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京生

35岁的万宝成出身红色家庭，在群体中不算突出。 他是被特定的时代环境制造出来的 “ 敌人 ” 。 1993 年大年初三，大夥闲得无聊， 就在一场大雪里袖手交流案情。我是有心人，专挑万宝成问， 虽然此前我已对他 “ 了如指掌 ” 。 据传闻， “ 反革命 ” 这个罪名要取消了，这意味着 “ 平反 ” 的历史已不复存在 ── 欠账不还， 赖账到底一一这就是与经济接轨的中国特色的后极权主义。 　　老威：在这座监狱的六四反革命中，您的职位算最高吧？ 　　万宝成：不错，坐牢之前，我是某市农业银行的副行长。 　　老威：是吗？真有点奇怪。您对政治兴趣很浓？ 　　万宝成：谈不上。我在行业里出类拔萃， 对党和国家各个时期的经济政策很熟悉， 每次下发的文件我都要细细揣摸，《人民日报》 社论与行业报刊更是每天必读，这叫不叫对政治感兴趣？ 　　老威：你说呢？ 万宝成：这叫工作习惯，也叫当官的基本功。跟着方针政策走， 避免出格犯错误。至于政治嘛，不关老百姓的事，尽管运动一起， 大家的热情高涨。弄出了问题，就糟糟懂懂被关了进来。 在这儿的六四反革命中没有精英，没有体改委， 更没有赵紫阳的智囊团，犯案前，大家不过是普通人；教师、 大学生、工人、打工仔、副乡长、税务员、记者、社会青年， 还有作家，还有一个技术高中的学生，人狱时未满 18 岁。 李鹏发明了一个概括性的名词，叫 “ 社会闲杂 ” ，我看差不多， “ 人民 ” 是抽象的， “ 社会闲杂 ” 才是具体的。按理说， 听党的话就该叫人民，不听党的话才堕落成社会闲杂，可在学潮中， 党有两个声音，把人听迷糊了。如果不发生六四， 大家不过终日碌碌无为，上班下班，买菜做饭，生儿育女， 恐怕一辈子也捞不上当政治犯的机会。 　　老威：您是不是觉得挺冤的？ 　　万宝成：既然爱国爱成了政治犯，就没谁感到冤。不过， 有点恍若隔世。说实话，啥叫颠覆国家？啥叫西方民主？ 过去我想都不会想这些，连在报纸上读到类似字眼， 也会下意识地跳开；至于民主墙、魏京生，更像火星那么遥远。 可一坐牢，生活中远与近的位置一下就颠倒了，现在， 银行离我比火星还遥远。   　　老威：您是咋个犯案的？ 　　万宝成：您没看过我的《判决书》？ 　　老威：所有的《判决书》都大同小异。特别是反革命的《判决书》， 更像文革大字报， “ 反动 ” 啦， “ 气焰嚣张 ” 啦， “ 阴谋推翻 ” 啦， 甚至还有 “ 狂吠 ” 之类的兽化字眼。涉及到犯罪情节， 三言两语就完了。您好像是弄了一张传单？ 　　万宝成：《六四目击记》。 　　老威：您 “ 目击 ” 过六四？当时您在北京？ 　　万宝成：我到北京出差，有一笔贷款到期了。对方拖延， 我就亲自去催还。本来可以派信贷员去，但考虑到当时正闹学潮， 市面混乱，还是由领导出马慎重些。 老威：四川的贷款放这么远？ 万宝成：他们在四川的公司撤了，收缩回北京。总之， 我是 5 月底乘飞机去的，这可太不识时务，因为北京市面人心惶惶， 那家公司里也只有值班的人，据说领导都到天安门爱国去了。 我公务在身，无心凑热闹，就在翠微路附近找了家宾馆住下来。 我的房间在二楼，窗户正对着十字路， 每天都有市民和学生在窗外来来往往，黄昏时， 就东一堆西一堆地聚会，互通消息。解放军快进城了， 有人说三十万，有人说二十万，夜深人静， 总能听见万寿路方向一阵又一阵机器轰鸣的声音。 四川的位置还是太偏了，到了我们市，就更偏，闹学潮， 顶多是游行，反官倒反腐败的标语口号满天飞。 与市委派的人对了半天话，大夥也就散了。可一进北京， 气氛就紧张多了，大兵压境。人们还成群结队朝天安门去， 这就是真革命，其它地方，走过场而已。小道消息越听越离谱， 甚至有出动空降部队的传闻。我这种死脑筋，肯定不相信。 我爸爸是老八路，对党忠心耿耿，我多少受了他的遗传， 既然周围的人都疯了，我就闹中取静，自己关在房间里读业务书。 就这样熬到六月三号晚上，街上的市民越聚越多，整个宾馆全空了， 连服务员也上街。有人站在台阶上发表演说，要拦截军车， 不准解放军进城去镇压学生。群情激昂，除了文化大革命， 这种场面我还没碰见过。也许您不相信，这时我依然置身局外， 早早就上床了。 　　夜里，外面的动静越来越大，戒严令已播了好多遍， 可人们不管这一套，把街口都扎断了。我把窗户关上，刚一熄灯， 就见玻璃上映出了火。 　　此时我没忘记自己是领导，不是来看热闹的，就服了一颗安眠药。 　　不晓得是不是做梦，总之我是听见了枪声。 我这辈子简直想不到解放军会开枪射杀平民， 装甲车会向着人群撞过来。文化革命的两大派武斗， 也是群众之间打来打去，乌合之众，毛主席一声令下，大家都缴枪。 出动正规军就不同了，他们的对手应该是美帝苏修蒋家王朝， 不应该是爱国的老百姓。 　　第二天上午十点多钟，服务员敲门打扫房间，一进屋，就惊叫起来。 　　她说先生，亏您还睡得着！我起身问怎么啦。她指着窗户说， 玻璃全碎了。原来有颗流弹射进来，把床对面的墙也钻了个大洞！ 　　我庆幸自己命大，如果我昨晚趴在窗台看热闹， 很可能就血肉模糊地躺在这儿了。 据说有人在十几层楼上向下探了个头，就换了一弹，当场呜乎。 已经到了这个地步，我还能当局外人么？ 老威：热血冲上来了。 　　万宝成：胸闷得慌，可血还没上脑门。直到我又向窗外瞄了一眼， 就这一眼，政治犯当定了。 　　老威：您忘了您是行长？ 　　万宝成：狗屁。路口全是扣着钢盔的野战部队，隔几分钟， 就有一辆装甲车冲过街口。我刚好瞄见， 一个解放军在喝令一个小伙子站住。小伙子一慌，拔腿就跑。 解放军单臂顺过冲锋枪，哒哒哒地一梭子，小伙子一个前扑， 就爬在地上不动了。这一幕，我想我的八路父亲也没见过。 　　我呆在那儿，还是服务员把我拉回床沿。她叮咛千万别胡乱瞅窗外。 当兵的杀红了眼，非常时期被流弹打了活该。 　　是的，子弹可不认您是不是党员，是不是副行长。我坐在桌边， 拔出笔，摊开纸，就这样写了。我以前都是写总结、汇报和计划， 就这一次，我把我亲眼见到的难忘的一幕写了下来。 我写得文采飞扬，自己都感动得流泪了。我天真地想， 政治与我无关，但共产党员应该诚实，一就是一，二就是二， 长期做经济工作，我晓得哈叫眼见为实，耳听为虚。 　　我写了一千多字，工工正正地誊写在一张纸上，取名《六四目击记》 。我偷偷找地方复印了一百张，在回程的火车上，沿途散发。 虽然当时全国像兵营一样，随时可能被盘查， 但我是经济领域的干部，不容易引起怀疑。回到家， 我休息了好几天才去上班。生活照旧，表面啥也看不出来， 可我心里有鬼。 　　过了一个多月，没啥动静。我想大约是群众对六四屠杀都有看法， 敢怒不敢言，所以没人捡了传单去告密。唉，国家的事， 哪个说得清是非？ 我自己不顾死活地弄了《六四目击记》， 可在学习北京平暴的中央文件时，作为领导，我还得带头表态， 与党中央保持一致。由于银行没职工参加游行， 我们还受到上级表扬，颁发了奖金。谎言重复一百遍就成了真理， 所以，中央文件定性六四为反革命暴乱，大家通过学习， 也就统一了认识。 后来我差点把干过的事忘记了，但警察不会忘记。终于有一天， 大约是 8 月份，行长约我谈工作。我进了他的办公室，里面除了他， 还有两个陌生人。行长说，万宝成， 把你干过的事老老实实向政府交待吧。我打了个寒战， 本能地装糊途；我干了啥事，行长您还不清楚？不料行长一闻此言， 急得面红耳赤，说话也结巴了：我，我，我，你可不要血口喷人！ 后来我才晓得，国安警察早已顺藤摸瓜到我市， 把我列为重点嫌疑人施行暗中监控。谁都不相信我会粘政治， 批捕前，市委开会讨论时，第一书记还毫不客气地挡驾： “ 不可能！ 万宝成同志出身于革命家庭，他父亲是老八路，跟我同一年的兵； 而他本人 18 岁就入党，忠心耿耿，把经济工作干得红红火火。 他是在我鼻子尖下长大的，他绝不会干反革命勾当！ ” 其它领导也纷纷发言，替我担保，有人甚至说： “ 这娃娃正是上升时期，你们莫又弄一柱冤、假、错案， 毁了人家前途！ ” 国安局的人被大家批得沉不住气， 就把所有的证据都摊在会议桌上，包括笔迹的对比签定， 住京宾馆服务员的证词，铁路沿线拾得的传单，等等。 事实胜于雄辨，大家都哑了。在十分难堪的气氛中， 政法书记签字批准了拘捕。 　　事已至此，我只能全部供认。幸好我没同案犯，案情也相当简单。 但是我觉得自己无罪可认，因为我目击过的事实千真万确。 这下可捅了马蜂窝，上至书记，下至行长， 还有公安局的各级领导都纷纷出马，苦口婆心，动之以情， 晓之以理，其共同目的，就是要我认罪，要我承认造谣， 或者听信坏人挑唆，编造了这个诽谤解放军戒严部队的无耻谎言。 这咋行？ 　　 ” 我对审讯员说： “ 我写的都是我亲眼所见， 我以一个共产党干部的人格来担保！ ” 审讯员说： “ 你已被开除了党籍。 ” 我说： “ 还没接到通知。 　　 ” 审讯员说： “ 落到这一步，还死脑筋！你认个罪，争取个态度吧。 ” 我说： “ 共产党员的态度就是诚实。 ” 审讯员说： “ 一派胡言。 ” 我说： “ 当时你又不在北京，你才是胡言，你根本没资格审这个案。 ” 审讯员气坏了，说： “ 万宝成，你以为你还是银行行长， 有权有势？无产阶级专政的威力是强大的！ ” 我说： “ 我又不是贪官，你何必吹胡子瞪眼？ ” 他说： 　　 “ 你是经济案就好了，有人会保你，将来还有翻身之日； 你沾了政治，就彻底完蛋，懂不懂？你不认罪， 你的老关系都不好为你活动。 ” 我说： “ 瞧你那副小人得势的样子！ 你社会经验倒丰富，就是文化太低，不懂这政治上的罪， 是不好轻易认的。我承认我造谣，就等于自己朝自己头上扣尿盆子。 ” 谁也说不倒我，最后，政府方面搬出我爸爸。这招太毒太损了， 它彻底摧毁了我对现在这个党的多年的信任。我的案发后， 爸爸气得浑身哆嗦，叫了一声 “ 短命娃儿！ ” 就栽倒了。中了风， 经抢救，半个身子瘫痪，可脑子还清醒。 公安局把他的轮椅推进审讯室外的放风院。我一见， 就忍不住扑上去，抱住爸爸放声大哭。我家有两个姐姐，我是独子， 又是行业尖子。他的骄傲，他晚年最后的希望和荣誉全在我身上。 万宝成这个名字，也是 57 年宝成铁路通车时， 他特意给刚诞生的我取的。表面意思是纪念宝成线通车， 内里的意思却是愿我如铁路一生顺畅。 警察一见我哭，以为他们的策略奏效了，就乘机劝说：认了罪， 啥事也没有。轻轻松松地陪一陪老人家，他的身体就逐渐恢复了。 万行长为本市的经济发展与建设作出过很大的贡献，将功补过， 定能得到政府和人民的谅解，从轻，甚至可能免除刑事处罚。 在哪里摔跟头就从哪里爬起来，市委书记都说了，您是一时受蒙蔽， 全国受蒙蔽的领导干部远不止您一个。我们欢迎您回到人民怀抱， 还干您的老本行，于党于国于家，都能兼顾。 　　我爸爸边听边点头，还吃力地抬起手点着我说： “ 照组织说的办。 ” 　　我激动得大声说： “ 爸爸，您清楚您儿子是咋样的人！ 我从您身上学到的最优秀的品质，就是一是一，二是二， 从不弄虚作假。共产党咋个能逼迫它的党员承认莫须有的罪呢？ 诚实犯法么？ ” 　　爸爸说： “ 党叫干啥就干啥，没二话可讲。 ” 　　我说： “ 那张传单写的是我亲眼所见。 ” 　　爸爸说： “ 该看的看，不该看的就不看。 ” 　　我反问： “ 我看了我不该看的？ ” 爸爸说： “ 看了，看了又咋的？反革命暴徒，都该死。 我们好不容易，打下的红色江山，难道能这么丢掉？ 难道能让国民党、帝国主义卷土重来？你好好想想，屁股， 是不是坐歪了？坐到敌人那边去了？放松了世界观改造， 放松了政治学习，危险啊！你好好想想，想清楚了，老老实实， 接受处理，不管是啥结果，回家来，还是，还是我的儿子。 ” 　　见爸爸满头大汗，我不忍心再争辩下去。那拨警察如释重负， 竟要当我爸爸的面录口供。我提醒说： “ 这不合法律程序。 ” 　　老威：您没熬到底吧？ 　　万宝成：我只能承认我的行为使党和国家的威望蒙受了损失。至于 “ 捏造事实，传播谣言 ” 之说，纯粹是对我人格的诽谤。萧斌犯 “ 造谣罪 ” ，判了十年，也许是因为他夸大了天安门伤亡的人数， 我又没说 “ 血流成河 ” 。不行。这个官司绝对没完，将来六四平反， 我还要反告他们，古代有 “ 只准州官放火，不准百姓点灯 ” 的成语， 而现在呢，你连看州官放火也不行，更莫说点灯了。 　　老威：您被判了几年？ 万宝成：四年，《判决书》上还注明我有认罪的态度，从轻。 真是胡扯，清清白白的一段历史就被弄脏了。唉，坐牢前， 我还以为反革命就像小说里写的，一小撮，尽干坏事， 梦想资本主义复辟。不料进来溜一圈，真相大白，所谓 “ 政治犯 ” 都是再普通不过的人。 网友吴水     推荐 （摘自廖亦武《中国底层访谈录》） [中国茉莉花革命发起者 http://molihuaxingdong.blogspot.com] 转载请注明出处 [通吃 http://like-chilli.blogspot.com]

美国国会就中国人权问题展开听证会 作者 法广 美国国会周五就中国最近加紧打压异议人士事件举行听证会。流亡美国的著名异议人士魏京生以及吴宏达等人出席了听证会，会上还出现了被监禁的诺贝尔和平奖刘晓波和失踪近一年的维权律师高智晟的照片。美国众议院外交事务小组委员会主席、共和党议员克里斯•史密斯主持了周五的听证会，史密斯谴责中国最近的人权状况每况愈下。 他说，自今年二月以来，中国政府加剧了对异议人士，包括维权律师，网络作家，地下教会的牧师和成员打压。这是自1989年天安门运动被镇压之后最严重的人权侵犯。 中国著名异议人士魏京生在会上表示，中国目前的人权状况最近有两大重要的变化：首先是法律的随意性在加大，各级官员和共产党机构主导司 法活动的倾向明显加强。其次是非法拘禁，已经从针对官员和异议人士，扩大到了针对包括宗教和信仰团体在内的普通民众。他说，著名艺术家艾未未被失踪案件， 就是一个典型的例证。” 一名美国议员在会上表示，他准备提出议案，对于参与违反人权活动的中国官员拒绝签发美国签证。 与会的人权组织代表也对中国的人权状况提出尖锐的批评，设在美国的“人权观察”专家基内对美国众议院议员表示，最近几周，中国当局对付中国民众的手法近乎无法无天。 基内同时提议说，美国应当重新思考在与中国对话时将人权与其它问题分开的方式，避免使中国感觉人权并非美国的核心利益。他还批评说，人权问题每年被从盒子里拿出来几天，然后又被放了回去。   关键词 人权

现在显赫的部长们、省长们乃至总书记、总理们，百年后会有什么人记得他们的名字吗？百年后人们记得刘晓波名字的可能性更大。刘晓波获得诺贝尔和平奖，对中国现实和未来的影响究竟有多大？没有谁能预测。因为过去所颁发的诺贝尔和平奖，有的塑造了真正的伟人；有的成为了可笑的泡沫。 世上某些精明人，工于算计，每个时段都能作出精明之举，不惜自己的人格，更不惜绑架别人的权益，在某一时段，似乎可以辉煌。但是，从长距离的时空来看，人们不会因为这个人爬得更高而对他更多尊重，最后评语往往只是两个字：奸贼。 精明计算重判刘晓波 中共 政权内部也好，参加 “ 盛世合唱 ” 的精英，以及回国抢喝 “ 盛世汤 ” 的海外人士（包括当年的民运人士）也好，就不乏这样精明的奸贼。他们中间曾有这种说法，《零八宪章》出现的时候，当局不知道怎么办。后来，就有很精明的人献计献策了：《零八宪章》的签署者越来越多，不打击、遏制是不行的，但打击面太大并不上算。怎么办？采取中国传统智慧：擒贼先擒王 —— 抓住主要分子，从重从严打击，对于他的惩罚，要给所有人强烈震撼。这个人，就选中了刘晓波。他有知名度；他坐过牢，在当局眼中就是屡教不改的 “ 惯犯 ” ；他也确实是《零八宪章》的核心人物之一，于是，当局把他抓起来很长时间之后，重判了他 11 年徒刑。 此举的效果，让当局相当满意：阻吓了可能签署《零八宪章》的人士，阻遏了《零八宪章》在国内迅疾发酵的势头。 但是，这些精明者却并没有想到：正是他们精明的计算之后采取的这一极端过分的举措，更加凸显了刘晓波的地位和影响力。试想，如果他们将刘晓波付诸三年劳教，或者让他 “ 被旅游 ” ，或者安排一些看起来更轻、但更周密更为多样化的限制处理，刘晓波会得诺贝尔和平奖吗？ 中国当局不少决策都与此类似，初看比 民主 社会中的决策要精明许多，但是后患无穷，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只是有的石头当时就砸，有的则是过了很久很久才砸。为什么许多知识分子对中国的发展模式，对当局的决策表示疑虑甚至焦虑？原因正在于此。 刘晓波其实是一个边缘人物 圣人需要远距离才能出现。口吃的 作家 刘晓波离我们太近了，他不是完人，不是圣人，他犯过错误，他在某些方面的缺点或比常人更多，更明显。他软弱过，他的言论在异议人士中至今也有质疑声（这太正常了！）。但是，刘晓波为了理念所付出的代价，也比常人更多。他其实是一个边缘人物，几年前他得吭哧吭哧爬格子，写到凌晨四五点钟，挣一点 生活 费。他坐几次牢？三次吧！ …… 现在显赫的部长们、省长们乃至总书记、总理们，百年后会有什么人记得他们的名字吗，但是，百年后，人们记得刘晓波名字的可能性更大。 刘晓波获得诺贝尔和平奖，对中国现实和未来的影响究竟有多大？说老实话，没有谁能预测。因为过去所颁发的诺贝尔和平奖，有的塑造了真正的伟人；有的成为了可笑的泡沫。 诺贝尔和平奖的评选并不是绝对公正。不可能经过定量的科学比较、不可能平衡所有 政治 力量。人们批评和平奖评选，许多都不无道理。但是，问题是，在我们生活的这个星球上，还有哪个和平奖、人权奖，会比诺贝尔和平奖更有权威？诺贝尔和平奖颁奖给奥巴马自然是可笑，但是授予其他很多人就一点也不可笑 —— 授予前苏联、纳粹德国、波兰、捷克、缅甸、南非、 印度 等等许多国家的人士，甚至授给达赖喇嘛，都发生了巨大的影响力。获得诺贝尔和平奖，要比当选一国总统、比像比尔 ? 盖茨那样天文数字的财富，在政治层面上，影响不知要大多少。诺贝尔和平奖，当之无愧地可被视作当今 世界 最有权威的和平奖、政治奖、人权奖，这种公信力，这种权威性，不是轻佻、恶毒的言辞就能抹杀得了的。 怎么发挥我们的想象力，也难以预测刘晓波获得诺贝尔奖会产生多大的影响。也许过了若干年之后，我们再回头来盘点这件事，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当年主张重判刘晓波的这些精明人，尝到了难以下咽的苦果。且不说最近官方媒体奉命刊发的种种批判刘晓波和诺贝尔和平奬的 “ 文革 ” 式语言的文章了，而堂堂解放军总参谋长陈炳德对德国国防部长发飙，竟然用了 40 分钟时间语无伦次、毫无根据地痛斥诺贝尔奬，称 “ 如果有人反对美国 政府 ，那么他就是一个恐怖分子；如果有人反对中国政府，他就成为可以获奖的人 ” ，执意将诺贝尔和平奖委员会与美国政府挂钩。这样高层级的军事官员，总参谋长呀，应该是最掌握情报的人，却如此不了解对手和国际形势，连对手的基本情况都毫无所知，实在是个 “ 愚人节 ” 的笑话。 我们当然知道，中共高层的信息并不短缺来源，多数领导人的头脑不会象总参谋长那样浆糊，他们不会相信要老百姓相信的那些谎言。有如此低能的公开表现，无非透露出，在刘晓波获得诺贝尔奬问题上，中南海确实陷入了茫然无措，抓狂了，不知该采取什么様的对策了。 现在大家都在猜测，对于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中共到底会怎么办呢？一般说，有三种做法，但哪一种对于当局都不美妙。 中共 到底会怎么办呢？ 现在大家都在猜测，对于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中共到底会怎么办呢？一般说，有三种做法，但哪一种对于当局都不美妙。 第一种，是流放出国。这种办法，在当局看来是有 “ 成功 ” 先例的：魏京生、王军涛、王丹 …… 在监狱中俨然成为 “ 国际反华反共势力的红人 ” ，一旦释放出国，过不多久，不就废了他们的 “ 武功 ” 吗？作为个人，他们或许能开创一片生存空间，但是，作为民运领袖，他们的影响力确实大为衰减，对中国当局的威胁大为降低。那么把刘晓波放逐出去，不就也可以一劳永逸吗？ 不过，这种办法也有两个问题：第一个，刘晓波会不会同意出国呢？目前我们听到的消息，他并不同意出国；第二个，我们就假设一下：就算刘晓波同意被流放，中共成功地将他驱出国门，他就一定会重蹈魏京生、王军涛、王丹的覆辙吗？ 我觉得不会。原因非常简单：就在于诺贝尔和平奖的影响力。诺贝尔和平奬是 全球 性的，颁发给谁，就把获奖者变成了一个 世界 级的精神领袖。刘晓波若真的来到海外，他最大可能性的选择，不是成为某个民运组织的领导人，或者一头钻进唐人街；他会向国际社会发出最大声音，他会遍访各个国家，见到各国总统、总理 —— 他到美国来，美国总统无疑会接见他；他到加拿大、到澳大利亚，这些国家的首脑也会接见他；他到法国去，别看法国总统对胡锦涛 “ 称臣 ” ，也会接见他！我敢断言：刘晓波将见到西方所有国家的领袖。一直想提倡和促进中国人权的组织，找到了一个力量的支点；也使那些由于西方与中国发展贸易而利益受到损害的利益集团，找到了一个支点。 对媒体而言，刘晓波的影响将持续相当长的时间。想一些达赖喇嘛成为诺贝尔和平奖得主，使他的威望提升多少！刘晓波虽然不像达赖喇嘛那样有一个流亡 政府 在后面支撑，也不像瓦文萨有一个 “ 团结工会 ” 可供依托，他只有一班相对松散的朋友圈。但是，刘晓波有中国正在崛起、受到国际社会高度关注的这个背景，他的影响力便也同步放大。 以前胡锦涛出访，海外反对势力会去抗议，西方媒体也会报导，但反对势力毕竟缺乏一个众望所归的领袖。如果未来胡锦涛出访，刘晓波正在海外，他运用他的号召力发起什么活动，会出现什么局面，就很难想象。西方的影响力在某种程度上就是媒体的影响力。在当今时代，刘晓波就是媒体最好的 “ 宠儿 ” 。他如果出来，影响力是魏京生、王军涛和王丹这些人难以望其项背的，甚至不亚于达赖喇嘛。因为达赖喇嘛领导的 “ 西藏 流亡政府 ” ，虽然在世界上经营了这么长时间，但是，更多人给予达赖喇嘛的主要还是同情，对西藏 文化 的欣赏。 从达赖喇嘛，到赵紫阳，到刘晓波，达赖代表的是宗教，赵紫阳命运则是体制内的震撼，刘晓波是民间，三个人是一种递进，一种晋升。刘晓波所激发的，是西方世界对中国发展惊讶同时的一种疑惑、惶恐的态度。对于西方领袖，在与中国交往事务的决策中，刘晓波的影响力会超过人们想象。 关押就是造就神 第二种方式，是保外就医。过去很多良心犯保外就医，被当局软禁起来，使这些异议人士的声音萎缩在非常小的范围内 —— 媒体总有降温的一天吧，他们的知名度毕竟有限，西方媒体提到他们，名字前面会冠以 “ 中国异议人士 ” 的名头，这些报导讲的是一个很遥远国度的 故事 ；未来刘晓波被软禁，西方媒体报导他的名字，前面要冠以 “ 诺贝尔和平奖得主 ” ，他每时每刻都能辐射影响力，就像好莱坞的影星、皇马俱乐部的球星，再平常的话，也可能上各家报纸的头版头条，就和缅甸的昂山素姬一样。他是媒体永远紧盯的人物，只要他愿意，随时可以制造国际媒体的大新闻。在我看来，他的影响力甚至可能超过被软禁的赵紫阳。赵紫阳虽然贵为中共 中央 总书记，西方媒体看赵紫阳，是一个 政治 领袖，是一个在权力争夺的败北者 —— 虽然他在晚年也有很清晰的 民主 观。在西方的老百姓之中，赵紫阳的震撼力远远超不过刘晓波的震撼力。 第三种方式，是继续关押。这就使得刘晓波的拥护者、追随者，有了抗争的最好理由。他可以什么话不说，什么事也不做，他的锦州监狱每时每刻仍然都在向认同刘晓波的人、向对现实不满的人产生吸引力 —— 在被关押期间成为诺贝尔和平奬得主，这在该奖历史上只出现两例，前一例，就是纳粹德国的奥西茨基。多关刘晓波一天，就多一天让刘晓波扩大影响，就多一天被全球民众用纳粹德国与共产中国做比较。他的精神的感召力，他个人的 “ 神化 ” ，致使同情的声音越来越强大。 西方政府是短命的，价值观是永恒的 人们会持续追究：这个诺贝尔奬得主，怎么还是个囚犯？他干了什么危害社会的怪事？抢劫，强奸，贩毒，还是杀人放火？一查，原来只是冩了些批评当局的文字！如果缅甸这样做，国际社会会因为它的偏远、它的狭小，而不以为然；但这是中国啊，中国经济总量如此巨大，中国经济活动如此活跃，不仅买下了非洲很多地方，而且买下了美国、西欧的许多企业，这样一个政府，在声称要成为现代大国，要成为国际领袖。那么，在中国愈来愈强大的时候，刘晓波的精神力量将与之相适应，而不会因为中国日益繁荣而降低。 西方，政府是短命的短视的，但选民是长期的，价值观是永恒的，不讲道义、追捧胡锦涛的西方政客和商人是有的，但是，秉持西方主流价值观的广大民众，不允许无止境向侵犯人权、对抗民主自由的势力低头妥协。政客们迟早会感觉到来自民众的这种压力，他在下一次选举的时候就会得到教训。西方的老百姓当然也 生活 在现实之中，也有各种日常难题需要面对。但他们不可能长期容忍不尊重人权、不尊重民主价值观的政权，要跟西方国家平起平坐。西方的首脑也就不得不在与中国打交道的时候，不断地提起刘晓波之事，刘晓波就成为国际社会用通行准则约束、曳引中国的一条缰绳 。 最恐怖的可能，最大的恶果 除了上述三策，还有人讲得更恶毒、更毛骨悚然：将刘晓波不声不响地去干掉，埋了！但他们敢不敢做，会不会做？我是非常怀疑的。虽然一些人不是没有这样想过，历史上不是没有发生过这样恐怖的事情。 我们不能说 “ 让政府不喜欢的人士永远消失 ” 这种可能性绝对不存在，但是非常非常低。一旦有这样的事发生，刘晓波就成为了一个神，一个号角，那些对刘晓波有各种议论、各种批评的人，在当今社会中得过且过的人，休眠的良知就会被惊醒，连绝大多数体制内的人也不会接受。 这最恐怖的可能性，为什么最不可能？因为它对中国当局有最大的恶果，最大的风险。 左右为难，这就是今天中国领导人的处境。当局当然可以开动宣传机器，鼓吹 “ 诺贝尔和平奖颁发给刘晓波不会有什么影响力 ”“ 只要中国搞好经济，反华反共势力就不会得逞 ” ，但这都是自欺欺人。 胡温旗下一些官员太嚣张 有人说：胡温是刘晓波获奖的推手，确实如此。胡锦涛、温家宝对于异议人士的态度，远远不如邓小平时期、江泽民时期。当年他们面对反对的声音，还知道保持一些弹性，保持一点互动，还多少顾忌在国际社会的影响。现在，胡温旗下的一些官员已经非常嚣张了，不仅在对 外交 往中出言不逊，而且对内部的不同声音，施行压制手段也无所顾忌。这表明了他们强大吗？毋宁说，表明了他们的虚弱。奥运、世博、亚运， 60 周年国庆 …… 都是在极端紧张的气氛中度过的，最后将刘晓波重判 11 年，这都是他们的刚性维稳政策的恶果。 刘晓波获奖只是个开头，这种刚性维稳政策的恶果还将继续延伸，我没有看到由于刘晓波获奖，当局有任何幡然悔悟、改弦更张的迹象。看看他们 “ 文革 ” 式批判文章，看看总参谋长信口雌黄，看看当局对刘晓波的妻子刘霞，对学者徐友渔、对艺术家 艾未未 、对记者高瑜 …… 那些师出无名、蛮横无礼的举动。中国国安、公安的控制对象的名单，究竟有何等庞大！这将花费多少人力物力和财力，让纳税人买单！而且，日后这种名单不会减少，只会增加，因为中国的开放不可逆转，百姓民智会更加开启。当局当然可以收买一部分精英分子，可以收买一些民运分子，难道还能收买天下所有的精英、所有的民运分子？压服不了、收买不了的精英、民运分子，人人都可能成为一个爆破口。看一下参加艾未未的 “ 河蟹宴 ” 有数百人参加，就可以多少明白了。 过去我曾经判断 “ 星星之火，不可燎原 ”—— 当局对任何局部地区的星星之火，都以高压态势全力扑灭，不使蔓延；但是这几年来的形势发展修正了我的认识：扑灭了任何一粒星火，这个社会就没有火了吗？不！星火被逼到地下，就成了地火。地火更不可知，更可怕：辛亥革命不就是从一个莫名其妙的小事件发难吗？清廷就这么崩溃了！ 历史就是如此吊诡 这位专家，那个智库，这家媒体，那个商人，给中国变局算命，预测来预测去，分析了无数可能性。但是历史就是如此吊诡：它可能将重任托付给一个我们没有看重、没认为多了不起的人身上，或者将种子埋藏在我们没有注意到的一件小事上。有时候，有效地影响这个世界的就是些边缘人物、就是一般人认为不可能产生影响力的人。 中国到了必须有一个变革的时代，因为中国的经济发展了，但是最基本的公平没有解决 —— 西方当然没有做到绝对公平，但是他们有基本的公平；西方当然没有做到绝对自由，但是他们有基本的自由；西方当然没有做到绝对民主，但是他们有基本的选举；西方的人权存在很多问题，但是他们的人权是可以讨论的 …… 西方的民众有自由选择的权利，有公开表达意愿的渠道，而中国这些东西都被官方高度垄断，在民间属于 “ 极度紧俏物资 ” 。连这些东西都没有的国度，却 “ 大国崛起 ” ，这难道不令人可怕吗？国内民众感到可怕，国际社会也感到可怕，历史上这样的强国危害一方甚至挑动得整个地球不得安宁的先例，难道还少吗？一个精明的、有效率的、财力充裕的政府，对于国际社会来讲，可能是个更大的灾难，而并不是更大的福音。 中国掌权者正在继续精明地走向国际舞台，他们迫使法国总统屈服，而不肯从根本上改变自己的发展模式、外交战略和政治体制。这将被历史证明是大错特错。从眼前看，有时得意，有时徒劳；若从长远看，必是愚蠢 —— 就像将《零八宪章》核心人物刘晓波重判 11 年，似乎一时拦截《零八宪章》的扩散，最终却造出了一个比《零八宪章》更可怕、更有威慑性的对手：诺贝尔和平奖得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