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0后

王小妮 《 中国青年报 》（ 2012年03月21日  12 版）   王小妮 中国南方一所大学的教室。建华摄 　　在高校做了8年老师，上了7年的课，我相信做一个好老师并不难，真正的问题远比做个好老师复杂得多。而去上课更是个学习的过程，如果当初不是偶然写了“上课记”，不会这么有意识地关注这些年轻人，并从而得到他们的友情，发现这些新生命身上蹦跳出来的干净纯洁。更多的时候，是在被这些新生命的纯真而短促打动中，才看到和记录了这么多。 　　出任这个大学教职以后，在试探自己究竟想干什么和能干什么，现在清晰了，我想试试，在后一代人身上，理想主义还有没有最后的空间，在21世纪中国，一个偏远的海岛上，一个最平常的教育机构，一些平民百姓的子女，是否能让他们在18岁的时候见到那闪光的片刻乍现。而我也需要从他们身上得到动力，因此每次课都准备最新资讯和课业作业的各种想法，奔跑着去和他们讨论。 　　在这个地处边缘的海岛城市，平时遇到送快递的、订机票的、卖空调的、推销保险的、做导游的，很多都毕业于我们这所大学，我忽然意识到这是一所地道的底层的大学，它的生源大半来自底层，他们将来是构成这个社会的基础，未来公民社会的根基。他们个性中的淳朴务实很多是天然的，如果他们能清晰设定做人的基本的底线，我们或许不该放弃对未来的希望。一个正常的社会不是缺精英，恰恰缺少平凡的更多的好人。也许付出努力能启动这些年轻人身上潜行的未知的力量，也许他们能在漫长的日常中能坚守自己，也许如李提摩太所说，现代教育20年可见成效。 　　多数人都会认为我所作全无意义，渺小微弱，甚至是飞蛾扑火。如果它完全是徒劳，也让这徒劳发生。总不能什么也不做，任由我们自己和我们的后人随着现实的惯性，被一路推搡。 　　 乡村少年们（2006年上课记） 　　第一节课，我拿到一份来自16个省份的学生名单。依旧按照我的惯例，想了解他们中间有多少人生活在县城以下的村镇。底下有二十几个人举手，超过一半。我又问，有多少人的读书费用必须依靠父母种田来维持，是通过土地，而不是靠外出打工之类其他方式。这回有大约10个人举手。来自于种玉米种土豆种水稻种麦子的微薄收入，使这10个孩子，和那些脚踩滑板、手里玩着MP3进教室的学生坐在一起，他们心里的感受是怎么样的？ 　　后来，一个学生干部告诉我，我上课的这个班，家庭月收入在1000元以上的11人，占25%，其中家庭月收入在4000元以上的4人。除此之外的75%，都是纯粹靠家里种田或者出外打工的收入供读书。 　　有个从湖南来的女生，她的父母都在广东打工，工厂生产塑料花。来上大学前，她去看父母，也做了一段短期工。只读过小学的母亲总是说她做的是“美国花”，仔细问过，女生才知道母亲因为湖南口音一直都把“玫瑰花”读成“美国花”，母亲不知道玫瑰花是什么样子，她知道每天做的就是“美国花”。 　　 余青娥的作业（2006年上课记、2008年上课记） 　　整整一个学期，只是在最后一次课结束以后，才和这个名叫余青娥的学生说过几句话。在这个班级里，她跟不存在一样，上课总是埋着头的。但是，第二次作业，我就发现署名余青娥的文章好，有很多来自生活本身的灵动细节。 　　这个学期的最后一节课，下课了，我走向她。她一直都坐在最靠窗的一侧，上课的时候如果想关照到她所在的角落，我就要偏转过身，面朝着窗外。 　　我说，余青娥，能把你这学期的6篇作业打字，然后发到我的邮箱里吗，是这6篇，我都画出来了。她的脸忽然涨红了，有点紧张，刚抬一下头又马上低下去，她去翻本子，她笔记本的最后一页，早就记着我的电话和邮箱。她问，是这个吗？我说是。她点头，再没抬头望我。 　　就是她最开始抬头的一瞬间，她的眼睛和面孔都满溢着幸福。原来，我也能给别人幸福的感受啊。余青娥的高兴我看见了，我的高兴她一点都不知道。 　　后来，她写了寒假纪事发给我看：在外地打工的父母一直到年三十晚上才带着在城里上小学的弟弟赶回老家，青娥还在屋子里就听出踩过雪地的脚步声是父母。当时，天已经全黑了，弟弟进了门就脱棉袄，脱得热气腾腾，他解下贴身捆扎的两条鼓鼓的长丝袜，里面塞的全是钱。一条袜子里装的是她父母一年赚的钱，另一条是亲戚家委托带回来准备起新房的。这鲜活的又喜又悲的景象，待在城里的作家怎么想象得出来？ 　　青娥的老家在江西，她祖母到现在还会埋怨她父母说，不该让她念书，女孩念什么大学校，还交那么多钱。老人这么说，是因为青娥下面还有弟弟，弟弟要长大要念书要成家立业，学费当然要早点给攒起。我把青娥的文章推荐给杂志发表了。2009年年初，足够寒冷的一天收到余青娥的短信，她说收到了稿费，感觉拿在手里不敢花。 　　 钱（2007年上课记） 　　“我想我需要钱”，在学生作业中出现这样直露的句子让我吃惊。 　　讲评作业那个课间，人来人去，我找到了这个学生，一直都坐在教室最后排。 　　我说，咱们避开人说说话。到楼道里，我说，看了你的作业。刚说了这一句，看她满脸的眼泪，扑扑拉拉地，不是流眼泪，是泪如泉涌。那个晚上，海风强劲，能感觉到她在向后用力抵靠住栏杆。那么多眼泪，这孩子哭得太难过了。不用听她解释，我相信她写的都是实话，她确实太缺钱了。 　　虽然哭得厉害，她还是口齿清晰，讲了她家里的情况。我连连给她递纸巾，碰到她特别结实的手臂。她是海南儋州人，家里有3个女孩，一个姐姐刚去江西读大专，本来考试成绩不错，但是最后选择读收费最低的学校。一个妹妹正准备报考职高。3个女孩同时读书，而这负担全靠母亲支撑。 　　快期末了，她主动来告诉我，已经在申请助学贷款，也得到了来自捐助的每月100元生活费。期末考试临近，在路上碰见她，她笑着说：家里姐和妹都是性格很外向的，我妈妈总说怎么只有我一个内向？我爸爸那人对现实很有批判性的，我性格也不像他，他能写也能说。 　　2007年的最后几天，她在为期末的英语考试发愁。我问她，高中英语课学得怎么样？她说，高中老师就是让背书，考试的时候，碰到那些填空题就胡乱填，总能碰对几道题，得到几分。 　　因为她的作业，我讲了几分钟金钱观：“钱”并不是那么重要的，一个人活在世上，重要的事情还有很多。很明显，他们不认同，可能正在想，老师啊老师，你是站着说话不腰疼。 　　也许只有当一个人不缺钱以后，才能开始理解钱远不是最重要的。 　　 刺激（2007年上课记） 　　对小说《许三观卖血记》的片断阅读和人物分析，他们已经能够把握住人物的发展基调了，今天的作业是续写——当许三观知道一乐不是自己的亲生儿子，而这别人的儿子又打人闯祸，伤者家长三番五次催许三观交医疗费——在这里放下小说，请学生们给出下面的故事进展。 　　10个人一组，热烈地讨论了一节课，开始发表看法了，居然有人想到，让许三观带上儿子去卖血，“反正不是自己的儿子”，而小说里，这个时候的一乐才9岁。还有人想到让许三观的妻子去做妓女，“干这个来钱比卖血还要快”。 　　肢体冲突，跳楼，自杀，刀砍，枪击，都被想到了，这些就是潜藏在他们内心里的解决问题的最后办法？感觉只有这些极端的想法，才让他们兴致盎然，平淡的解决方式显然没人有兴趣。是什么经历在暗中提示了他们，热衷于把痛苦推衍到极致？ 　　温润，和善，柔软的力量，没有人从这些角度去想。 　　 我们的班长（2008年上课记） 　　大一新生班的班长给我的最初印象是他热衷于点名，特别是突击点名。有两次，上课铃响了，他的点名还没结束，他不得不带遗憾地自我中止，说上课吧。我忍不住问，是学校要求点名？他说不是，是他自己要点的，预防有人逃课。防患于未然，他说。 　　第一次课上分组讨论，我刚说完讨论两个字，班长忽然起身发出最短促的口令:各小组准备好，一分钟之内就位，不要发出响声。他这一喊，让我感觉这一屋子都是军人。 　　课间休息，班长过来问我：老师怎么看大学生的自由。我说不赞成把中学思维带进大学。心里想到了他的点名。他没回应我，显然有保留。他转过身对大家说，同学们现在讨论讨论啥是咱的自由。当时教室里乱哄哄。有人随口说，自由就是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有人说，自由就是不想回答问题的时候，可以不回答。没有得到丝毫的正面答复，班长的脸色变得难看，但是还在坚持：大伙都说说，咱大学生该怎么看自由。上课铃声都响了，他还站着，还等待有人给他答案。后面的同学拉他说:上课了。马上有人迎合着喊：上课了。他才很不情愿地坐下，坐了还向后扭着身子对着同学们，直到我说上课，他才转回身来。那节课他没听进去，一个人在座位上较劲呢。 　　两个月过去，班长有了明显变化，口令少了，话也少了，不再突然点名。有一次上课趴着，问他感冒了，他有点茫然地点头。 　　又有一次约他来取影碟，早上7点，海岛上阳光透明，他穿一双高筒的足球袜和运动鞋，满头是汗笑嘻嘻地跑过来，我心里想：就是一孩子。他说他坚持每天早上6点多起来跑步。 　　国庆假期结束，班长给我们讲他见到的大海：都说海是蓝的，我长这么大，从来没见过海，这回我特意到白沙门，捧起海水一看，这水咋一点也不蓝啊，再去西海岸，海水也不蓝，为什么海水一捧起来就不蓝了呢？他说完并没坐下，好像在等待答案，教室里一片哄笑声。 　　另一次，我问起谁这一生从来没进过电影院，41人中有6人举手，其中就有班长。12月底，有人给我两张《非诚勿扰》首映的票。我都送给他了，很快收到他在电影院发来短信：老师，谢谢给我第一次电影院的经历，电影很好看。 　　可惜，来自山东的班长郭新超，如果他第一次进电影院，放的是《天堂电影院》该多好。 　　 鼓掌（2008年上课记） 　　很久了，我都没弄明白，大一学生为什么这么热衷于鼓掌。 　　我的提议，他们的即兴发言，从宣布上课到宣布下课，随时都准备鼓掌，好像很盼望被哄堂而起的响声鼓舞一下。 　　我曾经把这理解为这一代年轻人性格开朗，思维灵动，对课业充满兴趣。可是，调查了这个班45个学生，填报影视专业的只有10个左右，其余都是调剂来的，他们原本想学的是法律、经济、外语等热门专业。坐在下面起劲地拍巴掌，心里也许想的是怎么调换专业。直到期末，我才听说，班上还有没凑齐6000元学费的，听说拖欠学费的学生将没资格参加期末考试，甚至不能购买寒假回家的火车票。可以想象，他们个人的难处苦恼疑惑一点也不少，但是，这一点都没妨碍他们扬着脸热烈地鼓掌。上课时间有教室传出掌声会显得异常热烈欢腾，有点一呼百应，甚至还透出某种励志的效果，恐怕做老师的不该反感这效果。但是，我总感到可疑。 　　第一个得到持久掌声的是陈小力。那天陈小力起来先读了一段新闻，紧接着自我发挥了一大段关于中国要低调，韬光养晦，振兴崛起的即兴演讲，照搬电视上“大专辩论会”的节奏和声调。激奋的演讲持续了3分钟，他不是面对讲台，而是站在教室第一排侧转身始终对着教室后面全体同学。他们也配合这“激情表演”，随着他越说越快，越说越激昂，下面已经掌声四起，可以用雷鸣般形容，直到陈小力坐下，掌声还没断。这下，他再次起身，向教室后面各方向挥手致意，引得更热烈的掌声。 　　另一次，林乐庆在讲新闻的时候，加了他自己的一段评语：同学们不要忘了，在我们讨厌的国家里除了美国和日本，还有印尼，我最近才知道他们有过排华历史，现在证据就在我的手机里，同学们可以拿去传看一下。说到这儿，他把手里的电话递出去。随着林乐庆关于民族自强不屈的一大串结束语，下面又是“雷鸣般”的掌声。林乐庆坐下，掌声持续，他目光很久都炯炯的。 　　从陈小力和林乐庆开始，我开始对这种发自群体的响声格外敏感，在我过往的记忆里，这声音一直专属于收音机和大会场，激昂强势，不可抗拒。 　　丁传亮得到的掌声也比较多。他讲新闻，不是枯燥地念完了事，经常随口加一两句评论，简短明快，好像是他的内心独白。讲到受金融风暴影响，春运没到，已经有农民工提前返回家乡，他卷起抄新闻的本子，忽然加了一句：我看叫农民工不好听，应该叫外来务工人员，农民工这个名不好。说完，他就坐下了，教室里笑声和掌声同时响起来。我在心里说，丁传亮啊丁传亮，这两个说法有本质区别吗。我问一个来自城市的女生为什么给丁传亮鼓掌。她回答我：听他说得挺好笑。 　　如果“一言堂”是中国大学课堂的常态，鼓掌，就是学生们除了发言以外，能主动做出的最快活的事情。鼓掌，能带来整齐划一的效果，也许，他们经过12年的教育格外爱自己的民族，或者他们只是需要借一个集体仪式自我振奋，可能他们在这种集体动作中能得到荣誉感和安全感。还有相当多的时候，鼓掌是机械的，无意识的拍打，仅仅表达对周围气氛的呼应，为了自己和别人一样，而不用经过大脑就顺便拍拍手。渐渐地，我也在他们的掌声中体会到了讥讽嘲弄哄笑拆台和“算了吧”等多重隐喻。最后这类情形在后半学期会更多出现。 　　 点名和作弊（2009年上课记） 　　我的课从来不点名，学生都知道，来不来听课是他们的自由。但是关于点名，本学期有3件事要记下来： 　 　第一，从电视新闻来的“新闻” 　　2009年11月24日午间新闻说湖北一所大学学生，代人点名收费5块，代人上课并记课堂笔记收费10块，据最先开拓这项“业务”的学生说，原本他是不收费的，后来“生意”实在好，忙不过来，才叫上更多同学参与并衍变出了收费标准。我把这事当做“新闻”，还说这学生真有创新，生意开拓到身边了。下面反响热烈，有人拍着桌子恍然大悟状：这样的都有，不仗义吗，帮个忙还收钱？ 　　自以为抓到一条新鲜事，下课后，有人告诉我，我们学校小广告栏里现在就有“代人喊到”的条子。 　　 第二，我在场的代点名 　　大二的课，课间休息，有个小女生客客气气来点名，是抽查逃课的。我告诉她有一人请假，看一眼她手上的名单，担心铃响前点不完。没想她点名神速流畅，下面的呼应更是奇妙，同样神速流畅行云流水地配合，恰好铃响，小女生仰着脸说都到齐了，立马离开。课在继续，可是我头脑间隙里有什么疑惑，忽然想起，今天起码两个人不在场，可是，小女生离开前明确说的是都到齐了。 　　我问他们，是哪个人替别人喊了到，那声“到”在脱口而出的时候心慌不，你们之间是怎么分工默契的，如果几个人同时替人喊了，会不会穿帮漏馅？那几分钟里，教室安静死了，比平时上课的安静很不同，空教室里一样，空旷中能感到紧张在暗行。除我之外，他们都是知情者，一个临时的沉默同盟。我说，今天的事情很小，看你们都已经是熟练的老手了，今天能替别人喊到的，未来也许就会抄别人的论文，虚报统计数字，做假账，虽然我早说过不会把我的价值观强加于人，但是，这次，我提醒你们认准你的底线。 　　 第三，误会带来的狂奔 　　朱俊材向我借希腊导演安哲罗普洛斯的《永远的一天》，我答应下次课带光碟给他，同时在心里重新定位这个外表老实的男生。这片子常被赞誉为充满诗意，更多的人当它大闷片，难得朱俊材会喜欢它。 　　该带碟去上课那天走得急，忘了这事，铃声响过才想起来，问朱俊材，有人说他没来。心里的自责稍有缓解，想下次一定不能忘。过了十几分钟，朱俊材连呼带喘满头是汗冲进教室，腰都跑得直不起来了。我暗想，坏了，他来了。课间休息，朱俊材凑到讲桌前满脸赔笑问：老师，点名了？一下子我全明白了，是有人通风报信说刚点你名了，朱俊材才一路狂奔成那样。 　　多讽刺啊，在我自责的时候，这个喜欢安哲的学生担心点名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正放下尊严努力向我笑着。什么叫南辕北辙，什么叫心灰意冷。站在旁边的学生蔡青说，王老师怎么会那样！ 　　我见过太多的惩治了，决不会拿来用在我的学生身上，希望朱俊材的害怕不再发生，一个血气方刚的青年不该在怯懦赔笑中长大。 　　大学教师可以用点名、挂科等名目惩罚他的学生，而学生也自有应对，如果教学双方都接受和麻木于猫和老鼠的游戏，还有什么教育可言。 　　对于作弊，我承认我的坚守有点僵硬，2005年，第一次以教师身份“沉痛地”谈论作弊等于偷窃，直到2009年的秋天，我的态度也在逐渐被环境推移转换着。 　　2009年9月新生入校第一课，我在“问卷调查”中有意加了一项“你对作弊的看法”。他们有3项选择：不可、中性、可以。50人，有26人回答“不可”，刚超过半数，其他回答有：可以接受、中性、视情况决定，或未回答。 　　关于作弊，一些学生附了自己简短的看法，我把它们分成了3类： 　　 一、作弊不可耻 　　A.作弊有很多种，我基本不作弊，除非是政治思想这些超具中国特色的课程，但我不鄙视作弊。 　　B.因为考试这东西吧，如果在某种利益上实在没办法的话，作一作弊是可取的，不过最好是可成立的不可抗拒的客观原因，否则，作弊是有损形象的，但不是可耻的，没必要把作弊评得那么低俗。 　　 二、有时作弊可以接受 　　A.考试作弊有时可以接受，当危险系数低时会一试，当然要有冒险的意义。 　　B.由考试的类型规模决定，正规的大考，比如高考就肯定不可以。 　　C.个人认为大学的很多课程是浪费时间的，一个人应有选择地有重点地面对自己的专业课程，虽然我考试真的从未作弊，但以我的观点，作弊如果是有选择的，可以接受理解。 　　 三、不被抓住就行 　　A.老师的课讲得不好，照本宣科，考试时候治学生，作弊没什么。 　　B.不喜欢的课程作弊很正常。 　　C.大家都理解，不被抓住就行。 　　这份调查，源于和教务陈老师的一句对话。 　　我问：08级戏影学生上学期期末考试没有作弊的吧？ 　　陈老师说：没有。 　　我刚要安心走开，旁边一个年轻老师随口说：没发现就是了，您不是班主任吧？ 　　当我把这个场面向这个班的学生转述，教室里一片欣然会心的笑，明显带着成功过后的默契庆幸和欢快。 　　这学期期末，作弊又常挂在管理者嘴边，班长再三强调考试纪律，说作弊后果严重。 　　2010年2月25日，新学期报到，我又去问教务小王老师：上学期09级戏影考试没作弊的吧？回答是没有。现在轮到我会心地替他们笑了，也许这已经是这些被动的弱者最后和唯一的抗拒方式。 　　亲戚的孩子来度假，说到他表弟在河南读大学，每学期花掉不少冤枉钱，一直瞒着父母。表弟的老师明码实价：确保考试不挂科收费200元，一律考前先交钱。据他说，表弟没少200、200元地买“及格”。这事听得我心惊。随后想到一次无意中听到几个男生议论学生活动经费不足：那都是我们交的钱，都给老师们拿去吃酒楼泡温泉了……听那语气，大学教师早已等同于肥头大耳的盘剥者。作为后者，你讲出来的话还有影响力吗？至于教师报销单据上赫然列出“版面费”一栏，早该心惊的不应当只我一人。所有这些身边的平日常态，如果论责任，都不该由学生独自承担。 　　把这个片段写完，发给儿子看，收到他的短信，照抄如下： 　　“作弊文看鸟，冷静记录的感觉好，缺点是新信息少，对于年轻人来说没啥新奇滴，一个大学教授的角度亲历呵呵。” 　　 我的学生邓伯超（2010年上课记） 　　一直没有好好写写邓伯超。从2006年他一年级起，我的上课记里总会提到他，直到他毕业去北京进修，始终没专门写过他。我的文档里有好几万字都来自他，包括剧本和信。一想到邓伯超，就能看见他黑幽幽的笑，他的笑里也没什么轻松的内容。一年前他在海南儋州乡下做客家人纪录片的时候，一边说话一边在手臂上写备忘录，一抬左手一片青蓝的圆珠笔印记，成了我记忆中的“邓氏文身”。 　　邓伯超学影视之前，倾心于古惑仔。这个四川农民的后代身上奔突着粗粝亢奋的生命力。他的文字也一样。我要摘抄他的两封信： 　　 邓伯超的邮件一（童年）： 　　 有一次，半夜的时候父母打架，爸爸说我妈妈不忠，喊我妈妈赌咒，如果没有跟别的男人有染的话，就砍掉自己一根手指。他们一人砍掉了一根手指。我们过去的时候，他们把门窗全部关严了，拿着菜刀在里面吵，地上放着一个菜板，上面有两根手指头。我很害怕……就是从哪个时候开始，只要一回到家里就觉得好冷，很害怕，特别怕黑，现在都怕黑。但是我还是鼓足了勇气，敲碎了玻璃，跳了进去，跪在地上，跪在玻璃上求他们，他们没有理我，继续吵。 　　 邓伯超的邮件二（2010年冬天在北京进修期间）： 　　我在北京是跟群众演员住在一起的，房租每个月180元。 　 　刚到北京的时候遇到了很多事情，当时我准备给你发短信的，但是一条短信肯定表达不完……拆迁是亲眼所见了，去的当天遇见一个戏头，后来我才知道是戏头，他们群众演员现在都不是专门干演员了，没事的时候就去做场工干苦力当保安，群众演员就是去充人数的……我就被那个戏头给当群众拉去当保安了，不过我没有要钱，我表明了是去帮忙，并不是来北京干活的。我的主页（主业，他在学影视培训班，听说交了3万多的学费，都是借的）是学习，呵呵。当晚凌晨被叫出去，天微亮的时候混杂在队伍里，去拆迁……我在想啊，你们城里人其实一点都不幸福，因为你们就没有根。中国老百姓都不愿意火化，入土为安入土为安啊，也就是对自己根源的一种回归。你们城里人没有根，我作为一个农民是自豪的，虽然我穷了点。哈哈…… 　　邓伯超的文字更原始更鲜活有力，和他这条生命最相关。如果世间有文学，我觉得他写的该是今天真正的文学。 　　农民儿子邓伯超，一个不想和富人站在一起的青年人，两年间得了以下的影视奖项： 　　2009年海南省首届DV视频大赛，感动类二等奖《毒》。 　　2009年四川电视节“金熊猫”奖国际大学生影视节目评选剧情类最佳创意奖提名。2009年北京大学生电影节短片大赛入围纪录类。 　　2011年第五届云之南纪录片影像展，入围竞赛单元《余光之下》。 　　 你会说出真相吗？（2010年上课记） 　　讨论新闻的时候，我问，如果你知道一件事的隐情，在需要你站出来作证的时候，你的选择是什么，沉默还是说出真相？两个班的学生反应截然不同。大三的教室里顿时安静，鸦雀无声。下课后，一个女生对我说：老师，出来作证的人比死了的还惨。 　　另一女生说：我得问我爸爸，他让我说我就说。 　　而大二特踊跃，几乎没经思索，有三分之一的人跳着举手：说真相！ 　　沉默和雀跃，大三和大二，难道这就是多接受一年高等教育的不同？ 　　我对刚放下手的他们说：请你们设身处地，我相信真的事到临头你们会害怕，当举手没有丝毫风险的时候，这个选择不难，而坚持正义必定有风险。一个人的本性里既害怕，也渴望做英雄，和后者比，害怕更该是人之常态。这正是向你们推荐影片《闻香识女人》的初衷，别只把它看做“励志片”。现实往往以理想主义的失败收场，因为人不能不害怕，不能不自保，但你得坚信，世上是存在对和错的。 　　听我这样说，刚刚雀跃的教室里恢复了常态。能感觉到，我的话并没通达几个人的心，他们还没面临真选择。 　　一天，两个学生在我面前聊天： 　　一个说，听说某老师在学生中发展耳目。 　　另一个说，真的啊，当他的耳目就好了。 　　我问：为什么？ 　　回答说：当耳目才安全啊。 　　前一个学生说：那你还不得把我供出去，还是我当耳目好了。 　　说出真相和获得安全感，表面看两件事互不搭界，而多年来不断被安排和设置人生的一代，也终有独自面临选择的时候，我相信他们中会有人坚持自己的抉择。 　　 惟有生命真实可贵（2010年上课记） 　　何旭萍发短信来问怎样才能拍到我说的“活着就是挣扎”，她正着急呢，快交不上影像作业了。我建议她去附近的码头看看，结果她被看守码头的人给轰出来。 　　一个月后，春运刚开始的一个夜晚，连续收到她的3条短信： 　　老师，我在挤火车，现在挤在厕所旁。 　　厕所的连接口洗脸这里，真是看到了好多人好多事，真是一大奇迹，人肉火车啊，没有任何可动的地方。 　　厕所里就有5个了，中国啊，我上车的时候就恐惧，坐立不安。 　　何旭萍啊何旭萍，现在她该清楚，现实可不是一篇作业，哪个真实哪个虚幻，你将不学自通。 　　现在的学生看来轻松懈怠，但我的邮箱里常收到他们发来的诗歌散文剧本、书评、影评、感想、意见、求职信、策划书。春运期间学生们在火车站整夜排队却买不到车票的维权信，经多人以不同方式转给我。所有这些都和大学课堂无关，这些也是他们正自觉“学习着”的行动力。我个人不欣赏激昂愤慨，拍案而起，我那代人的特征不该平移切换给下一代，他们有理由更理性更淡定更包容，具有多向度的价值取向。但是，我也听到这样的故事： 　　学生：老师，告诉你一件好玩的事，上学期就为争当学生会的头儿，两伙人在校运动场看台上打起来了。 　　我问：谁打谁？ 　　学生：一个男生被一女生叫来的一大帮男生追打，真打啊，都有人打电话报警了。 　　我问：为什么打，就为争着当头儿？ 　　学生：真开眼了，恐怖吧。 　　我问：当头的吸引力那么大？ 　　学生：当然，有权有钱啊。 　　就在类似故事发生的同时，更多的是下面的故事： 　　老师你不认识我了，我就是大一问题特多的小姑娘啊，老师我快毕业了，后来我得了忧郁症。 　　一个男生告诉我，那天有个同学发短信说：咱俩一起去死吧。男生回答：好啊，你快来吧，我先把你杀了。说这些的时候，他的表情超平静。我说：怎么就说到了死，这不是随口说着玩的。他说：就是吗，所以我没搭理他。 　　刚开学，有个即将毕业的女生跳楼轻生。虽然我不认识她，仍旧有4个和死者相识的学生跟我谈起这事。唐惠子搭在讲桌上说：老师，她到底为什么呀，漂漂亮亮的，平时可爱说话了，当过主持人，一直很阳光一个人啊，说走就走了？ 　　上课铃都响了，唐惠子还不离开，好像要追问出结果。当知识不能改变命运之后，这些在黯淡的角落里的年轻人靠自身散布的微小光泽存在，他们最后可依赖的只有生命的本能，以求得自己的精神支撑。如果有人要说90后注定了就是一代可怜虫，他们又是被如何造就的。四下里看看，哪个人不是可怜虫。我们的90后不来自火星，不来自恐龙蛋，每个都是这土地上平常父母所生。在生命面前，谁有道德优势？ 　　（作者系海南大学人文传播学院教授、诗人） 原文： 点击 © Chiquitita for 新闻理想档案馆 , 2012/03/25. | Permalink | 光荣之路 Post tags: 中国青年报 OMM通讯社@新浪微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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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贲：好的公共生活需要价值共识和公民启蒙 进入专题 ： 公民社会 公共生活 价值共识 公民启蒙    ● 徐贲 （ 进入专栏 ）       公民社会是建立在公民责任和公民参与之上的社会，没有公民社会便不可能有民主政治，因此，公民社会体现了一种民主的理念，那就是，“民主不是别人赠与的礼物，而是一种公民责任”。但是，公民社会的存在是有条件的，那就是政府必须鼓励、培育和依靠它，而不是限制、敌视和排斥它，在这个条件还不具备的时候，尤其需要对公民社会可能遭遇的困难有充分的估计。          1. 能否用一句话或者几个词来概括下您所认为的“好的公共生活”的核心标准？          你说的“核心标准”如果可以理解为核心价值的话，那么，用核心价值来概括好的公共生活，就是民主、自由、平等和尊严。这些基本价值能让一个国家里好的公共生活在别的国家的人们看来，也是好的公共生活。这样的“好”才能具有普遍意义，并成为绝大多数人能够认可的是非和善恶标准。     价值观对于公共生活具有重要的意义，美国作家克勒奇（JosephWood Krutch）说，“每一种新价值的诞生，都使人类的存在获得一种新的意义。每一种价值死去的时候，那一部分的存在意义也就跟随着消亡。”一个没有价值观的公共生活是不能说真正存在的。对于任何一个公民共同体来说，价值都不是僵死凝固的，以前没有的价值可以通过各种途径和由于不同的机遇而诞生出来，只要是好的价值，只有能提升共同体存在的意义，来自什么源头并不重要。          2. 请分别谈一下民国、改革前的中国与当下的中国，公共生活是个什么状态？百年过去了，我们进步了亦或是退步了？          说起“公共生活”就不能不知道什么是“公共”。公共可以有两个意思，第一个是“公众”英语是thepublic，第二个的“共同”，英语是the common。这本书的英文题目是Cultivating the Common Good，翻译成中文便是“培育公共之好”，这应当是一种大多数民众都能认可的好，也是能使得大多数民众可以按照民主、自由、平等和尊严的原则来共同生活之好。这时候的民众便不只是“国民”或“人民”，而是“公民”，更确切地说，他们是“民主的公民”。其实，好的公共生活也就是好的公民生活。     公共生活不是一个笼统、抽象的概念，而是由许多方方面面的生活细节合成的整体状态。我书里174篇文章涉及的就是公共生活的点点滴滴，其中教育占了不小的篇幅。不同历史时期的教育状态在相当的程度上反映了不同时期的公共生活品质差异。教育的目的是培养能够独立思考、理性判断的自由公民，教科书、课程设置、办学理念、教师的素质和操守、教师和学生的关系，这些都是决定教育品质的重要因素。现在人们说起大学教育的自由、多元和宽容气氛，想起的就是蔡元培，许多人怀念民国时期开明书店出版的小学课本，而不是文革时期的那些课本，还有许多对民国时期学人的追忆，这些都不是简单地出于怀旧，而是一种暗中比较的结果。民国、改革前的中国与当下的中国的教育在自由和人文教育方面是进步还是退步，恐怕不用我在这里多说了。     公共生活的另一个重要方面是新闻和言论自由，我书里也有不少是涉及这一方面的讨论。没有新闻和言论的传播，整个社会中的个体就会是一盘散沙，无法形成可以称得上是公共的生活关系。新闻研究者卡雷(JamesCarey)曾经说过，“公众就是一群聚合在一起讨论新闻的陌生人”。人们共同关心的时事把素不相识的人们聚拢成为互相可以交流，并可以取得共识的公众。他们便是参与在公共生活中的人们。在人们不能公开议论时事，难以了解时事，或者不能公开批评时事的社会里，是不会有真正的公众的。卡雷还说：“新闻的灵魂是公众，公众是新闻的最高目标，没有公众，新闻也就成为没有意义的事业。新闻若有任何基础可言，那就是公众。新闻若有委托人，那就是公众。” 民国虽然有封闭报馆、捕杀报人的事件，但一直有存在独立媒体的社会空间，民国时期出现过一大批记者、报人，他们不畏强权，不惜用生命和良心坚守社会正义、言论自由，至今还被人们深深敬佩和怀念。以他们作为当今新闻工作者的职业操守和道德勇气的衡量标杆，民国、改革前与当今中国公共生活的新闻是进步还是退步，恐怕也不用我在这里多说了。          3、与“好”相对的是“不好”，请问当下中国有哪些不好的公共生活？造成这一现象的根本原因是什么？对青年人不利的影响是什么？          我在书里避免为“好的公共生活”下一个教义性的定义，只是在封底上用几句话来作举例提示：“好的公共生活以民主来保障群体共同的幸福，它的伦理导向是鼓励美德，它的价值内涵是维护尊严，它的理智状态是推崇真实，它的智慧传统是接受教训。”我避免在正文中用定义来概括公共生活的“好”，是因为或明言或暗示，我谈论大都是与“不好”有关的事情。哲学家马格利特说过，对于不好来说，好是第二性的，就维护好的公共生活和正派社会而言，纠正不好，要比倡导好更为优先。实际情况也是如此，例如，与其期待人人像雷锋那样做好事，不如先要求大家尽量都能正派行事，不做坏事。     在观察和思考好与不好的时候，从顺序上说，不好在先而好在后，从紧迫程度上说也是如此。例如，比起提倡仁爱和尊重来说，消除残忍和羞辱不仅应该先行，而且也更为迫切。激发人们作出社会批评或提出政治改革要求的，总是对非正义和不公正的事情先有了强烈的反感，而并不是因为先知先觉，头脑里先已装着什么完整的好社会理念。     好生活和正派社会的第一原则不是做什么，而是不做什么，不是不做哪一些事，而是不做哪一种事。不让社会制度羞辱社会中的任何一个人，这是好生活和正派社会的第一原则。从反面来表述正派社会和好生活的根本道德原则，乃是凸显某一些行为对社会道德秩序的严重破坏作用。哈维尔提出的“不说谎”就是这样的道德表述，它不仅是一种现实批判，而且还具有长远的社会规范意义。     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哲学教授艾伦(J. Allen)指出，从反面来表述社会道德义务的好处是，“把规范的理论建立在日常生活概念之上。”这是一种非常务实的社会批评，“它既描绘出一个规范框架，又为社会和政治批判性提供了概念工具。”社会和政治理论关注人的“负面道德心理”和负面社会经验(受伤害、遭羞辱和不被承认等等)，对于改变现实具有极为重要的社会规范意义。     我并不觉得今天的年轻人比我们这一代人——我是说出生于50或60年代的这一代人，受到了更多不利的影响。我们这一代深受阶级斗争的教育和文革的熏陶，至今还有不少人还沉浸在青春无悔的怀旧激情之中。我们这一代人曾经深信不疑的许多假大空的东西都是与好的公共生活格格不入的，现在的许多年轻人根本就不相信那些。我不太赞同一些对80后、90后年轻人的道德指责，我觉得，由于他们生活的环境和适应于这种环境的需要，外人不易看清他们到底在想什么，要什么，这是我们这个假面社会的共同特征，并不是年轻一代所特有的不良品质。相反，他们对民主的理解，对自由、平等、尊严的向往应该说是超过了当年这个年龄的我们那一代。如果说到公共生活的匮缺，他们并不是唯一令人担心的一代。          4、中国要拥有“好的公共生活”最缺乏什么？形成“好的公共生活”需要什么样的社会氛围？          许多人都对当前公共生活的质量和品质表示担忧，称其为道德滑坡，也提出了种种诊治的方案，如学雷锋、唱红歌、诵读三字经、弟子规、复兴儒学等等。我觉得不妨从不说假话开始，这应该是可以做到的。不说假话与说真话不是一回事，它是一种对诚实的低限度要求，不说假话比说真话更容易为大多数人所做到。在许多情况下，说真话是做不到的，甚至是有危险的，也没有说真话的地方。但是，即使不能说真话，把嘴闭起来，不说话，这还是可以做到的。好的公共生活需要一个诚实的，人与人之间相互诚恳对待，可以相互信任的社会氛围，这可以从不说假话开始。     好的公共生活并不是一个单纯的“社会氛围”问题，从根本上说，它是一个亚里士多德所说的政体问题。它由两个部分组成，政治制度和公民文化，托克维尔在观察美国的公共生活时也是从这两个方面同时着眼的。形成好的公共生活需要政治制度改革和公民教育并行，我这里说的不是一般国民教育意义上的公民教育，而是与民主公共生活相一致的民主公民教育。民主的公共生活对国民有积极的教育作用，同时又能再生和优化这种公共生活，成为使它变得更好。在希腊人那里，“治理”与“教育”是同义的，为“好生活”的国民教育与“好的治理”也是同义的。今天，“好生活”和“好的治理”与民主之间的联系也是这样建立起来的。如果每个人都能成为自由、平等、尊严的民主公民，那么他所生活于其中的统治和被统治的关系也就应该可以称得上是“好生活”和“好的治理”了。我即将出版的新书《被统治和被教育的：从国民到公民》讨论的就是这个问题。          5、您认为世界上哪个国家的公共生活是比较好的，他们是如何建立起这一“好的公共生活”呢？          一般来说，一个国家如果有民主法治的制度保证，如果公民社会比较健全，国民文化、文明教养程度较高，如果有比较稳定、悠久的自由、平等价值传统，如果能够重视人权和公民权利，就能够有较好的公共生活。好的公共生活也就是在这些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建立起来的。          6、为了获得“好的公共生活”，就中国民众个人而言，应该做些什么呢？          不同的人可以做不同的事吧，可以从个人的职业道德和操守做起，也可以从不说假话，从同情和帮助弱者做起，或者遇到事情多思考一下，保持头脑清醒而不人云亦云，不随波逐流。再不然就是在与别人讨论事情的时候尽量理性地说理，不要张口谩骂，也不要为谩骂喝彩。能够在社会的平等、自由、尊严价值出现问题和危机时站出来说话，也是非常需要有人来做的事情。我前面提到的那位伦理哲学家马格利特，他在《正派社会》一书中提出了一个具有普遍意义的行事要求，那就是“不羞辱”。好的公共生活是一种正派的社会，并不需要人人是圣人或雷锋，但需要大多数人遵守不伤害他人的规则，首先做到不羞辱。在中国，制度对个人的羞辱，个人与个人之间的羞辱是一个普遍的严重问题。长期的羞辱使得许多人不再把羞辱当作一种严重伤害，他们当中有的甚至还不惜以进一步的羞辱去换取物质利益。一个社会里这样的人多了，就很难说是一个正派社会，也不会有好的公共生活。社会整体羞耻感麻木了，遭受羞辱也就没有人会在意。如果一个社会长期生活在羞辱人的制度下，失去人性价值的把持，而代之以金钱的价值，金钱本身就会成为一种新的羞辱力量。羞辱是一种针对人性的伤害，它因此与我们每一个人有关。因此，不羞辱，不伤害他人也是每个人都可以试着去做的。          7、您书中有一篇文章谈到“美国好人好事”，可谓“美国雷锋”，最近中国政府在提倡学雷锋，请问“美国雷锋”与中国雷锋的根本差异在哪里？学中国雷锋对“好的公共生活”有意义吗？          美国没有雷锋，也不可能提倡雷锋精神，我是说那种党叫干啥就干啥，十三亿螺丝钉，一把螺丝刀的雷锋。美国有“好人好事”，好人好事自古就有，也一直受到称颂，并不是出现雷锋后才有的新鲜事，所以无需与雷锋挂到一起。在美国，好人好事叫做“好心的撒玛利人行为”（bea Good Samaritan），主要是见到受伤的人，主动提供帮助，例如，看见小悦悦这样的受害者，就应该予以援助，而不是冷漠对待，不闻不问，一走了之。在美国还有一个“好撒玛利人法”，是专门保护那些因帮助别人而可能惹上麻烦者的，例如，你在救援一个受伤者的时候，他恰恰就死了，弄得不好你就得为此负责。许多人因为有这个顾虑，会裹足不前，这是很正常的自保本能。“好撒玛利人法”就是为了免除欲做好事者的这种顾虑的。美国还有一些以“好撒玛利人”为名的医院，表示救死扶伤的宗旨，与中国一些认钱不认人的医院相比，可以说是“好人医院”。     总之，“好人”在美国的象征不是一个爱党、爱领袖的军人，而是基督教《圣经》中的一个人物。人们并不知道他姓甚名谁，只知道他是一个撒玛利人。他所做的好事只有一件，不像雷锋那样有许许多多。这件事记录在《圣经》的《路加福音》中。这样的“好事”有一个特定的说法，不叫作“为人民服务”，而叫作“帮助你的邻人”。所谓“邻人”不是住在你隔壁的人，而是陌生人，陌生人因为得到了你的帮助和关爱而成为你精神上的邻人。     与国家政治色采浓厚的雷锋故事相比，撒玛利人故事是一个社会性的道德寓言故事。但是，即便是道德寓言人物的撒玛利人，他也不是什么人人必须学习的“榜样”。不管撒玛利人故事有什么样的道德意义，今天的人们毕竟已经不再生活在《圣经》时代了。在现代公共社会中，这个道德寓言带给我们的是关于保护弱者和易受伤害者的启示，而不是行动榜样。今天，个人做好事无论如何值得提倡，都已经不再是保护弱者和易受伤害者的最有效方式。社会制度性的福利和公正对待才是保护弱者和易受伤害者的根本保障。个人做好事固然有帮助他人的作用，但是，仅仅以此理解好人好事，那就太狭隘了。偶尔地帮人洗一个澡、提一下包、扫一下地、给一点钱，甚至虚情假意地做做样子，叫几句口号，未必真的会付出持久的爱心。在倡导爱心助人的社会中，这种个人行为的好人好事大多是纳入了民间和非政府组织的慈善事业和各种义工服务。在这种慈善和义工服务中，好人好事虽然由个人参与，但并不以个人的名义进行。这种社会性的慈善和义工服务才是好的公共生活所需要的。          8、您说“美国人看不懂韩寒”，请您对韩寒做一评价。          那篇文章是我几年前写的，当时我觉得韩寒是一位敢于说真话的年轻人，虽然不见得有什么专门的学问，但他能够独立思想，具有非常可贵的判断力，比起许多世故老成，以学术理论为幌子，想方设法奉承、讨好权力的知识分子强多了。韩寒说真话，这是在美国人一般难以理解的特殊环境中的特有现象。由于缺乏亲身经历，美国人很难理解这样的环境会如何毁灭人的思考和判断能力。阿伦特把不思考和无判断看成是一种由洗脑造成的一种平庸之恶，而这种恶可以悄然侵蚀整个民族和绝大多数国民的灵魂，使得他们成为权力的思想奴才和行动的侏儒。韩寒的意义在于，他让我们看到，这种奴性和侏儒状态并不是命定的，因为人的基因并不带有奴性和低能，奴性和低能是不思考和无判断的结果。     有人夸张地说，全中国所有的教授加在一起，影响也比不过韩寒一个人。这本身就是一句韩寒式的夸张断语。但是，现在许多人文和社会学科的大学教授和知识分子在自己小小的学术圈子里画地为牢、蝇营狗苟地为研究经费和升等提级而小心经营，有的干脆有奶便是娘，为统治权力扮演大卫·鲍兹(David Boaz)所说的“知识保镖”的角色。反倒是韩寒这个无文凭、无学位、无专业学术的年轻人在不断议论发生在广大公众身边的实实在在的事情，实际承担着那种本不属于他的公共知识分子责任。这本身就是一件很怪异，很讽刺的事情。这并不是韩寒的光荣，而是那些教授、学者们的耻辱。所谓的“专业学问”成为他们不行动的借口和托词，这才使得韩寒的行动显得特别可贵。韩寒是一个能思考，并将他的思考结果写下来，与他人交流，这是他具有公共影响，甚至成为“意见领袖”的根本原因。     然而，韩寒毕竟称不上是一位思想家，他只是一位大众文化中的名人，他的话语满足的是一般人的刺激需要，它快捷、犀利，出其不意，但未必思虑周详。这种真实话语游戏只有在虚假话语主宰的社会中才有需要，也才有刺激，因为它是一种冒险的、被禁止的游戏。许多人从韩寒那里寻找的是一种针砭时弊的刺激性，甚至娱乐感，而未必是什么振聋发聩、真知灼见的新见解。他不久前的三篇博客文章《谈革命》、《说民主》和《要自由》中有不少模棱两可，似是而非、相互矛盾的说法，无论从学术素养还是政治见解来说，都不是什么精深之作，居然能引起这么大的反响，引发这么多情绪对立的解读，而各派人士之间的相互敌意和口水战又成为社会事件，招来如此庞大人群的围观和议论，在美国实在是不可想象的。          9、知识分子、媒体，应该在中国形成公共生活的过程中起到什么作用呢？          也许可以将此归纳为两个相互有关的方面，第一，知识分子应当放下知识精英的身段，走出狭隘的学术专业主义，把目光投向生活中的公共事务，并对之说出自己的真实想法。第二，媒体则不能太大众，太随众，否则就很难避免媚众，乃至于迁就愚昧，讨好无知，不断向下看齐。这样的媒体无法担当起引导社会价值、优化公共生活品质，提高大众教养和素质，坚持民众启蒙的重责大任。在中国，形成公共生活的重要任务之一仍然是开启公民智慧的进行民众启蒙——价值的启蒙，公共说理的启蒙，公民权利和责任的启蒙，其中也包括知识分子和媒体对自己社会责任和作用的自我启蒙。          10、我们有个好书推荐栏目叫做“公民阅读”，其中包含了一个想法，就是推举那些能促进公民社会形成的好书。请问“公民”、“公民社会”与“好的公共生活”是一种怎样的相互关系？          这个问题可以从公共生活如何接受历史教训来看，近代中国经历了两次革命，建立了两个共和制度，但都没有形成有效的公民社会和民主的公共生活。这让我们不能不看到，革命也许可以铸造战士，但不能造就公民。革命者的身份认同本来就不是公民，靠革命的力量是无法建立公民社会和民主公共生活的。托克维尔对法国革命的论述让我们看到，公民社会的失败几乎成为所有暴力革命都难以逃脱的宿命。那些被革命裹挟的暴民们从旧制度继承了大部分的价值观、思想方式、行为习惯，他们摧毁了旧制度，然后又用旧制度的瓦砾建造新社会的大厦。     革命并不代表与过去的决裂，相反，革命后的社会违背其自由和解放的初衷，成为旧制度不幸的历史延续。托克维尔说，大量在革命后消失的旧制度法律和政治习惯在几年后重新又出现，恰如一条河流沉没到地下，又在不太远的地方重新冒头，使人们在新的河岸看见同一水流。革命后的人民无法想象没有中央集权的公共生活，中央集权已经成为社会机器的唯一动力，政府把全体人民和所有的重要生活领域全都置于它的监管之下，从刚刚推翻的王权和专制的腹部深处，突然产生一个比所有君王或专制寡头制度更庞大、更完备、更暴力的统治形式。     好的公共生活只能是一个由公民自理、自治的社会，只有能进行民主参与和行动的公民，才有可能一起形成公民社会所需要的那种自主、自强的共同生活。它不能只靠国家的行政命令来管理。亚里士多德说过，“公民是持久地参与正义治理和公职责任的人”。只有民主制度中的公民才能在社会生活中持久地拥有两种可能：治理和被治理。谁永远只被别人治理或统治，无法获得参加治理的机会，谁就是被剥夺了公民权利的臣民。谁永远治理或统治别人而不受别人治理或监督，谁就成了专制者，也就不再是公民。公民社会是一个建立在公民责任和公民参与之上的社会，没有公民社会便不可能有民主政治，因此，公民社会体现了一种民主的理念，也就是美国作家达尔顿·特朗勃（Dalton Trumbo）说的，“民主不是别人赠与的礼物，而是一种公民责任”。但是，公民社会的存在是有条件的，那就是政府必须鼓励、培育和依靠它，而不是限制、敌视和排斥它，在这个条件还不具备的时候，尤其需要对公民社会可能遭遇的困难有充分的估计。 进入 徐贲 的专栏    进入专题： 公民社会 公共生活 价值共识 公民启蒙    文章分享到 ： 新浪微博 QQ空间 人人网 抽屉网 腾讯微博 豆瓣 百度搜藏 更多 本文责编： frank 发信站：爱思想网（http://www.aisixiang.com ) ，栏目： 天益笔会 > 散文随笔 > 民权理念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5135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