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考

报记者 付雁南 《 中国青年报 》（ 2012年04月18日  12 版） 　 　 李静总觉得，这两只小小的玩具熊，像极了她和王楠。 　　生活在北京，李静和王楠始终怀揣着梦想。 　　26岁的女孩儿李静带着点文艺青年“范儿”，她想要走遍世界。虽然，除了出差，她大多数时候只能把“好女孩、走四方”的志向挂在自己的QQ签名档里。 　　王楠的梦想则更加明确而具体。这个毕业于哈尔滨工业大学的工科男生想把一直过苦日子的父母都接到身边，然后买辆车，能拉着全家人出去玩。他甚至想好了，大城市里的房子自己“肯定买不起”，所以租一套也就够了。 　　毕业之后，这对情侣从黑龙江先后辗转来到了北京。在这个原本陌生的城市里，王楠进了一家外企，而李静则当上了杂志社的编辑。 　　他们觉得生活充满希望。在此之前，王楠的家里为了给父亲治病卖掉了房子，却依然没能把债还清；连王楠本人也背负着偿还助学金贷款的压力。而现在，凭借着不错的收入，他们慢慢还清了欠款，甚至还有了一点自己的积蓄。 　　然而脑部肿瘤压垮了王楠以及他们的生活，两个年轻的梦想也一起碎了。 　　 虽然这里生活成本高，虽然我买不起这儿的房子，虽然我每天上下班都堵车，但我依然爱这座城市 　　疾病袭来的前一个星期，一切还显得异常平静。李静刚刚看完一部名叫《龙猫》的动画片，并且爱上了里面那个灰色的、胖乎乎的卡通形象。这个原本最喜欢小熊玩具的女孩，买回了一张印着龙猫的绿色地毯，铺在那套租来的小房子里。 　　“我觉得它能给我带来好运。”李静说。 　　但好运却没有到来。几天后，王楠开始觉得头晕，走路也像“喝多了似的”走不稳。两天后，他的视线变得模糊。 　　谁都没有足够警觉。在此之前，这个年轻的白领偶尔会觉得头疼，可他没当回事。事实上，3月11日那个周日，这个30岁的程序员还陪着女朋友，去电影院看了好莱坞电影《战马》。那是这对情侣平常为数不多的浪漫约会项目之一。 　　第二天下午，因为身体不舒服，王楠提前请假回到了家里。晚些时候，还在上班的李静接到了王楠的电话。 　　“我刚才晕倒了。”王楠在电话里说。 　　李静急急忙忙地回到家里，当天晚上就带着男朋友去小区旁边的医院挂急诊。按照医生的建议，王楠做了脑CT检查。李静当时并没有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只是猜想，也许他最近的工作太累了。 　　但很快，医生把她单独叫进了办公室。医生指着手里的片子告诉李静，王楠的情况“不太好”。 　　“他的头部有一个占位病变，很可能是肿瘤。”医生说。李静愣住了。 　　2006年，从哈工大研究生毕业之后，王楠在深圳找了一份工作，而李静则留在哈尔滨，独自一人度过了剩余3年的大学时光。2010年，两个人才先后来到北京，结束异地恋爱，在这里开始了共同的生活。 　　对于有点“文艺”的李静而言，北京是她最喜欢的城市，因为这里“既有古老的文化底蕴，又有现代的融合，既有看不完的话剧和球赛，又有批判不完的社会现实”。 　　“虽然这里生活成本高，虽然我买不起这儿的房子，虽然我每天上下班都堵车，但我依然爱这座城市。”她微笑着说。 　　而对于王楠而言，相比于老家那个地处东北的小城市，他显然找到了更好的生活：在这里，他有一份收入不错的工作，并且最终还清了父亲常年卧床产生的债务，以及自己上学时的助学贷款。 　　就在刚刚过去的2011年，两个人还头一回攒下了属于自己的几万元存款。 　　在他们的朋友看来，两个人的生活终于要步入正轨了。他们已经计划着，等到攒的钱再多些，就在王楠的老家，给他爸妈买套房子。因为家里之前住的平房，已经卖了两万元，用来给父亲看病了。 　　两人并没有想过在北京买房。“北京的房子太贵了。”李静说。 　　对于两个“北漂”的年轻人，连结婚都是件复杂的事情。就在王楠生病前一个星期，他的大学同学小卢刚刚接到王楠在QQ上发来的留言，询问应该怎么领结婚证。因为王楠的户口落在了深圳，而李静的户口留在东北老家。 　　小卢很替他们开心。“你们俩处了这么久，也该结了。”他当时在QQ上说。 　　但就在一个星期之后，随着疾病的到来，一切都变了。 　　 我没有枝繁叶茂的人脉体系，甚至始终不屑于建立那种体系；而这个时候，我明白那多有用 　　疾病带来的很多问题是李静和王楠从来没有想到的。做完CT检查之后，按照医生的要求，实际的病情还需要核磁共振才能进一步确认。可这个小小的检查，却给两个年轻人带来了“很大的困难”。 　　一开始，李静想在距离家里最近的那所医院里完成检查，但很快她得到回复，现在进行预约，最早也要半个月以后才能排上队。 　　“脑部肿瘤怎么能等这么久呢？”李静急了。她急急忙忙在网上查了十几家医院的电话，并且挨个打了一遍，结果没有一家医院能预约到10天以内的检查，有些医院甚至需要等到下个月。有朋友建议，通过看费用更高的特诊、特需来预约检查，但她发现预约的队伍同样排到了两星期后。 　　“我之前知道北京看病难，却从没有真正感受过是一个这么大的问题。”李静说。她从没在这座自己喜爱的城市里感受到这么强烈的无力感。第一次去医院的挂号大厅，看到里面密密麻麻挤着的人群，她几乎“一进去就晕了”。 　　因为正常途径没有结果，李静和王楠只好想到了“找人”。可在北京呆了两年，除了同学、同事，他们俩几乎没有任何的“人脉关系”。 　　“我没有枝繁叶茂的人脉体系，甚至始终不屑于建立那种体系；而这个时候，我明白那多有用。”李静后来在自己的微博上写道。 　　小卢就是在这个时候再次收到了王楠的QQ留言，向他询问是否有熟悉的医生。当时，走投无路的李静和王楠给很多朋友都发了类似的问题。 　　在小卢的记忆里，认识王楠的十多年里，这是他第二次向自己求助。之前唯一的一次，是研究生毕业的时候，王楠曾经打电话给他，希望借3000元。因为按照相关规定，申请助学贷款的同学一定要还上部分费用，才能取走自己的毕业证。 　　小卢当时并不知道，王楠正面临多么窘迫的境况：他的父亲因为脑血栓卧病在床，母亲则靠卖馒头换取些微薄的收入。在学校的几年里，他常拿奖学金，又“玩儿命似地”同时做4份家教，挣来的钱却大多寄回了家里。 　　同学6年，王楠从没跟朋友们说起过这些。小卢只觉得王楠是一个很好强的人，也很在乎别人的感受。事实上，在王楠取出毕业证、正式入职，并且领到第一个月的薪水之后，他在第一时间就还上了这3000元。小卢算了算，自己当“债主”的时间，还不到一个月。 　　“如果他开口求助，我就知道，他肯定遇到了非常大的问题。”小卢说，“这次也一样。” 　　朋友的帮助总算有了些效果。在反复托了四五层关系之后，王楠终于“插队”做上了核磁共振检查。 　　尽管终于享受到了“关系”的便利，李静却觉得，自己在心里更加痛恨这种现象。“所有人都需要关系来维持办事情的方便。”她表情严肃地说，“即使让我重选一次，我也不想去建立那种‘关系’，我还是情愿像现在这样生活。” 　　而现实却不肯给她太多反思的时间。检查的结果很快出来，肿瘤比预想的更加严重。王楠开始越来越频繁地头晕，视力也变得越来越差。 　　这给李静的打击是巨大的。之前他们即使分隔两地，还背着债，可她总觉得，生活还是很有希望的，日子正在一点一点好起来。 　　“我从没想过会一下‘回到解放前’，什么都没了。”李静说着，声音渐渐低了下去。 　　 以后的日子，我牵着你 　　虽然约上了核磁共振的检查，但因为换了医院，没有医生的指导，结果出来他们才发现，片子的清晰度不符合要求，还需要托关系重做一次。这一次，李静悄悄送出了一个“红包”，第二天就做上了。等到检查完了准备住院，他们又发现医院不是自己的医保定点医院，还要再次找人、托关系。 　　住院成了他们经受的第二轮折磨。如今，李静已经不愿意再提起那段痛苦、纠结的过程，因为那本来是“制度造成的问题”。更何况，普通医院或者急诊方式住院并不困难，但却没办法找到他们想要的好医生，他们这才选择了等待。在等待医院收治的日子里，李静说，两人体会着“度日如年的感觉”。 　　那段时间，李静每天都和王楠窝在家里，帮他按摩手脚，给他读一些喜欢的文章，安慰他，或者听王楠讲讲自己的故事。 　　也许因为疾病袭来的无力感，王楠开始一点一点给女朋友讲述自己小时候的故事。比如，中学时代，他每天用功读书，成绩始终是全校第一名，因为他知道，“只有努力学习，才能改变自己贫困的生活”。 　　很多事情是王楠原本从没提起过的。有一天晚上，他津津有味地跟李静讲起，自己上中学时，家里只有一张折叠桌，没有椅子、没有台灯，他每天写作业只能坐在床上，趴在折叠桌旁，就着屋里昏暗的灯光。有一天他去同学家，发现同学的房间里贴着明星海报，还立着一张很宽敞的写字台。在桌面靠墙角的位置，摞着课本，并且立着一排磁带。 　　“太带劲了。”王楠对妈妈说，“我也想要个写字台。” 　　但家里实在没钱买这些。妈妈只能到一个亲戚家里，讨来一张报废的桌子。因为太过破旧，桌子的一条腿都已经被砍掉，变成柴火烧了。妈妈就把桌子用砖头垫起来，还捡了个破台灯放在上面。从此，坐在这个“写字台”前面学习，就成了王楠童年一段“特别带劲”的回忆。 　　他更为津津乐道的，是小时候冬天的夜里，从公共厕所回到家，浑身冻得冰凉，然后爬上热乎乎的炕头。那种“烙屁股”的感觉，就是他对幸福最初的概念。 　　在李静看来，王楠讲述的语气“云淡风轻的”，好像根本不是在说自己的故事。可李静却是第一次详细地知道，自己相处了6年的男朋友曾经受过这么多苦，心里承受着这么多事情。 　　朋友们大多知道，王楠是个有心事的人。一位同宿舍的朋友回忆说，刚上大学的时候，王楠总是躺在下铺的床上，两手放在脑后，像是在想什么事情。毕业后，这位同学才从王楠的博客上看到，当其他同学为进入大学而兴奋的时候，王楠正琢磨着怎么用2000元生活费，度过整个大学4年——那是在高考结束后的学子庆功宴上亲戚们给的份子钱，也是家里最后能支援他的力量。 　　家教成了他最重要的收入来源。其他同学把家教当成体验生活，可王楠却拼了命地不断接活儿，最多的时候同时辅导三四个学生。到了大三的时候，因为专业课的需要，他能用攒下的2000元，给自己组装了一台最低配置的电脑。 　　不过，即使是关系非常好的同学，也从没听他讲过自己的家庭。“他是个心思很重的人。”李静说。事实上，如果没有这段在焦虑中等待的日子，恐怕连身为女朋友的李静，也很难有机会了解到王楠的这一面。 　　一个多星期的等待之后，王楠终于在朋友的帮助下住进了医院。也是在朋友的建议下，李静给两人开了一个共同的微博，用来和朋友联系，并且记录两个人生活里的点点滴滴。 　　给微博起名字费了一番功夫。一开始，李静想用“大熊牵着小熊走”，因为她最喜欢熊，而个子很高的王楠笑起来傻傻的，“也像一头熊”，大熊和小熊刚好就能来形容他们俩。但王楠却不同意用这个名字。那几天，他头晕、头痛的症状越来越严重，视力也变得越来越差。 　　“以后，可能我也不算正常人了。”他说，“如果最后我眼睛看不见了怎么办？” 　　“那没关系，我们就叫‘小熊牵着大熊走’。”李静尽量维持着开心的语气，“以后的日子，我牵着你。” 　　 他说他要像凤凰一样涅槃 　　在王楠住院的病房里，李静带去了两只玩具熊，一只黄扑扑的，另一只是浅米白色。从前来北京旅游的时候，李静就在家居城里买下了它们。她总觉得，这两只小小的玩具，像极了她和王楠。 　　出差的时候，她会带着这两只熊。它们已经躺在行李箱里，跟着她走过了30多个城市。“这就相当于我带着你到处走了！”她总这么开玩笑地对王楠说。 　　事实上，这个喜欢旅行的女孩一直想找个机会，和男朋友一起去什么地方走一走。可现在她突然发现，留给自己的时间已经越来越短了。 　　手术前，医生曾经私下里告诉她，王楠的肿瘤“恶性程度比较高”，希望她能“做好准备”。 　　“我当时想，也许他的生命还有十年、八年，或者只有五年、三年。”李静回忆说。当时，她脑中浮现的第一个念头，就是在手术之后马上和王楠结婚，让他在生命最后的时间里能够当上新郎，甚至当上爸爸。 　　4月1日，王楠被送入了手术室。之前一天，为了配合手术，王楠剃掉了头发。李静在微博上贴出了两个人的合影，并且用夸张地语气呼唤朋友们来看“大熊牛逼闪闪的新造型”。 　　从微博上的记录来看，切除脑肿瘤的手术过程是顺利的。尽管手术结束后，王楠总是发烧，有一次还出现了颅内出血，但他一直盼着，自己能快点康复，走出病房。 　　“我就是来病房度个假，我要跟肿瘤宣战！”他曾经在微博上这样写道。 　　他并不知道，医生在手术后对肿瘤进行了病理化验，结果显示，是最恶性的胶质瘤。有人甚至预测，也许王楠的生命只剩下不到一年。 　　在化验结果出来当天，李静给自己的父母打了电话，告诉他们王楠生病的事情。当天晚上，他们就飞到了北京。不过，两位家长并没有像李静担心的那样，要求她分手，或者做出什么现实的考虑。他们只是在女儿租的房子里住下来，给王楠做饭，或者帮忙做些其他事情。 　　“我的女儿是什么样的人，我还不知道吗？”刚到北京的那个晚上，李静的妈妈对她说。当时，李静觉得，自己的身体“突然放松了”，眼泪也忍不住掉了下来。 　　因为害怕王楠接受不了，李静对他隐瞒了真实病情，并且在病房里一直保持着开心的样子。因此，在医院里，王楠虽然始终无法走下病床，但态度看起来却是乐观的。他对李静说，自己最大的希望，就是顺利康复，再不用去接受“可怕”的化疗。 　　“他正在充满期待地努力恢复身体，他说他要像凤凰一样涅槃，他说他要更努力地工作，更健康地生活。”手术后第八天，李静在微博上写道。 　　手术一个星期后，大学同学一起去医院看望王楠。小卢记得，走进病房时，自己怎么都不愿意相信，那个倚在病床上、脸色苍白、头上还留着刀口的人，就是原先那个身材高大的兄弟。 　　“长个瘤没什么，切了就行呗。”小卢强撑着跟王楠开起了玩笑，“头上留下的那道疤，说不定以后大家还都怕了你呢！” 　　没过几分钟，王楠就因为身体虚弱，很难再跟他们讲话了。几个同学只好离开了病房。在病房门口，王楠的母亲正在和老家亲戚通话。她在手术前两天赶来北京照顾儿子。过去的8年，她一直照顾着瘫痪在床的丈夫。如今，作为家里唯一的希望，儿子的身体也垮了。讲到伤心处，这个悲伤的母亲忍不住嚎啕大哭，而几位刚刚在病房里强忍着眼泪的女同学，也终于哭了出来。 　　 当自己被命运选中，听到理想倒塌声音时，我却更加相信，良好社会秩序的建立有多重要 　　从第一次检查到现在，李静和王楠前前后后花了6万多元，好容易攒下的存款几乎全部花完了，而更加昂贵的化疗甚至还没有开始。 　　但李静最初并没有为此而焦虑。她认为理所当然的是，医疗保险应当对这部分支出按比例报销。但在手术后没几天，当李静拨打劳保咨询热线12333查询报销事宜时，她突然意外地发现，王楠的化疗费用很可能无法报销，因为他“没有北京户口”。 　　在这个花了一个小时才拨通的电话中，工作人员引用一份名为《关于基本医疗保险参保范围等有关问题的通知》的文件告诉她，如果是外地户口，并且患有恶性肿瘤而进行放疗化疗的病人，将不再享受医疗保险的报销，因为他们已经“丧失了工作能力”，北京社保基金不能再为他们提供保障。 　　这位工作人员同时解释说，这一规定是为了防止外地人来北京看病，骗取更高比例的报销资金。 　　“太不公平了！”李静又给社保局打通了电话，得到的依旧是相同的答复。她曾经试着和对方争辩，毕竟王楠已经在北京交了两年的社保。“这还不能证明他不是骗保吗？”李静问。 　　“现在没有相关规定，也没办法给你开一个明确的证明。”对方在电话里回答。 　　如同失去最后一根稻草，李静被彻底激怒了。她开始意识到，从最初的检查到住院、报销，自己正面对着“一整套不合理、不公平的制度”。这个普通的白领没有别的资源，她只能把所有的无奈，都写在自己的微博里。 　　在广为转发的一条微博中，她写道： 　　“我始终觉得对社会公共事务的关注不是自作多情，而是一种本能……当自己被命运选中，听到理想倒塌声音时，我却更加相信，良好社会秩序的建立有多重要，更多人自发的关注有多重要，撼动那个庙堂，让他们真正切肤体会到百姓的苦乐有多重要。” 　　“……它（疾病）仅仅是多米诺骨牌的第一张，牵出了一连串关于社会公共生活缺失的映像，让我看到了庙堂之高却照不到的死角。” 　　她的故事打动了很多人。一位网友评论说：20多岁的年轻人，大学毕业来到北京勤勤恳恳工作，交社保、纳税，为这个城市这个社会贡献了自己的力量，但当他罹患癌症却被告知，恶性肿瘤非京籍社保不能报销……请告诉他身边这个女孩应该怎么办。 　　在王楠生病之前，李静常常觉得，自己的性格特别理想化，总喜欢号召大家多关心公共事务，这也让她觉得自己很有“精英范儿”。没想到现在，这一切真的突然落在了她的头上。 　　“我真的想做点什么。”李静说。 　　 在这个巨大的城市里，你的喜怒哀乐淹没其中，不值一提 　　李静承认，在刚开始得知王楠的病情时，除了震惊、痛苦，她也曾有过一丝小小的庆幸。毕竟，他们生活的地方是北京，这里集聚了这么多出色的医生、现代化医疗设备，王楠有机会得到最好的治疗。 　　但随着时间的推进，挂号、检查、住院都成了巨大的问题，她这才发现，在这个巨大的城市里，自己和王楠的喜怒哀乐，很容易就“淹没其中”，变得不值一提。 　　“一次一次地受挫之后，我觉得我们俩就像飘着的两片树叶，挺无助的。”她说。 　　在网络的推动下，李静很快得到了社保中心的官方回复：之前“外地人大病停保”的说法属于误读，王楠在发病前已经开始缴纳医疗保险，因此享受相关的报销政策。 　　但对于李静来说，这些都不那么重要了。 　　手术后的王楠一直剧烈地头痛。他身体虚弱，说几句话就会耗费大量的力气，甚至连睁开眼睛都会引发疼痛。大部分时候，他只是闭着眼睛躺在床上，而李静就拉着他的手，静静地坐在一旁。 　　很难想象，这个年轻人曾经是个标准的“东北大汉”。大学的同班同学记得，他几乎从不参加班级聚餐，只喜欢跟大伙儿踢足球，因为“不用花钱”。不过，他的球技却“非常一般”。 　　他也曾经有过更为宏大的梦想。小卢记得，当年上学的时候，他做家教特别认真，在当地都教出了名气，甚至还培养出了一位“高考状元”。在工作后两年，他曾经想回哈尔滨创业，开一家辅导学校，最终却因为资金等各种问题，没能成功。 　　他还曾经跟朋友说起，自己和李静喜欢的车不一样，所以未来要买车的时候，一定要先买一台实用的，能拉很多人；再买一台小女生喜欢的送给女朋友。尽管当时，他根本说不出来那些车子的品牌和型号。 　　如今，被疾病纠缠的的王楠恐怕再无暇顾及这些。李静正计划着等他身体恢复一些后，带他去一趟海边。8年前，为了陪伴生病的父亲，王楠曾经去海边呆过两天，并且爱上了站在海边的“宁静的感觉”。 　　不过，目前对于王楠而言，想要离开病床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4月15日，是两人认识6周年的纪念日，李静和王楠在病房里度过。尽管已经是“老夫老妻”了，为了有点庆祝的感觉，李静举着那两只代表他们俩的玩具熊，跟王楠微笑着照了张合影，并发在微博上。 　　她还记得第一次见到王楠的情景。当时，刚上大一的李静还“傻傻的像个小孩儿”，在学校教学楼前的地砖上一个人玩“跳房子”，高高瘦瘦的王楠从远处走过来，带着条大围巾，憨憨地笑着，“就像一只大熊”。 　　“一个星期之后我就决定跟他了。”李静说。认识一个月之后，他们就互相见了对方的家长，李静也第一次看到了王楠生活的破旧平房、小时候玩耍过的臭水坑，并且在心里发誓，要好好对待这个“受了太多苦的男人”。 　　她在自己的微博里用有些诗意的语言描写这段感情：“年轻的感情总是很单纯，没有太多关于房、车的期待和奢求，只是很满足于享受一点点拾级而上的生活和为此付出努力的过程。” 　　6年过后，两个人共同生活在北京，开始一点点规划未来。一切都在按部就班地进行：李静已经跟单位申请，4月去哈尔滨出差，顺便取出自己的户口，在今年下半年办好各种手续，和王楠步入婚姻的殿堂。 　　当时她并不知道，疾病正像推土机一样隆隆驶来。 　　（应采访对象要求，文中当事人姓名为化名） 原文： 点击 © Chiquitita for 新闻理想档案馆 , 2012/04/19. | Permalink | 光荣之路 Post tags: 中国青年报 OMM通讯社@新浪微博 | OhMyMedia@Twitter | OMM通讯社@腾讯微博 | OMM通讯社@网易微博 加入我们，OMM通讯社志愿者招募！

华生：启动发审制度全面改革的枢纽 进入专题 ： 发审制度 资本市场    ● 华生       定向再融资市场化是真正的国际惯例，也是发审制度根本改革的逻辑起点。再融资市场化是夯实股市价值投资基础、蓝筹股丰厚稳定派息以及A股股权多元化、合理化的根本措施。     中国特色的资产重组制度是绩优价低、绩差价高、小盘高溢价的股价结构扭曲的根源。无产业背景的借壳重组动摇了价值投资理念，使退市制度形同虚设，是中国股市好坏不分、黑白颠倒的祸首。重新设计资产重组和退市制度，是切断股市质量下滑釜底抽薪的断后一役。     废止新股发行的审批制，改为高门槛准入的披露核查制，是新股发行改革制度转换的核心。低门槛准入靠主观判断筛选必是审批制，高门槛准入核实通过自然是披露核查制。因此，统一规范的高门槛准入是审批制转换为披露制的枢纽。     在小盘高溢价的扭曲市场结构下，新股发行价无论高低，都不能避免二级市场投资者成为一级市场原始股东的提款机，建议在股改修订上市门槛和标准之前，暂停中小盘股的募集发行。     我们看到，扭曲的市场股价结构，是股市改革的制约条件和现实起点。大盘绩优价不高，源于分红回报不高和无购并空间，而这又受制于再融资发行的非市场化；小盘股垃圾股高溢价，则是扭曲的资产重组再发行制度的直接产物；而新股发行的审批制和小盘化，更进一步激化了市场矛盾，使问题更加错综复杂、积重难返。因此，发审制度改革需要整体规划，全面推进，审批制向披露制转变的枢纽是启动三个相互关联的核心环节。          再融资发行市场化是发审制改革逻辑起点          一个奇怪的现象是，许多人对新公司上市取消审批倾注了极大的热情，但对已上市公司的再发行再融资审批却熟视无睹，甚至视作理所当然。其实，如果说现行新股发行审批至少是卡住了一大批多少可疑的拟上市公司，现在的再融资审批制度则可说是全无道理和漏洞百出。因此，与人们一般认为的相反，相对于公众还不了解和熟悉的新公司，信息披露相对充分透明和被媒体聚焦的已上市公众公司的再融资发行恰恰应当是发审制度市场化改革的逻辑起点。     我们已经指出，世界上并不存在自由上市的注册制，然而已上市公司的私募再发行再融资完全市场化的披露制，真正是国际惯例。在境外成熟市场上，私募再融资发行（即定向增发）一般是股东大会授权的董事会职责。上市公司董事会通过决议可以随时停牌增发股票，披露信息，并在发行完毕后在交易所登记备案，完全无需任何事先审批。对比A股市场，我们则必须在董事会决议之后，召开股东大会审议批准。然后还要像新股上市一样，聘请中介机构，提出完备的募集计划、用途，准备好拟投资项目的各项批准文件，包括项目立项、环保乃至用地的各项证书。不用说去准备这些只是拟文中还根本不知融资能否和何时批准的文件，不是造成无谓的浪费，就是逼着企业普遍造假。各种文件齐备后再送证监会审核。经过多次反馈修改满意后，再上发审会审核表决。发审会通过并正式通知企业后，才能开始真正启动募集资金的过程。因此走完这整个审批募集过程，往往需要一年乃至更长的时间。而市场如战场，一年过后的市场形势早已大变，但无论情况如何改变、盈利与否，企业还必须严格按照当初上报的项目使用资金。改变募集资金使用方向必须再费时间走一套程序。显然，这种脱离实际、折腾和浪费相关方精力财力的计划管理办法，早该废止。     再融资发行审批带来的另一个严重问题，是发行定价与实际募集资金时股票市场价格完全脱节，既刺激放大了再融资需求，又造成了极大的寻租空间。在股市低迷时期确定的定向增发价格，往往在股市高涨时可以有成倍的盈利空间，使增发成为输送利益的管道。所以和成熟市场在熊市时融资活动也停滞不同，在A股市场上熊市恰恰是融资再融资公告频出、锁定低价的最佳之时。反之，在股市高涨时确定的增发价格，一旦市场走低，公司又可以调低和修改发行价，甚至干脆放弃此次定向增发，从而使定向增发在认缴募集时成为吸引认购者赚取差价的游戏。为了多少遏制这种情况，定向增发锁定期的规定又人为增加对市场流通量的干预，造成市场上永远都有越来越多的限售股待解禁的压力。     有人或许担心，再融资发行的市场化，会否造成再融资的泛滥？其实恐怕恰好相反。其一，与新股发行开闸，拟上市企业供给源源不绝不同，能够再融资的只是符合条件的部分上市公司，数量有限。其二，也是更重要的，正是再融资的审批制，造成发行定价与股票市场价的脱节，发行价对市场价的大幅折让刺激和放大了再融资供给和需求。如果再融资发行市场化，再融资企业必须找到在当时二级市场股票市价下愿意参加发行的投资者，也就是说定向增发的参与人必须和二级市场上的公众投资者一样，以同样的价格买入股票。找到这样的投资人，对每一个上市公司及其中介券商来说，反而都绝非易事。在这种情况下，市场机制本身就会对再融资发生抑制和平衡作用。 为了起步平稳，再融资市场化也可以从承诺稳定高分红的蓝筹股开始，逐步扩大。     应当指出，再融资发行的市场化，对中国证券市场的健康发展乃至整个中国经济体制改革，还有重大的制度溢出效应。     首先，中国股市的一个最大特点，就是国有控股企业占据了绝对主导地位。中国股市至今难以形成真正的产业购并和价值投资的理念，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即便在股改之后，以央企为主的国有股，至今并未在市场上真正流通减持。相反，为了配合国家的稳定市场政策，央企还不时在市场低迷时增持。央企本来已经是高比例的国有控股，更高比例的增持对改善公司治理结构、增加股市产业并购重组的空间，只有负面作用。这种一股独大从而使蓝筹股缺乏购并重组的空间和可能，对蓝筹股的二级市场估值形成了压抑。西方靠企业家创业出来的著名企业如微软、苹果，现创始人股份已微不足道，就是企业扩张中不断再融资导致股权多元化的结果。央企国有股东在2007年股市泡沫时也不减持，对A股和H股之间有明显套利空间也不作为的非市场行为，给A股市场带来了很强的行政色彩和价格扭曲。但央企在A股市场的任何减持都会被认为是对大盘蓝筹股釜底抽薪的沉重打击。与一般发起人股东不断减持相比，市场化再融资是逐步降低央企及一股独大的家族企业控股比重，又对市场影响最小的途径。     其次，鼓励价值投资的关键之一就是增加上市公司对股东的回报，提高分红派息水平。我国现在银行股市盈率最低，分红派息能力最强，但囿于信贷扩张背景下资本充足率的要求，今年汇金公司还要求四大商行降低分红派息率，以提高利润留存比例，增加资本金，这与证券监管部门的要求和愿望恰好背道而驰。实际上各类企业都有投资发展与分红派息的矛盾。市场化再融资就可以解决这个矛盾。它使大型蓝筹公司可以像西方同行一样，按季进行稳定丰厚的分红派息，同时可以用灵活的市场化再融资随时满足自己的资本需求。有了稳定丰厚的分红派息，社保基金等长期储蓄资金不用号召自然就会踊跃入市，从而大大夯实股市长期资金来源的基础。总之，再融资发行的市场化，对提升A股的投资回报价值，不断降低A股市场一股独大的股权结构，对推进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都有重大积极意义。     有人说，一边分红派息，一边大手再融资，还不是羊毛出在羊身上，增加了投资者负担吗？其实不然。分红派息是所有股东包括广大中小投资者普遍受益，而以定向增发形式再融资，是向特定机构投资人筹款，这是两个不同的对象，具有完全不同的经济含义。分红派息是股东得到真金白银回报的渠道，而定向增发再融资是新投资人以二级市场股价加入的过程，是对投资者最少损害的股权扩容，二者绝不可混为一谈。     那么，过去大额再融资不是总会造成市场恐慌乃至下跌吗？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原来瞄准差价、图谋只赚不赔的再融资审批方式的产物。在计划审批制下，再融资是一个长时间悬在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从首次消息发布到最后完成，成年累月使市场处于长期紧张重负之中。同时，奔着赚发行价与市场差价而来的定向增发认购者，一到锁定期满又忙于套现落袋，对市场形成威慑和冲击。而市场化再融资宣布之日就是资金募集完成之时。特别是股票市价的市场化募集，不是削弱而是进一步夯实了募集公司的长期运营基础。在募集后每股公积金和净资产通常都会显著增加。这样在熊市中机构投资人以二级市场股价入市，不会加剧反而会封堵股价下跌的空间，对市场有正面的提振作用。而在牛市中融资进入的机构投资人，则恰恰要自己承担市场高点的投资风险，因此，无论在哪种市场状况中，市场化再融资对二级市场的普通投资者都利大于弊。     当然，股本融资，特别对于高成长公司来说，有摊薄股权的作用，因此，再融资发行市场化的另一题中应有之义，就是上市公司的公司债发行市场化。只要不超过一定的资产负债率，发债应当成为上市公司自己的权限。公司信用债的大发展，是改变我国金融体系过度依赖银行间接融资，发展直接融资，降低整体金融风险的主要渠道之一。2011年，我国上市公司的公司债融资仅为股本融资的20%，而美国同期公司债融资是股本融资的400%。现在银行系统享受垄断存贷款息差，同时还利用自己的垄断强势地位，不断直接或变相的提高贷款利率和服务收费。再加上长期贷款申请困难，且利息更高，迫使大量企业短贷长用，周转窘迫，给实体经济造成越来越大的负担和压力。我国有不少企业，就是因为银行提前收贷或还贷后拒绝续贷，造成资金断裂和走人破产。上市公司汇聚了国民经济中主要的优秀企业，信息透明度又高，应当是发行公司债的主体。     上市公司这样的优质客户从主要依赖银行贷款转为自主发债融资发展，既有利于扩大直接融资比重，降低金融风险，并迫使银行改变机制，走出去更多更好地为中小企业服务，又可以为广大投资者和储户提供明显高过银行存款的固定收益回报，成为推动利率市场化的可靠桥梁。上市公司无需审批自主发债，这样可以根据自己资金需求的不同情况，择时择量随机发行。同时自己就会设计出各种可多次展期的短期债券，这样会大大降低上市公司的发债和利息成本。当上市公司自主发债成本显著低于银行贷款利息加总的实际负担时，上市公司弃贷发债会产生连锁效应，从而有力推动间接融资向直接融资转变和利率市场化的实现。有了各种不同期限的公司债流通，将不仅为各类投资者、储蓄者提供多样化的固定回报收益，上市公司本身的短期闲置资金，也可以有既安全可靠同时又大大超过银行存款的收益。由于现在证券市场各种监管和中介机构的责任增加，最终都会转嫁为上市公司负担的加重，因此发挥资本市场功能为上市公司减负就更为必要。上市公司财务成本的普遍大幅降低，对上市公司整体估值水平和分红派息能力的提高，都有直接的推动作用。          退市与资产重组制度的再设计          退市制度现在终于引起了普遍的关注和共鸣。这是一大进步。我曾引用股神巴菲特的一句话：“没有破产的资本主义就像没有地狱的基督教”。基督教没有下地狱的威慑，人就会干坏事，证券市场没有下市，人们炒作永远乐此不彼。中国证券市场长期以来只生不死，只吃不拉，严重梗阻。因此，发行审批制度改革，退市制度的完善可说是破釜沉舟的断后一战。     其实上市公司下市比破产的难度要小得多。因为破产确实要面对和处理债权债务关系、职工下岗、人员安置，但下市只是从证券市场除名，股东失去了流动性，除信誉受伤外，对企业并无实质性的影响。因此，无论创业板还是主板，制订和严格退市标准，比如针对普遍用救助补贴等手段规避三年亏损退市的，可以明确不是以经常性收益或公允价值出售资产扭亏的，不予确认，对扭亏一年又连续二年亏损的，适用退市等等即可。实际上，只要明确统一退市标准，监管部门并不存在面对具体的企业投资者和地方政府的难题。因此如果真如监管层所说，各方已有共识，那就已经不存在法律或实际操作的障碍。     有意思的是，在新股发行体制改革的讨论中，有很多人又突然对退市机制抱有特别大的期待，希望能用严格的退市制度来威慑和惩罚上市公司主要是其大股东，来解决包括新股发行质量等一系列问题。应当说，这种期待又走到了另一个极端。世界上真正实行大规模频繁退市的是美国证券市场。美国这几年来每年退市的上市企业高达500家左右，约占市场上全部上市公司百分之七、八。近年来每年退市的企业比上市的还多，故上市公司总量不增反减。但美国市场上90%以上的交易集中在机构投资者，这和我国85%以上交易的是散户投资者所截然不同的。我国香港证券市场前两年也想对市场广泛存在亏损股、垃圾股进行清理、推行严格的退市标准，结果遭到市场各方面的强烈反对而作罢。这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是，退市只是净化市场的最后手段而不宜作为常规手段。因为严格地说，退市主要惩罚的是中小投资者，下市后股票无法转让导致他们血本无归，是让他们用血的代价去认识小盘股绩差股的风险。对于犯错误或经营不善的大股东来说，除了丧失上市地位，损失反而有限，他们好赖融过别人的钱来解过自己的困。况且退市并非破产，退市后的企业仍然是大股东掌控，自己还可以接着搞下去。现在中国企业在境外被迫甚或主动退市的都多了，我们甚至看到一些企业把退市当作损人利己的手段，退市后自己依旧风光。     那么，为什么在退市也并非频繁的诸多境外市场，并未出现象A股市场这样的恶炒垃圾股和小盘溢价的现象？这其实主要是由于中国特色的资产重组政策。它允许不够IPO上市条件的企业，借壳垃圾上市公司，即所谓后门上市，然后通过注入或置换资产等种种资产重组手法，让乌鸡变凤凰，让黄土变黄金。在A股市场上不同时期股价升值最大乃至翻了许多倍的上市公司，一般都不是蓝筹优质企业，而是垃圾企业和盘子不大、方便重组的企业。这样，中国特色的资产重组就从根本上颠倒了股市中的价值评判标准：靠自身努力提高经营业绩往往要假以时日，而资产注入、借壳上市、则是迅速改头换面、业绩倍增的捷径。甚至一些停牌多年的僵尸公司，也可以通过这种所谓资产重组，借尸还魂变成美女。由于股市中赚钱、赔钱是最有效的老师，A股市场追逐垃圾、炒作重组、内幕交易、利益输送之风就这样盛行不衰。可以肯定的说，相较于退市制度，中国特色的资产重组，是中国股市好坏不分、黑白颠倒的更大罪魁祸首。     其实，中国本来不是没有退市制度，而且其退市制度的规定，虽然在世界上不算最严格，也还不算最松弛的。问题在于中国特色的资产重组规避了退市规则。“白马骑士”纷纷出手救援已到甚至已落下悬崖的垃圾企业起死回生。应当指出，在股权分置改革之前，现行退市规则，还是退市了40来家企业，缘于这些企业实在亏损累累，负债太重，重组成本太高，因而回天无术。但股权全流通后，控股股东的股权也享有较高市场价值，这样就大大提高了重组收益，使以前许多病入膏肓的企业重组变得有利可图。所以恰恰在股权分置改革完成以后，退市近年来完全绝迹，这决不是偶然的。应当说这也算是上次股改始料未及的一个副产品。     有人说，资产重组是证券市场的重要功能，收购兼并在国际成熟市场上也是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因此完全否定中国A股市场上的重组借壳也并无充分道理。这些人主要是混淆了西方成熟市场上有产业整合背景的收购兼并与我国借壳重组的本质区别。成熟市场上的收购兼并，或者为了产业整合，或者为了消灭对手，或者为了规模经济，因此无论是弱肉强食的收购，还是强强合并的兼并整合，都是有强烈的产业或实体经济背景的。它体现了资本市场在产业整合中的功能。而在A股市场上，这种正常和积极的功能，反而因为央企和家族民企一股独大的产权结构，以及发股发债融资收购面临行政审批的不确定性和漫长时日，几乎没有实现的空间。我国的所谓资产重组，一种是存在关联交易的公司非整体上市，导致日后极易产生内幕交易和市场操纵的所谓大股东资产注入，最初是为了帮助负担很重的国企实现所谓优质资产剥离上市的产物，后者发展为一种不规范的非整体上市的模式。另一种是没有任何产业背景的所谓借壳上市重组，这又完全是借壳和IPO双重标准的畸形产物。显然傻子也知道，如果一个企业能够IPO上市，没有人愿意把自己的优质资产注入一个僵死的躯壳，然后大方地去和原股东分享自己的权益。所以在一个规范的成熟市场，借壳一般是一个难以理解也绝不会流行的特殊现象，但由于中国A股实行上市与借壳的双重标准，才使借壳后门上市成为一种潮流，并颠覆了整个市场的价值投资理念。     从本质上说，鼓励优质企业借壳劣质企业的所谓资产重组，与当年为了帮助国有企业扭亏脱困的捆绑上市一样，都是用人为制造的行政壳资源为诱饵，造成社会资源的无谓浪费和劣化组合，与资本市场原本正常的优化配套资源的功能正好背道而驰。这种以场外社会资源浪费和错配为代价的重组，从表面上看似乎有利于改善场内上市公司的业绩，保护了投资失误的散户，有利于市场和社会稳定，实际上是引鸩止渴，颠倒了是非和奖惩标准，毒化了股市文化，是中国A股市场今天投机盛行、整体结构严重扭曲的根源。     因此很明显，对中国股市正本清源的制度变革，首当其冲的是应当实行重组与IPO不是所谓趋同而是不折不扣的同一标准。由于符合IPO标准的企业绝不会借壳，而有意借壳的企业必不符合IPO标准，从而在事实上完全封杀中国特色的借壳重组。所有重组企业包括所谓大股东重大资产注入的企业均应借鉴国际经验，先退市后重组，条件符合的企业以后可另行申请重新上市，并在退市时提供保护中小投资者可选择的私有化条件。显然，对非产业并购亮红灯会大大促进退市制度的有效实行。这样再同时辅之逐步严格和收紧的退市制度，就会使我国小盘股、垃圾股的股价迅速降温。实际上，当没有借壳重组可能时，这类公司的股票就会象境外市场一样必然会回归其真实价值，下降为几毛几分，逐步变得无人问津。这样也就为退市制度的严格执行创造了最好的环境和条件。因为就象人们更容易接受一个久病不治的亲人离世一样，投资者更容易接受一个价值已经完全缩水、不值几文的公司摘牌离市。     有了再融资发行改革的前哨战去夯实股市价值投资的基础，又有断重组严退市改革的阻击战，切断股市质量下滑的退路，对新股发行审批制的正面主攻就可以开始了。          从审批制转为高门槛的披露制          新股发行审批制度塑造市场的未来，也是审批制度的核心堡垒，可以从以下几方面突破：     第一，制定规划和全面修订上市标准，从审批制转为有高门槛准入的披露核查制。     毫无疑问，新股发行改革的方向是大大减少乃至取消实质性审批，缩小有权机关的主观价值判断和自由裁量权，在信息披露充分的基础上，让市场本身去筛选和估价拟上市企业。但是很显然，在当前国内符合上市条件的企业成千上万的情况下，如果不想造成上市潮涌和市场巨幅波动，一年最多也只能上几百家企业（我们20多年总共只上了2000多家）。因此，即使放开闸门，也有个先来后到的选择问题。在现行审批制下，我们是靠保荐机构和保荐人的数量控制和渠道控制，人为限制住上报待批企业排队的长度，靠审批机关的口风尺度、拖延把关和封杀等等，调控上市节奏。减少审批和人为调控首先要面对的就是这个市场容量和供求失衡的问题。     这就回到了监管部门真正的职责。监管部门不应被淹没在每个企业的审批和代替投资者做价值判断，而是要做好总体规划、总量控制和上市标准的制订。每年市场能够容纳的新上市企业和融资总量，虽然没有绝对合理的数量，而且在熊市和牛市中也不相同，但一定是在一定范围内的波动数。确定和把握好这个一定范围，是证券市场健康稳定和可持续发展的需要，也是监管部门的职责所在。国家经济发展有规划，银行间接融资有计划，唯独证券市场直接融资规模没有规划，新股上市走到哪算哪儿，显然就太过于随意了。     有了总量规划区间，接着就要制定标准。按我们现在的上市标准和门槛，如果放开审批和各种人为控制，以充分披露为基础，每年可新上市的企业以千家计，这当然是市场无法承受的。够门槛的企业太多而实际放行的量太小，这是我们这些年暗含的审批标准越来越高、监管部门的自由裁量权越来越大的根本原因。这就和高考一样，上大学特别是上重点大学的名额是稀缺的。假如重点大学录取分数线为600分可以供求平衡，确定600分的录取标准就是我们的披露制。主管部门要做的只是设计出能全面反映考生能力的考试方法和试卷，监查是否作弊，如实公平打分。这样，600分之上的考生除了有特殊瑕疵，就有上重点大学的资格。随意被拒招就可以申诉。再有关系有权力的人，子女不达分数线，受托者也只能表示爱莫能助。但如果确定的门槛太低，比如说只有300分，够门槛的人要几中取一，这时高考录取就成了审批制。因为够门槛的人太多，取谁不取谁，完全变成了教育部门和招生委员会的自由裁量权。凡够300分的考生，录取你完全符合规定，不录取你，你分数再高也毫无办法。因为大家分数都够，你未被录取可能是被基于如创造性、主动性、道德、政治表现等无法量化但由招生委员会自己掌握的种种尺度导致的。我们今天新股上市的把关封杀，就是属于这种情况。     因此，二者必居其一，在市场估值结构扭曲、供求严重不平衡的情况下，要么维持现行上市表面上的低门槛，实行实质性审批，给监管部门极大的自由裁量权；要么大大提高上市标准，这样对所有达到门槛的企业来说，上市就多少成了履行诚实披露义务的核查和注册登记过程。换句话说，在中国当今市场供求严重失衡的情况下，要大大减少乃至取消实质性审批，就必须大幅提高上市标准。这是A股在目前估值结构、制度、文化等各方面现实条件制约下，从审核制转为披露制的关键。     纽约股票交易所在美国市场的中国概念股遭普遍腰斩风波后，曾自豪地说，在美国柜台市场借壳的业绩存疑的中国民企，基本上不可能转板进入纽交所。因为它们绝大多数不够纽交所的海外企业上市门槛总市值7.5亿美元（单一市值标准类别），即47亿以上人民币上的市值。按纽交所平均10倍多一点的市盈率（实际上不少中国民企在纽交所上只有3——6倍的市盈率），即等于要求企业年利润额在4亿左右。显然，这是一般中小型民企所达不到的。被称为世界上唯一成功的创业板纳斯达克市场的门槛比纽交所低很多，但也设置了分门别类的门槛。有些门类下虽然没有盈利的要求，但也并不意味着就没有门槛。如在入门级的纳斯达克全球市场上，各门类的最低挂牌门槛都要求每股起价必须在4美元即人民币25元以上，至少有3-4名做市商，有完备的公司治理结构，无盈利要求的企业由不少于400位公众持股的市值在1800万美元以上。这在美国机构投资者完全主导市场的情况下对无特色的小规模企业绝非易事。这是大量中国民企只能到美国柜台市场买壳的原因所在。美国市场由于是寡头竞争的市场结构，上市没有几大会计师事务所、几大投行及知名律师行保荐非常困难，也不会有做市商愿意接受，故不仅上市成本高昂，通常要几千万元人民币，而且每年的上市维持费用?渲兀?挥幸弧⒍??蛉嗣癖腋?鞠虏焕础Ｕ饩褪沟霉婺＝闲〉钠笠党?钦嬲?叱沙ぃ?鲜泻懿缓纤恪Ｏ裰泄?靼迨谐∩险级喟胧?拿磕曛挥屑盖?蚶?蟮钠笠担?绻?ツ抢锷鲜校?捎诠乐档湍甲噬伲?挥懈叱沙な谐〔唤邮茉偃谧剩?磕昀?蟮囊淮罂榛沟媚贸鲋Ц渡鲜蟹延茫?佣?股鲜胁⑽奘裁次??ΑＵ庖彩俏?裁从邢嗟币慌?泄?衿箢??呦眨?旒僮鲆导ǎ?峁??笆路ⅲ?贾轮泄?拍罟扇ツ暝诿拦??嬷卮斓脑?颉     因此可见，较少实质性审查而注重信息披露完备性的美国市场，既靠违法违规后的严刑峻法，靠寡头竞争的中介机构高成本的信用背书，也靠上市门槛和标准的复杂设计，这样既不阻拦那些可能暂无盈利或还大幅亏损，但市场营销规模已很大、受到投资者欢迎的新兴产业龙头上市，又挡住了大量资质平平、发展前景一般的普通企业。所以美国经济体量是中国经济的 2倍多，证券市场发展了200年，仅有4000多家本土企业（另有2000家是外国公司赴美上市的企业）能够在美国三大交易所挂牌交易。显然，中国如果要向国际成熟市场靠拢，减少审批、寻租和长官意志，就必须如高考确定一个合理录取分数线一样，全面修订企业上市标准。标准定的适度、明确、具体，自然就大大减少了有权部门自由操作的空间。     上市标准的修订，当然首先最重要的是利润和销售水平。在中国这么大的市场上，年度净利润几千万、销售额几个亿的企业，应当说一般不可能是任何细分行业的龙头或名列前茅的企业。同时标准还应考虑到行业特点和资本市场优化资源配置的功能。如我国证券市场上散落那么多规模平平的钢铁企业，降低了我国钢铁业的产业集中度和规模经济，众多企业上市反而助长了我国钢铁行业资源配置的恶化，对这样的行业就应鼓励再融资使股权多元化，以促进收购兼并的产业集中，而限制新企业上市。在上市供求严重不平衡的今天，对所有存在关联交易的非整体上市，就应一律叫停。逼其整合出售资产，以符合上市条件。     此外，我国的PE腐败之所以猖獗，是与PE资金往往抢在上市前入股，完全瞄准上市套取暴利，持股时间仅为国际上的一半，并不承担风险和哺育功能直接相关。因此，对刚刚接受了大量私募资金入股的企业，新资金进入后尚未充分使用和见效，企业管理者对规模的急剧扩大也需要有个适应学习的过程，需要制定规定，要求私募投资到位与上市申请之间有个若干年的观察期。这样既符合企业发展规律，降低了日后上市买进的公众投资者风险，又可使私募名符其实，承受其应当承担的专业投资风险，避免为上市而抢道入股的PE腐败和利益输送。我们特别要改变现创业板名不符实，办成了又一个“小小“板、“小老”板的情况，可学习纳斯达克的办法：在统一标准中分门别类，以给各类创新型龙头企业留下空间。如可考虑修改“证券法”，对某些新兴产业中的龙头创新企业，只要销售额达到如几十亿、上百亿规模，信息披露充分，允许在亏损情况下上市。这样，今后类似新浪、腾讯、盛大一类新兴产业龙头企业就可以早期就在A股挂牌，让国内投资者分享其成长增值收益。制订了这样一些明确标准后，保荐机构的工作就有了明确的指引，上市供求关系就无需行政干预也能平衡。门槛和标准的确定，如同高考出题打分一样，难免也有不合理和待改进之处，但规范透明，一视同仁，这就是披露制的真髓。     当然，一定会有人说，提高上市标准，大量不够标准的中小型企业怎么办？其实很好办，这就是场外柜台交易发挥作用的地方。多层次资本市场应当是越往下规模越大，这样证券市场才不会头重脚轻，基础不牢。如美国在纽交所、纳斯达克和美交所场内挂牌的美国和外国企业总共只有6000多家，而在场外柜台市场分级交易的企业则达13500家，约为场内的2倍多。这就是因为公募发行的资本市场不能光考虑融资者的需要，还要考虑投资者的风险和回报。中小型企业发展还很不持续稳定，适合柜台市场上专业投资者的投资，而不能一骨脑儿全推到场内来。对中国形成的散户为主的场内交易来说，这就更为重要。有了广泛发展的柜台市场，又有活跃的VC和PE，优秀的中小企业不愁找不到投资人。反过来，一个在初期发展阶段上找不到风险和私募投资的中小企业，无论自诩如何优秀，都不能不让人打问号，从而不适宜到场内来向散户投资者推销。我国证券市场早期上市的大批规模不大的企业，后来或经营每况日下，或成为永远长不大、对投资者无回报的小老树，或经多次重组炒作有的仍然奄奄一息，充分说明在拥有大量优质上市资源的我国，人为设置很低的上市门槛，必然增加鱼龙混杂和公众投资者的风险。在这种情况下，充斥着主观随意性的审核去为投资者把关筛选，并不能真正鉴别出优质企业，反而会制造寻租的空间。因此，提高上市门槛和统一规范的标准，是取消实质性审批，让市场本身平衡供求和投资者自主进行投资决策的基础和前提。可以说，在我国当前市场估值结构和供求状况下，各方面的条件和改革都未到位，大幅提高上市标准，才是从重融资转向着重投资者保护的实质性措施。以后中小盘股的估值合理了，市场供求关系缓和了，上市标准才能逐步降低。这样，从审批制向披露制的转变，就可以避免对市场估值包括中小盘板块的冲击，在股市总体平稳的状态中实现。     不言而喻，大幅提高上市门槛，必然严重损害大量不够门槛的融资者及其关联方利益，并极大地制约了所有相关官员乃至各类强势机构和权势者打招呼的权力，必定会遭到一部分人的坚决反对。但是唯其如此，新股发行改革才能跳出两难困境，在我国当前的各种制约条件下，既成功实现审批制向披露制转变，同时又在现行扭曲股价结构下，斩断源源不断的小盘股上市对二级市场投资者的变相掠夺，使得A股小盘高溢价的扭曲结构，能够控制在现有存量的范围内得到校正和实现软着陆。现在已经有一些企业在香港台湾市场上退市后，转身来A股上市，企业一切未变，市值就翻了一、二倍，这充分揭示了在小盘高溢价的扭曲结构下，A股已经变成了相当多企业的融资者即原始股东们的提款机。实际上这才是去年以来随新股快速上市，投资者信心溃散的深层原因。因此有必要在上市门槛和标准修订之前，暂停中小盘股的募集发行。     第二，建立基于信息披露和统一规则的追责制度。     上市包装、业绩变脸和高管离职套现是当今新股上市后对投资者信心打击最大的系列事件。因此，应当在要求上市公司充分披露信息的基础上，建立一整套追责机制。对上市包装、虚假陈述、夸大其词的上市公司发行人、保荐人和其它中介机构，应当建立投诉、问责和索赔的整套规则和便捷通道。美国安然公司造假破产，可以使有百年历史的五大会计师事务所之一的安达信垮台倒闭。我们也应制定一套追责制度，对造假违法的上市公司发行人冻结和罚没其股权，对相关中介机构处以罚款、停业整顿直至吊销营业执照的各种处罚。因为中介机构如券商、会计师和律师事务所，他们类同高考录取制中的监考和阅卷打分老师，在企业上市中扮演核心角色。我们还应强制性地要求发行人在招股说明书中对企业持续经营和盈利增长前景作出预测，并作出预测与实际不符时对社会公众股东追加送股赔偿的承诺。当然也允许公开申明自己无法预测，以便投资者作出相应的判断和决策。对明显偏离预测的业绩变脸，应有相应的惩罚措施。上市公司的高管团队的稳定性是投资决策的重要依据。因此，上市公司高管也应在招股说明书中作出任职承诺，或任职一旦发生不可预见的变动时，其所持有股份锁定期的承诺。总之只有建立起一整套规则严明的追责机制，才能扼制和震慑各种违规或渎职行为。     第三，减少行政干预，为上市公司及各类中介机构松绑、减负。     在信息披露充分和责任明确的前提下，要大大减少对上市公司和市场运行的各种行政干预，取消各种临时性的或不规则的措施。如对市场换手率或涨跌幅限制，要么完全放开，要么实行包括新股上市首日统一规范的涨跌率限制，而不应用随意的差异化管制办法，人为干扰市场的运行。再如市场经营状况瞬息万变，对上市公司的募集资金的过度过严管理，干预企业经营自主权，人为降低企业的资金使用效率。因此完全可以在信息披露及时准确的基础上由上市公司自主决策。市场化的募集资金，价格取决于市场当时的供求状况和反应，本不应有所谓计划募集和超募的概念，因此应取消对所谓超募资金的行政干预和管理。要大大放开对上市保荐人、各种中介机构包括债券评级机构的准入限制，以增加竞争，降低上市公司负担。对中介机构特别是券商、基金业务的各种捆绑和干预，也应在保障安全的条件下，全面松绑。这样来促进创新、降低证券市场的运行成本，提升上市公司的价值。     综上可见，实行从审批制向披露制的转变，涉及到我国证券市场制度构造脱胎换骨的改造，是一场意义不亚于一次股改即股权分置改革的重大制度变革。它对于改变中国股市的扭曲结构、夯实价值投资基础和长期健康发展，具有奠基性的意义。当断不断，反受其乱。现在需要的只是对规划和方案的论证以及政府的决心和判断。         进入专题： 发审制度 资本市场    文章分享到 ： 新浪微博 QQ空间 人人网 抽屉网 腾讯微博 豆瓣 百度搜藏 更多 本文责编： frank 发信站：爱思想网（http://www.aisixiang.com ) ，栏目： 天益学术 > 经济学 > 金融经济学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5244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