的确是民间人士。被百度百科誉为“当代中国最富有思想冲击力、最具有历史使命感和知识分子气质的思想者之一”的余世存说，王康是个“布衣”（没有做官的读书人）。 2001年5月，北京当代汉语研究所学术委员会公告首届当代汉语贡献奖，王康是首届得主之一。学术委员会公布的授奖辞是：王康先生怀抱理想主义，他以布衣之身忧国忧民，对于俄罗斯民族的启示，对于中国的统一前景的展望，在小范围内流传，影响了年轻一代学人。 *“黑五类”王康VS太子党薄熙来* 王康和薄熙来同龄。都是中共建政那年（1949）生，也就是后来流行的“解放”、“建国”这样名字的那一代。不同的是薄熙来出生在北京、其父是中南海高官，而王康出生在重庆，其父是国民党小职员“历史反革命”。 1950年，毕业于四川大学的王康的父亲被捕入狱，罪名是“在川大读书时跟踪某地下党员同学”，1957年出狱。 1982年，王康父亲在滩子口木材加工厂“退休”，其工龄仅有四年。 北京学者余世存说，后来，其“历反”问题得以“改正”。其档案中历史反革命罪状竟无任何证据。所属单位政工人员说，可能是弄错了。王康后来回忆说他父亲在临终前，“他慢慢抓住我的手，好半天才断断续续地说，人是最不好的动物，最不好的动物也比人好。吸了两口水，艰难地咽下， 又说，生为一个中国人，实在太惨了。余无所思，但求早死，这是他最后的念头。” *“良心”王康当过刘宾雁助手* 邓小平再次上台恢复高考后的1978年，王康考入西南师范学院中文系。余世存说：“他在西师组建了一个哲学小组。小组虽然没有坚持下去，但王康个人已经深信不疑，他们正在上天注目之中，秉承天意，践行天意。”恢复高考后进入大学的“老三届”都知道，当时，学生思想异常活跃，各高校都成立了很多这样的学习小组。但是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绝大多数都“夭折”了。 大学毕业后，王康被分到一所中学当体育老师。但是，“诗书满腹”的王康不安于此岗位，余世存说，“他在假期自费到北京做了人民日报记者刘宾雁先生的助手。” 刘宾雁是中国著名记者，最知名的不同政见者之一，曾被邓小平点名批判，和方励之、王若望因“资产阶级自由化”而一起被开除党籍。刘宾雁在1989年天安门民运前一年到美国访问然后就被迫流亡17年直至2005年美国去世，享年80岁。 *商人王康* 王康后来下海经商。但由于其书生气，余世存说：“最后的结果，他的陪都文化研究中心和陪都文化有限公司还在，只是他一人和 三、四员工撑着而已。” 当然，那是五年前的事了。到今天，王康起码在重庆还有自己的办公室，还可以在里面接受外国记者的采访。余世存援引了解王康的散文作家魏真的话说，王康是“最浪漫最华美的中国人。” *自由人王康* 余世存说，中国这样的社会有一批“三帮分子” （帮忙帮闲帮凶），“他们在不同时期与时俱进地追随并论证一元的正当性，最终毁掉的是二元乃至多元的存在以及其共处依存的效用，他们最 终打压了我民族自由的精神。”其结果就是 ：精英患上“犬儒病”，民众患上“冷漠症”。 “全社会对自由独立人格的避而远之、视而不见和冷漠， 使得民族最优秀的个体总是得不到回应、声援，得不到展开的可能。时过境迁，犬儒者们又会百倍热情地给予前贤以怀念。现实对龚自珍、陈独秀、高尔泰们的态度 即是如此，尽管历史已经还给了龚自珍、陈独秀、高尔泰们以无上的荣誉。 ” 他说：“王康即是乡愿犬儒的年代里又一个自由的人格”。 *能折腾的王康，其家成重庆“旅游点”* 余世存说，王康有过许多朋友，不少人还做了高官、发了大财，但大多看着王康“折腾”，也有人看着王康山穷水尽时“给他一点帮助，看他独自前行。” 但是，王康自得其乐，更为随性，“随着电视、网络等传媒手段的介入，王康为更多的人认识，借助于口耳相传，王康成了精英权贵、仁人志士、热血青年们游历重庆的一个旅游景点。有人也专门坐飞机去重庆去看王康。于是，王康在重庆的生活，也多了一种倾听。”。 有个例子最鲜明展示了王康的个性：“当一个读书极富的年轻记者飞到重庆，到王康的小公司采访他，第一句话就是‘我对政治没有兴趣’，王康的回应是‘那你现在就给我滚！’。当来访者在王康的办公室里高谈阔论半天，轮到王康表示，他开口的第一句话是：“我不喜欢你。” *媒体“红人”王康* 其实，并不是这次薄熙来事件才使得王康成为媒体“红人”。早在2005年，余世存说，《南方人物周刊》的编辑们在策划“最有味道的四川人”时，就把王康列入候选人名单，“王康是入选中唯一的布衣。” *思想家王康* 几年前，中国一批知识分子就撰写了一个《零八宪章》，撰写人之一刘晓波因此被判重刑。就在二十年前，王康也曾撰写过《中国改革宪章》。 中国百度百科这样介绍王康的思想作品：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以布衣之身撰写“中国改革宪章”，名动京畿；九十年代初再以《大道》为题，撰写叩问“中国往何处去”之五集政论片，论者称为“冷战结束 后对中国道路运思甚深的先知式作品”。同期有长篇诗评《俄罗斯启示》传布四方。抗战胜利50周年以九集电视片《抗战陪都》倾服众多业内人士；60周年又组 织巨型长卷史诗国画《浩气长流》，尚未问世，已臻不朽。对中美关系、台湾悬案、中日现状以及马克思主义、港台新儒家皆有独到心得，自谓“人世”未尽解，而 “天命”已略知。” 不过，在百度搜索引擎查询，已经查不到这“中国改革宪章”原文。 *关注现实政治的王康* 王康日前对德国之声说，其实很多人都知道薄熙来案的内情，只不过不想说出来。“我觉得中国人说中国的事情不应该吞吞吐吐。薄熙来这个事情之所以能够发生就是因为中国人对自己的命运太不关心，主要是重庆的知识界。比如唱红，很多人都有看法，但是不敢说或者不原意说，打 黑也同样如此。如果知识分子总是察言观色看风向，那算什么呢？” *“唱衰”薄熙来的王康* 王康认同北京扳倒薄熙来的行动。他为此感到“庆幸”。他说，薄熙来不是一个平庸的人。“他和北京的那些高官们有明显的区别，他有强烈的人生抱负，他有着自己对中国未来道路的思考。但是，薄熙来基本的理念是错误的，他误判了中国。” 王康对德国之声说，中国30年改革开放确实在进步的同时也存在深 刻的危机，但是解决危机的方式不是薄熙来的方式。如果重庆模式带到北京去，在全国范围内普及开来，在中国肯定是一场灾难。“不会是文革的简单重演，但本质上是一场新的文革。” 王康认为，薄熙来倒台，使中国“躲过一劫”。他说，这会给六四以来中国“23个年头沉闷的政治局面带来一种破局”，“薄熙来在重庆的戏已经演完了，复辟毛泽东的戏演完了。也就是中国走毛泽东回头路在重庆被终止下来，我相信在全国也会终止下来，我相信中国躲过了一劫。 ” 至于他如何能得到这么多“机密信息”并能如此轻松地“爆料”？王康说：“我这个态度本身比我讲话的内容，我觉得更重要。现在我是不是受到（官方的）压力，我不会直接地告诉你，请你理解。” *差点被美国拒签的王康* 王康在2008年曾来美国访问，但是，在美国驻成都总领馆办签证时，差点被拒签。王康朋友毛喻原曾在其博客上记载了这段故事 ：他们到了美领馆后，接待他们的是一名女签证官。女签证官粗略翻了一下递上去的材料后大睁眼发问： “你的固定工作及收入证明呢？” 王康回答：“没有，No。” 签证官又问：“你的银行存款证明？” 王康：“没有，No。” 签证官再问：“那你的房产证明呢？” 王康还是回答：“没有，No。” 女签证官纳闷了：“既然你什么都没有，那还跑来签什么证呢？” 毛喻原说，签证官话音一落，王康立刻用眼睛死死盯着她，中气十足地对她说：“是的，你说得不错。我没有固定工作证明，没有银行存款证明，也没有什么房产证明，但我有这个。”他指着自己硕大的脑袋——不，具体说是指着自己那一溜发光的额头——铿锵有力地对她说：“我有这个，我有头脑，我有思想，我有价值观。” “当时就把签证官给愣住了。王康继续说：‘我不仅要告诉你，我有思想，有价值观，而且还要告诉你，我这种思想与价值观与我们国家现时信奉的那种思想与价值观是 相互抵牾，水火不容的。正因为相互抵牾，水火不容，所以我生活在现时的这个国家，才没有固定的工作，既没有银行的存款，也没有自己的房产。而这是最合乎常 理，最合乎逻辑与因果之事。你懂吗？在我们国家，只有狡猾的人和愚蠢的人才能顺谋‘正业’，飞黄腾达，风风火火，而乐此不疲。正直的家伙都被当成了傻瓜 蛋，作了废旧处理。如果你不懂，那就请你去问你们的头儿。” 结果是：签证官拿着王康的申签材料进了领事馆的里屋。“ 五小时后，女签证官从里面出来，拿着已签的护照对王康说：‘欢迎去美国。’”

重庆副市长王立军2月“出事”率先“亮相”，牵引出市委书记薄熙来、其妻子谷开来、其子薄瓜瓜、英国商人海伍德等多位“新闻人物”“闪亮登场”。而最新一位，就是重庆居民王康。王康何许人？ *爆料者王康* 本来中国当局将薄熙来、王立军“拿下”是当政治案子来办，但是，由于英国商人海伍德之“暴死”，当局又把谷开来和薄家勤务张晓军办成了刑事案。海外媒体说，如果发现薄熙来也同此案有牵连，那么，其政治生命完结自不在话下恐怕肉体生命也有告一段落的危险。 4月10日中南海正式宣布将薄熙来“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拿下后，不少海外媒体涌到重庆实地采访，希望能抓到“独家”。英国几家大媒体泰晤士报、每日电讯报还有路透社还有美联社都到重庆采访了王康，并对外“爆出”很多“猛料”，而这些消息，从王立军2月6日进入美领馆以来，北京对外发布有关王立军和薄熙来案的正式消息可谓惜墨如金，鲜有涉及。 中国公安部发言人武和平（4/9）曾说：大道不畅，小道必猖。那么，现在中国的“官方正式消息很少”，小道消息就必然大行其道，而重庆居民王康的“消息”，就正好补充了这个市场空缺。 王康接受路透社采访，外界首次得知：“薄熙来夫妇的关系多年来一直不正常，而谷开来曾与海伍德关系甚密。”王康对泰晤士报说：谷开来与海伍德之间‘绝对’有超乎友谊的关系。王康对每日电讯报说：海伍德曾威胁谷开来要公布她向海外转移巨额资产的行为；王立军向薄熙来告发谷开来参与杀害伍德，薄熙来一怒之下解除王立军公安局长的职务。 王康还告诉《每日电讯报》，目前至少有39名政商人士因与薄熙来关系匪浅而遭到拘押，其中包括中共重庆南岸区委书记夏泽良以及大连实德“失踪”的老总徐明。 德国之声（4/20）援引王康话说：“谷开来作为一个女人，50几岁了，如果她的家庭生活不像薄熙来宣称的那样幸福，相反是有很多痛苦、苦闷、焦虑和压力，她总要找一种方式让自己解脱。这个倒 霉的英国人（海伍德）刚好在人性的问题上做了牺牲品。”他说：”谷开来是一个非常不幸的女人。我并不认为她是一个很幸福的女人。权力腐化人，一个腐化的丈 夫不可能给妻子带来真正的幸福吧？权力太绝对之后，一定会毒化这个家庭。它很难让这个家庭保持一种正常的平静的生活。” 王康对海外媒体说，他其实并不认识薄家，只是多年前和薄熙来父亲、中共元老薄一波有过一面之交：20年前，他为重庆电视台电视片《大道》写解说词，台里想请薄一波题词，薄一波请王康进其中南海办公室，“和他见了一面，讨论了一些事。” 王康还对记者说，他对现实政治并不太关心，而且还是个（和薄家）“隔得很远的人，只不过刚好我有一个消息来源，知道有关的一点消息而已。” 台湾的《中国时报》说王康有许多文化头衔。而英国这些大媒体则说王康是“消息人士”、“重庆商人”、“重庆学者”。王康自称是民间思想家，就是“‘民间’有思想的一个家伙”。 王康到底是什么人？ 北京学者余世存曾撰写一文：王康其人，翔实介绍了王康其人、其风格、其思想。 *布衣王康* 王康的确是民间人士。被百度百科誉为“当代中国最富有思想冲击力、最具有历史使命感和知识分子气质的思想者之一”的余世存说，王康是个“布衣”（没有做官的读书人）。 2001年5月，北京当代汉语研究所学术委员会公告首届当代汉语贡献奖，王康是首届得主之一。学术委员会公布的授奖辞是：王康先生怀抱理想主义，他以布衣之身忧国忧民，对于俄罗斯民族的启示，对于中国的统一前景的展望，在小范围内流传，影响了年轻一代学人。 *“黑五类”王康VS太子党薄熙来* 王康和薄熙来同龄。都是中共建政那年（1949）生，也就是后来流行的“解放”、“建国”这样名字的那一代。不同的是薄熙来出生在北京、其父是中南海高官，而王康出生在重庆，其父是国民党小职员“历史反革命”。 1950年，毕业于四川大学的王康的父亲被捕入狱，罪名是“在川大读书时跟踪某地下党员同学”，1957年出狱。 1982年，王康父亲在滩子口木材加工厂“退休”，其工龄仅有四年。 北京学者余世存说，后来，其“历反”问题得以“改正”。其档案中历史反革命罪状竟无任何证据。所属单位政工人员说，可能是弄错了。王康后来回忆说他父亲在临终前，“他慢慢抓住我的手，好半天才断断续续地说，人是最不好的动物，最不好的动物也比人好。吸了两口水，艰难地咽下， 又说，生为一个中国人，实在太惨了。余无所思，但求早死，这是他最后的念头。” *“良心”王康当过刘宾雁助手* 邓小平再次上台恢复高考后的1978年，王康考入西南师范学院中文系。余世存说：“他在西师组建了一个哲学小组。小组虽然没有坚持下去，但王康个人已经深信不疑，他们正在上天注目之中，秉承天意，践行天意。”恢复高考后进入大学的“老三届”都知道，当时，学生思想异常活跃，各高校都成立了很多这样的学习小组。但是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绝大多数都“夭折”了。 大学毕业后，王康被分到一所中学当体育老师。但是，“诗书满腹”的王康不安于此岗位，余世存说，“他在假期自费到北京做了人民日报记者刘宾雁先生的助手。” 刘宾雁是中国著名记者，最知名的不同政见者之一，曾被邓小平点名批判，和方励之、王若望因“资产阶级自由化”而一起被开除党籍。刘宾雁在1989年天安门民运前一年到美国访问然后就被迫流亡17年直至2005年美国去世，享年80岁。 *商人王康* 王康后来下海经商。但由于其书生气，余世存说：“最后的结果，他的陪都文化研究中心和陪都文化有限公司还在，只是他一人和 三、四员工撑着而已。” 当然，那是五年前的事了。到今天，王康起码在重庆还有自己的办公室，还可以在里面接受外国记者的采访。余世存援引了解王康的散文作家魏真的话说，王康是“最浪漫最华美的中国人。” *自由人王康* 余世存说，中国这样的社会有一批“三帮分子” （帮忙帮闲帮凶），“他们在不同时期与时俱进地追随并论证一元的正当性，最终毁掉的是二元乃至多元的存在以及其共处依存的效用，他们最 终打压了我民族自由的精神。”其结果就是 ：精英患上“犬儒病”，民众患上“冷漠症”。 “全社会对自由独立人格的避而远之、视而不见和冷漠， 使得民族最优秀的个体总是得不到回应、声援，得不到展开的可能。时过境迁，犬儒者们又会百倍热情地给予前贤以怀念。现实对龚自珍、陈独秀、高尔泰们的态度 即是如此，尽管历史已经还给了龚自珍、陈独秀、高尔泰们以无上的荣誉。 ” 他说：“王康即是乡愿犬儒的年代里又一个自由的人格”。 *能折腾的王康，其家成重庆“旅游点”* 余世存说，王康有过许多朋友，不少人还做了高官、发了大财，但大多看着王康“折腾”，也有人看着王康山穷水尽时“给他一点帮助，看他独自前行。” 但是，王康自得其乐，更为随性，“随着电视、网络等传媒手段的介入，王康为更多的人认识，借助于口耳相传，王康成了精英权贵、仁人志士、热血青年们游历重庆的一个旅游景点。有人也专门坐飞机去重庆去看王康。于是，王康在重庆的生活，也多了一种倾听。”。 有个例子最鲜明展示了王康的个性：“当一个读书极富的年轻记者飞到重庆，到王康的小公司采访他，第一句话就是‘我对政治没有兴趣’，王康的回应是‘那你现在就给我滚！’。当来访者在王康的办公室里高谈阔论半天，轮到王康表示，他开口的第一句话是：“我不喜欢你。” *媒体“红人”王康* 其实，并不是这次薄熙来事件才使得王康成为媒体“红人”。早在2005年，余世存说，《南方人物周刊》的编辑们在策划“最有味道的四川人”时，就把王康列入候选人名单，“王康是入选中唯一的布衣。” *思想家王康* 几年前，中国一批知识分子就撰写了一个《零八宪章》，撰写人之一刘晓波因此被判重刑。就在二十年前，王康也曾撰写过《中国改革宪章》。 中国百度百科这样介绍王康的思想作品：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以布衣之身撰写“中国改革宪章”，名动京畿；九十年代初再以《大道》为题，撰写叩问“中国往何处去”之五集政论片，论者称为“冷战结束 后对中国道路运思甚深的先知式作品”。同期有长篇诗评《俄罗斯启示》传布四方。抗战胜利50周年以九集电视片《抗战陪都》倾服众多业内人士；60周年又组 织巨型长卷史诗国画《浩气长流》，尚未问世，已臻不朽。对中美关系、台湾悬案、中日现状以及马克思主义、港台新儒家皆有独到心得，自谓“人世”未尽解，而 “天命”已略知。” 不过，在百度搜索引擎查询，已经查不到这“中国改革宪章”原文。 *关注现实政治的王康* 王康日前对德国之声说，其实很多人都知道薄熙来案的内情，只不过不想说出来。“我觉得中国人说中国的事情不应该吞吞吐吐。薄熙来这个事情之所以能够发生就是因为中国人对自己的命运太不关心，主要是重庆的知识界。比如唱红，很多人都有看法，但是不敢说或者不原意说，打 黑也同样如此。如果知识分子总是察言观色看风向，那算什么呢？” *“唱衰”薄熙来的王康* 王康认同北京扳倒薄熙来的行动。他为此感到“庆幸”。他说，薄熙来不是一个平庸的人。“他和北京的那些高官们有明显的区别，他有强烈的人生抱负，他有着自己对中国未来道路的思考。但是，薄熙来基本的理念是错误的，他误判了中国。” 王康对德国之声说，中国30年改革开放确实在进步的同时也存在深 刻的危机，但是解决危机的方式不是薄熙来的方式。如果重庆模式带到北京去，在全国范围内普及开来，在中国肯定是一场灾难。“不会是文革的简单重演，但本质上是一场新的文革。” 王康认为，薄熙来倒台，使中国“躲过一劫”。他说，这会给六四以来中国“23个年头沉闷的政治局面带来一种破局”，“薄熙来在重庆的戏已经演完了，复辟毛泽东的戏演完了。也就是中国走毛泽东回头路在重庆被终止下来，我相信在全国也会终止下来，我相信中国躲过了一劫。 ” 至于他如何能得到这么多“机密信息”并能如此轻松地“爆料”？王康说：“我这个态度本身比我讲话的内容，我觉得更重要。现在我是不是受到（官方的）压力，我不会直接地告诉你，请你理解。” *差点被美国拒签的王康* 王康在2008年曾来美国访问，但是，在美国驻成都总领馆办签证时，差点被拒签。王康朋友毛喻原曾在其博客上记载了这段故事 ：他们到了美领馆后，接待他们的是一名女签证官。女签证官粗略翻了一下递上去的材料后大睁眼发问： “你的固定工作及收入证明呢？” 王康回答：“没有，No。” 签证官又问：“你的银行存款证明？” 王康：“没有，No。” 签证官再问：“那你的房产证明呢？” 王康还是回答：“没有，No。” 女签证官纳闷了：“既然你什么都没有，那还跑来签什么证呢？” 毛喻原说，签证官话音一落，王康立刻用眼睛死死盯着她，中气十足地对她说：“是的，你说得不错。我没有固定工作证明，没有银行存款证明，也没有什么房产证明，但我有这个。”他指着自己硕大的脑袋——不，具体说是指着自己那一溜发光的额头——铿锵有力地对她说：“我有这个，我有头脑，我有思想，我有价值观。” “当时就把签证官给愣住了。王康继续说：‘我不仅要告诉你，我有思想，有价值观，而且还要告诉你，我这种思想与价值观与我们国家现时信奉的那种思想与价值观是 相互抵牾，水火不容的。正因为相互抵牾，水火不容，所以我生活在现时的这个国家，才没有固定的工作，既没有银行的存款，也没有自己的房产。而这是最合乎常 理，最合乎逻辑与因果之事。你懂吗？在我们国家，只有狡猾的人和愚蠢的人才能顺谋‘正业’，飞黄腾达，风风火火，而乐此不疲。正直的家伙都被当成了傻瓜 蛋，作了废旧处理。如果你不懂，那就请你去问你们的头儿。” 结果是：签证官拿着王康的申签材料进了领事馆的里屋。“ 五小时后，女签证官从里面出来，拿着已签的护照对王康说：‘欢迎去美国。’”

刘道玉：扩招——教育的“大跃进” 进入专题 ： 高校扩招    ● 刘道玉       一          自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我国高等教育开始进入高速发展的快车道，高歌猛进了二十多年了。期间，从没有反思、调整或整顿，当然也就谈不上巩固和提高了，致使大学的问题频仍，从而引起社会各界和民众一片斥责声。最有代表性的评论者是丁学良，他对中国大学教育的总评价是：“中国大学当前的问题太多了，哪一方面都存在问题，七天七夜也谈不完。”          二          1990年代初，是我国高等教育重大的转折时期，教育改革回潮。最主要的表现是，第二次浪潮的“好大狂”思想代替了改革的主旋律，只求发展而忽视了改革，改革的口号不再响亮了，一批改革者受到非难和打击。阿尔温·托夫勒在《第三次浪潮》一书指出说：“在第二次浪潮社会中，生产与消费的分裂还产生了一种‘好大狂’，一种德克萨斯人那股好大喜功的迷糊劲儿。”他接着说：“于是，‘大’就成了‘有效率’的同义语，而‘好大狂’就成了第二次浪潮文明的第五条基本原则。”     第二次浪潮亦即工业文明，是指自十九世纪中叶到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一百多年的时间。在人类的历史上，各种文明都有潜在的法则，工业文明（即第二次浪潮）的思维方法和管理原则是什么呢？归纳起来就是六大原则：标准化、专业化、同步化、集中化、“好大狂”和集权化。作为第二次浪潮时期的人，本能地运用这些原则，坚持和保卫这些原则。自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开始，以电脑和光电子技术为特点的第三次浪潮，凶猛地向人们袭来。作为第三次浪潮的人，出于要把社会推向前进的需要，发起了向第二次浪潮管理原则的挑战，“好大狂”的思想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受到非难。     非常可惜的是，我国在掀起现代化建设高潮的同时，却没有号召人们转变观念，自觉地放弃第二次浪潮时期的六大管理原则。在我国高等教育高歌猛进的二十年间，我国教育界却顽固地坚持工业文明时期的标准化、专业化、同步化、集中化、“好大狂”和集权化，这是与信息时代精神完全相悖的。难道不是吗？我国统一办学方向、统一考试、统一教学评估、统一专业目录等，甚至连行政管理机构的名称也要统一，这些正是标准化的结果；1960年前学习前苏联专业化教学的“经验”，至今依然主导各大学的教学，通才教育难于实施；集权化更为明显，国家教育部几乎垄断了一切教育资源，剥夺了大学应当具有的独立自主办学权，从而导致全国大学“一副面孔”的局面，等等。在六条原则中“，好大狂”的思想更是受到高等教育界的热捧，几乎成了我国教育界自上而下的指导思想，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我国高等教育发展中出现的所有问题，都是“好大狂”思想所煽动起来的！          三          中国大学合并运动始于1992年，率先合并的是江西南昌大学，它是由原江西大学、江西工业大学和江西医学院合并而成。平心而论，组建南昌大学确有需要，因为解放前本有南昌大学，1951年院系调整时肢解了南昌大学，把它的有关系科分别合并到其他重点大学，致使本来薄弱的江西高等教育更加落后。新组建的南昌大学，得到了国家政策和财政支持，并顺利地进入到211工程，对于加强江西高等教育的发展是有促进作用的。     在当代中国，素来喜欢“刮风”，群众中也有人习惯于跟风。凡是一个政治运动或是一个政治口号的提出，马上就会形成一股势不可挡的潮流。在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幌子下，一场由长官意志驱动的合校运动，一直持续了十多年。这次合校运动是 1951 年院系调整的“反动”，那次是以剥离为主，这次是大肆吞并；那次只涉及到部分地区和大学，而这次合校波及到二十九个省市自治区。据统计，除了少数几所大学没有合并外，其他二千多所大学和专科学校都进行了合并。有人讽刺说，中国高校的合校堪比大跃进运动，是世界教育史上的“奇迹”。     大学合并绝不是什么重大改革举措，而是追求“好大狂”的典型表现。实行强强联合是一个堂而皇之的托词，追求强是假，贪大求全才是真正的目的。全国把众多的专科学校、干部培训学院和二本、三本大学合并在一起，这怎么是强强联合呢？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大学合并后的各种矛盾已经逐步地显露出来了，如校园分散，管理成本骤增；原来各校的特色消失，一个学校重点太多，必然出现“多中心即无中心”的状况；人事关系复杂了，相互争权夺利；机构臃肿，人浮于事；大兴土木，债台高筑……据吉林大学披露，负债已高达三十多亿，按照企业破产法，该校早应该破产了。难怪，该校的一个教授以羡慕的口吻对南开大学的教授说“：还是你们不合校的好！”     1951年院系调整的副作用持续了六十多年，专业化的教学模式，至今还没有消除，以至于通才教育难于实施。可以预见，这次大学合并潜在的矛盾，也会逐步显现出来，将在很长的时间内，影响我国大学的学风、教学质量和学术水平，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          四          一个国家应当有若干所高水平的大学，但是这些大学都不是靠规划搞出来的，或是由领导人发出号召而形成的，而是需要经过长期的学术积累而自然成长起来的。因此，任何用立竿见影的做法，以刻意“打造”的方式来建设一流大学，都是违背教育规律的。     可是，中国依赖引进和模仿的途径，使中国经济迅速崛起，使中国成为“制造”大国。在盲目追求 GDP 高速增长的同时，也刺激了高等教育迅速崛起的冲动。为此，国家以计划经济思维的套路，自上而下先后推出了“211工程”、“973工程”、“985工程”等，目的都是为了打造世界一流水平的大学。     1991年7月27日，国家教委向国务院呈报了《关于重点建设好一批重点大学和重点学科的报告》，后来演变为“面向二十一世纪，在全国办好100所大学的计划”，简称为“211工程”。随后，于 1992 年又制定了211工程大学的目标，以及申请和评估的办法。1995年12月北京大学等十五所大学首批进入211工程计划之中。此后，直到2008年先后又有第二批和第三批大学共一百一十二所大学被批准列入211工程。据参加某大学评估的人介绍，学校印制烫金的申请报告，每个评委配备五名服务人员，形影不离，要吃送吃，要喝端喝，并赠送高档礼品，耗资数百万元。其他学校纷纷效仿，并发展到送高档西服、电子产品等物品，其中的形式主义、交易、作弊等黑幕真是一言难尽。有人感叹道：“申请211工程，本是为了争取经费，但为了评估却要挥霍巨资，真是劳民伤财！”     1996年国务院和教育部打算从第一批211工程的十五所大学，选出十所作为重中之重，打造中国的“航母”型大学，国家投入巨资，建设世界一流水平的大学。这就是“985工程”的原型，可是1999 年“985工程”终于揭开了面纱，最后确定的不是十所而是九所。它们是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复旦大学、上海交大、中国科技大学、南京大学、浙江大学、西安交通大学和哈尔滨工业大学。应当说，最初确定九所大学作为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思路基本上是正确的，既是实事求是又是能够达到的目标。     可惜，在中国一哄而起的思想根深蒂固，主要表现为国家抓重点，下面就出现了千军万马争重点的景观。于是，2004年国家教育部公布的“985 工程”大学名单不是九所，也不是十五所，而是三十四所。但是，这份大名单仍然摆不平，各大学和各省市依然不肯善罢甘休，采用各种手段公关，最后两批共有三十九所大学纳入了“985工程”。国家准备投入中央财政的1%（估计三百亿以上），作为“985工程”的资金，1999年北大和清华各获得十八亿的拨款，令各大学垂涎三尺！     纵观世界各国一流大学的概况，除了美国以外，欧洲是大学的起源地，高等教育已有近千年的历史，但像英国、法国、德国也只有三五所世界一流水平的大学，而其他国家只有一所，大多数发展中的国家连一所也没有。很显然，中国要在不太长的时期内，要建成三十九所世界一流水平的大学，无论是师资水平或是财力都是不可能达到的，完全是不实事求是浮夸作风的表现。     面对着重点大学不断增加的情况，教育部部长袁贵仁于2011年3月7日，在全国政协会议上宣布：“‘985工程’和‘211工程’已关上了大门，不会有新的学校加入这个行列。”可惜呀，门关得太晚了，该进来的都进来了，不该进来的，即使不关门也进不来。问题不在于关不关门，而是指导思想错了，以计划经济思维运作的机制也违背了教育规律。          五          自1999年开始，根据国家教育部的统一部署，全国各大学以大跃进的速度扩招大学生。     据权威人士透露，大学扩招是在1999年6月总理办公会上决定的，理由是：“大学扩招可以满足广大学生和家长对教育的需求，提高国民素质和文明程度，又可以扩大教育消费，拉动内需，促进经济持续增长，还可以缓解目前就业的压力。”这就是持续十年大学扩招的指导思想，除了当年拉动几百亿的教育消费外，其他乏善可陈，而带来的负面影响将是长远的。     在1998年以前，国家高等教育招生都是以8.5%的速度递增，可是1999年决定净增加招生人数为51.32万，相对于1998年增速的幅度为47.4%。与此同时，在九五期间（1996—2000）国民经济增长率平均为8.3%，如果按照与国民经济增加速率来扩招，就完全避免了大跃进扩招带来的恶果。     本来，教育部当年的招生计划早已确定，而且距离7月7日高考只有十多天，有关部门不得不重新调整招生计划。在这么短的时间里，既不论证也不听证，完全靠拍脑袋作决策，无论如何是极不严肃和草率的。因此，大学扩招从一开始就埋下了隐患。     尽管人们对大学扩招质疑声不断，但扩招工作仍一路高歌猛进。2000年招生增速为38.16%，2001年为21.61% ，2002年为19.46%，自1999年到2005年的七年间，大学生增速率平均为24.3%。到2002年，大学生在校人数已达903.36万人，大学的毛入学率从1998年的4%骤增至23%，比原计划于2010年实现高等教育大众化（15%）提前了八年，真堪为是大跃进的速度。然而，西方发达国家实现高等教育大众化，一般需要五十至一百年的时间，而中国只用了八年时间，这是以牺牲质量换得数量发展的典型表现。     根据我国现代化建设的需要，适当扩大招生的规模是需要的，但我国大学扩招中犯了两个大错误：一是扩招的速度太快，十年平均增速为25%左右，最高年份达到47.4%，堪与1958年放卫星的速度相比；二是犯了一刀切的错误，包括北大、清华在内的全国少数重点大学，本不应当承担扩招的任务，因为它们是负责提高的任务，培养少而精的理论和研究型的人才。     中国大学扩招十年，带来的不良影响是多方面的，归纳起来主要有五个方面：     第一，扩招致使大学教育质量急剧下降。根据北京市对五十多所大学的调查，65%的大学缺少师资，86%的大学硬件严重不足，经费严重短缺。于是，又不得不临时抱佛脚，紧急建教学用房，聘任临时教师代课，教学质量完全不能保证。据多数用人单位反映，现在的本科毕业生的工作能力还不如过去的高中毕业生。     第二，导致大量教育资源的浪费。据统计，全国大学毕业生就业率大约不到70%，如果大学招生按照GDP10%左右的速度增长，正好与人才市场的需要相适应。本来，不少农村子弟上大学是为了改变命运，他们花费了不菲的学费，不仅没有改变命运，反而成了蜗居的“蚁族”。     第三，极大地冲击了职业教育和民办教育，进一步强化了文凭至上主义。国家教育部门本应借扩招之际，调整我国高等教育的结构，使得研究生、大学本科、大专职业和中等职业教育形成一个合理的布局，以满足社会对各类人才的需要。可是，国家教育部门忽视了这个重要的问题，把扩招主要面向大学本科教育，造成了普通本科大学吃不了，而大专职业学院又吃不饱的现象。其结果是，许多大学本科毕业生就业困难，而社会需要的技术人才又供不应求。     第四，大学扩招使义务教育流于形式，导致城乡教育的严重不公。自2006年开始，国家才免除农村九年义务教育的学费。农村基础教育一直是薄弱环节，教师缺乏，没有教学设备，能够读完初中的学生很少。大学实行收费以后，出现了不少农村高中毕业生“三放弃”的现象，即放弃报名、放弃参加高考和放弃入学（即使考取了也不上）。从长远看，大学农村学生急剧减少的情况，将使社会结构失衡，使重点大学失去了培养杰出人才的宝贵资源。     第五，十年大学扩招，使各大学背上了沉重的债务。与大学扩招的同时，全国各大学疯狂地扩充校园用地，大建楼堂馆所，某些大学原有的校舍本来可以使用，但也要建造一个学院一栋大楼，豪华的办公室、娱乐设施和地下停车场一应俱全。有人评论说：“中国除了大学生和研究生数量位居世界第一以外，列入‘985工程’的大学，其校园面积、豪华大楼和仪器设备，也都远远超过了世界那些著名的大学，而学术水平却远远落后在人家的后面。”其结果呢？必然导致恶性循环：扩招—贷款—再扩招—再贷款，造成了二千五百亿的债务。          六          对本科教学质量教学评估，是促进教学和提高教学质量的措施之一。问题是，我们应当怎样进行评估，如果以正确的指导思想和方法进行评估，就能够达到促进教学和提高教学质量的目的；反之，不仅达不到预期的目的，反而会助长不良的风气，甚至是造成破坏。     根据国家教育部的安排，自2003到2007年，历时五年对五百余所大学本科教学进行了评估。2008年4月8日，教育部公布了对198所大学评估的结果，160所获得优秀，占被评估大学的80.8%；38所获得良好，占19.2%；没有合格和不合格的。另外，根据我统计，2004到2007评估的427所大学，其结果是：获得优秀的310所，占72.5%；获得良好的有100所，占23.1%；获得合格的仅有17所，占3.98%。这是一个皆大欢喜的结果。难怪，某些进入优秀行列的大学，年终向全体教职工颁发奖金，以示庆贺。没有获得优秀的大学，虽然无可奈何，但至少没有生存的威胁。     这样的评估结果有多大的可信性呢？人们纷纷质疑，这种轰轰烈烈的评估，有多少货真价实的成分？     首先，自1999年到2005年，是我国大学急剧扩招的时期，平均每年以25%的速度扩招，造成教学资源紧张，怎么可能有如此多的大学获得优秀呢？其次，自1998年提出创建一流大学以后，大学合并、改名、升格等，本科教学怎么会受到重视呢？第三，在建设研究型大学口号的鼓噪下，各大学争相扩招研究生，甚至连那些教学型的大学也拼命争上硕士和博士点，导致大学功能混乱，严重冲击了本科教学；第四，大学普遍存在把教师分为三等，一等的搞科研，二等的上专业课，三等的上基础课。试问：有几个院士、名家和博导给大学生上基础课？如果没有，那怎么保证教学质量？     自扩招开始的大学教育大跃进，如同打开了潘多拉的盒子，衍生了许许多多的难以收拾的问题，现在应该是静下心来反思的时候了。    进入专题： 高校扩招    文章分享到 ： 新浪微博 QQ空间 人人网 抽屉网 腾讯微博 豆瓣 百度搜藏 更多 本文责编： jiangxl 发信站：爱思想网（http://www.aisixiang.com ) ，栏目： 天益笔会 > 杂文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52534.html 文章来源：本文转自《天涯》2012.2，转载请注明原始出处，并遵守该处的版权规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