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应台

　　龙应台小档案 　　1952年出生于台湾高雄县，祖籍湖南衡山。1974年毕业于成功大学外文系，之后赴美深造，获得美国堪萨斯州立大学英美文学博士。曾在台湾中央大学、淡江大学、美国纽约市立大学、梅西学院以及德国海德堡大学任教。1985年出版《野火集》，红遍全球华人社会。其后相继有《人在欧洲》、《美丽的权利》、《看世纪末向你走来》、《我的不安》、《百年思索》等多部作品问世。1999年出任台北市文化局局长，2003年辞职。2012年2月15日，正式就任台湾“文建委”主委，而5月20日后，该委将改为“文化部”，因此她也是台湾首任文化部长。 　　海峡两岸驰名的作家龙应台最近从香港回到台湾，正式接掌“行政院”文化建设委员会（文建会）主任委员，引起海峡两岸三地高度关注。文建会即将于今年5月改制成为权力更大、资源较多的“文化部”，龙应台也将顺理成章地成为台湾首任文化部长。 　　这不是龙应台第一次当官。此前是在1999年底，当时在台北市长马英九力邀之下，从德国回到台湾筹办并出任台北市文化局长。龙应台当了三年多局长之后，2003年初未再续任，又恢复她的学者和作家身份。 　　相隔十三年两度为官，同样都主管文化事务，也同样是呼应马英九的召唤，只是这次她的官衔从“局长”变成了“部长”。没有人知道龙应台这次会当多久，何时会恢复她的作家身份，若随马英九同进退的话，未来任期还有四年。 　　28年前，在《野火集》序言里龙应台说：“写了《野火集》的代价大概是：这一辈子不会有人请我‘学而优则仕’出来做官了。”有趣的是，历史不理会她的预言，事实上不仅有人请她出来做官，而且不是一次，是两次，官越做越大。 　　二度为官 　　1986年底，蒋经国宣布“解严”的前一年，龙应台放的那把野火，烧进了台湾的大学校园。二十多年来，龙应台当年手上的火把仍然依稀在握，而且不时吐出新的火舌，每隔一段时间在新加坡，中国大陆、香港和台湾等地引起各方瞩目。 　　新官上任后的龙应台会放哪三把火还有得瞧，而且她显然不会只放三把火而已。 　　作家龙应台可以挥动如椽大笔，放言批判，点出问题而不必负责解决问题。身份从作家转换成官员后，龙应台曾告诉媒体记者，当官后她才发现“大立实在要比大破难上百倍”，建设比破坏困难，批评比做事容易。 　　自视甚高、颇有傲气的龙应台，自认“杂文写得比鲁迅好”，曾说过自己是“现代的身体住着‘五四’的灵魂”。十三年前首度为官之时，直率耿介的文人风格一时难以适应官场生活。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她曾在接受议员质询时，一时按捺不住脾气，公开在议场以“抗议”二字回呛议员，引来朝野两党议员炮轰。 　　局长龙应台很拼命，一天花十五小时处理政务，刚开始当官时她经常失眠,工作压力大到食欲不振，没时间运动使她自嘲变成“肥胖的女人”，也一点一滴失去了她最珍惜的发声批判时政的权利，有时忙里偷闲逛逛市集、享受自由自在之后，必须返回官署办公的龙应台也曾无奈地说：又要回去坐牢了。 　　在台湾《商业周刊》一篇名为《龙应台官场挣扎一千天》的报道中，龙应台这样回顾为官三年：“我当年完全不知道，这艰难的程度超过想象！”上任第一个月，因为议员陈淑华质疑她不是台湾人，她高举右手大喊“我抗议”的惊人之举，大大撼动台湾政坛。外界不了解的是，龙应台磨合了三年，怎么还是学不会政坛上那套打躬作揖的规则。“如果是作家龙应台，早就拂袖而去了！”说到激动处，龙应台手握拳头。她学着压抑自己，但这些挫折还是一度波及到“老板”马英九，上任两三个月不到，马应九就会在半夜接到龙应台的求救电话。 　　这次接任“文化部长”新职，当官似乎对龙应台仍是艰难的决定，她在公开声明中表示：咬牙下决定之后，已严重失眠，每天心情沉重，好像戴着头盔要去当兵，或者是高空跳水。 　　2月15日在就任新职的记者会上，龙应台忆起前次为官期间不时与台北市议会针锋相对的情景，说自己此番已有深刻反省：10年前做不好的是自己态度要调整，希望这次可以做到。 　　对于龙应台二度为官、出任“文化部长”，台湾文化界包括云门舞集创办人林怀民等重量级人士普遍都抱持正面看法，但也对她寄予深切期许。“文化元年基金会”筹备处成员之一的文化评论者张铁志指出，龙应台当文化部长是件好事，任命龙应台这么一位较高规格的人来掌管文化部，凸显马英九想要在文化政策上有所作为。但是，“文化元年基金会”筹备处作为一个关注文化政策的公民团体，也会持续检验龙的施政表现。 　　台湾本土文学前辈黄春明则期待，龙应台应多关注基层文化，照顾庶民文化品位，“不要只重视知识分子的声音。” 文化评论者胡永芬和郭力昕表示，希望龙应台不要只有文化论述，而期许她在经济挂帅的执政团队中保持文化的创造性思考，关注包括完善公共广电媒体的文化政策，使文化部在政府部会中不再是弱势部门，摆脱文化过去聊备一格的政治花瓶角色，拒绝被当做服务政治的工具。 　　作家陈文芬对于龙应台此番重出非常感慨，“这份期待非常复杂，四年过去，人事全非。龙仍然是龙，马却已非马。”她提到，“当年议会议员想博版面上报，骂哭龙应台，那是四十八岁的龙应台。六十岁的龙应台要有英国铁娘子撒切尔夫人的精神，气贯丹田，声震议场……我盼望她有面对马英九团队的能力与勇气，最大的敌人是执政团队胜选而对体制的怠惰，对正义的口是心非。” 　　知识分子的傲慢 　　擅长社会批判、拆解威权，同时不信任政府的龙应台，上次担任台北市文化局长表现如何？ 　　严格说，一开始是格格不入，适应不良。她说在三年任内随时把辞呈带在身上，放在衣服口袋里。她也对“台北市政府文化局”的衙门名称反感，坚持把“政府”二字拿掉，挂上“台北市文化局”的牌子。 　　头一两年她也做错了不少事，或至少必须为这些错误负起一定责任。其中最令人遗憾的是台北二二八纪念馆续约风波、台北美术馆馆长林曼丽的解职风波、亚太文化之都活动遭谢长廷等五位县市长联合抵制事件、客家民谣歌手陈永淘抗议文化局等事件。固然这些争议至今仍各说各话，或存在着误解或缺乏互信等因素，但龙应台当时的表现也有理亏失当之处，很难不让涉及争议的对方感到她的跋扈、傲慢，以及缺乏足够的自省。 　　在2007年发表的《孟子与小科员》中，龙应台也对自己“知识分子的傲慢”有过反思。台湾元智大学艺术与设计系主任阮庆岳称，“（龙）此番重新上阵，信仰的底蕴大约未变，对权力的诱惑也应傲骨犹在，真正的挑战还是落在她沟通的技巧与能力。这沟通对外是‘立法院’的质询（譬如文化定位、资源分配），以及对内的内阁团队间异议的磨合（施政的优先次序、预算的争取）。” 　　龙应台对马英九特别优待，甚至独厚马英九。这种情况，不只当官时如此，卸任后的龙应台对马英九也只有感谢，从不曾公开批评过马英九。她不只一次在公开场合表达对马英九的感谢和称赞：“感谢一个具有文化视野、宽容大度的市长，我才能放手挥洒。” 　　知识分子应该坚持直面权力、说真话，但连龙应台在当官后也不得不改变，例如虽然她对马英九施行废公娼、取缔摇头吧的政策作为颇不认同，但为了“顾全大局”，身为下属的她曾说这种事只能“关起门来表达自己的意见”。外界不清楚的是，在那道关起来的门后面，龙应台有没有表达自己的异议？马英九如何回应？意见未被接受时，她“生气”了吗？据理力争了吗？还是就这么算了？ 　　龙应台恪守的这种官场伦理，确实是一般官员的为官之道，龙应台侧身其中也比照办理，是有其不得不然，但对于官员龙应台抱着更高期待的人难免感到失落：连龙应台这样是非分明的知识分子，当了官之后也得把知识分子该讲的话吞进嘴里，也得对提拔自己的长官表现出“愿为小相”的忠诚和谨慎。这或许不能苛责龙应台，历来爱放炮的官员都没有好下场；既来之，则安之，犯不着为了理念差异而铆上长官，更何况是公开让马英九难堪？ 　　回到1999年马英九飞去欧洲、夜访龙应台德国居所请龙当官时，龙马两人之间曾有的一段对话（龙应台的《百年思索》记载如下）： 　　龙问：“你把她找来，是因为她有独立的精神。如果她一进入官僚体系就失去这份精神，也就抵消了你找她来的意义，你同意吗？” 　　马答：“如果她失去了独立的精神，那么她输了，我也输了。” 　　马英九在跨洋“三顾茅庐”龙应台的同时，除了承诺会尊重龙应台作为知识分子的独立精神，也特别强调是林怀民的推荐；龙应台踌躇再三，最后终于回台从政。但外界也有人担心：从文化人变成政治人，她的转身，会不会变成从属于政治、为政治利益服务，而失去知识分子独立精神；那样的话，转身等于是弯身，失去知识分子的独立，被政治这个肮脏的酱缸所渍污？ 　　减法美学 　　二十多年前，龙应台曾在《野火集》里说，“台北是我所见最缺乏气质、最丑陋、最杂乱的都市”（《生气，没有用吗？》），那个“肮脏、丑陋、道德败坏的台湾”（《生了梅毒的母亲》），她也曾在另一篇文章中发出这样的喟叹和呼吁：“台北实在够糟了！给我们一片青翠的草地，给我们一点新鲜的空气，给我们一个清静的小区，给我们的孩子一个干净的厕所、一个宽广的公园、一座儿童图书馆，但是不要，不要给我们一个会遮住阳光的大铜像”。（《不要遮住我的阳光》） 　　当了台北市文化局长后，她不能像过去只作批评，而是有责任让这个城市变美，变得更有文化。她怎么做？ 　　一般官员喜欢用“加法”，龙应台用“减法”。她不热衷盖新房、拆老房，更重视“隐性”的文化建设。她不迷信砸大钱，更信细水长流。她逐渐收敛脾气，不断开拓创新的视野。 　　三年文化局长任内，龙应台用她的努力与胆识，将台北带进新的文化境界。局长龙应台带来了新的文化观念，包括提倡“台北学”，重视台北最宝贵的城市特质，也就是“人文的厚度”、提倡文化平等权，推动艺术人文向下扎根，她看重历史记忆，重新再造了许多被弃置或未被善用的文化资产。 　　局长龙应台敢为天下先，推动“亚太文化之都”，为台北在亚太文化地图重新找到自己的位置，也为台北的文化地景开创了许多“第一”，包括第一个国际艺术村、第一个驻市艺术家高行健、第一个华人世界的国际诗歌节、第一个古迹专业演艺厅（中山堂）、第一个专业艺术电影院（台北之家）、提倡修复并开放许多名人故居（包括钱穆、林语堂等人的故居）、第一个公私合营模式的美术馆（台北当代艺术馆）、制定第一个“树木保护自治条例”。 　　她没有盖很多新的政绩工程，而是努力拯救老巷弄，以及曾经是名人故居的老房子，也救了许多老树，让台北留下更多历史记忆。 　　私底下，龙应台是个怎样的人？有位曾经近身观察龙应台，并在1990年代造访龙应台德国家中的朋友告诉我，龙应台像个新闻记者一样，对德国环境保护事务充满关心与好奇心，喜欢发问。当时，龙的两个孩子安安和飞飞还小，但说起中文字正腔圆，因为龙应台坚持和孩子说中文。朋友这样描述他所知道的龙应台：写文章很快，一气呵成，听她讲话，则是另一种气候，话不急，也不算多，会仔细听别人说话。 　　在这位朋友看来，龙第一次当官的经验应该是不愉快的，“但她似乎就有她平衡的方法。而且她和文化界的朋友关系, 比历任文化事务主管官员都更为真切深刻。” 　　或许可以这么说，虽然当官，她的人味还是比官味重得多，人的血性压倒官的僚气。“另一点很难得的是，”朋友告诉我，嫁给德国人并旅居欧美地区多年的龙应台，“至今只拿一本台湾的护照，没有变成美国人，也没有变成德国人。” 　　“部长”的考验 　　龙应台毕竟是文人，文化政策理念清晰，具有足够的高度与宏大的格局。 　　2004年3月，局长龙应台在恢复作家龙应台身份之后，在《中国时报》发表了长文《文化政策，是什么？》，系统论述了她所认识的文化政策，“文化不仅只是唱歌跳舞，文化发生的场所不仅只是音乐厅美术馆，文化政策也不仅只是大厅大堂的形象工程。文化是民生，是政治，是经济，是教育，是外交，是国防……” 　　2008年5月初，正值马英九当选“总统”、尚未就任之际，龙应台在《中国时报》发表另一篇长文《文化，是什么？》。文中提及她在担任台北市文化局长时，如何在半夜三点市议会审查预算之际，被要求回答议员突如其来的“什么叫做文化”的质询，龙应台答道：“文化其实体现在一个人如何对待他人、对待自己，如何对待自己所处的自然环境。品位、道德、智慧，是文化积累的总和。” 　　龙应台在文中指出，文化的核心是自由，而自由需要文化政策的制度保障才能长久，属于公民的文化平台得以建立，是看不见的工程，是“立国”的依据，更是支撑民主前行的力量；这个道理，龙应台说：“很少人认识到，文化政策和民主政治之间有一种扶持关系，像水载着船。文化的水越有活力，民主的船越能顺行。” 　　这些关于文化政策的理念思维，相当程度能够解释十年前的局长龙应台做的事，或许也可以用来预测或检验刚刚上任“部长”的龙应台今后做的事。 　　“文建会”2011年“建国百年国庆”大型歌舞剧《梦想家》两晚花费2.15亿多元，引发艺文界强烈反弹。节目主持人陈文茜在《新闻面对面》节目中指称“梦想家预算是马英九和吴敦义决定，盛治仁（文建会前主委）是代罪羔羊”。也正因此事，龙应台从确定接下“文建会”主委一职后，就备受文化界人士期待。 　　从局长龙应台到“部长”龙应台，中间相隔了将近十年。二度为官的龙应台，与前一次当官会有什么不同，令人拭目以待。她要面对的是比市议员质询火力更强的立法委员，在蜜月期过后媒体也会开始使用放大镜检视她的言行举止和施政表现。 　　其次，她的层级变高，衙门变大，从编制150人（最初只有80人）的台北市文化局，这次换到编制达282人的文化部。可支配资源变多的同时，责任也变得更大了，因为她这次要照顾的不只是文化资源原本就很丰富的“首善之都”台北，而且有许多文化资源相对贫瘠的台湾中南部穷乡僻壤、农渔小村。 　　不过，龙应台对这些地方并不陌生，她本来就是生在台湾中南部乡下也长在乡下的孩子：她出生于高雄县大寮乡，住过高雄县茄定乡和苗栗县苑里乡，在台南市念完高中和大学。在这次就任时的谈话里，她表达了对城乡文化资源分配贫富悬殊问题的高度重视。 　　文化政策的要旨，不在规训、指导人民如何变得更有“文化”，而在于让人都拥有创作和欣赏的自由。二十七年前出版《野火集》时，收录了龙应台写的一篇当时报纸自我审查后不敢刊登的文章，映衬并描述了她所期待与反对的文化氛围与土壤： 　　“在一个自由的环境中，每一个人都能竭尽所能地去发展他的才智……而台湾的艺术家则在层层束缚中创作，像一群困在窄池里的青蛙。有太多太多的书禁读，太多太多的题材作家不敢写、歌手不敢唱、画家不敢画；写了成禁书，唱了成禁歌，画了成禁画。于是每个人都小心翼翼地，在一个许可的小范围里发挥有限的想象。”（《奥韦尔的台湾？》） 　　“文化不是一块石头投入水杯，而是一块方糖溶于整杯水，”龙应台引用法国首任文化部长马乐侯(André Malraux)的话说，“法国不是一个文化部，而是四十四个文化部。”当文化部推动的文化政策渗入整个政府，成为所有其他部会共同投入资源协力推动的工作，就是方糖渗入整杯水的调和作用。 　　她说得很对。 　　但龙应台应该也知道，1959年就任文化部长的马乐侯，直到卸任之后仍无法让文化政策免于长期激烈的意识形态之争。长期陷入统/独、南/北、本土/文化、菁英品位/庶民品位、公共服务/商业营利之争的台湾，以及越来越明显可见的财团对文化创意产业的另有所图，文化霸权力量为文化资源的掠夺与垄断，如何确保“梦想家事件”不重演，摆脱竞放华而不实、高空烟火式的文化政绩工程，都是龙应台即将要面对的天人交战。 　　相信她对这些早有自觉，2005年在为《野火集》出版二十周年写的序文里，龙应台已经写道：“知识分子、新闻记者、进步的大学生，在威权时代，对政府的垄断和操纵曾经前仆后继地批判、反抗，在今天，知识分子和记者却成为政治人物的事业合伙人，进步大学生成为竞选团队。” 　　她也清楚知道，恶性商业竞争的新闻媒体也正在啃噬文化：“我是否知道，新闻学的种种崇高理想可能变成一种令人难堪的讽刺，摆脱了威权之后，电视变为虚假和童呆式的愚蠢统治？” 　　文化就是政治，文化无法与政治绝缘。关键在于，民间也正这样高度期待着，“部长”龙应台能兼容并蓄，这次不只应放下身段，也应为所当为，同时扮演好文化人与政治人的双重角色，让政府的力量为文化打工，让政治为文化服务。 　　局长龙应台的功过是非 　　主要政绩 　　为台北市开窗和加强国际交流。打造“亚太文化之都”，短短两年，大概有四百多个城市的市长跟文化局长到过台北，还有源源不断的艺术家进驻。 　　善用“减法”，没有盖很多新的政绩工程，而是努力拯救老巷弄，以及曾经是名人故居的老房子，也救了许多老树，让台北留下更多历史记忆。 　　提出“文化就在巷子里”的口号，把平常认为是高级精致艺术的东西，带到广场、公园、庙前，让艺术进入底层的住民生活圈里。 　　为台北市掀起一场“全民绿色革命”，促使市议会审议通过“台北市树木保护自治条例”，规定凡是树胸直径零点八公尺以上、树高十五公尺以上都是市政府保护的树木。 　　运用个人关系的“明星效应”为台北市的文化建设，争取了超过三亿元新台币的企业捐助。马英九赞许：“她不只会烧一把野火，还能鼓起一阵旋风。” 　　争议事件 　　台北二二八纪念馆续约风波 　　台北文化局成立后，台北市政府从台湾和平基金会手中收回对二二八纪念馆的经营权。前馆长叶博文认为，政府因为想要找一个比较好控制的单位来经营纪念馆，才会收回经营权。续约风波炒得很热闹，龙应台与叶博文之间，也一来一往针锋相对，外界指斥龙“强力干预”续约。 　　台北美术馆馆长林曼丽解职风波 　　陈水扁的贴身女艺术顾问林曼丽，1996年11月起担任台北美术馆馆长。龙应台上任台北文化局长后，两人的矛盾逐渐公开化。2000年7月，在没有主管机关举办交接仪式的情况下，林曼丽黯然辞职。这场被称为“两个女人的战争”，被解读为背后是“政党轮替”后两个男人（陈水扁和马英九）的战争。 　　客家民谣歌手抗议文化局 　　陈永淘是台湾知名客家民谣诗人，因为对台北彻底失望回到自己的家乡新竹北浦走唱，在台北市文化局的邀请下，2000年再度来到台北参加艺术节表演。没想到因为执行的台湾有线电视TVBS台担心冷场，在他不知情下加入“清凉秀” (半裸体演出)，陈觉得这样的安排有如文化强暴，要求台北文化局和TVBS台公开道歉。 　　亚太文化之都活动遭抵制 　　以全台各县市大串联为号召的首届“亚太文化之都”活动，遭到多数民进党执政县市的抵制。外界有声音称该活动已沦为党派角力的议题，高雄市长谢长廷公开质疑台北市强势主导，认为“民进党都执政了，我们为什么要向台北市申请补助？”，龙应台则呼吁不要泛政治化。 　　公开赞成设立色情文化专区 　　媒体报道，龙应台造访公娼馆时，对外表示支持设立色情文化专区，并指万华、大同就是最好地点。此言遭民进党市议员王世坚、颜圣冠抗议，要求龙应台向大同、万华地区居民道歉。龙表示，她未说过文化局要在大同、万华两区设立色情专区，而是说在做好所有配套措施下，赞成台北可以有色情专区。至于议员认为她“不当发言”，她表示，不管是公娼或娼妓都是任何文化发展史的一部分，无须以此为耻。

民主是发表任何意见不怕有人秋后算账，是权利被侵犯时理直气壮地讨回，是不必效忠任何党不必讨好任何人，是打开电视不必忍受主播道德凛然地说谎，是不必为保护孩子而训练他从小习惯谎言，是享受各种自由而自由不会突然被拿走，是每天呼吸的空气、举手投足的修养，个人回转的空间。

作者： 香港獨立媒體  |  评论(0)  | 标签: 香港 , 双非孕妇 , 自由行 , 人口政策 , 法律 , 基本法 , 本土主义 , 吴霭仪 , 范国威 , 陈允中 , 黄俊邦 文：黄俊邦 双非孕妇来港产子的议题，不过一星期多前尚且热哄哄。然特区政府及特首候选人连串贪腐丑闻，倒是把香港市民也团结在一起。然而，双非的讨论仍是要继续，本网与土地正义联盟于2月25日合办「修法可行吗？」论坛，邀得倡议修改基本法的新民主同盟成员范国威，以及公民党立法会议员吴霭仪。如何回应建制派「释法」攻势，范国威提出另一道强而有力的工具——「修法」，去回应释法及导引市民的情绪。吴霭仪分析社会形势，特区政府太无能、管治失控，市民只能自救。排外与愤怒，就是市民出于无力感的直接反应。吴表示香港未来在于「本土主义」，港人起来掌握自己的命运，重新把焦点对准特区政府。 双非婴儿，自由行政策后果 善忘是香港人的本性，双非问题其实要放进较长时间的中港关系才能了解，吴霭仪提醒了我们这一点。 香港是一个移民的社会，殖民地成立直至中共建国，中港两地的人是可以自由往来，直至五十年代才出现分隔中港的政策，即便如此，港府也采取抵垒政策，让抵达市区的内地人取得身份证，这政策直至七十年代末才取消。这确像是老生常谈，也不足以证明从前是移民社会，现在也必须要是移民的社会。 但吴霭仪提醒了我们，在这个背景下订立的法律及政府政策，便是深受这个背景影响。从两地封关开始，出入境设有严格的关卡，互为分隔。而八十年代到内地娶妻生子的一群，其子女就受到影响，很难来港。当时两地政府便就两地的出入境限制协商，结果出现「配额」这种东西。 在这个背景下订立的《中英联合声明》，成为日后《基本法》的依据。《基本法》第24条当中有六项细条文界定何为香港人。头三项是任何政策也无法控制，属于界定性性质的法律条文。例如马英九在香港出生便有香港居留权。龙应台居港满七年，最近回台湾做官，也没办法放弃香港居留权。因为条文只具「界定性」，却没有列明放弃居港权的办法。她指居留权的意思是指出入境不受限制。但是《基本法》第22条，却规定中国其他地区的人出入香港需要得到内地批准，因此控制权是掌握在内地。《基本法》如此写法，背景便是因为七十年代末至八十年代初封关及「配额」的社会背景。 直至 2001 年庄丰源案判决，入境处就法院的裁决修改法例，现在便有很多人问，为何当时当局认为没有问题？吴霭仪指出，这是因为直至 2001 年，内地人要来香港仍然十分困难。但自从 2003 年七一后开放自由行，至去年全年共有一千四百万内地人来港，仅有四万双非孕妇数量算少。 吴霭仪认为，社会目前处于失控局面，近乎无政府状态，政府对社会问题视而不见。阻截双非孕妇，本就有很多有效的方法。如今很多人感到生存的条件受到威胁，所以用尽一切方法，发出最大的声音自救。自己在立法会面对政府官员，感觉是说了也没用，管治是完全失控。吴霭仪认为香港人未必真的那么害怕双非，但如果不这样发声，政府是不会理会。吴更表示，在某程度上也同情踩公民党的人，因为没有人可以为你发声。政府没有维护核心价值，例如任何人都有权循司法途径争取自己应有的权益。 修改基本法，导引市民情绪 新民主同盟是第一个政团提议修改《基本法》解决问题，范国威在论坛中，很清楚地解释新同盟「导引市民情绪」的想法。 范国威先解释为何要提出修法，他指政府的行政措施有限制，一日《基本法》第24条不作修改都很难解决问题。曾又有人提议要求在本地出生的子女在港居住一段时间才可获得居留权，但新民主同盟认为未能根本解决问题。即时或者中期行政措施确实可以在短期内有效应付，但长远需要修法。 范指出了另一个很重要的历史因素，在九十年代草拟《基本法》的时刻，香港面对人才外流及移民的问题，因此第24条条文成了现在的样子，以吸引海外的香港移民回流香港。他认为法律应与时并进，因应社会发展而改变，宪制性的文件不应该是神主牌。十五年已是不短的日子，过去十五年已有四次引起极大争议的事件，是时候就《基本法》作修改。特区政府的管治意志很低，由自由行到现在已有十七万双非孕妇，最掌握这些资讯的一定是政府，继续期盼政府是不可行的，因为看不到政府有很强的意志去做。 范国威认为修法是正本清源的方法，面对民粹的方法。如果不根本解决，右翼民粹便会不断将这议题提出。范国威清楚提出「修法为抗衡释法，以导引民粹的情绪」的想法。范国威表示，自己过去一个月做了二十多次街头签名，横额是「修改基本法，阻截双非孕妇」。反应自然热烈，但大部份都是因为后一句而签名，他曾向市民解释「修改基本法」，但不少市民也不太明白。范国威认为必须在此加倍努力。 他又分析指，中央当然不希望修法，害怕泛民主派往后又会提出修改《基本法》第45条。然而，范国威表示修法并不是一个新的议题，1996 年前线成立时，有一个很重要的纲领便是全民制宪，只是专权政府令这种提法冷却、失去意义。范认为双非是一个很重要的契机，将全民制宪重上议程。 就如何修改的问题，范国威认为戴耀廷的提议可取，认为居留权的定义应是香港的自治范围之内，留待本地立法解决。宪制条文应该要较为原则性的，例如将目前第24条的六项细项抽起。范国威提到修法的两个原则，第一是不应有追溯性，第二是目前在港的外国公民出生的子女的居留权，应该与内地所生子女的居留权作平等对待。 本土主义下的人口政策 双非婴孩，本就不一定是问题，问题是我们的社会需要什么人口？或是以什么标准去决定是否接纳谁成为「香港人」？从公共政策的角度去谈，这叫做「人口政策」。 吴霭仪质疑只有优材才可以来香港的政策，也不同意内地配偶是「负资产」的标签。吴以「本土」及「道德」两个角度去支持中港家庭团聚，吴认为这些内地的子女的家人在香港居住，肯定会为香港贡献，而不像一些专材可能随时跑会到欧美等别的地方去。从前香港人并没有「ownership」的感觉，直到今日港人连北上也没有前途。惟有家在香港，对本土有归属感才是唯一的出路。吴强调人口政策不能只是功利主义，也应该有道德的考虑在内。例如在外佣居留权案上，吴表示其实只有很少外佣有机会申请到居港权。但社会却推到一个极端，便是任何外佣也不可以申请居港权，彻头彻尾是一项「阶级」的一刀切排拒政策。 吴霭仪认为不少中港交流也是有意思、有意义，但要有秩序控制。对于以自由行来港参加六四集会的内地人，认为他们很可爱。自己也很讨厌有钱大晒的人，但全世界的地方也有这些人，香港人也有很多这样的人。范国威则认为自由行应设上限，目前的「趋同」带来很多矛盾，自驾游、医疗、热钱流入、种票等等，这些全部本来感到难以想象的事情也正在发生中。 ——————— ※本文为2012年2月25日，由香港独立媒体网及土地正义联盟举办之论坛摘录。 主题：“本土”的公义问题系列论坛：修法可行吗？ 讲者：吴霭仪（立法会议员，政党：公民党） 　　　范国威（区议员，政党：新民主同盟） 主持：陈允中（香港浸会大学社会学系研究助理教授）

中国人似乎有时也太过心急。赶着脚步去追时间追业绩追世界记录，太过沉湎历史耿耿于怀于各种过去不公正的待遇而忘记理智，放弃心平气和的态度，更遑论和这个世界对话？ 出国之前，早已听闻国外华人的团结一致，一心向着祖国。来英国之后，才发觉现实远非如此简单。就我所在的英国大学中的中国学生的状况而言，中国学生就如同被空投在日耳曼语族聚居地的一群异类，他们自娱自乐的可能性很大，规规矩矩却不时遭到质疑。这种质疑并非来自歧视或是排挤，更多的是文化背景差异的自然的心理投射和行为反应。 一次上比较政治学的课，教授讲到不同意识形态下的政治体制问题，以英、美和中国三个国家为例。当提及马克思的共产主义思潮的时候，老师意味深长地说，这是一个终极理想，也是一个不可能的任务，可是有多少人多少地区，因为这样一个理想和任务付出巨大的代价，悲哀的是他们自己却不自知。老师的PPT上，是一张电影《楚门的世界》的海报。老师的意思已经明白无疑，共产主义作为一种意识形态而言是有学术研究价值的，而作为一个国家的政治体制的选择是需要质疑的。下课之后，一同上课的一位中国女生从位子上站起来，走过来同我讨论争辩。我能从她故作镇静的神态中体察到她的愤怒和无奈：中国的共产主义思想到底惹了谁？究竟为什么遭受这样的质疑和批评？ 这只是我在英国上课过程中无数的插曲中最微不足道的一个。中国学生无论在政治上还是学术上都有着极强的敏感度，时常让不问政治的那些外国学生感到措手不及。在另一门语言类的课程上，教授介绍中国的语言的时候误将台湾说成了独立于大陆之外的国家。台下的中国同学很不高兴，开始窃窃私语，只是没有人有勇气起立纠正这个“政治错误”。但是，毋庸置疑的是，几乎所有的中国学生在这些类似的问题上都极其容易激动和发怒。一个日本朋友说，我真的不知道和中国人在一起吃饭的时候要怎样聊天，因为你们太容易拍案而起，我很抱歉。这的确是我亲眼所见，一次party中，在场的一些人提到了中国和日本的关系问题以及日本对于中国所做的事情。年轻的日本女生很委屈地说，我真的对那些我们国家的人做出的事情表示抱歉，我也常常因为觉得自己受骗而感到无奈和愤怒，可是请你们不要这么对我，我起初是不知道的。 与此不同的是，在一堂政治学的讨论课中，坐在我旁边的一位英国女生在讨论英国政体问题的时候有板有眼地和tutor说，英国投票选举的体制究竟是不是适合英国？我们对于党派的选择是不是可以脱离父辈的影响而成为我个人的一次决定？那些潜藏在政治中的猫腻什么时候可以不再影响一个国家的民众对于政治问题的看法？同组的成员大部分都来自英国本土，有一小部分来自印度和美国。他们的坦诚和毫无芥蒂的讨论让我敬服和自愧不如。虽然我早已能够做到在有人提出对于中国的不正确疑义的时候尽力不靠动怒来压制讨论的进行，用心倾听并尽量恰到好处地回应，但是我还是无法做到在每一节课上面放松心情，以一个旁观者的视角去看待这些无益于中国的言论。尽管有的时候这些言论是事实，是我无法找到反驳论据的事实。我还是一次又一次抑制不住地企图绞尽脑汁地反驳，近而提出更加合乎中国国情和中国人心理特质的答案。 外国人质疑中国政府，质疑社会主义，质疑中国的民主、人权、自由言论的行为已经司空见惯。课堂里，也再没有一个中国人敢于在这些质疑提出的时候拍着桌子站起来说，你说的不对。在面对事实的时候，任何的辩解都是狡辩，都将成为笑柄；而在虚伪的掩盖面前，那些言论本身就成为攻击的武器，欲盖弥彰。 有一天下课的时候，一个美国同学叫住我问，为什么我说你们中国言论不自由的时候，Wang那么生气？可是他为什么不当面反驳我？ 如果让我来解释一个中国学生在这类问题上生气的原因，我会引用1988年拍摄的六集纪录片《河殇》中的片段。这部纪录片在六四之后被禁，而今可能已经解禁或是没有。在国外的中国文化媒介的课堂上，这部片子被当做经典案例来鉴赏和分析。其中的一集提到了中国人的自卑感和由自卑产生的愤怒和要强心理。它是这样说的，80年代初，几个年轻力壮的年轻人到黄河最凶险的河段漂流遇难，理由是他们不想让美国人夺走黄河的首漂权。这件事情轰动了美国社会，这位想要在黄河漂流的探险家十分不解：如果你们中国人想要在美国的密西西比河漂流，我是绝对不会反对的，为什么要搭上生命来抗拒？解说词说得很妙，“美国人是不会将一百多年前，英美的炮舰在我们的海域横行的历史联系起来的。而那些耻辱的往事，中国人，尤其是中国的年轻人，永远不会忘记。” 回国之后，很多从未出过国的长辈都会很关切地问起，你在国外有没有受到外国人的欺负？中国人在国外是不是扬眉吐气了？起初我对这些问题感到不可思议，因为印象里这样的歧视应该是离这个时代有些距离了。可是他们却意味深长地告诉我，六七十年代出国的那些人每天都要面对外国人的歧视。算起来，到现在也不过三四十年的时间。而那段灰暗的记忆，似乎已经离我很远了。那段捧着小学教科书，一群牙都没长齐的孩子高声朗读“中国人从此站起来了”时的气壮山河之势已经逐渐淡去。多年过去，中国的这一代人，也终于逐渐走出了一种受人欺负的阴影，自由自在地在国外的各种奢侈品商店流连驻足，很讨卖主的喜欢。只要是中国人，只要是略懂历史的中国人，都不会忘记读中国近现代史的悲伤和绝望。记得高中时的一位历史老师说，中国在那个时候是一块肥肉，也是一块虚弱的肥肉，前者吸引了无数帝国主义国家的入侵和掠夺，后者让它的防线变得不堪一击。这就是中国当时的悲剧所在。 是块肥肉，就忘记不了猛虎扑食时的虎视眈眈，也忘不掉被吞噬时无处求救的绝望。中国这块肥肉，虚胖了百年终于精瘦下来，挺立起来。只是那种内心的恐惧感依旧有增无减，那种危机意识还时不时在别人无意侵犯的时候显露无疑。中国人不是不生气，而是生气得太缺少头脑。不是不懂得包容，而是包容得有些懦弱。 我遇到过很多尴尬的事情。比如在一节中国当代诗歌流派的课的课间，我奔到讲台前，向那位说一口中式英文、长相很中国化的老师很激动地开口问，Are you Chinese? 结果老师回答的是，Nope, I am Taiwanese. 我当时愣在那里，不知如何作答。 我一个很好的香港朋友和我同上一门课，他却不会讲普通话，只能用英语相互交流。他始终不承认自己是中国人，无论在文化上还是在政治上，他都无法认同。可是我们还是很好的朋友。我庆幸这不是一个讲阶级斗争的时代。 让人惊讶的是，我所认识的外国人中，大部分不清楚台湾香港澳门的事情，也说不清到底西藏和新疆是不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可是他们并无任何政治上阴险的计谋，也不是故意挑拨离间。他们只是不知情。按照我们的古话，不知者不罪。就如同我们弄不清中东国家之间复杂的矛盾冲突和国界划分一样，当我面对一个意大利人或是法国人，我甚至无法加入到他们关于欧洲版图的讨论中的时候，我觉得我突然间理解和包容了一些事情。也许一个爱好世界和平的人分不清我们国家的事情，也许他们根本记不住我们省会的名称。我们的对话起点就是不同的，哪里还有继续争吵甚至是面红耳赤的必要呢？ 一个朋友想和一个印度朋友讲关于上海世博会的事情，可是恰巧这个印度人不知道世博会，更加不知道中国还曾经举办过世博会。这个朋友于是很愤懑地和我说，他们怎么会不知道？这么大的事情怎么会不知道？可是，我忽然意识到，这个色彩纷呈的世界每一天都上演着不同的剧集，每一天都发生不同的故事。没有人能够衡量，上海申办世博会和美国一家动物园跑了一只美洲狮哪个更重要。前者也许是一项举世瞩目，花费人力物力财力无数的事业；可是后者却关乎很多人的性命和生活。没有人能够衡量，金正日的去世和习近平访美哪个是重头戏。前者也许标志着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关键的转折期；后者也许是另一个社会主义大国未来外交路线的揣度和预测。没有人喜欢对于历史的遗忘和对无知的妥协，可是也许当我们面对疑问的时候更应该理智地思考这些疑问的来由。 龙应台的那篇《中国人，你为什么不生气》写得很有恨铁不成钢的利落与犀利。可是，中国人似乎有时也太过心急。赶着脚步去追时间追业绩追世界记录，太过沉湎历史耿耿于怀于各种过去不公正的待遇而忘记理智，放弃心平气和的态度，更遑论和这个世界对话？ 中国人，你不要急。慢慢讲，细心倾听世界的声音。   （张畅：浙江大学学生。原文链接： http :// blog . renren . com / blog /285735927/805624490 ）

作者： 神了旁逸斜出  |  评论(0)  | 标签: 网络是非 , 国人脾气 , 名人低俗 , 尖酸刻薄 自从网络盛行以来，媒体上发生的许许多多的事件，都是表现“坏脾气”的精彩故事。春天来了，女人们都走到了场院里，七嘴八舌的找茬干架起来，热闹死了，也好看极了。围观大型吵架有两种典型的心态：一是厌恶之至，摇头而去；二是后天下之乐而后乐，从众起哄与民同乐。想起很久以前龙应台曾经气愤填膺地呼吁过：“中国人你为什么不生气？！”结果于是中国人都喜欢生气了，所以“妇姑勃谿的坏脾气”的故事就多了。 旧时代大家族里盛行的精彩生活，最可以给漫漫长日里增添一些刺激的，就是兄弟姑嫂妯娌之间的勾心斗角，古书上叫做“兄弟阋于墙”和“妇姑勃谿”。特别是女人们有的是时间，小康以上人家，干活的有下人，女人们除了嗑瓜子撩口水，就很少别的故事了。大宅子里人丁兴旺，门房层次多，关系密切，利益交关，偷鸡的扒灰的，头上生疮的下半身溃烂的，都在四合院里纵横交错纠结着演绎着。吵架这类事除了互相关心可以增长亲人们的感情，也是涮口的好汤水。夜半听窗，午下扒门缝，黎明房顶上揭瓦，都是获取情报的好方法。最令人精神抖擞的肯定是“妇姑勃谿”，俗称姑嫂妯娌吵架。女人们天生是尖酸刻薄弹舌的天才，每一篇骂辞都可以放进《古文观止》或者《朱子治家格言》一类经典书里。点点滴滴关怀的背后全是摸下阴的刺探，表里不一的恭维隐藏着遏制不住的幸灾乐祸，风凉话里不尽的落井下石往死里踩，至于轻薄挖苦，尖酸打趣，含沙射影，破口大骂，剔牙根，翻白眼，啐口沫，抄布鞋，撸袖子，扯头发，那都是《红楼梦》里写得最精彩的情境。总之，都窝在一个大家族里的，肯定养成了无事生非的白眼狼坏脾气，你想不“勃谿”都不行。 别说什么都是旧时代，该遗传的都会遗传。中国网民的坏脾气看来是世界上最著名的，为不相干的不值得扯痰的琐屑小事，常常大动肝火，出言不逊，许多人热爱网络的原因就是那个隐身地可以给予他们某种快意发泄的自由，简单说，就是可以放肆骂人，可以卸下中国道德在意识形态方面施加给所有人的压迫，因而中国网络的特点是常常会把一丁点的小事无限放大，爆粗耍赖，肆意使用生殖器语言，任意想象他人的下流卑鄙，猜疑妒忌，指手画脚训斥，全盘否定，破口大骂，尖酸刻薄地戏弄，总之凡是在网络上看到的都可以加以羞辱，几乎一切都看不顺眼；如果看到使人动情迷恋的，则径直闯入她人花园，动手动脚淫辞秽语肆无忌惮地调戏。但是政治大事则大家都知趣噤声，因为网监在敏感大事上有严酷的制裁，而只放任意气用事的细节释放。大姨妈式的后现代生活获得了最新传媒的支持，鸡零狗碎的文化细节史无前例地在微博上时时刻刻地给家喻户晓地颁布着。一地鸡毛就一地鸡毛吧，庸俗生活的原生态本来就是鸡零狗碎的，不会因为借助了新科技传媒它就会提升了品位。 然而我很理解为什么中国人都容易坏脾气，莫名其妙的受到专制攻击和无情欺骗敲诈之后，你一定会憋了一锅炉的气压，那么你绝对不会热爱这个国家也不会再见人倒地想去扶持了。举个例子说，最近天津卫视“非你莫属”的招聘节目，海归女刘俐俐无辜受到恶毒谩骂打击丑化，从表示自己喜欢“莎士比亚”和“英雄双行体”无端惹火主持人后，现场所有CEO嘉宾也跟着对姑娘百般刻薄起来，主持人张绍刚一句又一句“你让我觉得冷”才真让人觉得后背嗖嗖阴寒，他那年龄够姑娘两倍了，都能当爹了，作为一个中国式的公众人物，他是典型的“非常狰狞派”。如果刘俐俐要真是她特没礼貌特不敬和她生气也罢，只不过她说了他没听懂的，而且没有曲意奉承他，不够“低姿态”，于是她就惨遭残酷打击。我觉得最可怕的就是：张绍刚用了最恐怖的莫须有陷害手段——抓住对方没有用敬语“祖国”而说了客观中性的名词“中国”，就直斥刘俐俐没有爱国主义感情，话里语外暗示着刘俐俐是崇洋媚外的假洋鬼子，于是无端的就抒发他滥俗的爱国高调来。上纲上线的构陷啊！一个年轻网络女写手郑非凡议论道：“求职场如人生场，各种姿态百花齐放才是常态，凭什么不能拥有另一种姿态？非得‘低到尘埃里’才合适？已经很久没有因为一个小小的网络争论生气了，之所以如此触动我，主要是刘俐俐的遭遇让我回忆起了自己。回忆起了从小到大的憋屈，她在现场的表现和遭遇太像曾经的我。——从小学到大学，从班主任到各科老师，对我像极了《非你莫属》里那些人对刘俐俐，什么‘不谦虚’，什么‘没礼貌’，什么‘刻薄’，眼神里‘充满仇恨和恨意’，‘冷笑’，‘不合群’，‘心理素质差’，‘攻击性强’……这些话我都背下来了，能整理一个《学生生涯挨批录》。他们当时的语气，当时的态度，那种气场，和视频里如出一辙，我的处境，和刘俐俐一样。别人对我的评价不外乎‘个性’、“‘特立独行’，算是好听的，非常不好听的可以很容易的联想到。”被人绑架和强暴之后，我想90%的中国人的脾气都会很糟糕。中国最大的特色就是：主持人和居高临下的裁判官以及一切的当权者可以有穷凶极恶的坏脾气，但是小百姓就只配有低眉顺目的好脾气。因此我对于中国网民的粗暴坏脾气，愿意给予充分的谅解。 除了晾晒内衣裤一类的琐碎细节，最吸引公众眼球的一定是无事生非的花头。春节期间，适宜被无聊闲人啐牙缝的话题，一定是“央视春晚”。一道相当于年夜饭的大路菜，还给人那样特别激动地惦记着，也是坏脾气人士的“怨妇综合心态并发症”。谁叫你是中国人，是中国人都肯定要找一个公共目标来发泄情绪，因为大家族里的事情都是一个老爷子管着，那就是股东集体所有制，看风景的骂干活的，是咱们千年的遗传。央视拿着民脂民膏的国税和国企的巨额广告费，无论这活干得好不好，就注定要而且应该被骂。不过这“春晚盘菜”肯定吃力不讨好，老三篇腻嘴，新段子生口，夹生米嗑牙，烂芋头呛喉。只要还是公有制的电视娱乐，它永远都要成为众矢之的。不过它也确实该死，因为它的确天天干着给我们洗脑的恶劣窝心事。就在今年春晚，冯巩这贼眉鼠眼的做了一个小品《爱的代驾》，他就煞有介事地说道：“这纽约有这么祥和吗？这是伟大的北京！”还借一个失落的移民弃妇的口说：“本想着移民到美国去享福，哪想到美国经济危机爆发，银行都倒闭了，满大街都是失业的！”有一类找抽的专门干吆喝的宣传油子，就爱写这类不吃人饭的狗屎作品。假如咱们那几千万过亿的从来没干过活的宅男宅女都出国到了美国欧洲，还有45岁提前下岗的新老人，也到国外陪练做保姆了，那么我们真有资格笑话美国满大街都是失业的。至于我们的银行从来不会倒闭，因为它给政治局发行钞票都忙不过来，这是永远赚钱的垄断国企，这是中国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冯巩和宣传部都乐呵了，咱们就有了坏脾气了。没办法，央视春晚就是为了成为公众怨妇发泄的对象而举办的。有这样刺激性的烂节目跟你过招，看着冯巩那猥琐小人摆弄是非的嘴脸，你的坏脾气不来都不可能！ 近来名人们故意表现自己的坏脾气，也挺煞有介事的。本国名人的脾气和韩国人有一拼，韩国人自恋自大而常常有睁眼说瞎话的自欺欺人的自信，而且相当执着，值得敬佩。在我们这里呢，譬如北大孔庆东教授，和他的校长周其凤都成了公共自大狂仗势欺人的标本。周大校长衣锦还乡，站在长沙一中的讲台上给长沙四大名校的中学生传道解惑：“我认为美国的教育一塌糊涂，他们的每一任总统都不懂得尊重人，总是把自己的意愿强加于别人，如此看来，他们的教育是一塌糊涂的。”周校长同时认为中国的教育很成功，理由是中国这些年都在飞速发展，“我们的国家在进步，靠的就是我们的教育培养的人才。”周校长说的没错，美国人用他们的教育在美国本土向全球“强加”西方自由主义价值观，不过那是周其凤以及北大80%以上的精英毕业生，还有我们太子党二代三代子孙们自己自觉到大西洋那边留学去接受“强加与人”的，而北大的政治课对自己人的强加与人则是顺民们欢心拥戴的。正是因为有了周其凤这样的校长，所以北大才会把五四自由精神和蔡元培的开放包容气度弃之如屣，今日北大和中央党校有同等的政治成就和地位，当然更因为北大现在集纳的都是像孔庆东之流的教授。孔庆东有政治打手的疯子精神和媒体流氓的泼妇脾气，在他的笔阵与唾沫横扫之下，南方人和南方报系全部都是该杀的汉奸，前些时他又在视频网络上叫嚣，说“香港人都是狗！”起因就是某些普通的香港人批评大陆人在香港城市轻铁吃东西，于是孔教授大骂香港人给英国殖民者当狗当惯了，“凡是用法治维持起来的秩序，说明你们的人没有素质，没有自觉，一个字：贱！”孔教授的言论真是惊世骇俗，原来法治下的人是贱，如果遵循城市自治规则监督违章行为，那就是狗，不是人。老孔和尚还斥骂香港人不懂普通话，是王八蛋！呜呼哀哉，中国真的文革重来了，可以公开在媒体上把另外的人骂得狗血淋头，新鲜的是，这是最高学府的名人有个性的脾气，说明我们已经彻彻底底地进入了自由主义的时代。 妇姑勃谿的坏脾气很容易泛滥，因为凡是人都喜欢八卦是非，吵架可以增进我们肾上腺激素的强力分泌。女性脾气是最人性化的，包括温馨亲情婆婆妈妈的家长里短，呢喃细语的嚼舌头根子，特别是唇枪舌剑的言语较量，对于情商和智商的建设都有积极的增益。八卦的目的是在关心他人胜于关心自己的过程中，把所有人捆绑在一个蜘蛛网里，让你的隐私成为公众眼球焦点，于是你不得不乖乖地听从舆论的要挟。只要揪住你的内衣内裤，你就会被彻底绑架，从此你一定丧失了潇洒自由的心态和知性，最后你就会变成和大院里的大姨妈一模一样的和谐分子。最近打假英雄方舟子死揪住自由知性的青年才俊韩寒不放，死乞白赖的就是要韩寒承认自己有一个写作的团队，甚至说你的好文章就是你的老爸的代笔云云。一根筋的方舟子是最婆妈脾气的妯娌，捕风捉影的好手，把死的说成活的之油嘴，死不放口的鳄鱼，牵强附会的拉扯大王，不依不饶的碎嘴。方舟子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哗众取宠，或者一个娘们为了满足纠缠人的快感，在那些法证也找不出蛛丝马迹的陈芝麻烂谷子旮旯角里、在法医也解剖不出死因的尸体上抽筋。找人吵架，不需要理由，就为了出风头，有看客就好。网络上这样的妯娌越多，我们国家的维稳就越见成效。如果最后韩寒被方舟子彻底败了胃口，那么从此江湖上就少了一条使快剑屠龙的好汉；假如孔和尚把香港人骂老实了，那么从此香港人就归顺了，南方人也不再敢发表普世价值观的言论了；最后，如果所有的年轻人在求职的险途上都被张绍刚和CEO们修理得和和顺顺谦虚谨慎的，不再胆敢言必称莎士比亚了，那么我们就有资格和朝鲜小弟弟一起手拉手二重唱“大海航行靠舵手”的颂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