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应台

信力建 | 中国人,你得了什么病?

柏杨在《丑陋的中国人》里说,任何一个民族的文化,都像长江大河,滔滔不绝地流下去,但因为时间久了,长江大河里的许多污秽肮脏的东西,像死鱼、死猫、死耗子,开始沉淀,使这个水不能流动,变成一潭死水,愈沉愈多,愈久愈腐,就成了一个酱缸,一个污泥坑,发酸发臭。他痛批中国人“脏、乱、吵”、“窝里斗”、“不能团结”、“死不认错”等,认为这是中国人的劣根性。 其实,每个中国人都有病,这些病使中国人在这个酱缸里不得不面对的,也如瘟疫一样不知不觉被感染上的,在这样的国度里,谁也没能逃脱。那么中国人,到底有什么病? 1 、神经衰弱症。从医学的角度说,神经衰弱通常是大脑功能的一种障碍。神经衰弱是一种官能症,通常伴随植物神经功能的丧失,这包括疲惫、易怒、不稳定和抑郁的情绪、无法集中注意力、近期记忆在一定程度上的减退、多梦或者失眠。这种病是非常普遍的社会疾病,影响中国很多人,特别是年轻人。中国的神经衰弱患者的一般表现方式是:病人认为自己的生活就是一种负担,工作或者学习对他来说是一种压迫。他总是觉得自己有太多事情要做,或者觉得自己无法把事情做好。比如,不被允许输在起跑线上的孩子,更容易出现无力感、自卑感和心理失衡。一场又一场的竞争,让他们无所适从。 2 、抑郁症。抑郁症在中国的病例是逐年递增的,只不过因为某些原因没有披露或者受到患者隐藏而已。医学专家认为,绝望是临床抑郁症发生的主要因素。绝望的感觉并不总是局限于意外的或大或小的激发事件本身,它还会导致人们对整个人生产生一般意义上的绝望。人类不幸的社会根源造成了绝望、去道德化、自认失败的人格和处境,这些苦难的社会根源造成的情形破坏了自尊,阻碍行为选择,进一步限制了对本已有限的资源的使用,制造了牢不可破的人际紧张关系,使既定的角色失去了合法性,直接导致了难以忍受的后果。比如,受到强拆、不公对待的民众,无法伸冤,无法解决问题,往往走向自我了断的绝路。 3 、焦虑症。焦虑症,可以说是现代社会的顽症。所谓焦虑症又称焦虑性神经症,是以广泛性焦虑症(慢性焦虑症)和发作性惊恐状态(急性焦虑症)为主要临床表现,其焦虑并非由实际威胁所引起,或其紧张惊恐程度与现实情况很不相称。社会性的焦虑特属于某些社会或时代,它是一种广泛的心神不安和精神不定,是一种弥漫于社会不同阶层的焦虑,它不会轻易消退,不容易通过心理的调适而化解,人们所焦虑的对象或有不同,但在其性质和内容上又存在着一些共性。广泛来讲,各个领域的不公、部分官员腐败、个人信仰缺失、疾病、工作和生活压力、人际关系、欲望等方面的因素,也都不同程度地在国人中制造着焦虑情绪。 4 、独立人格缺乏症。独立人格缺乏的患者,在中国很多。中国人比较习惯于一生有靠山,多年过去,经济融入国际圈,人格始终走不出封建帝制时代的奴性劣根。依赖背景、依赖长辈、依赖文凭等等,大到依赖政府、依赖清官、依赖政策,久而久之成为惯性。这种“独立人格缺乏症”也叫“婴儿化生存”,这是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产物,吃“大锅饭”、“无才便是德”、“越有知识越愚蠢”等等,都冲击着人的独立人格的养成。不允许你批判、不允许你有思想,只能按照标准答案,只能跟组织走,永远不能问为什么,不能质疑。因此,才会产生一辈子不投反对票的代表,才会产生伟光正的组织。 5 、好斗症。中国人好斗,是举世闻名的,尤其擅长窝里斗。三个和尚没水喝就是骂中国人不懂得团结就是力量,都自己揣着小算盘,天天算计自己人。所谓攘外必先安内,对外不抵抗,对内极尽残忍。想想老耄,对待侵华的日本宽宏大量,一句话免除日本战争赔款。对曾经的亲密战友刘少奇、林彪是痛下杀手,丝毫不留情。特别是他主政的几十年里,全国掀起各种斗争风,国民经济几近崩溃,被迫害致死上千万人。打日本的时候,都没有损失如此惨重。说明中国人不是没有攻击性,只是着力的方向而已。 6 、人格分裂症。人格分裂在学名上称为“解离症”,它的主要特征是患者将引起他内在心里痛苦的意识活动或记忆,从整个精神层面解离开来以保护自己,但也因此丧失其自我的整体性。此类患者行为的差异无法以常人在不同场合,不同角色的不同行为来解释,好像是完全不同的人。像《环球时报》这种极端民粹主义者便是人格分裂症的的极佳代表,中文版天天叫嚣西方欺负中国,以激起民族主义情绪,利用民粹主义达到反西方的目的。英文版则扮演公平公正的角色,向西方社会展现一个“开放包容的中国”,谦虚地介绍中国的不足。报格分裂,毫无立场。 7 、疑心病。有这种类型的人警惕性特别高,对周围的人都采取不信任、怀疑的态度,总是恶意揣测别人的动机,特别是对外的时候。比如智子疑邻的故事,对社会失去了安全感,对周围的人采取不信任甚至无端猜疑的地步。没完没了地猜疑他人,就等于猜疑自己,就等于将自己封闭起来,就等于没完没了地自寻烦恼和痛苦。疑心病的主要导因源于社会真相不明、资讯不清,在封闭的信息环境下,真相被垄断和控制,不明真相的群体只能够通过猜疑来揣摩事实,而人性往往是偏向于悲观、偏激,加剧互不信任,导致事态愈发严重。 8 、红眼病。“红眼病”人人有之,只是程度、表现不同。当人成为嫉妒的奴隶后,他就会变得阴险、刻薄,就会经常去算计他人、害人。现在的社会,“红眼病”随处可见,它源于仇富和攀比心理,看不得对方比自己好,于是千方百计要迫害对方或者不择手段达到获胜的目的。潜意识里,中国人视他们的生活目的就是抬高自己从而获得别人的尊重。这样一来,一个人就会对“保有面子”这样微不足道欲望感到满足。“面子”是中国人心理最基本的组成部分,它已经成为了中国人难以克服的障碍,阻碍中国人接受真理并尝试富有意义的生活,它已成为中国落后的主要原因。 9 、说谎病。据调查,平均每个中国人一生要说谎 8.8 万次。说谎是中国成功学的重要部分,而说真话,有时却要付出代价。一些国人从骨子里还是没有养成听真话的习惯,官话套话假话大话空话听得时间久了,居然也能变得适应起来,偶尔听到一句真话便觉得逆耳,甚至跳将起来。直至今天,我们依然被各种精心编制的谎言包围着——格式化的谎言、善意化的谎言、礼节性的谎言和废话性的谎言。中国人爱说谎,也许因为在体制下,谎话往往带来资产,而不是负债,久而久之,它就变成一种文化惯性,或一个民族的思维方式时,那么,这个民族就没有希望。 10 、健忘症。健忘症就是大脑的思考能力(检索能力)暂时出现了障碍。因此症状随着时间的发展会自然消失。而有时看起来与这种症状很相似的痴呆则是整个记忆力出现严重损伤所致。为什么中国人最“健忘”?因为中国人最缺乏“思想”,最缺乏拥有“思想”的“历史”,最缺乏“思想”的充分自由的“交流”;这是因为自古以来,中国人的“思想”交流、言论“信息”交流,早就已经甚至永远都处于统治者所极力维护的封闭的、禁锢的、点滴不漏的“一滩死水”,乃至“酱缸”之中了。中国的“历史”永远都只记录(外族和本族)统治者的丰功伟绩,从这样的丰功伟绩之中,中国人能够看到自己的“亡国史”和惨遭“杀戮史”的痕迹么?近代的“镇反”和“肃反”运动,一直到“反右”,“反右倾”和“文革”,不断地制造“冤,假,错”案,错杀多少人?无人敢问,无人追究。 11 、虚无病。由于中国人天生的贪婪的本性,他们可以毫无保留的接受资本主义的阴暗面即无止境追求物质利益、忽视人的尊严。中国人对西方的技术与产品狂热追求却对西方管理文化所强调的坦率、直接、诚实这些质量漠不关心。这种毫无礼义廉耻、毫无道德信仰的症状,叫虚无病。大多数中国人不懂得“精神灵性”、“自由信仰”以及“心智健康”这样的概念,因为他们的思想尚不能达到一个生命存在的更高层次。他们的思想还停留在专注于动物本能对性和食物那点贪婪可怜的欲望上。随着传统文化价值观的破坏和逐步衰弱,大多数的中国人 ( 包括受过教育的人 ) 都徘徊在精神和内心世界的路口,像迷失的狗一样不知何去何从。 12 、懒惰病。中国人习惯接受廉价和免费的事物,他们总是梦想奇迹或者好运,因为他们不愿意付出努力,他们总想不劳而获。很少有中国人明白一个事实:威望和成就是通过一步步努力的工作和牺牲实现的,不付出就没有所得。简单来说,如果是为了谋生,那一个人只有去索取;但如果是为了生活,一个人必须要去奉献。中国从来就没有成为一个法制社会,因为中国人的思维方式与守法行为格格不入。中国人老想走快捷方式,耍小聪明,不守游戏规则。他们需要明白一个道理:生活的真谛不在于你索取多少而在于你能给予社会和你的人类同胞多少。 13 、自大病。“自大”来源于“无知”。“我国十多亿人口的确是个“汪洋大海”,其中的大部分仍然处于很闭塞和守旧的状态,他们和外界接触的机会仍然很少,或不愿意和外界接触,不愿意接受外来的事物。这一点,即便是居住在美国的中国侨民,也是如此。他们中间的很多人虽然来了美国,但是不愿意和美国人沟通,他们长期居住在“中国城”或“唐人街”,不愿意走出这个“井底”。长期的闭关自守,使得他们继续保持“无知”,“愚昧”和“自大”的状态。近年来,中国不断费力举办各种盛会,意图显示天朝威严,但是这些盛会不仅没有给中国带来多大的益处,反而劳民伤财,暴露了本国金玉其外败絮其中的本质。 14 、拜金病。“拜金主义”,无疑是资本社会的产物,同样存在于西方国家。奇怪的是,资本主义在外国已经有几百年的历史,人们对金钱的崇拜却并不像今天我们中国人那么狂热。西方人过“圣诞节”,是为了把欢乐带给别人。中国人过“春节”,是希望新年带来好运,而最主要的好运就是“发财”。中国人之所以“拜金”,也许因为金钱可以给我们带来最大的刺激。中国人信奉“有钱能使鬼推磨,钱可以解决一切问题”,然而,他们忽略了健全的社会制度和规则的关键。 15 、虚伪病。在工作过程中,写任何报告,都要把成绩归功于上级领导,必须首先强调成绩是主要的。从总的民族性格来看,我们中国人也许由于经历了几千年封建社会的熏陶和磨练,生活道路过于坎坷,知道办事要迂回,说话要含蓄,只是有时没有把尺度掌握好,做过头了,就变成“虚伪”了。中国人为什么要虚伪?归根到底与制度有关,社会风行潜规则,不讲仁义道德,践踏法律秩序,个个都去“走后门”。 16 、懦弱病。懦弱者,或称“懦夫”,是指“欺软怕硬”的那一种,它往往和“奴性”,“卑鄙”和“叛变行为”等联系在一起。一个人畏惧强权,向压力或利益低头,出卖朋友,就是懦夫行为。遇到不公不平,不敢反抗,甘心成为别人所利用的工具或牺牲品。在中国,要做一个“硬骨头”,做一个正直的人,的确是太难了。既不敢承认错误,也不敢站出来说公道话,贪生怕死。难怪龙应台愤怒地质问:中国人,你怎么能够不生气呢?你怎么还有良心躲在角落里做“沉默的大多数”?无尽的忍让,将带来得寸进尺的侵犯。 17 、自私病。网友曾愤言:我们恨贪官,又拚命报考公务员;我们骂垄断,又削减脑袋往高薪单位钻;我们讥讽不正之风,自己办事却忙找关系。总之,我们愤怒,不是因为觉得不公平,而是觉得自己处在不公平中的不利位置,我们不是想消灭这种不公平,而是想让自己处在不公平中的有利位置。这种骨子里的自私,才是我们真正应该反思的!自私,是多数中国人一种共通的毛病,一个自私的人注意权利时容易忘却义务,凡事对于他个人有点小小利益,为了攫取这点利益,就把人与人之间应有的那种谦退,牺牲,为团体谋幸福,力持正义的精神完全疏忽了。 18 、受辱妄想症。心理学上把那种没有客观依据、无法用事实说明而自己坚信不疑的病态心理称为“妄想”,只要手里拿着锤子,就会发现到处都是钉子;只要预备了受欺负、受侮辱的心态,就会把周围每个人都看成是侵略者、侮辱者。假如一个人、一个国家是否受到了侮辱,其结论完全由他(们)自己说了算,那么,某些人不但能够轻而易举造成自己被侮辱的严重局面,而且更能以此为由,理直气壮地奋起还击,大张旗鼓地开展“反侮辱”行动 . 一些人不但坚信“亡我之心不死”的外邦、洋人总是侮辱中国人,还不惜挖空心思炮制假新闻以为中国受辱之证据,而且把戏被揭穿后仍然心安理得面不改色心不跳,其病也深矣。 一个越来越缺钙的民族,钙质越来越流失疏松的骨头,已经挑不起民族的大梁,反而不断的自扬家丑。国人的病痛需要释放,而释放需要一个宽松、自由、法治的环境,而不是受压迫、控制、潜规则的社会环境。周孝正教授曾总结说,当今中国人“四荒八无”:荒唐、荒诞、荒芜、荒谬;无知、无能、无情、无义、无道、无德、无耻、无赖。病态的中国人,谁能拯救你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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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马:水深火热台湾行 —— 一海之隔的文明世界

警察,对中国人而言绝对算个森严的话题。在童年的印象中,台湾这个水深火热之地应该是一个“反动派资本家专制独裁、人民朝不保夕人人自危”的可怕“警察国家”。后来随着信息的多源化,发现情况有变,也获悉那位在“威权时期”与政府作对的“英勇民主斗士”、如今深爱大陆体制的李敖作家,可以在“警总”等情治单位昼夜监视居住的情况下,自由读书写作、交友出游、品洋酒、玩美女;还能借自家门口“监视警察”之威恫害撞坏他私家车的邻居;后来他还能别出心裁地参加了一届“总统选举”(去年厌恶台湾教育制度的李作家还自由地把爱子送交可靠的北京大学培养深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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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你为什么不生气?

理性在于克制? 抱怨等于牢骚?
中国人,你为什么不生气,台湾作家龙应台曾经说给台湾1800万的懦弱自私的中国人。当下,温州事故各个阶层的情绪和态度也让人开始思考这句话的内涵。   时下,温州事故,网络上的讨论十分激烈,已然形成了一个言语冲突的形势。中国最大的sns社区人人,更是日志叠发,状态不停。从人们的动作来看,主要有两派人士,一些人对事件表示愤怒,问责政府,而一些人呼吁理性克制,并定义愤怒为抱怨。   理性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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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应台:有些事,只有一个人能做

一 有些事,只能一个人做;有些关,只能一个人过;有些路啊,只能一个人走。人生其实就像一条从宽阔的平原通往森林的路。在平原上,人们可以结伴而行,欢乐地前推后挤、追打嬉嬉戏;一旦进入森林,因为草丛和荆棘挡路,所以各人专心走各人的路,寻找各人的方向。那推推挤挤的群体感情,那无忧无虑无猜忌的同伴深情,在人的一生中也只有少年时期有。离开这个纯洁而明亮的阶段,路其实可能越走越孤独。你将被家庭羁绊,被责任捆绑,被自己的野心套牢,被人生的复杂和矛盾压抑……你往丛林深处走去,愈走愈深,不再有阳光似的伙伴。到了熟透的年龄,即使在人群中,你都可能寂寞无比。你的工作能给你多少自由?走进人生的丛林之后,自由往往要看你被迫花多少时间去闪避道路上的荆棘。 二 有些青年人追求时尚,不谈政治,实际上就是只关心自己的事情。社会就像一个巨大的开动着的车,总有人在里面自顾自地行乐。所幸的是,总有人探出头来看看这辆车究竟在往哪里跑。 三 思想需要经验的积累,灵感需要感受的沉淀,最细致的体验需要最宁静、透彻的观照,哪一样可以在忙碌中产生呢?我相信:奔忙,使作家无法写作,使音乐家无法谱曲,使画家无法作画,使学者无法著述;奔忙,是思想家变成名嘴,使名嘴变成娱乐家,是娱乐家变成聒噪小丑。闲暇、逗留,确实是创造力的有机土壤,不可或缺。 四 我其实也在诚实地问自己,思考了之后我自己觉得:天啊,如果我的孩子能够平安而且快乐,不管杰出不杰出,我都已经很感激了。所谓的“成功”好像真的不重要。事实上,这种情形已经发生了。我的很多台北、香港的朋友,他们的孩子在哈佛、剑桥读书,都很优秀,而我的儿子还在寻找人生的意义和方向,且并不以“杰出”作为人生志向。以“不能输在起跑线上”的逻辑来说,他已经差一大截了。但是那一次的“阳台夜话”后,我整理了自己的思绪。是的,我可以接受我的孩子“平庸”,重要的是他们要能在自己的人生里找到意义。 五 人本是散落的珍珠,随地乱滚,文化就是那根柔弱又坚韧的细线,将珠子串起来成为社会。当社会不再依赖皇权或神权来巩固它的底座时,文化、历史就是社会最重要的黏合剂。 六 一个社会特立独行的人越多,天分、才气、道德、勇气就越多。 七 每个时代都有思考和不思考的人。 部分文章附有精彩小视频,如果您的阅读器无法观看视频,请移步原文链接: http://luo.bo/11694/ 本文小编:梁萧 标题: 龙应台:有些事,只有一个人能做 网友评论 发布时间:2011/07/26, 18:30 萝卜网 Copyright © 2010 – 2012 分享国内外精彩网事。 更多精彩欢迎您订阅 http://feed.luobo8.com/ ,欢迎网友 投稿 、推荐文章。 萝卜网官方论坛“第八区”公测进行中! 您可能对以下文章感兴趣: 我一个人,我一个人,我还是一个人 96岁的应召女郎 90后男生模仿成龙霸王洗发水广告 龙应台:写给不会闹事的大学生 作为一个某某地方的人,你常被人这样问了吗? 无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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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识网 | 彭晓芸:王克勤事件:当政治成为利益的“挡箭牌”

近日,在《中国经济时报》从事调查报导多年的资深记者王克勤及其工作团队被该报宣布解散,继而,又传出该报总编辑张剑荆也被撤职,媒体人士和网民发起了对王克勤的声援,谴责《中国经济时报》这一决策“愚蠢至极,自损招牌”。 很快,中国经济时报通过官方微博发布了一则声明,声明称:「本报调整了报社内设机构,撤销特别报道组,该组原有人员按报社人事制度重新安排。这是本报向以经济类报导为主转型、致力于打造专业化、市场化财经媒体所做的正常的内部机构撤并和人员调整。…有一些人对此事予以不当联想和解读,并有人借机通过微博等管道发布不实信息,对报社领导进行污蔑和人身攻击。」 声明措辞严厉,最后还声称对恶意诽谤保留诉诸法律追究责任的权利。这则声明在大陆新闻管制环境之下显得少见而诡异,媒体人时有被整肃,一般原供职机构自知理亏,属奉命行事或叫“配合作恶”,均作缩头乌龟状,少见如此高调回应舆论声讨。看起来,原单位似乎在尽力撇清政治因素,试图把事件定性为一般的人员结构调整。 在一个缺乏透明度和规则的社会,无论如何撇清,舆论选择宁可泛政治化解读也不会把事件视为正常人事变动,外媒解读也直接抨击大陆的新闻自由度再降新低,直指执政党在整肃媒体人方面再造新案。 这一暧昧局面源自大陆长期以来在新闻管制方面的人治策略,即惩治媒体人并非通过制度化管道,而是经口口相传甚至各种暗示明示以规避个体的决策责任。如是一来,从明规则到潜规则之间的灰色地带就给具体的实施者以巨大的操作空间。 王克勤事件如同他调查的事件一样,本身也成为了近期大陆媒体圈的一件新闻,真相是什么?同样需要另一种“调查”。同时,有匿名人士披露《中国经济时报》的「腐败」和人事「黑幕」,但目前无从证实所披露内容真假,更加给事件蒙上一层迷离色彩。究竟是出于经营的利益考量,故意端掉长期不能带来利润恐怕还带来一点政治风险的王克勤调查小组,同时顺便撤换总编岗位,还是真的有所谓政治打压的“上面的指令”呢?这恐怕短期内都未必能够得到确切答案。 熟悉大陆媒体近十年来发展格局的人可能会注意到,所谓“喉舌”正在日渐走向市场化,除了重庆近来走的是逆市场道路,全国多数原本就有一定市场经验和品牌积累的媒体,在过去这十年,已经陆续完成市场化改制,成为规模大小不一的利益主体,有的传媒集团正在积极谋求上市,如大陆最具知名度的传媒集团南方报业集团拟借壳*ST炎黄上市,日前最新消息是仍然在进行资产重组和等候当中。南方报业并非饮头啖汤,此时距离第一家传媒上市公司成都商报借壳上市已经过去了11年,而与同城媒体广州日报相比,也已经晚了4年。 在上市环境的要求中,扫清政治风险和地雷也成为保证政治正确以赢得上级信赖和支持的可靠前提。当然,王克勤所供职的《中国经济时报》目前尚未有上市实力,但从该报声明可以看出来,致力于市场化是其未来发展方向。这家由中国国务院的政策研究和咨询机构—–发展研究中心主办的报纸,自1994年创刊至今,并未真正走进大众传播视野,王克勤在该报的存在被外界视为一种「偶然的异类」,这得益于该报早前的社长包月阳的支持。而包月阳于2010年5月份被调离,有消息称包月阳曾签发“山西疫苗案”报导,山西省卫生厅指斥报导不实,这给报社带来一定压力。 可以想见,对于《中国经济时报》的主管单位以及利益主体来说,社会新闻调查是高风险高投入低回报的领域,如果没有对新闻价值有一定认知,仅从经济理性和政治安全考虑,一些媒体经营者对这块弃如敝履也很常见。但频频撤换总编职位是否就是政治指令直接操弄?还是系统内部有人觊觎这一肥差而借政治之名篡权?这一切,均不得而知。 其实,关于大陆媒体的利益斗争以及媒体使命的异化,原南方报业传媒集团新闻研究所副所长尹连根几年前一篇题为《论大陆媒体人利益角逐的常规路径》的文章披露的现象就曾引起轩然大波,文章以内部人在场的言说方式,揭示了中国媒体业作为利益集团的属性,以及媒体人追逐利益的特殊方式。文章的结论认为:「本文揭示了一个真实的中国新闻界:它既不是媒体自己竭力宣称的社会公器,也不是媒体人标榜的民主、正义诉求的场所,其实质不过是一群媒体人追逐个人利益的平台。在林立的利益集团当中,媒体业不过是其中之一而已。」 虽然这一结论稍嫌武断以及将理想与利益二元对立了起来,但不得不说,文章早就非常详尽地描述了大陆媒体人尤其是处于层级较高的媒体决策者、经营者越来越官僚化、资本化的现实。这一犀利的洞见在今天可谓日益显现,期间的逻辑类似于维稳机制的利益化、产业化,也就是说,中央层级关于政治上的稳定诉求到了具体的执行者手里,往往成为了牟利的遮羞布、挡箭牌。而这,恐怕是追求刚性稳定、韧性威权的执政党始料未及的局面,破题关键在于能否转化执政思路,开放言路,实现媒体管理及经营制度化、法制化,从而纠正宏观政治为利益团体谋私背书的体制性缺陷。 (作者为龙应台基金会驻台学人、原广东《时代周报》评论部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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