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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记黄埔有限公司 （和黄）是香港交易所最大上市公司之一，李嘉诚先生任董事局主席。1977年起和黃的货运业务转移给 香港国际货柜码头有限公司（HIT) 。 香港国际货柜码头（HIT）在香港及深圳经营等地经营港口业务，原本是和记黄埔港口的附属公司，后被注入和记港口信托，严磊辉任董事总经理。香港国际货柜码头于香港葵青（亦称“葵涌”）货柜码头经营4号、6号、7号、9号（北），共12个泊位。香港国际货柜码头公司（HIT）1980至90年代开始外判相关工作。 （注：“外判”或“外包”指“承包合约之一部或甚至全部，委托或发交给承包合约当事人以外的第三人，以节省 成本 、或集中精力于核心业务、或善用 资源 、或为获得独立及专业人士的专业服务。”——维基百科。文中“外判商”、“分判商”指外判工作的承接方）。 自3月28日起见证工人罢工的葵涌货柜码头共有3498名员工，码头共有约20个外判承办商。此次参与罢工的码头工友多为4间分判商，即“培记”、“高宝”、“联荣”及“永丰”员工，此4间公司只向香港国际货柜码头公司（HIT）提供服务。 据报道，葵涌码头港员工的工会最少有4个，分别是 香港职工会联盟 （职工盟）的“码头业职工会”、 香港工会联合会 （工联会）的“仓库码头运输业职工会”，以及 港九劳工社团联会 （劳联）的“香港国际货柜码头职工总会”和“香港仓库运输物流员工协会”。工联会、职工盟及劳联为香港三大工会联合组织。 第一日：2013.3.28， 星期四 葵涌货柜码头码头工人2012年中开始争取加薪，前一周亦曾到和记大厦（和记黄埔集团总部），请愿，要求香港国际码头有限公司于一星期内回复，但一直未获回复。等候多时的工人将行动升级，职工盟领导工人发起罢工及堵塞码头通道以争取加薪及与资方谈判。 逾百名码头工人到6号码头外抗议，要求与码头公司对话，反映薪金十年来“不加反减”，争取加薪两成，即由51港币时薪增加至63港币。其后不断有工人及大学生陆续加入，人数增至逾百人。 其间分判商曾与工人谈判，同意加薪5％，但工人不接纳，谈判破裂。 至下午约3时，工潮升级，工人筑起人链堵塞码头其中一个入口，交通一度瘫痪，逾百名警员到场增援，保安人员一度以私人地方为由，拒绝记者入内采访。堵路期间，工人与保安冲突，5名保安受伤，警方列袭击案处理。 香港国际码头有限公司表示，参与工潮者是外判公司员工，不是其雇员，称“无身分”参加劳资谈判，并称已责成外判商5％加薪要到工人手中。 第二日：2013.3.29  星期五 外判商“现创”在中午与工人达成协议，分两年加薪约两成，即日薪由约1300元加至1500元，数十名工人实时复工；受雇于另一外判的工人，则号召多50名来自其他外判商、操作吊臂的工人等，共约300人继续通宵留守，准备长期抗争。 除了复工的“现创”，现时罢工的逾百工人来自4间承判商，包括永丰、高宝、培记及联荣，后3间的工人为新加入。 工潮瘫痪了香港国际货柜码头有限公司（HIT）旗下4、6、7、9号码头的九成运作。 香港专上学生联会 代表和 香港教育专业人员协会 到场支持，另有年轻人自发到场派发物资，包括水、饼干。职工盟将拨款10万元，工会亦会拨款2万元，今日正式成立“码头工人罢工基金”支持工人长期抗争，呼吁市民踊跃捐款。 支持者在facebook设专页“码头的辛酸”，让工人写下工作辛酸，唤起不少青年注意，到码头声援。 《新华网》发表题为《李嘉诚旗下码头爆发罢工潮，员工举牌“还钱李老板”》的报道码头工潮，报道引述香港传媒，指和黄集团旗下香港国际货柜码头（HIT）爆发严重工潮，示威人士堵塞通道，愈夜愈多人加入声援。 第三日：2013.3.30  星期六 职工盟秘书长李卓人早上带领工人，在6号码头对开回旋处游行往香港国际货柜码头有限公司办公室外抗议。多个团体到场声援，包括职工盟属下多个属会如国泰空中服务员工会、驾驶教师工会、新巴职工会及家庭助理工会等。 劳联属下的3个码头相关工会，首次到码头请愿，要求香港国际货柜码头有限公司直接介入，与工会谈判，订定各方都能接受的加薪方案，平息事件。 工潮亦引起国际关注，美国服务业工会派员到场表示支持，呼吁工会要把握谈判主动权，避免资方透过各种利益，分化工人。 香港国际货柜码头有限公司（HIT）表明，非工人进入码头，令码头风险不断上升，强调不可接受现场成为长期斗争场地，更表明香港国际货柜码头有限公司没有能力也不应该介入外判商与码头工人的谈判，呼吁工人与各外判商沟通。 晚上约10时44分起，香港国际货柜码头有限公司在码头广播，表示基于安全理由，会登记每名进入码头人士的身分证号码。 适逢复活节长假期，学生、社运人士及政党代表陆续进驻码头声援罢工的码头工人，罢工工人增至300人左右，工人占一半左右。场地物资储存库由香港中文大学学生管理。学联、学民思潮及左翼21等团体协助工人运送及保管募捐得来的物资。学民思潮亦捐出去年他们在政府总部举行反国教集会筹集得来的物资，包括食水、雨衣、垃圾袋等。2011年响应占领华尔街行动的“第一次占领中环”行动10多名成员昨晚亦进驻码头一隅。 职工盟在葵芳、旺角及铜锣湾设立街站，为“码头工人罢工基金”筹募捐款，职工盟秘書長李卓人晚8时称，街站及工会捐款共筹得58,659.2元。 第四日：2013.3.31 星期天 250名来自外判商“培记”及“高宝”的吊机手新加入，罢工人数增至450人左右。集会工人举起横额及标语由6号码头游行至8号码头抗议，约两小时后结束 码头保安明显加强。记者进入须同时出示记者证及身分证，每次进入都要重新登记；学生更要由码头内的集会工人带领方可进入，门口亦较前日多逾一倍保安人员驻守，场内有近百警员戒备。现场亦有多辆警车、冲锋车及机动部队，合共近百名警员戒备。另有工人称，HIT主管级人员曾致电罢工外判商工人施压。 和黄旗下码头管理公司香港国际货柜码头董事总经理严磊辉签法律文件，积极向法庭申请禁制令，禁制工人或支持者到码头范围聚集及阻塞交通。 受工潮影响，港粤运输业联会主席谢浪说，若长此下去，船公司或会到同属HIT的深圳盐田码头卸货，到时便会由内地司机将货柜运到香港，影响本地拖运业生计。薪金按运货次数结算的货柜车司机亦受影响。 第五日：2013.4.1  星期一 工会代表中午游行至中区长江集团中心及礼宾府抗议。逾2000名码头工友、学生及支持者在6号码头入口参与工潮。 不少码头工人表示，收到外判商“高宝”“最后通牒”电话，他们引述称，若4月2日早上10时前未能回复是否复工，将被列入“永不录用”之列。 香港高等法院开庭审理香港国际货柜码头公司（HIT）就码头工潮向法庭申请禁制令。香港律师会副会长熊运信表示，禁制令的申请，一般都被视为紧急案件，倘若不颁布，可能令当事人蒙受重大损失，因此申请人可单方面申请，而不通知另一方进行答辩；但申请人若在宣誓誓章中有隐瞒或错误申述，即使获颁禁制令，都会被追究。15名被告原诉一方为香港国际货柜码头及中远国际货柜码头（香港）有限公司，被告人为李卓人、码头业职工会总干事何伟航、12名受聘于不同外判公司的工人代表，以及任何未得同意下在4、6、7及8号（东）货柜码头范围的示威者。法院法官在晚间颁下临时禁制令，要求工人实时离开4号、6号、7号及8号（东）码头范围，并定下本周五作正式禁制令审讯。 法院颁下禁制令后，码头业职工会及学联表示尊重法庭决定，离开码头范围，退至码头外的马路上，并计划重新决定新的工潮集会选址。工人及学生凌晨时分全部撤出码头范围，聚集码头外的马路上。 第六日：2013.4.2  星期二 职工盟码头业职工会的罢工基金接获市民捐款约65万元，单日新增捐款达25万元，向每名罢工会员派发1000元生活津贴，468人领取。 之前同资方谈判工联会，因为无参与今次罢工，“维稳姿态”失支持，被网民攻击。工联会辖下码头工会约有200多人，他们从去年8月起收集工人意见，主流意见要求加薪10%，早前与HIT谈判，获公司承诺加薪不少于5%，工会咨询工人是否接受5%加薪期间，职工盟的工会突然罢工，HIT因此停止与工联会谈判。 综合海事处及内地港口截至昨晚10时半的数据显示，涉事的4号及6号码头自4月1日晚起的21个小时内未见有船入港靠泊。业界始终担心情会进一步恶化，影响市场对香港付货人的信心及商誉。 第七日2013.4.3  星期三 香港劳工及福利局长张建宗首度现身，透露已主动约见和黄港口集团高层代表，和黄同意要尽快解决工潮，劳工处会在一两日内为劳资双方举行调停会议，惟未有提及工会角色。 职工盟秘书长李卓人表示，从未听过外判商提及的“承诺加薪不少于5%”，批评外判商一直只与工人代表谈判，拒绝工会参与，无法商讨加薪问题。 职工盟统筹干事陈昭伟晚间收到当局电邮及电话，要求他们以工友身分重返谈判桌，但他直言此举将丧失《职工会条例》保障，故坚持委派工会代表谈判，包括属会码头业职工会总干事何伟航、数名外判商工人等。工联会立法会议员黄国健称，截至昨晚，政府、HIT及外判商都没有联络工联会，但他希望事件会有进展。 截至晚上基金已筹得逾140万元，比上次扎铁工潮的127万元捐款还要多，金额为历年工潮之冠。捐款大部分来自小额捐款，最大笔捐款为5万元，反映普罗市民对工人的支持。 第八日2013.4.4  星期四 香港劳工处斡旋货柜码头工潮，安排外判商与工人中午开会调解，惟会议波折重重。 劳工处安排的劳资谈判原定午12时召开，惟工会代表指会议不接纳工友以工会代表的身分参与，认为欠缺保障，故拒绝出席，其后劳工及福利局长张建宗致电职工盟秘书长李卓人。在劳工处调解至工人重新答允出席后，原预定下午2时重新召开会议，让工人与其他两间外判商会面。工会约2时半抵达，但外判商于2时15分已离去，其后一外判商折返。工会认为其代表性不足，于5时离去。 “各界支持码头罢工后援会”10多名成员戴上红色头巾前往葵芳港铁站附近的百佳超级市场示威，抗议百佳所属的和黄集团剥削码头工人。 对于工联会属下货柜运输业职工总会理事邱美光被指是外判商“高宝”的中层管理人员，也是工联会不参与罢工原因，香港工联会副会长黄国健批评是“有人别有用心攻击工会”。他指出，邱本身亦是雇员，没参与公司决策及分享盈利，他透露邱美光昨亦被公司警告，他担心“高宝”会对邱采取进一步行动，如解雇。 工人返回码头集会，晚10时现场约有500人留守。 第九日：2013.4.5  星期五 香港国际货柜码头（HIT）及外判商出动“银弹攻势”，向工友发手机短讯，指没有参与 工潮的码头员工，可收到3000元“利巿”作奖励，另罢工工友只要在今日起复工，持续工作两周后亦可获3000元，1个月内持续上班者再获2000元。 职工盟秘书长李卓人，连同码头业职工会总干事何伟航及其他12名罢工工友共14名被告，申请撤销高院本周一颁下的临时禁制令。香港高等法院宣布延续并修改临时禁制令，让80名参与工潮的人士可重返6号码头范围内游说工人加入工业行动。 劳联属会香港国际货柜码头集团职工会昨发声明，指公司漠视员工诉求。 职工会已筹得250万元罢工基金。学生组织“社工学联”同社运团体“左翼21”制作为罢工工人制作杂志《码经》内容包括工人专访、工潮形势分析等，暂时每日一期，在facebook上发放。 第十日：2013.4.6  星期六 部分年轻工人收到雇主“银弹短讯”决定复工。 上周一自愿退守货柜码头外的罢工队伍，昨分两批重踏码头，游说其他工友加入罢工行列。受禁制令所限，每次只限80人进入码头旁的停车场，国际货柜码头公司（HIT）亦不准他们举横幅。400多名罢工工友中午暂离大本营，到葵芳一所圣堂参与工友大会，机手、理货员等各类工种各自表达具体诉求。工会与罢工工友举行大会后提出谈判底线，要求资方包括码头公司HIT、外判商高宝、永丰及培记都必须派代表，工会才愿意谈判，要求加薪幅度为23％，其他福利及职业安全政策可仔细商讨。 码头业职工会昨向罢工工友发放第二次1500元生活津贴，421人领取。 社民连及“各界支持码头罢工后援会”为声援码头工潮，昨日在全港不同地区包括旺角、荃湾及大围等地，摆街站呼吁市民「罢买百佳」及为罢工筹款。。成员一度走入超市向顾客派传单，未见店员阻止。 有报道指出罢工初期HIT的业务显著受阻，只能维持五成的正常运作，但随后重聘退休工人应付工潮。 ， 第十一日：2013.4.7 星期天  职工盟属下的码头业职工会昨日发起“码头工人撑到底”大游行，参加者高呼口号，要求加薪及落实集体谈判权，并沿途呼吁市民加入及答谢市民捐款支持。大会表示，昨日共有4000人参加游行，警方则表示最高峰时有2800人。 游行结束后，参加游行的数百名罢工码头工人，乘坐旅游巴重返码头，继续集会。 在海南岛出席博鳌论坛的行政长官梁振英分别于离开海南前及返抵本港后两度被记者问到有关工潮的问题，均未有响应。 香港付货人委员会主席林宣武指出， 货柜码头工潮持续逾一周，令人担忧处理货柜的进度目前不少货柜积压，码头运作出现轻微混乱，虽然暂未造成严重损失，但因入口货品的装卸遭拖延，担心柜内货品包括蔬菜、水果等副食品或会腐烂，而因工潮并不属天然灾害，保险公司未必会赔偿损失，提醒付货人与客户加强沟通，有需要或转往其他港口暂时卸货。委员会早前提醒出口商要留意合约条款，若注明必须在港处理货柜，应立即与客户联络，考虑可否转往其他港口，以免违约，亦要跟内地关口部门沟通。 第十二日：2013.4.8  星期一 码头罢工已近两周，香港国际货柜码头集团（HIT）在早召开“协进委员会”特别会议，席间抛出3个方案咨询员工，包括将超时工作津贴由1倍升至1.2倍，但仍与工会要求的1.5倍有距离。由于会议并非邀请工会参与，HIT直属工会批评HIT假咨询，将继续按章工作。 特首梁振英昨首次响应事件，指政府非常重视事态发展，但强调没既定立场，称政府不应该透过公众的喊话，去为任何一方争取利益。劳工及福利局长张建宗表示，正努力斡旋，争取尽快安排劳资调解会议。 职工盟秘书长李卓人表示，已筹备罢工工潮的下一波活动，包括号召世界各地码头工会，以行动展示对香港工运的支持。 政党团体为工潮募捐过程中，有街工区议员因未有申请筹款牌照，被带返警署协助调查。 第十三日：2013.4.9 星期二  码头业职工会总干事何伟航表示，已获得海外65个国际工会支持罢工。他又称，劳工处自上周四谈判告吹后再无联络工会。 国际运输劳联的代表中午到码头支持工人。 罢工基金已筹得约350万元，第三次向每位罢工工人发放1500元津贴。 第十四日2013.4.10  星期三 香港劳工处昨举办第一次两场劳资调解会，历时逾6小时。工会代表在谈判前相继响应记者提问。两场调解会分别于早10时及下午2时半举行，先由职工盟、后由劳联及工联会分开出席，每场均历时逾3小时，外判商“永丰”及“高宝”都有派2至3名代表到场，而国际货柜码头（HIT）亦有一代表列席。谈到加薪，外判商称“肚饿”散会。在两场谈判中，外判商只记下工会要求，未作任何承诺。 职工盟的罢工基金共收到445万元捐款 第十五日：2013.4.11 星期四 职工盟的码头业职工会与两间外判商举行第二次劳资调解会。职工盟代表与资方会晤时，坚持加薪约23%，外判商“永丰”及“高宝”分别抛出方案，前者增加底薪5%、增发2%津贴金；后者底薪加7%、另增15元饭钟钱至60元。外判商提出向码头工人加薪5%、发放2%福利津贴，底薪加幅与罢工前的方案无异，与工会提出加薪两成方案相距甚远。 职工盟代表在谈判后批评，资方对罢工诉求视若无睹，其中外判商“高宝”的代表，不仅在首次会议称“肚饿”而散会，昨日更突然不辞而别，令谈判被迫中断。工会代表在会面中要求小休及上洗手间，但返回谈判桌时发现高宝3名代表已离场，只余下永丰代表。工会对此感遗憾。 国际货柜码头公司（HIT）突发声明，宣布日内会在码头各处增设5座流动厕所，使场内厕所总数增至14座，以方便工人，员工可随时通知控制中心安排如厕。职工盟属下码头业职工会总干事何伟航称，就增加厕所的建议，会与码头工人商讨。 据报道，教育界自上周五开始，收集共570名来自大学、中学及小学的教育工作者联署，要求政府尽快促成三方谈判，又认为国际货柜码头（HIT）的股东和黄，不能卸去雇主责任，应尽快改善工资及确立人道工作环境。 第十六日：2013.4.12 星期五 两外判商昨续与被指“无人罢工”的工联会、劳联谈判，两工会代表都坚持加薪12%。其中“永丰”代表说，两工会提出加薪12%的建议较理性，又可考虑增幅以底薪作基准，不计算额外津贴数目，并会重新安排工时，工人毋须再每日工作24小时。职工盟响应称有让步空间，但期望与资方在谈判桌上谈。 约60名参与罢工的工人，中午转往中环长江集团中心门外请愿，拉起“万般带不走，唯有业随身”的横幅，并在附近空地一起吃饭盒，其间工人将一盒油鸡饭放在和黄主席李嘉诚的相片前，说要“邀请李嘉诚一起用膳”，让对方体验一边工作一边吃饭的辛酸，希望李氏能关心基层。 418名罢工友领取了第四轮津贴，每人有1500元，香港教协昨晚也捐出3万元支持。 第十七日：2013.4.13  星期六 无与工人罢工直接先关的报道。 第十八日：2013.4.14  星期天 18名大专生发起“苦行”，声援码头工人，队伍从中环长江集团中心出发到北角，乘搭渡轮往红磡，再到葵涌货柜码头，全程12小时。 第十九日：2013.4.15  星期一 两大工会均有意将行动升级。职工盟码头业职工会指出，若资方于下一轮谈判仍欠缺诚意，工会不排除工业行动会升级，行动将为公众带来“惊喜”；工联会方面亦不排除将行动升级，甚至参与罢工。 第二十日：2013.4.16  星期二 劳工处安排资双方在举行第三轮两场调解会，就外判工加薪幅度谈判。首场由职工盟代表、次场由工联会及劳联代表，分别与两间外判商会晤，国际货柜码头（HIT）继续派代表列席。 罢工工人所属的职工盟，以往一直要求每更加薪100元，即合共加幅约23%，但在昨日召开大会商讨底线以后，据知会降低至每更加薪90元，即加幅约20%。外判商“永丰”抛出新调整方案，除维持底薪加幅5%，另增发饭钟及其他津贴，整合后将有逾一成增幅，而“高宝”的加薪方案不变，外判商更以要“回家食药”为由离场，不再谈判。劳资双方就外判工加薪幅度仍未达共识。劳方代表认为外判商至今无再增加底薪，无法接受方案，质疑所谓津贴非恒常收入。职工盟代表声言，若资方今日仍未能响应工会诉求，不排除于24小时（今晚6时半前）内将行动升级。代表HIT直属员工的劳联表示如谈判模式不变，将不会再出席会谈。 曾承认有八成员工罢工的外判商“永丰”，被传媒发现急聘大批散工，安排他们接受7小时“特训”，以取得俗称“蓝卡”的证明书到码头上班。本报向永丰负责人黄志德查询，他承认聘请了10多名工人应急，但强调只属“练习生”，需由熟练员工带同工作，每日上班8小时，薪金与现职工人相若。 澳洲海事工会（Maritime Union of Australia）代表前日由澳洲抵港，向罢工基金捐出1.6万澳币（约12.8万港元）。代表与本港百多名罢工工人，由葵涌货柜码头出发，游行至劳工处的葵涌办事处（即谈判地点），一起喊“罢工！撑工人！”的口号。 第二十一日：2013.4.17 星期三 工会与工人不满当日谈判只有一个外判商出席，码头业职工会把行动升级，准备长期抗争。近300人分批乘旅游巴，由码头到达 政府总部 希望能见到劳工及福利局长 张建宗 ，他们围绕政府总部高叫要求加薪的口号。他们其后游行穿过商场，抵达长江中心外扎营，迫使长和系主席 李嘉诚 就工潮表态。他们表示会有百逾人通宵逗留，长期抗争。警方与工人协议不阻大厦的车路出入。  

劳动者从来对一个地方的发展都默默地作出最大贡献，没有他们也就没有建设、没有他们也就没有城市。但在外判制度和利益最大化的原则下，他们往往成为牺牲的一方。在资本家狡猾的分化和伪怀柔政策下，我们必需看清他们剥削工人的事实和本质，与社会的基层工友共列一线，对抗压迫。   这不是一件事的结果，是一件事的开头。 墨写的谎说，决掩盖不住血写的事实。 血债必需用同物偿还。拖欠得越久，就要付更大的利息。 ——鲁迅《无花的蔷薇之二》 一、引子 对于海洋，我们从小就有无限想象。对于海员，我们总会幻想那蓝领巾白衬衫在海上迎风而行的英伟。对于码头工人，我们或许幻想他们吹着海风、在蔚蓝的天地一色里，日出而作，日入而息。一如宫崎骏《红花坂上的海》，呜声冒起，船只靠岸，海鸥略过，抛下绳索，迎着微凉，浪漫地工作。 但原来，在封闭而黑暗的码头业里，在李嘉诚的高压统治下，一个我们不能进入的势力国度，我们对码头工人，压根儿，一无所知。 前几天的早上，我随行到了荔景码头帮忙收集码头外判工签名，希望团结工人令工会能与资方谈判，在十多年没加薪的情况下作出争取。只见工人急急地往码头方向走去，口里念着“怕迟到”。码头太大，迷宫一样，横跨葵涌、美孚、荔景的海岸。据说美孚那边有条快捷方式去码头，要爬过高耸的铁网围栏，危险，却仍有不少工人从那里绕道。码头太大，迂回百转，他们那种赶头赶命的心情，不难理解。我想起中学时跑回学校的焦急，我们被罚的是留堂，工人却是被罚饭碗不保。 码头工人的样子很易分辨，黑黝黝、结实实的大多就是了，在日晒雨淋之下，他们有他们天然的特征。犹记有个外判工跟我说，“很久没加过人工了，我还要养一家大细，只能默默做，没什么希望，只想多劳多得，但现在多劳也不是多得”。这不是个别例子，在外判公司的魔爪下，这是众生相。在以商业逻辑运作的资本主义社会里，我们无法想象，工人面对的困境是多么绝望、资本家施以赚到尽的手段是何等决绝。 二、和黄码头一二事 香港国际货柜码头（HIT），隶属和记黄埔港口集团，是世界最大的私营货柜码头经营商。它拥有四号、六号、七号、九号（北）泊位，同时与中远太平洋合资经营八号两个泊位。公司最终持有人是最为人熟识的诚哥，而他的和黄港口集团在二零零九年的税后盈利是高达13.9亿元。 公司旗下有五间外判商，分别为现创、联荣、高宝、永丰及培记，负责聘请码头内不同的工种，包括桥边理货员（俗称揸纸）、系絪员（俗称水爷）、机手、挂钒员、内运车司机、验柜员等。工种主要分为公司工及外判工，公司工由香港码头公司直接聘用，直属李嘉诚，在待遇上较合理和稳定，例如有轮班时间、按月出粮（普遍有十七个月粮）、有固定食饭时间、年尾花红等。外判工则由外判公司招聘，有时再作二判、三判。工作时间由十六至二十四小时不等，按工出粮，每二十四小时一千一百一十五元，三更工资不一。福利上，外判工没有规定的食饭时间、也没有医疗保障和花红。 三、码头工人的悲歌 试想像一个人连续工作二十四小时、在四号、六号、七号、八号泊位之间游走，游走整整，一昼一夜。事实上，货柜码头里的揸纸和水爷，其实就是如此。他们要每月都连续工作廿四小时，做足三更。A更由早上八时到下午五时、B更下午五时到凌晨十二时、C更凌晨十二时到早上八时。一做做三更，不得选择，不得跳更。上班与下班，时钟刚刚好，转了两个圈。在繁忙的船期，节日前后，外判商为了减少人手，码头工人不得不加班，“直踩”七十二小时。 除了工时密集，基于船只的既定航线，工友的工作效率必需要快。由于船只在香港停泊过后，需按时前往台湾、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度等地，故此他们的工作不得延误。在高压的环境下，工人连续工作一日一夜，疲于奔命，但工资却少之又少。现时揸纸和水爷工作一连三更，只得$1115，比起1997年$1480的工资水平更要低。换句话说，他们现时平均时薪大约只有$ 50。 人工低之余，他们的吃饭时间也不定。他们有时间则吃，没时间则不吃；有时也许要在桥边吃，好彩有空档的则能在休息室吃。至于龙门吊机员及船旁吊机员，十二小时都要在吊机内操作，因此一日三餐都在吊车内解决，饭盒由吊臂运到八九层楼的空中。基于身处高空，为了保持运作，工人不能往来复返，结果被迫大小二便皆在吊机解决。据说有工人只能把小便往下射，大便则以报纸包裹。你可能觉得他们不卫生，但如果不是公司对工人的规训如斯严厉，他们也不想如此。这是制度的错，与工人无尤。 工友在每天坐十二小时的情况下，不少也落得颈骨变形、腰骨弧度被拉直。此外，工时长也令码头意外频生，包括交通意外、货柜掉下和火警等。据工友转述，码头内曾发生货柜倒塌压着人却没人知道的意外。早前有货车司机猝死于车内也只是冰山一角。至于风季，曾有工人被要求在八号风球下继续工作，直到完成该货柜为止，完全违反守则，却未受到政府应有的保障。在这个封闭而九反的国度，劳工署对于工伤和内情一无所知。 隔着一个闸口，就是两个世界。一个现代摩登灯红酒绿，一个则是除了劳动、还是劳动。 四、岸上的阶级斗争，码头工人需要我们支持 说回我在荔景天桥上收集签名的情景。当日有很多外判工在签名时，也不肯写全名或留下所属公司，怕被公司秋后算账。事实上，公司很多时都会对参与示威的工人故作留难，甚至阻止他们对抗资方，不然即作解雇。是故李嘉诚以消音政策，巩固资本日复日对劳动者的压迫。 今次，百多个工人站出来，争取应有的权益，无疑怀着无比的勇气。在十年没加薪，码头却年年赚钱的抢夺下，他们要求薪金每年调整、争取工人与资方谈判的权利、工作廿四小时加薪三百，这些条件在我看来实在合情合理。劳动者从来对一个地方的发展都默默地作出最大贡献，没有他们也就没有建设、没有他们也就没有城市。但在外判制度和利益最大化的原则下，他们往往成为牺牲的一方。在资本家狡猾的分化和伪怀柔政策下，我们必需看清他们剥削工人的事实和本质，与社会的基层工友共列一线，对抗压迫。 凌晨时份，我手上拿着一份码头手绘图，上面有很多图形，代表货柜的长方形、吊机的直线、泊位的虚线、物流的箭咀、船只的三角形。还有很多码头公司、外判公司的名称，不同的势力范围每天上演着恶性竞争的割据和分化，公司互相吞并互相对垒，工人不得而知，任由摆布。据说，只作招聘的外判商每三千就拿二千，只予一千工人，无本生利。 看着这份地图，是我们不能内进的彼岸，只能隔空幻想工人的血汗，这是香港的富士康。封闭的码头业是资本家的竞技场，以压榨为手段、进帐为目标，以扩张率最快、吞吐量最多、排名度最高为繁荣的指标、骄傲的业绩。看着香港国际货柜码头的网页开头：“董事长的话”，他说：他为码头工作的团队感到骄傲。简直令我作恶，虚伪得令人问心有愧，粉饰太平只是合理化资本家剥削劳工的序言罢了。在繁荣的背后，是码头工人的辛酸史。在优美的蓝巴勒海峡背后，是资本主义所纵容的权力不对等。 支持工人，支持抗争，支持谈判，支持工人以抗争和谈判夺回劳动成果。   何洁泓：香港岭南大学学生，香港专上学生联会候任副秘书长 【原文链接】

编者的话： SARS爆发十年之后，又一轮瘟疫袭来。 截止4月11日，中国已确诊38例人感染H7N9禽流感病例，10人死亡。全新的病毒，传染源不明，死亡率似乎颇高，这些惹人恐惧的特征让这一轮的禽流感疫情引发全国各方的高度戒备，各部门全天候监控。不同于十年前的SARS时代，H7N9的蔓延动向迅速被各大媒体不间断报道；高危城市全城宰杀禽类，关闭活禽交易市场的新闻不绝于耳；各类对H7N9的起源、预防、治疗的猜测甚嚣尘上。 与SARS时代相同的是：“神药”板蓝根重出江湖，金银花、口罩等防治药物和工具再演断货，甚至有养鸡户为抗病毒给1800只鸡喂食了板蓝根。人们再一次陷入对未知的恐慌。 在“万能”的板蓝根背后，是中国依然处于危机之中的公共卫生体系。本期一五一十周刊与大家一起面对禽流感，在了解病毒的同时，更尝试从公共卫生的角度一探：在SARS十年之后，中国各界在应对公共卫生危机时，有了怎样的变化。 周刊第一部分为此次事件做简要概述。《H7N9从哪里来》详细解画疫情主角H7N9病毒。而专栏作家徐达内则梳理疫情爆发初几日各路媒体对H7N9的报道，为我们回顾从疫情出现到整个社会开始集体关注禽流感的全过程，特别展现了官方在此次疫情通报中的进步姿态。 在媒体报道中，“万能板蓝根”的出现再度引起大众关注和讨论，这味十年前就被推上防治sars前线的中药再战江湖，到底背后存在怎样的原因？评论文章《万能板蓝根：安抚甚于防疫》在明确“医药研究证明板蓝根中的有效成分对H7N9禽流感病毒并没有治疗作用”的同时，指出“官僚们急于推荐这种药方，安抚意味比实效更浓。” 疫情濒临城下，除了迅速透明的通报疫情以外，政府如何应对民众的恐惧、怎样组织现有医疗资源有效支援疾病多发地区、如何处理由疫情引发的一系列社会问题，比如是否应当免费收治患者等等，仍为公共卫生系统带来巨大考验。SARS十年，我国公共卫生领域的确在很多方面有所改进，但不变的这味“板蓝根”再又给人们敲响警钟。现在再读2003年王绍光教授分析《中国公共卫生的危机和转机》，让我们有机会得以查看过去10年中国公共卫生的危机是否已经化解，转机是否真的到来。 周刊最后奉上日本建设公共卫生体系的经验，一窥他山之石。 祝诸君健康。 1510周刊由「我在中国」（Co-China）论坛志愿者团队制作，每周出版一期，通过网络发布，所有非一五一十部落的文章均经过作者或首发媒体的授权，期待大家的关注和建议。 【毒】 8-1 黄永明：H7N9从哪里来  8-2 徐达内：媒体札记——禽流感再袭  8-3 石头：万能板蓝根：安抚甚于防疫  【惑】 8-4 王军：禽流感三问  8-5 李迎春：公共财政应否为禽流感患者买单  8-6 黄广明：SARS10年改变的和未变的 【解】 8-7 王绍光：中国公共卫生的危机与转机  8-8 庄燕文：日本公共卫生体系及对我国的启示   下载本期周刊： PDF DOC MOBI EPUB   若希望订阅此电子周刊doc版本请发一封空邮件至cochinaweeklydoc+subscribe@googlegroups.com 若希望订阅此电子周刊pdf版本请发一封空邮件至cochinaweeklypdf+subscribe@googlegroups.com 若希望订阅此电子周刊mobi版本请发一封空邮件cochinaweeklymobi+subscribe@googlegroups.com 若希望订阅此电子周刊epub版本请发一封空邮件cochinaweeklyepub+subscribe@googlegroups.com  

通过政府的公共财政预算，为公共卫生基础设施建设提供充足稳定的财源。长期以来，日本各级政府对于事关国民健康利益的公共卫生保健、传染病预防与控制、各级国立与公立医院、急救医疗体系、边远地区医疗设施、医疗技术的科研攻关等，都通过公共财政预算制度给予重点财力安排。 日本公共卫生体系发展的历史沿革 日本的公共卫生体系发展经历了上百年的漫长过程，主要可分为以下四个发展阶段： 第一，奠定框架阶段：19世纪末期的明治时代至20世纪初。当时因全国规模的霍乱造成数千人死亡，1897年政府制定了传染病预防法，从以防御急性传染病为重点的公共卫生立法开始起步。进入20世纪初，公共卫生开始重视慢性疾病的预防工作，如1919年分别制定了结核病预防法和精神病医院法。至“二战”之前，日本已大体形成并奠定了近代公共卫生体系法律法规和相关制度的基本框架。 第二，确立体制阶段：“二战”后至1955年。这一时期，依据日本宪法的精神，战前制定的有关公共卫生的各项法律和制度得到全面改进，至1955年基本确立了现代公共卫生体制。这期间最重要的是，1948年制定了医疗法，把加强各级公立医疗卫生机构建设摆上重要位置，同时在体制上首次在医疗行业引入“自由开业制”，两年后又对大部分民间医疗机构实行法人化管理，并给予税收上的优惠政策，促使民间医疗机构快速发展。 第三，快速稳定发展阶段：20世纪50年代中期至70年代。这一时期是日本包括公共卫生体系在内的整个医疗卫生管理开始从传统的疾病预防向防治环境污染、应对自然灾害、促进国民健康等领域延伸。为了鼓励民间力量到农村及边远地区发展医疗卫生事业，为广大国民提供更高质量的医疗服务，1960年政府颁布了“医疗金融公库法”，由政府提供专项基金，成立特殊法人组织医疗金融公库，开始向民间医疗机构提供低息医疗贷款业务，促使日本民间医疗机构迅速发展，有效弥补了公立医疗特别是边远地区、农村地区医疗设施不足的问题。1967年政府制定了公害对策基本法，1971年成立环境厅，将治理和防治环境卫生污染作为公共卫生的一项重要任务。1963年修订了消防法，将急救医疗的病人运送与消防部门密切对接，1964年开始着手在全国建立急救医疗体系，1977年厚生省将全国急救医疗系统划分为一、二、三级急救医疗机构并加快完善步伐。1978年制定了国民健康行动计划，要求在全国所有市町村设立健康保健中心，并成为市町村一级国民健康保健活动的主要设施。通过上述措施，这一时期日本已基本建立起比较完善的公共医疗卫生体系，基本实现了整个医疗卫生事业与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 第四，完善提高阶段：20世纪80年代后期至今。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后，日本政府将公共医疗卫生体系的重点放在提高国民健康福祉水平、预防公众健康危机、确保食品卫生安全、完善急救医疗体系、提高先进医疗技术水平等领域。至上世纪末，日本已建立起了一整套覆盖全国、配置合理、功能齐全、设施完善的公共医疗卫生管理和服务体系。截至2000年，日本全国拥有各类医院9266所，公立医疗机构1373所，私立医院7534所。累计拥有医院病床位数约165万个，每10万人平均拥有病床位1317个。在全部医疗机构中，拥有精神病、传染病、结核病医院1061所，病床总数38.3万个。此外，全国还拥有各种普通诊疗所约9.28万所，平均每10万人拥有72.6所。当年全国拥有各类医生约25万人，平均每10万人拥有医生201.5人，此外还拥有牙科医生9.1万人，药剂师约21万人，护士104万人，保健医生3.7万人。截至2002年4月，全国拥有保健所582所（限于在各都道府县、政令指定市等设立），市町村保健中心2364所。 日本公共卫生应急反应机制 依法处理公共卫生事件的法律政策约束机制。1997年日本曾发生约4.2万人患结核病、死亡约2700人的战后最大传染病事件，为此，1998年前后日本政府对传染病的相关法律法规进行了大规模的修订完善工作，主要包括传染病预防与传染病患者的医疗法、检疫法、艾滋病预防法、关于后天性免疫力不全性传染病的预防指针等法律，以及厚生劳动省“结核病紧急事态宣言”、“关于传染病的健康危机管理实施要领”等条例。针对当时发生大规模结核病的突发事件，厚生劳动省分别制定了“健康危机管理基本指针”和“健康危机管理实施要领”，地方政府也相应制定了应对管理措施，对因药品、食物中毒、传染病、饮用水污染及其他原因造成危害国民生命或健康安全的事件，提出了建立包括国家和地方政府在内的相关组织机构、应对体制及相关对策措施。 快速信息发布与情报公开机制。1993年，日本政府曾因隐瞒血液制品感染艾滋病的情况，被媒体揭露后引起轩然大波，由此引起的法律诉讼至今尚未结束。1999年政府公布了情报公开法，改变了隐瞒问题的做法。如传染病预防与传染病患者的医疗法从整体上规范了国家和地方自治体的传染病对策，特别是对各地方自治体，从传染病的信息收集、患者诊断、消毒到医疗费用的负担等都做出了详细的规定。特别是当发生大规模传染性疾病时，政府必须通过包括行政命令在内的一切手段向国民公布、说明情况。 如上述有关法律规定，将传染病分成四类，对第一类、第二类、第三类感染症患者及新型感染症患者，只要发现其带有病原体（无症状病毒携带者）或怀疑有症状，必须立即（1天之内）经最近的保健所长向都道府县知事报告其姓名、年龄、性别等事项。对第四类感染症，如发现后天性免疫不全症候群、梅毒、疟疾及其他厚生劳动省政令规定的患者（包括无症状病毒携带者）必须在７天之内经最近的保健所长向都道府县知事报告其姓名、年龄、性别等事项。各都道府县知事接到报告后，对第一种情况，必须立即向厚生劳动大臣报告，对第二种情况，在政令规定的时间内向厚生劳动大臣报告。 健全的政府应对危机管理机制与指挥体制。20世纪90年代以来，日本政府加强了应对公共灾害的危机管理，建立起一套从中央到地方的危机管理体系并不断加以完善。政府从国家安全、社会治安、自然灾害等不同方面建立了危机管理体制，内阁总理是危机管理的最高指挥官。在这一危机管理体系中，政府根据不同的危机类别，启动不同的危机管理部门。 2002年底，政府还在首相官邸的地下一层居民区、学校等地进行日常的疾病预防工作，教育儿童养成和保持良好的生活习惯和卫生习惯，同时基本建立了包括预防发生健康危机、健康危机发生时的人财物准备与落实组织体制、应对危机的各种防疫保健服务与信息搜集管理、健康危机后的生活恢复等四大方面机制。 注重平时的国民健康预防保健工作，使国民养成重视食品营养、环境卫生以及预防疾病的良好习惯，建立应对发生公共卫生健康危机的经常性基层工作机制，是确保日本少发生或不发生传染病的重要因素。 日本公共卫生基础设施建设的政策措施 战后日本经过数十年的探索和改革，逐步形成了一整套符合自身国情的公共卫生设施建设管理体制和政策体系。 制定不同时期公共卫生设施的发展计划，确定不同时期的建设发展重点。战后日本根据经济社会发展形势的变化，及时制定相应的公共卫生设施建设发展计划，确定不同阶段的发展重点。例如，20世纪50年代中期至70年代，依据保健所法和保健所特别措施法、防疫法等法律，分期制定了“地方保健所建设计划”和“疾病防疫体系建设计划”，有计划地进行各都道府县及市町村地方保健所和国家、都道府县、市町村三级疾病防疫体系建设。 20世纪70年代中期至80年代，开始将建立急救医疗体系列为公共医疗卫生的建设重点，制定了“地方三级急救医疗体系建设计划”，在全国各都道府县陆续建立并完善初级、二级及三级急救医疗体系，包括建设定点急救医疗机构、急救医疗情报系统、急救医护人员培训及相关配套设施建设等措施。 通过政府的公共财政预算，为公共卫生基础设施建设提供充足稳定的财源。长期以来，日本各级政府对于事关国民健康利益的公共卫生保健、传染病预防与控制、各级国立与公立医院、急救医疗体系、边远地区医疗设施、医疗技术的科研攻关等，都通过公共财政预算制度给予重点财力安排。 初步测算，目前日本公共卫生事业费占卫生事业总经费的比率高达62%，在发达国家中居于前列。如为确保地方自治体建设基层保健设施及开展公共卫生活动所需经费。依据保健所法，1949年开始规定从国库中给予地方保健所1/3的补助金，1964年将保健所运营的补助经费列入每年的财政预算计划，从一般财源中给予安排，从而有效促进了地方保健所的建设。 此外，国家专项安排边远地区的医疗设施建设与运营经费，包括边远地区定点医疗机构的医生与护士的派遣、巡回医疗、当地医疗人才的培养和技术指导等所需的经费，其国家补助经费一般占所需经费的1/2。 实行财政投融资制度，为医疗卫生基础设施建设提供重要的补充财源。日本的财政投融资具有很长的发展历史，积累了较丰富的经营管理经验。其覆盖的领域除了重点扶持诸如全国性、跨区域的交通、电力等重点基础设施及国家鼓励优先发展的产业外，也涉及公共医疗卫生领域的投资。其运营管理办法是，每年由厚生省根据当年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与建设的需要，提出所需财政投融资的具体规模，经财务省核定及国会通过后予以下达。厚生省再按所安排项目的性质，再分别下达给所属特殊法人组织如“医疗金融公库”、“国民生活金融公库”及有关国立医院等，委托这些机构或单位具体负责经营实施。从2001年开始，这种财政投融资资金，以改革通过向市场发行“财政投融资机构债”的方式筹措，由政府财政予以担保。其利率一般相当于同期长期国债利率。 重视利用民间力量，大力鼓励发展民间医疗卫生事业，间接有效地促进了公共卫生事业的发展。积极利用民间组织和市场机制的作用，鼓励各种法人组织和民间个人进入医疗服务市场，兴办各类私立医疗机构，并使之成为全社会医疗卫生资源的主体，是战后日本医疗卫生体系发展的最大特色，它从间接方面促进了日本公共医疗卫生事业的迅速发展。 据厚生省统计，日本战败时的1945年，全国医院总数仅645家，当时面临医疗设施与人才严重不足的问题。1948年在医疗行业引入“自由开业制”及随后对民间医疗机构提供有关特殊政策后，民间医疗机构得到快速发展。尤其是1960年正式成立“医疗金融公库”后，近80%的民间医疗机构获得了政府提供的低息贷款，用于添置大型医疗设备、建设与改善医疗卫生服务设施等，使民间医疗事业获得比较宽松的有利的发展空间。 据统计，1955年至1990年的35年间，从医院和病床数的增长情况比较看，全国地方自治体医院累计分别增长5%和1.13倍，其他公立医院分别下降8%和增长1.07倍，国立医院分别下降6%和22%；相反，同期私立医院分别增长1.6倍和4.7倍，其中医疗法人机构分别增长4.3倍和12.4倍，个体医院分别增长0.9倍和3.1倍。至2000年，日本的私立医院及其病床数量分别占全国医院和病床总数的约80%和70%，即大约2/3以上的医疗卫生资源属私立民营性质，这在主要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为最高水平。 由于体制与机制上原因，日本的公立医疗机构与私立医院相比，普遍存在效率较低、经营状况较差、亏损突出的问题，目前全国超过40%的公立医院存在赤字，依靠国家和地方自治体的财政补助，公立医院成为“低效率”的代名词。 近年来，日本政府正在酝酿让股份公司进入医疗服务市场，以进一步鼓励医疗服务行业的竞争，提高公立医院的经营效率。 总之，由于在医疗服务市场引入了市场竞争机制，让民间力量参与医疗卫生设施建设，一方面可直接迅速扩大全社会的医疗卫生资源总量，同时使政府可以集中财力用于兴办诸如防治传染病、精神病及其他公益性、低营利性的公共卫生保健事业，这是战后日本公共卫生事业得以较全面发展的重要体制性因素。 启示 建立并完善应对公共卫生事件的法律法规体系和防范体制。当前，除了全面落实国务院最近颁布下发的“条例”精神外，应进一步出台或完善其他相关的法律法规，抓紧建立规范有序的经常性工作机制，落实从中央至省（市）、县三级防范处理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的组织体系和部门分工体制，强化医疗卫生主管部门和医疗中介组织应对处理类似事件的应有责任和权限，降低政府及全社会应对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的成本，把公共卫生灾害的损失减少到最低限度。 抓紧编制符合我国国情的公共卫生体系建设发展规划。诸如国家省（市）、县三级疾病预防控制体系、卫生防疫检疫体系、公共卫生保健体系、急救医疗体系、农村乡镇医疗卫生体系的建设发展计划，以及各级各类医疗卫生技术人才培养教育的中长期计划等等，都应该统筹规划，分别轻重缓急，突出薄弱环节，分期分批逐步加以解决。 加快建立健全我国的公共财政体制，突出增加对公共医疗卫生体系建设的资金投入。要逐步减少乃至最终取消政府财政对一般竞争性领域和行业的投入，大幅度增加包括公共卫生事业在内的社会公益事业的财政投入，特别是要建立对公共卫生体系与疾病防疫体系、急救医疗体系、公共环境卫生、公民健康保健、食品卫生安全与检疫体系等的经常性财政投入制度，同时应突出加强对广大农村地区和边远地区的公共卫生体系建设，提高国家财政对上述事业的财力支持力度。 加快我国医疗卫生事业管理体制的改革步伐。适应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的进程，彻底打破长期以来各级政府包办医疗卫生事业的积弊，依靠社会力量和引入市场竞争机制，制定必要的财政投融资政策和相关优惠政策措施，积极鼓励社会力量包括利用民间资金、吸引外资等兴办各种医疗卫生设施，特别应鼓励民间资金投入到广大农村和中西部地区兴办医疗卫生设施，国家给予财政投融资、减免税收等更加优惠的政策措施，同时政府应集中有限财力兴办公益性、非营利性的公共卫生设施，以加快我国卫生事业的发展步伐，促进各项社会事业的协调发展。   【文章链接】

SARS带来了一些制度变迁和观念变化，但民众在维权、参政议政、对政府的监督方面依然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或者说，改革距离今日民众的预期还有一定距离。 中国改革开放后的三十多年中，从未有一起公共事件像10年前的SARS一样引发如此大规模公开的反思与制度检讨。SARS让一个观念深入人心，就是政府必须给予强有力的监督，才能为人民服务。 “S—，A—，R—，S—，”韩国导演终于逐个字母拼出了那个缩写，也拼出了他的担忧。此前，翻译未到，我们交流不畅，他用手比划着，不知怎么表达那个词。事后想来，从一开始见面，得知我们来自中国广东后，他就对我们疑窦丛生了。 翻译到了，我们告诉导演，SARS在两年前就已经烟消云散，中国的所有城市，也早已从世界卫生组织的疫区名单中除名。 这位韩国著名青年导演仍用将信将疑的目光看着我们，正在这时，一位同事不合时宜地咳嗽了一声，导演起身中止了谈话，走到窗边，打开窗户，大风吹进来。接下来，我们的采访，就伴随着嗖嗖的凉风与百页窗帘及窗框持续的碰撞声。 这是2005年春天，首尔闹市区一座写字楼。在我十多年的记者生涯中，这次采访是记忆最为深刻的几次之一，尽管，无论是采访对象的知名度，还是后来稿件的影响力，在我的职业经历中都不值特书，采访本身，看起来也例行公事般地波澜不惊。 一个警惕的眼神与一次看似不经意的开窗举动已经足够。人生第一次，我感到祖国的形象与我个人建立了具体联系。 直说吧，受人歧视的感觉。 毫无疑问，在外国人眼中，中国是疫区，是SARS起源地，所有中国人，都是潜在的致命病毒的携带者。 不出国，很难真实感受到一个国家在世界上的形象。 2005年距SARS肆虐已过去两年，在中国每年层出不穷的事件与话题中，SARS也早已不是国人谈论的热点。但是，他国人却没有忘记“中国的SARS”。苏珊·桑塔格在《疾病的隐喻》一书中指出，对疾病的想象与对异邦的想象之间存在着某种联系。它或许就隐藏在有关邪恶的概念中，即不合时宜地把邪恶与非我、异族、落后等同起来。人们通常认为，污染者总是邪恶的。 桑塔格指出了人性的一个弱点，疾病本身是一种客观事实，它没有正义邪恶之分，而人们对待疾病、对待患者的态度却有这个区分。这一点，非但韩国人，中国人、所有人都可能有这个弱点。 反观中国自身，多大程度上因为自身的原因予人口实？ 2002年底，SARS降临南中国像是一次天灾，而接下来相关的政府部门及其他方面应对的态度更像是一场人祸，对真相的遮蔽、隐瞒和怠于应对，直接造成了2003年春天疫魔的大面积肆虐，引发了一场罕见的全国性危机，直至危及全球。 如果一开始就有一个正常的应对机制，如果一开始就秉持公开透明的原则，最根本的，如果权力源于人民对人民负责的认识能深植于各级政府理念之中，SARS所造成的威胁本来会小得多。 今年是SARS危机的第10年。10年来，有无数对灾难的反思。 回顾当年的媒体报道，情景历历在目。2003年2月上旬，广州疫情已经危急，却未见任何来自官方的信息。2月10日，广州各媒体还接到三道紧急通知，被要求严格遵守新闻纪律，不得擅自对“非典型肺炎”进行报道。又过了一天，2月11日，在疫情已出现近三个月后，广州市政府和广东省卫生厅才首次先后召开新闻发布会，公布广东省已有感染“非典型肺炎”患者305例，死亡5例。并且，按照当时的说法，疫情已经得到控制。 在社会和公众茫然不觉的情况下，SARS开始从广东走向全国、走向世界。3月中旬，北京召开“两会”期间，疫魔已悄然进驻。 在官方信息不畅的情形下，流言已遍布北京的大街小巷。事实上，整个中国的SARS疫情已日趋严重，但4月3日，医生出身的卫生部长张文康仍声称中国是“安全的”，“发病人数明显减少，治愈人数显著增加”。 在SARS阴影笼罩的春天里，官方声音是：“疫情得到了有效控制”，世卫组织却在4月11日再次将北京定为疫区。 4月20日，中国政府对SARS的态度来了个180度的转弯。代替张文康出席新闻发布会的卫生部副部长高强公布：“截至4月18日，全国累计报告非典病例1807例，其中，北京339例……”而仅仅在5天前，官方披露的北京SARS确诊病例只有37例。 高强承认：“由于有关部门信息统计、监测报告、追踪调查等方面的工作机制不健全，疫情统计存在较大疏漏，没有做到准确地上报疫情数字。” 随后，卫生部长张文康解职，北京市长孟学农解职。 当时，各方面法律与制度都不完善，当年的“众志成城抗击非典”更像是一场全面动员的运动。 正是SARS带来的这场运动，孕育和催生了日后中国诸多影响深远的法规与制度。 SARS危机首先暴露的，是中国政府信息资源管理的严重滞后。公众对政务信息公开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尽快建立健全在公民知情权基础上的政府信息公开制度成为共识。 在SARS爆发后的几个月里，广州市率先出台了《政府政务信息公开法》，及至2008年5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实施，公民的知情权第一次在法律上得到保障。 中国法学会信息法研究会副会长周汉华曾向媒体表示，《条例》实施带来的首要的、巨大的挑战是我国目前非常粗放的政府信息资源管理方式。“这种管理方式相当落后，按照这种管理方式，我国的政府机关可能会对前来申请公开信息的公民说，我没有什么信息可以公开。目前政府机关亟须做的就是进行翻箱倒柜式的清理工作，因为政府信息公开是个技术活儿，需要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投入这项工作。” 周汉华坦言：“尽管目前已经有了国家法规，但距离真正的阳光政府，还有比较远的距离。” 两名部级官员的免职在国内政界堪称引发了一场地震，新一届政府掀起的问责风暴由此开端，后面仅在SARS期间被问责的官员就达上百人。 在中国问责制的发展历程中，SARS之年是一个重要的年份。这一年是新中国历史上首次在突发灾害事件中，短时间内就同一问题连续地、大范围地追究官员责任。“问责风暴”的启动，被认为是中国战胜SARS危机的转折点。 2004年春，《党政领导干部辞职暂行规定》紧急颁布，规定党政领导干部因工作严重失误、失职造成重大损失或者恶劣影响，或者对重大事故负有重要领导责任者，不宜再担任现职，本人应当引咎辞去现任领导职务。 2005年4月，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首次以法律形式明确规定了引咎辞职制度。 进入2008年，深圳市龙岗区舞厅火灾、“三鹿奶粉”事件、山西襄汾尾矿库溃坝特大事故等一系列标志性事件，让这一年成为“干部问责年”。有学者指出，对失职官员问责如此集中、如此猛烈，达到了2003年以来官员问责的最高峰。 到2009年，问责制度化的特征更加明显。江苏、甘肃、河北、重庆、四川等地，相继针对“庸官”不作为、乱作为和不会作为出台了问责规定。直至6月30日，中办国办印发《关于实行党政领导干部问责的暂行规定》，干部问责制度化达到了“高峰”。 除了政府信息公开制度与官员问责制度，以SARS事件为契机，近十年来，中国还建立健全了突发公共事件卫生应急体系、医疗防疫体系、新闻发言制度、突发事件应对法等制度法规。 “从这个角度来说，SARS提醒了我们。”学者李培林曾对媒体说，经济增长是有底线的，如果经济增长总是一枝独秀，不能与环境、医疗保障、就业等其他相关因素协调发展，一旦底线被突破，迟早有一天人们会受到来自这些因素缺失的惩罚。 可以说，改革开放后的三十多年中，从未有一起公共事件像SARS一样引发如此大规模的反思与制度检讨。SARS还让一个观念深入人心，就是政府必须给予强有力的监督，才能为人民服务。 2003年的“五四”纪念日前，学者资中筠曾撰文说，这次“非典”的突然袭击，我国有关当局从一开始到后来态度的转变过程与“五四”的两大主题——科学与民主——有密切关联： 首先是科学：当然医学是科学，但这里科学的含义首先是一种精神，一种价值取向，而不仅仅指科学知识或技术水平。科学精神就是在承认事实的基础上追求真理。把“真实”放在一切其他的考虑之上，例如政治影响、“国家形象”、领导“面子”、部门利益、经济收入、个人仕途等等。在我国，“真实”常常要服从于上述种种考虑，特别是所谓“政治影响”。这是长期以来的政治生活培养出来的一种思维方式，从基层到各级官员都习以为常，几乎成为本能。一发生天灾人祸，首先考虑对外“口径”如何掌握，而不是穷追真相。 关于民主，基本要素之一就是“知情的公众(informed public)”。美国开国领袖之一杰弗逊有一句名言：“在一个文明国家，若指望在无知中得到自由，过去从未有过，将来也决办不到”。愚民政策显然与民主不相容。特别是在一个需要每一个公民自觉地与政府合作的疫病危机中，把公众蒙在鼓里，如何行得通？这一态度既不科学也不民主，已经造成了惨痛的后果，而且事与愿违，国家形象、政治影响、政府的可信度恰好因此受到严重损害；在政府开始说真话之后，群众却自动把疫情夸大几倍，造成谣言满天飞。中国老百姓的心理，对于坏事总是宁肯信小道而不愿信政府公开发表的消息。这是一种“狼来了”的心理状态，追根溯源，怪不得老百姓。惟一的治疗之道，只有坚持不懈地说真话，假以时日，必见成效。 SARS后的10年，中国经济依旧快速成长。与此同时，根源于政治体制改革滞后的诸多问题日益显露，如贫富分化，官员贪腐，公权对私权的粗暴干涉，住房、医疗、教育等诸多民生问题……另一方面，互联网特别是社交网络、自媒体迅猛发展，与维权运动、公民运动互相支持，在监督政府、信息公开、公民教育、环境保护、市民自治、基层民主方面功莫大焉，中国社会的人心所向、对公权的警惕、对何谓正常规范社会的认识，已大不同于10年之前。 SARS带来了一些制度变迁和观念变化，但民众在维权、参政议政、对政府的监督方面依然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或者说，改革距离今日民众的预期还有一定距离。 （实习记者曾宪胤对本文亦有贡献） （黄广明，《南方人物周刊》主笔。文章来源：《南方人物周刊》）   【原文链接】