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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文化习性的差异会导致汉人和藏人有不同的价值观 自去年12 月到今年3月5日， 中国西藏省内发生共25 起自焚事件*（注一）。自焚者以僧人为主，亦有平民和女性。为什么在中国一个省内，三个月其间，以平均每月7-8起，每周至少一起之高的频繁度，发生自焚之类的恶性事件？ 一． 达赖喇嘛是不是指使“自焚”的人 的确，很多自焚藏人会在临死前呼喊“达赖喇嘛返回西藏”的口号，但如此就认定达赖喇嘛为幕后指使者有点轻率。其他境外分裂者也能做到让自焚者喊“达赖喇嘛”， 而达到掩盖自己的目的。 如果达赖喇嘛是指使者，让执行者临死喊自己的名字，这是“搬石头砸自己的脚”。 此外，达赖喇嘛于11月19日接受BBC 采访时表示：“确实有很多人受苦。可自焚有什么用呢？汉人只会用更严厉的方式回应”。说明他看得很清楚“自焚”是不能改变北京的态度，他甚至都没有象流亡政府总理洛桑桑盖那样表达“钦佩自焚者的勇气”以免鼓励自焚。除达赖喇嘛外，西藏另一不参与政治的精神领袖噶玛巴于11月9日的公开申明（*注二）中提到：“我们西藏人本来人数就不多，每一个藏人的生命都对西藏有很大价值。尽管形势非常困难，我们仍应使生命长久， 坚定而不迷失更长远的目标。”可见这两为藏传佛教的灵魂人物都在公开地呼吁藏人不要无谓地牺牲生命。” 中国作家余杰曾写过一个关于达赖喇嘛的真实故事（*注三）。 六四事件后， 当时担任西藏流亡政府外交部长的嘉日洛珠坚赞去看望达赖喇嘛，咨询流亡政府方面应当如何对此做出回应。但是达赖喇嘛却陷入悲痛之中。 洛珠坚赞也是第一次看见他如此悲伤。达赖喇嘛流着泪说：“他们怎么能够用这样残暴的手段对付和平示威的学生？那些鲜活的生命多么宝贵啊！”洛珠坚赞心想：这么大个事件，全世界都在声讨中共暴行。但当时西藏流亡政府与北京政府刚开始接触，如果立即发表这样的声明，会影响流亡政府与北京好不容易开始的谈判。 谁知达赖喇嘛说：“我知道你在想什么，这个关键时刻最好不要谴责中国，我们要保证谈判的进展，要考虑西藏自己的利益。” “很遗憾，我们必须谴责共产党的镇压行为。我们争取西藏民族的自由，但绝对不能牺牲中国人民的利益……这个时刻，我们要与那些被杀害的生命站在一起，要为他们祈祷。如果我不公开批评中国政府的屠杀行为，我就不配做藏人的精神领袖，我就违背了佛法的庄严。”而达赖喇嘛也是在1989年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 达赖喇嘛怎么可能为了个人利益让藏人自焚呢？ 二．有没有有其他人在背后搞“分裂”呢？ 目前没有证据的情况下，只能用常理来推测。 使25个人在三个月内“自焚”而达到政治上的利益是高难度的操作。 一个人如没有巨大的痛苦，首先不会自杀， 而“自焚”是更痛苦的选择，不是简单的了结生命。前不久，BBC记者白麦克在四川对西藏进行采访受到各种阻拦，一民周姓的官员对他说：“藏人的日子比我还好过呢！”。 倘若藏人真的过着如这位官员说的令人满意的生活，要煽动一个生活幸福的人去自焚谈何容易？“被解放的农奴”为何能听从千里之外的“奴隶主”去受“自焚”之苦。更何况， 三个月有25人自焚，有花季青年，有成年僧人，有活佛，甚至还有年轻的女子和四个孩子的母亲。这已经不是“一小部分”， 而是一种集体“抗议”。 今年1月8日自焚的索巴仁波切在临死前的录音留言（*注四）中说：“我的自焚不是因为我的个人利益和问题，而是为了六百万没有自由的藏人，为了达赖喇嘛返回西藏。”去年12月1日在嘎玛区政府门口自焚的丁增朋措曾在自焚前留成下的四封遗书中写到：“面对弘扬藏传佛教之噶玛寺堪布（* 注五），洛珠绕色、朗色索朗和全体僧侣遭受抓捕、殴打，我宁愿为他们的痛苦去赴死……想到整个西藏和今年噶玛寺的苦难，我无法继续活下去空等……我们怎能相信一个不允许我们信仰宗教的政府？” 从这些遗言看出自焚藏人对无法自由追求信仰的痛苦感到难以忍受，这也使他们对北京政府丧失信心。 如果藏人说他们没有自由，笔者认为这是不可否认的事实。就如噶玛巴所说 “藏人的示威与自焚是深刻且未受承认的不满所表现出来的病征。如果能给藏人一个机会，让他们过着如其所愿的生活，保存自己的语言，宗教， 与文化， 他们不会去示威，也不会去牺牲。” 北京政府在西藏的基层管理违背了藏人内心对生活的愿望，脱离了藏族特殊的文化背景-对佛教和象征着观世音的达赖喇嘛的历史情感。 以汉人习惯思维，以无神论思维，以政治教育洗脑，以经济发展是硬道理去治理西藏，只能日积月累地种下西藏人民不满的情绪。 从这种角度看， 是北京政府自己种下了“分裂”的种子，且已开花结果。 在这种现状，如有其他的“分裂势力”煽动藏人“自焚”，也是轻而易举。因为造成“分裂”的因素首先是内部的， 内部不和，外人就乘虚而入。因此政府不能推卸“对西藏治理不当”的责任，解决问题也得先从自身开始。 不可否认的是， 自从去年发生了11 起自焚事件以来，藏人知识份子和同情西藏局势的人有趋势发表意文章赞扬“自焚者”为“为民族利益牺牲的英雄”，忽略了其负面效果。“自焚”被过分美化也无意中促使本来就比较团结的藏民，更愿意加入为民族牺牲的“自焚英雄”的队伍。这也无形地造成了2012年自焚人数迅速上升。 三. 汉人不理解的藏人自焚 至今为止，中国境内的知识份子对此表现十分沉默。普通的网民也带着怀疑的眼光。 好象在莫认藏族“自焚”就是少数民族搞“分裂”。好象中国公民在这个问题上要特别维护国家利益。 或是按汉人思维“事不关己，高高挂起”。 其实众所周知，自焚的现象在近十年在汉人地区亦不为少数。被封杀的2011年“贺岁讽刺动画片”《小兔子匡匡》中就有兔子因为强制拆迁而自焚的一幕，可见“自焚”在改革开放的中国以成为一种“社会现象”。 今年2月就有哈尔滨的“一工头为百名民工讨薪未果自焚”；2011年4月“湖南株洲一农民抗议拆迁屋顶自焚”；同年12月“一名男子在山东省济南市委门前自焚”，2010年2月，有“北京朝阳区居民张海墨拒绝拆迁当场自焚”。2009年四川妇女唐福珍为抵抗强制拆迁，在插了国旗后用汽油淋满全身自焚的事件也是震惊一时。 这些“自焚”现象已经举不胜举。大部分人都会抱以同情，知道这些自焚者是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为捍卫自己的生命财产用极端的手法表达了一种“抗议”。可为什么当藏族同胞“自焚”时，却会被戴上“恐怖主义”的帽子呢？ 历史文化习性的差异会导致汉人和藏人有不同的价值观。汉人会为人保护人身财产而自焚， 蔵人会为心中的信仰而自焚。但不能因此区别而简单地把“自焚”的藏人划分到“分裂主义者”范畴。从根本上讲，造成藏人喊着“达赖喇嘛返回西藏”自焚和造成汉人面对“挖掘机”自焚的原因有共同之处， 就是他们作为人的基本权利被侵吞了。前者是做人应有的“信仰自由权”被吞噬了， 后者是做人应有的“人身财产权”被吞噬了。 当然，侵吞他们“人权”的不是个别人，而是一个被经济利益驱动而丧失了人性道德的国家状态。 不管藏族和汉族的文化传统有多大差异，平等无高低的，我们都享有追求幸福自由生活的权利，都应当尊重彼此不同的信仰和生活方式。不论是政府，基层干部，还是知识分子，还是偶尔“翻墙”的网友。 当看到如今的中国，藏族还是汉族都在上演着“自焚”的悲剧， 甚至还有其他更多形形色色的“楊佳杀警”、“毒奶粉”、“卖血染艾滋”、“幼儿园砍杀案”、“钱云会事件”、“儿童血铅超标”、“水污染频发”﹑“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坐牢”等等的悲剧时， 我们有责任去寻找这一切的根本原因， 因为这每一个悲剧都在警告这个社会的沦落。如果我们不再尽快地用自己的良心来改变它，还有多久我们能幸福地在这个国家生活。等到最后危机到来的时候，不光是这个国家的被统治阶级，就是统治阶级又能幸存多久呢？ *（注一）：自焚者的数据主要来自唯色的博客 《看不见的西藏》，这个博客基本在第一时间更新自焚者的名单。 *（注二）：噶玛巴的这个声明最早发表于BBC中文网，但是非全部原文。后该声明全文英文版，刊登与噶玛巴英文官方网。 *（注三）：余杰的原文为《为每一个被杀害的生命祈祷——达赖喇嘛与六四屠杀》 *（注四）：自焚者的遗书摘自于唯色博客， 2011年12月14日的博文本《自焚藏人丁増平措四份遗书现世，自焚藏人曲培和卡央照片公布》 *（注五）：堪布是藏族对寺院有一定资格的喇嘛的称呼 本文不代表BBC的立场和观点。网友如要发表评论，请使用下表：

这是温家宝担任总理期间的最后一次中外记者会。 中国总理温家宝周三（14日）在十一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闭幕后接受中外记者提问，涉及很多外界关注的话题，包括“文革”重新发生的危险，以及公开批评被称为“新左派实验室”的重庆市现政府。 著名社会学学者、香港科技大学社会学教授丁学良在接受BBC中文网记者采访时说，这是温家宝近几年关于中国政改和社会问题的讲话中最具体、最诚恳的一次，其中的内容信息值得多层次地解读。 温家宝在回答新加坡《联合早报》记者关于中国政改的提问时说，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的成功，经济体制改革不可能进行到底，社会上新产生的问题也不能从根本上得到解决，文化大革命这样的历史悲剧还有可能重新发生。 承认文革回潮的危险 中国大陆人现在已经不那么经常地提起文革，尤其是中国政府，多年来更是尽可能地回避提及文革，而温家宝总理这次的讲话，是近几届中国政府最高层领导人首次公开承认，中国社会确实存在可怕的、潜在的文革回潮危险。 丁学良教授认为，中国社会因贪污腐败、贫富不均和官员专权等导致的民怨和社会冲突越来越尖锐，在有识者呼吁用加大多元政治民主化和自下而上的制衡来应对社会矛盾的同时，也有人认为，只有用毛泽东的治国路线才能解决目前的社会冲突。 在学者们越来越担心中国社会出现用文革式的心态、手段和政策来对付社会矛盾的可能性之际，温家宝的答记者问则证实了一些中共高层领导人也看到了这一威胁。 警惕左派更左的建议 而温家宝在回答路透社记者提出的关于重庆市前副市长王立军事件问题时的态度，就被一些分析人士看作是显示了中国高层权力之争白热化、毛派和左派失败的象征。 丁学良教授不赞同这种解读，他认为尽管出现了王立军事件，尽管温家宝现在批评薄熙来领导的重庆市现政府，但并不能说明试图用文革方式来解决当今社会矛盾的毛派和左派已经完全失败，这只能说是对他们的一次重大打击。 他说，王立军事件暴露了重庆市的真实情况，而且说明“新左派实验室”的重庆模式不仅在全国无法推广，就是在重庆实行，产生的后果也很可怕，因为连掌管重庆所有警察和公安权力的最高长官王立军都因此被逼上主动的、自杀性的极端道路。 丁学良教授在较高评价温家宝总理周三的这次答记者问的同时警告，要警惕左派们提出用更左的政策手段解决中国社会矛盾冲突的可能性，而这条路是走不通的，只会把中国引向绝路。

每年两会上都有代表、委员提议新闻立法 l中国当代几部宪法都规定，中国公民有出版自由也即新闻自由的基本权利。然而令人叹惜的是改革开放卅年了，控制新闻的做法有增无减。 报禁、刊禁、网禁、书禁(出版禁),令人咋舌。国内发生的一些引人注目的新闻事件,国内官方或不报道,或报道得与海外一流媒体报道南辕北辙。 反右派过去五十五年了,文革过去四十六年了,有关的书还不让出版,禁锢得登峰造极也。这也证明着,主政者多么不自信,多么怕人民知真情也。 美国一位深负众望、世界景仰的总统说过:宁要没有政府的新闻,也不要设有新闻的政府。这就是美国政府之所以得人心的核心价值,也是美国之所以成为美国的根本原因。 习近平日前访美,表示中国与美国做朋友,互利双赢。这是对的。但我们的另一些高端公仆,为什么不屑学一学人家总统的把新闻自由的视作重如泰山、要如命根子的传统呢?这一真经如果学不来,中国一万年也难赶上美国!何况,咱们老祖宗早就,有“民为本,社稷次之,君为轻”的老传统呢? 改革开放卅余年,每年两会上都有代表、委员提议新闻立法,彻底改变以人治管新闻、出版的落后的愚昧的不得人心的做法。但总是被主政者一味置若罔闻,弃之若敝履。令人寒心。 二0一二年三月两会前夕,又有李锐、胡绩伟、杜导正等近一千五百位原副部长以上高官,新闻出版界原高端人士,以及高、中级知识分,子,普通公民,联名写信给两会,再次呼吁尽快出台新闻立法。 我希望,对这一次的呼吁议案,再也不要视作耳旁风了。这一呼吁,说出了全国人民，包括工农商学兵知识分子的心里话。（谁若有疑问,不妨实行全民公决。） 新闻立法,主要是保证宪法规定的公民出版权利即新闻权利能得到保障、落实。不被任何个人或组织所侵犯或剥夺。新闻法是保障公民新闻、出版自由的工具,而决不是钳制新闻~出版自由的工具。 中国正处在大变革的前夜,让人民行使宪法上规定的基本权利,开放新闻,开放出版,是政治改革的不可或缺的必要一步。 究竟是什么势力在阻止新闻法的出台呢?《人民日报》在两会前夕罕见地发表评论《宁要微词，不要危机》，直指既得利益阻碍改革的风险，可见端倪。文章把现实情况描述为：“或是囿于既得利益的阻力，或是担心不可掌控的风险，或是陷入‘不稳定幻象’……这些年来，一些地方改革久议不决，一些部门改革决而难行，一些领域改革行而难破，莫不与此有关。” 大潮将临,主政者是主动开闸放水,开放改革,采取唯一正确的举措,还是再继续堵下去,去冒彼动地被潮捲走的风险?那就是彼动的被革命了。 注：BBC中文网对此文有所删减 《 大家谈中国》的文章不代表BBC的立场和观点 欢迎大家投稿，请把文章发送到: 按键 tougao@bbc.co.u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