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亚生

发邮件到 xiaomi2020@gmail.com 为你的朋友订阅墙外博客：《 译者 》。We Are Together. 使用GREADER到 这里 在墙内订阅《译者》： http://is.gd/e1Mwd （用https打开） 译者精华杂志版下载大全 参与译者的多种方式：http://zxc9.com/2z0001 原文： The Winners And Losers In Chinese Capitalism 译文：福布斯博客：中国式资本主义的赢家和输家 作者： Gady Epstein 发表时间：2010年8月31日 译者、校对：@xiaomi2020 国有企业中石油是赢家之一。 在全球金融危机的时候，外国人谈论中国复苏的经济最经常重复的话是这样的，“也许北京找到了什么我们不知道的秘方呢！”这种说法隐含的意思就是由国家领导的威权化资本主义也不是那么坏嘛。 好吧，我同意国家资本主义对赢家——中国的国有企业来说当然不那么坏，但是对输家来说呢？我现在脑海里浮现的是一群你可能不会特别同情的人，中国富有的（或 曾经富有的）私人企业家。这些年来，我见过农民石油大亨、煤老板、私人航空公司总裁和房地产开发商，他们都是对国家资本主义的缺陷感到后悔的人。他们的故 事大异其趣，但结局都一样：能赚钱的资产最后都落到了政府的手上，私人的风险承担者是输家。 《纽约时报》昨天也谈到了这一话题，参看 原文 / 译文 ，两位《福布斯》的“中国追踪”栏目的贡献者也发表了意见。（看 这里 和 这里 ） 无论所谓的中国模式是否值得嘉许，对国有企业的一面倒已经深入到中国内部的方方面面，在过去的18个月里，在经济主要是依靠国家引导的投资和贷款来恢复元 气和重新繁荣的时候，这一点比过去更为紧急了。在中文里，这一现象被称为“国进民退”，而这一词组在企业家们的眼里，正在成为一幕幕只输不赢的财富传奇的收尾专用词。 在2004年，当我作为《巴尔第摩太阳报》的记者，接触到中国的私人资本家的时候，他们的阵痛让我感到惊奇。私人的油田就这样被中国西北部的陕西省政府收回国有（详见 这里 ），过去一直在贫困的、不发达的地区讨生活的上万名的农民，把他们全家的积蓄都投入了几千口油井中，这是政府允许私人钻探的少有的例外。 当 不同层级的政府机构为私人油田争论不休的时候，这变得复杂了——北京命令地方官员将油井重新国有化，以配合国家的最大的石油供应商中石油。但这么做产生了一个确定无疑的结果：农民们不能再保有这些使油田。在2004年，新华社的官方消息这样说：“之前石油只能让一小部分人变得富有，现在，石油可以给所有的 人带来财富。” 利润可以从“一小部分人”手中（私营企业家）转移到“所有人”手中（国家），实现这一点的方法不胜枚举。互联网可能是 私营企业最繁荣 的 重大例外领域了，但即使是在互联网行业，象腾讯这样的企业也很难从大型国有无线运营商，如中移动和中国联通那里分得一杯羹。这两家企业有的是捞取丰厚利润 的寡头垄断权力。当煤老板们从世界上最致命的行列中变得富有但恶名远扬的时候，政府以表面上的安全名义强制性地关闭私营煤矿，把它们合并到国有大型企业中 （详见 这里 ）。 当企业家们为私人航空公司的起步而豪赌千金的时候，这本来就是一场艰难的开局了，他们不得不在所有可能的地方与国有经济的受益者竞争，比如为了飞机而融资的 时候，为了航班和航线，为了给飞机加油，为了雇用飞行员等等方面。春秋航空公司的创始人和CEO王正华去年告诉我，2008年，他不得不向国有航空公司支 付了1亿人民币（将近$150万美元），只为了雇佣30名飞行员。“我们为某些飞行员支付的成本是400万。这就好像把400万打了水漂。”他说，“国有 企业不喜欢我们挖角他们的飞行员。我们不希望与国有企业把关系搞僵。”（见 此篇 ） 事实上，私营企业家最好的方法是呆在由国有企业占主导的行业里，不要做大，这样的行业有许多。“我们的原则是不给国有企业找麻烦，他们也就不把我们当作竞争对手，”均瑶航空公司的总裁王均金这样告诉。“不要做他们不喜欢的事。不要让他们认为你想把他们挤出市场。你不能踩着别人往上爬。”这和你能在商学院学到的资本主义信条不大一样吧。 在以上情况中，在没有融资的情况下要扩张都是很艰难的，中国的国家资本主义在借 款给私营企业的方面做得非常糟糕。在金融危机的时候这一点变得尤其明显：当国有银行在全球登上了头版头条，各种报导都着眼于他们大手笔借款给国有企业的时候，成千上万的私营企业正面临着破产、绝望到要求助于高息放贷的地下钱庄（更多可以查看 这里 ）。中国银行的董事长肖钢上周解释了这个扭曲但由理性驱动的银行放贷体系的运作。他在《天量放贷不要怪政府》（ 原文 / 译文 ）一文中说： 中国的银行在扩大贷款构成的时候，当然会考虑到规避风险的问题，重点就会集中在向大型国有企业放贷。这些国有企业通常在它们的领域内占有垄断地位，在行业内处在优势位置，并且能获得半官方的信用评级。 换言之，银行们认为大型的国有企业不会破产，让贷款有去无回。这并不是说他们大到了不可能失败的程度。而是它们已经与政府融为一体，因此不可能失败。这就是为什么又一家在挣扎的私营航空公司，OKay航空的总裁告诉我说，“国有企业这样嘲笑我们‘是啊，我们是政府的公司，当然政府会帮我们。’” 我说这些不是为了控诉中国的金融体系，或是任何模式—我们都知道美国的金融体系也正在努力克服自身的问题。北京的政策制定者已经严重依赖于他们的的体系，在全球经济放缓的时候为国内经济增加动力，到目前为止这一方法还是奏效的。 但是我心中的疑惑也和另外一些人，包括黄亚生提出的问题一致，要理解中国的混合经济，你需要读的一本书就是《 有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 》（ 中文摘要 ），黄是这本书的作者。这个问题就是，如果政府为帮助私营企业成功而不是失败做得更多的话，中国的经济会不会更好呢？ 相关阅读： 纽约时报深度报道：中国经济“国进民退”的背后 政策评论：为什么中国成功了而俄罗斯失败了？ 来源说明：本文原文来自文中标明的出版公司，译文1.0版本来源译者团队。 收录说明：本文已经收录到“译者文集”中，同时进入“ 最新消息”、“ 译者频道—时事评论”、 “ 译者频道—中国经济”、 “福布斯”、“译者@xiaomi2020”索引。 本文版权属于原出版公司及作者所有。©译者遵守 CC协议2.5 您可以自由复制、发行、展览、表演、放映、广播或通过信息网络传播，创作演绎本作品。惟须遵守下列条件：署名，非商业性使用，相同方式共享。

为什么神州处处都唱空城计？   童大焕       继内蒙古鄂尔多斯市花5年时间、耗资50多亿元打造了一座面积达32平方公里却几乎无人居住的康巴什“鬼城”、昆明呈贡新城也几成空城、内蒙古清水河县十年建设留下“烂尾城”之后。中央电视台经济半小时最近用多期节目报道了北京、天津市场演出的“空城计”。     红磡领世郡，是天津赫赫有名的明星楼盘，小区占地5000亩，居住人口可以达到6万到7万之间，住房套数在两万套左右。在距离天津市中心30公里的东丽湖边，一个占地4095亩的区域就是天津东丽湖万科城，是万科开发的最大一个项目。规划3万户，十五万人，独栋别墅、联排别墅、洋房、小高层，各种业态一应俱全。     这些项目一手房都已经基本卖光，而且已经入住，但是真实入住率低得惊人。然而，比起被誉为“亚洲最大别墅区”的京津新城，上述项目只能是小巫见大巫。该项目位于京津腹地，南距天津50公里，车程50分钟，西北距北京120公里，车程一个小时，东距唐山105公里，总规划面积25000亩，相当于33个天安门广场，5个颐和园，按照规划，这里将有8000座别墅，可供50万人生活、居住、娱乐，是亚洲最大的一个别墅区。五星级酒店、27洞高尔夫球场、马术俱乐部、商业区、温泉度假村在这里一应俱全。     5年的时光，合生创展集团在天津宝坻这片远离尘嚣的土地上营建起1000座高端别墅，而这尚不及京津新城总体规划开发量1/10。而入住率更是只有10%，空置率高达90%，俨然一座空城。     北京周边的情况彼此彼此，大兴、燕郊、昌平这些远郊区，大规模开发的小区，入住率不到三分之一的并不鲜见。如大兴龙熙顺景、永定河孔雀城；燕郊上上城、纳丹堡；昌平高教新城，等等。     空置房大多结集在一些开发区、新区，整个区域不具备居住的硬件条件，就业、商业、文化娱乐、交通、医疗、学校等不配套，也是入住率低的重要原因。但这些项目，多数卖得不错，既有政府的推动，又有开发商买账，最后还有购房者买单，这就耐人寻味了。     本该由需求驱动的城市化进程，却日渐本末倒置成了投资拉动的造城运动；城市化本该只是为经济发展创造配套服务的必要条件，却成了没有长远经济支撑的“睡城”、“卧城”、“鬼城”。     一个个空城已经出现，但是造城者的热情却并没有减退，其中不乏大品牌开发商的强力介入。还是在天津，一个叫“星耀五洲”的项目计划占地4100亩，在7000亩水面周边建设约300万平方米的建筑，计划将五大地块，设计为功能多样、个性鲜明的五大洲板块，并分别以亚洲、欧洲、北美洲、南极洲、大洋洲、非洲、南极洲各自的建筑特色、地域文化、景观名胜及风土人情来定位和设计；     在天津蓟县，恒大金碧天下、锦绣香江等一个个超级大盘也在紧锣密鼓地施工；     天津中新生态城，刚刚进入启动期，不少外资地产商如韩国的三星、马来西亚房地产巨头——双威城、台湾最大房地产商——远雄房地产、以及国内一些一线的开发商已经争先恐后在这里抢滩，而这些项目动辄就占地几十公顷。     当然，央视调查的项目主要是远郊别墅，有一定局限性。别墅是特殊商品房，买别墅的人通常都有多套住房，不经常住也正常。     但我们仍需正视导致大量郊区商品房空置的根本原因：我们在城市化的战略指导思想上出了问题，对有强烈自发需求的大城市化过于谨慎甚至害怕，导致各地纷纷出现“反城市化的城市化”——最该城市化的大城市及其周边土地供应不足（其中也有政府土地储备制度的原因）；不该城市化或者说市场本身没有城市化需求的偏远地区却搞城市化大跃进，土地和房屋大量供应。导致很多本该大量供地的大城市供地不足，开发商、投资者和自住型住房需求人都“吃不饱”，被迫向大城市的远郊区或二三线城市“战略转移”，从而造成巨大的空置与浪费。     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斯隆商学院黄亚生教授的研究表明，根据中国城市统计年鉴所提供的数据可以看出，从1996年到2007年，也即在中国的城市化突飞猛进的时期，中型城市的人口密度实际是在降低的（至少是户籍人口）。这也证实了我的一个基本判断：在中国城市化进程中，伴随着一线大城市、大城市群、大城市圈的迅速崛起，我们的一些中小城市则是要不断衰落的。     可以想像，在各方政府拔苗助长式的城市化大跃进中，我们正在为未来孕育极大的风险，这个风险将表现为土地和房屋资源的极大浪费。并不是所有的城市都能在这场千年未有的城市化运动中存活下来，如果违逆市场和自然社会的发展规律，你追逐得越快、越热烈，可能死得越惨、越难看！——透支了大量地方财政和百姓未来的收入，摧毁了城市原有的文化和精神谱系，打乱了百姓世世代代传承有序的正常生活，建起的却是一堆堆毫无生机和活力、而且注定要在城市化优胜劣汰中被淘汰、被风化的钢筋水泥丛林！ （作者为信孚研究院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